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旗致敬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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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全球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源的跨国交流日益增多，国际移民不管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日益扩大。国际移民的迅猛发展和流动方式的多样化，给现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带来的影响极具重要性，为移民输出国及输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和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当前国际移民的类型及特点
(一)类型
国际移民，就是跨越国界而迁居至他国，并居留较长时间的人群。当前国际移民主要有这几种类型：永久性移民，该类型的移民移居目的国后不再回迁自原迁出国。非法移民，该类型移民主要是为获得法律许可而采取非法方式进入目的国，或具备有效证件但有效期限已过，仍然停留于目的国不返回其所在国。避难移民，因受到政治、宗教、种族等迫害，有正当理由离开在籍国，受到他国庇护的人群。技术移民，也称为工作移民，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知识、专业素质的人员，主要有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其他技能型人员。该类型移民很受到目的国的欢迎。一些移民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极为重视该类移民。此种移民的流动方向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学习性移民，主要是到国外学习的留学生，这是该类移民的主体。
(二)特点
首先，从流向来看，国际移民地区化日益显著，逐步形成一个地区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外部环境来探讨，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已从地区外流动逐步转变成往地区内流动，或转往发达国家。当经济复苏或逐步发展起来后，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国际移民的回归。其次，从流动量来看，金融危机后国际移民的流量逐步进入稳定阶段，输入国对移民的逐步由暂时性依赖转变成结构性依赖。比如：日本、韩国的移民市场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流失大量技术移民。以致于诸多国家不得不改进和调整移民政策，以吸引移民。最后，从内部流动情况看，因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造成国际移民内部流动呈地区层次性，形成阶梯式经济发展。
二、关于国际移民原因的探讨
(一)全球化的影响
规模化移民是世界诸多国家或地区共有的较长的历史过程。但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移民不管是从规模、数量，还是从范围及影响性等均发生了诸多变化。国际移民随着商品、文化、科技等要素的流动性增强，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另外，随着现代通讯、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人们能直观的了解到国家的富裕度、安全状况等，而安全迅捷的现代交通为人们的跨国行为提供了巨大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跨国移民的发展。
(二)经济层面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导致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在经济收入、就业领域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虽说贫困和国际移民存在必然联系，但并非迁移就一定和贫困存在关系。移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因。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能为人们提供迁移的能力和资本，以追求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移民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当国内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时，移民数量会逐渐降低。可以看出，经济是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
(三)发达国家自身经济体制影响
当前，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体制存在双重劳动市场，即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不愿意从事不稳定、薪酬低、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而由不能如以往利用妇女及童工来满足此种劳工需要。在此情况下，需要永久性的移民劳工来满足自身结构性劳动力需要，进而引起国际移民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于移民而言，会认为即使工资低、劳动量较大，但比国内要好很多，出于此心态也促使人们移民。
(四)跨国移民网络的建立
移民和家属亲友的各种关系并不随着迁移而消失，反而更为重视和母国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由此种网络的形成，之前移民人群会对留居母国的家属亲友起到极大的示范效应。正是因为移民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达到促使了移民现象的不断出现，这也是引起当前跨国家庭团聚移民数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国际移民中介机构建立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移民的增加。
三、国际移民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促进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和沟通
伴随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交流和合作，及推进移出国和移入国社会整合及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移民，是当前国家和国家间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是移民者母国和移居国间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重要纽带。在强化世界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友谊，增强国际对话和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和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国际移民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全球性文化网络的构建，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的融合和全球文化的发展，在文化、思想全球化中发挥着积极效用。
(二)对民族国家的管理权威提出挑战
当前，虽然一些国家都想有效控制国际移民的数量并制定相关的严格法律法规予以限制，但通常效果不理想。以致于国家对自身边界的控制和管理能力日益减弱，大量的非法移民实施各种非法、非正规的方式逃避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实行跨国性流动。比如：美国与加拿大间的无证工人或不合规人员的流动极为通畅，美国和墨西哥间的非法移民的管控效果不佳，也可以看出对国家边界管理能力有待强化。
(三)影响民族国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国际移民的规模化跨国界的流动在移入国形成多元思想和文化同时存在的局面。大量移民的会带来各自国家的民族文化、思想，使得移入国民族同质性和共同价值观受到极大挑战。国际移民大部分属于非主体化民族。而该种民族应对变动环境的过程中会增强社会分界意识，尤其是自己民族的心理认同。移民对其母国文化的保持和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移居国文化的认同产生极大影响，进而存在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及冲突产生的可能性。在移居国，来自经济水平较低国家的移民会受到歧视和排斥。大量移民会给移居国带来不同的社会治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稳定。
(四)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国际移民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国际移民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积极效用，其中大量的移民劳务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短缺的人力资源，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移民汇款也会成为其经济收入和发展的重要性来源。二是国际移民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更为边缘化、贫困化。在现阶段，国际移民具有新趋势，即高技术移民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移入国的发展实力，而削弱了移出国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平衡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主权国家为主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国际移民已然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因素。国际移民仍处于发展和变化中，因而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仍是长远性和长期性，仍需要对此问题深入研究。
第2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关键词：空气污染指数；面板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问题尤为严重。因而，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做出客观、全面的认识就变得尤为重要。
目前，学术界对空气质量的研究范围都比较窄，或只针对少数地区、城市，或没有从社会因素更深层次挖掘空气污染指数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选取克拉玛依、大同、潍坊、武汉、汕头、韶关、牡丹江及赤峰8个城市2008-2014年的样本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对空气污染指数的气候和社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本文也采用空气污染指数（API）做研究，空气污染指数（API）就是将常规监测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数值形式，并分级表示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计算公式为：
（1）
其中，I为某污染物的污染指数；C为该污染物的浓度值。则空气污染指数API为：
（2）
（1）在气候因素方面，本文认为降水量、相对湿度、温度、平均水汽压都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据此构造回归模型如下：
（3）
其中Js表示降水量（10kin）；SD表示相对湿度（103）：WD表示温度（104℃）；SQY表示水汽压（1MPa）；μ为随机扰动项。根据Hausman检验，本文最终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
由回归结果可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湿度每相对增长103，平均来说会引起空气污染指数下降2.3个百分点；温度每升高104℃，会引起空气污染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水汽压每上升1，会引起空气污染指数下降0.9个百分点；降雨量对空气污染指数有滞后影响，平均来说降雨量每增长10km，空气污染指数就下降3.17个百分点。
（2）影响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经济生产和环境保护两个因素。其中，经济生产中的工业生产总值、粉尘排放影响最为显著。在环境保护方面，本文考虑城市绿化面积这一因素。据此构造回归模型如下：
（4）
其中：人均粉尘排放量（百吨/人）；表示人均绿化面积（公顷/人）；表示人均工业产值（百万/人）。根据Hausman检验可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粉尘排放量每增长1百吨，平均来说会引起空气污染指数上升5.99个百分点；人均工业产值每增长1百万，平均来说会引起空气污染指数上升1.46个百分点；人均绿化面积每增长1公顷，平均来说会引起空气污染指数下降1 10.95个百分点。
三、结论
据以上分析，得出主要结论有：气候方面，降水量、湿度、温度、水汽压均对空气污染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方面，工业总产值、粉尘排放量对空气污染指数呈显著正相关，绿化面积对空气污染指数呈显著负相关。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推进园林城市建设，有效调节城市空气环境
首先，森林被成为“绿色水库”，能有效调节城市空气湿度。其次，园林绿地能有效净化空气。绿色植物能调节二氧化碳和氧气在空气中的相对平衡，改善和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同时，园林绿地还可有效吸收影响人类健康的有害气体。
2.着重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
第3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尴尬的山寨机
山寨机之所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形成了规模化、群体化的发展趋势，关键还在于其独门秘籍《致命三刀》——“新颖的外观、创新的功能、低廉的价格”。
我国山寨机市场的快速崛起，也绝非偶然。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手机需求量快速得到释放，而山寨机带来的外观、功能与价格上的多重享受，也更多且提前释放了一些人的手机消费能力。更有甚至，山寨机近年来的层出不穷，还大大加速了我国手机用户的更新换代率。市场有需求，当然山寨机企业也拥有了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市场对于手机产品的巨大需求量，又进一步刺激我国众多手机制造工厂大力发展山寨机的信心和市场操作空间。山寨机企业在规模化制造、创新性模仿能力，以及在整个产业链中专业化分工地位的明确，都给中国企业抢占全球手机制造市场提供了发展新思路。
然而，山寨机的繁荣也给许多国产手机的正规军造成了许多干扰。一些正规手机企业指责的山寨机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发展下去会拖累中国在手机制造领域的发展水平。同时，山寨机厂家由于缺乏较大的实力，因此很难为消费者在手机售后服务、维修等方面提供良好的保证，会造成市场上的手机投诉纠纷增加。
对此，笔者亦不能完全认同，毕竟山寨机发展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其从起步到繁荣也就是最近二三年的时间，因此要能真正解决上述存在于山寨机企业中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更需要政府层面上的积极引导与规范。
向山寨机学什么
笔者发现，山寨机企业的发展，并非简单地市场搅局者形象出现。近年来山寨机市场的发展则表明，山寨机带动并保证了我国在手机制造领域的规模化扩张优势，也发挥出我们在新技术、新产品模仿上面的强大实力。同时也带动并繁荣了一大批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分销商产业带的共同发展。
单从政府解决救业，提供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和经济发展机会来看，山寨机厂家的功劳就不能因此被全部抹杀。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正规手机厂家发展乏力，市场表现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山寨机厂家已经成为唯一能够直接与诺基亚、三星等企业进行较量的代表者。其在产品上的快速反应能力，对手机功能五花八门的挖掘能力，也让许多外资品牌自叹不如。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我国山寨机的发展还存在着鱼龙混杂、竞争无序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于一些层出不穷的走私手机，和侵犯其它品牌知识产权的高仿手机，应该予以坚决地打击。然而，对于利用联科发或展讯等厂商手机芯片套装，以很快的响应速度，开发独特创新功能，来充分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中小型手机生产工厂，是否应该给予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转型时间。这值得当局者和行业共同探讨。
其次，许多中小型山寨机企业近年来在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中之所以能够存活，并且取得了逐步做大做强的上升空间。当取决于山寨机工厂自出现以来便坚持的“短平快”策略。紧跟国际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展趋势，快速跟进这种新品，从而在第一时间在国内市场推出这种趋势型产品。从而保证了对消费者需求方向的快速跟进和领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正规手机厂家在竞争策略上的种种短腿和失败。此外，山寨机企业还非常善于把握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断开出一些新颖的款式，吊足消费者的胃口。也善于在联发科的手机芯片套装基础上，开发一些实用性的功能。比如具有CMMB功能的手机电视，或是具有地图导航功能的GPS手机等等，这些都是山寨机企业诸多竞争策略的优势之一。
山寨机出路是漂白
日前，金立、天宇等国内手机新锐企业，都是透过山寨机发展获得自身的第一桶金，全面漂白，转向正规化手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漂白后的手机企业，在成功转型后，也将会吸收山寨机竞争策略的精华，推动我国手机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
事实上，今年以来，为了“招安”山寨手机，政府主管部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比如在北京之外的深圳设立手机入网检测中心、大幅度降低手机入网检测费用等，通过政策来吸引山寨机企业的转型。然而，或许是山寨机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特性，这种转型策略短期内并未取得显著效果。由于检测流程过长，许多山寨机企业仍然担心这会影响到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速度。此外，降低后的入网检测费用仍然不菲，这对于一家一年要推出上百种型号和款式的手机企业而言，仍然是一笔巨大开销。
第4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重构路径
作者简介：肖凤翔（1955-），男，重庆市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陈潇（1987-），女，河北石家庄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9-0004-04
所谓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对教育价值进行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1]。教育价值取向左右着人们对教育的态度和行为，影响和调节着人们对不同教育的需要，制约着教育的实践活动。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它处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跨界领域，承担着为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任务。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包括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建构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和组织形式、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教育结果等内容。合理定位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是高等职业教育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其开展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高等职业教育的多样性和高等职业教育主体及其需求的复杂性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因此，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和思考，是把握高等职业教育活动的本质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特定价值和功能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着多种功能，其价值取向问题就是人们如何利用其功能问题，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和立足点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实践经验中逐渐形成了三种基本取向，分别为专业教育取向、职业培训取向和职业教育取向。这三类实施取向看似矛盾，实则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一）专业教育取向
专业教育也称“专门教育”，以专业教育为价值取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即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中，以专业教育为价值目标和实施取向的目的是为某一特定职业领域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型人才，培养学生学有专长、术有专攻，以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需求。
在高等教育中，专业教育一般与通识教育相对，指直接为学生将来的职业作准备的那部分教育内容。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某一特定领域专业型人才，专业教育的课程实施取向则是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学科发展和行业分工要求，将学业分成一定门类，对学生实施的教育，因此其教育和课程内容应该是预定的、由浅入深的。专业教育取向认为，职业知识和技能可以按照内容分解为不同的专业和学科，根据专业和学科特点，以及人的认识规律，将知识和技能按难度分层，并设计相应的课程内容，使之适应学校的教学情境。
专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直接指向某一具体职业，因此，衡量专业教育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是受教育者是否能够胜任某项专业劳动。但专业教育除了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外，还强调人才培养的研究性和复合性，只有兼具实践性和研究性，才能使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动态发展的职业世界的需要，使其在变化的社会中始终保持专业性。
（二）职业培训取向
以职业培训为价值取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坚持工学结合、产教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在这种取向的指导下，教育成为一种实用职业知识和工作技能传递的过程。职业培训取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强调教育过程与真实的工作情境在目标、内容、方法和组织等方面的一致性，或者说，职业培训取向的教育就是一个“学徒”的过程，即新手如何成为专家和专家如何指导新手的问题。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职业培训取向的教师即专家，就是特定领域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能够有效地思考该领域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能力。而学生即新手，就是刚刚进入某一领域的人，他们对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还比较陌生，需要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技能的掌握水平和熟练程度。专家由于具有宽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洞察人们思维和问题解决的逻辑，因此可以指导新手。而新手通过不断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积累，逐渐加强对领域内知识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从而慢慢成为专家[2]。职业培训取向的教育和学习过程就是专家指导新手、新手成长为专家的过程。
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培训为主要取向，加强了教育教学与真实工作情境的联系，填补了教育与职业之间的鸿沟。从这一取向出发，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与岗位、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都需紧密对接。是否能够适应产业和职业的动态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育模式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是否能够等值和互认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三）职业教育取向
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既关注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育，又关注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认同的养成。职业教育取向是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首先，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个体社会化的重任，应该关注学生身心发展及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情况。其次，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性为本，以就业为导向，其目标和功能是培养符合职业标准的高水平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释放人口红利。最后，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还应重视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既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又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缺少职业道德的人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从而不能胜任工作，而缺少职业认同的人则无法成为一个乐业者，不能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和幸福。
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认为知识是个性化和情境化的，课程不应该完全是预先决定好的，而是在个体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职业教育取向强调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强调在学习情境中，职业经验和职业精神的实际创生过程，目的是达到从学习情境到工作情境中知识和情感的迁移。
职业教育取向认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二重的，即职业性和教育性并存，因此，其价值目标和功能也应该紧紧围绕这二重属性，既培养具有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劳动者，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缺少职业性的属性，会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普教化的后果，而缺少教育性的属性，则会使高等职业教育沦为培训或传统学徒制度，失去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使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反思
（一）重专业能力培养，轻职业意识养成
专业教育取向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按照学科的逻辑培养具体专业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专业划分过细往往会使学生的认识变得支离破碎，妨碍学生职业意识养成。忽视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需要，缺失必要的通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专业教育，甚至会导致学生无法完成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使教育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成为“单向度的人”[3]。
职业和生活本身是一个整体，并非像专业划分那样界限分明。职业最早产生于社会分工[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不同职业逐渐涌现，随之产生了专门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进而产生了专业。专业形成于职业之中，并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从事专业活动的人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新技术。
人与职业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职业，职业也会根据职业要求、知识、技能和性格等要素去选择人。不同的职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不同的职业人应该了解自己承担的职业角色，完成自己的使命。职业意识是自我意识在职业选择领域的表现。从就业的角度看，现今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面临的是比传统社会更加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职业意识既影响个人的就业和择业方向，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对象正处于职业意识成熟阶段的前期，对其进行职业意识养成教育是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双重需要。
（二）重职业定向，轻全面发展
职业定向性是高等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但过分重视职业培训而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则使高职教育产生功利化的倾向，脱离教育的本质。职业培训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由于不同职业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和排他性增强，从事工作的人只有通过系统的、职业定向的学习才有可能达到胜任。这种取向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加强了教育教学的实践性和与真实工作情境的联系，但也使其具有较强的功利性。
职业定向首先来自于对职业世界的了解，了解职业和岗位的要求和待遇，其次，合理的职业定向还需要真正的认识自己。实现学生合理择业和成功就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之一，但这里所说的职业定向性不应该是现实和功利的，不应该是只关注工作世界而忽略学生自身的。对教育投资的回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所关注的职业定向性应该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测性。这种超前性和预测性实现，来自于对学生个人整体素质的生成和发展。只有关注学生本身，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确保高等职业教育不会沦为功利性的教育投资手段。
在现代社会，人才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才能够较好地选择和发展职业，但同时，真正的人才还应具备通识的知识和普适的道德观，这样才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职业不仅仅是人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为社会做贡献的舞台。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只注重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育，还应该注重通用知识、心理健康和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培养，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让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不但能够就业，还能够在职业中发展自我个性、实现自我价值。
（三）“道”与“艺”、“知”与“行”分离
“职业”和“教育”本表征两个独立的范畴，当二者合为一起时才可形成“职业教育”，其中“职业”与“教育”的关系正如“道”与“艺”、“知”与“行”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其二者偏废一个，都不能称之为完整和成功的职业教育。
“道”即道德，老子说“道法自然”，“道”规定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最本质的那部分内容。“艺”即技艺，也就是专业技术的能力。“艺”能够为人提供享受和方便，也能够为害于人，而“道”能够决定“艺”对人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强调要“以道统艺，由艺臻道”，可见，“道”与“艺”是统一且不可分的[5]。
“道”与“艺”代表了工作世界中“无形”和“有形”两个层面。“无形”的工作世界指与工作有关的职业精神，具体为职业道德、职业认同等，表现为“价值理性”；“有形”的工作世界指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水平，表现为“工具理性”。西方国家以宗教为手段，追寻宗教的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以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获得上帝的救赎，促使了人们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6]。但在我国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和金钱成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内，“艺”这个层面的东西是可见、可操作的，而“道”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道”的传授不能通过语言、形象、声音来传达，只能在实践中进行，在行动中进行。因此，要想做到“道艺统一”，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知”即知识和技术，“行”则代表了行动和实践。个人只有将自己的知识、技能出色地运用在职业活动中，并产生出一定的效益时，才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只有知识但不参与实践则不能完成任何工作和活动。教育过程也一样，只传授知识和技术，不重视实践教学，学生获取的知识和技能就无法迁移，无法满足学生未来择业和从业的需要，也无法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知行合一”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中，就是在行动中培养人，在实践中教育人，因为实践理性中有关职业认同和职业精神的部分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理论灌输来实现，只有通过实践教学和知行合一的教学方式，才能使学生对所学专业产生兴趣，从而达到职业认同。“知行合一”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不但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职业精神的养成，简单来说就是培养学生“用心做事”，“用心”在前，“做事”在后，使人获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重构路径
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以学科的逻辑展开知识，还是以工作的逻辑传授技能？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究竟是“知”在前还是“行”在先？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文性和职业性孰轻孰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其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不论是专业教育取向、职业培训取向亦或是职业教育取向，都没有改变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而只是其功能的不同实现路径和方式。因此，要想最大限度的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完整功能，三个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绝不能是独立的、互斥的。如图1所示，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教育取向、职业培训取向、职业教育取向相互包容、相互超越，共同形成一个整体。
图1 高等职业教育三种价值取向的关系
高等职业教育的三种取向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三种取向的价值都有可能得到体现。但是，三种取向又各有其局限性，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教育情境，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的改革应坚持三个发展方向。
第一，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实践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趋势是专业教育取向的实现路径。专业教育的重要基础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因此，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形成“项目导向”、“任务导向”等实践教学模式和课程集合，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和课程体系，强调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工作过程的完整性，越接近真实的工作情境对教学的效果来说就越好。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学校不应该成为提供教学的全部场所，而是应该充当中介的作用，为学生提供“双师型”教师和符合工作逻辑的教学内容，并提供最接近实际的学习情境。理性的综合来自于感性直观，不能企图跨越人的认识的发展规律，对人某一领域的专业性进行培养，尤其是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活动，必须先有感性才能实现对感性的“超越”[7]。因此，要想培养学生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必须从实践出发，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
第二，向职业素质生成的方向发展。素质涉及人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以及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生成则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应培养人的自我生存能力，促进个性全面和谐地发展，并把它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因此，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要做到“能力本位”和“素质本位”的实施理念并重。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的教学理念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性、技术性和应用性的特点，以素质本位为核心的教学理念体现了职业教育教育性、科学性和现代性的特点。职业素质是个人从事或准备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相关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能力的发展则是人的素质生成的最终体现。树立能力本位与素质本位并重的发展理念，确立生成论的思维方式，是高等职业教育面对经济发展全球化、就业竞争白炽化的新形势不得不坚持的理念和方向。
第三，教学做合一。工作离不开知识和技能，教育也离不开理论和实践，这种知行互动的认知方式体现在具体的教学上就是“教学做合一”，通过教师与学生在学习情境中的互动，将理论集中在“做”之上，以“做”为中心。高等职业教育的运行必须坚持校企合作，以完备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为硬件，以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为软件，师生共同完成“在做中教、在做中学”。知与行的统一是一个从规范到行为的动态过程。“教学做合一”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现实目标，同样也是其发展的最终归宿，它要求对我国现有的“普教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实施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建立高等职业教育自己的行动逻辑和实施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职业日益由一般职业向专门职业转化，职业教育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8]。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学生职业前的准备教育，肩负着时代的重任，亟需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作为跨界领域的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职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教育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育人”的本质，即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关注。高等职业教育要想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立足和发展，需要摆脱一元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努力建构一种融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功利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等多种价值观于一体的多元教育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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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开支；工作积极性；单亲家庭；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签署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确立。二战后至60年代末，美国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内容涉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并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1970年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陷入困境，社会保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政府与的焦点。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
1940-1979年，老年残疾和医疗保障占整个社会保障项目的52.52%。居于第二位的是政府雇员的退休金，1979年占全部社会福利费用的14.84%；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家庭的费用1970年仅480万美元，1979年则猛增至1100万美元。 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也由于不同原因而增大。二战和朝鲜战争后， 退伍军人数量的大大增加，造成退伍军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则导致了老年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
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和各项开支的增大致使美国社会保障总开支持续增加，1940-1979年，用于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受惠费用，由310万美元增至2410万美元，增长了66.59倍。尽管自尼克松以来均采取收缩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了受益者的审核标准，但由于积重难返，社会保障的开支仍然持续扩大，从1972年财政年度占DNP的16.6%增至1992财政年度的20.5%。
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美国政府早在1975年便出现15亿美元的社会保障赤字，1982年达122亿美元。 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仅0.2%，80年代上升到5.3%， 政府为削减社会保障开支而对社会保障政策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受到在野党的攻击，保守势力和民众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最终只能作适度的调整，政府一直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的困扰。
二、社会保障与工作伦理
失业保障的援助目的在于缓解劳动者因失业而引发的贫困问题，使其有时间重新就业。但是，一旦找到工作，他们便会失去领取失业保障津贴的资格。社会保障领取者并非因懒惰而不愿再就业。一项对领取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有工作的愿望，但同时有65%的人承认并不积极地寻找工作。 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保障领取者特别是长期领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收入一般较低，而且他们会因就业失去失业保障津贴。失业者选择社会保障津贴而非工作，正是基于理性的经济选择。
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以下简称AFDC）对拥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父母的工作刺激也是负面的。1981年里根政府对AFDC改革后，48个州中未就业父母和就业父母可支配美元的差距，12个州为负值，24个州在50美元以内，全国平均仅为26美元。 AFDC使未就业父母与就业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贫困家庭甚至在父母工作后反而比领取津贴时生活水平低，父母宁愿领取津贴而放弃工作是必然的选择。
父母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及对社会保障的津贴的依赖影响了子女的工作伦理。当一个孩子看到他的家长不用工作就可领取一张福利支票时，他就不能理解在这个社会里，至少有一个家长需要一大早起床，每星期工作5天。 依靠社会保障家庭的子女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往往形成消极的工作态度，对社会保障有较强的依赖感。
20世纪70年后，“工作福利”取代“现金福利”的政策迫使更多的社会保障津贴领取者走上了工作岗位，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确立并强化了正确的工作伦理。但是，美国政府在变革初期投入的经费过大甚至高于社会保障支出，并未缓解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社会保障与家庭问题
社会保障本是维护已破裂家庭稳定性的补救措施，令单亲家庭的成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始料未及的是，它却对美国的家庭结构产生了破坏作用。
已婚家庭的离婚率升高。母亲不必因为失业或经济不独立维持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因为AFDC和儿童营养补助等社会保障项目会在离婚后向她们提供津贴。社会保障解除了妇女离婚的经济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离婚的作用。
单身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升高。AFDC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存在，消除了婚外生育的经济后果，这事实上同时消除了制约婚外生育的主要因素。 国家提供抚养子女的费用，未婚母亲可依靠领取津贴取得经济独立，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生活。社会保障不但消除了单身青少年女性未婚生育的经济顾虑，而且满足了他们强烈的独立愿望，青少年女性不再惧怕未婚生育，未婚母亲越来越多，未婚生育率升高。从1960年到1979年，青少年的婚外生育率增加了2倍。
离婚母亲和未婚母亲的增多使美国单亲家庭数量不断增加，1970年12.3%的18岁以下美国儿童生活在单家庭，1980年为19.1%，80年代末为26%。 单亲家庭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且日趋严峻。
第一，单亲家庭面临贫困问题。单身母亲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而未婚母亲多数连高中都未上完，她们多数只能从事护士助手等低报酬的工作。社会保障津贴的数量毕竟有限，单亲家庭容易陷入贫困。1949年，单亲家庭贫困儿童比例是总人口贫困儿童比例的2倍，到1979年，单亲家庭贫困儿童比例是总人口贫困儿童比例的3.5倍。
第二，子女心理问题。父母在子女性格形成过程中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而单亲家庭的子女常常只能接触双亲中的一方，子女性格行程中另一方的示范作用无法实现，子女的性格与心理发展往往不健全。双亲中缺少一个（几乎总是父亲）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包括青年自杀率高于平常水平，智力低、精神病、暴力和吸毒高于平均率。
第三，子女教育问题。子女的教育需要权威性的管教、固定的时间安排和充裕的接触时间，单亲家庭往往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单亲家庭子女心理校长协会和发展教育活动研究所对14493名学生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家庭结构对教育成绩产生的重大影响超出收入水平的影响，低收入双亲家庭的女生的考试成绩高于高收入单亲家庭的男生。成绩排在末位的是低收入单亲家庭的男生。 可见，这一影响在男生身上尤为严重。
四、社会保障与老年问题
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津贴的时间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年代，男子为15年，女子则为18.8年。美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采取“现收现付”的形式，用青年工作者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和税款支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费用。在1995年，8个多的在业职工负担一个社会保险受益者，80年代末已降到33个在业职工支持一个受益者。 持续上涨的财政开支和纳税人数的相对减少，使政府被迫提高税率以确保足够的社会保障资金，此举加重了青年工作者的经济负担。
美国老年学者把老年人划分为三个档次，65-74岁的成为少老年，74-84岁的成为老老年，85岁以上的成为超老年。 少老年退休后身体尚健壮，有的从事一些不费体力的工作，当看门人、守夜人或替人照顾小孩，以弥补社会保障津贴的不足。老老人和超老人的健康易恶化，医疗支出大，且无力工作。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家庭规模越老越小，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增多，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被削弱，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多数老年人只能以社会保障为主要或唯一生活来源，而社会保障向老年人提供的退休金及医疗服务等津贴的数目有限，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容易发生。美国人口局提供的1970年国民收入情况表明，80%以上的单身老年人年收入少于4000美元，25%的单身老人年收入少于1951美元，25%的老人家庭和60%的单身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纽约，80%的医生不接受这些享受政府医疗补助的贫困老人就医，而在华盛顿、芝加哥等地，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贫困老人死于从私立医院到公立医院的转院途中，许多老年人被房东撵出门，因在商店偷窃食品被捕的老年人数目迅速上升。 老年人与子女分局，与社会沟通和联系减少，心里孤独感增强。而社会保障给予老年人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缺少精神上的关怀和情感的抚慰，个别老年人因孤寂、疾病或贫困，难以度过漫长的老年期而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愈发频繁地发生。
二战后，大批退伍军人安家立业，人口生育出现高峰，美国人口在1940-1950年间从13260万增至15330万人，增加了2000多万人。到2010年左右，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出身者将陆续进入老年期，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将更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政府财政危机、老年问题可能更为严重，青年工作者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从2002年期退休年龄每年推迟2个月，到2009年时达到66岁，而从2020年再度开始推迟，到2027年达到67岁。美国国会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提高老年人退休标准，削减应退休者的人数，减少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推迟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却使老年人依然占据工作岗位，虽然削减了应支付的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却减少了青年人就业的机会，政府又不得不向青年人提供失业保障津贴。
五、结语
第6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携手万克惊艳亮相读者节
“真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厉害，没几分钟我的鼻子就通了，也不痒了。”“瞅着就挺高档，是哪出的呀？”在刚刚落幕的第五届读者节上，鼻博士的展位每天都被无数好奇的观众包围，几乎每一天，都会有观众发出这样的感慨。
不光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定的二类医疗器械资质（国家药监局授产品生产许可证号：鄂食药监械生产许20100285号，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号：鄂食药监械（准）字2009第2241213号），鼻博士还拥有国家专利（专利号：ZL200420111346.0），并获得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国家医疗器械专业认证、欧盟CE产品质量认证（SX 60032691 0001）、中国强制性产品检测认证（3C）。可以称得上是本届读者节乃至整个展会中硬件资质最“强悍”的商家之一。因此，会引爆观众的眼球，并受到众多来考察项目的投资者青睐就不足为奇。
资质硬不算啥，鼻博士的疗效之高更是让众多观众叹为观止。在读者节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带到展会的三台样机始终被使用着，而许多没有鼻炎的观众也都驻足观看。一位来自河南焦作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观众在试用时由于被周围的群众瞅得不好意思，没等治疗结束（一次治疗需10分钟）就匆匆摘下鼻博士，红着脸挤出人群，记者追上去询问，这位观众头也不回地嚷：“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引起周围人群一片哄笑。
在众多的患者试用鼻博士时，记者看到，从鼻腔中会透出柔和的红光。继而，每一个试用者都会舒服地闭上眼睛，享受这呼吸通畅的感觉。武汉海纳川招商总监蔡女士告诉记者，这柔和的红光就是650纳米软激光。鼻博士正是通过这种人体黄金窗口波长来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功，彻底治疗鼻炎的。利用激光照射黏膜的生物刺激作用来修复受损的鼻黏膜组织，恢复并提高鼻组织排毒代谢和自然免疫能力；加快黏膜内毛细血管丛血液循环速度，增加溶菌酶分泌数量和吞噬细胞的噬菌能力；快速吸收炎性组织的渗出和水肿，改善组织局部供血供氧；减少肥大细胞的组胺释放，缓解鼻过敏反应；修复鼻黏膜和鼻纤毛组成的“黏膜毯”的运动、代谢、排毒等免疫功能。从根本上恢复鼻炎患者的鼻腔免疫功能，提升鼻腔组织自然排毒能力，真正做到“标本同治”，达到从根本上治疗鼻炎的目的。而且治愈之后可以随时停止使用，绝不会成瘾或形成依赖性。绝不含药物和化学成分，是100%绿色安全的纯物理治疗仪。不光在国内大受欢迎，由于鼻博士具备美国安全测试和认证体系认证、欧盟环保认证体系认证，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准入的产品，因此，目前产品已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超过20万的鼻炎患者通过使用鼻博士摆脱了鼻炎的困扰。
为了让项目更具竞争力，真正做到对得起投资者的每一分投入。鼻博士在读者节前夕，与万克医药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将万克肤即宁等一线良药与鼻博士进行有效整合。众所周知，万克肤即宁（陕食药监健用字06070283号）是地道的皮肤病良药（百度可查），能迅速清除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多种病原菌，适用于皮肢表面清洁除菌；用于牛皮癣、神经性皮炎、湿疹、皮肤瘙痒、手足癣、头癣、灰指甲等人群。将万克与鼻博士整合后带给投资者，是真正能够创造出财富的强强联合！
不仅产品资质硬、疗效高、适用范围广，鼻博士联手万克推出的优厚的加盟政策更是深得加盟商喜爱。许多参会的读者在看到鼻博士和万克系列产品出众的疗效和资质后总是担心――项目是板上钉钉的好项目，可是加盟费用一定会非常高昂。因此，不少人因为启动资金不充裕，甚至连加盟事宜都不好意思咨询。可殊不知，机会就是这样被浪费掉的。
蔡总介绍说：“鼻博士联手万克，以本届读者节为契机，整合推出了5000元就能做的优惠政策，投资5000元，不但能做鼻博士的，还能做万克的，而且我们会提供价值12000元的产品给加盟商，除了这些，我们还有相应的后续跟进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让小本创业者通过优秀的产品富起来，实现共赢……”
现场签约四人算什么
大竟追到潍坊去加盟
在读者节上收获了170多位意向客户，并现场签下四位加盟商后，记者又获悉，有两个想做地市的大客户，已经缴纳了定金，准备于近期去潍坊签约。于是记者随同海纳川三位招商经理一起赶赴潍坊，对即将加盟的两位进行了实地采访。
1979年出生的孟德纲，济南人。在济南开有一家高档轿车4S店。同时也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看到身边很多朋友都做医疗器械都赚得钵盈盆满，孟德刚被可观的利润打动了，他也动起了经营医疗医械的念头。
在考察过一些吹得神乎其神的项目后，孟德刚有些气馁――有的厂家虽然有国家批件，但根本不能卖到医院去，只能搞定点经营；有的厂家虽然资质够，可是产品质量粗糙的不行，返修率极高；有的厂家甚至怂恿加盟商去向医院行贿，并把行贿当成开拓市场的主要手段……
作为一名成熟的商人，孟德刚深知，这样的产品，压根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他抱定了一个信念――要么不做，做就做可持续发展的商。
“当初来参加这个展会，没注意你们杂志在做活动，只因为别的地界都比较冷清，只有读者节的展区火爆，所以我和爱人过来转转。”孟德刚说：“没想到来了就看到鼻博士展位里满满的都是人，我这个人好奇心强，也爱凑热闹，就挤上去看，结果一下子就被鼻博士吸引住了。”
“我和爱人都没有鼻炎，但是我们知道得这个病挺遭罪的。可是我眼看着一个个试用的患者十分钟就从气都喘不出变得和没事人一样，真是对这机器的功能佩服的不行。我先问蔡总要了产品资质文件，好家伙！一厚摞文件，从ISO认证到3C认证甚至出口认证啥都有！我又去拿了台样机看，做工好得不得了，接口处光滑不说，整体的手感和质感更好，说这机器是进口货，我肯定信。”谈到与鼻博士第一次“见面”，孟德刚的脸上满是兴奋和幸福。
“我当时就拿着一个鼻博士不放手，有点爱不释手了。”孟德刚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后来这位李经理提醒我，说还有很多人在等着试用，我才把机器给她。当时我和太太一商量，啥也别说了，这么好的医疗器械，能碰上就是咱的缘分啊！”
可是问题却出现了――鼻博士在济南市已经有了商（详见本刊2011年第九期），这可咋办呢？
好产品还能没市场？市场不会等咱们，机会要是错过可就没了！孟德刚在得知临沂没有商后，立刻打电话给临沂的朋友，开始联系药店、医院、办公用房……
“朋友听我说完，问我，老孟你发烧了吧？这么急干啥，这不像你做事的风格呀。我告诉他说，这样的好项目换成是你，你也一样急着去干，时间不等人，万一临沂和山东别的城市的权又被人抢在我前面签了，难道叫我跑到河北去做鼻博士？”孟德刚如是说。
疗效高服务好广告拉动到位
一站式服务让加盟商稳赚钱
山东淄博的张俊是个做事相当精明的人。在加盟鼻博士之前，张俊搞过水果批发，做过服饰类生意，即便是在经济形势不佳的时候，他的店面总能维持生意，不会赔钱。比如在去年，为了清理库存和拉动人气，张俊赔着本甩掉一批广州进的尾货，既招徕了许多回头客，又及时清理了库存，俩月出入账一抵消，算算还赚了7000多元。
精明的张俊，在经营上生财有道不说，在选项上更是慧眼独到。
“我选项可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张俊毫不客气地对记者说：“我要考察的东西很全面，缺一不可。”
“首先产品必需要好，产品不好我拿什么赚钱？另外厂家的后续服务必需到位，我一交钱做了，就什么保障都没有了，叫我去孤军奋战可不行。”张俊说：“再就是厂家的实力要足够强。没实力的小厂家，我不会合作的。你想啊，广告什么的都没有，咱们经营起来得多费劲？”
记者采访过的加盟商不下百人，但像张俊这样不但对厂家要求苛刻，而且说话直来直去毫不避讳的还是头一次遇见。那么鼻博士又是靠什么，打动了如此挑剔的张俊的呢？
张俊告诉记者，鼻博士有专利，有国家二类医疗器械准字批号，他已经在网上查过，产品功效完全过关；鼻博士有出口资质，而且能够获得欧洲、美国双料出口资质，产品质量也完全过关；鼻博士的协议中明确规定，签约后，厂家派遣专人到店指导营销、而且以后会及时更新培训内容，服务无可挑剔；最难得的，是鼻博士不仅在《商界》、《现代营销》、《齐鲁晚报》、《大河报》等多家平面媒体进行宣传，还在网上有专门的招商网站，2012年还将进一步拓展电视广告业务，这样的宣传力度，充分证明了企业的视力雄厚，有这样的宣传拉动，经销商运作起来一定非常轻松。更令他感到满意的，是他不只是能做鼻博士一种产品，还同时也成为了万克医药的商！
虽然张俊以前从事的行业和医疗器械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对自己的选择倍感满意。他说：“鼻博士和万克利润空间都很大，虽然我做医药不专业，但是我销售经验很丰富。而且，鼻博士盒万克都是可以在药店出售的，有这样的产品做宣传，既提高产品知名度又提高药店知名度，药店会很愿意和我们合作，再加上区域保护政策和专人营销指导，铺货渠道应该非常广，所以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花一份钱做俩项目，你说我是不是生意还没开张就先赚了一笔？”
生产厂址：武汉光谷大道特一号国际企业中心
招商总部：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金融街
电话：0536-8229803 18660699736
18660699739
第7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张晓强对记者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互动时谈到，我们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后，在7、8月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出现。”针对此前外界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质疑，张晓强认为，中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企业核心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转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随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内需潜力会不断得到释放，这些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由此也带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求我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结构调整，优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也为改革留出更多空间。
“创新驱动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讲，中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关键在改革。”张晓强表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和取消投资项目的核准审批、经营许可资质认证等工作，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还要重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要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节约资源、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金融、财税领域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于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十报告指出，城镇化“既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推进这样的城镇化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体现“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圈地和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要达到现代化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可以想象需求和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第8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一、财务危机预警的相关概念
(一) 财务危机预警的概念
一般来说，所谓的财务危机预警指的是以财务会计中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基础，借助于设置与观察的手段，来分析一些企业发展中的敏感性预警指标发生的变化，来对企业可能或者是财务危机做实时的监控与财务预测警报。
(二) 财务危机预警分析方法
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定性分析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标准化调查法、流程图分析法、管理评分法、四阶段症状分析法、三个月资金周转表分析法等等。以企业的四阶段症状分析法来说，主要论述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危机的爆发是逐步恶化的。因此，根据制造业企业的日常生产与发展的状况来看，就可以大概将其财务危机预警分为潜伏期、发作期、恶化期、实现期等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通过对四个阶段进行分析，企业可以及时的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避免企业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定量分析方法来说，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指的是用企业的相关财务指标作为基础的比率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是企业财务状况量化的一种表现。在研究中发现，企业的财务危机是一种从量变到质量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变化主要是由企业的财务指标的变化来反映的。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理论来看，财务危机预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单变量判别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多变量判别模型等等。
二、制造业财务危机预警出现的成因
(一) 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不再明显
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优势一直是我国地区或者企业吸引投资的因素，也是我国制造业与其他国家制造业相互竞争的有力优势。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我国政府上调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报酬等政策的颁布以及出现的民工荒问题等，使得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出现不协调，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人工成本，也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增长空间。除外，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更具有优势的劳动力，使得一些跨国企业降低了对我国一些制造业的需求，如服装业的采购需求，并将加工的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从而影响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企业财务状况。
(二) 产业的集中度较低、规模效益不高
所谓的规模效益指的是在企业规模扩大的情形下，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以及它的经营费用会得到降低，从而能够提高竞争的优势。而产业发展的集中程度越高，就能够提升企业的规模效益。一般来说，制造业是最能够反映出规模效益的一个产业。但是，从我国的发展来看，在部分的制造业企业中，尚未形成具有技术化、专业化协作配套的生产格局，就无法显示出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处在一个较为不利的地位，从而加大了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三) 资源、能源等消耗大
就当前来说，许多的制造业企业需要消耗大量的矿产资源与能源资源，再加上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在生产过程中，资源与能源的消耗量大，且环境污染严重。而资源、能源等的消耗大，需求就增加，一些制造业企业为了维护企业的正常发展，会扩大进口能源的比例。但是，由于国际市场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汇率的影响以及资源、能源价格等的增加，反而会成为影响制造企业经营成本的最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其财务风险，增加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模型选择
为了进一步解决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危机，可以通过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的模型来分析其财务状况，能够对制造业企业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提前做出预警，来提高风险规避的能力。而所谓的单变量判定模型也被称之为一元判定模型。换个角度说，就是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用其中单一的个别财务比率来预测财务危机出现的可能性的一个模型。企业采用单变量模型，需要选择适合的财务比率来作为建模的样本，并且进行排序，接着再利用多选取的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一个判别阈值点，再利用阈值进行检验。
而其选择的财务比率，既可以是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总资产收益率等等，从而来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而提高对财务危机出现的预警能力，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制造业企业提高财务预警能力的方法
(一) 选择合适的模型分析法
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发展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为了进一步提高其风险规避的能力，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制造业企业需要完善自身的内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分析企业经营发展的财务指标，并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如单变量模型、Z 值分析判别模型、F 分数模型等等，来提高财务危机的预警能力，以实现企业的正常发展。
(二) 完善制造业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与企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财务预警的能力，就需要从制度入手，使各项活动的开展能够满足规范性的要求，保障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并且，还要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的模式，提高企业会计核算与处理的水平，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从而避免财务风险出现的概率。同时，制造业企业还可以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预警体系，提高对财务数据的分析能力，从对财务数据的分析来挖掘出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并及时的提出防治的措施，从而提高企业的危机预警能力。
第9篇：向国旗致敬范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