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范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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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着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第2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 风险防范意识 现状分析 培养途径

现代社会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风险多于机遇，风险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1]。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的风险有很多种，包括经济风险、兼职与就业创业风险、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意外伤害风险、健康风险和情感风险。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是指大学生在高校学习、工作、生活的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风险的认知状况和应对各类可能发生或已存在的风险的能力。

为对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问题做较为深入的研究，笔者及其他工作人员依托于校专项基金项目，初步确立以合肥工业大学在读本科生的风险防范意识现状为研究对象，课题旨在研究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的现状、呈现的特点及风险防范意识的培养途径。

一、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现状分析

笔者及项目其他负责人员在参考中外文献及总结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现状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主要为合肥工业大学在读本科生，按每个学院人数的8-15%进行抽样调查。问卷发放总份数为5700份，其中有效问卷约5200份，问卷处理方式采用集中发放、随机问卷、现场回收的方式。本次调查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方面：分析大学生对各类风险防范意识现状和呈现特点；探讨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的培养途径。

1.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意识现状

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作为网络生力军的大学生也饱受信息易泄露之苦。缺乏信息安全知识普及教育、不法分子利用个人信息谋利甚至形成灰色利益链、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成为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主因。通过调查表明，学生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证件号码、电话号码都表示不愿轻易透露或填写。对于收到的陌生来电、陌生信息，89.6%的大学生都选择不会理会、直接删除。在是否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方面，38.3%的同学选择了对个人信息进行加密或安装杀毒软件，但也存在14.4%的同学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在判断个人信息收集者可信赖程度方面，40.7%的同学比较依赖于机构或个人名声。在是否透露其他人信息方面，70.9%的同学表示自己从未将社团或班级成员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其他社团、组织或企业，也有9.4%的同学表示曾将其他人的信息透露给校内组织。在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依靠立法和执法”、“依靠社会环境的净化，通过全民自律”、“依靠提高信息保护技术”是受访者最认可的三种途径。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在学校有助学贷款经历的同学，对个人信息安全特别在意，均表示很担心自己的所有信息在网上可以查到，也表示曾因信息泄露而险些受骗，如有骗子打电话骗取家长信任，要求汇款等。

2.个人财产风险意识现状

在多元化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网上支付这种付款方式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很大，对经济观念比较单薄、阅历少的大学生提出了严峻考验。调查表明：90.4%的大学生有网上支付的经历，支付方式呈现多种方式，其中以网上银行支付为主，约占调查总数的72.3%，只有44.5%的被调查人员表明自己对网上支付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在防盗安全面，有38.1%的同学表明会经常在休息或者离开时检查门窗有没有关好。46.8%的同学会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对自己随身携带的财物格外留心。11.4%的同学表示发生过被盗事件。

3.兼职与就业创业风险意识现状

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及学生本人预期的不完善性，都可能会在兼职、就业创业中遭遇低于预期回报的结果，也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损失。调查表明，63.7%的被调查人员有兼职的经历，他们获得兼职和就业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通过学校网站和老师提供的占到66.9%，还有些同学通过一些校外的网站获取兼职，占到13.5%。只有10.2%的同学表示在做兼职前接受过相关的培训。在被调查的应届毕业生中，对与用人单位的签约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比较了解的只占到被调查应届生的19.3%。在创业方面，有过创业行动的，只占被调查人员的1.2%，而他们的创业领域多集中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商业经营，如实体店和网店经营，如果遇到资金不足多是向亲朋好友借钱，占到所有创业人员的72.9%。通过访谈我们也了解到，学生在兼职中遭遇到乱收费的情况比较普遍，就业中也有同学遇到过违约情况，对用人单位不返退违约金的做法，大部分同学表示如果经济损失不大，也就不予追讨，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的想法，只有部分同学表示将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辅导员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的老师。

4.人身安全风险意识现状

所谓高校学生意外伤害安全是指大学生在高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校园学习），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校园生活），所受到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行动自由权方面的威胁和风险。通过调查表明，82.1%的同学对宿舍楼和教学楼中的安全出口通道表示“不知道”或者“没遇过什么事，不关心”。在寝室里大功率电器的使用方面，69.3%的同学表示，没什么问题，可以使用。87.8%的被调查人员表示对陌生人的求助“视而不见”或“视情况而定”。去工厂实习、参观时表示会认真听取相关安全知识的人只占到被调查人数的21.6%。在学习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的逃生知识方面，被调查人的75.4%选择不了解或只是通过一些别人发的宣传资料作一简单的了解。通过访谈了解到，多数同学对于可能遇到的意外伤害，如体育活动意外伤害，火灾、地震防范及自救措施不清楚，或只大致浏览过一些别人发放的地震、火灾知识宣传册。

5.健康风险意识现状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直接关系到其成才与否的头等大事。所谓“健康风险意识”，是指高校大学生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风险有清醒的意识。调查表明：57.7%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的程度不够，其中9.8%的大学生几乎从不关注自己的健康。70.8%的大学生不经常参加课外体育运动，14.8%的大学生几乎从不参加课外体育运动。67.2%的大学生不太关注健康方面的相关书籍，9.5%的大学生几乎从不关注健康方面的相关书籍。另外，通过调查和访谈也表明，当代大学生在理论上普遍能认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对自己身心状况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风险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对健康风险的防范意识也较差。

6.情感风险意识

作为生理成熟的成年人，大学生的各种情感需要属于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的心理还处于未成型阶段，他们因情感问题而引起的“违规”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可以说，随着大学生恋人之间性观念、性道德的不断弱化，大学生非婚也就成为当代大学生恋爱观教育中应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关注大学生情感世界，解答情感困惑，增强大学生的“情感风险意识”就显得至关重要。所谓“情感风险意识”，是指高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自己在情感上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风险有清醒的意识。调查表明：17.7%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活期间，恋爱是必修课。68.2%的大学生认为恋爱不太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其中15.4%的大学生认为恋爱完全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业；13.4%的大学生认为爱情并不需要过重以感情为基础，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排遣寂寞。

二、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现状特点

1.风险意识普遍不强

通过问卷及个别访谈，我们发现，被调查的大学生中约87%的学生遇到了来自健康、学业、就业、人身安全及情感等方面的困扰，绝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自身可能将要面临的各项风险缺乏正确认识，不能做到早预防、早处理，对于已造成的个人损失，有61%的学生认为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反映出当代大学生逃避风险责任的普遍心态。

2.风险成因复杂化

风险是一种未知的不良后果的可能，风险一旦未能有效规避，就演变成学生个体或群体受损事件。[2]笔者长年从事学生管理工作，通过自身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及对诸多学生问题的处理，发现以往的学生突发事件成因普遍单一，主要原因为学生性格原因、社会经验不足等。然而，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给在校大学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冲击，特别是网络的虚拟及不确定性，给大学生带来了交友、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风险。同时，来自家庭、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的交织，使得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风险的成因日渐复杂。

3.风险呈现阶段性特点

当代大学生由于不同时期的学习任务、心理发展水平和社会经验的差异，面临的风险呈现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生对大学新环境普遍存在不适应性，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状况不了解、个人风险防范经验较低，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们遭遇个人信息安全、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几率较高。二、三年级学生沉迷于网络的学生最多，兼职比例也最大，由此而来的交友风险、购物风险、兼职风险等几率较高，而毕业班学生面临的更多是择业竞争风险及情感风险。

4.与网络、信息有关的风险形式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与网络、信息相关的风险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如网上购物带来的财产风险，个人信息泄露。另外还有一些大学生从网络上获得投资创业信息，开办网店、炒股等。在调查中发现，有十余名同学在网上开设了网店，有炒股意向的学生近10%。由于网络相关法律不健全，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不良后果，产生的经济风险可能会给学生带来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和心理负担，过度沉迷网络经营和投资活动也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

三、加强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的工作途径

1.建立科学有效的大学生预警教育制度和机制

（1）建立有效的大学生风险防范指导机构。

目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部门主要为学工部。学工部除了负责学生日常的事务管理，还要处理与大学生相关的危机事件。近年来，随着大学生风险的影响因素逐步多样化，很多风险的应对越来越需要专业机构和部门的指导，如心理危机应对、创业风险应对等，这就使得学工部不能有效应对日益多样化的风险形式。因此，成立专门的大学生风险防范指导机构，系统规划和设计大学生风险防范体系，成立专家组负责风险防范知识的解答和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2）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制定学生突发事件处理预案，是有效实施学生预警教育的根本保障，高校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应包含组织机构、工作职责、预警分析、相关保证措施、预警对策等内容。其中组织机构、工作职责是提前安排突发事件的相关管理人员，并对机构内参与人员所应承担的工作职责进行分工；预警分析是对其他高校所出现的重大事件或本校先前已发生的重大事件要认真分析研究，并根据当前学校相关校情、学情，对一些前期症状进行识别、诊断、评估，同时提前发出相关预报，以降低或减少突发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3]相关保证措施是指在预防和处理某类突发事件所需要的相关器材、物品或费用。预警对策就是要通过预警分析，对不良趋势采取相应的方法对策，进行矫正、预警和识别。

（3）实施学生重大信息报送制度，组建信息报送网络。

实现大学生预警教育，首先要完成对学生相关信息的收集与梳理工作，制定并逐步完善重大信息报送工作制度，组建高效快捷的信息报送制度，这是积极预防处理学生突发事件，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实施大学生预警教育的基础。学生重大信息报送的范围是指发生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正面、负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学生重大事件信息报送可分为自下而上的程序逐级汇报和自上而下的对学生事件处理的情况通报。主要涉及的人员自下而上分别为：第一级为信息员，一般为班级班长、支部书记、寝室长和其他学生群体负责人。第二级为责任人，一般为各系分管领导、班主任、辅导员和宿舍管理员，他们是学生重大事件的主要处理者。第三级为决策人员，主要为学工部（处）、保卫处、后勤管理部门等相关学生事件管理部门。第四级为负责人，主要指学校、教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对于在学生群体中发生的突发事件，相关人员或部门在接到信息后要根据事件情况及时汇报给上一级人员。而对于情况通报，是指学工部（处）、保卫处、团委、后管处、教务处等职能部门之间建立的有关学生事件发生、发展、处理结果情况的及时通报，形成文字纪要，通报二级学院并汇报给学校分管领导。

2.加强风险防范意识教育

（1）开设风险教育课程。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相对和平、和谐的环境之中，政府、社会和民众都缺乏相应的风险知识，目前，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关于大学生风险教育的课程，没有形成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对象的、完善的风险教育课程体系，没有科学、完整和系统的风险教育教学大纲和教材。随着风险的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加大了对风险问题研究的力度，研究活动如火如荼，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要广泛收集有关风险教育的资料，一方面编制有关风险教育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积极探索开设适应社会环境深刻变化的风险教育课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课堂教学，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风险知识，形成正确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重视心理健康课、就业规划课中对就业创业知识和个人情感风险等相关知识的教授。

（2）利用多种途径传播大学生风险意识防范知识。

首先，除了开设必要的风险教育课程外，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提升大学生风险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学校要通过校园网、宣传栏、黑板报、校园广播、校报、讲座各类学生活动等方式，向学生传授风险知识，让学生学习到各种风险知识和风险防范策略；结合学校及学校所在街道、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具有地方特色、可操作的风险防范教育校本材料，使学生了解什么是风险源，学校和社区周边有哪些风险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防范风险的网络机制。一要通过网络将各种风险及其内容、表现形式、规避方法展现出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二要通过网络将高校规避风险的制度、方法、人员、手段告之于大家，形成网络体系。特别要将应急机制的内容于网络上，以便一旦发生风险，有机构及时处理。三要在风险到来前，及时收有关信息将其登录于网上，以便使学生及早掌握其危害和预防措施，并及时布控，使风险得以化解。

三、强化实践，提高大学生风险应对能力

在课堂上对大学生进行风险知识的传授，并不等于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敏锐的风险意识。要增强风险教育的实效性和现实性，就必须走出课堂，开展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接触风险，体会风险，认识风险，感悟风险及化解风险。为此，高校必须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把课堂教育的内容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让学生真正掌握预测和预防风险的方法。结合课堂所学的内容，可以设计调查问卷，深入各高校，让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并对调查问卷进行认真的、详细的分析，以便了解他们对风险的认知状况，更好地掌握他们的风险意识状态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水平，了解他们希望高校开设哪些风险教育课程的愿望等，从而使风险教育更有针对性。其次，模拟一些现实情景，进行防火、防震等仿真场景训练。最大限度地还原某一具体灾难发生的场景，锻炼学生临危不惧、处乱不惊的心理品质。另外，还要鼓励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参与社会实践，深入了解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具体要求，了解在就业和创业等方面可能面临的风险。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切身体会到严峻的风险困境，可以有效增强风险意识，自觉地反思自身，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以便更加积极地提升自己的各项能力。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第3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 为何经济学无法预测金融危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金融危机之因的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视域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探索 基于试验经济学的金融危机模型研究综述 国际金融危机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思考 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经济学透析 库恩“范式”理论的批判与借鉴: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剖析 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本质的经济学解读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 经济学的危机 危机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危机 虚拟经济及其引发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政治经济学分析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wtp=tt.

〔11〕〔15〕〔2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M〕.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27，213-216，230.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人民出版社，1973.181.

〔13〕〔17〕〔18〕〔21〕〔2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M〕.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7，45，45，4，146.

〔1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理论也正在“自由落体”〔DB/OL〕.http：///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DB/OL〕.http：///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怎么如此离谱〔DB/OL〕.http：///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N〕.南方周末，2008-10-16.

〔25〕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家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

第4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关键词：企业 技术创新范式 选择标准 经济学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在充分调研石化、冶金、酿酒、建材、机械五大行业20户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案例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命题进行研究和思考。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企业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相关或类似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出发，重点探讨与揭示后发企业技术能力提升路径，并且作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如，蒋再文、王涛研究后指出，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种不断学习与能力积累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积累是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两条主要途径。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基本逻辑思路是：技术学习―技术能力积累―技术活动（新产品、新流程、新产业等）―企业绩效。Choi&Lee提出“锯木”模型，该模型并非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从技术进口―适应―提高―创造的连续过程；相反，该模型认为，创新是包括公司内部累积技术、外部获取技术、外部依赖技术三个层面的动态整合。Bell&Pavitt对技术能力的内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技术能力是指在生产应用中创造和管理技术变化的能力，这些能力基于专有资源是技术知识的存量和知识的应用，需要专门的投资才能累积内在能力，是一个管理问题。该理论突出了管理对技术学习和能力累积的重要性。其二，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企业技术合作创新模式的选择。如，付敬、朱桂龙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现有的合作创新模式具有多方合作和多种学习方式投入的状态特征。从合作成员与组织结构维度考察，合作创新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新一代产业技术层面的研发与应用联盟、项目合作关系、产业链合作关系。与合作创新模式相对应的学习方式有“上下游合作中学”、“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学”、“合作研发中学”、“交流中学”四种方式。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合作创新模式具有动态发展的变化特征，合作创新模式的变化既遵循技术发展轨迹，又随企业自身能力的变化而演化。其三，是对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提炼。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主编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国家级）第13-14届中的品牌建设与技术创新篇、循环经济建设篇。这些研究成果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管理总结得比较全面、细致，因而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和借鉴价值。

上述研究成果在揭示企业技术能力提升路径和学习方式，探讨技术创新模式的形成缘由、不同创新模式的适用条件、左右技术创新模式演化的因素或力量，以及在总结与提炼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有益探索。然而，这些研究在研究领域和适用理论的选择上均有着显著的共性特征，即均采用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技术创新模式和技术创新管理。较少有学者将上述问题的研究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我们没有理由忽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技术创新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有效规避风险，寻求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二是，技术创新作为经济活动必然也属于人类交易活动的范畴。在交易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竞争或合作关系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交易的规模和交易效率。有鉴于此，不妨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技术创新范式选择。笔者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同样适用于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这样，在上述研究假设和研究思路的基础上，笔者拟采用交易成本、沉入成本、机会成本、创新预期收益等变量，将命题研究纳入成本-收益框架。借此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范式选择标准。

基本经济变量的涵义

本文研究中使用的经济变量主要有：交易成本、沉入成本、机会成本、创新预期收益等。这些经济变量原本是制度经济学、管理学、技术贸易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本文在借用这些概念时，在不改变这些概念基本涵义的前提下作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一）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订后付诸实施所需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将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经济、法律、社会等研究领域。本文所指的交易成本是指在自主创新、合作创新中围绕技术创新活动，企业创新管理层沿纵向、横向层次分别与企业内部创新团队、创新个体、合作创新单位等协商、签订技术创新契约、管理、监督契约履行以及奖励或支付创新成果红利，以确保创新活动顺利有效开展而发生的费用。企业交易成本可以细分为企业内交易成本和企业间或市场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企业内部创新单位之间、创新团队内部项目组与创新个体之间为达成创新契约、管理和监督契约履行、奖励或支付创新成果红利等而发生的费用。后者指企业与外部创新合作单位之间发生的上述费用。

（二）沉入成本

又称开发成本，是指研究和开发这项技术的成本，包括所投入的全部人力、物力、资金。它包括为研发和生产新技术而发生的机器、试验和检测仪器购置成本，以及厂房改造或重建成本等。本文将沉入成本细分为自主创新沉入成本和合作创新沉入成本。前者指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所投入的全部人力、物力、资金。后者指在合作创新中企业为合作开发新技术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以及向合作方投入与支付的全部人力、物力和资金等。沉入成本专指新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属于技术生产环节的费用支出；而交易成本则专指组织、管理技术创新活动支付的费用，以及支付的创新成果红利等。交易成本发生在技术创新活动的交换和分配环节。交易成本与沉入成本不存在交集。

（三）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是指厂商因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劳务而放弃使用该生产要素在其他用途中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本文中使用的机会成本是指因技术创新失败或创新效率降低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从产出核算的角度看来，因技术创新失败或创新效率降低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于生产损失。具体讲，前者包括技术创新投入要素因用作创新而失去的在其他用途中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后者是因新产品或新工艺延期投产或使用而损失的销售收入和节约的成本等。

（四）创新预期收益

创新预期收益从经济效益单一维度来核算，是指一项新技术的使用预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边际收益或新增价值，通常称之为新增利润。新增利润包括：降低的生产成本；提高质量或性能；提高销售价值；增加销售量。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使用的经济变量及涵义列表如表1所示。

企业技术创新范式选择标准

技术创新范式从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企业选择的开展技术创新的方式，以及组织与管理技术创新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本文在研究上采用狭义的概念。从笔者所作的案例调研情况看，目前企业较多采用的技术创新范式大体有自主创新、合作创新两种基本类型，其中合作创新可进一步细分为：项目合作、产学研合作、产业链合作三种形式；或股权式合作、非股权式合作两种形式。不同的技术创新范式各有其特点和适用条件，企业在技术创新问题上首先要作出的决策是，选择与其条件和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创新范式。技术创新范式选择标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技术创新范式选择标准是企业论证和优选技术创新范式时应遵循或参照执行的标准，它对企业某项技术创新范式的最终确立发挥实质性作用。从经济学视角看，技术创新是手段，提高企业收益水平是目的。因此，可以将创新范式选择标准的确立纳入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并从中推导出创新范式的遴选标准。

首先，假设创新收益是可知的，且企业内部不存在创新投入资源的短边约束，则自主创新、合作创新均是可以选择的创新范式，在这种情况下，若满足下列三个条件：a.C内交C合沉，c.（C间交-C内交）≥（C自沉-C合沉），则应选择自主创新范式，交易成本的节约进而总成本的节约是作出这种选择的主要原缘。

若a、b两个条件保留，但C项条件变为C`.（C间交-C内交）

其次，假定创新风险较大，企业存在创新投入资源的短边约束，则合作创新范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具体的合作创新范式选择应视创新成本和创新收益情况再作出决定。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情形一：企业对外部技术依赖性强，技术创新风险大，创新预期收益大。创新收益的实现依赖于合作单位的精诚合作。若满足下列三个条件：a.C机失C交（C交=C内交+C间交），c.C合沉

情形二：企业具备控制创新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具备实施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若满足下列三个条件：a.C自沉>>C合沉，b.C内交 C间交，c.R长期依赖合作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则企业宜选择契约式合作创新范式，而这类创新范式通常是以产业链合作为首选范式。在这种范式下，企业会向合作方明确技术改进或创新要求，同时提供技术援助并承诺签订长期订货合同，但是要求合作方主动开展服务本企业发展要求的技术创新。

再次，假设创新预期收益大，创新投入大，但是，企业自身在短期内无攻克制约发展的关键技术。在这种情况下，若满足下列三个条件：a.C自沉>>C合沉，b.C机降> C间交，c.C间交

本文得出的研究成果来自对技术创新案例的总结、提炼，也来自在经济学指导下作出的初步理论推演。研究结论对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开展一项技术创新活动，在客观上一定存在适合企业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的最优或次优技术创新范式。一种正确的技术创新范式应当是一种在有效规避创新风险前提下，能够以尽可能节约创新投入来实现创新收益最大化的范式。

参考文献：

1.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第13届）[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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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关键词：营销渠道；；渠道研究；研究范式；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11206

渠道是一个多元研究介入的领域。在渠道研究中，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沟通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介入，使渠道研究成为一个异彩纷呈、成果丰硕的领域。但是，这些学科领域涉及渠道的相关研究及其知识几乎都是独立发展，缺乏有力的整合。由于不同学科体系对渠道研究的介入，导致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从质性研究的田野作业，一直到规范的数量模型或者模拟，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

现有渠道研究主要有两个基本范式：第一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式，这个范式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提取营销渠道的功能和制度要素，加以分析和重构，形成分析框架。由于经济学与营销研究传统的关系，这个方面的努力历来不绝如缕[1]。第二是行为范式，通过对渠道成员的行为分析，形成相关的框架和理论，以应用到渠道建设中去[2]。有学者补充认为，除了上述范式之外，在营销渠道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管理学的范式[3]。不过，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营销渠道的研究，一直是在多种范式之下展开的，包括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对渠道进行研究，也包括了管理学范式，从计划和组织角度对渠道组建和运行加以研究，还有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提出的渠道问题[4]。

一、中国企业营销渠道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尽管学者们对中国企业的营销渠道进行了不断地研究，但由于商业环境、社会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渠道研究面临着特有的问题。而且，由于出发点不同，学术界与企业界对于渠道研究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差异或错位，因此，渠道研究从整体上来看存在明显的问题。

第一，渠道研究所覆盖的范围过小。

渠道研究是营销研究的一部分，本来有多种不同范式，主要是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的三种范式，但是，目前顶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种范式上，而放弃了管理学和经济学这些本来更为传统和更为成熟的范式，这导致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被放弃了。例如，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渠道建设从一开始就与运输、库存等实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多都是依靠管理的。同时，面对广阔的国土面积，任何全国性企业的渠道构建都需要中间商的配合，是对中间商的管理和控制问题。这些本来是渠道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渠道研究中，管理范式被边缘化了，渠道构建和控制问题被忽视了，而供应链问题则成了一个渠道之外的问题。

第二，忽略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单纯从渠道研究的理论看，解释力很高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在目前的研究中只占有一个边缘的位置。该研究范式的解释力强大，已经成为国际上渠道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但是在中国目前研究中却仅占有很小的空间，这反映出在渠道研究中，行为范式的流行把对渠道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交给了经济学界。例如对于纵向限制的研究和对于超级终端兴起的研究，没有纳入到渠道研究中来，而是在其他领域得到关注。渠道研究不仅不愿与实业界交流，也很少与其它相关的研究领域交流。

第三，误植问题。

现有对渠道的学术研究把西方研究中的理论范式和研究对象同时引入，尤其是后者，是把西方研究者面对的问题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这种问题移植，实际上是用西方的问题取代了中国的问题，在移植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了中国企业面对的实际渠道问题，学术研究变得与中国实际的企业进程无关。例如，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市场开拓，一直是企业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长期在学术界的视野之外，我们不知道大量的中小企业是如何生存的，何以能够在大品牌的挤压下长期发展。

第四，缺乏理论的原创性。

渠道的学术研究不仅误植了问题，而且在理论研究上缺乏全面性，更没有原创性。大量的现实观察、深入的记录和完整的访谈，这些耗费时日的方法，现在正在被冷落。中国企业在渠道建设上积累了大量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在渠道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反映，甚至被放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我国目前的渠道研究存在上述缺陷和不足，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是对症下药，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等角度将中国企业的渠道问题引入渠道研究之中，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对企业发展产生帮助，也才能真正地将实践问题提升到理论高度。

二、营销渠道的多元研究范式

渠道研究是在多种范式、多个学科之内展开的，因此，呈现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5-6-7]。

关于营销和渠道研究的范式与学派，学术史上有过多种不同区分。最早开始营销理论史研究的Bartels提出了六个维度区分不同的营销知识，包括结构、知识、时间、空间、跨学科和个人等不同维度，营销知识就是按照这些维度组织和展开的。Shaw等区分了十个学派，Thorelli提出的“网络范式”（network paradigm）认为渠道之间是网络竞争。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强调结构和行为的两个学派。这个意见最早是庄贵军2000年提出的。而随后有几篇论文对研究范式的划分进行了讨论，最新的是邵昶等的文章，把渠道研究分为结构和行为范式，其中引用了澳大利亚学者Wilkinson的文章，认为这种区分方法来自他。实际上，Wilkinson区分的是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两个范式。李春成和李崇光在其论文中提出了结构范式、行为范式和关系范式的分类，并且认为前两个分类就是经济学范式和行为范式。对这个区分，作者没有给出来源。这些引用文献大部分没有广泛参考西方的营销学术史研究文章，在少数被参考的文献中，也没有发现作者指出的经济学范式。但是由于学科之间存在着学术藩篱，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相互隔绝，没有形成统一的结果，局面显得支离破碎。

经济学是渠道研究和市场营销研究的一个母体，但是，从微观经济学范式转向政治经济学范式，最终转向交易成本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虽然一直在经济学内徘徊，但对渠道研究的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了。相比之下，行为学范式形成较晚，所研究的专题主要是社会学的权力、冲突、合作；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信任；沟通学的沟通等等。这些研究为理解渠道的行为提供了新的变量，但是，行为学范式无法全面覆盖不同的渠道研究。相比经济学范式，行为学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专题探索上。虽然占据目前渠道研究的中心位置，但是，并没有主动谋求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作为知识体系显得有些凌乱和破碎。管理学同样是渠道研究的母体之一，现在的渠道研究和市场营销研究早期就是脱胎于管理学的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管理学范式形成了对营销学科的全面介入之后，作为一个范式的发展反倒停止了，并没有更深入地进入渠道研究，仅仅在一些渠道管理的基本命题上徘徊，没有更多的成果。

三、我国营销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

在对上述不同范式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综合范式的分析框架。建立这个分析框架的主要目的是对现有的渠道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归类，理清各个不同学科形成的渠道主题的相关关系和相对位置，建立渠道研究的整体图景。进一步在渠道研究的大框架下，审视渠道研究的全貌，从而发现中国现在企业和市场发展的背景下，哪些主题是最值得研究，并且为如何展开相关研究提供清晰的建议。

1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框架

新综合范式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概念的建立和扩展。这个概念来源于康芒斯和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经过新制度经济学的采用和对概念的推广，目前这个概念已经广泛地被社会科学不同学科所采用。至少在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区分了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不同分支。这些分支共享制度这个概念，而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不同学者作了共同努力。关于制度的研究成果早已渗透到了渠道研究中，但是，人们习惯采用新制度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来概括渠道研究的范式[8]-[12]。随着对渠道研究中不同知识的归纳和注视，我们发现现有的交易成本理论无法概括全部领域，需要对研究范式加以扩展和调整。新制度概念的引入，可以有效地提高现有研究范式有效性[13]-[15]。

为此，本文将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构建为包括一个横轴和两个纵轴的坐标系，用以描述不同研究主题的分布和相互关系（见图1所示）。本文接受新制度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衡量维度作为横坐标标示在坐标图中（这个横轴为交易成本大小，实际上是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角度展开）。

按照科斯的看法，交易活动是有成本的。威廉姆森进一步认为企业和市场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这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制度或者治理机制的选择，治理机制的关键是节约交易成本。按照德姆塞茨的看法，交易成本与企业的管理成本之间存在一个替代关系，当企业的管理成本过高，就会选择外包的方式，把相应的业务活动交与市场，相反则企业会从市场手下接受业务，全赖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本模型中，横轴就是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这个轴的中点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TC）等于管理成本（managerial cost，MC），也即：TC=MC。在这一点的左侧（即TCMC的区间），则是作为等级制组织的企业的活动空间。在本文中，这个坐标的左右两侧同时代表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种不同范式。

在横坐标的两侧各有一个纵轴，分别表示不同范式的研究方法。左侧是经济学研究规范方法向实证方法的过渡，而右侧则表示管理学研究从质性研究方法向数量研究方法的过渡。渠道研究的主题主要分布在两个纵轴之间。依照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分类，不同的研究主题分布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中，其位置就是主题形成的区域，而每一个研究主题上的箭头，方向上下的，是指研究主题在方法上的演化，例如权力、信任等主题都是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中形成个概念，但是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借助实证研究的数量方法了。左右的箭头则是指主题在不同范式之间的转化关系。例如，电子商务是在市场与企业之间形成的，但是，其研究向左右两个方向转变，意味着对电子商务的研究从企业和市场交易两个角度展开。供应链的研究本来是作为企业的物流体系构成和作用展开的，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向市场交易的方向转化。

图1中，在两个纵坐标之间的中间部分，是行为范式的研究主题，包括但是不限于权力、冲突、信任和沟通，上下排列反映了研究的成熟程度，越靠上的主题研究越成熟。从方法的角度看，意味着早期题目的提出采取质性方法，构建规范的理论，而随着研究的展开，更多研究采取数量的实证方法。靠近右边纵坐标的研究主题是管理学范式下展开的，主要包括渠道的构建策略，销售人员、经销商和分支机构的管理等等，其中对营销要素中渠道与产品、价格和促销等要素的关系研究，也是渠道管理的重要课题，因为这些要素不仅是营销的要素，同时也是渠道治理的手段。而纵向限制、渠道成员的管理和环境研究，则是在经济学的范式下展开的。相比之下，供应链的研究本来是在管理学范式下形成的题目，但是现在逐渐向经济学方向转移，而电子商务则向两个方向扩展其研究空间。

2治理―新综合范式的核心概念

新综合范式虽然与交易成本理论是同一个来源，共享相同的资源，但是，它把核心从交易成本转向了制度。这个微调导致了对渠道研究不同范式核心概念的综合，可以成为一个融合不同范式的扩展范式。其核心是提取的一个关键概念：治理。以治理来统摄交易和管理概念，成为了新范式的核心。

作为经济学的关键词应该是供求导致的交易，而企业作为等级制组织运作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管理。但是在管理和交易之间，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起作用的往往既不是单纯的交易，也不是单纯的管理，而是新制度经济学贡献的“治理”概念。从新制度的新范式角度看，在左边纵坐标之外，是完全被交易控制的空间；在右边纵坐标之外，是完全被管理控制的空间；而在两个纵坐标之间，则既存在交易也存在管理，不过大量占据中间位置的是治理。

交易是通过平等的交换实现双方的目标，管理是等级制组织内通过权力和规则实现目标，而治理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组织或者非组织手段促成双方的目标达成。这样，行为学范式的大量概念，如信任、沟通和权力等概念，就在治理的概念下取得了在新综合范式下的存在空间。而交易成本理论贡献的机会主义防治问题以及专用资产投资等问题，都具有了治理的含义。在这些内在含义被确定之后，就可以有效地区分交易和管理的作用区间，为渠道内不同成员之间关系处理的研究和阐释提供了基本的分类方式，从而提供了进一步研究方法指南和运用指导。

新综合范式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恢复被交易成本理论范式所忽略的管理问题。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的范式，虽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渠道研究中，对在管理范式下形成的知识体系的处置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只得推给管理概念。但是，渠道本质上是厂商与经销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只有在纵向一体化情况才能真正转化为管理关系，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个关系还是一种契约规定的长期关系。这里采用治理的概念则非常贴切，治理的概念可以包括对一次易的安排，也可以转化为短期交易的制度安排，更可以概括长期渠道交易和制度安排。在传统的管理概念下，计划、组织手段都勉为其难地起到概括作用，但是，这不是厂商双方的实际关系，而是一种对管理概念的扩展使用。而治理概念在这里可以贴切地描述企业在渠道中面对的任何情况。

概言之，治理的核心概念是通过不同的正式契约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调节渠道中不同成员的利益关系，这个概念的核心是目前行为学和交易成本理论贡献的机会主义、合作、沟通等等手段，以及相关的冲突、合作等概念。传统管理范式下使用的计划、组织和协调等概念，经过简单的拓展，可以包含在治理这个概念中，成为治理这个概念的一个扩展概念使用，并且也为管理留下了存在的空间（右边纵坐标右侧）。这样，就可以把原来渠道研究的经济学范式、行为学范式和管理学范式在“治理”概念之下统一了起来。

从营销渠道的构成看，渠道的本质是渠道成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特征不是一次易，因此，在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上，交易区间不是渠道研究所覆盖的。从渠道结构角度看，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者是长期契约的关系，或者是一体化的关系。一体化关系是管理行为覆盖的区间，而各种契约关系构成的渠道是治理区间。换言之，这个区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大部分管理手段是失效的，只有各种治理手段才能发挥作用。

3对渠道研究新综合范式的学术史检验

新综合范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范式的发展和与现有范式的契合程度。

早期的营销研究中，分销占据着中心地位。研究首先脱胎于经济学，主要是对交易和分销作用的分析。这种分析把分销看成是一种交易，更多的研究是为分销作用寻找社会存在的理由。此类研究脱胎于经济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坚持着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前提。例如，厂商和中间商，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并没有长远的考虑，虽然在现实中，这些关系已经发展起来了。显然，这时候的研究主要是在交易的概念下占据着模型的左边。随着厂商和经销商之间关系的不断密切，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上，发展了很多企业与中间商的长期合作关系模式。尤其是随着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在厂商主导的情况下，渠道的建设更多地渗透了管理思想，渠道的设计、成员选择和激励等问题都是传统管理范式的贯彻。显然渠道研究已经移向了模型的右边，进入了管理范式。随着厂商和经销商关系的不断演变，研究者更关心厂商与经销商关系的微观机制解剖。这样，更为精细的研究逐步展开，行为学变量开始进入渠道研究，把相关的研究转向了管理和交易之间的微观行为分析。一些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相关管理和营销刊物上，不断地利用经济学分析对渠道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渠道的一体化研究[16]，交易媒介之间的结构平衡问题[17]，以及渠道成员之间的揣测与利润关系等[18]。虽然在这些专题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恢复经济学理论作用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扭转局面的作用。显然，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无法承担统一渠道研究局面的大任，这样就需要发展新的分析范式。

交易成本理论生逢其时地提供了这样的范式。相关的渠道研究通过交易成本理论重新纳入到了经济学的框架之下。从图3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历史变化。

在图3中，从左向右的箭头表示第一次范式转移，而中间的箭头表示第二次范式转移。这一次范式转移的情况是行为学论题的出现，但是最终是统一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下了。

不过，这个统一是不完满的，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下，传统的渠道管理知识失去了存在的余地和空间，大量的纯粹交易活动也被从研究范式中放逐。虽然管理和交易在渠道研究中无法占据中心的位置，但是，这些研究所积累的知识需要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下得到安置，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这就需要“制度”这个概念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治理”概念出场了。

四、结论

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框架综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范式，将渠道研究统一到治理区间加以规范。在这个研究框架下，我们可以有效地排列渠道研究至今形成的各项知识和命题，确定不同命题的相对位置，了解不同学科形成的关于渠道知识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在渠道研究中形成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提供初步的概括。同时，新综合研究范式针对中国目前渠道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和缺陷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

目前国内关于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的核心区域内，包括对权力、冲突、信任和沟通的研究。实际上，交易成本理论带来的机会主义等变量也可以纳入到这个研究范围。从研究主题分布上看，目前关于渠道研究的管理区间缺乏高层次研究，分支机构管理和营销要素研究等方面根本就没有高层次研究的支持。但是，恰恰这些部分是业界关注焦点。渠道成员、供应链和电子商务方面是实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只是学术界的关注度不高，或者不是渠道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而零售终端研究、市场分布研究和纵向控制研究则是与渠道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分布在其它学科领域中，渠道研究的学术界和实业界均未给予注意。从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实业界对管理问题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但是学术界的努力方向却并不一致。因此，根据新综合范式的研究框架就可以看出国内营销渠道学术研究需要拓展的领域，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实业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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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论：问题意识与中国经济学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此，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包括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两大方面。其中，前者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后者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理论的逻辑性。显然，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时又具有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和多元化的学术思维，从而能够跳出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反思既有理论。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特性，主要是在凯恩斯一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形成了提出问题、文献综述、建立模型、理论推导或经验检验的八股格式。同时，方法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不是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或者见微知著的现实，而主要来自其他文献，这种基于单一思维体系所自我繁衍出来的问题往往只是个伪问题。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学术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却微乎其微，大量的现实问题都无法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加以解决。

林毅夫指出，“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因此，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就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观念，必须契合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特征，并由此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当然，这种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内往往很难被主流杂志所接受.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林毅夫强调，“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本文就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与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对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对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同时，经济学必须关注内在于经济现象中“人”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类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内容；（2）随着社会性资源在生产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内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实上，就本体论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人类行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显然，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这样两大基本特点：（1）浓郁的人文性，人类行为内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识，对经济现象的改造也往往内涵了人的主观认知和社会理想；（2）强烈的本土性，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机理是不同的，从而不同时空下产生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经济学科本身就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构建必须嵌入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理论发展也必须与社会现实同步演化；不同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差异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实现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逐利视为人类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来解释人类行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实际上，人类的偏好以及偏好实现的方式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都受社会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韦伯就写道：“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相应地，作为一门研究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构成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机理就应该体现出某种本土特性。经济学学说史就表明，经济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就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也因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官房学派、历史学派和社会市场主义，更不要说更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质所形成的经济学流派，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统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现代经济学界，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制度、文化、心理等社会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等新学科的勃兴，并再次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新探讨。_

当然，尽管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国在文化和语言上所存在的差异，但它们的文明特质大体上却是相通的，其思维意识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文明而言，它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来信仰，并经历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义思维的长期洗炼。事实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会认知和思维方式，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才可以统一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才会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从而最终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夯实了文化心理这一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它发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迄今还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与儒家社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在很多领域的面貌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和心理结构却很难短期内被更换，儒家的传统文化和思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

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起步。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两大分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它们无论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维、行为机理乃是研究内容上都体现了“西方”特征，从而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就研究思维而言，它们都继承李嘉图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剖析真实世界中人们的互动行为。正是基于这种倾向，由此所构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而不会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同时，由于两者都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物质领域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变化，这已滞后于当今社会，而无法对当今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也意味着，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需要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结合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本质上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学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学者所推动，而中国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则很难做出实质性贡献。林毅夫曾指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对源于西方社会的“纯理论”的阐释和发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将国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正因为儒家人性观、社会观等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

三、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

当前，大部分经济学人热衷于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标准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解决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总体上，他们所推出的经济政策并无建树。究其原因，当前中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经济学人所接受的思维和理论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绝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特殊性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并规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为说明这一点，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价原则为例作一比较分析。

第一，就现实国情而言。当前中西方社会对公共交通的投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不同的定价机制。一般地，在西方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资的，其定价以公司效益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效用而作差别定价，早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所付价格往往只有临时买票的几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国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的，其定价是以社会福利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生产者的投资成本而作统一定价，无论是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还是临时买票上车所付的价格几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维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资，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定价原则，并表现为不同的促销形态。由于西方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社会需求和个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够获得的价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订票的消费者往往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价格需求弹性高。相反，由于中国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担和总收益，因此，最后时刻临时买票的消费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价优惠。究其原因，供给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使已经投入的沉淀成本发挥最大效益，而在票价高于可变成本的情况下新增一个顾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异的表现和认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会经济现象，还可以从不同巴士路线的票价差异来获得更进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国社会，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分摊到单人的运输成本较高；而在西方社会，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此类乘客的选择机会较少。相应地，在西方社会，人越多、车越拥挤，票价相应地往往也会越高。这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弹性定价原则，也与二级定价的价格歧视原则相一致。然而，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定价机制，在儒家思维里却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线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增加，甚至分摊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时需要做的应该是增加班车的数量而不是涨价。事实上，中国各城市开往机场的单位里程价与其他长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价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开设有机场的城市公交路线。而且，中国政府每每在节日要求加开车辆并坚持查处涨价行为，在“十一”长假还实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对7人以下轿车免费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认知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从而也就与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逻辑不符合，与最大化个人效用这一基本原则相背。为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两大问题。

正是通过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1）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首先具有规范性，需对事物本质进行探究，并把本质视为改革方向的理想状态，这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思维；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为解释性学说，其所设立的假设主要是作为解释的参照系。（2）古典经济学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关注财富的创造和制度变革，而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私人领域，关注财富的配置和个体行为，因而古典经济学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3）经济学必须把基于实证的“是什么”和基于规范的“应该是什么”结合起来，并由此形成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从而有助于对现实的改造。显然，古典经济学不仅把应得权利和财富增长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发展，并且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这更值得为中国经济学所借鉴。（4）经济学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的主流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行为及经济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传统文化伦理，经济理论要以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为基础。（5）基于中国社会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经验的人与超验的人类理想结合起来。这种行为机理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奠定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使中国经济学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并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诉求的当今社会理念相一致。

可见，基于上述两大基本维度来探索中国经济学范式，我们不仅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夯实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且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等基于价值理性的具体分析思维结合起来，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理论与现实一致性。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了，但也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因此，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强调通过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充实经济学。事实上，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结构在我国经济学界还依旧存在，而数理经济学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日益相分离。特别是，将现代经济理论嵌入中国人行为机理中的研究迄今还非常之少，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人思维及行为方式之间也存在严重脱节。

六、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重要意义

肖特曾指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具有两类实用性需求：（1）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理论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应用于富有意义的经验性问题，这是外行人通常认为的“实用性”社会科学研究；（2）对描述现实世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变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改变学者中主流的理论范式来改变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热衷于计量实证和政策应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在从事第一类的实用性工作，那些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呈现明显的“工具性”。加尔布雷斯写道：“经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会通过学者和舆论之口，将实用性的经济理念灌输给千百万学生。尽管这种灌输过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严重缺点却便于应用的理念灌输到许多人的头脑中。绝大多数人很容易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接受那些他们原本应当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种对于经济生活可能采取的质疑和挑战的态度，会被一种更加缓和的、不温不火的立场所取代。对于那些本应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或提供指导的人来说，这种灌输立刻就会对他们产生显著的影响。虽然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社会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却成为人们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津津乐道的权威性结论。”问题是，经济学的工具作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正是由于环境和问题的变化，“那种曾被称为经济学而如今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及其相关术语，总是带有强烈的过时的意味。”

与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类理论性工作，它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特性的剖析来对主流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并由此寻找与当前中国问题相适应的研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工作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加尔布雷斯就写道，“在许多人看来，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实用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远离了经济学的‘工具的作用’，回归到更古老、更传统、更科学、旨在探索和诠释经济现象的本源这一崇高的目标之上。”事实上，经济学本身是有关“人”的学科，人类行为具有强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强调，人类行为不能像棋子一样任人摆布。正因为人类行为与自然事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而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很大差异。相应地，如何剖析人类社会中真实行为以及衍生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都热衷于照搬主流范式、仓促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医治”那些具体的“病症”，而很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仔细梳理和辨析经济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还把那种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思辨和澄清视为无关于具体应用。

事实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市场和政府领域的经济活动并打造成一门有关自然资源之配置的学说以来.主流经济学就日益撇开了影响个体具体行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时，在“客观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旗帜感召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努力打造一种没有“人为因素”的客观而抽象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术化和数学化的分析。布罗姆利曾指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在它获得年轻的科学称号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它已经显露出一种与它的认识方法所不相称的、无法支持的过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经济学之所以变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经济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对那些它没有清晰意见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回答是：他们是‘非经济学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随着这种自信心的膨胀，经济学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优越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急速扩张，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困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越来越难以解决现实问题。

以企业组织的治理为例，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的委托一理论把人视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这些偏好的最大化个体，由此衍生的机制设计理论就强调，委托人应该预测人的这种理性反应并设计出一套机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这种思维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过正确的奖惩制度来对下属进行规制，管理者的目标也就等同于一台组织“机器”，其作川仅在于制定恰当的激励制度，而不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下属们会发现正确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问题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属和上级的自利行为的内在逻辑不可能使科层像一部运行平稳、有效率的机器那样持久……人们不可能涉及一种机理――控制体系同时规约上级与下属的自利。对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种激励制度而言，总有一些人有‘卸责’的机理――追求更狭隘的利益，从而导致在组织中每个人看来都觉得是无效率的那种均衡结果”，因此，“狭隘的、新古典的组织经济学的观点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实际上，20世纪初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就强调，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在于领导，体现为激发大家合作、冒险、创新的愿望，从而超越那种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激励分析所导向的努力水平。

第7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金融租赁业务由于涉及交易环节较多，交易结构较为复杂，不但面临客户(承租企业)不能按时履约的信用风险，也存在供货商不能按时履约的信用风险，因此，相对于商业银行传统信贷，其信用风险更大。

遗憾的是，很多金融租赁机构依然照搬商业银行机构那套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在按传统金融理论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过度自信、羊群行为以及公司的资本结构均没有涉及。但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存在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就不能回避这些因素了，这既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租赁机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8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演进

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二重性。从生产一般的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财富本身的增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生产特殊的角度来看，凡是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总是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一方面，按一定比例把社会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和一般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会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从商品生产来看，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一般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产品，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的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社会生产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决定了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运用二重性理论与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是一个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相联系的范畴，而不单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量的”的规定(“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追求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赋予“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丰富得多，它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全面地、辩证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是发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通过经济计划来实现增长，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上的公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根据马克思经济发展观，财富的增加或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和“资本”等等“社会财富形式”的增加并非经济发展本身，而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衡量人的能力(即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个方面的指标。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有可能会误入“为生产而生产”的歧途，甚至导致破坏性的增长，最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经济发展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终极价值，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与基本条件。马克思是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较早将制度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家，对于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一大重要主题。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没有离开一定制度条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任何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外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并通过制度分析来考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演变机制：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来确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研究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及其作用问题，认为人的理性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又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既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运用“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抨击了资本家的“个人理性”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和对土地与大自然破坏与掠夺从而对导致经济发展的破坏性;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是由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的，个别资本家不惜破坏自然、力图实现成本外部性的个人理性也是由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增殖制度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受到了市场自发竞争制度与资本剥削制度的制约，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其手段———不断发展生产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实现集体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为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个人理性的自发性、盲目性与破坏性，按照集体理性合理地利用资源、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发展理论属于“制度———理性”范式，即包容理性的制度主义范式。20世纪50至80年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发达经济学)，并盛极一时。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揭示作为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资本扩张，资本如何从其最初的西欧发源地向全世界扩展，在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同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方式联结，形成阻碍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而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实行国际剥削的特有的经济结构，指出只有打破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分析世界经济中的依附关系，把这种依附关系看成是落后国家不能实现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依附性理论)。它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对落后国家进行国际剥削，吸取和占有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维护其较高的利润率和工资率(不平等交换理论)。同时，它也分析了落后国家各种经济部门或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结方式的特点及其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生产方式联结理论)。从其方法论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论，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地位。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属于“制度主义”范式或“阶级斗争范式”———它认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理论这种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凸显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同经典的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传统的理论特色，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非经济发展理论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它舍弃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这一重要因素，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个人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从而偏离了经典经济理论把制度分析与理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科学传统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运用经典范式所确立的制度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每一国家内部与国际范围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与阶级关系。但是，它未能准确地把握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硬核，其多数理论只停留在“国际剥削”、“依附论”和“生产浪费”等表面问题上。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方式及其历史演进

结构主义者认为，虽然不能把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变动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但制度变迁能引起经济变动。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的前提下，结构主义者接着阐释了制度因素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认为制度可能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有可能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结构主义者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实行制度改革，只有实行激进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马颖，2002)由于结构主义范式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其理论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强调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为目标的“进口替代”，对“出口导向”重视不足，割裂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它们不仅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而质次价高的产品也很难打入国际市场。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制定经济发展决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表现出相当的不满和怀疑。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一片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浪潮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勃然兴起。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强调用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从而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主流学派，并成为权威性国际组织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80年代，“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和谐的、累积的过程。经济发展的结果会令所有一般的收入阶层受益，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经济发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外向发展和对外贸易、强调经济的私有化、重视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收入再分配论、自由贸易论、市场机制论、农业发展论、人力资本理论。代表性人物有:库兹涅茨、加里•贝克尔、舒尔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现象，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竞争上、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最终将把人类社会推向市场的结果便是人们希望寻求的结果的境地。这是因为，世界分工或国际分工遵循“比较利益”的原则。各国的秉赋、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其生产活动的方向，决定其国际分工或在国际分工的地位，这里没有国际剥削，各国的经济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生共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动均衡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并不符合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二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地位，他们试图建立基于“资源享赋理论”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竞争秩序，更有利于维护“中心国”的利益，对广大边缘国是极为不利的。三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一般舍弃或抽象掉了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而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来研究各种经济变量的决定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本身形成、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新古典主义理论从所谓经济理性出发，分析经济活动者在一国和世界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活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不论是一国之内的活动还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都是纯粹经济理性的活动。如果说在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着矛盾，便是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的矛盾。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他们把个人作为决策者所表现出来的刺激———反应机制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认为既定资源的良好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制度能对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从总体上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以个人理性为核心、撇开制度因素而分析经济发展动力的“理性主义范式”。

研究结论及其重要意义

第9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基础；课程体系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就决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是当代财政学的主流。首先，从西方财政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财政学与经济学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

从亚当?斯密将财政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br.C.F.）出版《公共财政学》期间，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均是在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述。在经历单独冠以“公共财政学”之名的阶段后，以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财政学再次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进一步突显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演变，促成了财政学科研究在随后20多年中的壮大与繁荣[1].其次，从财政学的研究任务看，财政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西方理论对财政产生原因的解释，政府主要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的逻辑与范式同样可以在财政领域运用，构成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以及费用分摊的理论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成为联系和沟通财政学与经济学的主要桥梁。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学科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2]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新晨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1]张馨美英财政学内容体系之演变特点[J]财政研究，1996，（3）：20-25.

[2]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