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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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于经典的内部构造因素，《论经典》所谈多为前人片面强调或并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并有系统、深入的剖析。前文所提童庆炳先生确认文学经典的内在要素涉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内部可阐释的空间两方面，《论经典》认为作为文学应具有艺术上的审美性和思想内涵的深刻丰富性才能成为经典，但詹先生又将讨论对象扩大到与文学相近的人文经典，同时将所涉构成因素延伸和拓展。詹先生认为，经典一经诞生就作为一个客体自然存在，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才能确认其价值，这一“时间”，既指作为自然度量的时间，亦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阶段变迁的历史时间。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的永恒价值是相对的，文化的阶段性、流动性造成文化会有断裂的现象产生，世人不能夸大这种断裂性而否定经典具有相对长久的价值。詹先生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历经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变化，人类精神产品中总会有一些东西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和情感载体的精神文化持续发挥其作用，而这就是经典。同理，文化既具有差异性亦有共通性，世人不应为精神产品的个别性所遮蔽进而去否定经典的普遍性价值，即应当承认经典具有传世性、普适性的特点。《论经典》还讨论了经典的权威性：“权威虽然不是衡量经典的唯一标准，然而却是经典之所以传世、并且受到历代读者重视的原因之一”[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83页，下文出自此书引文均仅注页码），基于“权威”与“威权”“真理”等问题的辨析，《论经典》做出令人信服的论断，即经典的权威性其本质不是服从，亦非完全决定于经典是否承载了某种真理，而在于读者经对作品的阅读后，对经典作品的信服和认可。关于经典的累积性特点《论经典》做了极有新意的阐发：“我们所接受的经典，并不是经典文本的个体――经典文本本身，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由经典的原生文本层、经典的次生层，也即“历代读者阅读经典的当下理解和解释经过时间沉淀而形成的阅读前见”（133页）共同组成。经典的累积性既有益处，亦会影响读者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与接受，因此，詹先生提出实际的阅读操作方法，“如无阅读的文字障碍，应尽量剥离前见，直接进入文本；而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正在阅读的某一经典文化信息，再复合上有关经典的次生层，以作为个人直接阅读文本所获得的感受的参照，形成经典阅读的二次感受与判断”，（164页）此则为对累积性特点把握后生发的经典解读之法了。詹先生将关于经典内部构造的因素延展为传世性、普适性、耐读性、权威性、累积性等诸多方面，既坚持自己的观点，亦不回避有争议性的问题，辅以中西经典作品传播与构建的诸多典范例证，对诸多有失偏颇的观点予以了修正，做出了对经典充分而完备的解读。若不能全面审视经典内部的诸多要素，就无法客观解释经典的诸多重要问题，《论经典》对经典的本质分析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在讨论经典与政治、教育、媒体等诸方面外部因素的关系时，《论经典》亦有深刻的见解，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显现的客观、包容的态度。关于经典与政治、权力等关系问题学界已有论述，但部分学者往往过于强调这些因素对经典形成的构建作用，而忽视经典本身的精神内核。詹先生则认为权力对经典确实会产生影响，诸如禁毁经典、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或篡改、制造并神圣化经典，但经典并非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紧密的同流关系，亦存在与主流意识相对抗的关系，很多经典正是基于“抨击现实中的权力统治，批评权力的不合理，批评已经合法化的制度及其精神形态”（190页）而确立了其当代价值，此为经典的异质性。同流与异质性的兼有，也是经典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调整、交互作用的反映。詹先生反对政治对经典的粗预，但并不因这一历史上曾存在的情况而夸大权力干涉的作用进而呼号呐喊，而是回到经典内部因素中，看到经典内在的精神价值使其具有了对抗性，这种客观冷静的分析是弥足珍贵的。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之于经典的影响日益见著，学者们对此可谓众说纷纭，一些学者并不看好：“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有、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4]这种担忧显然基于信息技术对经典接受的冲击。詹先生与此不同，他甚至乐观、大胆地预测：“流传于未来的当代经典，有的很有可能就产生于当代的网络作品；而经典作家，有的可能就来自网络的无名。”（212页）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信息时代产生的网络文化的这种包容态度是难能可贵的，究其本源，实在于对传媒与经典关系的理性判断。詹先生非常看重传媒的重要作用：“从经典流传的历程考察，经典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依赖于传媒才会传播久远，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确立它的经典地位”（199页），“经典自然是文化产品中的少数精品，但是作者之众，传播之广，乃是建构经典的雄厚物质基础”（212页），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文化与经典虽有冲突，却也并非完全对立。当然，詹先生也看到了传媒对经典的生产、传播、确定等过程发生的不确定性，认识到媒体的传播情况与精神产品质量的不对称性、媒体评价信息的多元与虚假性等问题，因此他主张面对现代传媒掣肘下媒体快速推出的精神产品时，应该将其还原到时间的场域中去慢慢确定是否为经典。影响经典生产与传播的政治、教育、媒体等诸多外部因素之间亦非毫无关联，能将这些问题一一厘清且言之有据、论之成理、推之可信，非有阅读的广博、理论的累积、学养的深厚不可为之。

事实上，对“经典”相关问题的思考，詹福瑞先生关注甚早。2008年詹先生曾有一本《不求甚解》之书，专取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18篇文章，以随笔的方式总结诸位名家的研究经验，同时兼顾作品解读。“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虽涉读书，却也是陶渊明的一种生活态度，以“不求甚解”名书，詹先生自言“自然不是再回到陶渊明的本意讨论人生问题，而是借用这句成语，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有利于经典阅读的问题”（《不求甚解》前言）。可以看出，詹先生以“不求甚解”方式切入研究，实亦旨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经典阅读的关系。这种思考持续至《论经典》，显现为建立在“不求甚解”基础之上的“深解”，亦属必然。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詹先生并没有囿于自身研究方向的既有视角进行研究，而是广取博采，既结合作者较为熟悉的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又广泛吸收了西方各学科、研究方向的理论成果以完善、确立观点（诸如对经典权威性解读时吸收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关于“权威”的分析；对经典的解读借鉴了哈洛・卜伦的《西方正典》等），在这一过程中又对西方后现代及当下中国学界关于经典研究中的偏颇之处进行了批驳。整部《论经典》综合了中西文学、历史、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内容可谓宏且博矣。王锺陵先生曾说：“只有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我们才能够对某种文体、某个理论问题，甚至是对整个文学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无论是局限于西方观念，还是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观念，或是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所流行的文艺观念，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5]这一论断极有见地，无论做何研究，汇通中西、融贯古今都应是学者不懈努力的方向，而詹先生显然在这个方向已经有所作为了。

《论经典》的成书，一方面源于詹先生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实根本于詹先生所说的“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詹先生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求真、向善、出美，激浊扬清，给人以借鉴和警示”[6]，此处虽谈古代文学研究，却对所有的学术研究有着适用性。詹先生曾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不辍学术研究，又兼图书馆管理，长期从事推动阅读的活动，这些使得他对大众阅读问题、经典传播与接受等问题的认识与体悟较其他学者更为深刻，《论经典》恰是詹先生对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

詹先生提出，“我们不但是要推动阅读，使这个世界多几个读书人；而且还要提倡读经典，这个社会不仅有轻飘飘的阅读，更应该多些有深度、有厚重感的读书”（366页），但愿这世界因这些依然有理想的学者而多些读经典、尊经典之人。

注释

[1]即文学经典建构起码要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成为“赞助人”）等六个要素，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2]刘向愚言“经典性”是经典的本质性的特征，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外在因素则为“具有经典或者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教育、读者阅读与判断等，见刘向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3]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王锺陵、方铭：《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光明日报》2015年6月25日，第7版。

第2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我国学术界对于“东方文学”的研究从五四时期开端，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但其真正勃兴是源于2000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兴起之后，更多的东方裔的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获奖者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这一研究视角恰好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理论重合，殖民问题、民族问题、历史视角和文化冲突都是东方文学中的敏感话题，进而把整个东方文学的研究方向带入到国际视野中。齐园博士、刘静教授、贾华副教授的新著《东方文学创作研究》（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资金项目资助，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把这样的文化背景和东方文学结合在一起并进行梳理和解读，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首先，该著作按时间顺序对上古至当代的东方文学进行梳理，用大量的作品和详尽的文本分析建构文学史线索。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从文艺复兴开始落后于西方文学，现有我国高校中文专业东方文学史教材和课程的侧重点大多是古代文学。 然而从历史事实看，东方各个民族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纵然经受了痛苦的蜕变过程，但是其文学创作也在西方文明强大的冲击力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展现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在课程内容上，近现代时期的文学成就讲得不充分就不能完整地体现出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从而对东方文学的整体评价缺乏公允。因此，该著作有其作为高校东方文学史教材的实用性。

其次，该著作从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入手论述其悠久性、民族特色、发展历程，挖掘出东方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宇宙观、内倾化思维和伦理关系基础。东方文明古国的发展历程都颇为类似，古代源起于大河文明，近代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困难和挫折，《东方文学创作研究》把基于共同经济、政治、历史背景下而形成的东方文化特征总结为东方文学的“文化潜质”，并由此引申出东方文学的美学根源：生态美、灵性美、情境美与宗教、世俗的矛盾统一。该书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可资借鉴的学术意义。

再次，《东方文学创作研究》在部分章节中有意识地以后殖民主义视角切入进行作品梳理和文本分析，不仅关注东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从中衍生出的传统诗学，而且关注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以何种方式处理西方文化的侵袭，最终以什么样的形态与本民族文化互溶。20世纪之后的东方文学在当今的东方文学研究领域中还有大量的空白和缺失，尤其是东方裔的英语创作，无论从创作语言、文化身份和阶段性流变方面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从已有成就来看也是把东方文学推向国际文坛的最佳途径。该著作对于这方面内容的重视是对东方文学领域的补充性研究，具有创新价值。

总之，《东方文学创作研究》跨越历史、社会、哲学、语言等相关学科，涉及到流散写作、民族主义等热点话题，用理论解释文本，以具体的创作梳理为文学史的阶段性变化提供依据，并总结规律性特点，始终以东、西方文化交流作为宗旨，在阐述东方文学的同时以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作为潜在参照系，一方面认清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的历史边缘性，一方面探讨冲击西方中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的研究而言不失为有益探索。

第3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课堂教学 教师理念 教学实践

专业综合评价是辽宁省教育厅为促进高校牢固确立培养的中心地位，体现以教学为中心，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办出特色水平的导向性评价。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理念、知识与方法的主要途径，是学生习得能力、形成发展的主要窗口，如何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使学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得到全面协调发展，是值得教学型院校教师课堂教学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体现综合评价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窗口。

一.在教材对比中建构知识系统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教材的选择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我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民俗与礼仪》等课程，以前者为例，给学生作为教材订的是目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行选用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但是这本教材是在掌握文学史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之上的一种研究性的延伸，根据几年来学生对这本教材的把握情况，为学生推荐了两本参考教材，一本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本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介绍教材的时候说明这三本教材各自的差别和个性，在授课过程中就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教材，在对比中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详细的了解，学生也可根据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系统的建构和把握。

《中国民俗与礼仪》教材，一本是华东师大的教材，一本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材。这是为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准备的经典教材。在对比中发现，给留学生的教材写的都是中国优秀的民俗习惯，而对中国学生的教材包罗万象，落后的、愚昧的都有，这是有趣的现象，说到底，是民族自尊心。学生将来教留学生，教什么，什么该教，什么不该教自然清楚了。

二.在内容传授中更新学术信息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讲授过程中，主要以文学史为纲，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主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发展、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演变、文学理论的源流与影响等都在文学史的内容中做讲授，力争史的讲授中使学生建构起文学史发展的框架，同时以作品选为内容的填充，经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能代表作家思想和艺术的会在作品讲授中作为重点。在这部分文学史中，还注意到了文体的讲授，从文学史、作家作品、文体三个维度丰富内容，把握核心内容和权威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关注学术前沿信息，并及时传授给学生。

古代文学研究发展了这么多年，有太多要么是定论的东西，要么是盲点无法研究，要么是有争议的东西。对定论的东西我的原则是交代权威专家的研究成果，对有争议的东西关注学术前沿信息，提出自己的见解。盲点等待出土文物。

三.在方法运用上初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

本科课堂教学理念应该注意引导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态度和精神，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和方法，包括可以作为论文写作的选题角度，告诉他们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基本有两个：广度研究和深度研究。广度研究一种可以是比较分析研究，一种可以是源流影响研究。深度研究可以研究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流派、一种文学现象。并能够结合具体内容有意识的启发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方法。

与此同时，将在进修过程中讲座研究的内容和方式介绍给学生，开阔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学生对这部分的内容也非常感兴趣，看来教师视野的开阔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以王维课程讲授内容为例，对王维诗歌色彩数量的统计是古代文学最基本的梳理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色彩偏好的原因分析便是一种初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方法。讲座《傅斯年、陈寅恪与法国兰克学派之关系》、《赵明诚远游时为什么不给李清照写信？》的研究方法就给学生有益的启示。

四.在学生对待上尽力因材施教

和研究性学校的学生相比，我们的学生不是不想学，是不会学习。教他们会学习，有兴趣的学习比较知识更重要。从兴趣培养学习习惯，好的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对于网络的流行，引导学生在网上学习，做点有意义的事。

在和以往几个班级的教学比较中，有的年级汉语言文学的学生呈现出积极性高、学习氛围好、喜欢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的整体特点。针对这样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在上课过程中有意识地调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布置了诗词背诵、散文翻译等课下教学内容，在上课时涉及到的部分就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像《长恨歌》这样的长诗在课堂上就有学生争前恐后地背诵，这在以往的教学中是不常见的，学生的积极状态对教师也是一个良性触动，所以这样班级的学生得到了比以往学生更多的课后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有效提高了教学效果。

五.在实践教学中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实践教学是文学课堂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最能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环节。体验与实践布置的题目是唐传奇的改编与再现，原则是让学生掌握唐传奇的经典作品。学生分组从作品再现和作品演绎两个角度进行，既把握了作品的基本内容，又对学生的文学思维有所发展。学生从作品研读、编剧、导演、演员和道具、服装、教室布置的安排上表现出空前的参与热情，全班学生在这次活动中都有工作，我们对这次活动也有痕迹留存，包括剧本和照片。

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我还给他们上《中国民俗与礼仪》课程，在讲到游艺民俗和节日民俗时，根据教学内容给学生设置了民族民间歌舞实践课，同学们从选歌、编舞到节目编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加上节日民俗的内容，我让他们策划并亲手制作圣诞卡片展示在班级墙壁上，那一堂课有相声、外国人游中国、民族歌舞，简直就成了一次联欢会，那次课以后，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越高了。在相关教学实践中，进行家乡饮食民俗调研、根据家乡民俗特征，策划旅游项目等实践环节，都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学习由知识转化成了能力。

在实践中也可以发现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指定诗词讲读环节是根据课堂发言的情况选取了发言次数比较少的学生进行的，老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确定篇章，由学生自己选择具体篇章准备，在教学需要的时候学生从内容与艺术进行讲解。表现出的问题是：对内容与艺术的框架把握没有知识性的错误，但是对作品的理解不够透彻。在从教基本技能上表现出读音不准确、书写错别字、笔顺笔画不规范的共性问题。这几种现象暴露出学生在基础知识上的欠缺，原因是学生本身不重视，忽视了对最简单的基本功的训练，还有就是电脑的大量使用时学生对汉字的使用遗忘或者是不准确。由此从教学上以后也要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督促。

六.在教学手段上与时俱进

教学观摩中，因为新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手段上也应该有所体现，所以带着教学改革的勇气对课件教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在整个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怎样使课件的内容与课程内容相得益彰、教学主体和辅助教学的协调性是比较重要的设计，课件的优势，直观、形象，同时节省时间，但是画面感过强也有可能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课件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教学内容的展示每个教师会有不同的设计，这种制作过程本身也是对教学内容思考的过程。以王维教学课件为例，选择的图片都是和所选内容相一致的山水画，既然讲“诗中有画”那就在同一个画面上呈现出来，既可以使学生对诗歌内容有比较直观的理解，又可以对比同一内容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可以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

从我个人授课使用的经历看，课件教学这种方法运用得当，对教学是一种直观的再现和辅助;使用不当，反倒成了教师教学思路和授课内容的一种束缚和障碍。由此思索一个问题，教学改革的内容涉及教学环节的各个方面，教学手段的改革应该是最直接、最简捷的了，即便如此，也还是需要在教学中不断摸索和实践的，所以更别说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了，真的是一件艰辛而漫长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教学理念是什么，那就是建构学生知识系统、形成学生素质积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初步研究能力，促进学生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这便是我在课堂教学中追求的方向。

第4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1.1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

    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1.2我们成功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3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

    我们有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出版教材81部,其中国家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等,而且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着,数量稳定,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978至2005年,出版着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2.教学业绩

    2.1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

    (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两会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着作评奖活动,1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着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

    (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5)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2.2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着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璗、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2.3反思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3.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着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且兴旺发达。

    3.1传统方向

    号称三大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以下分别作简要阐述:

    3.1.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着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第5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生态美在唐诗中有丰富的体现，从生态美学视域出发对唐诗的生态美进行解读无疑会对它的英译大有裨益。本文以李白的小诗《自遣》及其英译为审美客体，探讨生态翻译观照下译者如何发挥主体性在译文中充分体现原作的生态美。

关键词：生态美学 《自遣》 意象 生态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古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朵奇葩，为了弘扬中国文化，许渊冲、裘克安、林语堂等翻译大家都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翻译的标准层出不穷，从严复的“信、达、雅”到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从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利维的忠实与创造统一说到翻译科学派代表人物卡特福德的“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再到奈达的“动态对等”，这就造成了翻译赏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诗歌作为人类语言实践最美的产物，它的文字的凝练和意向的丰富让其想象空间和阐释张力无限丰富幽邃。这样，诗歌的译本就更见仁见智了。其翻译批评的维度除了上述翻译本体论诸多视角外，还衍射到了文学、国俗语义、文体学以及语言学（如系统功能语法、顺应论和关联理论等角度）等多个评判维度。本文则选取生态美学视角为契机，以李白的《自遣》为例，对中国古诗词的生态美及其英译进行解读和赏鉴。

一 生态美学理论与生态翻译观

近年来，生态问题成为全球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生态学也愈发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它的影响已经逐渐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而产生了以生态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如生态语言学、生态翻译学、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等。其中，生态美学作为一种中国学者提出的当代美学理论，“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以实现人的审美的生存、诗意的栖居为其指归”。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人类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生态环境。

虽是新近提出的理论，生态美学却十分强调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和生态智慧的开发和利用。古人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逐渐建立了“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理念，比如，庄子在《齐物论》里就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命题，这句话是说，人与自然本同根所生，同属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和谐完整的生态系统。然而，当生态学的研究重心转移向人类的时候，它必须需要美学的关照，这便是生态美学的产生契机。正如樊美筠所言，中国古代美学家的“生态意识”更多的是“在审美的层面进行的，因此之故，它对人的精神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也就是说，它更多强调的在人敬爱、欣赏大自然的过程中，大自然对人的精神的丰厚回馈，包括对人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以及带给人精神的巨大愉悦”。可见，审美是人与自然实现统一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古人对待自然的审美化态度正是生态美学的核心所在。而在诗歌中，审美有化境，物我无两分。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中，诗人们返回生态自然的家园就是返回精神的家园，自然生态的和谐与精神生态的和谐是相互联系着的。有诗为证，人邂逅自然的直接性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交互性在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里表现得一览无遗，而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发出的感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的不仅仅是回归生态自然的事实，更是回归生态精神家园的喜悦。

中国古诗词是中国文字美的产物，更是中国文人思维的美学产物。在中国古诗词中，最重要的审美单元便是意象。意象最早出现在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论里，“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意象是指诗歌中融合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它的本质就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融合。“浮云”、“落日”、“美酒”、“落花”、“清溪”、“明月”等一个个栩栩如生而仪态万方的意象是诗词的灵魂，而中国古诗词史也是一套意象符号系统的传承与弘扬过程。如果说对中国古诗词进行生态解读是挖掘诗词中的生态意象美，尊重生态美学理论在文学诠释中的地位的话，那么对中国古诗词的英译进行生态美学视域下的赏鉴则是在生态翻译学的框架下对中国的生态智慧及古典美学进行移植和传播。生态翻译学是中国学者胡庚申教授提出来的将生态学与翻译学进行融合的交叉学科，它立足于生态学角度对翻译的过程、本质和宗旨进行阐释和应用。生态翻译学经过胡先生及其团队成员的协力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比较强的学科，包含“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三维转换”、“译者中心”、“适应/选择”和“事后追惩”等研究焦点，它强调翻译过程的“动态/平衡”和“生态美学”的传达，也强调翻译主体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另外，它也十分强调翻译过程的“选择/适应”，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译者要对译文进行选择，而选择的目的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换言之，正如王宁先生所言，生态翻译就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拟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来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美学在诗词英译中的介入，我们可以认为译者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于译文中充分呈现原作的生态美。

二 李白《自遣》的生态美及其英译赏析

唐朝诗人李白（701-762）性格豪放，文采飞扬，其诗作代表了唐诗的美之极致。他的《自遣》一诗意境优美，飘逸不群，为五言绝句之精品。全诗曰：“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这首诗通过明示和暗含两种手段塑造了几个典型的意象：美酒、夜色、落花、衣衫、小溪、暮月、归鸟和行人。中国古诗素来以语言的模糊美著称，这就造成了诗无达诂、译无定本的局面。在这首《自遣》里，李白的“对酒”到底是和友人一起饮酒，还是形影花间对酒独酌？而饮的又是什么样的酒？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这就为诗的解读和翻译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另外，“醉起”到底是醉眼朦胧中起身还是醉过酒醒后起身，不同的读者也有不同见地。我们认为，全诗似乎在营造诗人花间独酌、月下独步的场面，塑造一个孤独洒脱的隐士形象，符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学理念。故而，此诗适合理解为一处静幽飘逸的场面：诗人对酒独酌，不觉日暮，落花飘洒在他的衣衫上，醉眼朦胧中他起身沿着清溪独步，暮月映照，鸟已归巢，行人稀少。在这幅画面里，我们似乎看到诗人手执酒盅，醉眼迷离，步履蹒跚，仪态风流，诗与酒完美融合，达到了诗情才学与精神境界的最佳状态。李白是极爱饮酒的，他有“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的豪迈，也有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记载的“李白一斗诗百篇”。李白饮酒不为买醉，只为更直接地贴近自然。此诗夜色中的落花与衣衫的邂逅、清溪与暮月的邂逅，以及夜鸟与行人的缺失所营造的诗人徜徉天籁的美，无不传递着诗人与自然的莹然邂逅的喜悦，体现了中国古代物我无它的生态美学理念。

然而，尽管此诗意象优美、意蕴丰富，但是它毕竟是一首简单的五言绝句，如果简单照直翻译过去会让译语读者大失所望，品不到诗作的生态意境和古典美。让我们来看一下著名的古诗词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是如何翻译这首小诗的：

I’m drunk with wine

And with moonshine,

With flowers fallen o’er the ground

And o’er me the blue gowned.

Sobered,I stroll along the stream

Whose ripples gleam.

I see no bird

And hear no word.

――Xu Yuangzhong,2001.

译作可以回译为：我对着葡萄美酒啜饮而醉，同时也陶醉在月光下。落花飞舞，飘落在地上，也飘落在我蓝色长袍上。酒醒了，我沿着波光粼粼的小溪漫步。飞鸟无影，万物静寂无声。

可以说，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并不拘泥于原文的意象范畴及尺度，也打乱了原文的意象组合方式。首先，他将美酒理解为“wine”，具体化为葡萄酒。古诗中也确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可见，在静幽的花间，李白当时所饮的可能是葡萄酒，这样更符合这个由花、鸟、溪、月等意象构成的柔和境界。而译文将它处理为“wine”，不仅是对原作的一种深入解读，更是对译语文化的一种顺应。再来看“衣”这个意象，“衣衫”在古诗词中也有极其丰富的蕴涵，比如张先的词中有“昨日乱黄昏，来时衣上云”，对佳人衣衫的描述足以丰满其人物形象，让读者浮想联翩。而限于唐诗的言简意赅，原作中只是一“衣”字，许渊冲先生却将之翻译为“blue gown”（蓝色长袍），这种对意象创造性的丰富使原作的人物形象在译语文化中变得丰满起来，而用“blue”一词更是符合原诗作的意境。在这样幽静优雅的环境中，诗人最适合穿的就是一身有宁静悠远情调的蓝色长袍，儒雅飘逸中带着淡淡的伤感。

该英译中除了“酒”和“衣”两个意象相对于原作的扩展外，还有原作意象的转移以及重置。我们注意到最后一句“鸟还人亦稀”译者用“I see no bird/And hear no word”表达，“行人”这一意象变成了“语声”，但是译语读者稍加推断就会知道译作表达的是行人全无、万籁俱寂的静夜，而非诸人缄默不语的意思。可见，许渊冲先生转移并重置这一意象虽然貌似对原作的不忠实，但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译文的音韵美，而且也准确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图。让我们再来看意象的重新组合。原作中“对酒不觉暝”在译文中变成了“I’m drunk with wine/And with moonshine”，将“月”这一意象从第三句的“步溪月”提前，这是对原作最明显的偏离，可谓译者对原作的不忠实。可是细品起来，又发现这种偏离似乎是与原作的意境和诗品极为神似。诗仙于花间对酒独酌，不觉日暮，新月东升，让他醉的不仅有美酒，还有美景，而美景的灵魂就是皎皎的暮月，让落花如梦、溪光粼粼，照着鸟儿归巢、人儿入眠，而后银辉洒满整个世界洁净如玉，如同诗人的旨趣。这么一品，译作在“信度”上大打折扣，但是在“意境”上却完美地呈现了诗作中的生态美，不能不令人称奇。既然“月”这一意象意境前移并细化为“月光”，第三句“醉起步溪月”中就不可能再提到“moon”了。但许渊冲先生自有妙招，他译作“Sobered,I stroll along the stream/Whose ripples gleam”。为什么清溪的波纹会粼粼发光呢？这便得益于第一句译文中的“moonshine”（月光）了，真可谓“此处无月胜有月”！

综上所述，许渊冲的译文通过意象的丰富化、意象的转移重置和意象与意象的重新组合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然而这种主体性的发挥并没有偏离原作的意境旨趣，这在本质上又一次例证了胡庚申“翻译即适应”的生态翻译学理念，译者在对译文进行选择来适应译语文化。翻译家傅雷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这样一来，对笼统的意象进行细化、对整体意象进行细节转移、对散点式的意象进行组合虽然貌似对原作不忠，但这种生态翻译观照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仅能在更高层面传达原作者的诗文意图，而且还使整个翻译过程变为一种美学实践，在译文中完美地传达中国古代文人的文采情思及蕴含的生态智慧，符合生态美学的原则。

参考文献：

[1] 曾繁仁：《生态美学―― 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观念》，《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

[2] 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孙琪：《“庄周梦蝶”的生态美学解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国翻译》，2011第2期。

[5] 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中国翻译》，2011第2期。

第6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

第7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古典诗词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浩若烟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而经过千百年的沉淀，流传下来的能够选入语文课本里的古诗词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字字珠玑，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不少教师或者照本宣科，流于对古诗词作品主题、内容的分析，或者逐字逐句解释，把古诗词当作古汉语教学，不仅将作品的意境弄得支离破碎，而且扼杀了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兴趣。

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运用以及新n标、新理念的推行，音乐也被逐渐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尤其是古诗词教学中。因为，诗词、音乐、舞蹈在起源时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诗歌和音乐本就是一家，诗词之美和音乐之美在人类的艺术长河中早已相互交融，难分你我，具有互通性。因此，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是诗词教学中，适当地运用一些音乐，借助音乐的感染力强、表情性、音乐性等特长，不仅可以打破以往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少，没有潜心领悟课文的机会，更无发散思维的空间，学生的学习个性受到压抑等传统，而且可以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变被动为主动，变呆板为生动。

一、借助音乐，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良好的课堂氛围，活跃的课堂气氛，是上好每一节课的关键。而音乐在这方面有着其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为音乐是“主情”艺术，每一首诗歌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意志，它可以直接借助其表情性来感染学生，营造出与诗歌意境、 感情相吻合的氛围，让学生在与作者相似的情感氛围中品味诗歌，跨越时空、产生共鸣。比如，我在执教《春江花月夜》一文时，讲课前，就先让学生听了一曲由《春江花月夜》改编而成的民乐：由琵琶模拟的鼓声、由箫和筝奏出的轻微的波声，旋律优美柔婉，节奏清新流畅，让人仿佛置身于那夕阳映江面、熏风拂涟漪的月夜春江迷人景色中。乐曲终了，学生仍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沉醉在春江迷人的夜色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这样一个充满深情的音乐声的感染下，谁的心灵之弦不会被拨动呢？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开始了《春江花月夜》一文的学习，学生情绪饱满，热情高涨，整个一节课都在轻松愉快中进行着。

二、借助音乐，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作品的意境

诗和词都是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而这种情感的抒发则是寄寓在对作品中画境的描绘上，因为作者的主观之情影响着对客观事物的描绘。因此，通过对作品画境的分析，就可以洞悉作者的情意。由此可见，意境的分析对于把握作者的情感、文章的内容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在这一点上，音乐又有着其独到的地方。首先，音乐是“主情”的艺术，它可以最直接、最强烈、最细腻、最充分地把情感传达给听众；其次，音乐虽是“主情”艺术，具有高度的表情性能，但它也同样具有巨大的造型和描写功能。近代有多少音乐作品曾经描绘过大自然的种种动人景象，对海洋与山峦、森林与河流，对春与秋、冬与夏，对傍晚与月夜、黄昏与黎明，作家们倾注了多少热情的笔触，又给了我们多少诗一般的享受。舒曼曾高度赞扬舒伯特“能够把最微妙的思想感情，甚至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用音乐表达出来”。后期浪漫主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也同样相信“艺术家一定会把生活现象全面地给我们再现出来”，相信音乐能够“描写外部世界和内心境界的具体现象”。在分析诗词作品的画境时，适当地运用一些相适应的音乐，不但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活跃课堂气氛，而且可以丰富作品所描绘的画面，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位教师在讲析《秋登宣城谢I北楼》一诗时，为了帮助学生领会“山晓望晴空”一句的意境，播放了一段音乐：从大自然中录下的鸟鸣声。在这段音乐的启发下，学生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踊跃发言，结合“山晓望晴空”的时间（晓）、地点（山）、天气（晴），对这句诗的画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绘：一个秋天的早晨，诗人登上宣城陵阳山的谢I楼。太阳还没有露出笑脸，但它的光芒已经映红了东方的云层。极目远望，山间笼罩着一层轻纱一样的雾，薄如蝉翼。不时地，还传来一阵阵欢快的鸟鸣声，给这清新寂静的清晨带来无限的生机。置身于这优美的大自然中，诗人心旷神怡，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忧。这样，音乐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想象，拓展了诗歌的画境，而且在对画境的描绘中，学生很自然地领悟到了作者此时的心境。

三、借助音乐，重塑诗词背景，引导学生朗读

朗读也是一门艺术，它不仅要读出作品内在的、和谐的音韵美，还要能读出作品中所融入的作者的情感，而这又与诗人在创作诗歌时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的影响有关。在传统的诗词作品教学中，教师更多的是通过语言的方式来介绍背景，这就会让学生更多的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作者、 作品，当然也就无法更好地在学习过程中体验与感受诗歌之美了，尤其是对于知识积累比较缺乏的小学生来说。而音乐则恰恰能弥补语言表达的不足，学生可以通过聆听音乐那悠扬、或低沉、或苍凉、或悲壮、或喜悦、或淡泊……的基调，去感受那“进入美的世界”的旋律，触摸那“体验审美境界”的和声，去直接体会诗人创作时的所思所悟所感。并根据旋律的高低快慢选择合适的朗读节奏、快慢、轻重等，从而恰当地把握作品的感情基调，领悟作者的所思所感。因此，诗词教学中，借助与作品感情基调相同或相近的音乐作品，让学生反复听、反复揣摩，在听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朗读，而且还可以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此外，“语文不是以理性分析为主导思维方式的学科，它是以悟性为探索的思维触角”。音乐手段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悟性、发展学生的思维、哺育学生的个性，而且可以对学生进行艺术熏陶，培养其审美情趣，从而向素质教育迈进一步。

作者简介：

陆立玉 1972.11 女 江苏连云港 连云港师专 副教授 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古代文学研究

第8篇：古代文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后工业；生态整体主义；《美人鱼》；精神意蕴

《美人鱼》讲述的是生活在人类最后的净土青罗湾海底的美人鱼家族为了守护这最后的家园，而想尽办法去阻止以刘轩和若兰为首的资本家的故事。在这场人类与美人鱼的较量中，高科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能够将海底生物震碎的声呐。男主人公刘轩本身是一个精神极度空虚，只得靠不断地挣钱来缓解自己不安的资本家，追求金钱至上，利益最大化。他和若兰在最开始是一样的，然而当他遇到了美人鱼姗姗，他找到了精神的共鸣，找到了能够填补他内心空虚的东西――爱，最终他选择站到了资本利益的对立面。这场资本利益与环境生态保护的对决体现了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后工业文化冲突，人类日益空虚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主义观念的勃兴下，资本主义受其自身局限最终让步的主题意蕴。

一、人类净土的危机与环保意识的增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在这个以信息技术和科技为主宰的时代，信息技术的日益精进、科学技术的逐步出新，都成为人类自豪炫耀的资本。影片中的刘轩和李若兰是后工业社会资本家的代表，他们利用科研，依靠金钱支撑，企图开发青罗湾，填海造城创造金钱生产器。他们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声呐，将海底的生物（如海豚）杀死，以便于更好地对海底的未知区域进行勘探。那些科学家表面上打着科研的旗帜，实际上是为了追求金钱利益，不择手段地捕杀美人鱼做研究。拥有科研基地和一支科研队伍的资本家若兰为追捕美人鱼，不惜动用一系列高科技。电影开头用污水横流、烟囱林立、森林砍伐三个连续镜头，表明“醉翁之意”在环保。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地球陆地区域基本都有人类的痕迹，唯一不为人类所大肆干扰的就是占地球面积71%的海洋。海洋对于现阶段的人类来说就是一块未知领域，海洋面积很大，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为人类所不知道的物种。在人类人口日益增多，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陆地生活区显然是不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的，对于这样一块资源充沛的领域，人类自然就将主意打到了它的身上。海洋资源丰富，物种繁多，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未知的领域，激起了人类的好奇和征服欲。人类自诩是高于一切物种的生物，凭借高科技占据了海洋。这片人类最后的净土也面临着危机。

地球由于高度的资本主义而引发了能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更甚者引发物种之间的冲突。在后工业社会下，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再无立足之地。因为每一寸可以用来获得经济价值的土地，包括海洋，都将被开发利用。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最终伤害的还是人类自身。正如姗姗所说的那样，“如果地球上没有一滴干净的水，没有一口干净的空气，挣再多钱也没有用”。金钱带给人类的是更多的贪婪，这贪婪一半来源于人性的黑暗面，另一半来源于后工业时代的高科技提供了实现这贪欲的可能性。

青罗湾在人类看来是一块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金山”，而在美人鱼家族的眼里这是他们最后的家园。正如影片中美人鱼婆婆所说的那样，人类和人鱼是同类，在很早以前人类和人鱼都是猿猴进化而来的，只不过因为生存环境所迫，一部分进入海底进化成美人鱼，而留在陆地上的就是人类。开始大家和平共处，后来人类开始大肆地屠杀美人鱼。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也由敬畏自然到开发自然，最后演变为征服自然。人类依靠工业发展，追求利益，在科技上更是大量地投入人力、物力以研发出能够带来很多利益的成果。这些高科技产品首先投入的地方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自然环境在这种无节制的开发中变得伤痕累累，许多物种灭绝。

影片中的美人鱼非人非鱼，他们可能并不存在，但却是自然的化身，他们与自然一样是脆弱的，是无力抗拒的，但同时也是顽强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是要善待。在环保意识驱使下环境保护必将是未来社会的主题。当下已有一部分人觉察到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只是这股思潮尚未普及。这不是人类的错误，而是社会发展还未达到这个高度。未来的社会必然是朝着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的，正如影片中影射的那样，蓝天白云下，海洋各类生物与人类和谐相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推动，人类是社会的主体，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社会必然同等向前。

二、日益空虚的精神世界与个人主义的全方位觉醒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早已被金钱至上所侵蚀。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和金钱，忽略了精神上的需求。飞快的生活节奏、繁忙的工作业务、复杂的人际交往都让人没有时间去静下来看看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偶尔一刻的精神空虚也都被物质的满足所掩盖。因此，人类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每个人都变得很孤独、寂寞。这份孤独、寂寞源于人内心深处的封闭。但同时也是这份空虚让他们开始了关于人的思考，也就带动了个人主义的全方位觉醒。两者是源与流的关系。影片中的刘轩是这个社会大背景下人类的写照。

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打拼获得成功的大资本家刘轩是孤独的、寂寞的。他的寂寞、他的孤独来源于没有人能够懂他、理解他。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伪装起来。为了表明自己是成熟的、稳重的，他给自己贴上小胡子。他暴戾，耍小脾气，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也体现了他的小孩子心性。从小的这种追求金钱至上的生活环境带给他的就是不断地挣钱，不断地积累资本。在想尽办法积累资本的过程中，他的精神追求、精神陶冶早已经被湮没。每一次的资本积累过程都在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增加一层灰尘，直到最后回头想要去寻找最初的个体时，发现除了寸草不生的沙粒什么也没有了。因此，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唱着“无敌是多么寂寞”，这时的他是吐露自己心声的。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他开始注重精神的需求，渴望能够有一个精神上的导师，能够找到自我的个体。然而他的身边都是和他一样的追求金钱至上的傀儡，他们不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没有人懂他，没有人理解他，更没有人可以给予他精神上的指引和慰藉。当美人鱼姗姗出现后他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找到了精神的指引者。他的精神世界慢慢变得有色彩起来，他明白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资本的多少，他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主义的觉醒，并且是全方位的觉醒。他的精神世界不再是金钱的臣服者。与他相反的是精神世界十分丰富的美人鱼姗姗，在一定程度上说，她是后工业社会下特殊的存在，她不同于其他失去自我的人，她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她明白自己真正所想要的，并勇敢地去追求。她追求的不是金钱，不是资本，而是由本心发出的精神追求。

正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孤独就是空虚，精神和肉体对此感受到同样的恐惧。天才用精神世界的产物思想来填补孤独的空虚，注视着上帝善行的人可以在孤独中得到上帝的光明，听到上帝的气息，只有这两种人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除了这两种离天堂近在咫尺的人之外，孤独对精神的折磨如刑罚对肉体的折磨一样。孤独和刑罚之间的区别，犹如精神病和外科病之间的区别。这是增加到无限性的痛苦。肉体通过神经系统达到无限，好似精神通过思想达到无限。”[1]精神的空虚对于人的伤害是极大的，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孤独、寂寞。天才利用这份空虚产出思想来填补，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我们无法以这种方法来拯救自己。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在追求物质的同时，我们也要合理安排时间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开始明白自己，了解自己所想要的，那么我们就开始了个人主义全方位觉醒的蜕变。刘轩个人主义的全方位觉醒就是这社会中人的觉醒，他具有时代性和标志性。物质世界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层次，精神世界的高度才是决定人类存在价值的标尺。

三、资本主义的局限与社会主义观念的勃兴

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改变之后，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西在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交流逐步加深。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跟随着西方先进社会的步伐，共享着西方先进的资源和科技。资本的崇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处于全球化、后工业时代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与以往都不同的，这个时代以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基调，与科技的创新形成一个双向的推动。正是这种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科技的创新提供了契机。相反的，科技的创新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人们的生活不再是与以前那样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而是多元的、去中心化的。科技的不断创新，科学成果的不断出现都是依托这种特征。这个时代的人受大环境的影响必然也具有这种特质，因此他们敢想敢做，敢于去触碰那些未知的领域。然而，有许多人也看到了在这种大趋势下所产生的危害。因此出现了与追求资本相对立的呼声，平等、自由、法制、文明、和谐等一系列观念。这也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和社会主义观念的日渐勃兴。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蓝天白云下美人鱼畅游于大海之中，这也表明了最后这项破坏环境，伤害其他物种的填海工程没有实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理论著作中发现人们向往的是“桃花源”“伊甸园”式的生活。在这个资本鼎盛的时代，人们为欲望所奴役，向往过剩的物质追求，变得无药可救。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物欲达到一定的点时，必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各方面的重压之下，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让步，重新审视自身的局限。在社会主义观念的日渐博兴下，人们的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等问题会慢慢得以恢复。

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人们慢慢开始从眼下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走向将来，也适用于后工业社会下人们的转变。《美人鱼》就是将这个转变的过程通过影片的故事形式展现出来，它提出了当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能否继续下去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实社会所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也关乎人类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爱是经久不衰的主题。这种爱是博爱，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美人鱼》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爱的诠释和爱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影片中的爱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爱，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对于资本的需求不断地扩大，不断地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在获取资源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也伤害了自然，然而自然对人类给予包容的态度，这何尝不是一种爱？相对的，人类在从自然中获得所需的资源，伤害自然以后，明白应该爱护自然。这种爱是一种精神觉悟的体现，刘轩与姗姗之间的这种爱我们可以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姗姗虽是人鱼却有比人还要高的精神觉悟，她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后工业时代下金钱至上主义的人所不具备的。

后工业社会下的人们过于追求物质，忽略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全局视角。影片以艺术的表现形式来点明当下人们爱的缺失的现状，过度的自我化、物欲化，将最初的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美人鱼》中对青罗湾的守护，对美人鱼的守护，都是爱的主题下对于人类本性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呼唤。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女性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BS46）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审美流变”（项目编号：11YJC751108）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黄钟军.《美人鱼》：作为IP的周星驰与文化怀旧[J].电影艺术，2016（02）.

[2] 欧阳近人.美人鱼的笑与泪――从《美人鱼》浅谈生态道德意识[J].环境经济，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