情绪控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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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如何进行语文复习才有利于知识的巩固和升华，有利于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呢？我们大多数语文教师是能妥当地安排好语文复习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认为复习不复习一个样，随意复习，连考试范围，有多少个知识点都不闻不问。

方法：为了赶进度，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堂堂填，天天灌，学生无暇动脑与动手；复习无计划，见到什么复习什么；只练不讲评，公布答案就完事。

资料：滥发资料，整天做练习，消化不良。

时间：为赶进度“开快车”，煮“夹生饭”；“老牛拖破车”，考试日期到了还未复习完一个循环；无计划无目的，听其自然，复习到哪里算哪里。

二、控制论及其核心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过，所谓控制就是“根据过去操作情况去调整未来的行为”。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原理。“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反馈信息，才能实现控制”。人们要实现主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就得有意识地对反馈信息进行自我调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卢姆认为，反馈信息主要是通过评价发生的，并进而提出了诊断性评价（学生入学时对学生的认识和情感评价）、形成性评价（在课程编制、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系统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对整个教学过程所取得的较大成果进行更为全面的评定）。通过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转换，形成“螺旋式”反馈信息网，教学信息能够及时反馈调节，教学不断向最优化发展。

三、高考语文复习中的控制思想

将控制论思想运用到高考语文复习中，就是要随时通过反馈来掌握复习现状与目标间的距离，以达到教学目的的最优化。为此，在复习过程中，应经常搜集学生对复习内容、方法的看法，可采用个别谈话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便及时调整复习节奏、方法等。

传统的语文复习方法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安排学生做练习的单向信息传递的过程，学生感到枯燥无味，觉得语文复习不复习一个样。如图一：

定向讲知识（师）做练习（生）讲评（师）

而采用反馈式复习，则有助于教学双方充分的信息反馈，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收状态转变为富于强烈的参与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便形成能力，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如图二：

（附图{图}）

四、教学实践

根据反馈原理，要实现语文复习过程的最优化，就必须对复习信息实行目标控制、结构控制和数量质量控制，即定向、定量、定势、定序和定度。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谈谈笔者在高考复习中的一些探索。

（一）定向控制

所谓定向控制，就是指每一阶段的教学都应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对于高考语文复习来说“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就是教学目标。我们在复习中常常会发问，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耕耘，却收获不多？为什么有些人没我投入多，而收获却大于我？实际上，这是在复习中做了不少无用功的缘故。

严格按照考试说明来指导我们的复习与训练，是大面积提高高考质量的有效途径。要知道，高考命题的唯一依据就是“考试说明”的30条要求。它是命题的指挥棒，代表了社会，也代表了高等院校在具体学科上对考生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的质量要求。我在指导学生复习时，首先组织学生学习“考试说明”。在复习每一个知识点时，明确“考试说明”中有何规定，从而懂得考什么和不考什么，知道哪些内容在历次高考中已经出现过，哪些还没有露过面。比如不少的高考复习资料中都设计有“单纯词和合成词”专项训练，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考试说明”明文规定“不考名词术语”。高考也多年未考单纯词和合成词了。又比如1995年“考试说明”删去了“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常用的字典词典”一项，于是我们复习字典词典的时间就可大大减少。总之，只要按照“考试说明”来复习和训练，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提高复习效率。

（二）定量控制

所谓定量控制，就是对课时量、课堂教学容量及训练量要进行控制。量次不足，固然不能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量次过于频繁，学生不胜负担，同样也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

现在在定量控制上分歧最大的是训练量的控制。到了后期，我的做法是：以练评为主，一日一小练，一周一中练，一月一大练。练后必讲评，而练习和评讲都安排语文课堂上，不占用课外时间。有的教师常常说要“精讲多练”“多读多写”。但讲多少为精，练（读写）多少为多，缺乏一定的标准，缺乏量的依据。还有“题海战术”。到底做多少题才成其为“海”，也不得而知。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再做“重复劳动”的练习，就不是“题海战术”。为衡量是不是“重复劳动”，我设计了一个表，如下所示：

（附图{图}）

每次考试后，我都用它来统计测验情况，凡正确率高于80％的题目，就认为该知识点和能力点已达到要求，以后就可少做此类练习；正确率低于80％的题目，就认为该知识点和能力点未达要求，评讲时更细，以后就可多做此类练习。这样，使训练做到有的放矢，减少无效劳动。

（三）定度控制

定度控制，其实就是如何遵循量力性原则的问题。量力性原则告诉我们：教学必须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处在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其身心发展既有共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也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因此高考语文复习也要因材施教。

对于语文差生，必须加强课外辅导，每次考试后，我都对差生进行单独辅导，指出其试卷中存在的知识和能力问题，提高语文成绩的途径，以及解题的方法，并激励他们拼搏的信心，在高考中收效颇大。

在复习期间，我通过个别谈话发现，一部分学生对单一的语言训练已露出厌倦情绪，这是个危险信号，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复习效果。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根据量力性原则，重复的单一劳动会引起大脑疲劳。根据学生实际，在一堂课开头的三至五分钟，我开辟了一个小栏目——“时文美文欣赏”。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引人入胜的散文、出人意料的微型小说、幽默风趣的笑话、贴切生动的广告，博得了学生的阵阵笑声，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激发了学好语言的强烈愿望。

（四）定序控制

所谓定序控制，就是指对进入流动过程的信息在程序上进行科学组合，它是优化学生思维流程的重要手段。

我在高考复习和训练中是这样安排的：以两个星期为一个单元，把语文复习分为四部分进行：语言知识及其运用4课时，文言阅读2课时，现代文阅读3课时，作文3课时。这四部分交叉进行，而都以“考试说明”为根据。为了巩固分项复习的成果，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综合检测成绩，每月还安排了一次综合考试，并做好讲评工作。到了后期，综合检测和专项练习（难点疑点训练）交叉进行。

高考复习不但要有宏观上的总体安排，还要有微观上的局部操作程序。比如作文的复习和训练，就要全方位地规范化地进行，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都要练；命题作文要练，材料作文也要练；整篇文章要写，片断训练也要搞，甚至文章修改也不能放松。要用一定的课时来进行审题训练，并努力提高作文讲评课的质量。同时，对书写训练，要经常提醒，不断检查。这不仅是为了高考，更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为了控制好学生的规范化作文训练，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卡片作文教学，如下图所示：

（附图{图}）

这样，有利于克服写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利于高考，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五）定势控制

所谓定势控制，就是对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过程中的思维趋势、思想感情的控制。当学生的思想感情与教学内容不协调时，教师要加以诱导，使之与教学内容相协调；当学生思维不是处于积极状态时，教师应通过口头语言、态势语言以及所创设的情景使之兴奋。

在进行复习和训练过程中，要十分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学生高考前的压力很大，有的急得坐卧不安，有的到处猜题押题，有的变得焦躁、失眠，不思茶饭，有的则破罐子破摔。这些都是心理素质不好的体现，会影响学生语文水平的发挥。因而平时必须注意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我的做法是：从总体上加强班集体管理，以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要求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找每个学生分别进行单独谈话，分析其答题时的心理障碍，提出下次测试时的要求。

五、教学效果

第2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高校政工干部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作为高校学生工作的生力军，紧密贴近学生，在心理危机防护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就“如何做好危机预警与识别、危机处理和危机后的管理工作”做出了阐述。 

1 构建完善的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1.1 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构建学工条线预警机制 

古人云：“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 在高校的工作中要防止危机、控制危机、管理危机，首先必须理性地认识危机，并构建科学的预警机制。 

第一，做好大学生心理测评工作。我校在新生入学时都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及评估， 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学生的整体心理状况，依据测试结果，及时预防并及早发现有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问题，避免不必要的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第二，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政工干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到学生教室、宿舍中去与学生交流，尤其是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心理障碍、学习困难、就业困难等特殊群体学生。并通过校报、网站、板报等媒体宣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积极营造校园“心育”氛围。 

第三，构建畅通的学生信息体系。高校要建立起由“学校学工处学院班级宿舍”这样一个网络预警体系，从最基层起，从下而上，层层落实，形成较为完善的信息体系， 保证信息上传下达的畅顺，随时掌握学生的心理，随时掌握学生的心理， 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解其所难，确保危机事件能准确、快速、通畅、有效的解决。 

第四，构建人员互动体系。高校突发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处理，头绪繁多，问题重重，但有五组关系必须妥善把握好。努力处理好与司法机构、学校上级、新闻媒体、学生家属以及一线政工干部的关系，防止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出现。 

1.2 整合校内外资源，健全学校稳定工作队伍管理机制 

第一，合理利用校内资源。高校学生的心理危机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一个部门能独立完成，因此，我们本着“大校园安全观”的理念，从完善队伍结构入手，从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思想工作、安全保卫和网络管理等几个方面，加强队伍建设，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合力形成，并加强对应急力量的培训和管理，切实提高队伍危机干预能力。 

第二，积极吸纳校外资源。高校的心理危机管理工作离不开社会，与国家、地方政府、社区、社会保障机构以及学生家庭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高校应该主动、积极地拓展高校危机管理的工作领域，保持与社会各级相关部门的联系，整合资源，共同为高校危机管理工作做出努力。 

2 心理危机的应对与处理 

2.1 观察和跟踪调查 

进行专业的心理诊断和鉴别；跟踪调查容易出现心理危机的高危人群；一旦发现有自杀意念的学生，立即转移到安全的环境，并成立监护小组，实行24小时全程监护，确保学生人身安全，同时上报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并通知学生家长到校共同采取干预措施。在此过程需要辅导员要妥善安排中间环节，不给被监控的学生造成心理上的伤害。重要的是对这样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让其感受到人际之间的关怀和温暖。 

2.2 实施转介 

（1）请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心理评估。（2）对有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的学生应该转介到精神卫生机构以便及时采取心理治疗或住院治疗等措施。（3）对有自杀意念学生、已经实施了自杀的行动但没有完成或已经完成自杀的学生应立即送到专门机构进行救治。 

2.3 及时挽救生命 

学校各级部门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一旦得到危机信息，学校要立即通过各种方式，挽救学生生命。 

   　3 心理危机后的管理 

危机后管理阶段中，辅导员的工作重点（下转第187页）（上接第185页）在于安抚当事人及其周围人员的情绪，尽量让他们保持稳定，并努力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契机。 

（1）将心理危机事件及时上报到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协助做好减轻当事人心理压力，调试情绪的工作。尽力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危机带来的遗留问题，把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尽快使他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中。 

（2）做好对周围人员进行心理救助的相关工作。产生心理危机当事人的同学可能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应，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及时对他们进行危机后心理救助。比如，可以和自杀者的同学探讨关于自杀者死亡的相关情况；询问同学对该事件的感受，给予同理心和情感的支持；允许学生表达他们的悲伤、内疚、自责等等情绪并让他们明白，这一系列的情绪反应都是正常的。 

（3）对学生进行危机后教育，教育学生“如果自己出现了心理危机，要主动寻求帮助，要相信有人愿意帮助你，可以向学校咨询中心求助或校外的心理咨询机构求助”。 

4 高校危机干预工作努力方向 

学校突发危机事件既能暴露出各项工作中的问题，又能促进日常工作在这种特殊压力下得到创新，因此需要不失时机地及时总结教训，认真评估结果，明确工作方向。 

4.1 普及危机教育，提升应对能力 

第一，加强学生的危机教育普及工作。从众多高校突发危机实践包括我校的几起事件不难看出，大学生的危机意识较为薄弱，对危机识别和应对的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要通过宣传资料、电视节目、网络等途将心理危机教育的普及工作覆盖到全校学生，将危机事件的预防、处理既成为一种学校管理行为，又渗透到每一个学生的意识之中，使他们成为危机事件的自助者。 

第二，加大心理危机应对的连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针对危机应对，学校要培养全体教职员工“全员育人”的意识，所有的应急措施离不开全体成员的配合和动员。因此，要加大对连接人员的应对危机能力的培训力度，对他们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只有这样，应对机制才更科学更有效。 

4.2 加强实证性研究，拓宽危及研究领域 

目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已成为较新的学科领域，由于危机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该领域的研究会涉及到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管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信息管理、传播学、心理学、伦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拓宽研究视角、拓展研究领域，并重视案例的收集、整理，加强实例分析，改进措施，切实提高危机管理的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第3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内容]

    80年代以来，中学作文教学与阅读教学一样，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中作了不少探索，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控制论”为指导，研究作文教学定向、定质、定量、定序等内容；2.以“系统论”为指导，探讨作文教学中教师、学生、知识（能力）等结构的功能在系统整体中的最佳组合，探讨作文教学的序列；3.以“信息论”为指导，探求信息输入、检索、传递、输出、反馈等环节的最佳状态；4.寻求阅读与写作教学的最佳结合方法，或读写结合，或以读促写，或以写带读；5.强调学生的思维、语言训练；6.注意学生的生活实践，指导观察、分析、积累；7.改进作文教学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以培养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样分类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交叉渗透，难以截然分开的。这些探索研究的深度、广度尽管不尽相同，但却各具特色，无疑都是有益的尝试。

    但是，与阅读教学一样，作文教学并没有因此扭转效率低的被动局面。如果把阅读与写作比作语文教学的两条腿，尽管阅读这条腿还远非人们期望的那样健壮，而作文这条腿较之“阅读”明显短了一截！其原因值得认真研究。

    任何一种教育研究都应该具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研究，即用一定的哲学原理来阐述和规定某一种教育的本质、规律和目的等；二是教育原则研究，即运用理论研究成果来确定此一处教育的内容，基本要求，指导性原则，检测标准等；三是教育（教学）方法研究，用以规范实施上述要求、原则的具体操作方法、操作程序等。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反观作文教学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作文教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层面，理论研究的队伍小，研究成果也缺乏深厚的理论内涵，有的论文仅是某一时期迎合某一热点话题的即兴之作。因而很难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必然影响教育原则研究的理论层面。公正地说，这十几年来，作文教育原则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如语文教学大纲、教材的不断修订和完善；作文检测标准的改进等都表明作文教学研究的成绩。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作文教学改革的成绩仍不尽人意，例如，比较符合汉语语言特点的统编作文教材至今没有问世；试图通过对内容、语言、结构三种独立成分的“分项累计”或“分项综合”而试行的作文质量检测标准，效果仍不理想；有一些经过试点并逐步推广，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至今仍属于“民间行为”，教育主管部门显得过分谨慎，因而推广不力，难以大面积丰收。最活跃的当推操作性很强的教学方法研究。广大语文教师对作文教学落后局面有切身感受，于是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前进，大胆改革。有的提倡学生多写多练，有的指导学生办手抄报，有的坚持课前五分钟讲话，有的鼓励学生对教师批改写“读后小记”，有的规定学生写日记、周记、读书笔记……内容十分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但这些仅仅是少数教师的个体行为，难以形成作文教学改革的“大气候”。

    作文教学研究中存在的整体结构上的涣散，成果推广上的不力，经验总结上的不深，是导致作文教学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着一定的教学实践，理论研究中的某种先天不足，势必导致实践中的某种失衡或失误，作文教学中实际存在的“四重四轻”就是这种失衡或失误的表现。

    一、重形式、轻内容。作文教学的任务之一，是要解决“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问题，即内容与形式问题。作文教学现状是，大部分教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指导学生“怎样写”上。审题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过渡照应、开头结尾等等都要详细讲，反复讲；学生则认真练，反复练。但效果往往不佳，因为它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叶圣陶先生在《作文论》中指出：“我们不能只思索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等等问题。”他还在《语文教育书简》中指出：“通过写作关，大概须在思想认识方面多下功夫，思想认识是文章的质料。”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指出：“前人在作文训练中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这种经验，显然是值得重视的。”这里的质料（思想认识），原料（思想情感），写作兴趣，思考能力等等，我们不是没有注意，而是缺乏足够重视，或者说重视的程度不到位。作文是人写的，但我们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往往比较注意作文本身，而忽视写作文的学生，把作文教学引向传授知识、技巧的死胡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二、重批改，轻指导。批改也是指导。新大纲规定，作文评改可以采用详细评改、浏览检查等多种方式，使教师得以从“精批细改”的重压下喘息片刻。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教师之所以“业至辛勤”地批改作文，除了责任心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挑剔性的检查。教师积极改进批改方法，本意是想提高作文指导的效率，正因为这样，学生作文本上“朱笔留痕”可能少了，某些病句、错别字可能漏过了，忽略了。这能得到领导和家长的理解和首肯吗？显然，这里的“重批改”对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涵义，纠正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要达成共识。

第4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机械基础》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拙课，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也是专业基础课程中较难掌握的一门课。本文从分析学生学不好本课程原因着手，提出在教学中采用现代化技术的重要性及应用方法。

《机械基础》是机械类专业的基础课，它的教学成败将直接影响本专业其他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如何在学习《机械基础》学科中，帮助他们在建立兴趣和学习自信心的同时.激发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这是摆在所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面前的重要任务。但在《机械基础》教学实践中的每一次测验、考试之后，教师就会发现已经教过多遍学生本应该掌握的内容，不少学生实际上并未真正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及如何解决呢?

一、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主观教学。现在课堂里传授的各科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最后结果，课堂教学就是把人类认识的最终结果教给学生。人类认识的最后结果是高度抽象化、概念化、充满分析推理的理性思维形式。在学生这个年龄阶段，他们的认识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抽象、理想模型对他们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方式，在认识上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冲突，导致了教师滔滔不绝、津津乐道，而学生却一窍不通的结果。问题就产生在已经学过多遍且教过多遍的教师，往往很难体会一个初学者在接触新概念、新知识时可能产生的种种错误和误解，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学生的客观实际。从《机械基础》教学来看，职业学校的学生从初中升入职高一般数学等文化基础较差，且实际生活、工作经验不足，对《机械基础》中的有关计算、机械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等不能马上充分理解，学习《机械基础》的困难较大，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害怕学不了，学不好。通过调查发现进入职校学习的学生自信心普遍较弱，有的学生低估自己的潜能.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态势，从而对学习失去兴趣，更谈不上主动性和进取心，得过且过，这对他们的成长十分不利，对学习《机械基础》课程也不利。如果教师对学生怎样思维、怎样进行学习、心理发展等一些根本性问题知之甚少，那么就会造成《机械基础》教学的可靠性较差、效率较低、质量不高的现象。只有掌握学生的一些根本想法才能赢得主动，因此，解决《机械基础》教学中教与学的矛盾首先就在于解决好两种不同认识方式的接口和匹配的问题。

(2)教学缺乏反馈。现代控制论告诉人们:对一个系统的有效控制必须取得足够的信息量，反馈是系统优化的关键，没有反馈的系统是无法实现控制和无从优化的。一个系统要高效、稳定，必须通过反馈调控才能实现，因此，《机械基础》教学中的反馈是+分重要的。课堂上的察言观色、个别提问、课外作业、测试考试等，无一不是为了从学生那里取得反馈信息改进教学。由于传统的教学手段费时太多，致使教师无法由此获得足够的信息量以准确、及时地调控自己的教学.使教学成为单向的、缺乏有效反馈的、盲目性极大的低效传输系统。这种缺损的教学带来了可靠性较差、效率不高、质量较低的必然结果。

(3)课堂中角色移位人是能动的个体，学生的学习和个性的发展是机体自我组织的过程，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因此，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教学的主体。但在课堂教学中却出现了另一个颠倒和角色移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成了被动的接受者，课堂教学是“满堂灌”“一言堂”，一切由教师说了算，扼杀了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和发挥。

二、在教学中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

(1)运用多媒体技术，按学生的认识规律组织教学现代教育技术以计算机为核心，综合处理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以及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建立起逻辑连接.以表达更丰富更复杂的思想或方法，这些教学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作用于学生的各个感官，使学生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感受。当代高新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机械基础》教学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使传统的“一嘴巴、一支粉笔、简单挂图”的说教变成多感官刺激，使抽象变得具体、形象，使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使静的变成动的。这就使教师有可能为学生创设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情景，让学生对《机械基础》认识的最后结果变得生动、有趣、充满魅力，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为学生所接受，大大提高《机械基础》教学的质量。《机械基础》课程的特点是概念多、原理多、公式多、图表多。能否使学生真正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是学好机械基础这门课程的前提和基础。例如机械基础课程中常见传动机构: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步进运动机构等工作原理与实际联系比较紧密，如果照本宣科，学生是很难理解其原理的，无法掌握相应其他对应的知识点。反之采用多媒体课件，可以把枯燥高深的理论通过生动、直观的形式充分展现，同时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充满新颖性、多样性、趣味性，使他们带着一种好奇心进入教学中，从而使他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掌握知识要点。例如通过多媒体课件演示曲柄摇杆机构两次共线的运动情况，证明曲柄存在的条件、死点位置、极位夹角、急回特性等问题，感受非常直观，否则你就是费尽口舌也难以讲清原理.难以让学生掌握知识。

(2)构建双向双控的反馈教学模式。若不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再好的教学软件也只能解决优化教学过程的一半问题.即教的一半，教学中依然是教师为中心的一言堂教学模式，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因此必须补上另一半，即学的一半，构建一个双向双控的反馈模式.这样的教学才是完整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从反馈信息中不断调控自己的教和学，这样的控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而是教师的他控和学生自控的完美结合，必将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现代教育技术不仅提供了《机械基础》教学的多媒体技术，同时也提供了《机械基础》教学质量多媒体教学反馈测评系统。由于系统的介入，营造一个学生得以参与《机械基础》教学过程的具体环境，沟通了师生之间的信息通道，使以学生为主体和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得以落实。在获取的大量反馈信息中，为《机械基础》教学管理提供了一个数据化的环境，教师可以从量的积累中发现质的规定性。

第5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关键词 美联社；社交媒体；守则；记者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149-02

基于Web2.0时代横空而出的社交媒体方兴未艾，随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和社交媒体客户端的推广，社交媒体已经作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对记者而言，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更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制作流程的简化和周期的大幅度缩减。但“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1]社交媒体使用的低门槛、低成本使信息流通趋向扁平化、去阶层化的同时，被弱化的把关功能往往导致诸多问题。

2011年，美联社记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捕，其同事在没有事先告知美联社的情况下，抢先在Twitter上消息，引发了关于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自由与记者角色的讨论；而在国内，同样存在着许多记者使用社交媒体不当的案例。所以，在“一番左支右绌、疲于补漏之后，国外媒体对记者微博的管理手段趋于严厉，红线和增多。”[2]国际上许多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以及报社电视台先后制定了社会化网络行为管理规范，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08年了《BBC社会化媒体使用指南》，美联社从2009年开始就根据社交媒体实践情况不断更新员工规范，到2013年，《美联社员工社交媒体使用守则》已进行了多次修订，希望通过对国外相关守则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利的借鉴。

1 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记者应当明确自身角色定位

《美联社员工社交媒体使用守则》“建议员工在一个社交网络上只用一个账号，既用于工作，也用于个人社交。”，“员工需要意识到，他们透露的关于自己或同事的任何观点和个人信息都有可能会被与美联社的名字联系起来。”在相对自由的社交媒体环境下，记者的确享有传播的自由权利，但是，记者的形象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用户，他们是供职于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的记者；在使用微博等社交媒体时，记者的角色和普通用户的角色不是一张纸的两面，能够非此即彼地随时切换，所以记者需要时刻明确自己的职业角色――首先是记者甚至是公众人物，其次才是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因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受众也并不完全会将二者区分开来。而记者所的内容会不自觉地带有长期在某个媒体形成的语言习惯和观点烙印，所以，记者首先要明确社交媒体中自己的角色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通过社交获得信息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职业习惯，对信息的检索和捕捉能力较强，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在媒体的品牌效应让记者能够更多地获得消息来源，这也就是当记者在获得潜在的新闻信息时，首先应当上报给供职媒体，而非擅自到网上，赚取点击量和粉丝的原因之一。而对于粉丝关注度很高的知名记者以及电视记者，则更需要以一名公众人物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在社交媒体中的表达，如果记者出现与受众对公众人物的期待不符的情况，其个人和所在媒体的形象都将受到消极影响。

而记者如果对自身有着明晰的角色定位，会相对产生出更加积极的效果。北京时间2014年4月3日凌晨，《华西都市报》官微的：“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被绑架”的独家新闻就是该报记者在休假过程中亲历的突发事件。记者第一时间将在现场抓拍到的照片通过微信发送到所在媒体，经过密切配合成就了《华西都市报》对整个事件的独家报道。

2秉持真实、客观的专业素养

新版守则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美联社告诫员工：“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那些来自社交网络的消息，要用与验证从其他渠道获得消息相同的方法加以检验。”“假新闻是微博的阿喀琉斯之踵”，随着社交媒体对传统意义下媒介“把关人”作用的消解，记者的自觉性和对信息的判断力都应当有意识地增强，这既是作为职业媒体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其所在媒介品牌的维护。在“金庸去世”的假新闻出现微博上半个小时之内，当网络正处于一片惋惜的混乱时刻，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及时在微博上质疑并澄清了这则假新闻。作为记者，应该发挥好自己的判断能力，及时发现错误信息，进行勘误，无论对自身还是对所在媒介，都具有积极意义。

《权力的媒介》作者阿特休尔说：“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圣杯应当是客观性法则。如果他缺少这些东西，其身份就会贬低，其结果就可能使其职业遭到毁灭之灾。”守则中，美联社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记者使用社交媒体时的客观和平衡性：“员工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损害美联社作为一个不带偏见的新闻源的声誉。”；“旨在为采写报道而收集观点的帖子时必须清楚地表明我们寻求的是关于某个话题的各方观点。”同时也号召员工力求避免“原汁原味的转发”。2014年3月8日凌晨，飞往北京的马航MH370航班起飞后同地面失联。多个小时搜救无果后，微博上充斥着各种猜测与祈祷。在没有确定客机去向和是否坠毁的情况下，一些粉丝众多的记者和媒体人在微博上情绪化的转发不仅造成了煽情信息的泛滥，甚至会让受众产生：记者微博消费灾难，传播谣言的印象。

而当面对“网络暴力”的蔓延，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记者所关注的，往往是舆论的暴风眼。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获得信息，记者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应尽量关注不同方面的消息来源，面对争议性的问题，一定要本着客观、平衡的立场去对待。

3 坚守伦理道德的准绳

守则强调要力求避免非议他人以及同那些情绪激动、失去理智的读者反复争执。“微博的负面现象，多数属于道德和文化认识问题，没有必要由行政，甚至司法直接干预。”[3]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角色多样，记者的角色转换也十分频繁，但是这些角色应该共同恪守的道德底线不可僭越。即使作为普通公民，也必须有职业操守和道德追求，不能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对他人、对自己造成伤害。而如果以一个普通记者甚至是公众人物的角色发言，就更应该有明晰的道德伦理准绳。

而在另外一些特殊情况下，记者需要借助社交媒体来维护公众的利益，2010年9月16日，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在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直播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围堵自焚拆迁户进京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不经过所在媒体，在遵守道德及法律的底线的前提下，为维护公众利益而直接将信息到微博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需要记者拥有相当的勇气和判断力，这对记者而言也是一种考验。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认为，功能不断延展的新媒体与社会的融合在深化，成为成就“中国梦”的积极力量。虽然我国国情和政治环境有着自己的特色，但在公共表达的前提下，适度的规范是记者微博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路透社和美联社的社交媒体指引，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它们仍在努力维持新闻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工作的规范和标准，即使是在社交媒体这个自由的平台上，如果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恐怕也在于此。”[4]

参考文献

[1]维纳.控制论[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文建.解读美联社《社交媒体使用守则》“成长史”[J].中国记者，2013（6）：19-20.

第6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阐述了体育传播的相关概念，研究综述了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生活影响，即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和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希望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体育传播 体育生活 影响

所谓体育传播就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体育传播中的信息，以文字、图像、声音、数字等形式存贮在报刊、图书、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介质上，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体育文化传播的目的[1]。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体育传播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体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具体而言，体育传播研究的学科基础主要是体育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随着传播的兴起及研究的深化，体育传播的研究领域受到重视，而且从不同的程度影响人们的生活。

一、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关于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外有所研究。如荆光辉等人在《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探析》中论述了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中体育需要、体育观等问题。其中教育与宣传对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新闻报刊、杂志的宣传与引导能有效地触发大学生体育生活的思维共振与行为互动。刘德佩和苗大培都对体育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中大众传媒是体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2]。许仲槐对广东部分开放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在影响居民体育价值观形成的因素中居第六位[3]。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以来，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对大众传媒机制的解释，受众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的焦点。 因此，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体育价值观和行为的效果问题的研究变得特别的重要。 以上的研究综述可以说明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价值观、行为的影响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否人们接触不同媒介会有不同的影响？还未见研究。

二、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关于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的研究主要有：陈天仁的研究认为“在影响青少年学生体育意识和正确体育价值观逐步形成的诸多主要因素中，大众媒介体育信息传播是首位的，其次是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 [4]，英国Goodger等人对柔道项目的电视转播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中体育传播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在张松贞等人的调查中，发现居民最初参加体育运动的影响因素中主要是受了同伴朋友的影响（49.2%）和大众传播的影响（37.5%）[5]。文葭等人的研究认为：“学生所受的各种教育都离不开媒介和电子传媒作为提供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形成 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电子传媒传播正确的体育信息， 对中学生的各种体育意识和理念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正确引导和培养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意识” 。符巍的研究表明，电视传媒作为大众媒介中普及率最广，影响力最高的一种媒介，对人们了解体育，欣赏体育到爱好体育参与体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体育生活。（37.5%）。王晓莹关于电视传媒体育信息的传播对北京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的研究证实“电视体育传播对激发人们的体育兴趣和帮助人们尝试锻炼有一定作用，同时，对人们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还指出：“接收电视体育传播越多的人，其参与体育的比例也越高[6]。李勇勤等通过调查认为，体育新闻媒介的宣传对大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会产生多方面积极的影响，如“87%的女生和87%的男生认为自己受体育新闻报道的影响，参与或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同时，体育新闻宣传对大学生“对体育意义、概念的认识”、“运动水平提高”及“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

综上研究来看，很多研究者公认传播会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影响，并认为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传媒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是否所有的媒体接触都会对人们体育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介接触的消极影响之一是导致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的减少，如何去验证？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未见研究。

三、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

关于大众传媒对体育消费行为影响的专门性研究还不多见。但是有研究者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中，大众传媒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西平等对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研究中指出群众的体育消费受到包括“新闻媒介对体育的宣传力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余军标等对厦门的调查认为在“激发体育消费中诸因素”中，大众传媒占第五位（3.93%）[8]。另外，应该认识到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体育信息的需求和获得体育信息的消费应该成为体育消费新的增长点之一。

前文从以上几个方面主要概述了与本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他还有很多成果在此未能——引用。在已有的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大众传播对体育价值观及体育行为方式影响进行了肯定。但体育传播对受众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程度是多少？不同的媒介种类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媒介内容对体育价值观和体育行为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影响受众媒体选择的因素与未来趋势是什么？面临媒介对人们体育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学校体育面临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体育教育的问题等都需要系统和深一步的研究。

四、结束语

从以上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关于大众媒介与学校体育的发展及对人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可见，有关大众传播与学校体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研究，即使是一般的关于大学体育和大众传播的研究也较少见报导，这种状况是亟待改变的。体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涉及到大众传播，揭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对人们影响的规律，可促进体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郝勤.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其理论架构[J].体育文化导刊，2003（9）.

[2]陈天仁.论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6.1.

[3]张讼贞等.我国大中城市人众传播媒介体育传播接收现状初探[J].体育与科学，1988（6）.

[4]刘德佩.体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变迁.[J]体育科学，1987（3）.

[5]许仲槐等.广东开放城市居民体育价值观的新积淀.[J]体育科学，1994（1）.

[6]王晓莹.电视信息传播对北京市城区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J]北体硕士论文，1998.

第7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关键词：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身心二元论；具身认知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4－0291－06

随着认知研究的深入，认知主义的局限性越发明显，而联结主义的改良并未使认知的研究摆脱困境。在对传统认知的批判中，具身思想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传统认知科学不同，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及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身体作为认知的主体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身体的概念，大脑已不再是认知产生的唯一器官。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体认”的方式提供了科学依据，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具身性研究的进展。认知的核心从大脑发展为身体，这样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首先来回顾一下传统符号加工认知理论。

1　传统认知理论

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5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他反对行为主义忽视内部心理机制的理论假设，认为思维、记忆、推理等高级心理过程才是行为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内部认知机制。认知心理学出现后诞生了两种研究范式，即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认知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强调符号加工。这种观点最初起源于控制论，早期的控制论者们主张用明晰的机制和数学形式来陈述心理现象背后的过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沃尔特·皮兹(Walter Pitts)在1943年撰写的论文《神经活动内在观念的逻辑演算》。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第一、逻辑是理解大脑和心理活动的恰当科学方法；第二、主张大脑是一种由神经元或元素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组合而成的装置。每个神经元如同真空二极管一样有两种状态：兴奋或抑制，这些神经元相互联结发挥着逻辑操作的作用，这样整个人脑可以被视为一部推理机器(Varela，Thompson，Rosch，1991／2010)。控制论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数字计算机的出现，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进路。1956年，西蒙(Simon)、乔姆斯基(Chomsky)、明斯基(Minsky)、麦卡锡(Mc-Carthy)等人在剑桥和达特茅斯召开的两次会议上提出了认知主义的基本思想：认知应当被理解为基于符号表征的计算。其基本假设可以概括为三点：(1)大脑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系统，包括感觉输入、编码、存储、提取的全过程。(2)认知功能与大脑就如同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关系，软件在功能上独立于硬件，因此软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硬件之上。(3)表征是外界信息在人脑中的存储形式，认知就是对内部表征的加工。从这三点假设可以看出，认知主义的思想直接建立在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因此这一理论难免具有机械还原论的倾向。

80年代由于神经科学的发展，兴起了一股联结主义的思潮，联结主义以“心理活动像大脑”为隐喻基础，在结构和功能上模拟人脑。“联结主义的信息处理系统被设想为由许多简单单元构成的大规模并行处理设施。一个单元的活动受临近单元活动的调节，并通过激活联系或抑制联系与后者相连，激活联系或抑制联系的强度可以按照设计和学习而变化。一个单元的活动以及一个联系的强度都被表示为整数；整个系统的活动以及系统权重上的变化往往受微积分方程的制约”(费多益，2010)。这种具有分布式品质的认知模型更加接近生物系统，其所能运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虽然联结主义用人工神经网络来代替计算机类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认知主义的缺陷，但它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认知主义的核心观念：人脑中存在着外在世界的内部表征；认知的过程就是基于一定规则的对于表征的计算。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众多成就，极大促进了心理学的研究。但是相同的本质观念决定了二者共同的缺陷，也同时制约了两种理论的发展。这种缺陷更进一步说是因为在更高层面上的指导思想所导致的。

传统认知研究是对行为主义的一种批判，让研究的重心回到内部心理过程，但在其方法论上却依旧没有摆脱行为主义的困境，即笛卡尔(Descartes)身心二元论的思想。笛卡尔认为：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为心灵。心灵与身体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两个实体，因此存在着主客、身心的二元世界(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1985)。

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对心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传统认知心理学把认知作为独立于身体的表征和加工过程，就是以这种主客二元论为认识论基础。哲学家韦勒(M.Wheeler)将以笛卡尔主义为思想渊源的认知心理学称之为笛卡尔主义心理学，并认为笛卡尔主义的八项原则主导了传统的认知科学研究。“正统认知科学(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认知科学，古典的和联结主义的)都是笛卡儿主义的，具体地说正统认知科学就是笛卡儿主义心理学的现代变种”(孟伟，刘晓力，2008)。

但如今在主客二元论指导下的认识科学研究却陷入了重重困境。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指出的那样：“现代认知范式事实上被认为是笛卡尔主义的生动遗产……追随笛卡尔，心理学家在实在和思维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界限……笛卡尔的二元论不仅给理解心灵和身体的互动带来困难，而且也给理解心灵和社会情境的交互影响带来障碍”(叶浩生，2011a)。如果说行为主义与20世纪科学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相一致，而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延续，那么在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缺陷越发明显的今天，就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2　具身认知理论

2.1具身认知的思想起源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质疑与批判，但身心对立的假设却依然在人类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直到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出现，才为人类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提出了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概念，存在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面对着一个冷漠的客观世界，存在是世界中的存在，同世界是一体的、相互关联的。没有主体客体的划分，主客的界限是模糊的。人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用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法国知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了一个“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的概念，明确表示不存在知觉背后的自为存在——意识，认为身体的知觉是行为产生的基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以身体为中介，通过身体的知觉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

20世纪上半叶，具身思想在心理学界也出现了萌芽。皮亚杰(J.Piaget)的发生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动作，而不是来源于物体，是一个在实践中建构的过程。身体的活动即动作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基础。认知结构的起源是动作的一般性协调，动作是在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主体通过动作与环境互动形成内部的图式，再通过已有的图式去认识外界的事物。身体与环境互动的动作在认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传统的认知论相比，发生认识论关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的认识形式开始，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Piaget，1970／1997)。差不多同一时期，维果斯基(L.S.Vygotsky)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维果斯基(L.S.Vygotsky)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了活动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心理是在活动中发展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的高级的社会历史的心理活动形式，首先是作为外部形式的活动而形成的，以后才内化，转化为内部活动默默的在头脑中进行。而人类所处的环境也与其内部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环境充斥着先辈们的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物化成果。维果斯基(L.S.Vygotsky)与皮亚杰(J.Piaget)的共同之处在于：“(1)认知的相互作用论，即认知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基础上地进化和历史的建构；(2)高级水平的思维活动是人类最初的身体活动(感知运动)地内化”(李恒威，肖家燕，2006)。这些思想的出现为具身认知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2.2关于身体主体

说到具身认知，首先要了解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即什么是身体?认知科学家泽马克(T.Ziemke)说：“关于具身性，也许最重要的维度就在于说明作为一个具身认知者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算是一个身体?”(Ziemke，2003)。梅洛－庞蒂将身体区分为客观的身体和现象的身体，并以此来解释具身性，“客观的身体被看做是生理实体的身体，而现象的身体不仅仅是某种生理实体的身体，而是我或者你体验到的我的身体或者你的身体。……对于客观身体和现象身体的区分，是理解现象学的具身性概念的核心”(Audi，1999)。这种现象学中的身体既不纯粹是物理结构，也不纯粹是概念结构，而是一种主动的身体。在《知觉现象学》中，他用一个盲人拄拐的例子来说明主动的身体是如何通过工具来扩展知觉能力的：当一个盲人习惯了将拐杖作为行走的工具时，他的触觉就从手的皮肤延伸到拐杖的顶端。他不再知道拐杖在物理空间的位置，也不用感受拐杖与手之间作用力的变化。拐杖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身体综合地延伸。这时拐杖的尖端就像他的眼或手脚一样，构成他用来感触客体的通透路径(Merleau－Ponty，1945／2001)。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也经常能找到，开过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学车的初期经常会把握不好车与车外物体间的距离，因而容易发生碰撞、擦挂等事故。但开的久了之后就能够清楚地把握速度与距离的关系。因为这时的知觉已经不再局限于驾驶室内，而是扩展到了整部车的边缘，人与车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整体，司机通过这个整体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在这样的例子中，身体已经超越了肉身的疆界，并通过心智的作用延伸到环境中，而环境对于心智的影响是以身体为中介的，因此身体不再是一个只具有物理属性的“客体”，而是一个不断与环境相融合的“主体”。认知的产生正是“主体”活动的结果。

2.3身体与认知

具身认知观批判了长久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客观主义认知观。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极端中，具身认知提出了一条中间路线。神经现象学家瓦雷拉(F.Varela)，通过探讨颜色的知觉说明了这一路线。他假设了两种极端的立场，鸡立场：外在于人类的世界具有预先给予的属性。这些属性先于投射在人类认知系统之上的图像而存在，而认知系统的任务便是适当地恢复它们。与之相对的是蛋立场：认知系统投射它自己的世界，且该世界显然的实在性不过是系统内在规则的反映。具身的认知观认为颜色即不独立于人类的知觉和认识能力，也不独立于人类周围的生物和文化世界。鸡立场与蛋立场、世界与知觉是彼此规定的。前两个立场都将表征作为它们的中心观念，但具身的立场是“通过研究人之不作为恢复或投射而是作为具身行为，而完全绕过这个内在对外在的逻辑格局”(Varela，Thompson，Rosch，1991／2010)。由于绕开了二元论的假设将身体与心灵结合在一起，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就必然与传统认知观点截然不同。

具身认知观强调了身体经验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些经验来自于人类具有感知运动的身体。首先，构成心智的基本成分概念、范畴是由人类的身体经验形成的。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认为概念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并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被理解。他们通过研究“抓”这个概念说明了概念的具身性。结果表明，具体的行为(用手抓)，对该行为的知觉(看别人抓东西)，关于这种行为的想像(想象抓的动作)，以及使用这个概念(说出“抓”这个词)其神经元放电区域都是相同的。而对空间关系概念地研究也体现出了具身的特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身体投射(bodily projections)，例如：“在……前面”和“在……后面”等术语，都是以身体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我们有内在的前后：我们通常往前看，向脸朝向方向的前方运动，并且在我们的前方与物体和他人打交道；后面是前面的对立面，我们并不直接感知自己的后面，我们也一般不向后运动或与在我们后面的客体和他人打交道”(费多益，2010)。

其次，身体的物理属性和运动方式也会影响认知的形成。心理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s)和波巴拉(Bargh)通过手捧咖啡的实验证实了身体对温度的感受会影响对人的评价。那些手捧热咖啡的被试在评价一个中性人物时更亲向于认为该人物是友好的，而手捧冷咖啡的被试则倾向于更为负面的评价(Williams&Bargh，2008)。为了证实身体运动方式对认知的影响，心理学家威尔斯(Wells)和佩蒂(Petty)报告了这样一个实验，学生参加一个测试耳机舒适度的测验，被试被分为点头组，摇头组，对照组。结果发现点头组对于耳机的评价要远高于另外两组，而摇头组的评价则低于其他两组。这个结果说明了点头的身体运功增强了积极的态度，而摇头的身体运动增加了消极的态度(Wells＆Petty，1980)。

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具身思想提供了生理学依据。其中最具影响的要数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里佐拉蒂(Rizzolatti)研究小组偶然发现猴子在执行一些动作(例如捡起一颗葡萄)，和它们观察到其它个体执行相同动作时，都会导致大脑中同一神经元的活跃。对动作的观察就像先前自己执行动作一样。“因此研究者将这种能像镜子一样直接在大脑中重现被观察对象所执行动作的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丁峻，张静，陈巍，2009)。镜像神经元的意义在于，人类理解他人意图时不需要使用复杂的认知机制去进行思维和推理，而只需要通过镜像神经元的模拟作用便能够迅速实现这一目的。“镜像神经系统给个体编码他人的行为意愿、情绪体验提供了便利，让个体感觉这些意愿和体验似乎是自己的，消除了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心理隔离，让社会沟通变成现实”(叶浩生，2012)。同时也证明了“体认”这种具身的认知方式的存在。

2.4身体与环境

具身认知认为个体的感知运动能力处于一个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情景中。认知主体所处的情境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身体是与环境紧密相连的，身体是嵌入环境的，身体是包含了环境因素的身体，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认知的形成。传统认知理论将认知看做是抽象的内部状态，是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或一些静态的事实或规则。但具身认知强调了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是大脑、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环境中的信息也是我们认知过程中所要操作的对象。“在解决乘法问题时，铅笔与纸张如此紧密地融合于认知行为中，并且没有原则性的理由把这些外部物体同认知系统的其他成分区别开来”(Shapiro，2007)。

这里的环境从更广阔的内涵来说还蕴含着社会文化因素。安德森(M.L.Anderson)从社会－文化方面分析了具身认知，并称其为社会－文化情景性维度。他认为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文化情景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环境中的实践行为和互动是在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并且在认知过程中社会文化的中介说明，是一种最为复杂的认知策略(Anderson，2003)。

2.5认知与进化

传统认知理论将人类的认知看作是一个独立于身体活动和环境的内在表征和计算。这种对认知的理解也许只是对高级认知阶段的认识，但人类的认知无法从一开始就处于高级水平，对于认知的研究必然要追溯到认识的发生和起源。这就要求引入进化的观点。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身体是处于不断进化中的，大脑、神经系统、身体姿态都在进化的过程中持续地改变，这些变化也必然会影响人类认知的发展。比如从爬行到直立行走，这种身体姿态地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空间知觉。另一方面，人类的认知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高级的认知活动必然在低级感官运动能力的基础上产生。就像是一个人要看懂地图就必须先搞清楚上、下、左、右的概念。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从人类理性能力与感官－运动能力的进化连续性上来理解认知活动，认为：理性是进化的，因为抽象的理性是建立于，并使用出现在“低等”动物中的知觉和运动推理形式。这个结果是理性的达尔文主义，一个合理性的达尔文主义：理性，即便是其最抽象的形式中，是使用而不是超越人类的动物本性(李恒威，盛晓明，2006)。这种进化的观点进一步表明了认知对于身体的依赖。以身体为基础的进化是认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具身思想基本的发展进路：由于否认了身心的分离，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大脑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嵌入在身体之中。人类与世界的联系是以身体为基础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处于某种情境中，是包含了环境因素的身体。认识的产生依靠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人类动态的认知系统，这样的认知系统与传统相对静态的符号转换系统截然不同。但其中的问题在于，传统符号转换系统的操作对象“表征”，在认知机制改变后是否依旧存在?如果离开表征的概念，“体认”的方式是如何进行的?

2.6关于表征的争议

虽然说具身认知强调了身体的重要作用，但在人类这种“体认”的方式中表征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关于这一点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主张具身认知也承认表征，不过这种表征是局部的、受限的。克拉克(A.Clark)认为“具身模型中的表征的弱化，并不意味着非表征。而是更经济的，更受行为导向的表征”(Clark，1998)。具身的模型在解释抽象知觉活动时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还需要传统的表征理论来进行说明。另一种观点不仅把知觉活动看作是一种无表征的身体行动，而且把抽象认知活动也看作是无表征的。“大脑中的神经生理活动通过身体感官运动系统不仅直接体现为知觉过程，而且其本身就蕴含着概念等思维形式的结构和意义。同时，更为抽象的命题也不是通过表征计算，而是通过隐喻投射产生的”(孟伟，2008)。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解决这一争论提出了新的建议。“大脑与身体的特殊感觉－运动通道在认知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心智和认知在本质上是一种模拟。模拟是身体、世界和心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觉、运动和内省状态的复演”(叶浩生，2011b)。人类能理解他人，体会与他人相同的心情(共情)，是由于人类能够通过身体的特殊感觉通道模拟他人的感受，这种感受与他人的体验是相同的。在这一过程中感觉和运动系统的特殊通道塑造了认知。哈瓦斯(Havas)，格伦博格(Glenberg)，古托斯基(Gutowski)，卢卡雷利(Lucarelli)和戴维森(Davidson)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中给被试的皱眉肌肉注射肉毒素使其暂时被麻痹，结果显示被试在阅读理解皱眉这个句子时速度明显变慢，模拟所涉及的肌肉群的障碍阻碍了认知过程地进行(Havas，Glenberg，Gutowski，Lucarelli，&Davidson，2010)。关于表征的争论所体现出的是两种认知范式间的冲突和融合，具身认知还无法完全取代传统认知范式，例如在解释抽象思维等人类高级心理过程中仍缺乏说服力。而两种认知范式间也并非只有冲突，相互补充与借鉴或许能更好地促进认知理论的发展。

3　结语

第8篇：情绪控制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

【正文】

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

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

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

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

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

二　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

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

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

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8]

三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

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

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

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

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

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

四　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

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

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禁区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浦根祥：《科学知识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之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Imagery，Routledge 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学社会学研究综述》，载《社科信息》No，1.1996。

[4]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哲学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3.1992。

[5]浦根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会趋同吗？》，载《江苏社会科学》No，5.1994。

[6]S.Full，M.D.Mey & T.Shim，The Cognitive Tur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1989，pp.211-23.

[7]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5.1993.

[8]S.Mulkay，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i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 and Self.in the Cognitive Turn，（同6）1989，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