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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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关键词】 腹腔镜； 经肛内括约肌切除术； 外翻技术； 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

中图分类号 R735.3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29-0045-03

doi：10.14033/ki.cfmr.2016.29.023

为了根治肿瘤，对于病灶下缘距离肛缘5 cm以内或距离齿状线小于2 cm的超低位直肠癌，传统上多采用Miles手术，其永久性结肠造口及部分男性患者可能在术后丧失等严重影响了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既避免永久造口，又确保肿瘤根治性，随着解剖学的进步，Schiessel等[1]于1994年提出的经肛内括约肌切除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治疗齿状线附近的直肠癌取得较满意的效果。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如何在确保根治的同时，保留对排便的控制能力是目前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2]。本文通过对比两种方法处理下切端，保留不同范围齿状线对排便的影响，为临床合理选择提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5月-2013年2月笔者所在治疗组实施腹腔镜下ISR手术治疗超低位直肠癌56例，术前均经电子肠镜检查并病理确诊为直肠癌；术前MRI检查了解病灶情况均无外括约肌受累并行临床分期均属C-T1-3N0-2M0；术前无行新辅助放化疗；术前检查功能良好；不合并肠梗阻。

按手术方式分为两组，研究组32例。男20例，女12例；年龄41～75岁，平均为57.5岁。术前MR测量肿瘤下缘距齿线≤1 cm者4例，1～2 cm者28例；联合外翻技术后术中测量肿瘤下缘距齿线≤1 cm者4例，1～2 cm者12例，2～3 cm者16例。病变侵犯直肠周径≤1/4者21例，1/4～1/2者11例。病理类型：管状腺癌18例，状腺癌13例；绒毛状腺瘤癌变1例。TNM分期：Ⅰ期8例，Ⅱ期18例，Ⅲ期6例，Ⅳ期0例。分化程度：高分化17例，中分化15例，低分化0例。据齿状线切除范围分为三组：A组为完整保留齿状线者16例；B组为保留齿状线1/2～1者10例；C组为保留齿状线0.05）。

1.2 方法

全身麻醉，取改良的膀胱截石位，主术者站在右侧位置上操作。气腹压力12～14 mm Hg。5孔法；先脐环上作1 cm切口，10 mmTrocar建立观察孔，探查确定无肝脏、腹膜及大网膜等无镜下可视转移性结节。再12 mm主操作孔于右腹直肌外缘髂前上棘水平建立；3个5 mm辅助孔于右腹直肌外缘平脐水平、左中腹、左下腹建立。女性患者，可用大圆针从近耻骨联合处腹壁进、出针将子宫悬吊于腹壁。按照腹腔镜辅助下全系膜切除（LTME）的原则，均“骨骼化”肠系膜下动脉、静脉血管，根部切断并清扫血管根部周围脂肪和淋巴结。向下切断骶骨直肠韧带，辨清进入外括约肌环和肠管壁（内括约肌）间隙，继续分离至皮下。注意保护双侧输尿管和上腹下神经，保留盆腔自主植物神经；分离直肠前壁时注意保护膀胱后壁的精囊腺和前列腺上部或阴道后壁，将Denonvilliers筋膜一并切除，完整切除直肠系膜[3]。

研究组：研究组32例联合外翻技术用直线切割吻合器切除病灶，腔镜下病灶上10～15 cm断乙状结肠及相应系膜，扩肛冲洗后用卵圆钳夹住结肠断端将直肠及肿瘤经翻出外（如外翻困难，可先取下腹正中辅助切口4～5 cm，进腹，手法辅助外翻）充分暴露齿线，再次冲洗，用60～80 mm直线切割缝合器距肿瘤下缘不少于2 cm切断，在保证足够下切缘尽量保留齿状线。丝线间断缝合闭合缘两侧角。术中冰冻病理（标本下切缘）：未见癌。如为阳性，再次距切缘0.5～1 cm，再次闭合切断，再次术中冰冻病理：未见癌。还纳下切端。取下腹正中辅助切口4～5 cm，进腹取出乙状结肠，近端置入28或32号管型消化道吻合器底钉座，荷包缝合固定后还纳腹腔，缝合切口，重建气腹。冲洗，经置入吻合器，行端端吻合，检查切割肠管是否完整，经观察吻合口是否有出血，冲洗盆腔。距回盲部20～25 cm回肠置带经右上操作孔引出带子。吻合口左、右旁置骶前引流管各一条，从左下、右主操作孔引出固定。扩大右腹直肌外缘平脐水平操作孔，行回肠造口术。术后2周后每周检查吻合口1～2次，防止吻合口狭窄。

对照组：对照组24例腔镜下用腔镜型直线切割吻合器断病灶下缘；指诊确定肿瘤下缘并行钛夹标记，扩肛后，于肿瘤下缘钛夹标记以下2 cm处用内镜直线切割缝合器横断直肠；取下腹正中辅助切口4～5 cm，进腹取出直肠肿瘤和乙状结肠，术中冰冻病理（标本下切缘）：如未见癌。吻合及回肠造口术等与研究组相同。原有1例患者因术中冰冻病理（标本下切缘）：阳性，改行Miles术，筛除入组。

1.3 评价标准

据文献[4]将控便功能分为：（1）优，能够对干便、稀便自我控制，对排气及排便能自我区分，无夜间失禁，患者括约肌收缩能力正常，可以对大便控制2 min之上；（2）良，能够对干便自我控制，对排气及排便能自我区分，患者括约肌收缩能力不足较弱，偶有稀便流出，对大便控制不足2 min；（3）差，无控便能力，对排气及排便能无法区分，括约肌收缩能力差。功能据文献[5]提出的控制力、排便感觉、便意感、排便次数、排便时间5项指标以10分综合评定。

1.4 统计学处理

对所得数据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大组术后结果比较

两大组均无手术死亡；研究组术后切缘均阴性，无吻合口漏发生；对照组1例术后出现吻合口漏，采取保守治疗2周治愈。原有1例因术中冰冻病理（标本下切缘）：阳性，改行Miles术，筛除出组。1例术后下切缘阳性，拒绝再次手术，选择术后化、放疗。两大组术后控便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A、B、C三亚组术后6、9、12个月比较控便功能，A组与B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预后比较

两组均行随访，平均随访38个月，研究组无局部复发，肝转移3例（9.37%）；对照组局部复发1例，肝转移1例，共占8.33%，肝转移复况相近，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年生存率研究组93.8%（30/32），对照组91.7%（22/2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功能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术后6、9、12个月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A、B、C三亚组术后6、9、12个月比较功能，A组与B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在直肠癌的病理研究中表明直肠癌的远端侵犯很少。Kwok等[6]和Andreola等[7]研究发现，直肠癌肠管远端浸润距离超过1.0 cm者仅占4% ～10%，末段直肠癌中，向远端浸润距离超过2.0 cm者仅2%，而发生远端壁内转移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肿瘤的分化程度[6-7]。而向远端扩散超过2 cm的多属于高度恶性肿瘤的病例，因此远端切缘距离2 cm被认为是安全的；对于超低位直肠癌，身体状况良好，术前MR、病理检查等示肿瘤分化程度良好，病灶范围局限，排除外括约肌无侵犯，ISR术中通过切除直肠壁延续增厚的内括约肌而使手术获得足够的下切缘，达到根治性切除肿瘤，符合肿瘤学安全。根据切除内括约肌的范围，ISR分为全部和部分内括约肌切除术。部分内括约肌切除可以齿状线全部切除或保留部分齿状线。理论上齿状线部位有大量的感觉神经，临床发现齿状线部分切除后一般不会明显损害功能；低位直肠癌通常有一侧（癌灶处）向方向浸润较多，癌灶对侧（无瘤侧）通常可以保留一部分齿状线，从而尽量保留功能[8]。王振军等[9]报告：保留部分齿状线（特别是≥1/2者），术后功能恢复良好。完整游离直肠后，肿物距齿状线距离较术前MR测量可延长，一般认为，内括约肌末端低于齿状线1.0～1.5 cm，切除内括约肌可使远端切缘延长约2.2 cm；研究组32例，齿状线完整保留者16例；部分保留齿状线1/2～1者10例；术后6、9、12个月A、B组功能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功能不断恢复，术后12个月其功能与Dixon术者相当。C组为保留齿状线

外翻技术（everting technique）又称经直肠拖出外翻；外翻切除对比内镜下直线形切割缝合器横断直肠下端有以下优点：（1）部分盆腔狭小患者，实施腔镜下内镜直线切割缝合器横断直肠下端难度大，外翻切除可以避免。（2）肿瘤形态常不规则；外翻切除对肿瘤与齿状线距离可以准确测量，直视下切除在保证足够下切缘并尽可能保留齿状线；而腔镜下通过指诊确定肿瘤下缘并行钛夹标记，标记以下2 cm处用内镜直线切割缝合器横断直肠下端难以判断切缘是否充分，未能明确肿瘤与齿状线距离的准确距离，切除后亦无法明确齿状线保留范围。（3）外翻式切除，标本下切缘冰冻病理如为阳性可行再次切除冰冻病理；而腔镜下横断直肠下端，如切端阳性不易再次切取；原有1例因术中冰冻病理（标本下切缘）：阳性，改行Miles术，筛除入对照组。（4）腔镜下闭合横断下切端常需2～3把内镜直线切割缝合器钉，较之外翻式切除1～2把直线切割缝合器钉，不仅存在盆腔污染可能，经济上也没有优势。（5）下切端直线闭合后，其闭合缘两侧存在血运不良“危险三角区”[10]，外翻式切除后可用丝线间断缝合包埋，可能会减少吻合口漏发生。

腔镜下内镜直线切割缝合器横断直肠下端未能明确肿瘤与齿状线距离的准确距离，切除后亦无法明确齿状线保留范围；因两大组都行预防性肠造口可使一旦超低位直肠吻合口漏发生时不会出现严重并发症，还能为患者在术后争取更多的功能锻炼时间[11]。本文例数少，对比12个月后功能，未能发现两大组在此的优劣。对于两大组患者术前Ⅲ期患者未行术前新辅助化和/或放疗也存在不足之处。对于病变侵犯直肠周径>1/2，肿瘤分化相对好，恶性度低者能否采用此手术方式也需进一步探讨。

综合上述，在腹腔镜ISR技术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中联合外翻技术切除较腔镜下直线切割缝合器横断直肠下端具有根治性好、操作简单、费用更低等优点，直视下切除可尽可能保留齿状线，从而尽量保留功能，特别是控便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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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池畔，陈致奋.腹腔镜低位直肠癌术中保护盆丛及其血管神经束要点[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4，34（9）：837-841.

[4]封义兵，舒亦斌，余泽兵.直肠拖出双吻合器21例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应用[J].肿瘤学杂志，2009，15（3）：265-266.

[5]梁朝旭，张毅杰.双吻合器技术在低位直肠癌保肛术中的应用价值[J].现代医学，2011，11（8）：29-31.

[6] Kwok S P，Lau W Y，Leung K L，et al.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distal margin of clearance in anterior resection for rectal carcinoma[J].British Journal Surgery，1996，83（7）：969-972.

[7] Andreola S，Leo E，Belli F，et al.Distal intramural spread in adenocarcinoma of the lower third of the rectum treated with total rectal resection and coloanal anastomosis[J].Diseases of the Colon & Rectum，1997，40（1）：25-29.

[8]张卫，傅传刚.低位直肠癌治疗进展[J].国际外科学杂志，2008，35（11）：7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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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Abstrac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needs sustaining and stable propulsion for support. From the aspects of mode of action and element generating propulsion, the power supply of circular economy system, respectively, is registered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as well as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enterprises, public and government. Through different functions, these dynamic factors stimulate motive forc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关键词： 循环经济；发展；动力源

Key words: circular economy；development；power source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131-01

0引言

系统论原理指出，任何系统的良好运行和发展演进，都必须首先获得稳定的动力予以支撑。循环经济是一个由经济、技术、生态、社会等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从经济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出发，就有必要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

1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动力源是推动系统发展演进的动力要素的来源，循环经济系统的动力源是指推动循环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推动力[1]。从不同的角度看，其动力源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从动力的作用方式出发，将其划分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企业追求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目标，企业、公众、政府追求循环经济的资源、环境、幸福指数等社会效益目标是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政策支持、社会监督、法制保障和技术支撑等是循环经济的外在动力，二是从动力产生的主体要素出发，将其归结为企业、公众和政府三个维度。

2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

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是循环经济发展中作用方式不同的两种动力源。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动力、资源环境发展动力以及国际竞争环境动力。

2.1 经济发展动力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向经济活动参与者提供持续的经济激励，改变其行为方式，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并最终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2.2 资源环境发展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的愿望越发强烈，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这种形势下，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绿色保障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鼓励企业研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推进清洁生产，促进企业之间的共生合作，形成工业生态群落。

2.3 社会发展动力循环经济涉及面广，影响巨大而深远，从观念到习惯、行为，从生产到流通、消费，从个人到企业、社会，都需要政府支持的促进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其快速发展。此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人才培养能力、人口文化素质以及循环经济宣传力度的差异往往致使对循环经济的需求也有所不同，表现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最终效果也有明显差异。

2.4 国际竞争环境动力首先，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迫使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的国家不得不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提高有限资源利用率及环境、生态等社会综合效益；其次，市场通过供求、价格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更新产品，对发展循环经济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绿色壁垒”被广泛运用到国际贸易活动中，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有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谋求一席之地[2]。

3企业、公众、政府三维主体

循环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它受着市场作用的影响和制约。在市场中，企业是供方，公众是广义上的需方，市场机制通过成本、价格、利润等信息向供、需双方提供持续的经济激励，以此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推动向前发展。同时，政府作为另外一维主体，在处理市场“失灵”方面也同样有其不可或缺性[3]。因此，市场和政府构成了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市场上的供、需双方――企业、公众，加上政府部门是循环经济发展动力产生的主体要素。

3.1 企业企业是循环经济的微观实施主体，也是循环经济动力产生的直接有效来源。在现实和外界条件的作用下，企业面临着双重抉择：粗放式的生产经营与清洁化、集约化、循环式的生产经营，企业最终按照哪种方式去经营生产，取决于哪种方式能够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最优化。对企业来说，经营目标实现和循环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要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必须着重做好两点：一是转变经营理念，从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现代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创新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在企业各部门、各生产环节中实施环境管理，使新的环境管理体系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

3.2 公众公众是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广泛参与的主体。作为市场中需求方的代表，其行为方式对于市场供给导向、政府政策取向乃至经济发展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在公众认知及实践方面予以恰当的引导和支持，发挥其社会监督职能，形成带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3.3 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进程中，政府最主要职责是“规范、引导、激励、惩治”，尤其是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这种外部强制的推动，积极作用尤为明显。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限制和规范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过制定激励性的政策手段来引导市场行为向着循环经济目标发展。

4结论

综上所述，企业、公众、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它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机能推动循环经济向前发展。其中，企业追求循环经济的效益目标及公众、政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资源和环境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公众引导消费、履行社会监督职能，政府政策支持、法制保障和技术支撑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从本质上看，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实际上是采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协调各相关方――企业、公众、政府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

参考文献：

[1]韩玉堂.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Vol.24（4）：46-50.

[2]陈芳，薛耀文，师文睿.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Vol.21（1）：37-40.

第3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摘要]本文从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和特征、发展路径及未来趋势做了探讨。知识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是家族企业走向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家族企业由内在制度占主导到外部制度占主导的转变是家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是实现社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途径。

[关键词]家族企业知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路径

家族企业都是当今世界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出现问题最多，平均寿命最短的企业组织形式。既然家族企业是企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其成活壮大的比例极小，特别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家族企业如何能够不断创新，持续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延长企业的寿命。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家族企业的定义和特征，接着运用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一、家族企业的定义及中国家族企业的特征

1.家族企业的定义

美国著名学者钱德勒对家族企业下的定义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也有的学者认同美国学者唐纳利的定义，把家族企业界定为统一家族至少两代产生能与公司经营控制权的经济组织。潘必胜认为，当一个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庭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

综合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族企业是一个或数个有紧密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产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合法传给后代的企业。

2.家族企业的特征

家族企业的特征，也即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是：降低市场契约或企业契约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内部的委托成本。家族内部关系中的利他主义可以克服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巨大而造成的委托问题。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利他主义和有关的义务确定的，这在企业成立初期资金技术缺乏的情况下作用尤其突出。其劣势是：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家族以外的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权的封闭型，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管理方面以人情和伦理代替制度规范，使企业管理制度扭曲；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形成正确的战略决策。其特点：家族企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受中国宗族文化的影响很大，家族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家族企业优缺点的主要根源。

对于如何对家族企业治理取长补短，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多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要实现家族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外部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的完善等。应当说，这些研究触及了家族企业变革的实质，但对于家族企业必须转变的理论研究似嫌薄弱，下面本人力图运用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家族企业变革的内在原因。

二、“知识问题”是家族企业变革和社会化的本质因素

知识按传递方式可以分为可言传的知识和不可言传的知识，可言传的知识可以靠语言记录来进行传递，不可言传知识需要学习者的亲身实践。新知识的获得产生于边际性适应和既有知识的变化，分为突变性的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两类。个人要作出决策，就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获取知识），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过程。同时，信息收集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在获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取某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所以知识搜集成本必须被看作“沉淀成本”。信息的收集、新知识获取的成本是单个人或单个组织所无力承担的，因此人们才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与他人和其他组织进行分工和合作。

由知识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族企业只依靠企业主或其家族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可能使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企业产权和经营权的封闭性是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要打破这个瓶颈，家族企业只有使企业社会化，也即是股权的社会化和经营管理权的社会化、监督的社会化，这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外之所以有许多百年的家族企业，是与其企业的社会化，广泛吸收社会的知识、智慧、资金分不开的。因此，虽然国外家族企业和中国家族企业都称为家族企业，但其内涵和外延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家族企业主要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的社会化还没有提上日程。欧美的家族企业一般只是掌握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完全由一个家族来掌控。所以欧美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影响已十分淡化，事实上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完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社会化。现代企业制度是各种契约和制度的集合，通过这些契约和制度，能够迅速有效地实现信息的收集，降低收集成本，这也是欧美家族企业常盛不衰的原因。中国家族企业受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外部法律制度、经理人制度、融资制度的不健全也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向更高形式的家族企业发展，阻碍了企业社会化的进程。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成本的高昂和对经理人机会主义与败德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资源约束，始终不能改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封闭性。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社会已有知识，单纯依赖企业创始人和家族的有限知识，最终造成了企业发展停滞或迅速破产。

三、家族企业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的转变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是法治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样也是企业治理的基础。知识的有限性证明了理性的有限。制度是为减少信息收集和获取新知识的成本而固定下来的经验。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原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内在制度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外在制度则需要国家来制定。内在制度在构建社会交往，沟通自我中心的个人和实现社会整合上具有极其主要的意义。内在制度主要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四种类型。

家族企业的制度大多属于内在制度，是中国传统家族伦理观念的产物。血缘、姻缘、地缘、学缘、业缘、构成了企业的内在制度环境，这种内在制度是家族企业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主要制度，企业主要通过这种关系进行治理。这种家庭与企业合二而一的治理机制在家族企业产生和发展时期，能够发挥内在制度增强企业凝聚力、决策迅速、管理成本低廉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家庭存在的利他主义思想和追求家庭共同利益的结果。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成员的利己主义抬头，容易发生利益摩擦。企业发展所必须的社会化也因产权和经营权的封闭型而迟滞，无法引进外部智源和进行融资，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决策失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家族某些成员的利益容易发生冲突。

要解决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也即企业的外在制度。这是因为内在制度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内在制度往往含义模糊，弹性较大，不利于节省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主或家族成员根据内在制度管理企业，往往存在偏见和倾向性，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合作的企业秩序；内在制度的执行往往缺乏强制措施，处理结果难以服众；内在制度不能强制企业成员做出可靠的契约承诺，使作为契约集的现代企业组织松散，缺乏竞争力；内在制度的执行和发挥左右往往依靠歧视和排外，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排外性和小规模是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企业史表明，内在制度只能把企业推进到一定的规模，超出这个规模，外在制度也即现代企业制度就开始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过程相辅相成，使家族企业成为现代的、开放的、公正、公平的企业。当然，外在制度在家族企业占主导的前提条件是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完善，社会诚信机制建立。所以外在制度的真正实行还有待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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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在当今物业管理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随着“创优”，ISO质量认证的升级，特别是当我们迈向21世纪，面临加入WTO，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企业要生存发展，拓展市场，就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国家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形成品牌效应，实施大市场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名牌战略；在发达国家，名牌战略已经从企业管理的外围进入到企业管理的中心，从研究开发到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围绕名牌战略而进行。创名牌企业，建优秀物业管理小区，现已成为我国物管企业的管理目标和奋斗方向。那么，物管企业如何制定和实施品牌战略呢？笔者认为，第一，要首先明确品牌战略的特性和作用；第二，要确定品牌的价值战略。

一、物业品牌的特性和作用

1、品牌可以是永存的

物业管理企业的品牌，体现在物业管理上的硬指标，就是创建和获得国内物业管理最高荣誉奖“优秀物业管理小区”和“安全文明小区”以及ISO9002质量的认证；在软件建设方面，对内主要是企业文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对外则是通过媒介扩大影响，宣传企业精神，全面提升企业形象。美国扬和罗滨凯公司总裁彼德国.乔治苏说：“精品是超越于具体产品的，它凌驾于实际产品之上。”物管企业的品牌作为物业企业的品牌作为物业企业（产品）的标记，是“产品”内涵的反映和“产品精神”的体现。一个品牌可以代表一个企业，一个优秀物业管理小区、示范大厦可以代表一个企业的实力；在一面“精品”的旗帜下，“产品”可以一代接一代地生产发展下去，只要管理适当，品牌可以永存。同时，由于品牌是企业所生产和经营的，因此，品牌也就反映了企业的形象和精神，是企业“产品”的要素。优秀物业管理小区与物管企业紧密相连。优秀示范小区对于物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品牌的永存保证物管企业长期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都有重要作用。

2、品牌是信任与承诺

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市场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原因在于一方面纷繁复杂的物管市场变化莫测，竞争激烈，这给物管行业提供的管理服务带来较大风险；另一方面是一些无资质的物业公司一哄而上，管理不规范，抢过“独木桥”，挤乘“一辆车”，使业主很难选择，这给物业市场带来一事实上的混乱和损伤。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必须改进和提升。名牌企业、优秀物业管理小区表达着“产品”或服务与业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体现互利互惠、友好合作和信任的关系及其感觉；优秀物管“产品”就象商海中的“灯塔”，吸引着迷茫和优柔寡断的业主客户。优秀物管“产品”不仅能拉近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关系，而且是物管企业与业主之间非书面或口头的契约。它虽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但却具有超越于法律的神圣的效力。因为真正的物业品牌（优秀物业管理小区、楼宇、安全文明小区）能体现出一种强大的信任和效益，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力量。

3、品牌是对服务价值的最好诠释

忠诚的根本理由在于价值，忠诚应庐是值得或有价值的。对于业主来说，物业公司的忠诚价值在于“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这就是能够以合理的收费获得良好的“产品”或服务。如果一个物管企业总能够以合理的收费价格（这种合理收费价格是按照国家收费标准，而且是物管企业和业主都能接受的），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那么，市场就会认同于它，业主就会忠实于它。物业公司和业主的这种关系，是以经营“品牌”为纽带的。“品牌”或“优秀物业管理小区”是承诺和忠诚的象征。品牌表示物管企业给予业主以承诺。物管企业以履行承诺来维护其“产品”，作为对业主的奉献和热情，这样，会使业主发现忠实一家物管企业是值得和有利的。

二、物业品牌的价值战略

1、品牌价值与形象价值的统一化战略。品牌是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象的统一。物业管理企业一项精品工程（优秀物业管理小区或安全文明小区），不能只看重其“产品”的外在形象价值，只图好看华丽，而忽视甚至糟蹋或破坏“品牌”的内在品质价值。“品牌”的内在品质价值，其一个层面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及其效用，另一个层面则是企业的素质、能力和品行等。内在品质价值是品牌价值的根本，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恒定的。而品牌的外在形象及其价值是内在品质及其价值的表现、流露和展示，是不确定和易逝的。所以，只注重“产品”外在形象价值会是昙花一现，那不是做物管工作，甚至也不是做企业，而是做投机，当然所管理的小区、楼宅的外在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它便于人们识记，会使人们产生联想，甚至不会使人们赏心悦目和陶冶情操等，是有价值的。所以，实施物业品牌价值战略，必须以“产品”的品质价值战略为根、为本和为纲，而以品牌的形象价值为枝、为叶和为目。

2、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化战略。物业品牌的内在品质价值和外在形象价值，从另一个层次和角度看，又都是品牌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产品的成本对效用的关系。它对物管企业来说，是生产经营成本对经营收入的关系，是生产者剩余或利润等；而对于业主来说，是购买成本或代价对物管企业效用或满足的关系，是业主剩余。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主要是物质性的，用货币衡量；后者主要是意识和观念等非物质性的，是心理感受和观念评估等。但是，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首先，经济既包含文化，又属于广义的文化；其次，经济既包含文化，又属于广义的文化；其次，业主的满足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物业品牌的经济价值是基础，而其文化价值可以说是关键或主导。这不仅因为物业品牌的外在形象价值是文化的，而且因为品牌内在品质价值也主要是由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决定的，它表达着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卓越的民族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会转化为经济价值，会提升经济价值。物业品牌的市场价值与信誉价值的关系也一样，它们是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特殊内容和形式。

第5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摘 要 制度经济学为深入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包括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现代产权理论等。本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因素和我国现阶段治理效率不高的制度性原因，并尝试从中总结并给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 公司治理效率 制度性因素 制度缺陷 交叉持股

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也成为近百年的主题词之一。而对于公司治理究竟是什么，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给出无可争辩的答案。而且，源于公司治理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本身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股东利益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的争论也未曾停歇，也引发我们的思考：能否寻找新的视角来对公司治理做出更贴切的解释和整合？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角度得出一些启发。

一、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有观点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且是可以进行分析的，恰当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限制并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冲突。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由内在制度规范的，但适当的外在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内在制度的目标，并有助于推动其向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更为协调的方向演进。高效公司治理需要的外在制度应该是设计规范、精细，有惩罚性条款，并能被强制执行的正式制度。同时，稳定性的外在制度还必须具有前瞻性，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二、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制度缺陷

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一出现就有了“一股就灵”的倾向，各个企业争相改制上市。但低层次的简单“复制”并没有给其公司治理带来预期的深层次变化。按理说，上市公司应是企业中的佼佼者，但显然在沪深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一千多家公司中真正的绩优股却只是凤毛麟角。

一方面，国内的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显存在诸多缺陷。“刑不可知，威不可测”，自上而下的外在制度永远是正式的，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必然有强制性惩罚。我国目前立法还不能将高管人员真正置于民事责任的约束之下，缺乏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等，仅靠行政处罚既不具威慑力，又不能给受损投资者以补偿，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强制力不够，致使监管中宽容倾向泛滥。

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短，高效的公司治理所需的内在制度同样存在先天不足。在我国，正是缺乏这种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的软环境，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缺乏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强调执法者必须强制执行已有正式制度，培育市场主体对规则的信任。另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法规的主动服从和遵循，实现外在制度内在化，提高执行效率。其次，是我国缺乏健康的股权文化。一股独大和公司治理水平低是我国公司普遍并存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有必然和内在的因果关系。再次，密切相关的是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诚信机制。外无强制执行的文化传统，内无健康的股权文化，公司管理者很难有主动服从法律规范的压力和动力，给予了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更大的相机抉择权力，也使其机会主义行为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三、解决现存制度缺陷的一些建议

在今后改进公司治理效率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要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自职责清晰，依法运作为了让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之间职责清晰。发达国家公司法中基本没有像我国公司法这样分别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权力作出列举的。我们必须从这种“分家分权”式的思维中跳出来。

2．全流通和整体上市可以完善公司治理。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现股份全流通，在打通通过资本市场改进公司治理的通道上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但是全流通本身并不能直接改进公司治理。通过整体上市，消灭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来完善公司治理。保证公平交易的治理机制，关键是法律上确定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管的“公平交易义务”。

3．交叉持股可以改进公司治理。多个友好企业之间交叉持股，长期持有，目的是抵御“外敌”，加强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从股东价值导向的现代公司治理角度来看，这种交叉持股恰恰是阻碍公司治理，而不是改进公司治理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在制度的缺陷与内在制度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我国公司治理效率的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满足了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的前提条件，才有进一步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可能，否则，改进公司治理效率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Matthews,R. C. O.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Journal.1986.96(December):903-918.

[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邵东亚.公司治理的机制与绩效.管理世界.2003(12).

[4]李维安.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刘汉民.所有制、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经济研究.2002(06).

第6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关键词：资本范畴人力资本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人力资本理论自创立以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应用到各个应用学科和研究领域,但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来探讨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明人力资本的本质，揭示人力资本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理论回顾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真正形成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尔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的内涵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从改理论传入我国，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大致有两派：

一是默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其中根据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沿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作相关方面的应用研究。另一种是从经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对于第一种思路：比如有的从企业的契约性质研究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里资本的特别合约”，并且认为“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气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1996）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并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方竹兰，1997）有的则认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是,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王树同，2003）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对于第二种，主要是引用经典作家有关人、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作为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以此说明人力资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最近才发展起来。比如有的认为“斯密敏锐地认识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生产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王建民，2002）有的从“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出发探询了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产权特征、形成途径、层次性、定价等”。（焦斌龙，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资本的提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比如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提出“人力资本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独立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的高级劳动力。”(冯子标,2002)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个错误的概念”。（张海云，2003）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置疑。（张兆国，20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前者并没有去过多思考人力资本本身的内涵，作为既定的含义，搬来就用。后者尽管提出了质疑，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人力资本的含义，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论述也存在问题。两者都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做出很好的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则，通过资本范畴规定性的分析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揭示人力资本产生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二、人力资本范畴内涵的规定性

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又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经济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范畴时，所应用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就从资本范畴的规定性说起，首先澄清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误解，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范畴的规定性。

从资本到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概念上的简单扩展，而是生产方式演变的一次质变。这样的认识，只有必须从资本的本质规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从资本这一抽象范畴到人力资本这一具体范畴，从逻辑上来讲，人力资本范畴必须包含资本范畴的规定性。所以要认识人力资本的内涵，必须弄清楚资本的规定性。

对于资本的规定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曾康霖，1990）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其社会形式，又有其物质承担者。所以资本范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所体现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是资本关系所赖以体现的物质的、客观的和自然的内容和形式。这是资本关系的载体，是资本形式、运动和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质前提”。（崔学兰，2003）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资本的外在形式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资本范畴来讲，尽管有学者做了“资本范畴再认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认为“资本是本质规定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把资本的内在规定分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和资本的特殊社会规定”。并认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物化的剩余劳动不断吸取活的剩余劳动，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自身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把资本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作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然后才是体现在一个物或载体上。

所以对人力资本范畴来说，人力资本也应该是一种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体。冯子标在《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统一体”。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资本来讲，资本的本质内在规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得出“劳动力是其内核和自然基础，投资是外在约束，人力资本正是劳动力成为投资的产物。”混淆了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含义和区别。当然，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级劳动力”，这种把人力资本归为劳动力的看法无疑是有创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对于高级劳动力的说法及对其原因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这其中已经暗含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一种推动。侯风云在《论人力资本概念》一文中，尝试用“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人力资本，但是其仅仅判断资本的标准定义为“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值产生，这种超额价值是否为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从静态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个增值额的产生，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本的含义。

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同样，人力资本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中，不是物质资本利用人的活劳动为手段来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劳动利用物质资本来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迁，是比物质资本更高一级的新的资本形式。

对于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我们认为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根据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合。”的论断，而体力的内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总是体现在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拥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单劳动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复杂劳动将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这时的劳动力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表现，而是蕴含着先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力。所以，我们就把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界定为劳动力，这样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就体现为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是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才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是人力资本内在本质规定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力，跟西方学者及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将人力资本纯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说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其本质的规定。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基本照搬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定义的描述，“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文献，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资本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于物质资本，而应该扩展到人力资本，即投资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技能的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侯风云，2003）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不过是花费在人身上的货币（或价值）的另一个不同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仅是把资本概念在名称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三、孕育着人力资本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表现

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必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形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必然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对于人力资本，是否具备了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已经孕育着人力资本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根本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真正确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经济”，引起学界的关注。联合国研究机构和经和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自动化机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牢牢束缚其中,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彻底从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站在一旁,通过遥控指挥工具系统进行生产,并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知识的投入,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改进生产程序、创造革新产品的能力。而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携带者不是别的载体，就是人本身。所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劳动者在生产中确立了中心地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催生出与其相适应的性的新的更高级资本形态——人力资本。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预示新的经济发展结构的出现，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和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在工业、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模式下，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在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智力活动或者个性化的个体劳动，这是传统的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深化”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路径。而以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早在20世纪二三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后这种转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1965年，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降低到了3%、10%、4%、3%、7%，工业所占比重分别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均已超过50%

伴随知识经济进程,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推动人的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第三、企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及其治理结构的变化反映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日益发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1932年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们合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Modern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获得趋势。1941年，伯纳姆（J·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ManagerRevolution:WhatitHappenningintheWorld》一书中，第一次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此时，“资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经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有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的方面。”所以“在这里已经不是‘消极资本’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是个人、经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所有者——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演变成一种与传统的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直接反映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甚至一些传统行业的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润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是4：3：左右。

并且，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设法鼓励利润分享和股权拥有。如英国政府1987年通过的2号财政法不仅批准了以支付现金为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而且职工的利润分享收入可以享受减税待遇。而美国政府也从1974年开始，陆续通过了16项鼓励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税的优惠政策为ESOP打开绿灯。到1986年，美国实行ESOP的公司大约为8000家，约有1000万雇员参加到此项计划中，约占全美雇员总数的8%。

以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经济基础，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将会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历史地登上舞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我们要从大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现象中，来认识到人力资本的本质，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别人的东西，仅看到表面现象，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基础。孕育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结构变迁的种种表现也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也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现象。所以在谈人力资本时，我们不能无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肆鼓吹。

在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误区，必须加以纠正，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资本谈人力资本，而不管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有时认为是指劳动者，有时是指劳动力，有时指投资在人身上的资本（价值）。含义混乱，依次作的相应对策必然出现偏差。

第二，人力资本与产权挂钩，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资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围内，将人力资本等同于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劳动者。提出人力资本入股，也就是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入股，分享企业所有权。而把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外，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脱离实际经济条件，谈经济发展时，就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并未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阶段”。“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就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观点在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专家看来也是肤浅的，因为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本缺乏毋宁说正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此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同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的重视，而不是因为有了“人力资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视，才应该重视。

注释：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他在该文中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论证了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特别合约，并且默认了包含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人，甚至奴隶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但并没有去对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仅仅是借用了西方学者的看法。

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J].经济研究,1997（6）.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作出说明，这样的判断又能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认为是劳动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从而混淆价值和财富的区别。

焦斌龙.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J].当代经济研究,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资本的名词硬套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上，不加分析的把劳动力等同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是违背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本来意义。

张海云.人力资本理论质疑[J].当代财经,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页

本理论质疑[J].当代财经,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崔学兰，赵旭亮.资本范畴在认识[J].经济问题.2003（11）.本文对资本的范畴作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资本范畴的社会基础，并认为资本范畴是资本关系与资本载体的统一，也即资本内在规定和资本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认为资本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把资本看成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范畴，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

同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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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芬.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情况变化探微[J].当代经济研究,1999（4）.文中对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地位变化，作了分析。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为人力资本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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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筹划; 动因分析; 博弈分析

盖地教授在《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指出:根据组织行为学理论,可从行为人的内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两方面分析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动因。这一观点为本文探讨新税法下企业所得税筹划的行为动因提供了基本思路。

一、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内在动因分析――“经济人假说”的利益驱动

美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将“经济人假说”归纳为三层含义:(1)“经济人”是自利的,即策动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2)“经济人”是理性的,即人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条件来判断自身利益并决定行为方向,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3)人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往往会无意识地、客观地增进公共利益。

依照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企业所得税具有对“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付费的性质,不具有直接返还性,即企业所缴纳的税款与它所消费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之间通常不具有对等性。这意味着企业即使不纳税也可以照样享用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德“经济人假说”,企业就难免产生“搭便车”的欲望,即希望通过所得税筹划来尽可能地减轻自身税负甚至不纳税,但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所得税负无论怎样公平、合理,但所得税指出作为一项特殊的成本都是企业资金的净流出,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企业作为“经济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所得税进行筹划,以谋求税后利益的最大化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由此可见,所得税筹划的内在动因是源于“经济人假说”的利益驱动,即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外在动因分析

内在动因最终能否通过所得税筹划的形式得以实现,还要取决于外在的动因。作者认为,所得税筹划的外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边界清晰的产权制度、企业所得税各个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企业经济活动的多种形式以及企业会计核算的多种方式。

(一)边界清晰的产权制度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最根本的外在驱动因素

有关产权的概念,德姆塞茨可能是较早对其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他的《关于产权的理论》对产权的定义为:“所谓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本文在对所得税筹划的内在动因的分析是以边界明晰的产权制度为基本前提的。根据产权理论推断,只有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企业才会真正关心所得税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才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所得税筹划。因为,如果企业产权不明晰,那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所有者、管理层和员工就缺乏直接的利益联系,企业就不会关心自己缴纳所得税的多少,就更不会精心地进行所得税的筹划了。所以说,边界清晰的产权制度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最根本的外在驱动因素。

(二)企业所得税各个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最直接的外在驱动因素

根据科学决策原理,有差异就会存在选择。根据税制学原理,税收制度中设置了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适用税率及税收减免优惠等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根据企业所得税各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的模型(见图1)可知:企业所得税各个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意味着企业在决策时存在选择的可能,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会诱发企业通过事前筹划,力争在多种可选方案中进行最优化抉择。例如,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复杂性,政府往往会结合实际情况,给予一些税收优惠,这就导致了税收差异。斯科尔斯和沃尔夫森等指出:“不管是好是坏,税收优惠政策还是被世界各国的税收当局广泛地授予给各种活动。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

(三)企业经济活动形式的多种选择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关键外在驱动因素,是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切入点

企业具体从事的经济活动是确立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及范围的依据。经济活动形式的多样性表现在投资形式、组织形式、业务形式、结算形式等方面。如图2所示:投资形式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企业在投资的法定税率与税收优惠方面产生差异;组织形式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企业在所得税纳税范围方面产生差异;业务形式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企业在所得税课税对象上产生差异;结算形式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企业在所得税纳税时间上产生差异。正是因为经济活动形式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所得税涉税差异;所以,它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关键驱动因素,是所得税筹划的切入点和主要内容。

(四)企业会计核算方式的多种选择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又一关键外在驱动因素

企业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生成的会计信息既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价值反映,又是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重要基础。应纳税所得额就是根据会计核算结果并调整计算出来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税法都给企业留下了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余地。基于不同的会计核算方式,其核算结果会有所不同,也会导致应纳税所得额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企业的所得税负有所不同。因而,会计核算方式的多种选择成为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又一关键外在动因。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驱动因素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在边界清晰的产权制度下,经济活动与企业所得税各个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相结合,构成了企业确立所得税纳税义务和范围的依据;会计核算与企业所得税各个基本要素及其差别机制相结合,构成了所得税计税标准的依据。

三、企业所得税筹划动因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会使自身效用达到最大化,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好比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而博弈理论在税务筹划中的应用,实际上是寻找“自利”与“他利”的最优安排。在所得税筹划动因的分析中,博弈活动通常包括以下要素:

参与人:是博弈中的决策主体。假设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所得税筹划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企业和税务机关,会出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和企业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

信息:是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所了解的信息。在所得税筹划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表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策略:是在博弈中可供博弈方选择的行动方案。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所得税筹划博弈中,企业的策略空间是:筹划和不筹划。在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所得税筹划博弈中,企业的策略空间是筹划和不筹划,税务机关的策略空间是检查和不检查,并且在检查时确认企业的所得税筹划行为是否合法。

行动的次序:是博弈中的每一个参与人在什么时候做出选择。

收益:又称支付,是每个参与人从各种策略组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在所得税筹划的博弈中,企业尽力实现税后收益的最大化,税务机关尽力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结果:是指参与者的行动所产生的每一种可能性。

(一)企业与企业之间所得税筹划的博弈分析

假设:(1)有同等条件下的企业A与企业B都面临着是否做所得税筹划的选择;(2)企业A和B的行动选择是筹划和不筹划;(3)双方在各自行动前都知道对方行动的可能性及其特征。

经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所得税筹划,各自的税后收益为N;如果他们都进行所得税筹划,各自的税后收益为N+a(a为因进行所得税筹划所节减的所得税大于所得税筹划成本的差额,否则讨论没有意义);如果一个筹划一个不筹划,不筹划企业的税后收益为N-c(c为因市场份额被筹划企业抢占而损失的税后收益),筹划企业的税后收益为N+b(b=a+c,假设市场份额不变)。可以得出如下的博弈矩阵:

通过对该博弈矩阵进行分析,求解纳什均衡。对于企业A来说,无论企业B是否进行所得税筹划,理性的A企业都会选择筹划;同样,对于B企业来说,无论企业A是否进行所得税筹划,理性的B企业都会选择筹划。所以得出最优解为(筹划,筹划)。

(二)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所得税筹划的博弈分析

1.模型假设

(1)企业与税务机关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3)企业的行动选择是筹划与不筹划。税务机关的行动选择是检查与不检查;当检查时,认定企业所得税筹划是合法的概率是β。认定企业所得税筹划不合法的概率是1-β。

(4)企业不进行所得税筹划时,缴纳的所得税为T;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时,所获得的收益(即因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所获得节减所得税的数额)为M;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发生的成本为D,且D

(5)除考虑以上所说的成本费用外,不考虑其他成本费用。

2.博弈模型构建与支付函数矩阵

(1)博弈模型构建

(3)模型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为A;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概率为B。

当税务部门进行检查的概率A一定时,企业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B=1)或不进行所得税筹划(B=0)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筹划:EP(A,1)=A[β(-T+M-D)+(1-β)(-T-λM-D)]+(1-A)(-T+M-D)=A(β-1)(1+λ)M+(-T+M-D)

不筹划:EP(A,0)=A(-T)+(1-A)(-T)=-T

其中:EP(A,1)代表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预期收益,

EP(A,0)代表企业不进行所得税筹划的预期收益。

令EP(A,1)=EP(A,0),A(β-1)(1+λ)M+(-T+M-D)=-T,得到税务部门检查的最优概率:A*=(M-D)/[(1-β)(1+λ)M]。说明当AA*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所得税筹划;当A=A*时,企业是否进行所得税筹划的预期收益相同。

当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概率B一定时,税务部门选择检查(A=1)或不检查(A=0)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检查:EK(1,B)=B[β(T-M-C)+(1-β)(T+λM-C)]+(1-B)(T-C)=(λM-λβM-βM)B+(T-C)

不检查:EK(0,B)=B(T-M)+(1-B)T=T-BM

其中:EK(1,B)代表税务部门进行检查的预期收益,EK(0,B)代表税务部门不进行检查的预期收益。

令EK(1,B)=EK(0,B),(λM-λβM-βM)B+(T-C)=T-BM,得到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最优概率:B*=C/[(1+λ)(1-β)M]。说明当BB*时,税务机关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检查;当B=B*时,税务机关是否进行检查的预期收益相同。

所以,企业和税务机关进行所得税筹划博弈的混合战略的最优解为:

A*=(M-D)/[(1-β)(1+λ)M]

B*=C/[(1+λ)(1-β)M]

由以上公式可知: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概率A与所得税筹划的收益M值、税务机关认定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合法的概率β值成正比,与所得税筹划的成本D值、处罚力度λ值成反比。即企业所得税筹划的收益M值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所得税筹划;企业所得税筹划的成本D值越小,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所得税筹划;税务机关认定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合法的概率β值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所得税筹划;税务机关认定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不合法时的处罚力度λ值越小,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所得税筹划。

通过对所得税筹划中两种博弈类型的分析,无论是对于税收机关还是企业都有新的指导意义。一方面企业为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想尽办法要进行所得税筹划;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减少企业的偷逃税,增加国家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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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NextPage]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NextPage]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NextPage]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9篇：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关键词:环境会计;煤炭企业;环境成本

中图分类号:F460.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154-02

环境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计量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开发、利用的成本费用,并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对社会环境的维护和开发形成的效益进行合理计量与报告,综合评估环境绩效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果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以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通过有效的价值管理,达到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会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环境成本,它的确立,有利于加强解决煤炭生产环境问题的成本意识,有利于分析、评价环境保护工作的业绩,有利于我国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很好地结合煤炭行业的实际情况,也没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成熟的核算体系。因此,针对煤炭行业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提出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方法以及成本控制非常重要。

一、环境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1.环境会计的产生是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大,但受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国民素质等各种的制约,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非常严重,这些问题正越来越制约我国的发展。因此,消除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使人口、环境、资源、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追求的目标。建立环境会计使会计突破仅仅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反映和监督,对大量环境以及生态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2.环境会计的产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各种灾害也让人们感到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要性。全民性的环境意识觉醒并逐渐提高,绿色革命浪潮不断掀起,并更加关注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情况及其作出的贡献。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应当注意自己的环保形象。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存在着各种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对这些活动需要进行反映、监督、管理,环境会计也就得以产生。

3.环境会计的产生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经济高速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高损耗为代价换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约束我国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正确衡量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造成的环境影响,需要有合理的系统机构对其作出记录,并予以披露,这样,环境会计的产生是必然的。

4.环境会计的产生是改进传统会计的需要。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传统会计并没有把环境支出与收益纳入其核算体系,没有对环境项目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没有提供生态效益方面的信息,而是把会计主体局限在没有生态的环境之中,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没有计入成本。原会计核算体系已面临严峻的挑战,将环境项目纳入会计成本核算体系已成为必然。

二、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构成与影响因素

(一)煤炭企业区环境成本的特征及构成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是指一种“补偿性成本”,煤炭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表塌陷、水体污染、瓦斯积聚、煤尘和烟尘污染、有害气体排放、粉煤灰、噪声等各种污染。这就决定了煤炭在开采过程中,既要支付煤炭开采本身所必须的成本,又要对所造成的各种环境问题进行补偿。

根据煤炭生产的特点,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可归纳为:环境管理费用、环境监测费用、排污费用、环境影响赔偿费用、污染现场的清理和保洁费用、地面塌陷赔偿、矿山占用土地、复垦复田费用、村庄搬迁费用、地下充填费用、防治措施费用、耕地占用税、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的研究与开发费用、职工环境保护教育费、植树及绿化等费用。

(二)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因素

1.煤炭开采条件因素。煤炭开采条件很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相对应的环境成本也很高。因此,煤炭开采条件与环境成本密切相关。

2.经济发展水平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煤炭资源的需要也愈来愈多,煤炭资源开采量和生产量越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越大,环境污染也越严重,为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支出也越来越大,环境成本也随之增大。

3.技术创新因素。技术创新对于矿区环境成本的影响表现为双重性: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开采深度加深、产量增加,造成三废排放量越来越大,环境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煤炭环境污染的保护技术、洗选技术等越来越先进,这将使煤炭环境成本不断降低。

4.矿井开采年限因素。随着矿井开采年限的不断增加,矿井开采的范围越来越大,开采深度不断增加,将加深地下水资源的破坏、地表塌陷面积增大、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增加、空气污染程度加大等,致使环境成本随着开采年限的增加而不断增大。

5.煤炭生产量因素。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一吨就会少一吨。过度的、不当的开采利用,会加速煤炭资源的枯竭。根据有关理论研究表明,环境系统的资源供应量存在一个阀值,这就是环境系统自净力。一旦煤炭资源开采量过大,超过环境的阀值,就会使资源过早衰竭,引起环境质量的退化,进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6.环境标准和环境意识因素。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对于生产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的约束增加,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致使环境成本越来越高。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环境治理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这些都将使得环境标准日趋严格,进而使得环境成本不断增加。

三、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对策

1.开展煤炭企业环境预评价

环境预评价是环境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煤炭企业实施环境预评价,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事前控制起重要作用。事前预评价综合考虑整个生产工艺流程,把未来可能的环境支出进行分配并纳入产品成本预算系统,提出各项可能的生产方案,然后,对各项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从各种可行的方案中选出环境支出最少的方案来实施,以达到控制环境成本的目的。这种方法在企业有能力获得环境信息以及企业各部门之间进行信息合作的基础上,优化设计生产流程,提高环境支出的可控性,减少环境维护成本、环境损失成本,从而达到减少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目的。环境预评价能对环境成本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2.进行作业成本管理控制

作业成本管理,通过作业层次上对环境成本产生的动因深入分析,有效地追溯环境成本的来龙去脉并对之实施控制,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这些环境成本的动因来减少成本,还可以通过消除不增值价值的作业、改善必要作业的效率、加强对短期内无法消除的不增值价值作业的控制,从多个不同的作业链中选择其中最佳的作业链。企业应结合环境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行权衡,选择最低成本的设计策略,增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即作业成本是成本控制可执行手段,有很强的实际操作价值。

3.延长煤炭企业产业链

煤炭产品生命周期环境成本控制,要延长整个煤炭产业链,从产品生命周期设计开始,强调对污染的预防;紧接着在生产阶段,强化环境负荷的抑减机制,进行清洁生产,加大对资源循环利用;最终在消费、使用阶段,建立废料残渣回收体系,通过再利用、无害化的废弃物处理环节,大量减少处理后的排放量。

4.把环境成本的外在化与内在化相结合

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把企业的环境成本计入到生产或交换成本中,从而反映在价格机制中。通过“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污染者要付费,通过环境管理政策对企业的行为制约,对企业造成的成本增加都累积在生产成本中,反映在最终的产品价格上,进而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市场控制环境污染状况。

环境成本外在化,就是让企业与环境责任脱离开来,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环境产业集约化治理环境。环境成本内在化之前是被外在化着,但是,内在化之前的环境成本外在化,是资源被无偿使用,环境被无偿污染的外在化,而环境成本外化,是资源被循环利用,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的外在化。

我国现今普遍要求各企业建立与生产配套的环保措施,而很多企业建立环保设施的成本可能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难以收回,造成企业经营的不经济性。但可以通过增加我国环境产业的方式,由环境企业向生产型企业收购污染、废弃物等,利用专业的回收再生技术和设备,对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再生,产出有价值的新资源卖给生产型企业,从而创造利润。在此过程当中,生产型企业能够节约大量环境治理成本,只需支付更少的费用去购买环境企业的产品,从而实现了双赢。

参考文献:

[1]刘金平.矿区直接环境成本评估[J].能源环境保护,2003,(1).

[2]甄国红.基于作业管理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问题研究[J].财会月刊:理论,2008,(5).

[3]项晶.浅谈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J].中国矿业,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