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硕士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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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2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政府行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地提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房屋拆迁成为城市化加速发展突出的社会现象。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市改造时期，由于城市房屋拆迁的相关制度的缺失，城市房屋拆迁中暴力强拆和拆迁上访的事件不断地出现，在拆迁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角色错位、僭越公职等一系列深层的问题，这种行为不仅损害群众的利益，而且影响政府的形象。城市房屋的拆迁与拆迁中政府行为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公权对私权进行干预的本质决定了它始终是一个多方主体之利益博弈的过程(郑玮炜,2007)。它实质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刘祖赋，2006）。房屋拆迁主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互之间不能就各自利益进行协商，形成许多拆迁矛盾，甚至引发强烈的冲突。对于多数拆迁户来说,利益集团是争利的合适方式（邱雯雯，2009）。本文以“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为例”，结合具体的案例，用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政府在城市拆迁中表现的行为，总结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较为具体、可行的对策与意见，以期对政府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有所帮助。

二、剖析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政府行为

（一）简要概述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2010年9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因强拆而引发的9.10自焚事件震惊全国。在自焚事件中，3人重伤，其中1人不治身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9年，“钟家”向政府买下了宜黄县桥头村福泉岗一块荒地，建起了3层小楼,小楼拥有合法手续。2002年12月，宜黄县与浙江恒昌集团签订合同，前者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者投资8亿元，整体开发河东新区。大规模的征地拆迁，从宜黄河东岸，逐渐逼向钟家所在的福泉岗。2007年，宜黄县政府兴建河东新区客运站，按照城市建设的整体设计方案，钟家的这个地块被划进了新城区最核心地带，将成为进入客运站广场的通道。钟家人坦言，如果补偿合理他们愿意搬迁，但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与钟家的预期相差甚远且补偿方式根本不合理，钟家拒绝了政府的补偿安置方案。9月10日，警察、城管大概40多人来到钟家，借有人举报钟家有汽油为由，要进屋检查汽油，与钟家发生冲突而引发自焚事件。事后，包括书记县长在内8名官员受到处分，但是宜黄强拆自焚问责处分没有警醒当地官员去尊重人的生命和权力，就在抚州的问责决定公布以后，依然发生了抢夺自焚者尸体、限制家属人身自由等情况。

（二）宜黄城市房屋拆迁事件中政府的行为

首先，政府的职能越位，过度干预城市房屋拆迁。宜黄县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既充当城市的经营者，又充当城市房屋拆迁的推动者、调解者、裁决者、监督者与参与者。宜黄县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权引商投资，从而解决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推动城市建设的进程。在钟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它既充当拆迁的协商者，又充当拆迁的调解者与裁决者，协调多次，双方无法就拆迁补偿未达成一致，最终宜黄县政府主管城建的副县，率领宜黄县房管局、拆迁办、公安局、城管大队等部门来到钟家住宅点，准备强拆。

其次，政府赢利行为。在宜黄县拆迁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直接介入城市的拆迁进程中。为了推动拆迁的工作顺利进行，政府部门配合开发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拆迁的工作，进而引发强拆事件。政府的这种行为旨在谋求自己短期的政绩，以求晋升的机会。同时在拆迁的过程中可以赚取一些“灰色”的收入。

最后，政府的决策的随意性。宜黄政府在房屋拆迁的过程中，不遵循拆迁的程序，给被拆迁人的补偿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部门提出的补偿条件并没有成文的文件，而且补偿数量由政府决定。对钟家房屋实施拆迁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依照拆迁的程序进行。当地政府部门充当拆迁人直接参与钟家协商，当与钟家就房屋补偿问题协商不成后，直接实施强拆。

（三）宜黄城市拆迁事件中政府行为错位的原因

1、宜黄县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的理念错误

宜黄县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权换取解决城市发展的资金，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开发商的拆迁。这实质是政府经营城市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本身是错误的。“经营”属于市场的行为，经营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应该是市场的管理者，行使市场管理的权利，而不应该滥用行政权经营城市。宜黄县政府经营城市的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宜黄县的城市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宜黄县城市房屋强拆自焚事件是理性化趋势下政府角色的扭曲

理性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行动越来越具有目的性。在宜黄县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城市的开发与建设，土地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种手段，也成为城市化推进的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开发商用大量的资金来交换政府土地的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资源和利益。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权获得资金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进而获得各种利益与晋升的机会。开发商是理性化的经济人，他们运用手中的资金换取土地开发的机会，其目的在于追求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地方政府欠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必然会引发矛盾和冲突。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也是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和利益的结果。

3、拆迁制度的失范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社会失范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由于分工的增长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改组，同时道德规范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致使社会调节发生故障，无法维持人们之间的联系，不能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欲望和行为的状态。宜黄县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一套成文而合理的补偿制度，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并没有文件可依，补偿的标准是政府拟定的。在拆迁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政府的拆迁中的行为。究其原因，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先前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标准和与其相关的补偿制度更不上市场的变化。加上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相关的法律之间有许多冲突之处，因此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现行的城市拆迁制度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和拆迁人的行为。

宜黄城市拆迁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加上与城市房屋拆迁相关的制度的失范，宜黄县政府官员利用制度缺失的空隙权力寻租。在宜黄县城市建设中，当地政府利用政府权威把城市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从而解决城市建设中的资金问题；在与被拆迁人的协调中，政府利用公权和老百姓对《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不知情，私自提出房屋拆迁不成文的补偿条件；在拆迁中，当地政府既充当拆迁工作的组织部门，又充当拆迁工作的实践操作者；在自焚事件后，宜黄县政府组织钟家上访、政府“抢尸”、钟家五兄妹“被软禁”等一系列的事情。

三、规范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越职行为的对策

为了确保城市房屋拆迁在政府的监督与指导下顺利地进行，笔者认为从以下三个层次规范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行为：

（一）政府自身的层面

政府应该明确城市拆迁的目的，坚持正确的拆迁指导原则。首先明确拆迁目的、规范拆迁行为。城市房屋拆迁大多属于商业性拆迁，它属于市场行为，政府应该把它让渡与市场，支持城市房屋拆迁走市场化的道路，坚决杜绝以公益性拆迁的名义进行商业性拆迁，坚持政府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去商业化原则。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管理者，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制定并维护城市规划的政策，对违反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行为给予惩罚，协调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监督拆迁人合法、合理地拆迁，保障城市房屋拆迁的顺利进行；其次坚持正确的城市房屋拆迁指导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政府应该站在被拆迁人的立场上，考虑被拆迁户的利益，从而减少拆迁中的冲突。

（二）制度层面

一项合理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制度。在城市拆迁制度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了解群众的真正的需求，使政府制定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够反映民间的所求和满足民间的需求，通过沟通来协调和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城市拆迁制度。政府在制定城市房屋拆迁之时，借鉴国外有关拆迁成功的经验，国外土地征收的过程中，政府对土地征收的程序、公共利益、补偿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因此政府在制定房屋拆迁制度时，结合当地的实践情况，同时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使得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更加公平、合理与可行。

（三）社会层面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在社会舆论导向和监督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也成为政府和民间沟通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在城市拆迁制度实施过程中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城市拆迁制度，使得民间对城市拆迁制度有系统的了解，了解自己在城市拆迁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对新的城市拆迁制度的宣传来增加政策实施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能够自觉地执行新的拆迁政策，同时发挥道德调节的作用，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

参考文献：

[1]李怀 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一个社会学解析[J] 西北民族研究 2005年第3期.

[2]徐志远 论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角色[J] 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7.10.

第3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在廿一世纪的中非营利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其中，尤以庞大的政府组织最受到实务与上之瞩目。本文采与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关的警政部门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预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响应人民报案及破案之需求，以进一步了解非营利事业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及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关键词：非营利部门，社会需求，预算响应，台北市警局

非营利部门对社会需求与预算响应之关联性研究

－以台北市警局为例

壹、前言

非营利部门在廿一世纪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部门包括、大学学院、各种基金会、宗教组织、与庞大的政府组织等均是。其中，尤以政府部门的运作与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纳税给政府，并由政府替人民做事，这其间有关政府部门的无效率或官员贪污舞弊之报导更是时有所闻，造成人民对政府行政之不良印象。而且，近年来由于政府财政愈来愈困难，相反地，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却愈来愈多，尤其是各项社会福利措施或建设等，在人民的需求、政府预算编列、及政府实行绩效间是否有个平衡点，便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政府为人民服务，其中，与民众安危直接攸关者即为警政单位，而警政单位在保护人民之余，由于与犯罪案件站在第一线上，故所出的亦不少，故本研究即以警政单位为例，特别是选取最具指针意义的我国首都各警察分局，对社会之报案与破案需求时，在预算编列上是否有适当地加以响应，或者两者间并无显著的关联性，凡此皆是政府部门在积极为民服务之同时，人民所愿意知道的事实，而本研究即拟由实证的角度来了解此一议题。

本文系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单位预算书、台北市警务统计年报及台北市政府所提供之相关文件，采民国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间之资料，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十四个分局之样本进行探讨，以澄清警察机关警力及预算之配置，是否及时因应社会需求之变化，以作为相关主管机构之。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贰、回顾

一、非营利事业之研究文献

美国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对非营利组织之定义认为区别营利与非营利的基础，乃在于有无营利的动机，非营利组织从其行动上的含义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1)无营利的动机；(2)无个人或个别拥有组织的权益股份或所有权；(3)组织的权益或所有权不得任意出售或交换；(4)通常都不可或被要求、直接或按比例给予资金捐助者或赞助人财务上的受益。

非营利组织存在之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政府功能与功能之不足。故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重要之角色。由于民主的，人民智识的逐渐提高，地方政府管理的问题更日益受到重视，进而要求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施政品质的同时，常常对政府的产出与服务感到不满。胡美琳(2001)即以南部七个县市政府为研究范围，来探讨县市政府在组织文化、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等研究变量间之关系。此外，李衍儒(2000)亦针对非营利组织采购行为，探讨政府采购法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主要是以非营利组织及政府采购制度为研究之对象，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各种型态与其采购行为所受采购法之羁束，并从非营利组织在法制应有何种建构之角度，以及政府采购法立法之本旨，来非营利组织采购行为之适当规制。

韩意勤(2001)认为信息之非营利组织其信息化成熟度普遍不足，而为了适应型态的未来社会，同时还能够增强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连结，非营利组织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革，其目的则在于透过信息技术和工具来达成公益和利他的本质，亦即使其能够更加精确的掌握本身的使命、服务和资源，以有效克服高度复杂和变迁快速的外在环境。

非营利组织在营运管理上的重点，即是针对目标市场的需求，将组织资源做有效的整合，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个完善的非营利组织应具备的基本运作程序，便是要能够充分结合组织内外人力、财力与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透过一些有组织、有规划性的活动，来提供具有价值的服务给特定或不特定的社会群体。但Todd and Ramanathan (1994)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多限于财务面，而忽略非财务结果的衡量，故本文亦将探讨非财务变量的影响。

二、警察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必能提升组织经营绩效。而人力资源要长期保持一定工作水准，对组织而言，无异是一个挑战，尤其警察工作是一种特殊职业，工作对象为不同背景，需求为不定的社会大众；工作环境又是错综复杂，深具高度危险性；尤其工作本身更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故要有效管理及完善运用人力资源，是有效执法唯一最重要的考虑，使之成为组织提高工作绩效的指针。

投入警力的增加是否能提升警察的工作绩效，而有效遏阻犯罪的发生或提高破案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蔡俊章（1984）透过对台北市历年人口的剖析，及犯罪量成长的情形，预估未来犯罪量之发展趋势，并分析警力密度对犯罪遏制的效果。结论并指出警察人力资源需针对未来的社会犯罪情事作调整，否则未来刑事案件破获量与发生数之差距会逐渐增大，因此建议建构警力的扩增模式，以增加警力的方式来提高破案率。

警力是警察机构赖以推行作为，发展业务的原动力。高政升（1985）认为警力投入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求降低犯罪量，提高犯罪破案率，以维持社会治安的良好，当警察机关须扩增警力而发现无适当人员可用或为数不足时，对犯罪遏制的效果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拟订警力扩增准则，以遏制犯罪是有其必要。该研究并针对台北市历年人口，犯罪量成长情形，作为推估未来犯罪量发展趋势的基础，并分析警力密度对犯罪遏制的效果，同时与世界各重要国家、大都市作一比较。其次，根据警力与犯罪遏制因果结构关系构建警力密度模式，对于模式参数值的推估也加以说明。最后，借着警力密度模式的运用提出一套能够因应人口成长、犯罪量逐增，且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警力扩增准则。结论则指出考虑政府的财力负担及现实环境因素，未来的警力扩增准则，宜采取渐进，逐年调整扩增警力的方式进行。

对于影响警察人力的需求因素，刘世林、陈礼中（1980）则指出共有六大因素，分别为防治重大犯罪、处理游行示威、警察工作量、社会变迁、正常轮休与执法因素等，而其中影响警察人力需求的程度以防治重大犯罪因素为最高，占17.38%；其次为处理游行示威因素，占12.66%。而此六大因素对于整体的警察人力需求有71.2%的影响程度，因此在规画警力时应对这些因素加以考量。

但仅仅警力数量的增加是否能够提高警察效率，当然除了警察预算经费的投入之外，朱孝良（1998）研究发现警察人力虽逐年增加，但素质却并无相对提升（如警察专科班就占83.9%），故无法真正提高警察工作效率，此外，郑安盛（2000）亦认为单纯的警力增加，并不能提高全国警察机关之整体效能，亦不能强化对抗犯罪之组织。因此，应以「质为着眼点，重「质而轻「量，如何将适合、适量、适当的警察人员，在最适当的时间，配置在最适当的地方，使警力得到最经济最有效的运用，以发挥其最大的力量，此乃警察人事管理最重要的课题，也是警察机关永续发展，长保绩效的关键所在。故研究我国警力问题，不能仅单纯地增加警力「数量，而不顾「质精。盖警察人力问题，实有「质与「量两面，必须双面兼顾，双管齐下，方不失之偏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综合各研究的看法，警察人力资源应质与量并重才得以发挥最大之效果，但警力的增加仍对于警察工作的绩效有一定的帮助，故不可轻视警察资源的投入，而必须作一合理的配置，以使警察机关的工作绩效符合社会的需求。

三、政府预算与绩效评估

近年来我国财政困难常有入不敷出的现象，因此，政府对于预算经费的资源配置是否适当，及其预算执行之效益如何，皆为社会大众所应重视之问题，以避免资源过度的浪费或使用无效率，而造成国家财政日益困难。

Barrett and Greene (1993)认为社会大众在评估政府的绩效时，通常着重于效果方面而忽略了效率的衡量，尤其是在人事费用占预算高达60%时，效率评估的重要性更是提高。预算经费的适当配置可提高、医疗方面的比例，而提升效率可采用公营事业民营化、提高生产力等方法。

Jones and Thompson (1986)研究指出若要使预算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则政府预算的执行必须进行实质的改革，因为在现行法令规定之下，行政主管倾向将该年度的预算全数支出，以达到预算达标率的要求并显示出其执行成效，即决算数和预算数相符时会受到奖励，反之则遭受处罚。故常有消化预算的情事发生，以免当年度的预算未使用完毕而下年度遭到删减的命运，进行下年度可能政策执行困难，造成预定目标无法达成。若当年度实质支出可能大于原始预算数时，则可以提出预算追加案，以避免发生决算数超过预算数的情况发生。

Williams， Macintosh and Moore (1990)认为大部分与预算和绩效方面相关的实证研究，多着重于营利事业方面，而忽略了公共服务部门。但只要该组织需要达到既定的效率与效果之目标，则不论何种组织皆可适用管理会计的方法。公共服务部门的主管如同营利事业之经理人一般，必须将资源做有效的运用，故要有客观的基础来评估。因此，政府预算的编列和执行都应该要符合社会的需求。

杨煜泰（1999）评估廿三个县市地方政府警察局的行政资源运用之绩效，认为各地方政府在编列及分配所拥有的行政资源时，并没有依据前一期施政的结果和社会人民的需求进行考量，来编列下一年度的行政资源。显示各县市政府盲目地运用国家人民所缴纳出来的资源，任意且非理性地分配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地方政府应针对社会需求的反应，适时地调整行政资源－预算经费的投入，使行政绩效能够真正的显现。

四、警政机关之绩效评估

如何有效地掌握员工的工作表现，逐渐也成为一个管理上的重要问题，而对于部属管理才能的发展、工作态度的调整、工作满足的提升等，皆逐渐成为管理者的首要工作之一。为达成组织的目标，以及协助部属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因此绩效评估已变成当前甚受重视的管理工具。

王怡心（1995），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为研究对象，来建立八个回归模式作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台北市警察局的经费预算和员警编制与社会治安需求之相关性是存在的。因此，可推论为经费预算与员警编制的增加，使破案数增加，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但在警察机关资源有限与人事精简的情况下，增加警力已经不是解决治安问题的最好方法，唯有提高警察素质和工作生产力，才是解决之道。

游金昌（1986）探讨刑事警察侦查行为至破获这一过程，评核其绩效、可能遭遇的问题及其症结。刑事警察的侦查行为可以由其起点、过程及结果三个层面来考量。民主政府行政的要求为响应民众的需求，代表民众的利益，负责完成政府所应执行的任务等。刑事警察因其层级及责任，在侦查执行中要与政策相符合，遵守规范、侦查规范等；在侦查结果方面，要尽其最佳之能力，以完成其刑案侦防的任务。刑事警察的侦查结果－「破案而言，一为工作量，破获刑案的多寡；一为绩效水准，破获率的高低。这两者的意义不尽相同，在评核时其比重的高低，为值得考量的问题。至于如何评价其相对量要性，如何赋予其合理的权责，可由实际评核实施中，不断藉回馈资料，根据实际情况而修正，以得到较令人满意的结果。

Todd and Ramanathan (1994) 发展出一个实证研究的模式，以美国纽约市警察局为研究对象，探讨预算分配和绩效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模式涵盖了财务和非财务面的资料，运用数种回归模式来探讨经费预算和警力编制是否与社会治安需求相配合，以及评估所投入的经费和警力所产生的绩效。该研究显示，纽约市警察局的经费预算和警力编制能符合纽约市民对治安的需求；而针对较复杂的案件，所需投入的经费和警力也相对增加，侦破案件所需的时间也较长。其研究是将管理会计的方法运用到非营利事业上，虽然研究对象为纽约市警察局，但他们认为这种分析模式可以推展到其它政府单位或非营利事业团体。

吕忠勋（2000）认为警察派出所具有最接近民众、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之特性，因此派出所能否落实且妥善地完成其工作目标，是影响民众对警察机关的信任与支持的主因，作者采资料包络分析法（DEA）来衡量工作绩效，评估无法以成本及收入衡量绩效的非营利事业机构，且其具有以多重评估指针来衡量绩效的特性，可补强现有派出所绩效评估模式单一指针的不足，并提供全面性考量派出所绩效的新思维。该研究主要是建立派出所多指针效率衡量模式，并结合嘉义县警察局六十三个分驻派出所民国八十八年上半年度之各项资料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各派出所之整体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再针对无效率单位提供各投入项及产出项潜在改善值及改善幅度，并以之分析现行派出所在资源分配及工作执行上之问题症结，最后运用敏感度分析解释现行评比制度所存在之不合理状况；经由前述之分析，提供警政管理阶层对派出所评比制度重新考量之方向及未来研究之建议。

邢台平（2001）以资料包络分析法（DEA）评估组织分支相关机构绩效及成员绩效，该方法主要利用实际可观察到的投入产出资料，依据实际之需要选取适当之DEA模式，并以数学线性规划模式求解以运算出一组最佳的投入产出权数。将多项产出加权总值除以多项投入加权值之比率出DMU效率值，以强化警察机关刑事侦防绩效评估的公正性，及提供各机关提升绩效的良好建议。该研究样本为台湾地区二十三县市警察局，于民国84、85、86三个年度进行刑案侦防绩效评估DEA模式实证分析。

黄富村（2001）认为警察组织文化较不重视犯罪的预防，整个警察机关的绩效指针都太强调侦破面及量化面的指针，而忽略预防面及品质面的指针，造成警政机关所标榜的治安改善绩效成果与民众所期待的治安改善观感产生严重的落差。正确的绩效评估制度需要反应出警政的组织目标，且不应该用一个全国一致的绩效评比标准，应该是弹性、因地制宜的不同衡量标准。

钟升(2001) 藉由美国企业界已广泛利用的复源绩效评估制度（multi-source evaluation system）的概念，就目前现行的警察绩效管理制度，作一分析探讨，从中找寻可能的问题与可改进的空间。即评估者不再单单只是受评者的上司，在评核绩效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多元角度的评估者，包括自己、上司、部属、同僚甚至是顾客。此种多元角度的评量方式，恰能反映出今日管理工作的多样化与复杂性，因警察工作亦有其复杂性与多元性。

参、设计

一、 样本说明

本研究是以台北市警察局所属十四个分局（中正、文山区各有二个分局，其它十个行政区各有一个分局）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台北市乃国内最具代表性之都市之一，如果以其作为样本，则研究结论便可提供台北市及其它地区警政机关作为日后决策上的，具有指针之意义。另外，各警察分局皆以犯罪预防及控制做为终极目标，而各警察分局虽然所辖地区之人口及地区特性不尽相同，但其对于刑事侦防工作之资源投入及产出项目上均相当一致。

在样本期间的选择上，由于民国86年以前并未公布各分局警力之数字，故采有正式公布各分局警力资料的86至89年为样本期间。研究之数据系来自86至89年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分预算机关别岁出计划汇计表，及台北市警务统计年报等两个来源。

重大刑案与一般刑案的定义是依据内政部警政署函颁「刑案等级侦防权责区分表规定，重大刑案包括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窃盗案件和汽车失窃案件；一般案件即普通刑案，也就是指重大刑案以外的案件。

二、 研究变量

由于本研究系探讨警政机关为响应列报给警政机关之各种刑案需求中，为能侦破人民所列报之案件以符合人民之期望，警政机关所编列办案之预算（其中当然包括了员警之人力需求），并经由市议会审议通过者是否能与人民之期望相符。当然，市议会系同时考虑多项相关因素所决定，其相关因素如前期之重大或一般刑案之报案数、前期之破案绩效、政府之财政情况等。

归纳而言，本文之应变量有两个，其一为每年市议会所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预算数，选择刑事预算数之主要理由为此预算与各刑事案件之破案努力间具较明确之因果关系，此一变量亦是Todd and Ramanathan (1994)与王怡心(1995)所建议者。其二为员警人数，警力数量之大小，尤其是刑警人员之数量应与破案间之关联性较强，然限于资料之可取得性，故此处仅以各分局之员警总人数代表之。

在人民对警局破案需求的因素中，本文亦沿用Todd and Ramanathan (1994)与王怡心(1995)之建议，采取重大刑案与一般刑案之前期报案数，做为人民破案需求的变量。此外，无论是警局在编列概算或议会在核定警局预算时，警局之破案绩效亦通常被列为重要之参考因素，为排除此一因素之干扰，故此处将前期之办案绩效纳为模式之控制变量，以吸收其对预算编列之效果，前期之办案绩效则以整体刑案之破案率为变量。

三、 估计模型

由于对台北市各分局之研究期间长达四年，且有14个分局，具有多期间及多部门的列联资料属性(panel data)，故在分析模式的选择上，系使用混合(pooling)数据处理模式进行计量分析。列联资料虽可提供较多之样本数、增加自由度和有关个别分局特征之资料，以及区别出属于相同时间个别分局间之差异与不同时间分局内之差异，但却经常存在未观察到的各分局异质之特性，且这些无法观察的特性将会到各分局预算编列之形成。在列联资料分析的计量中，一般都是以固定(fixed)及随机(random)效果模型来处理各部门未观察到之特性效果(关于panel data 模型之讨论，参见Hsiao et al.(1996)及杨志海等(1999)。因此研究中将并同测试共同(common)、固定(fixed)、及随机(random)效果等三种不同之模式截距项假设，以了解各分局资料之特性。

在回归系数符号之预期上，首先，由于各分局之刑事预算与员警人数之编列，主要系响应人民对破案之需求，故人民对一般及重大刑案之报案数愈多，其所拟编之刑事预算数愈多，警力之需求亦愈多，故预期前期一般及重大刑案之报案数与刑事预算之大小及员警数均为正向关系。影响各分局刑事预算之回归估计模式如下所示：

(1)

(2)

其中：

Budget t：各分局每年之刑事预算数，

Felonyt-1：各分局前一年接获重大刑事之报案数，

Misdem t-1：各分局前一年接获一般刑事之报案数，

Fmct-1：各分局前一年整体刑案之破案率，

Police t：各分局每年之实际员警数(人)。

肆、实证结果

一、叙述统计量

如表1所示，台北市各警察分局平均之每年刑事预算为$52，686，024，但其最大值及最小值的差距约达五倍之多，显示出各分局间之规模差异不小。另由各分局之员警人数大小亦可获得规模差异较大之现象，其最大值为509人，而最小值为167人，其差距亦达三倍之多。

相对而言，在刑案之报案数方面，一般刑案之报案数(2，398件)远高于重大刑案之报案数(380件)，此亦相当符合一般之直觉。最后，在刑案的破获率方面约有八成。

表1　叙述统计量（1997-2000）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udget 52，686，024 18，572，269 24，297，031 106，600，572

Police 315.63 92.29 167 509

Felony 380.160 197.6022 101 906

Misdem 2，398.625 1，578.817 498 6，724

FMC 0.79 0.30 0.49 1.71

Budget：各分局每年刑事警察业务预算(元)

Police：各分局每年之实际员警数(人)

Felony：重大刑案报案数(件)

Misdem：一般刑案报案数(件)

Fmc：刑案破获率

为进一步了解各研究变量在年度间之变动情形，本研究将表1之汇总数据依不同年度之数值分别其年度别的叙述统计量列于表2之中。由表2可知，人民所列报之案件有逐年增加之趋势，尤其一般刑事案件之增加率最高，如2000年约为重大刑事案件10倍之多，且各年之变异性亦相当大。为响应人民列报案件之增加，相对而言，无论是刑事预算或各分局员警之人数，在各年间均呈现相对稳定之情况，只有刑事预算数有较多之增加量，但2000比1999年增加许多预算，系因为编列一年半预算之故，并非响应人民报案数的急遽增加。由表2大概可略知，警政部门在响应人民之破案需求时，可能有潜在的力不从心之现象，尤其是针对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更是如此。

表2　叙述统计量（1997-2000）：分年别

1997 1998 1999 2000

Budget 45，271，450(14，488，690) 47，266，071(14，800，883) 48，738，071(14，003，805) 69，468，505(20，573，724)

Police 314.14(93.31) 313.07(95.68) 317.43(96.29) 317.86(94.27)

Felony 362.571(186.5384) 436.2857(230.7598) 362(198.989) 359.7857(181.7311)

Misdem 1，591(909.0565) 1，437.429(800.5988) 3，125.143(1，609.976) 3，440.929(1，746.631)

Fmc 0.77(0.24) 0.77(0.25) 0.84(0.36) 0.77(0.36)

注：各变量之意义同于表1。

二、各刑案之报案数与预算响应关系之实证结果

本文之研究目的系为探讨人民列报给各警政机关之刑事案件的破案需求，与各警政机关是否编列适当预算响应之关系，有关前期一般与重大刑案之报案数与当期刑事预算、实际员警人数间之回归估计结果分别列示于表3及表4之中。由于样本资料为12个分局，各分局均有4年之资料，故回归系数的估计系采混合资料估计法进行。由表3可知，以北市各分局之刑事预算对代表人民期望警局破案需求之前一年接获重大刑案之报案数(Felonyt-1)与一般刑案之报案数(Misdem t-1)进行回归，并在各分局前一年整体刑案破案率之控制下，模式之解释力除了共同效果模型外，其余固定效果及随机效果模型均有91%以上之解释能力，其中又以随机效果的模型对资料的配适程度最高(91.6%)。再进一步观察各估计模式之系数时，发现除了固定效果的前一年接获重大刑案之报案数未达统计显著水准外，其余各估计模型中的各自变量均为5%下显著为正的解释因素。综合前二项之估计结果，可推论出台北市所属各分局在民国86至89年间，在筹编及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预算时，确有依据前一年接获重大刑事之报案数与一般刑事之报案数加以研判，而且可预测性极高。换言之，警政机关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预算编列适切地加以响应。

表3　台北市各警察分局刑事预算影响因素实证结果（1997-2000）

应变量：Budget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随机效果

截距 16.89874(0.0000) － 16.98149(0.0000)

Felonyt-1 0.000551(0.0006) 0.000240(0.4336) 0.000448(0.0159)

Misdem t-1 0.000185(0.0000) 0.000183(0.0000) 0.000189(0.0000)

Fmc t-1 0.349013(0.0003) 0.246377(0.0232) 0.284544(0.0117)

F value 57.8708(0.0000) 219.2056(0.0000)

0.8063 0.9115 0.9160

注：各变量之意义同于表1。Budget变量系取对数后之数值。

其次，进一步了解与各分局编制预算资源以响应社会破案需求中紧密相关另一重要被解释变量－即各分局之员警总人数。此处系以各分局预算资源的重要组成项目，即各年度员警总人数，来探讨其是否亦能响应人民的破案需求，其估计结果列于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其估计结果约类似于表3，但仍有若干相异之处，在模式之解释能力上，共同效果模式之解释能力较低， =67.62%，但固定效果与随机效果估计模型之解释能力却均高达99%以上。另外，所有自变量均为1%显著水准下显著为正的解释变量，因此依此估计结果，亦可推论出台北市所属各分局在民国86至89年间，在编列各分局之实际员警总人数时，亦确有依据前一年接获重大刑事之报案数与一般刑事之报案数加以研判，而且可预测性极高。换言之，警政机关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适当地实际员警总人数加以响应。

综合前述之实证结果，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共同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表4　台北市各警察分局警力影响因素实证结果（1997-2000）

应变量：Police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随机效果

截距 166.8969(0.0000) － 292.4093 (0.0000)

Felony t-1 0.264739(0.0000) 0.035755(0.0006) 0.049960(0.0045)

Misdem t-1 0.022807(0.0017) 0.001576(0.0103) 0.002134(0.0305)

F value 43.8160(0.0000) 28493.26(0.0000)

0.6762 0.9986 0.9975

注：各变量之意义同于表1。

伍、结论

在廿一世纪的社会中非营利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其中，尤以庞大的政府组织最受到实务与研究上之瞩目。本文采与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关的警政部门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预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响应人民报案及破案之需求，以进一步了解非营利事业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及对社会需求的满足。

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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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平，1999，警察机关刑事侦防绩效评估之研究--资料包络分析法（DEA）之应用，中央警察大学行政警察研究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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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海、荣(民88)：研究，技术引进与专利-可数panel data 模型之应用。学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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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升，2001，警察多元绩效管理初探-以派出所员警为例，中央警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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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 K.， and R. Greene. 1993. Public Sector Wonderland. Financial World 162(May): 34-42.

Hsiao， C.， M. D. Intriligator and R. G. Bodkin (1996). Econometric Model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Prentice Hall. 147-159.

Jones， L. R.， and F. Thompson. 1986. Reform of Budget Execution Control.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6 (Spring): 33-49.

第4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字] 产业集聚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衰退 产业升级

一、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1.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产业集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代表理论有: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钻石理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

2.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企业群、产业区等概念的纷争

目前围绕着集群内企业间是否形成网络，企业在地域上是否集中，集聚形成是自发的还是政策性的，有学者认为产业集群、企业群与产业区等概念应区别对待；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指的是同一事物。

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产生产业集聚的原因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当我们对微观主体企业进行研究时，则这些概念都可以作为外部环境，并且可以不予区分。

二、关于产业聚集划分阶段和产业衰退理论的研究

Tichy G借鉴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Tichy G，1998)。

在集群从产生、成长、成熟到衰亡的过程中，面临着结构风险和周期风险，对集群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针对不同阶段集群特征进行相关政策引导，可以使集群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并在集群衰退期实现产业升级，并进而避免对地方经济产生冲击，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结合产业升级理论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认为集群的良性发展应该如下图所示:

三、由已有研究得到的启示

1.集群建模中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分析较少

传统的对企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强调了地区环境的力量，忽视了经济个体战略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企业在企业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与地区的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府政策相互作用后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仅促进集群形成也决定了集群的质量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在不同集聚环境下所做出的战略选择。

2.对产业集群阶段划分应增加定量分析

产业聚集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产业聚集阶段的划分，只有产业聚集生命周期理论有所提及,并且只有定性分析,所以产业聚集的四个阶段如何从量变积累成质变进而形成一个阶段的转折,仍没有清晰的指标可供参考。

清华大学的黄涛博士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从企业微观主体主观的角度对四个阶段进行了聚类分析，但其由于衰退阶段样本数量不足没有涉及产业衰退阶段，样本不足可能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样本涵盖范围有限,二是企业对产业衰退的主观辨别力有限,企业虽然处于衰退阶段,但由于有限理性，还不清楚客观情况,所以仍留在集群中。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意进入一个衰退阶段的集群，或者去留下拼争一个衰退阶段的集群所拥有的资源。所以这种根据主观问卷判断集群阶段的方法显然不够准确。

参考文献:

[1]杨 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85

[2]史忠良:产业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李 怡:中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

第5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不难看出，男权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两性之间，规定男性必须作为强者去支配资源(包括女性)，而女性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它不仅是女性遭受歧视的文化根基，更使男性背负着“女性被歧视的罪魁祸首”的罪名，它让男性再商场上强悍却在消费权力面前时沉默。因此，男性也同样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受害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孩子.

男人在一起谈女人，女人在一起谈衣饰.

男人挣钱给女人花，女人挣钱给自己花.

男人看女人爱回头，女人看男人爱低头.

男人把钱花在嘴上，女人把钱花在脸上。

男人有泪不轻弹，女人无泪也嗦响。

男人身上烟味大，女人身上香味浓。

男人不愿谈收入，女人讨厌问年龄.

男人关心自己的身高，女人关心自己的体重。

男人靠拳头征服女人，女人靠眼泪征服男人。

男人在恋爱时最勤快，女人在恋爱时最温柔。

男人圈里的女孩是公主，女人圈里的男孩是奴仆。

男人把面子看得最重要，女人把名气看得最重要。

男人有四怕:一怕个人的表现有悖于别人的期望与要求;二怕遭受异性

的拒绝;三怕失去镇定沉着的自制力;四怕失去自我.

女人有四忧:一忧贫寒;二忧衰老;三忧生病;四忧丧失社会认可。

这篇发表在网易udy频道上的网文《男女有别》以诙谐的调侃阐释了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更隐含了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男性注定要是强者，“当你一来到这世界时，甚至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这个世界却已经给了你一个位置与期望。因此你就必须终此一生按照这个被给予的期望来扮演你的角色。你究竟是谁?这世界到底有些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符合社会文化对你的期望。”

“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被普遍使用，最初是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概念的外延有了很大发展，己经从硕士论文起先的两性扩展到包括同性恋等多种“性别”类型，并且逐渐地普及开来，于是在影视、杂志等大众媒体上屡见不鲜。然而仔细研读，却发现冠之以“社会性别”的图书或学刊大多是在谈论女性，男性成为被人们忽视的群体，究其原日’万是与传统的性别期待有关联。

性别角色期待，是指社会文化将人群以性别为划分标准进行划分，对不同人群给予不同的角色扮演预期。这样的预期在个人成长接受文化濡化的过程种被内化到个人的心理层面，个人努力通过自身塑造以符合社会的预期，社会也依照这一预期对个人作出评判。“”由于性别角色期待已经深入到心理的层面，因此，通过对性别角色期待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文化对性别规范的实质。两性之间的性别期待无非是希望男性更强悍，大丈夫应该“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更柔弱，最好可以“三从四德”，是个贤内助。虽然近年来，关于两性之间的性别期待有所转变，但是传统的因素仍然存在并制约着男女两性之间的平衡发展。性别期待反映在广告里，于是出现了性别刻板印象，无论是贤惠温柔的女主妇还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成功男士都成了性别期待的载体;广告中大量女性形象地使用无非是加大力度展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道德美，同时也顺应了人们心中先入为主的性别期待，下面一组调查数据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2004年首届亚洲女性论坛在新浪网上发出了《当代中国性别期待调查》，并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对问卷协助分析并作出调查报告。问卷设计了性别形象期待、性别气质期待、性别角色期待、性别职业期待四类问题。”

第6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级英语 融洽 深广

一、建立和谐师生关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亲其师，信其道”。当教师收到学生的短信：“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感谢您几年来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您是我在大学里面遇到的最好的、最有学识、最具师德的老师。”作为教师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教师应有的优良品质“仁爱、礼貌、合作、维护双方面子、愉快、跨文化意识、容忍并尊重文化差异（汪，硕士论文，2008）”可有效促进师生间和谐关系，奠定良好感情基础。高级英语的教学是心灵的教育，其“教书育人”的双重性更加明显；若不启发学生心灵，则难掌握课程真谛。

二、教师精心钻研教材

教师要彻底掌握教材的神髓：弄清每个考点；每个词都能用英语解释并举例（注：举例要有依据，不可随便自己编写句子，让学生记）；对每个句子都能用英语从语法、修辞、文体等、以及语境等多方面进行细致的斟酌；教师轻松驾驭课堂，高屋建瓴，授人以渔，语言知识运用自如，与学生良性互动，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三、公平对待学生

教师对学生多提问，学生的被提问次数差距不超过10%；不歧视差生，而是给予更过关照；利用“鼓励”法宝，发现学生闪光点及时表扬，学生在一种“感觉良好”的氛围中轻松愉快地学习，减轻学习压力；必要时还需巧妙“鞭策”，降低学生“自负”“懒散”情绪。

四、加重教师，减轻学生

一般情况下，教师不把作业放在课下。作业全部在课堂上完成；课堂上10分钟的测试题，教师课下可能用两节课批改完。教师这种“勇挑重担”甚至“忍辱负重”的精神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动学生；学生对教师的敬意油然而生，其学习决心也会倍增。

五、融多种学养于一科

1.学科之间的关系：让学生知道所有学科都重要，比如第二外语、英美文学等； 使所有学科形成良性互补，互相促进，从不同角度提高学生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

2.若有可能，可双外语教学。笔者在教高级英语时，能用日语强调的知识，都可以用日语强化一遍，因为学生也在学习日语；既调节讲解的单调性又激发学生多方位思考，从而更好地掌握所教语言知识，达到语言间的融会贯通。

3.处理好所教课本知识与相关背景知识及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关系，加深对专业知识的巩固与提高。高级英语课程关系到语言学的知识，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文学的等等都适度地进行深化和扩展。关注“全人”教育，增强教育性。下面仅举二例：

例一：课文中涉及到《圣经》典故等，比如，比如上册第九课提到了“摩西十诫”；教师有必要讲解“摩西十诫”的具体内容（英文原版）；《圣经》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更是英语专业重要的文化背景知识，而“摩西十诫”正是《圣经》的精髓。另外，教师在系统细致讲解课文基础上，可启发学生进入深度思维：引申题目“The Trouble with Computer”让学生开展讨论，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具有现实意义。

例二：上册第十五课有一句“We do not need a Freudian to tell us that this disharmony is often of sexual nature.”，教师若不把“Freudian”基本观点讲清楚，学生即使能够准确翻译，对该句的实际思想内涵的理解还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况下，教师就有必要补充一句：“In a Freudian view， libido （sexual desir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all human behaviors”。

六、结论

高级阶段的语言教学是通过语言掌握各方面文化知识并培养语言能力；而文化就像冰浩瀚海洋中的冰山，大部分藏在水下。高级英语之“高”与“精”重在课文的“细致”（对语言的探讨分析至“小而无内”；比如，对单词必要的词素与词源分析等）和“博”（对某语言现象的探究之高度达到“大而无外”）。对课文的讲解从多角度去阐释：从课文文本中挖掘“语义学、语用、修辞、语法、句法、文体、词汇、美学、心理等不同领域的“黄金”。

参考文献：

[1]王家湘.《高级英语》上册[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第7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 蔗糖产业；发展历史；背景；影响；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S56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5-0317-04

Research Summary of Sucrose Industry Development

LI Zi-wei 1 LI Yong-qin 2 YANG Xin-kai 3

（1 Dehong Prefectur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in Yunnan Province，Mangshi Yunnan 678400； 2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3 Dehong Prefecture Forestry Bureau）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crose industry related literature，research contents of scholars were summarized.The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crose industry and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were summarized，the influence of weather on sucrose 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were analyzed，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crose industry we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sucrose industry；development history；background；influence；problems；countermeasures

据李杨瑞主编的《现代甘蔗学》[1]一书中可知，我国甘蔗栽培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推广至今湖南、湖北地区，说明我国蔗糖产业的发展历史悠久。国内各行各业的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内容对蔗糖产业进行了不同研究。通过阅读有关蔗糖产业的文献，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对蔗糖产业发展的历史、蔗糖产业发展的理论背景、新技术发展方向、天气对蔗糖产业的影响、发展产业链的问题和蔗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综述。

1 蔗糖产业发展的历史

厉益在其硕士论文《1602―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研究》[2]一文中探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兴起的原因、经营的蔗糖种类、蔗糖贸易的方式和利润及蔗糖贸易对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巴达维亚和欧洲及亚洲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周正庆在其发表的文章《明清时期我国蔗糖外销的流向》[3]中，研究明末开始我国蔗糖产业对世界糖业市场的作用，分析表明我国从明末开始蔗糖业已经成为世界糖业市场上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周正庆又在其发表的文章《16世纪中至17世纪初我国蔗糖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4]中表明：明嘉靖年间白糖的发明给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林诗维在《近代西爪哇华人蔗糖业探源――兼论福建蔗糖业对巴达维亚蔗糖业的影响》[5]一文中，研究表明在17―18世纪，大量具有蔗糖业经验的福建人移居西爪哇地区为当地带来了甘蔗的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而且带来了传统的制糖方法；李启斌、李启明在《云南蔗糖产业组织变迁的经济学分析》[6]中回顾变迁的路径、归纳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之后，运用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与博弈分析的方法对云南蔗糖产业组织变迁进行了深入的解释、检验与分析；唐咸明在其文章《近代两广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互动探析》[7]中表明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关系，广东的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都比广西发达，并且形成了对广西的强力辐射作用；美国科学家EGGLESTON G，LEGENDRE B，TEW T [8]研究不同品种在同样的冻害处理下，对其加工指标的变化研究。

2 蔗糖产业发展的理论背景

邓军、蔡晓琳、付思明等在《中国蔗糖产业布局及发展对策》[9]一文中系统的介绍了我国蔗糖产业通过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形成了桂中南、滇西南、粤西琼北的优势区域，促进了蔗糖产业快速发展；郭祀远、蔡妙颜在其发表的文章《蔗糖的地位不可取代――论食糖与化学合成甜味剂的消费特性》[10]中分析我国甜味剂的消费现状，并指出蔗糖在我国甜味剂中的地位不可取代；卢庆南、梁贤、陆宇明等共同发表的文章《论广西蔗糖产业经济及其发展战略》[11]一文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蔗糖产业经济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张华在其博士论文《我国蔗糖业竞争力分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12]中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中国的蔗糖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是一把双刃剑，同时认为国内主张“国际糖价低迷时，可以用进口蔗糖来代替国内蔗糖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分析表明糖精的存在对我国蔗糖产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障碍，提出了需要通过宏观控制糖精的生产，促进我国蔗糖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朱鑫榕、王亚星发表的《蔗糖国际贸易价格对中国甘蔗产业的影响研究》[13]一文中，通过分析国内与国际蔗糖价格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蔗糖价格扭曲的现状与原因；任春峰在《广西蔗糖产业组织化发展模式分析》[14]一文中对现存的几种蔗糖产业组织模式进行了探讨研究；朱朝枝、陈如凯、张 华等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国蔗糖产业政策构建的基本内容》[15]中利用我国蔗糖产业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蔗糖产业政策构建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内容；梁戈夫、刘炫、杨 亢等发表的文章《蔗糖产业价值链分析及创新价值导向研究》[16]中引入了价值链的分析方法，并对蔗糖产业进行了分析；韦异、粟晖、张英等在《蔗糖的衍生化加工》[17]一文中综合论述了蔗糖的衍生化加工的历史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重点指出以蔗糖为原料的工业产品以及高甜度、低热量的甜味剂是今后的研究开发方向；凌伶在其发表的文章《崇左市蔗糖生产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18]中对崇左市蔗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蒋健行在其发表的《蔗糖业对广西经济促进作用及发展对策研究》[19]一文中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广西蔗糖业的现状，探讨蔗糖业对广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李必庆在《广西蔗糖产业发展的哲学思考》[20]一文中，运用哲学观点依据广西蔗糖产业的发展具体情况，论述蔗糖业在推动广西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蔗糖产业发展的辨证思考，提出加快广西蔗糖产业科学发展的一些建议；郭祀远、李琳、蔡妙颜等在《蔗糖的使用特性与糖业的发展》[21]中重点分析了世界蔗糖的产销现状和我国制糖工业的发展前景；南非学者ZHOU M对传统的甘蔗育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新的育种方法进行了设想[22]。

3 新技术发展方向

贾冰在其硕士论文《广西蔗糖业技术创新中专利战略研究》[23]认为广西开展蔗糖业技术创新中的专利战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邱永健在他的硕士论文《广西支柱产业技术创新问题与对策――广西蔗糖业技术创新分析》[24]中，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侧重研究广西蔗糖业振兴之路；秦菊霞在其硕士论文《蔗糖及甘蔗糖蜜发酵生产L-乳酸的研究》[25]中对现有菌株进行紫外诱变，选育出适合蔗糖和甘蔗糖蜜发酵生产L-乳酸的菌株；保国裕、蓝艳华共同发表的文章《甘蔗的生物炼制―蔗糖业生物工程的新技术和新产品》[26]中从提高甘蔗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和治理糖厂废液、废气资源化利用、减少污染出发，介绍生物工程的新技术可生产的产品如蔗多酚、活性蛋白肽、β-葡聚糖、右旋糖苷等并介绍酒精蒸馏废液培养固氮菌及低压回收CO2的利用；蓝艳华、保国裕又共同在发表的文章《蔗糖产品多样化探讨》[27]中介绍近几年国内外蔗糖品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适合我国开发生产的蔗糖新品种，实现蔗糖产品多样化，以满足国内食糖消费需求；保国裕在其《蔗糖生产甘露醇等若干水解氢化产品》[28]一文中介绍如何利用蔗糖生产甘露醇等若干水解氢化产品；李恬、周星、徐 进等在共同发表的文章《以蔗糖为底物双酶法合成直链糊精》[29]中介绍了如何选用蔗糖磷酸化酶和葡聚糖磷酸化酶合成直链糊精，并对工艺条件进行优化；倪军明、李军平发表的文章《蔗糖深加工技术研究进展与发展前景》[30]重点阐述了目前蔗糖工业存在的问题，介绍了近几年来蔗糖深加工的新技术、新方法，阐明了蔗糖深加工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前景；米慧芝、杨登峰、关 妮等在发表的文章《高浓度蔗糖酒精发酵的初步研究》[31]中，重点介绍了我国对于研究高浓度蔗糖酒精发酵的历程；许树宁、方锋学、唐仕云在文章《同施肥量对甘蔗产量和蔗糖分的影响》[32]中介绍了不同施肥量对蔗糖分的影响；邱华、齐暑、华劲在文章《蔗糖酯的合成研究进展》[33]中综述了蔗糖酯的合成方法及工艺的研究进展，还对蔗糖酯粗品的纯化工艺进行了介绍；齐兵建在《蔗糖酯的生产与应用进展》[34]一文中对蔗糖酯国内外的生产现状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进行了综述；范家恒、吴文剑、周文英在《蔗糖制果糖及葡萄糖的工艺探索》[35]一文中介绍了蔗糖酶水解蔗糖制造果糖及葡萄糖的方法；覃家法、黄宝中在《金融危机下的广西蔗糖业发展状况及对策探讨》[36]一文中提出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建议促进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产业链、加快资金链建设、发展现代物流供应链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策以加速广西蔗糖业的发展；意大利科学家ARATO E，BOSIO B，PAOLO C，et al[37]通过多年研究电化学器，开发了蔗渣反应装置MCFC用于发电；我国台湾学者利用低温转化技术（LTC）[38]可用滤泥等副产品生产油、活气碳和不凝气。

4 天气对蔗糖产业的影响

谭宗琨、欧钊荣、何燕在《广西蔗糖发展主要气象灾害分析及蔗糖产业优化布局的研究》[39]中分析制约广西蔗糖发展的主要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谭宗琨、何燕、黄中艳共同在《云南气候对甘蔗产量和蔗糖分的影响分析》[40]中分析云南各地甘蔗产量、榨季糖分含量与温度、降雨、日照等气侯要素的关系。何燕、谭宗琨、丁美花在《制约广西甘蔗产量及蔗糖分含量的关键气象条件研究》[41]一文中研究广西各地甘蔗产量、榨季糖分含量与温度、降雨、日照、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的关系；何鹏、吴初梅、符永兴等在《钦州市蔗糖生产与气象条件关系的初步分析》[42]中对广西钦州市多年原料蔗产量、榨季糖分含量与气象条件关系进行相关分析；何燕、谭宗琨、丁美花等在《2008年罕见低温冻害对广西甘蔗及蔗糖业的影响》[43]一文中分析2008年广西出现罕见低温冻害天气的特征、成因及其对广西甘蔗及蔗糖生产造成的具体影响；谭宗琨、欧钊荣、何燕在《全球蔗糖主产国甘蔗产量与气象条件关系的初步研究》[44]的研究为国内开展全球蔗糖产量监测预测服务奠定理论基础；符合、吴全衍、谭宗琨在《蔗糖生产最佳榨期和高糖期的预报》[45]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蔗糖生产最佳榨期和高糖期预报的理论依据和预报方法；澳大利亚学者INMAN-BAMBER N G，LAKSHMANAN P，PARK S[46]研究了不同的水环境下甘蔗的性状。

5 产业链的发展情况

林涛、梁贤、刘德源等在《广西节约循环型蔗糖业产业发展研究》[47]中析了广西发展节约循环型蔗糖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杨怀珍、董欢欢、熊炜在《蔗糖业供应链风险因素的识别与评价》[48]中根据蔗糖业供应链的特点，提出了影响蔗糖业供应链的风险因素；任廷凯在其硕士论文《蔗糖工厂的发展现状与设计研究》[49]中研究如何创造适应我国南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现代蔗糖工厂；秀英在文章《泛北部湾蔗糖产业产销联盟建构探析：广西视角》[50]中提到可实现广西与泛北国家甘蔗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融入世界蔗糖业市场，提高区域蔗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陈耀丰在《湛江地区蔗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51]一文中提出湛江蔗糖产业需要整合聚集甘蔗资源，延长甘蔗产业链，释放农业金融特别是农业贷款的作用；屈志光、陈光炬、王秋跃在《绿色产业链视角下的蔗糖产业发展探析》[52]中提出构建甘蔗制糖绿色产业链的建议；黄可人、王华在《基于产业链整合的广西蔗糖产业发展研究》[53]一文中提出通过产业链中的主导企业引领产业链条有效整合来提升蔗糖产业的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推动蔗糖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倪军明、李军平在《蔗糖深加工技术研究进展与发展前景》[54]中介绍了近几年来蔗糖深加工的新技术、新方法，阐明蔗糖深加工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前景；刘极健在《蔗糖的深加工》[55]中介绍了几种蔗糖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方法及用途；倪军明、李军平在《蔗糖深加工技术研究进展与发展前景》[56]中介绍了近年来蔗糖深加工的新技术、新方法，阐明了蔗糖深加工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前景。

6 蔗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鲁强在《临沧市蔗糖业发展研究》[57]中写到临沧市蔗糖业的内外部环境日趋严峻；李杨瑞、毛昌祥、唐其展在《“2008―2009亚洲国家蔗糖产量降低的原因及应对措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58]中探讨了全球、特别是亚洲蔗糖产量降低的原因；薛亮、聂新鹏、王晋臣在《规模化发展―广西蔗糖业生产的必由之路》[59]中提到广西蔗糖业要发展规模化存在的问题；万崇兴、韦日成、万语在《崇左市蔗糖产业“4331”发展战略研究》[60]中系统研究了广西崇左市糖业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对策；粟增富、杨桦、梁海珍在《广西蔗糖产业集群效应分析》[61]一文中审视广西蔗糖产业大而不强的原因；李海明、吴松海、林一心在《浅析甘蔗蔗糖分下降的原因》[62]中简述了蔗糖分下降的原因；江永、沈力、胡朝晖等在《广东原料甘蔗质量管理的问题及对策》[63]指出了广东原料甘蔗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任春峰在《制约广西蔗糖产业发展的瓶颈分析》[64]中从技术、市场和政策3个层面分析了制约广西蔗糖产业发展的瓶颈；非洲学者RCRONJ？ C P，MTYMON A，JONES P，et al一直对导致甘蔗大面积黄叶的病原体进行分析[65]。张跃彬在《中国蔗糖产业化发展现状与分析》[66]一文中，提出我国蔗糖产业化发展要重点建立健全5个机制；李杨瑞在《对加入WTO后广西蔗糖业发展的几点意见》[67]中讨论了要对优势蔗糖产区给予重点扶持；邓军、张跃彬在文章《云南省蔗糖产业布局现状与分析》[68]中提出了云南省蔗糖产业布局的保障措施；贺贵柏在《广西蔗糖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69]中系统地提出了广西蔗糖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6项对策措施；陆耀邦、梁自力在文章《对发展广西蔗糖业的一点思考》[70]中提出要建立蔗糖业风险预测机制、调减甘蔗面积、延长制糖企业产业链等6点建议；农日东、林素娟在《做强做优广西蔗糖业的主要思路及保障措施》[71]对如何做大做强广西蔗糖业提出了对策；张逸庭、杨逢乐、杨 馗等在《蔗糖厂“三废”资源化治理工程实践》[72]中建议将污染物全部转化为可就地使用的微生物肥。

7 结语

在了解以上学者对国内外蔗糖产业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理论分析研究蔗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所发生的原因，同时可以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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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高校高水平篮球队教练员的现状进行调查与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球队教练员的职业运动员经历的人数偏少，学历和职称比较高，职称和薪酬没有同篮球比赛的成绩挂钩，影响了教练员的指挥积极性。通过对河南省高校篮球队教练员的工作现状，希望对国内高校的篮球队的教练员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高校 篮球队 教练员 工作现状

目前，关于我国高校教练员工作现状的研究相对少见，主要是从更加广泛的视角去论述职业球队教练员的现状。通过分析对当前河南省高校教练员的一些问卷调查，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河南省高校的篮球教练员以后的工作指导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依据河南省四所高水平篮球运动队的情况，进行调研。共对8名教练员和24名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中国龙源期刊网、河南大学图书馆等途径进行对目前河南省高校篮球教练员工作现状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

2.问卷调查法。通过对河南省四所高水平篮球运动队的高校8名教练员和24名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发放了问卷调查共32份，其中回收的问卷一共32份，有效问卷31份，回收率达到97%，有效率为100%

3.数理统计法。对搜集到文献资料和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按照有关统计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处理，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进行数据的统计整理。

二、结果与分析

教练员对高校篮球运动员进行指导，在平时的工作中和运动员亦师亦友。因此，对队员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也承担着球队的组织、人才的引进、比赛的成绩、球队的规划、球员的心理调节等方面的责任。因此，高校篮球运动队的教练员作为高校篮球队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在队中的作用意义重大。

（一）教练员的运动及执教经历

通过对河南省四所高校教练员的运动生涯和执教经历的研究和分析，发现只有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和河南大学曾经聘请了职业运动员作为球队的教练员。除此之外，其他两所高校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高校篮球队的教练员是由本校的体育老师担任。一般而言，职业运动员往往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观察力，对篮球运动的竞技比赛过程的理解更为深刻，在激烈的篮球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任何状况都会被他们观察到。作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经历的他们，对篮球比赛的有着本能的反应，因此训练的效果也比较好。现在，河南省高校篮球教练员队伍缺乏高水准的职业篮球运动经历，执教经历也相对匮乏，对于河南省高校教练员的执教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见表1）。

（二）高校教练员学历以及职称结构

具有高学历和高职称的高校教练员，其在平常的训练和比赛以及球队的建设上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就会越大。根据对河南省四所高校篮球队的调查结果（见表2），从中不难发现，河南省高校目前篮球队的教练员学历水平较高，硕士学位达到了5人，其次是学士学位，有2人，博士学位有1人；从教练员的职称来看，有5位获得副教授以上职称，中职2名，助教1名。通过统计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高校篮球队的教练员的学历和职称比较高，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三）教练员的薪酬状况

现在河南省高校篮球队的管理体制不完善，绩效考核不合理，没有根据成绩的好坏去对教练员的薪酬和奖励进行发放。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目前高校教练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现在教练员的薪酬主要是通过日常的训练课时去获得的，因此成绩的好坏、训练质量的优劣并不影响教练员的薪酬待遇。

三、小结

我国现阶段高校篮球教练员学历和职称比较高，硕士居多。没有专业运动员经历，与有过专业运动员经历的教练相比，执教理念、训练方法等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教练员的薪酬待遇和职称评定不随着比赛成绩而变化，只是单一的套用教师标准，因此在以后的管理体制改革中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 杨玉功.河南省各级体校篮球教练员队伍现状调查与分析[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第9篇：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图书分编 CPI数据 利弊

分类编目是一项技术性十分强的工作，随着教育及市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图书分编工作人员的压力越来越大。CPI数据的出现及应用，有效地提高了图书分编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解决了传统分编工作中的一些难题。CPI数据，也就是在版编目是指在图书的编辑过程中，由图书馆或其他部门根据相应出版机构的出版物校样进行编目，然后出版社将编目信息印刷在相应的图书上，进而使其可以同时为图书馆、出版机构、文献发行部门等利用。

一、CPI数据在分类标引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对于完整和正确的CPI数据完全利用

在进行分类标引的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疑难图书，所以很不容易确定分类号。这个时候就可以参考CPI数据中的分类号，然后与《中图法》相对照，如果和图书的学科内容符合，工作人员就可以确定CPI数据中的分类号是正确的，完全可以采用。这样就可以有效节约时间，避免重复劳动，提供工作效率。例如：《因素分析法》，（日）芝佑顺著；曹亦薇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工作人员在对这类书籍进行分编的时候，如果光看书名，就很容易将其归入到数学类的图书0类中，可是CPI数据的分类号却是B841.7（心理测验），这时候就要翻看一下该书的内容，通过翻阅可以知道这是一本心理学书籍，所以工作人员就可以认定CPI数据中的分类号是准确的。

（二）抛弃完全错误的类号，重新确定书籍的类目和类号

有时候CPI数据会将书籍的大类分错，例如《MBA毕业论文精选》。袁鸿鸣等著，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CPI中的分类号是G642.477(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可是分类法对这个分类号的解释却是“单篇论文及单科论文汇编入有关各类”。分析书的内容，这是一本工商管理硕士论文集，内容涉及到工商管理的各个方面，而且是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所以正确的分类号应该是F2-533（经济计划与管理，再复分论文集）。

（三）纠正类目有误的CPI并归入正确的类目中去

这种CPI数据的错误主要是指那些大类正确，但细分时出现了失误的数据。例如：《学林碎影：当代著名学者自述》，CPI中的分类号是K825.81（历史人物传）。可是该书中收录的学者自述有周作人、冯友兰、等人，包括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等，不光是历史学家，所以这个分类号是错误的，正确的分类号是K825.1（哲学、社会科学任务传）；《新兴市场》，李元旭著.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该书的CPI中的分类号是F12（中国经济），但是这本书是对韩国、印度、中国、巴西等国家的经济，按照国别进行了历史、现状、发展轨迹和反战前景的论述，是一本研究世界经济的书籍，所以它的分类号应该是F11（世界经济）。

（四）充分确定图书的上下位类

对图书的分类必须恰当、准确，如果一本书在《中图法》中有相应的类目，那么不光要分到上位类，因为只有准确的分类才能充分揭示一本书的内容，从而有利于读者进行检索。如：《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CPI中给出的分类号是X43。可是《中图法》中的相关规定表示，可以按照世界地区表进行复分，所以可以把这本书分到中国，准确的类号应该是X432。《西方艺术史》，CPI只分到了J11（世界艺术），但是从书名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研究世界艺术历史的，因而可以将其分入到下位类，也就是分类号可以是J110.9（世界艺术史）。

（五）如果《中图法》中没有相应的类号，要认真确定相应图书的类号

《红楼梦：爱的寓言》，CPI数据中的分类号是I207.11，可是准确的分类号应为I207.411。《境外心理学》，俞国良编。CPI数据中的分类号是B845.8，但正确的分类号却是B845.6.以上例子可以说明，CPI数据提供的分类号，可能《中图法》中根本没有，产生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如分类人员的笔误、印刷错误、出版社的疏忽等等，所以相关的人员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确定分类号，在最大范围内保证分类号的准确无误。

二、CPI数据在相关的著录项目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一）CPI数据不能提供准确的题名和责任者

读者在进行图书检索的时候，主要录入的就是题名和责任者，如果著录出现错误，那么读者就不可能找到相应的图书，从而影响相应图书的利用率。CPI数据经常会出现一些题名、责任者著录的错写、颠倒顺序和遗漏的问题。例如漏著书名页上的副题名：《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的政治情感抉择》，在CPI数据中的著录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宁强等编，遗漏了副书名。著录责任人的时候，可能出现只著录两个责任人中的一个；将第二责任人著录为第一责任人，遗漏第一责任者，例如《WTO与中国法律的冲突与规避》，CPI著录的是：WTO与中国法律的冲突与规避/马特等著，但是书名页上的信息却是马文华主编，马特等编著，所以准确的著录应为：WTO与中国法律的冲突与规避/马文华主编；马特等编著。我国的著录规则为：题名和责任者著录要以书名页为准，如果有两个责任者就要照录，如果是三个以上，就要在第一个责任者的后面加等。所以相关人员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图书的相关信息，从而进行规范的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