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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地并不会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随着物资流、信息流、文化流和经济流的不断发展,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逐渐发生着物质的、信息的、文化的相互作用。旅游属于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旅游的最大动因就是实现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空间的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这种文化传播在国际旅游中得到更明显、更突出的表现,而这种国际文化传播就体现在:
1.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对当地文化带来触动在国际旅游中,由于这种长距离、大空间的移动,使得两地在文化氛围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后进行游览和活动,一方面,对目的地的经济文化形成一定的认知。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各种消费活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但旅游者在当地的无意识性或示效应则对当地文化引起触动,旅游者在目的地传播客源地文化的行为一般是无意识的,但旅游者能够从目的地感受到鲜明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如果旅游者来自于文化强势的地区,他的旅游目的地是文化相对弱势的地区,那么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行为方式就对当地人们形成了一定示范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当地居民从最初对旅游者的欢迎逐渐变成不满,甚至不完全接受和理解旅游者的文化,这种就是跨文化传播障碍的深刻表现。
2.旅游目的地文化对旅游主体文化的影响人们之所以旅游,很大部分就是因为地域和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相对于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而言,旅游者到旅游地旅游,把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所见所闻带回到客源地,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在古代,唐僧西天取经,马可波罗行纪等都是对跨国文化进行传播的典型例子。旅游者回到常住地后,向周围的人讲起自己在目的地的所见所闻,这种行为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的局限性,旅游者眼中对目的地的感官及评价不一定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大多数旅游者通常是按照旅游指南或旅游团的方式去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再加上不同旅游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体验和判断差异,这就使得旅游者在真正了解当地文化方面会产生较大的跨文化交流障碍。
二、国际旅游中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传播中的应用
在发展国际旅游业务中,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和传播得到了广泛应用,语言在国际旅游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基础性角色随处可见,下面就以泰国旅游业为例进行阐述。泰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在国际旅游行业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泰国旅游业之所以能如此繁荣,除了其具备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艺术之外,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语言在泰国旅游市场中的细致体现进入泰国,如果你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可以实现在泰国轻松自由行,无须导游,无论是吃住还有游购,对你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同时,对旅游、文化之类的研究和考察都比较方便。因为,在泰国,各家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学校等都积极使用英语,在英语学习、宣传方面随处可见,杂志、地图册、名片、旅游宣传促销等非常全面,到位。即使是在一些大型的表演或歌舞表演场所,都会有相应的口译。泰国整体的语言能力较强,英语在泰国的熟练运用,在发展本国旅游业,实现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意义重大,意识强烈,耐人寻味。
2.语言在泰国旅游及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在泰国,所到之处,各种人员基本上都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无论是在泰国什么地方,都能给人一种全民英语素质基础较好的感觉,普遍反映出泰国百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强;与此同时,在泰国,无论是电视频道,还是综艺节目,英语类的节目比较多;在很多公众场合,广告牌、指示牌都是双语解释;在著名的景点中,日语、汉语、泰语等宣传册、资料册都有免费提供。由此可见,在泰国,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十分重视,泰国民众在语言方面的能力普遍较强。
3.泰国对语言文化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发展国际旅游与实现跨文化传播相辅相成,广泛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性发展大势,多元文化交流的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积极重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让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中。从泰国在语言类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各校将语言教学放在首位,泰国民众在语言方面的应用能力、交际能力和水平方面已逐渐与其国民、国家的生存相互关联,并逐渐达成普遍共识。
三、国际旅游中实现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传播的建议
1.具备跨文化交流意识发展国际旅游,旅游者是活动的参与者,在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及旅游目的地三方中,都应该具备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在面对异域文化人员时,才能从容应对。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紧密,人们每天都在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逐渐形成跨文化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充分。因此,在发展国际旅游中,应该充分具备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意识。
2.积极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首先,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各种资料信息,多看多听,多渠道地学习,积累更多直接或间接经验。其次,在接触和了解异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身的文化,尽量做到“移情”思维。不管是来自强势文化区域还是来自弱势文化区域的人,在面对异质文化的时候都不应该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只有从异质文化中反观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对异质文化进行“移情”思维。最后,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需要在跨文化的实践中进行。一旦到一个新的环境旅游,首先就要学会客观地看待新的事物,跨文化交流就是对异域文化的适应过程,并且促使自己加快适应异质文化的步伐。
[关键词]大众文化;全球化;文学教育;民族特性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50-06
江玉琴(1975-),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广东深圳 518060)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全球化时代消费文化的本土意识建构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GDl0YWW03)的阶段性成果。
大众文化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批量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基本现象。随着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和消费业的中心,美国大众文化也由此成为全球传播最为广泛的消费文化模式。但美国大众文化在其他民族国家的传播与消费,也引发了人们对大众文化本土化问题的关注,产生出文化民族性的诉求。如何在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袭下保持民族文化的本土特点和生命力是很多学者致力于探讨的问题。本文力图分析伯明翰学派先驱F.R.利维斯在批判大众文化后提出的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为全球本土化的民族诉求寻找一种可能的途径。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产生了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抵制,并千方百计寻求民族文化的资源。以F.R.利维斯为首的一批英国文化批评家在20世纪展开了大量的大众文化研究,探讨了全球化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下的英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这使得我们在审视全球化与本土化、工业生产与民族性等问题上,由此可以获得启发,认识清楚大众文化的特性,认真思考全球化大众文化中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径。
一、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个发展的概念,它经常被人与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等概念交缠在一起。
大众文化概念最早是与人们对工业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相提并论,认为大众文化工业把社会的个人塑造成无个性的群体一分子,“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由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对人的物化与异化。大众文化使人们的个性成为一种虚幻,并以此为资本家进行有效控制民众的一种方法。相对于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其他的学者更关注文化概念的梳理,试图以此勾勒出大众文化的特点。美国批评家麦克唐纳认为: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西方文化已经形成了两种文化:即传统文化(高雅文化)和市场成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发展出它的新媒介,如收音机、电影、漫画书、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电视。因此,大众文化有时也被称为“通俗文化”,它的标志就是大批量消费。大众文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政治民主和大众教育打破了古老的上层社会对文化的垄断。企业建立了获益的市场以迎合新近觉醒大众的文化需要,而技术的先进性使得书籍、期刊、图画、音乐和家具的廉价生产成为可能,有足够的产量来满足市场的需要。现代技术创造出新媒体如电影、电视等适宜于大众生产与分配的产品。这种现象在现代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所知的艺术或文化。因此,可以这么说,大众文化的产生的确成为高雅文化发展的一个毒癌。
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唐纳与法兰克福学派观点一致,都认为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众文化具有独特的民间意义。但麦克唐纳发现,大众文化与民间技艺的差异性多过相似性。因为民间技艺产生于人们的自发、自动的表达,是人们自我的表现,并不受益于高雅文化,而是满足自我的需要,而大众文化则主要由商人雇佣的技术师来创造的,往往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人们参与这个过程只是限于买或者不买。因此,大众文化剥削了大众的文化需要以获得利润或维持他们的阶级统治。大众文化特性反映了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剥削的阶级社会,而不是一个和谐的共同体。
另一位美国文化批评家约翰·菲斯克则恰好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也为支配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在社会控制之外始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因素,它避开了或对抗着霸权力量。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是有利于从属者的,并非主流意识形态所喜欢的那种,这场斗争的胜利,无论如何地转瞬即逝或受到限制,总能创造出大众的快乐,因为大众的快乐始终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菲斯特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对大众的精神文化掠夺,他借用文化霸权的观念,将大众文化看作了底层人们针对主流社会的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抗争。
基因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解,英国学者斯托雷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归纳,认为至少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之后剩余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界限的文化。这种综合性地笼括,反而给我们的大众文化理解带来了难度。
本文认为:本文所述及的大众文化是指工业社会批量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它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凭借新媒介传播与发展,具有广阔的消费民众基础,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推动社会同质性地发展,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大众文化在消费社会中将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
二、F.R.利维斯的大众文化批判
F.R.利维斯是英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不仅被称为文学批评剑桥学派的代表,而且因他以《细察》为阵地发表自己的文学文化批评观点为英国的文学批评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文化批评主张被称为“利维斯主义”,后来发展成为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利维斯因其文化批评在之后20世纪中期崛起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先锋意义,被人看做是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传统的一个先声,利维斯的观点也藉此成为人们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利维斯及其同仁在英语学科基础上发展的特殊主张,甚至启发英国者佩里·安德森来形成他对英国民族知识分子文化结构极具影响力的解读。雷蒙德·威廉斯曾高度赞扬了利维斯对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利维斯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精英态度的顽强执著。“(利维斯)学派的联结模式被人们认真地广泛地解读为一种对谁处于局内和谁处于局外所抱有的基本的先入之见,在这方面,当然也包括其消极的方面,他们始终保持并强调他们本阶级的作风。”
本文认为:我们较少在民族文化领域和民族性的建构方面认真理解利维斯文化批评。利维斯的精英意识与他的民族意识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密不可分的。
利维斯对20世纪的大众文化极尽批评之能事,认为正是工业文明生产下的大众文化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文化传统的毁灭。在他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中,他预示了“工业主义”及它对社会与文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同时,他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在他看来,马修·阿诺德理解的文化,是源自对完美的热爱,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文化可以教化所有人,使知识富有人情,成为美好与光明的真正源泉,并通过对于古希腊精神和古希伯来精神的传承而获得。利维斯的文化秉承这一精英意识,提出文学作为创造性的形式,在大众文化话语出现的时期越来越被归属于少数人所拥有。同时,少数精英分子承载着文化传统,“人类最高雅经验属于少数人,正是这些少数人把文化传统中最细微最易遗失的内容保留下来。而且他们还规范了一个时代高雅生活的内在标准,比较高雅与通俗生活之间的价值感,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判断中心的位置”。
在对“文化”概念做出相应界定的同时,利维斯将批判的利剑直指机器文明,因为正是机器文明导致了批量化和标准化的大众文化的生产。基于这一考虑,利维斯根本否定科学文化的存在,这也是他与C.P.斯诺产生关于“两种文化”争辩的原因。1959年,C.P.斯诺出版小册子《两种文化》中提出:当前社会存在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传播者,分别为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斯诺强调,科学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尽管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间未必总是互相完全了解,但他们却具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斯诺也提醒世人,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对立会造成实践上、智力上和创造性上的损失。他指出:科学文化工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忽略固然不对,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则更加自负,因此,他批判传统文化支持者的这种态度,“传统文化被他们看做是整个文化,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无论就其本身的价值或者就其结果来说都毫无意义”。而且,传统文化教养下的很多人对科学家的无知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斯诺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沟通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
斯诺的“两种文化”观遭到了利维斯的极大反感和批判。利维斯坚决反对斯诺“两种文化”的提法,坚称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文化传统。很显然,争辩的双方都认识到焦点在于对“文化”一词的解释上。斯诺自认为“文化”的本质应该是那些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和谐发展。那么,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而且结合人类学发展中的文化概念,自然科学文化当然位列其中。但利维斯则完全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两种文化》完全缺乏知识的区分,从内容上说,斯诺并没有表达出他对于文化的理解。斯诺被他的同代人剥夺了深刻性,展示的不过是一种信息。他使用这个词不过是显示出他缺乏智性,不过是反映了人们面对思想的空乏。如果要像斯诺所说,非要将两种“文化”连在一起,那么,斯诺需要论述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的可能的、必要的模式。因此,利维斯讽刺斯诺,认为斯诺不过是一个科学家,他可以证明他知道科学,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了解小说,而且在《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里他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本文认为:在针对文明与文化的论辩中,实际也是利维斯的文化观念的基本部分。利维斯并不否定科学和科学成就的存在,但他反对的是将专业知识作为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所以,利维斯强调,科学的唯一特征就是表现知识。但大学的职责并不只是传播知识,更应该是培养人文意识,成为培养人们洞察力、判断力和责任心的地方。所以,大学不应该是一个专家云集的地方,而应该是人文主义者的聚集地。基于对科学的精神领导力量的否定,利维斯极力批判斯诺的科学文化立场。这也是他否定工业文明的基础。因为工业文明创造了大众生产与大众文化。1930年,利维斯将这个称作为大众文明,在他晚期则称作为技术的本雅明社会。利维斯将本雅明态度看做是导致了这种简单的呈退步状态的人类价值概念。利维斯在《并非我的剑》中分析说:“美国环境是现代文明的环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明的技术复杂性,一种仅仅回答合作的效率性就可以处理的复杂性,也就是知识、理解力和愿望的合作集中。另一方面,社会和文化的分解伴随着非人性的复杂机器的发展,这正在毁灭原本在劳动中应该得到控制的东西。正如社会,在这样复杂机械化中,已经产生了意识进步的不可能性,产生了合作和控制的权力,这已经失去了智能记忆和道德目的。”显然,利维斯认为,本雅明以一种过度的理性尝试去衡量、平均和量化社会,这弱化了人类的价值。
基于对英国文化发展的关注,利维斯强烈提出现代社会对技术理性的限制,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由上不难看出,利维斯反对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大众文化,他极力要挽救现代文明对当代文化产生的破坏作用,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创造的经典文学的作用上,以望承载着伟大传统的经典文学能够力挽狂澜,在大众文化淹没的世界上保留人类精神的连续性。
三、F.R.利维斯的民族文化建构
霍米·巴巴曾指出:“民族,与叙事一样,在时间神话中丧失了它们的起源,仅在思想的视野中还能完全认识到民族的存在。这样一种民族的形象,抑或叙事,几乎不可能是浪漫的和过度隐喻的,但正是这些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的传统使得民族能在西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观念而出现。”显然,在严肃思考如何解决大众生产与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灾难时,利维斯将希望寄托在文学作品上,认为只有文学艺术才是维持人类社会连续性的关键,人类只有保持文化连续性,才可能实现在科学和技术日益统治的社会里保留和发展人类目标和价值的完整感,利维斯所强调的传统文学与文化的培育,正是一种民族文化建构。利维斯的这种民族文化价值的维护,得到了弗朗西斯·穆赫恩的肯定,在面对要阅读什么,应该怎样阅读文学以及为什么阅读时,他认为英国的答案是:“英国文学批评主要是由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夫妇呈现的”。
(一)传统社会的遗产梳理:英语语言和有机共同体
利维斯尤其钟爱17世纪的英国社会。在对17世纪文化的梳理中,他强调了在这个时期英国民族语言、英国有机共同体的构成。这也是他所认为的精英文化的基础。
利维斯认为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没有最优美习俗存活的微妙性,传统就死亡了”。文化、传统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文化的核心是语言,我们拥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鲜活的我们的语言传统。语言不只是词语的事务,或者说他们比他们看起来的意思表现的更多。”在利维斯看来,演讲作为语言的一种运用,就是从词语上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使传统的家庭和社团解散了,但只要演讲的语言仍然存在,就意味着传统的保留与延续。对于文化而言,英语语言文学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保持这些连续性,让文学鲜活地保留语言的民族功能。
利维斯论述语言和传统的关系的观点集中在他的《怎样教阅读》一书中。利维斯认为语言与文学传统相关,必须把语言看做是一种特殊文化传统的表达:“一种给定的文学传统并不是纯粹的,正如它是出生的地理偶然性的,与一种给定的语言相关:这种关系可以看做是彼此之间的两者。语言不仅是一种倾向文学传统的类比而且是属于语言的发展。”但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必须通过大学来实现。在《教育和大学》中,利维斯提出“大学应该为人认识到它的文化传统的象征,文学传统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力量,代表了比现代文明更加古老的智慧”。利维斯强调:“大学正如我所预想的,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他是对当前极端快进的文明需要的答案。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拯救文化连续性,连续合作的更新保持思想洞察力、判断、责任心和精神意识鲜活的传统,对变化和引导的权威性作出反应。”很显然,只有在大学教育中秉持文学教育的宗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利维斯的民族文化是深深扎根于17世纪的社会环境中。既然利维斯认为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日益衰退的时代,所以,只有建构17世纪的完美社会才可能与现在的时代进行对抗。利维斯如此钟情17世纪的社会与环境的原因在于他对17世纪的伟大文学成就的肯定。17世纪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原两位伟大的文学家,这个时代也是英国生活中最充满文化活力的时代。因此,利维斯审视了产生伟大文学家的社会环境,认为这恰恰是20世纪的英国所缺乏的,所以需要大力强调的精英文化的传承。而莎士比亚与班原的成功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首先,莎士比亚的剧院和观众为莎士比亚创造他的天才语言和实践提供了环境。“剧院取决于场地与受欢迎度保证了莎士比亚会使用他的‘天才语言’——他成为了语言的天才。”而这个语言天才的产生是因为他所处身其中的社团文化。“他属于一个社团,这个社团使剧院吸引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与大众能同时欣赏的那种可能性。一个民族文化植根于这种土壤……英语习俗的力量与微妙性来源于农业生活方式。”因此,利维斯反复强调文化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就,是因为一个富饶的社会秩序、一个有机的社会的存在使其成为可能,在有机社会的基础上才能生长出英语语言的繁荣。这一点也对于理解这种利维斯崇尚的文化特性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观点的本质指向一种社会模式。
利维斯把17世纪的这样的社团成为是有机共同体。“这种有机关系不仅使这段时间的文学成为可能,而且整个社会层面都获得受益;它是总体文化活力的必要条件。”尽管利维斯并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他关于社会模式的清晰的理解。但由莎士比亚所杰出表现的语言活力,宗教特性和大众文化与复杂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显然是他深深仰慕的社会模式。
有机共同体是利维斯论述英国民族性的基础。利维斯曾对这样的有机共同体表示深切的惋惜。“我们已经失去的是富于活生生的文化的有组织的社团。民歌、民间舞蹈;民屋以及手工制品都是某种更多东西的表达和标记:那就是生活的艺术,生活的方式,有秩序有模式的社会艺术,相互关联的密码,有反应的调整,来源于永恒经验,走向自然环境和年轮韵律。”显然,利维斯强调一种乡间的生活方式,但他悲痛于失去了这种社团,社团演变成为了城市的和工业的生活。植根于这种土壤中的社会文化也发生改变。利维斯只是希望这种有机共同体能被新时代的人们记住,并将这种精神作为指引的目标。
(二)文学教育:传统的传承与民族的希望
传承文化传统是利维斯半个多世纪努力的事业。他发现只要人们拥有对文学批评功能重要性的认同,就可以达到他的伟大目标。批评的功能既不是社会分析,也不是诗学形式或文学理论,它主要担负着特殊的评判角色。他曾明确指出:成就莎士比亚的不仅是莎士比亚本人,还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大众。“我仅要补充一点的是并不纯粹有莎士比亚,还有许多现代英语文学的创造者们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英国拥有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而且还拥有受过教育的大众。”所以,利维斯在洞察了文学传承文化传统的同时,更深刻地认识到需要更多的人在通过大学的教育把这种文化精髓继承下去,那就是需要大学文学教育,只有大学教育和公众的受教育才能将文化传统薪火相传。R.P.壁兰发现:“(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只有存在受教育的公众那里才会有有效的结果。”因此,利维斯极力在大学里建构当代品味,他通过文学批评微妙地把文学判断、价值判断清晰地贯入到大学教育中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社会文化,才能把人类最伟大的传统继承下来。
利维斯一直认为在他的时代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技术的提高社会的革新,文学越来越担负起传播人类精神的重任,大学文学教育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他强调了大学在社会时代里的作用,并赋予大学新的意义。“真正的大学是文明世界的意识中心和人文使命中心,是文明的创造中心,没有它我们时代的意义和人文智慧所依凭的生动遗产就不可能继承下来。”他还说,大学不只是一个科学的中心和培育机构,也不只是一个技术机构,或者专家部门的合作,它实际是代表着社会必须做出持续努力(由合作指挥和完整人类责任的努力)的本能和机体,以此来保持认知的需要并提供记忆和成熟目地的文明。因此,他强调大学在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认为大学的功能在过去常常以多种方式保留着富有生机的连续性,起着总的社会生活的功能。如果大学提供的资源不是为了努力集中和培育洞察力、连续性的目的,人类遗产就遗失了,人类将面对着比恐惧原子弹灾难更可怕的命运。“如果大学的思想不能在大学里为自身所理解,也不为人以激情所奋斗、为人所知,成为最终信仰,那么我们的世界大学在哪里才可能存在,谁才能待在大学里?”
既然利维斯意识到大学的功能,他就更加意识到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因为文学是“和我们一样的存在,也应该是我们时代文明真正的潜在力量”。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智慧、有责任、有资格成为国家有影响力的人群。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群公众才可以决定性地影响政客与政治家形成他们的思想、统计、规划和实施的知识分子的和精神的气候。显然这里利维斯秉承的是精英主义意识,他主张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重视少数精英创造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认为大学文学教育可以把这种影响贯彻下去。所以,利维斯说:“有一种观点是超越阶级观点,那就是一种知识的、美学的道德活动,它并不纯粹表述阶级起源和经济环境;还有一种‘人类文化’是必须通过培养人类精神的自动性才能获得。”在他心中始终认为在任何时期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关心文学艺术欣赏,而也只有这少数人能够不受干扰做出第一判断。因此,他相信依靠这些人的文学价值判断,才可以继承人类的精神。他关注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为这“应该是我们时代文明真正的潜在的力量”。而且,利维斯始终认为文化连续性的焦点只能存在于英语里。在多样性和范围方面出色的无以匹配的英语文学,在改变生活方面深刻性和丰富性的英国文学,给予我们还没有死亡的文化的连续性。没有其他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接近思想、精神和敏感性的完整连续性。所以,只有坚持大学的文学教育才有可能把人类文化的连续性持续下去,才可能将伟大的传统发扬光大。
[关键词]文化品牌;塑造;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9-0026-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9.013 [本刊网址]http:∥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高校办学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高校逐步成为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在这种形势下,高校之间展开了公平竞争。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高校除了需要通过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科研设备、系统教学体系等内在实质的沉淀,还需要塑造学校形象、建立品牌效应、传播自身文化,使大众更了解学校的发展及品牌文化内涵,从而获得社会支持,赢得发展良机。
一、大学文化品牌的概念及塑造意义
(一)大学文化品牌的概念
在了解大学文化品牌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植根于文化的土壤,由文化的涵义延伸得出。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综合。它由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时间积累而形成。大学文化是大学思想、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一种过程和氛围,是大学校园的师生长时间工作和学习积累而成的一种规律性和代表性文化,它支配着校园主体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
大学文化品牌是大学文化的产物,是大学特色的体现,它凝聚了大学办学多年积累的文化底蕴,是让外界了解大学文化的最好途径。文化品牌能否长远的发展下去依托于品牌的文化内涵,而文化内涵的积淀与品牌构建又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二)塑造文化品牌的意义
大学文化品牌具有引导性作用:大学文化品牌对大学生及大学的全体教职工都具有引导性作用。它可以反映出大学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人文素养,同时也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好的大学文化品牌可以凝心聚力,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对师生的行为及学校发展等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大学文化品牌具有激励性作用:大学文化品牌对师生具有激励性作用。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师生人文素养体培养,打造优质学生与教师团队,是提升学校品牌价值的有效途径。而优秀的师生代表可以带给其他师生员工以榜样的力量。树立好的榜样可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教师认真工作,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推动学校的发展。这样就是一种良性循环,优秀文化品牌的塑造可以带给师生员工优质的育人工作氛围,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又为学校带来更多的资源与竞争力。
大学文化品牌具有制约性作用:制约性作用可以体现在学校管理的制度上。学校依据多年的办学经验制定符合当代学生的校规校纪,这也是一种大学文化的体现,而在文化品牌的约束力下学生可以自觉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以文化来自觉人的行为。同时树立了文化品牌可以对那些破坏校园文化的负面、不健康的文化予以抵制,使大学文化成为一种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
二、对集宁师范学院文化品牌塑造的建议
(一)塑造文化品牌的原则
1.传承历史传统体现时代特色
大学文化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要经过历史文化的洗礼和现代文化的制约,要传承历史传统,体现时代特色。集宁师范学院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1931年,原绥远省在集宁创办绥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开启了乌兰察布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先河。1958年,依托之前设置的集宁师范学校,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集宁师范专科学校。2009年3月,教育部批准在集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集宁师范学院。因此在塑造文化品牌的过程中要传承集宁师范学院一直以来的历史传统,传承优秀学科历史、人文历史、教学教法等。同时也要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来传承国家的历史文化。
在结合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不能与现代文化与潮流脱节,那样培育出的大学文化品牌就不具有现实意义。时代特色是学校在不同时期对于文化品牌塑造所需重新认定和调整的内容。集宁师范学院在塑造自己文化品牌的过程中可弘扬时代主旋律,与当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建立符合时代文化的品牌内容,赢得师生共鸣。
2.弘扬大学精神彰显学校特色
集宁师范学院文化品牌的培育要充分的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弘扬先进的大学精神,彰显学校特色。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该理念是大学的一面旗帜,是学校特色的体现,是学校发展的指导方针;塑造大学文化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始终坚持以学校的发展为基础,不断吸取一代代大学生的文化观念,建立促进学校发展的文化品牌;坚持不断创新,顺应时展。在塑造品牌的过程中要与大学精神相协调,要与国家对高校学生培养目标,大学教育的精神实质等相结合。
集宁师范学院要运用符合品牌要求的文化建立特色文化品牌。如近些年来,民族地区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日益凸显,所以可以将乌兰察布地区的察哈尔文化融入该文化品牌中,使得该文化品牌能够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体现学校和时代特色。
3.发挥专业特长凸显学科特色
培育大学文化品牌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当代大学的特点是具有专业优势,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学科和专业,结合集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和专业来塑造文化品牌是重要内容。从最基本的角度体现其专业特长,以品牌的影响力凸显学科特色;打造属于集宁师范学院独特的专业优势学科,提升品牌价值,突出同类学科在集宁师范学院学科建设中的不同特色,彰显文化特色。
(二)塑造文化品牌的方法
在文化品牌塑造的过程中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
首先要做好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包括多方面内容,就集宁师范学院文化品牌的定位可以体现在专业定位、校园文化定位、发展定位等多方面。
其次在定位之后要进入文化品牌的培育阶段。培育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让文化品牌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学校发展愿景、使命相结合是重要的内容。例如拟定与学校发展密切、体现学校精神的校训、标语,让这些文化软实力深入人心;建设体现学校文化和独特风格的硬件设施;举办相关讲座,传播学校文化理念等。诸如此类可以和学校文化相结合又能体现学校特色和发展愿景与使命的实际操作方法在品牌培育阶段来完成。
最后要对已建立的文化品牌不断完善、不断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规划。在品牌的发展中保持持续关注,发挥优势、发扬优点,及时发现缺点与不足,予以改正。将文化品牌的塑造看作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订,让文化品牌随时代和学校的发展而发展。
(三)文化品牌塑造的创新机制
大学文化品牌是一种及具特色的文化,想要长久持续建立并被社会关注就需要不断吸收先进文化和理念,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文化品牌创新体系是实现品牌长久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努力让学校、师生成为文化品牌的宣传者,使其成为校园文化的代表。将文化融入校园的一草一木中,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内容,将文化的精髓植入校园建设中。努力营造出一种符合当代大学生思想与特点的文化氛围。
其次让校园文化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加强学校之间的文化交流。如举办相关竞赛等在增进学校之间情感的同时,在增进学校情感的同时,也彰显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同时也可以从外界引入新文化和热点,丰富本校的文化和品牌特色,增加与学校的联系。如校企合作办学,可以有效将学校的文化理念和品牌内容植根于企业之中,达到企业和社会的对学校文化的认可,同时对于学生就业即产品输出也有重要作用。
最后学校应当加大对文化品牌的投资与重视。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丰富大学文化品牌的多样性,开拓创新,为文化品牌的培育提供合适环境和有的保障。
三、集宁师范学院文化品牌的传播策略
(一)文化品牌传播的内容辨别
首先要对文化品牌内容传播中要满足什么愿景做到心中有数。例如学校整体发展目标;要对师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是否能够用文化自主规范学生行为等。其次要凸显个性。明确展示学校文化品牌的独特内涵与同类高校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些个性在传播过程中要符合社会、师生的心里认同感,同时个性的凸显也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再次要符合的社会发展。品牌在传播过程中要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状况与形式,不能与社会脱节,符合社会主流文化体系,符合当前的传播模式,符合社会需要。
(二)文化品牌的传播途径
关键词:著述;署名;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7-03
一、问题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发表著述或各种文字作品必须有署名,无论出现在文头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对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的确定,以及要背负起因文字内容传播而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从文献发展历史来看,署名的出现稍后于书籍、文献的产生,它受到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和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文化权利越来越表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的剽窃事件已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责自负之余,署名权和署名利应该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署名牵涉到责、权、利和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署名发展史略述
汉代以前的书籍都没有署名。春秋战国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文献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学在官府”、“王命作册”“官守其书”是文献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翻勿庸讳言,书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众是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到官书的便利,修《春秋》、定《礼》《乐》、删诗书、序易传,将知识和思想向下传播。虽然孔子自认为“述而不作”,《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他的所作所为所述,被其弟子理顺出一套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为后人作述和统治阶级束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虽然没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学思想精髓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记。
“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争鸣为文化特色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将学问视为天下公理,而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样自然也没有在作品上标明作者姓名的诉求。”“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领域内各思想流派的代表。虽然各门派都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隧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之学。”《老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没有署名。徐嘉锡先生认为:“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乃题姓氏于传之上以为识别。其后一传之中,又多别自名家,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对于古书不具署名还有一种看法,“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于诗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辙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陈氏的话虽然是就《诗经》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书。大概最初作家进行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署名与否,无关紧要;人们传诵它,采风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内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这是古书不题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不题撰著人。”此观点认为,先秦诸子书,撰非一人,成非一时,实际是各个学派的集体创作。
对于汉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观点认为“作为书籍领域后起之秀的经籍与子书,无法摆脱官书及其悠久传统的制约,只能继承官书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加以变革。因此,官书之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不仅是官书的基本特征,也是汉以前经籍与子书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汉以前书籍虽以著作为主,却没有署名。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同时,还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从汉朝到隋朝的几百年间,编著以传注、义疏、史书为主要出版书籍,不仅著述出现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书籍可以从书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参看《汉志·诸子略》中的很多文献名可见一斑。署名的出现不是出于偶然,“晋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渐规范,说明著作署名权问题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作品与作者的归属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了强化。”唐代雕版印刷术以后,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书籍文献传播的范围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带的信息更加详细。“汉以后,文献多署作者名姓,但标法不一。有的先标籍贯(郡望)再写姓名或字号,有些署名将时代、籍贯、官职、封号、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几项连写,宋及明清著作书名多采用这种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还署“主修”、“协理”、“鉴定”、“校阅”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实姓名,而属字号。古人名号情况复杂,加上职官就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职官制度及名号知识。”很显然,署名现象已经受权利、名利所累,通过明确的分工细做,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符号。
总之,古代图书作者署名从无到有,署名前的修饰附加成分由简到繁,不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视通过著书立说来阐述个人立场、主张、思想,标记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响,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著述立说只围绕经典,论经明道,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署名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试想,如果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专制思想的制约,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局面会大大改变。比如西方具有较早文明史的古希腊就是如此。“古希腊时期宗教的势力尚未强大,这就为历史、哲学、医学、诗歌和戏剧等非宗教类著作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学术和文艺创作比较自由公开,不少文人和学者纷纷通过自己的著作署名来扩大影响或创立学派。这就导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其哲学著作奠定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基础。”因此,著书立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行为,它受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影响。著述作者阐述观点时,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为阶级阶层服务。
古人能够著书立说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仅包括他必须有较广博的学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通常是史官、诸侯、博学之士或藏书家。从文献发展历史脉络来看,他们中间最早能够触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到王室或皇亲国戚家的藏书,后来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够得到赏赐书籍的王爷和官员,以及在皇家整理书籍中形成的书院或由于宗教发展而形成的寺观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带有时代、官职、爵位、封号,采用何种体裁等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近代,人们明显地认识到署名已经牵涉到了个人利益、权利和名誉。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资刻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在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和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的双胞案的大辩论中,明确地反应了学术界对著作权的重视与对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的深恶痛绝。”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官方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署名的尊严、权利和义务,以及受到国家机器保护的不可侵犯性。
(二)现代社会署名多样化现状分析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署名无论从形式、内涵和权力都发生了变化。拿纸本书为例:一本书的问世,不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还有出版单位署名,策划编辑署名、责任编辑署名,封面设计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现的是分工责任的明确和市场化反作用于著述而体现出的利益均分。同样,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不好的结局或反响,不仅作者有责任,连带著作上相应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反响等等方面。
随着各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体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现代署名方式与古代大有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国,做学问其实都是围绕经、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经是一切学问的本源,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指天下学问源于经,尊于经,不可背道而驰。古人历来有鄙视“小说家”的风气,认为小说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不能与正统学术思想相提并论。也就是因此,文学创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为文献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认为,“文学署名之所以落后于历史、哲学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应有文学意识不强、文学没有独立性的原因,当然也还有文学不及历史、哲学那么受重视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学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体现出来。
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旦成为著作出版,俨然带有科学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标注出该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应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和全体参加人员。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著作若为一人独立完成,则在题目下直接单独署名;若为几人合作完成,则为几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应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列,不应‘论资排辈’;若作者较多,则可在题目下写出若干个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记中逐一列出。”“在论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已说明其对论著应负有的责任。”科技著述相对于文学作品更加具有严谨性和严肃性,署名的顺序表明个人在某项研究中的贡献大小。
随着网络普及化发展,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网名。网名更与真实姓名相去甚远。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们以网络为媒介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观点的一种写作方式。用真实姓名作为网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实姓名较多,他们的言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网络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微博或博客,作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稳定性不高,但它们涉及的范围、内容较广,可以作为信息检索的线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利用名人导读书目获取图书信息。比如,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名人撰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择名师名人之撰著,是研读古籍之捷径。
对于现代人来讲,图书馆和网络是获取知识和信息主要途径。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图书馆使用过很多种文献目录,其中有一种责任者目录就与署名有关。“它是按照文献责任者(包括个人、机关团体或会议等)的名称字顺组织而成的目录。其主要作用有:1、以责任者名称提供文献检索途径。2、揭示图书馆入藏某一责任者的全部著作。责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编者、辑者、校订者、注释者、绘图者等。对于某些知名责任者的笔名及其他别名,必须采用参照法引导读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献;对于刊载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关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给予适当反映。”嗍
当机读目录成为图书馆查阅书籍的主要手段时,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检索条件。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更成为许多高校和公共图书馆信息存储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开任何电子资源数据库,利用作者署名检索相较于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以作为经典论文进入数据库,以供作者写作时进行阅读、吸收、参考:其参考文献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引用认同文献与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论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在某种程度上,署名成为衡量文献质量的标准。
通过网络博文获取信息也成为当代读者在除图书和数据库之外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界领军人物。他们通过博客这种便捷的方式。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角度,对社会热点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比如邹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举例了北大名师如张颐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从北大学者博客的内容看,这些博文相当于书写时代的日记、札记、随笔等,这些资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史和传记的重要资料,也是北大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博客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随意的特点,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学者的真性情,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论文中难得一见的,因此更显珍贵。”
相反,署名问题也会给资料搜集工作带来困扰。我们在搜集网络信息时,不能判断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缘于署名问题。网络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门,网络作者根据自己的爱好、习惯、引人关注程度等起网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网名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搜集起来很麻烦。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线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头进行判断。比如,我们在做民俗图片搜集时,经常会遇到没有时间、地点和详细描述,又有资料价值的图片或视频,必须咨询学者专家的意见,对资料做简单的描述,以便录入数据库。还有一些网友会将自己家乡发生的民俗活动视频或图片发到网上,只有网名和上传时间,其它我们想知道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这种记录民俗的资料很稀有,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著录并保留下来,遗留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署名还有另外一种功能。“考察教职人员流动的一种方法是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和著作署名中发现高级职称人员的流动轨迹。”阎根据署名的检索,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可以了解作者工作单位变化,著述研究方向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才流动、区域性科研水平以及其最近的学科研究动向。这对于图书馆工作人员跟进学科前沿信息、跟踪学术信息流向大有裨益。
《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这本书是李建强先生对于网络影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本书是目前国内首部研究中国网络影评的专著,对于广大的电影文化研究者和电影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本可供参考的读物,此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电影批评这一领域。
一、《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概况
本书有着清晰的脉络,行文集中探讨“网络影评”这一新生事物,主题突出。作者从影评学、传播学、文化心理学等角度做出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对网络影评的未来走向给出了期待。
尽管是对新生事物的探究,但是,本书却显得浅显易懂。原因在于作者对全文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架构,章节、层次分明。既有对网络影评的纵向深度挖掘和剖析,又有同国外网络影评发展的横向对比,书后亦附上大量的影评人访谈和优秀博文、影评网址链接等详实的相关内容。
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一到五章主要介绍了我国网络影评的基本情况,对网络影评进行了界定,详细的论述了网络影评的特征和优势,以及网络影评对我国电影评论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反思了网络影评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影评的未来发展走势提出了若干期待。作者在对网络影评的相关特征做结论时并不是仅凭一家之言,而是以统计学的方式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数据,就数据进行分析。不仅如此,本书还囊括了大量的图片、图表、影评文章附录,这些元素的运用使得本书在抽象的理论之外增加了阅读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更易被读者接受,同时也可见作者对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
第六章,将英国、美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网络影评发展状况单独列出来讲,做了大量的截图和翻译工作,不仅对英美两国网络影评的发展概况做了分析,还列出了影响力较大的个别网站进行了详细的个案分析,并同我国大陆网络影评做一番对比,于比较中发现问题,或许能为国内影评网站更好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范本和模式。
附录部分,分别刊载了周黎明和卫西谛的采访实录,国内名家博客和博文选介,网络影评网站选登和网络影评受众调查问卷。虽为收集整理的资料,但可以让广大读者近距离了解影评人的实际情况,并给读者以实用性的网站介绍,让人倍感亲切。
由于本书是关于网络影评研究的首部著作,因而并无同类型书籍可作比较。但是,广大学者若想寻找一些关于网络影评的详实信息,或可作为一本参考书拿来阅读。尽管作者为著此书颇费精力,但是毕竟没有完美的事物存在,本书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第一章第三节,网络影评的受众及其使用情况调查,作者试图用数据统计的方式来做学术研究,如此更能增加其科学严谨性。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此次调查在对象的选取上仅仅涉及到17—28岁之间的青年人,且都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问卷只有350份。我们都知道,数据统计的目的在于定量分析,这个量必须保证数量和范围的质量,而此次调查从受众群体和覆盖面积上讲,都显得太过片面和狭窄。众所周知,网络影评具有大众性,它的群体和接收群体是及其广泛的,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群众,无所不包,而每一个层次的者和接收者由于学历、专业等因素的限制对于网络影评的认知都是不同的,因此,要想准确的探究,就必须在调查时覆盖各个层次的调查对象,且调查人数应该越多越好。本书的数据以及因此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大学生的观点,不能包容全部。
其次,第三章,网络影评对中国影评发展的效应和作用。本章共有四节,作者在第二节中讲到网络影评促进影评形式和理论的创新,诚然,网络影评在形式上较传统评论更为灵活,无论实在篇幅还是文体上都更为自由,甚至简单的打分、投票都可以视为是对一部电影的“另类”评论,但是,关于网络影评促进电影批评理论的这一方面,笔者不敢苟同,因为网络影评仅仅是在影评的载体和形式上不同于传统影评,其本质并无改变,与理论的创新似乎并无多大关联,网络影评确实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得到了繁荣的发展,但是并不能就此一味的乐观,动辄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中国的电影理论自“影戏说”之后,占据牢固地位的便是从西方引进的经典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且一直没有新的突破和进展。我们的确希望能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但是,时机或许不够成熟,因而,对于理论一说,需要谨慎。
二、 启发
尽管笔者觉得此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同时对自己却又有不小的影响和启发。记得从图书馆琳琅满目的书籍之中抽出此书的时候,自己是如此的惊喜,心想竟然还有关于“网络影评”的专门著作,一定要仔细的研读!
待看完此书,首先对作者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因为做学术定要有一种敏感把握最新动向的能力,不仅如此,还需沉心静气的探索钻研,这一点,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每每遇到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时,总是感觉缺乏这一领域前人的积累,没有指导与方向,很茫然,不敢下手去做。总是希望在所有的材料都齐备的时候再去探究,殊不知,这个时候又哪里还有探究的价值呢?但愿自己在敬佩之余,能以作者为榜样,在以后的学术研究路上,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另外,作者仅仅就“网络影评”这一现象,从纵向和横向角度便能挖掘出洋洋洒洒一部著作,其涉及角度之多,涵盖范围之广,着实让笔者惊叹。在学术研究上,小切口的创作或可成为自己的方向。
这本书同时让笔者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有电影评论?什么样的电影评论才是合理的?”电影评论之于整个电影产业,不仅仅是对创作者的补充和重新阐释,更是对观众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和观众的观影选择仿佛一对矛盾体,犹如传统家长制和现在的自由思想,我们总是企图突破家长的“指指点点”,自由的选择生活,但是,一旦我们得到了全部的自由,却又总会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不知道该干什么。其实,电影评论之于观众亦是如此,在当下浩大的电影市场当中,观众如何选择,仅仅看制片方的宣传当然不可,这个时候观众就需要一种观影引导,电影评论的作用正在这里。什么样的电影评论才是合理的呢?传统的电影评论总是出自专家学者之手,他们的观点或许更为公允,但是,动辄洋洋洒洒、艰难晦涩的长篇学术论文不免让人望而生畏。而当下流行的网络影评因其形式新颖、内容平易近人而更受广大观众热捧。但是,网络的开放性及其缺少“把关人”这一缺陷又令当下的互联网充满了各种“网络水军”,网络影评人的大军中不乏各个制片方的“御用文人”,他们为每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推波助澜,积累人气,增加观众。而这又恰恰违逆了电影评论引导性的公允之处。如何平衡传统影评和网络影评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
当今我们处在一个市场的时代,仿佛所有的行为都必须和经济挂钩,但是,文化应该而且必须例外。电影不仅仅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它还必须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伴侣。为了保证优秀的电影被广大观众所认知和接收,笔者认为独立影评人必须存在,而且必须为他们的存在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尽管困难重重,但尚有希望。正如作者所言“中国电影史上,独立影评人机制一直是缺失的。然而随着网络影评的蓬勃发展,独立影评人仿佛找到了适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网络影评的生存状态及其走向研究》,前揭,52页)他们可以通过博客、论坛、个人网页的形式畅所欲言,尤其是当下蓬勃发展的微博,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自媒体”,每个人的言论都有一个公共的平台。网络的开放性使每一个言论者都免于各种传统的制度约束,只要影评人能够自律,政策上再给予适当的引导,网络影评必然能充分的发挥作用。
一直以来,对电影文化的研究,我们都沉浸在传统理论的视角上,而今看到这样一本书,顿时觉得眼界开阔了不少,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文化的演进上同样发生着不可思议的作用,尤其表现在电影上。从最开始的无声片,黑白片发展到当下的彩色有声、3D立体电影甚至是4D等等,都给了文化研究者以全新的视野。当下的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媒体的发展对电影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网络电影、微电影近来异常火热,当下全民皆可导,全民皆可演的现象势必也会带动新一轮的网络文化研究。
论文关键词 微博 著作权保护 法律责任
微博是微博客的简称,作为近两年新兴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因其微小便捷的特点深受大众的喜爱。微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分享”,随手的一张照片,即时的心灵感悟都可以让自己与他人“分享”。但是,它给人们沟通上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一些困惑和烦恼。人们挂在微博上的“微表达”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如果有,如何来界定侵权行为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呢?微博用户几千万,侵权者怎么找呢?笔者在下文中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微博著作权的前提
我国的著作权法是一部保护“作品”的法律,内容可以构成作品也就成为微博享有著作权的前提。那么“作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1)必须具有独创性。作者应该独立地创作完成。(2)必须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作者须以文字、符号、声音、动作、色彩等一定的表现形式将其无形的思想表达出来,使他人通过感官能感觉其存在,如无一定的表现形式,仅有停留在思想层面则不能称为作品。(3)作品能够被复制且不违法。从这三个条件来看,如果微博的内容具备独创性且不违法即可构成作品,应该得到保护。
由于独创性直接关系到微博著作权的是否存在,因而其外延应该被准确的界定。何为独创性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主要有“作品独立说”,这种观点认为一部作品只要是自己独立完成的,而不是剽窃、抄袭他人的,该作品即具有独创性。“个人特点说”:如果作品的形式安排、材料选择或向公众介绍作品的方式带有作者个人创作特点即可认为具有独创性。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解释:独创性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这意味着,创作是一定高度的智力活动。作者通过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构思过程,直接完成具有自身属性特征的作品。普通的微博使用者大都喜欢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心情做些流水账似的记录:“在海边散步,喜欢这种感觉”;“今天打了场篮球,好久没这么累了”。这些文字只是对日常生活做了流水账似的描述,还未达到创作要求的高度,也不符合相关法律中关于智力活动的解释,因而此类微博不具备独创性。
那么什么样的微博才有独创性呢?新浪微博中国首届微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因车祸而失明,所以我从不知女友长什么样。那年,她得了胃癌,临终前她将眼角膜移植给了我。我恢复光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她的照片,然而我只找到她留给我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张空白照片,照片上写有一句话:‘别再想我长什么样,下一个你爱上的人,就是我的模样。”可以看出,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与精妙构思是难以写出这样的微博的。类似内容的微博便已经完全具备独创性的特征,此时它承担的作用仅仅是一个载体,而它承载的内容俨然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作品。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微博若具有独创性且内容合法就可以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140个甚至更少的字数并不会影响其构成“作品”。如今,微博正用自己的方式促进着传统信息共享模式的变革,网络著作权既能享受到这种变革带来的好处(作品的创造成本低,方式简便,几乎没有审批程序过长的烦恼等),又经常在不经意的转来转去中被侵权。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呢?
二、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运营商责任
(一)转发行为是否侵权
相比普通作品,微博的重要特点就是传播速度极快。微博之间的转发,只需点击微博帖子下的“转发”字样,便能显示原微博的内容,但同时也能显示原始发帖人的昵称,与原创帖子存在一定的区别。微博的主要功能的确在于信息分享,但是转发行为是否合法呢?网友间的复制行为,学理上称之为私人复制,私人复制是指个人出于非商业性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目前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关于转发的定义,但实际上看网络中的转发和现实中转载的内涵十分接近,我们不妨可以参照转载的概念进行比较。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转载是指报纸、期刊登载其他报刊已发表作品的行为。”可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框架内,作品转载者是指转载其他报刊已发表作品的报社和期刊社。这样来看,只有报社和期刊社才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转载主体。因此,从性质上讲,私人复制属于个人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范畴,并不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并不排斥自己的微博被随意转发的原因。同时,微博的生命恰恰在于传播,在于分享,微博的大量转发在很多时候可以让优秀的“微博作品”一夜爆红,这也许更是作者希望见到的。
(二)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侵权
正如笔者上文论述的那样,合理的转发的确不侵害作者微博著作权的,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侵权呢?2011年10月,童话大王郑渊洁讨伐一名为“方雨007”的用户:“拜托您百忙中哪怕改一个标点符号啊”。“方雨007”的博主于2011年7月7日一条微博,竟与郑渊洁之前的针对北大数学系高材生遁入空门的微博一字不差,标点也一处未改。郑渊洁发现后留言声讨:“文章素材虽来源于新闻,但文字形成过程需要视角、判断和文字的排列组合,是创作!”与普通的转发行为不同,“方雨007”是以复制粘贴的形式重新发了一条微博。网民很难从他的这条微博中看到转载的任何痕迹。表面上来看,这条微博已经成为“方雨007”自己的“作品”,此行为显然已经侵害了原作者的复制权,署名权,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应当受到法律的禁止。
“微时代”开启后,信息技术的支持使微博具有易获取性和易扩散性,微博被无偿“拿走”的现象层出不穷。除了利用网络侵权,一些平面媒体、出版商等未经“微博主”同意就将微语录刊登或集结出书,同样侵犯了权利人的复制权、发行权等,这与前文的侵权行为只是方式不同,实质却一样。除此之外,转发过程中对原微博内容的添附、篡改、断章取义等的行为因侵犯原作品的完整性而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规制。
(三)运营商的侵权责任
侵害微博著作权的行为发生后,运营商是否也要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有没有相应的豁免事由呢?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明确了运营商的责任范围,如果微博主向运营商通知了著作权被侵犯这一消息,那么运营商就有义务采取一定的措施类似,如告知侵权者删除微博,情节严重的可以注销侵权者的微博等。如果运营商没有履行此项义务那么也就应然的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三十六条的后半部分实际操作起来存在一定困难,即如何判断运营商对侵权行为的“知道”呢?当微博著作权受到侵害时,运营商以现有的技术是很难发现的。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当采用类似美国“红旗规则”的过错认定标准,即只有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像鲜艳的红旗在网络服务商面前飘扬时,网络服务商才应被认定明知或有理由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存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的看法也没有趋于统一,而是从宽解释,赋予网络服务商一定的事先审查义务。但笔者则认为这是欠妥的,这没有充分考虑到微博侵权的特殊性(容易被侵权,难以事前审查,侵权难以发现)。
三、创新著作权保护的保护模式
我国一向重视对互联网的监管,不断提高互联网安全的维护水平。微博的著作权也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其安全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呢。我们应该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创新保护机制:
第一,微博的半实名制。匿名制的微博还是有很多益处,微博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监督的利剑与其匿名制不无关系,所以笔者并不赞同完全的微博实名制。这里的半实名制是指网民在使用微博时仍然可以使用自己昵称,但是在注册之前需要填写个人信息档案,使用真实姓名,且此信息不对任何人或者组织公开。只有当微博主利用微博实施了违法行为之后,才可以由国家司法机关予以审查调用。很多匿名用户之所以随意抄袭别人的微博内容,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免于法律制裁。如果实行半实名制这一问题将引刃而解,微博著作权将得到有效的保护。
据广告导报:近年来。各大报业集团也纷纷探讨数字化生存之路。努力实现战略转型;同时在广播业,如何发展数字广告来适应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成为了焦点。
2009年,3G在中国全面启动.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中国迅速地发展,并吸引了更多受众的注意力。据2009年调查统计,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5.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3.8%)。而根据调查,网络新闻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二大网络应用,使用率高达78.7%,这意味着2.66亿人将获取新闻信息作为他们上网的目的之一。与此同时.网络广告占中国广告总收入的市场份额逐年扩大,2004年只占1.9%.到2008年跃升为8.6%,而2009年更是超过10%。比尔・盖茨前不久预言.3年后全球互联网广告将达到300亿美元,这将是今天全球报业广告的总和。美国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在一次演讲中也说道:权力正在发生转移,从我们这些拥有和管理媒体的人转移到正在变得日益挑剔的读者和观众那里。这些读者和观众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新技术极其敏感,不愿意被领导。并且知道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媒体世界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用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获得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资讯。
传统媒体要顺应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从战略的高度来运筹媒体的发展,对旧媒体数字化做出精心的策划和计谋,从队伍建设、资本吸纳、经营理念、运作模式、盈利机制等多方面来建构新型的媒体模式,使之从传统的媒体平滑过渡到多元化的数字传媒。
新媒体海量、快捷以及个性化、移动化、互动性、可选择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在经过多年发展后,虽然已近饱和,但是在多年培养的大量受众,有着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广告客户对于新媒体的广告投放不如对传统媒体那么稳定.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正如此,传统媒体核心采编创作团队的品牌优势新媒体无法比拟,而在“数字化”加速的今天,它需要做的,是与新媒体这个平台加强合作。
物联网产业第一本期刊问世
读者翘首以待的《物联网世界》杂志(省略/)已于近日创刊。创刊号以精美的图片、厚重的文字和独具特色的设计,为物联网产业市场动态、技术现状、企业文化、成功经验等搭建起一个充分展示和信息共享的平台,吸引了产业内外读者的眼球。
自去年8月温总理视察无锡提出建设“感知中国”中心以来,物联网一词在神州大地已成燎原之势.从中央到地方,从两会到世博,处处可见其身影。伴随着物联网产业的迅速崛起.物联网产业信息需求日趋迫切。广大读者渴望一本前瞻性、时效性和可读性俱备专业实用型行业期刊。产业界也急需一个培养、锻炼物联网人才的园地,于是《物联网世界》杂志应运而生。《物联网世界》一名取寓意“物联世界,感知中国。”该杂志以办融市场、技术、企业文化、成功经验等各方面为一体的行业实用杂志为宗旨,力求为读者开阔视野、解读行业热点、分析深层次原因、预测市场变化趋势,给出合理的参考性建议,是沟通物联网产业生产与需求的纽带,也将是培育著名品牌、繁荣物联网国内国际市场的服务平台。
浙报集团与华数集团推进媒体融合
据浙江日报:4月26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推进“全媒体、全国化”。
根据签署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品牌推广、内容联动、项目投资等若干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合作双方表示。将以市场化、企业化的体制机制为基础.以双方资源为依托,通过不断开拓新的业务合作平台,从多个领域切实创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方式。打造数字时代全新的媒体业务形态和赢利模式,抢占先机,携手进军全国、全球传媒文化市场。
广州日报微博上线
据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微博4月22日正式上线,网友可以随时随地“织围脖”,共同问政广州市两会。
据悉,广州日报微博整合了报纸和新媒体的资源,率先推出web及wap服务形式。用户可用大洋账号直接登录,也可以通过web登录网站http://t.省略,还可以用手机wap登录网站:i.省略/t。注册后绑定手机号码,手机用户也可以通过短信、彩信、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方式,将内容发送到指定端口,就可以更新博文.实现随时随地的“微博”。
广州日报微博具有浏览、发表、转发、评论和收藏等几大功能。并且将不断完善,客户端、139说客同步等服务形式也将陆续开发上线使用,方便各位网友以简短的文字、图片,在第一时间,随时随地记录身边事,随时随地与各地网友分享精彩瞬间。
解放报业开发iPhone应用
据新闻晨报: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专门针对iphone开发的在线新闻应用于4月26日正式上线。该项应用被命名为“解放新新闻”。产品内容丰富,囊括了集团下属的《解放日报》、《申江服务导报》电子版,《i-世博》专刊,申报网和叨逗网的快速链接。以及一个整点滚动更新的“新新闻”产品。
“解放新新闻”集成了解放集团的优质媒体资源,在iphone桌面首屏植入一个快速进入的窗口,一键即能迅速访问。实现便捷快速的在线应用。已使用了iphone的用户,亦可以自行通过iphone手机的“+”符号将该链接添加至主屏幕。就可方便使用。用户通过该产品。不仅可以在iphone上阅读解放集团精品纸质报刊与网络同步的电子版内容,还可以看到无纸质出版、只有电子出版的整点滚动播报产品“新新闻”,更可以访问解放集团的两个网站.获得更多的精彩资讯和互动体验。该产品专门针对iphone的屏幕做过适配,加上iphone本来就十分优质的图像呈现效果,更是实现了一流的阅读体验.堪称视觉上的享受,被形象地称为iphone上的“第十万零一种应用”。
为一款手机定做一款独特的新闻产品。是报业开展无线增值服务从量到质、从广泛到针对、从普遍到精细的一次飞跃。“解放新新闻”的上线.标志着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无线互联网领域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辽宁北方报刊零售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据东北新闻网:4月28日.辽宁北方报刊零售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在沈阳正式成立,这是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标志我省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江出席成立仪式并讲话。,
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我省从去年开始.积极探索建立以邮政报刊发行
资源为主体,联合省市党报,覆盖全省城乡、布局合理的报刊零售发行体制,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我省正在按照已经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力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并力争在今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辽宁日报》改版、“进报亭进家庭”,辽宁中部城市群报业的成功合作等有益探索,为我省深化报刊发行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辽宁北方报刊零售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是由辽宁省邮政公司和辽宁报业传媒集团共同出资,旨在融合邮政系统的发行资源和党报传媒集团的优势。以报刊亭为载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市场化运作,激发经营活力,加快推进党报党刊发行零售方式的转变,实现发行网络化,订阅市场化,进一步提高党报党刊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市场覆盖率。
鲁商集团亿元杀入传媒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5月8日,注册资金高达1.051亿元、由鲁商集团发起成立的鲁商传媒集团正式挂牌。并发出冲刺全国传媒行业第一阵营的号角。
鲁商集团总经济师、鲁商传媒集团董事长张会林告诉本报,成立后的鲁商传媒集团,将通过整合省内及国内的报纸资源建立“全国商报系”,同时出资2000万元在上海设立杂志运营总部。建设覆盖全国的“杂志联盟”;同时,通过整合出版、网络新媒体及户外广告市场,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传播网络,下一步还将涉足广播及电视广告业务。
据了解。早在去年,鲁商集团就已经收购了《新浪潮》杂志的“壳”资源,并组建了报刊发行及户外广告公司。
今年初,鲁商集团加快收购整合步伐。春节甫过,其就将山东省政府主管的山东新闻网收归旗下。时隔不久。2月24日又以1400万元的价格将山东两本高端DM杂志70%股权收入囊中。
鲁商传媒集团已拥有一报一网四本杂志及广告、音像、发行等数家公司.并与新华社山东分社合作当地版手机报。以零售、地产、制药和酒店为支柱的鲁商集团去年销售收入达到了256亿元,且鲁商的前四大主业尤其零售已基本完成山东省内布局,传媒产业完全可以借助集团客户资源切入全国布局.实现文化传媒产业和商业资源的融合。
《读者》电纸书在深圳面市
据中国青年报:国内第一家自主品牌手持终端阅读器――《读者》电纸书,日前在深圳第六届文博会现场正式亮相。手捧一本小巧的《读者》电纸书,即可阅读《读者》杂志近10年文章精华,还可下载阅读《读者》杂志创刊近30年来的精华内容,并享有在1年内免费下载未来24期《读者》杂志最新内容等功能。此外,它还储存了400多本畅销的经典书目。据悉。该产品5月底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市。
第27届“湖北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刊讯第27届(2009年度)“湖北新闻奖”评选结果4月29日在汉揭晓,共评出报纸、广播电视、理论宣传、网络宣传、文体新闻、新闻摄影、新闻美术和论文(论著)等11个系列获奖作品540件,其中一等奖9l件,二等奖178件,三等奖271件;另有26条标题获好标题奖。
第16届湖北新闻奖新闻论文奖同时揭晓。本刊首发论文获一等奖2件;二等奖2件;三等奖6件。
(详情请登录湖北传媒网)(邹玲)
新闻权力寻租形式及特点
吴向正在《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3期撰文说,新闻权力寻租是新闻单位或个人,利用所掌握的新闻权力,避开各种法规、道德等控制,通过非法交易,从而获得金钱或利益的一种活动。新闻权力寻租的实质是新闻权的滥用,它严重危害媒体公信力,严重侵害公众的知情权。
新闻权力寻租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有偿新闻。把没有新闻性的内容甚至虚假信息写成新闻形式予以报道,并私下收取“车马费”、“加班费”、“奖励费”等各种名目的红包谋取私利等。
2有偿不闻。接受被监督单位和人员的贿赂.放弃舆论监督权。
3有意混淆新闻与广告的界限。在新闻栏目、新闻版面、新闻时段上故意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限。把广告信息纳入新闻资讯栏目,更有甚者,经过策划,把广告包装成经济新闻、科技新闻;将广告版改成“专版”、“形象报道版”等。
4给广告客户送新闻版面。在广告客户出钱刊登广告的同时还额外送给对方一些新闻版面以新闻报道形式为对方作宣传。
5新闻介入商业策划活动。新闻媒体介入商业策划活动,或策划新闻、活动以吸引商家参与,或帮助商家策划、报道商业活动,或与商家联手策划商业新闻.而商家则以广告或“活动费”的方式回报媒体。
近年来新闻权力寻租现象的特点:
一是新闻权力寻租数量较多。重大案件频频发生。我国新闻权力寻租行为呈增多之势,形势严峻。近年来,诸如山西繁峙金矿矿难中记者受贿案等。
二是以传媒单位为主体的新闻权力寻租增多。当前权力寻租的方式,正从个别新闻从业人员隐蔽的个人行为,演变为新闻单位整体或部门的集体行为。有的甚至成了一种公开的、被纳入计划的、有组织的“项目”。
三是“球”式的新闻权力寻租现象越来越多,隐蔽性增强。例如把广告信息纳入新闻资讯栏目,新闻单位与其他单位有偿合办新闻版面,在登广告的同时送新闻版面等颇具隐蔽色彩,很难让人发现。
广播电视应增加科技和社会属性
黄勇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4期撰文说,几十年来,人们把意识形态属性或阶级属性、政治属性看做广播电视的唯一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专家学者关于广播电视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属性的论述,都有理论上的独到之处和突破意义。本文在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理由如下。
其一,广播电视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没有物理学引导和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就没有过去的广播电视;没有电子学理论的引导和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就没有今天的广播电视。科技孕育了广播电视,科技推动了广播电视的不断发展。
其二,广播电视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表明,广播电视应社会需求而诞生、成长、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它以传播信息、影响舆论、提供娱乐、教化民众的特殊功能,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广播电视早已成为人民群众获取新闻信息和享受文化娱乐的主渠道,其传播内容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广。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格局。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作为大众传媒的角度来认识广播电视的属性,还是从广播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和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来看,都应当承认和确定广播电视的社会属性。
这样.我们可以表述:广播电视具有科技、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属性。我认为。这样的表述更加完整、科学,由此可以构成一个系统的、科学的概念体系。
10年后全球媒介是什么样?
据《中国报业》2010年第4期介绍,3月18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传媒革新峰会。英国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媒体专家及多家各类媒体的负责人就10年后全球媒介做了预测。部分观点有:
会像足球比赛,众多公司追逐同一个足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表现平平,只有少数几个会成为巨星。相关的规则会日益重要。
创造者、所有者、发行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区别将消失.对内容分销和所有权保护的直接控制将变得更为困难。那些能在质量、服务、信任、便捷和共享等吸引人的背景下提供内容的公司,将拥有业务,并最能获得顾客的忠诚。
媒介可能会以许可证的形式被消费,而不是被直接购买。消费会受到推荐引擎的巨大影响.推荐引擎将根据你的消费习惯构建你的私人频道。这些频道是根据你的兴趣量身定做的。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在规模上使当前媒介逊色的媒介产业,至少就参与的人数而言。所有媒介都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交媒介。因为信息越来越成为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特征,传媒业将成为一个更大的全球性产业。
对人们浏览世界新闻而言。编辑内容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编辑却并非一定是坐在报社桌子后面的那个人。
移动媒体和网络媒体消费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消亡,而是导致了媒介产品受众的日益复杂化和碎片化。那些能够认同并且能够跟上这些消费模式变化的公司将会得到繁荣发展。
对更广泛的受众而吉,制作媒介的工具会更易于获取,这将降低进入媒介领域的门槛。
10年的时间。在数字领域将会有好几代的更替,很明显,技术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持续崛起的三维技术,iPad第五代,第六感技术,以及增强现实感的各种技术。
1学者身份识别的概念
学者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知识水平、创造能力,能在相关领域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人[1],有时被称为专家、科研工作者、研究人员等.从身份定位角度来说,学者身份是指学者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个性,其身份由学者姓名、学科领域和专业级别等信息加以确定.
其中姓名是确认学者身份的主要标识,学科领域和专业级别等是附加标识.在学术界,当我们提及某一专家时,首先需确认的是该专家的姓名,然后才是他的学科领域、专业级别、工作单位,以及年龄、性别、荣誉称号等信息.学者身份识别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技术来识别学者身份,达到准确区分每一位学者的目的.就识别内容而言,学者身份识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学者身份识别是指将学者姓名与其名称所有版本统一起来,可简称学者姓名识别。
广义的学者身份识别不仅需要将学者姓名进行规范化处理,而且需附加学者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学科领域等相关信息,从而获得某一学者完整的身份信息.一般将相对精确、固定的附加信息称为自然属性,包括学者性别、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出生地等.将含混、易变的附加信息称为社会属性,包括学者工作单位、学科领域、专业级别、所获荣誉等.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交流环境中,学者姓名是学者身份信息的统一指代,这一点毋庸置疑.由于学者个人名称复杂,同名和异名等情况屡见不鲜,增加了学者身份辨别的难度.学者身份识别的关键是研究如何将学者姓名及其名称的所有版本统一起来,建立唯一标识符.下文将分析学者异名和同名的发生机理以透视学者名称的复杂性,并剖析学者身份识别的内涵和功能,为揭示学者统一身份标识符的内在机制奠定基础.
2学者个人名称的复杂性
2.1学者异名学者异名即同一学者拥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为便于论述,本文将学者名称区分为本名和异名两种基本形式.本名指学者个人社会性身份证件上的真实姓名,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为人所知的称呼视作异名,包括全称、简称、昵称、网名、笔名、缩写名、中文汉语拼音等[2].
为什么会出现学者异名?异名是学者主动添加或更改而获得的,主要原因有三点:(1)学者在职业发展生涯中正式改换姓名,使得科研成果在改名前后有了不同署名;(2)学者在不同语种的期刊中发表研究成果,采用本名的音译、缩写或汉语拼音等方式进行署名,因而出现了异名;(3)学者交流的环境和偏好发生变化,在线科研交流环境中,学者申请使用各种网名、昵称和笔名等.不同情形产生的学者异名,在字面上与本名关联的程度不同,计算机识别的难度也不尽相同.第一种,学者改名而产生的异名,一般会延续原姓氏,与本名间存在一定字面联系,但难以自动识别;第二种异名比较普遍,与本名间不存在字面关联,但属于不同语种间的翻译和转换,借助计算机技术可自动识别;第三种异名情况较复杂,与本名间即不存在字面关联,又不属于不同语种间的翻译和转换,很难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自动识别.
因此,笔名、网名、昵称等增加了学者异名现象的复杂性和处理难度.2.2学者同名学者同名即不同学者拥有相同的名称.当把不同学者的科研成果集中起来形成数据库时出现同名异人现象,难以确认科研成果的精确归属.并且随着数据库规模的扩大,同名出现频率随之增高,即同一姓名关联到的不同学者越多,这是学者同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据此推理,如果将学者不同语种的出版物,以及学者的学术博客、微信、专业论坛帖等成果记录一并考虑,纳入更加庞大的学者研究成果库,由于简称、缩写名、译名、网名等各种异名的存在,将极大增加学者异名出现同名的概率,从而增加学者身份辨别的难度.过去图书馆、数据库商等机构在组织信息资源的过程中,一般是在各自数据范围内针对学者本名出现的同名现象进行区分和控制,较少考虑学者异名出现的同名现象.由于同名是学者被动接受的,且随着数据源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综合不同数据源,集中规范控制学者本名和异名出现的同名现象是未来信息组织领域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3学者身份识别的功能和内涵
如今学术交流圈已由图书、期刊等传统出版领域,扩散到微博、博客、学术论坛等网络数字环境中.学术交流网络化是趋势,在线学术交流这一全新学术交流模式正在生成.在线学术交流不仅反映了网络时代科研工作者交流偏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科研交流的效率和受众面.学术交流模式的改变使得科研成果不再局限于完整独立的学术论文或着作,学者们不断将学术成果中的部分观点、结论、图表或实验记录与数据等,以博文、微博等方式在网络中进行和交流.因此,本文认为学术记录一词更能全面概括各种碎片化、网络化的科研成果.学术记录除包含论文、专着、专利等传统研究成果形式外,还包括网络上的各种学术成果,如软件、程序代码、实验数据、研讨视频、会议ppt、学术博客、学术意见、公众科普等.碎片化学术记录虽然传播共享速度快,受众面更广,但由于格式不规范、内容不够完整,导致其可辨识性、可参考和引用性都很差.要将这些记录都关联到同一学者身上几乎不可能,因而也无法引用,更谈不上分享[3].学者身份识别的目标是解决学术文章中的作者姓名歧义,以准确区分每一位学者.
汇集、区分和引导是学者身份识别的三大基本功能[4]:(1)汇集同一学者的不同署名的所有学术记录;(2)区分同名学者的学术记录,辨别学术记录的精确归属;(3)在学者名称间建立参照关系以帮助用户准确获得所需信息.然而将学者姓名与其名称所有版本统一起来,形成统一身份识别符,其内在价值远高于此.试想,如果将学者统一身份识别符嵌入学者学术研究和科研活动生命周期中,在学者和其各种学术记录之间创建关联,那么这种将学者和其各种学术成果关联、引用的能力,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研究人员的学术贡献,改变我们对知识生产的观点,并有可能改变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开展方式,以及认可和奖励的机制[5].学者们正在探索以文献为基础,以人物为索引的新型知识组织模式,并认为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知识关联网络是未来文献支持科研服务及学术生产力分析的重要方向[6].
此外,学者身份识别研究还将极大促进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的发展。替代计量学正在改变以传统文献计量学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计量数据源也由传统的期刊论文数据库扩展到了学术博客、微博、学术分享和评价、专业问答、开放存取、预印本系统等诸多在线交流平台[7].因此将学者的各种网络名称,例如微信名、博客名、社区昵称、QQ昵称等统一起来,从而将形式各异的学术记录汇集到某个学者名下,是替代计量学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学者身份识别的典型解决方案
学者统一身份标识,又可称为学者统一身份标目,或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可以是一串数字、可以是数字与字母的组合,也可以由学者姓名附加其他信息构成等.不同的机构构建了不同的统一标识符系统,目前以图书情报机构构建的人名规范数据库和国际知名出版集团推出的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这两种解决方案最具代表性.
4.1人名规范数据库
学者身份识别是一个长期困扰图书馆等信息机构的难题.图书馆界一直重视作者个人名称消歧工作,以个人名称统一标目的规范控制方式,构建了规模庞大的个人名称规范数据库.美国国会图书馆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个人名称规范数据库.2003年由OCLC牵头建立的虚拟国际规范档(VIAF)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名称规范数据库,截至2013年,该库收录个人名称规范数据1800多万条[8].VIAF已开放为关联数据,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并与维基百科、国际标准标识符(ISNI)、社会网络与档案文本(SNAC)等数据集深度关联和融合,被认为是万维网利用图书馆规范数据的门槛,在国际数据交换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作用.
199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个人名称规范工作,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各种权威工具书中采集数据,后来又以国图中文普通图书书目数据314字段的责任者小传中的信息作为补充,建成中文名称规范数据库[9].截至2009年底,该库数据共计83万多条,其中个人名称规范数据达76万多条[10].2003年由国家图书馆(NLC)、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香港大学图书馆联席会(HKCAN)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CCS)联合共建"中文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收录规范数据记录88万多条。简单地说,图书馆界实施的名称规范控制是使同一实体使用相同、唯一的标题,由这些唯一的标题贯穿整个书目数据库[11],同一实体主要包括作者、书籍、系列图书或合着图书等.
图书馆建立个人名称规范数据库的原则是,只要有其作品就为其作名称规范[12],所以个人名称规范数据庞大,个人名称统一标目需要有附加信息进行限定,才具有区分能力.然而选择什么内容对个人名称进行限定目前没有统一标准[13],依然仁者见仁,各有优劣,但生卒年已成为国际通用限定属性.如果个人名称统一标目在有生卒年且重复的情况下,则需使用学科、职称等附加成分进行着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规定附加成分的内容包括:生卒年、职业、学科、职称、国别、外文名、性别、朝代、民族等.
在最新的《资源描述与检索》(RDA)中则明确规定了识别作者个人信息的17种属性信息,包括个人名称(首先名称、变异名称)、与个人相关的日期(出生日期、死亡日期、个人活跃期)、个人头衔、名称的更完整形式、与个人相关的其他标识、性别、出生地、死亡地、与个人相关的国家、居住地、个人地址、隶属机构、个人语言、个人活动领域、职业或工作、传记信息、个人标识符[14].由此可见,为了使个人名称统一标目具有区分能力,可附加的信息非常复杂,易造成不规范问题.
4.2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近年来,学者身份识别问题突破了图书情报机构的研究视角,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出版商、平台服务商、公益组织及联盟机构的关注,他们推出了与图书馆界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Elsevier的ScopusID,ACM的authorID,汤森路透的 ResearcherID、国际标准组织的ISPI、JISC的NameProject、以及OpenID等[15].
这些解决方案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致力于借助编号系统为学者建立全球性唯一标识符,并试图从学术出版的源头控制学者名称歧义问题.虽然这些解决方案大多具有全球性,但有些并未在学术界极其相关领域得到广泛支持,因为它们或被单一的组织机构所拥有,或因资金缺乏未得到长期维护.目前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是解决方案中最具影响的一个.与其他学者唯一标识解决方案相比,ORCID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四方面:(1)ORCID建立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的开放注册系统,不限制学科、机构和地理范围.因此,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准确识别每一位学者;(2)ORCID拥有广泛联盟基础,目前联合出版商、平台商、大学图书馆、学术团体、基金组织、以及国际知名期刊等250多个机构,其中Elsevier、ACM、汤森路透、PubMed、Nature、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等均是其会员单位;(3)ORCID不以盈利为目的,对于存储数据和个人使用永久免费,但对会员机构会收取一定的会员费,以维持项目的正常管理和运行[16];(4)ORCID是一个开放系统,可与其他学者唯一标识符系统进行整合.
2012年11月完成与ResearcherID的深度整合,建立两个系统间学者身份唯一标识及科研数据的实质性关联,接下来将进行与ScopusID的对接和整合,以实现知识的增值与发现服务.ORCID目前提供的学术出版物主要是文章、基金、专利等,更多学者的科研信息尚未包含其中.但ORCID旨在收集所有与作者相关的学术记录,从研究数据集、程序代码、博客文章到各种学术贡献.为实现这一功能,ORCID将与 CrossRef、DataCite,以及各种数据服务商保持着密切合作.
4.3两种解决方案比较个人名称统一标目的建立原则是通过附加内容对名称标目进行区分,这使得数据库中的统一标目项不够简洁,并且区分度降低,而且极易造成内容着录混乱,比较突出的是对学科、职业等附加内容的着录.在标目内容上,信息组织所追求的是标目成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用户检索则希望名称标目通俗、便捷,这二者之间本身就很难权衡.在标目形式上,个人名称规范数据库主要通过字典式的数据表对作者名称各种标识信息进行静态列举式关联,缺乏语义层面的描述和规范[17].
此外,由于各国在语言、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要想实现全球个人名称统一的标目形式是不现实的,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不同规范数据的集成与共享[18].这些是通过构建个人名称规范数据库解决学者身份识别问题的局限所在.不同于图书馆传统规范控制方法,以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为代表的组织机构采用了唯一标识符的理论来解决学者身份识别问题.这一解决方案引起了全球出版社、平台商和学术团体等机构的极大关注,并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然而现有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系统类型过多,并且编码不规范,有许多待改进之处.
唯一标识的理念在许多领域和行业都有应用,典型的例子有身份证号、银行账号、车牌号、产品条形码和电话号码等,图书期刊领域的ISSN、ISBN、 ISRC、CODEN,以及万维网的URL、URI等编码。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的研究最近才得到较多关注,过去很多机构在标识符编码规范方面比较随意,缺少整体规划.目前最为流行的ORCID标识符有16位数字构成,但不包含任何语义信息,仅表示创建顺序.全世界图书总量远大于学者总量,ISBN号使用 13个数字就囊括了人类社会正式出版的所有图书,然而ORCID却使用了16位数字的编号系统,可见没有借鉴ISBN号的编码经验,实在有些遗憾.
5学者身份识别的内在机制与关键技术
5.1学者身份识别的内在机制无论学者本名和异名在数据信息源中如何交叉重复,从知识组织的角度来看,学者名称歧义属于同义词和多义词问题.其中学者同名属于多义词范畴,需要处理的是一对多的关系,学者异名属于同义词范畴,需要处理的是多对一的关系.相比于主题概念间存在的同一关系、相关关系和等级关系,学者名称只存在同一关系和相关关系,并且以同一关系为主,所以学者名称规范比主题概念规范易于实现.现有解决方案中,无论是以学者个人名称为主构建的统一标目,还是以字符编号为主构建的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其根本原理都是对学者个人名称进行规范控制.在一定的数据信息源中,对学者个人名称建立具有区分度的统一标识以进行规范控制,是学者姓名识别的内在机制.根据上文所述学者同名出现的原理可知,学者名称统一标识符的区分能力与所在数据信息源的大小密切相关.
简单而言,数据源集中的学者个体越多,越需设计区分表达能力强的学者身份统一标识符.图书馆多年实践证明,人名规范数据库中以学者名称为主构建的统一标目,其区分能力并不强,而且鉴于各国在语言、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要想实现全球人名统一的标目形式是不现实的.在最新版RDA规范中,虽明确定义了个人名称标识作为一种属性元素,但却并没有将其作为主标目,取代人名统一标目,在某种层面上仍延续了图书馆传统规范控制思想.消除学者姓名歧义,进行学者身份识别,最终只能通过给定一个统一标识来解决.借助于编码符号表达法,设计具有足够大容纳能力和区分能力的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系统,完全有可能实现.因此,为全球范围内所有学者设计唯一标识符,是消除学者名称歧义的最佳解决方案,并且一劳永逸,ORCID等标识系统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学者姓名统一标识符,作为学者身份的替代物,必须具有唯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需要有固定的组织机构进行规范和管理.
5.2学者身份识别的关键技术学者身份统一标识符系统构建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诸如应为哪些学者设立统一标识符,如何有效编码,如何与学者各种异名进行关联,以及如何推广应用等.本文试着从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技术入手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学者身份识别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5.2.1学者的识别与分析。
图书馆构建人名规范数据库的原则是,只要有其作品就为其做名称规范.由于馆藏图书并非全部都是学术着作,因此其人名规范数据库中的作者并非都是学者.ScopusID、ResearchID、ORCID等标识符系统,主要采用系统分配和用户注册两种方式生成标识符,由于缺乏学者身份的确认和核查机制,其中网罗的个人有可能是学者之外的其他人员,如学生.严格来说,硕士生、博士生等不能完全等同于学者.学者应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知识水平、创造能力,在相关领域持续进行研究的人员.学生在学习阶段虽然有科技产出,但有些人毕业后可能会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不一定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因此,在书目数据、期刊论文数据库等各种数据源中,如何识别与确认作者的学者身份,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对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学者,尤其是具有教授、研究员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学者,应该首先进行学者身份统一编号,并在编号的语义化表达设计中有所考虑.但对于还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其他专职研究者,是否需要结合发文量,以及如何结合以发文数量来确认其学者身份是值得探讨的地方.5.2.2标识符的语义化表达。
据Scopus统计,全球大约有2700万研究者,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研究机构,不包括学生[19].对如此庞大的人员进行有效识别并非易事.符号编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纯数字式编码,二是数字与字母等相结合的混合编码.然而对数量庞大的实体进行编码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重号或者重复编号.最佳解决方法就是编码前对实体进行简单分类,并且将类别信息融入实体编码中,以增加编码本身的可辨识性.因此,一套成功的编码系统不仅需要考虑编码的稳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还需要尽可能包含语义信息.ISBN号、个人身份证号码等号码系统都含有语义信息.比如ISBN号包含图书的国别、所在出版社、图书出版序号等信息,又如我国身份证号码中包含个人的出生时间、所在省份、市区等信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界已认可的数字对象的永久性唯一标识符DOI(DigitalObjectIdentifier,DOI)。
DOI作为数字内容的标识符,它不仅是一串复杂的字符编码,而是包含了与数字对象内容有关的语义信息的符号表达.DOI标识符主要由前缀和后缀两部分组成,中间由斜线分隔.前缀是由DOI管理机构分配给DOI注册者(出版社)的号码,后缀是由已注册过的出版社对其数字内容进行组织分配的号码.后缀语法复杂,要求反映注册数字内容的层级信息,是一个连续的逻辑单元系统,并且可扩展.例如Else.vier的DOI标识符格式为:"DOI:10.1016/刊物类型。期刊代码。出版年。出版月。论文流水号".目前以ORCID为主的已有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编码设计过于简单,鲜有包含与学者身份相关的语义信息.
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应充分借鉴ISBN号、个人身份证号码、DOI等编号系统的经验,尽可能增添语义信息,可优先考虑增加较为稳定的属性信息,例如出生年月、出生地、性别、国别、民族等.一般而言,这些信息在用户提交注册表单时可自动获取,系统直接统一编号即可.5.2.3标识符与学者各种名称的关联。
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是消除学者名称歧义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仅是学者身份的一种识别符号,它无法代替学者名称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日常生活交流中,往往使用简短的姓名称呼对方,而不会使用特定身份证编号来称呼对方.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中也一样,学者同样习惯使用简单的名称来署名各种学术记录,除非期刊出版有特别规定,否则不会使用一长串复杂的学术身份识别号.因此,学者名称歧义的消除最终需要将这唯一标识符与学者各种名称进行关联,才具有现实意义.人名消歧技术是学者身份统一识别号与学者各种名称进行关联的基础.目前ORCID系统采用自动人名消歧和真实性认证相结合的方式.自动人名消歧主要根据作者的机构、地址、学科领域、文献题名、引文时间和合作者等信息进行识别,将同一个学者的不同名称划分成一个类别,然后分配统一的学者身份识别号[20].
然而自动人名消歧算法匹配结果的准确率无法达到100%,还需结合各种真实性认证方式,将学者身份统一识别号与学者各种名称进行关联.真实性认证主要包含自我认证和机构认证两种方式.自我认证是学者本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确认,由于系统无法保证用户都去进行确认,所以这种方式认证结果虽然最准确,但却有局限性.机构认证是由相关机构出面有专人负责对学者个人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确认.其实,图书馆在构建人名规范数据库时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学者姓名识别和认证工作.如果将已有中外人名规范数据库与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系统进行对接,可大大提高人名消歧的效率,而且可确保学者身份统一识别号与学者各种名称关联的准确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名规范数据库主要以出版过图书的学者为处理对象,而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系统则主要以发表过论文的学者为处理对象,这两个学者群体是交叉的,不完全一致.在具体处理过程中,需进一步甄别.5.2.4标识符的推广和应用。
人名规范数据库起初由图书馆业务部门负责单独建库,建成后再与书目数据库进行挂接,实施控制.由于人名规范数据库一直用于图书馆内部书目数据的组织与检索,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严重制约了人名规范数据库的对外发展.以ResearcherID和ORCID为代表的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系统,采取了与图书馆完全不同的方法,它们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允许学者个人免费注册.截至2014年1月已有38.8万名学者注册申请ResearcherID.而 ORCID从创始第一天起,就将包含ResearcherID,AuthorID等在内的其他作者标识符系统纳入其发展计划.目前ORCID已与 ResearcherID完成了深度融合,接下来将全面推进与Scopus、ACM等数据库的整合工作.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系统能否成功地推广和应用,主要取决于该号码能否被整合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业务系统中,真正起到关联各种信息,成为数据交换点的作用.
正因如此,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绝不是一串孤立的编码符号,它不仅需关联学者的背景和真实信息,而且需关联学者所有的学术记录,这在其推广和应用过程中至关重要.成功的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系统,在设计之初就需要考虑各种生态系统建设.例如,学者从稿件提交、同行评议,直到成果出版,与出版商的互动过程中,可利用学者身份唯一标识符关联学者的研究背景和其他真实信息,以验证作者和预期评审专家之间的联系,从而改进出版社的决策.再如,学者某一成果出版后,可将学者身份唯一识别符连同成果元数据、个人概要等信息一起关联到各种出版商、平台商和数据服务商系统中,与学者的其他学术成果产生关联,最大范围内整合学者的所有学术记录.6结语。
社会学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21].未来在线科研环境中,如果每本书籍通过ISBN号进行识别,图表、数据、文档、论文等各种形式的学术记录用DOI号进行标识,而研究人员则可以用其独一无二的ORCID号来证明身份,那么无论是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组织,还是以内容为中心的知识组织,都将更多借鉴社会学领域的有关研究成果,将研究重点转向以符号支配的各种组织策略和关联机制的探索中.在知识组织层面上,ORCID、 ISBN、DOI等各种统一表达符号的功能是相通的,即为了解决事物的同名冲突和一物多名问题.而关联数据作为最新的知识组织方法,它可借助URIs标识整合事物的各种符号表达系统,为包含各种数据、信息和知识在内的细粒度化语义单元,生成互联网上的唯一标识URIs,这不但解决了开放世界环境下的非唯一性命名问题,而且建立了更高层次的虚拟秩序.各种类型事物或资源转换为建立了统一标识符的细粒度语义单元后,它们内在关联的特征、结构和基本规律将是本文今后重点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学者[EB/OL].[2015.03.05].
[2]赵宇星,马莉蓉,冯筱。中文个人名称规范标识的选择与着录[J].情报探索,2008(8):115.117.
[3][5]一个改造科研生态系统的愿景[EB/OL].[2015.03.05].
关键词:黄炎培;职业教育;跨越;考察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5-0179-02
后,黄炎培将全部精神转移到教育事业上,一方面,定居上海,潜心研读西方的各种教育著作,了解西方的教育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他认为“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①“教育者,将俾其人克自适于所处之社会,以遂其生存者也。故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之社会。”②黄炎培从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教育问题入手,历时3年,通过国内外大量的教育考察,在认真分析、比较与反思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职业教育,实现了从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跨越。
对国内的考察:南下北上
1914年2月,黄炎培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为期3年的国内外调查研究与实地考察。他历时95天,考察了南方皖、赣、浙三省,对三省的教育状况、社会情况、民生疾苦乃至山川名胜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对于这些,他都以“旅行记者报一”的名义写稿发表在《申报》上,对于途径之地教育情况的调查与考察,则撰文按期在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将两者编辑成书,名为《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2月出版。在南方三省考察结束后不久,当年9月,他又历时36天,北上对北方京、津、鲁三地进行实地考察,将所撰文稿笔记编辑成书,名为《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第二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7月出版。③经过对国内的考察,黄炎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第一手教育资料,了解到当时的教育现状。
黄炎培对于皖、赣、浙三省的考察主要集中于教育,将教育考察视角一方面放在学校方面,另一方面放在社会方面,他认为离开社会便无所谓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何种之社会”。因此,“凡夫一切现象苟足以表示某一社会之特性习惯能力者,皆所在宜考”。④他在随后发表的《考察皖赣浙教育状况之报告》(原载《教育研究》1914年第14期)中,对学校经费、教师素质、公私立学校、教育行政、师范教育与道德风纪等方面都作了翔实的记载与总结。如在教学方法上,三省学校或私塾“能用问答启发式者,甚属寥寥,盖用注入法。其黑板上大率抄录教科书,进而注释某字作某解,又进而注释其典出某处,或列一表,然其表亦只照录课本,不易一字,而能用图画等物为直观教授者,未之闻也”。而“教会所设学校,佳者颇多。其校长及教务主任,均明白教育原理。校长美人,教育主任华人,皆毕业于美国师范者。……其他均由浅入深”。⑤面对国外教会学校与国内公私立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各方面的差距,黄炎培感言:“教会设学校,外人代中国办教育,吾辈思之,诚宜感愧”。⑥考察期间,黄炎培还应邀义务地进行教育讲演,介绍当今教育状况。在总结南方三省教育情形和社会状况时,黄炎培提出:“各种社会无一不困于生计,但求得过且过为佳,断无三年九年之蓄”。“各地中等学校,其教材类有过多之病,于脑力上既患用之过度,于智识上尤患食而不化”。“在教室外游戏活泼之儿童,忽上修身课,集之教室中,授以枯燥无味之训言,此真格不相入”。⑦此时,黄炎培已经开始认识到,仅在普通教育中抽象地强调“实用”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⑧
黄炎培北上鲁、津、京三地进行考察时,基于总结南方三省考察经验,更加注重教育状况和教育意见的记录。在山东考察时,黄炎培感受至深的是由英国人怀恩光通过募捐兴建的广智院,在《山东广智院》(原载《教育研究》1914年第19期)论文中,他感慨道:“……余所尤叹服者,各种土地面积、人数、物产、商务,及其他关于文化事物,一切比较图表,皆以中国为本位,而与他国较,使人油然生爱国之心”。“譬如学校讲授黄河,据此黄河模型,一方口讲,一方指画,八千余里之长流一览而尽,既易了解,又助记忆,不亦善乎?有志革新教育者,盍于此举加意矣”。⑨在考察京、津二地教育情况后,他对北京的通俗教育、巡行讲演与天津南开中学的露天学校教育等活动非常赞赏。好友远生对黄炎培推理京津教育发达缘故时说:“……京师之民有惯习焉,业务余暇,必听讲书词、小说,久乃成癖,若日用饮食之不可离。今导以宣讲,变其义、仍其形,民之听之,若犹是书词小说也,故势至顺而易效,南方无是”。黄炎培日后感言:“远生之言验矣,巡行宣讲也,露天学校也,其所为法,一纸可以尽之,非有深奥之理论,与繁难之手续,足以致人疑沮者。所难得者人耳,亟记之以告一般教育界。”⑩同时,黄炎培更加悲叹:“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无他路,此为方今教育亟待研究之点,若中学校为尤甚”。{11}
两次国内考察使黄炎培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症结问题有了较为深刻而清醒的客观认识,这个症结问题就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居高自傲已经使当时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同时中国封建教育思想制度残余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各级教育,学校教育中尚文轻实、教育与实际相脱离、办学思路狭隘、教学方法陈旧刻板等务虚现象非常严重,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考察中,他还不遗余力地宣传、强调教育上的实用主义,号召学求实际。虽然在此期间他没有明言通过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改变中国教育的窘状,但是在考察过程中他所提出的社会生计问题、学校毕业生(特别是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反映出他已经开始致力于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形式。{12}他认为“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惊心动目”(《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仅从普通教育入手进行改革,很难尽快达到教育效果,必须另辟蹊径。以1914年的两次国内教育考察为转折点,黄炎培开始从宣传实用主义逐渐转变为致力于提倡职业教育;从提倡普通教育(主要指小学教育)的改革转变为更多地关注如何沟通促进教育与职业的关系。
对国外的考察:大洋两岸
在即将完成国内教育考察之际,1915年4月,中国农商部组织了游美实业团进行考察,黄炎培受聘担任编辑报告,随团赴美考察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调查美国教育状况。至调查之目的,不外两种:一为职业教育之状况,一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联络问题。夫在美国调查此种教育,实最为适宜”。{13}他以“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14}的态度,停留约三个月,游遍美国,访问了美国25个城市中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美国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黄炎培将他的这次美国之旅的考察报告以及日后有关美国教育的讲稿整理成《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第三集),于1917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通过考察美国学校,研究分析美国教育制度和体制,走访社会各方面,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黄炎培深感中美职业教育的差距,深知中国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了解到美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职业教育对美国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中美教育之间的比较分析,从教育思想的根本层次上,总结了中国教育的弊症问题之源。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原载《教育杂志》1916年第8卷第1号)中感言:“两大陆国力之强弱,生事之厚薄,民生之开塞,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他将两国发展悬殊问题的原因归于教育的差距,指出:“虽然,此现象也,果谁为之,而孰令致之耶?将必曰教育矣。夫彼之教育,曰以利人群也,福国家也。我之教育,亦岂有异趣者,而何以所获若是其悬绝?此其因果相仍,至微极复”。{15}对此,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曰,彼之教育,大都取自然,而吾取强制也;其二曰,彼之教育,大都取各别,而吾取划一也;其三曰,彼之教育,最重改造,而吾惟重模仿也;其四曰,彼之教育,最重公众,而我惟重一己也”。{16}黄炎培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的落后之处在于:中国封建伦理的宗法性和政治化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如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落后思想带有鲜明的等级性与歧视性色彩,对教育的影响已潜移默化并根深蒂固,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桎梏。美国“以新发明博文明之声誉”,而中国“以善模仿为不二法门”。美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生产劳动技术,学生动手能力强,思维活跃且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反观中国,学校学生眼高手低,鄙视生产劳动,教学内容刻板单一,与实际生活生产严重脱节,毕业后无一技之长谋生活、谋发展。面对此窘况,黄炎培不禁感叹:“他国之教育,其进行也有方针,其设施也有计划,全国上下,万众一的,而吾国如何?求生存之政府与国民,宁终无动于中耶!”{17}“讲教育若干年仍是毫无效果,外国上下一心提倡职业教育,而我国何如,可胜叹哉!”{18}黄炎培指出:“……盖西人之教育,向采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以独出心裁为可贵,故不知不识间,人人心花怒放。我国教育向重师承,重模仿,譬诸写字,必学颜柳,后遂无高出于颜柳者。其间优劣姑且不论,第问今后吾人尚宜固守东方民族之思想;抑宜参合西方民族之思想,以求活泼进步;此极应研究之问题也。”他将美国教育的优势归纳为两点:“一曰应用。即要用者教之,不要用者尽不可教。二曰各别。即能各各发表其特色,而不求统一”(江苏省教育会常会中的报告内容)。黄炎培基于对美国各方面的考察、总结与思考,结合当时中国教育状况,认为中国教育改造可以从三个方面借鉴美国教育:“一曰实用教育。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重实用。二曰体育。……三曰校外教育亟宜注意。彼国之社会教育,与我国稍有不同之处,即我国往往特设机关,彼则以学校为中心,此点亦宜研究”。{19}对美国的考察使黄炎培对职业教育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新认识、新思考、新发现,也使他更加坚信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国之后,他告诫教育家要“越去书本教育之阶级,而进入实用教育之阶级也。至于政府既须与学校社会通力合作,更须多派有经验之教育家,往外国考查,籍作他山之助,然后教育可期尽善尽美也”。(《调查美国教育报告》)1915年黄炎培随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在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时看到了菲律宾(时为美国殖民地)的教育出品和各式各样的图表,他推断菲律宾一定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此外,他认为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社会习俗相近,最重要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几十年间由一个封建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肯定有适应世界潮流与趋势的改革措施,是值得考察和借鉴的。经教育部批准,1917年1月,黄炎培等一行6人赴日本、菲律宾进行第二次国外考察,此次考察,他直接把目光投向了两国的职业教育,“同行诸子考察之目的,多重在师范教育,而余重在职业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在日本期间,考察团先后赴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并向日本教育界、工业界等人士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了请教、沟通与交流,职业教育“外感于世界潮流之推动,内迫于社会现况之要求”的客观现实,使黄炎培更加坚定了走职业教育道路的信念。在菲律宾期间,考察团对农业、工业、商业、师范学校教育进行了深入了解,黄炎培了解到菲律宾的教育宗旨意在普及和统一,而职业教育也是根据此宗旨制定具体的方法和措施,一方面职业教育要与家庭联络,一方面职业教育要与商业联络,这两点又与社会教育交融,所以大部分属于社会教育的内容,兼具社会教育的属性。至此,菲律宾“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皆出自职业教育之赐”(黄炎培等:《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实现跨越:高举职业教育旗帜
通过两次国内教育考察与两次国外教育考察,黄炎培对兴办职业教育的信念更加坚定。一方面,通过分析比较,不时地在各种教育期刊上发表自己对职业教育的新认识与新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游历全国各地,不断地传播、讲解、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新情况与新进展。在务实理念的指引下,黄炎培顺势而行,在这片曾经有着光辉灿烂历史文明的古国大地上,第一次高高地举起“发展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职业教育”的鲜明旗帜,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开始从“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建构职业教育思想统一体系之树,并使之不断发展壮大。黄炎培在从事职业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将考察调查放在突出位置,这为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注入了新鲜血液,开创了中国教育考察研究的先河,实现了他从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跨越,为当代和后世的教育者树立了榜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考察研究,就没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20}
注释:
①②④⑦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3,3,205-206页
③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6页
⑤⑥⑨⑩{13}{14}{15}{16}{17}{18}{19}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4,136,147,155-157,266,184,184-185,186,167,273,170页
⑧田正平,周志毅:《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1}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58页
{12}谢长法:《黄炎培的教育考察与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萌生》,《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十一期
{20}朱宗震,陈伟忠:《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