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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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次贷危机； 消费者保护； 金融监管。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及立法缺失。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息不对称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建立理论模型的基本前提，并被广泛用来解释现代金融市场的现象。在金融商品交易中，由于其特有的属性，信息不对称现象相比较其他商品交易更显严重，而由此引发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同于一般消费者的问题。金融消费者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也区别于银行客户、投资者、投保人等概念，是指为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公民个人或单位。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法规来讲，它是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适用性并不强。二是“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未被金融立法所采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目标未正式写入法律之中，对监督管理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职责规范不够明确。三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行政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影响政府机构的执法效果，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

二、次贷危机前后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格局的变化。

美国过去 30 年信用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制放松，因为当时政府对这些信贷产品基本上不监管。危机爆发前的数年来，金融监管者基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基本判断，过于信赖新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力，放任金融创新的过度发展。［1］在2008 年开始的这场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强金融消费者之保护，无论是部门设置还是立法颁布，这些对于消费者保护所显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发人深思。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上无一例外的途径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而一反历史上经济衰退时期放松金融监管的做法。通常而言经济萧条导致市场机会减少，资金流动速度变缓，金融市场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萧条。而国家为了活跃经济，拉动增长，除了在经济上扶持（ 如巨额资金注入股市） 之外，往往会在管理层面有所松动，最明显的就是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持续发展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危害。

次贷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监管方面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立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那就是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底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才会无一例外的都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力度。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给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

参考美国的做法可以发现： 金融监管在传统上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为主旨，保护“经营者主权”。

从20 世纪末，消费者保护逐渐进入监管者的视野和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中，“消费者主权”也开始取代“经营者主权”。尤其是此次次贷危机之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步骤。美国华尔街此番监管改革中，消费者保护占据重中之重的地位，可见危机后，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所在。

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离不开金融法和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

（ 一） 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在其他国家纷纷采取严厉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同时，在国际市场中，我们最终会因为缺乏明确的、高标准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而使国际市场上的金融欺诈服务、信息不透明的金融产品流向中国。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维权会很困难，还会发生与立法完善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消费者“区别对待”的现象。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其理念在于金融业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这会给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欺凌盘剥消费者提供渠道和机会。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保障，则会动摇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危及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应为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 二） 宏观审慎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原则。

审慎监管原则是市场监管法的宗旨和要求，以保证市场体系的运行安全，防范市场风险为目标。其定位于一方面尽量由市场机制解决市场问题，监管要避免给市场带来较大的震动，另一方面也需要保证监管秉持审慎态度，使监管空白尽可能地缩小。［2］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是在一般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金融市场的安全监管具有宏观性、目标性和原则性。传统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缺乏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创新活动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环境，其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新兴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强调以概括性的原则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其既能够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又能够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并培育监管对象的创新能力。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公共目标和商业价值的融合，代表了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3］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并最终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作为监管评价标准。一方面，原则是制定规则的依据，现有的规则细化和明确了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事项，即使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尚不十分明确，也不再制定规则来解释原则的要求。除此之外，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英国金融服务局认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规范，金融服务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确在单独依据原则采取监管措施。原则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没有具体法律法规可参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监管范围，从框架上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寻求了可能性。

（ 三） 完善金融法作为金融监管中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

为了规范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可以将证券市场中的股票持有者、债券持有者视为金融消费者，从强调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转变为规范证券中介机构等金融服务者的行为。但是，更应该看到股票持有者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债券持有者作为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中已设计了股东大会资本多数表决制度、类别股份表决制度、累计投票表决制度、派生诉讼制度、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公司债权人会议制度、公司债权受托管理制度等。而且，关于这些制度公司法、证券法已经发展了成熟的理论： 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不完备合同理论等。因此，在资本市场中，我们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无需完全摒弃既有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理论与制度，代之以金融消费者身份去保护。这也是美国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并没有削弱 SEC 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监管权力，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主要职责还是交给了 SEC 和 CFTC 的原因之一。进一步说，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对于现阶段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具有现实的、可操作的意义。

回观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消费者保护的金融法律数量少且规定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尽管许多金融立法都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首要立法目的，但在措施上不够具体。二是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部门规章数量众多，内容相对具体，但是，有的规章与上位法冲突，或者是同等效力的规章之间相互重叠交叉。目前我国的主要金融服务产品包括存款、保险、基金等，涉及诸多金融分业领域。各分业领域对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规制原则及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针对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不足，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一是提高立法层级，尽快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除去现有立法中矛盾重复的规定，提高立法层级，完善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比如制定《个人信息保密法》，用以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二是根据不同行业金融消费的特点，在部门规章中制定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条款。三是严格规制格式条款。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方式之一就是金融机构利用格式条款，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免除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因此，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应强化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监管机构应制定与推广格式条款范本，避免金融机构各自制定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剥夺消费者的权利。

并且应加强对格式条款适用的检查，对使用格式条款的不当行为予以纠正。

参考文献：

［1］代 兵。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影响［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第2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走在国家发展的总趋势下，金融行业水涨船高，与国家经济命脉相系，呼吸相关。要想进发发达国家行列，金融行业的发展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大意义，从肯定的角度上来说，金融监管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金融监管；重要性；发展前景；意义

0 引言

“影子银行产品规模增长，是当前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表示。加强金融监管离地已经刻不容缓。虽然我国在金融行业寻求和探索了几十年，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金融行业对于我国来说仍是一个弱项，警钟时刻提醒着，欲发展经济必先强其金融领域。

1 金融监管的定义和范围

1.1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是罗盘

金融在无形中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小到关系着每个小老百姓的日常收入，大到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无论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还是遇到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大萧条，金融监管都有相当高的作用地位。从一般理解来说，金融监管具有监督性和管理性。每个国家都从美国07年的金融危机中得到警醒：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一种监管的力量来成长，这种力量依靠于金融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通过监督，发现影响金融行业发展的现象，通过管理，制止现象的发生，并运用执法执政机构的法律手段禁止现象的再次发生。金融监管有发现问题的火眼金睛，有制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的手，通过各种手段和渠径维护金融行业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氛围。

1.2 金融监管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全面，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平衡金融管理需要专业性知识和实战性经验来支撑。金融监管的实施者主要是执政部门，也包括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从事管理监督的执法机构。各个政府或部门运用执法权利行使执法手段，维护金融行业的合法秩序。金融监管的被实施者涉及金融行业的组织者或参与者。金融监管对象在执法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进行合法有序的金融活动。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从法律，经济和行政三个方面出发，运用法律执法严明，经济发展战略和行政管理力度确保金融行业的良好环境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以整个社会的稳定环境，整个经济主体的稳定发展，保证每一个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公民享有合理，公平公正的合法权益为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渗透入各个金融行业，包括市场交易价格，股票债券市场，汇率和流动资金，业务范围。

2 金融监管的重大意义

飞速发展的金融行业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我们像蹒跚学步的孩童对这个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开发的动力，掌握了金融管理方法才能征服这个新世界。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后，金融监管已经慢慢参与进国间的经济决策中。面对金融带来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内部控制风险，以及资金流动风险，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成为封锁潘多拉魔盒的锁链。金融监管涉及范围广泛，进行活动时需要各个部门的全力配合。（1）金融行业与国民经济直接挂钩，金融行业的合理运营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行使一定的金融监管制度，保证金融行业的秩序规范同时也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2）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根深蒂固，一旦金融行业有所偏差，其他所相关的行业领域必然受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秩序将会被打，金融监管监督管理金融行业，制止和防治出现偏差现象，避免混乱状况的产生；（3）金融监管保障市场合理有序的运作，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在遇到各种经济问题时能及时做出预告，并与市场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和的现象进行削减和抵抗；（4）金融监管的实施者是执法部门和执政部门，通过监管手段，增强了各个部门的行政执法权利，创造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面对金融监管目标国家更有信心实现。

3 金融监管的历史背景

3.1 国际大背景

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普遍人为市场具有自序能力，在宏观调控方面缺少专门的研究和管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宏观调控需要政府的参与，通过某些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爆发全球性危机后，“自序”理论遭到质疑，继而一个经济学家名叫凯恩斯提出“相机抉择”理论，他主张在经济萧条衰败时采用扩张的经济决策，在经济膨胀时采用紧缩的经济决策，针对“盈满则亏，亏则充盈”的相对理论，两方面对经济体系进行稳定保障，金融监管的萌芽已经生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各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如雨后春笋，茁长成长，在全球经济化的推动下，金融行业进入顶峰时期，随着而来的是逐渐扩大的金融风险，在吃过多次金融风险的苦果后，人们终于认识到金融行业在保证其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要保障其发展秩序，不能自乱阵脚。再重新审视金融体系后，分析所经历的金融风险，人们慢慢摸索出一条适合金融行业安全发展的道路，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协调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研究的重点。提出金融监管理论，该理论涵盖金融发展战略和金融管理制度，融合了金融在完成发展任务的允许下，同时兼顾金融行业的稳固进行。金融监管保证金融因素在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形成一个良好，持续，稳定的促进和谐的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全力支持金融发展并为其保驾护航。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经验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在当今的经济发展背景来说，遵循金融监管理论是第一步骤。当下各国竞争激烈，经济战争全面开火，拼的就是金融发展路线。在进行金融事业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监管力度，保障监管责任的行使，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不予余力。

4 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使命

4.1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经过四个阶段的完美蜕化。在1978年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金融监管”的概念，中国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觉悟，这与但是的国情是相符合的，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并没有健全，实行着“大一统”金融体系，有中国银行所有的业务和责任。一直到1982年，中国经济慢慢觉醒，慢慢恢复，中国政府看到金融行业的重要意义，先后建立了各种银行和保险公司。作为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金融监管理论，主要职责是监督立法，检查防范，规定规章制度和进行业务分工。那个时候，行政监管高于专业监管，相对来说削减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从82年到92年，整整十年间中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模式确立，各个部门的责任更为专业化，立体化，清晰化，根据行政制度规章，每个部门都有行使权利的权能和管理监督的手段。但是那时候金融监管前景依旧模糊，行政力度高于专业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效果被削减，由于没有确切地法律授权和明文规定，金融监管与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不相吻合。自1993年以后，国家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得金融监管透明化，为以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金融监管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形成确立了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从制度上改革，中国有落后的“大一统”变身成为“四分天下”的局面。不仅在大方面进行金融监管，在各个分行分业注入金融管理的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管理监督体制，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已经步入成熟阶段。

4.2 中国现需要的金融监管体系

现在的监管体系缺少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制约，没有相应的金融风险转移机制和金融自控机制。存在“大同小异”的缺点，应该根据不同的行政管理方案和特点制定适合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监管制度。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制，使得在进行全面协调时，地方和地方上的金融监管体系不能融合出现偏差。金融监管体系有着“级别分化”，根据级别单位，分化形成以自己单位为中心的监管体系，造成了相互协调工作不流畅，影响监管效率，也因为各个执法部门的追求利益不一样，各个监管部门监管手段不同，已形成利益冲突，影响市场正常运作，增加金融风险的可能。金融监管实施机构形成职能重叠，影响监管机构的协调运行，监管职能形成漏洞。金融监管在人力资源的平衡上缺乏专业性和精简性，一些部门没有专业的监管人才支撑，造成该部门监管体系瘫痪，人才缺乏，人员冗杂，缺乏组织性，没有纪律性，普遍素质低，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人力资源所面临的挑战。

5 结束语

本文从金融监管的定义和概念出发，涉及了金融监管的范围，谈论总结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在依据国际的经济背景下，提出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张铮.金融监管理论浅析[J].时代金融，2011年12月30日

第3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着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第4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一、信息披露机制

基于会计准则生成的财务报告体系与基于金融监管规则形成的监管报告体系分别有各自的信息披露边界和服务对象。信息披露机制的差异决定了用于规范信息披露的标准可以有不同规定。其一，财务报告体系的信息披露边界集中于财务信息，信息披露载体分为表内和表外两部分，表内提供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财务信息，表外以报表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的形式对表内信息予以解释、补充与拓展;然而，监管报告体系的信息披露范围已远超出财务信息的限度。对银行监管而言，信息披露内容除了财务信息之外，更多涉及风险信息，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第三支柱尤其关注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息的披露［3］(P69)，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诞生的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III)的亮点在于强化对流动性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对证券监管而言，信息披露历经最初的财务报表时代到财务报告时代，再到当前多层次信息披露时代，非财务信息的重要性显著提升［3］(P68－69)。其二，财务报告服务于一切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以助其做出理性经济决策，服务对象呈现通用性和广泛性特征;金融监管报告旨在为监管当局非现场监管(审慎监管)提供信息，监管部门将获得的数据应用于经济统计分析以预测微观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和宏观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服务对象具有明显的特定性［4］(P26)。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有效性评价

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表明，制度安排适宜性与否的判断及制度变迁的趋势预测均与效率相关［5］(P369－370)。帕累托最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标准，以帕累托标准为目标的经济变迁是帕累托改进过程，其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对于制度分析而言，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的本质表现为一种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行为。这样，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选择，其有效性应考量对于制度效率的改进效果。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还是合一的选择属于非生产性的制度分工范畴，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与交易费用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产权问题是制度安排的核心。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质是一种产权制度［6］(P38)。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有效性评价应从考察会计准则的产权制度设计和宏观金融监管职能履行开始。

(一)会计产权结构与金融监管职能

人类生存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产权是关于资源的权利。科斯定理反映出这样一个经济真实，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现实世界，可交易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产权界定是通过制度安排即产权制度实现，因而产权界定和制度安排是重要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企业等个体组织因经营和交易需要设立会计，承担了生产投入成本，因而，会计的本质是一种资源［7］(P59)，必然涉及会计产权、产权界定及其效率问题。会计产权结构揭示了具有经济职能的会计资源存在哪些产权及权利的服务对象。既有研究根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的产权结构理论，认为会计产权结构包括个体会计产权与公共会计产权［7］(P59－60):个体会计产权是一种微观机制，意味着会计服务于明确的单个主体即会计设置成本的承担者，其主要是基于公司企业的私人产权;公共会计产权是会计公共性管制的结果，意味着会计服务于不明确的公共利益主体，其对会计的经济职能、会计信息提出公共需求，但并不承担会计设置成本，如企业的债权人与投资人、金融监管当局和税务部门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同时，个体会计产权与公共会计产权存在一个“自然优序机制”的问题:个体会计产权优先于公共会计产权［7］(P60)。这是因为，从历史与逻辑角度来看，会计作为资源因私事需要而产生，在此基础上才为公事服务，即若作为市场主要交易主体的私人(如企业)不设置会计，那么债权人、投资人的信息需求就不会通过会计资源的使用得到满足，国家征税、宏观经济金融管制就无法通过会计资源的使用而实现。可见，会计是在履行私人经济职能的前提下承担社会经济职能［7］(P60)。会计资源的产权界定是借助会计准则实现的。会计准则是一种产权制度。任何一种会计准则设计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主体产权(财产权利或经济利益)的保护。那么，会计产权的优序机制必然要求会计准则应安排个体会计产权优先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才会顾及公共会计产权的利益诉求，这是一种产权经济模式的自然反映。金融监管属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活动，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金融监管规则是这种宏观经济管制行为的规范性指引。基于监管规则生成的监管报告为金融监管当局非现场监管服务，以预测金融体系风险，实现审慎监管目标。会计为金融监管职能履行提供基础信息，金融监管当局因而成为重要的公共会计产权主体之一。基于此，依据会计产权私事优先原则，金融监管当局作为公共会计产权主体，其信息诉求不得“妨害”个体会计产权的实现，以避免产生负外部性，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即以会计准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会计制度设计不应安排以金融监管当局为代表的公共会计产权对个体会计产权的“干预”，扭曲个体会计产权权能执行的本意。从这一角度出发，“预期损失模型”的本质是会计准则安排真实、公允会计行为妥协于宏观金融监管信息需要而出现的制度细节设计偏离，其体现了金融监管规则对会计准则的“侵入”，从而将破坏会计准则制定和执行的中立性。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已将监管理念由微观审慎转变为宏观审慎，注重前瞻性逆周期效应，但其仅折射出金融监管关注层面与视角的变迁，会计宏观工具职能的实现仍须以微观个体会计产权的满足为前提。由于公共会计产权主体是不从事生产的抽象权利享有人，企业等个体组织对会计资源的投入是个体会计产权与公共会计产权行使的基础［7］(P61－62)。这样，对于会计产权安排的效率问题，既有研究以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为依据，认为会计资源的生产成本与使用收益由个体会计产权人承担和享有的会计制度设计是富有效率的，会计制度安排应坚持生产性导向［7］(P61－62)，注重资源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微观经济收益的实现。基于以上，笔者认为，与英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独立税务会计模式设计展现会计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同理，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制度安排有益于制度效率的实现。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交易费用评价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合的选择属于非生产性的制度分工命题。当代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可用交易费用大小衡量，两者成反比，交易费用涉及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两种类型，其中，内生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效率的评价具有内在解释力［8］(P98)。在明确认定会计准则的产权保护本质与会计制度性质基础上，系统考察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与合一两种制度安排涉及的交易费用，权衡其多寡，以做出经济学意义的效率评价，即若分离的交易费用低于二者合一制度，则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具有制度有效性。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不是由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即其与各种自利决策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经济扭曲没有关系，为有形的实体费用，具备有限性，相对可计量;内生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由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所致，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使资源分配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其由个体决策及其选择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所决定，为无形的制度运转扭曲费用，具有无限性，一般相对不可计量，只能依据总量指标予以表现［8］(P99－100)。这样，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合制度涉及的交易费用，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其一，从制度分工视角来看，分离制度必然和主要带来外生交易费用;其二，基于制度运行角度，分合制度将会产生制度运转扭曲费用，其属于内生交易费用，通过对会计产权结构的解析可知，分合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取决于会计制度的性质，本文认定会计制度安排的生产性导向［9］(P56)，个体会计产权优先于公共会计产权得到保护。这样，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合的交易费用主要涉及:第一，分离制度的外生交易费用，即制度执行与信息加工、调整成本。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是金融经济运行应遵循的两套行为规范。现实中，金融机构在会计准则约束下生成并列报会计信息，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政策要求下运营。会计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差异使得应以财务会计报告和金融监管报告的形式分别披露相关信息，面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两套标准指引，金融机构必将面临操作与执行成本的上升，增加了外生交易费用。然而，此项外生交易费用却可以有效降低至期望水平。这是因为，基于会计准则生成的会计信息是金融监管信息来源的核心，金融监管所需信息可以在会计系统提供通用性会计信息基础上做出符合自身需要的调整与深化加工，存在数据之间对接的可行性，从而实现监管执行成本的有效控制。可见，诚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所进行的纳税调整一般，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外生交易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被降低。第二，合一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即制度摩擦与“妨害”成本。目标函数非一致性导致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会计准则强调真实、公允的客观性与金融监管规则强调安全、稳健的审慎性相冲突。若片面追求二者合一会削弱两种正式制度安排各自的职能发挥与运行效率，制度绩效较低，内生交易费用较大。若会计准则依从监管诉求，则会以牺牲披露信息透明度为代价，也无益于优化金融经济的资源配置，有损于金融监管履行职能，引致过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合一也意味着公共会计产权对私人会计产权的干扰与侵入，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的公共会计产权削弱了企业等个体对会计的自主选择权，个体会计产权不具有独立性，履行宏观经济职能的公共产权需要使个体产权承担较多的“额外付出”［9］(P46)，同时，该付出却得不到来自公共产权主体的支付补偿，降低企业在内外部治理与契约管理等方面私人会计产权运用的效率，出现严重制度扭曲。可见，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合一的内生交易费用较大，且由于内生交易费用与所选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只能通过制度改进和变迁予以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是一种制度运行费用，可以衡量制度优劣，其对制度安排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定位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从属于生产性的会计制度安排范畴，从而合一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高于分离制度的外生交易费用，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是一种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行为，具有制度效率比较优势，因而，应坚定推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存在模式。

三、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有效性经验

证据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备受关注与推崇的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可作为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的制度有效性经验证据。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践行动态拨备制度的国家，其动态拨备模式也最具典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银行危机使西班牙银行监管当局认识到原有准备金制度对银行风险确认的滞后性，导致经济增长时期贷款拨备率下降，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拨备率却大幅提高，这扭曲了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从而波及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因而，动态拨备(DynamicProvisioning)是西班牙金融监管当局针对贷款拨备顺周期性问题设计并实施的一项制度安排。2000年7月，西班牙银行体系全面应用动态拨备制度，该制度基于银行过去的贷款损失经验，利用贷款违约率的跨周期历史信息(约20年数据)来设定动态拨备的充足性水平，其以丰补歉的核心思想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期时多提拨备，经济下滑期时则少提拨备［2］(P5)，旨在通过提高银行风险缓冲能力来降低金融系统内在顺周期性，增强金融经济在危机中的抵御能力。近年来，欧盟加快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步伐，坚持“协调”的趋同方式，从2005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直接采用IFRS。西班牙的国内银行业已按照IFRS编制财务报告，在财务报告中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基于“已发生损失”原则，真实、公允地确认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并对外披露通用会计信息，满足了西班牙会计透明的内在诉求。银行监管当局则继续推行逆周期的动态拨备规则，银行以此为基础形成监管报告，以满足审慎监管需要。在本次危机中，西班牙银行业所受损失相对较小，得到各国监管层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肯定。对此，G20峰会认为，动态拨备制度是西班牙银行业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原因［10］(P145)。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稳定论坛(FSF)2009年推荐将动态拨备作为识别和测度贷款损失的选择性工具，IASB在2009年的研究报告中也认为，动态拨备系统虽不能消除顺周期现象，但能降低顺周期行为的程度［11］(P5－12)。可以说，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催生了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制度。这一制度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本质是一种重要的审慎监管工具。众所周知，西班牙直接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英美准则型会计模式为蓝本，因而，理论上，西班牙会计制度性质从属于生产性结构，即追求个体会计产权最大化效率的实现，公共会计产权对个体会计产权施加最小“妨害”。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在危机中成功运用的典型事实表明，生产性会计制度安排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带来的内生性制度收益可以充分抵消制度分工所付出的外生交易费用，即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分离具有制度效率比较优势。

四、结论与启示

第5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金融监管成本从上来说，指的是金融监管部门为了实施有效监管，而对监管工作从组织、运行、实施所做的必要投入以及由于金融监管而使金融业在业务及金融创新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产生的损失。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的成本可分为金融监管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一)金融监管的直接成本

金融监管的直接成本主要反映的是金融监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件设施，组织运作以及监管人才的培训及培养。

1、监管的机构设施、设备配备

从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来说，从人民银行总行到各县支行的金融监管机构，实行的是垂直领导系统。这一庞大系统，仅从办公场所、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都是一笔庞大的成本投入。

2、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

金融监管工作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每一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尤其是由总行统一组织的全国性现场检查工作，都必须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管各层次监管工作在组织实施及运作中所投人的成本大小不一，但这笔监管成本在监管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只要开展金融监管活动，就必然要对监管活动在人、财、物上有所投入。

3、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

金融监管工作为了能够适应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金融监管人员的知识层次和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同国际金融监管接轨，就更需要在金融监管的高素质人才配备及监管人员培训上加大培训成本。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利用普华公司对华援助项目，对金融监管的各层次监管人员进行了信贷资产质量、衍生工具、外汇业务等多方位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也利用国内培训、境外培训等多种手段，加大了对监管人员的培训。这些培训虽然为我国的金融监管队伍建设和素质提高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投入的巨大监管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

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大，而对被监管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的激励，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等方面有所遏制，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

1、监管对金融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

近几年来，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不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从成本理论来分析，这种监管严格，处罚严厉的金融监管，对于促进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审慎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秀，但由于监管的种种制度控制和各项处罚措施的实施，也使得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对于业务的发展和自身效益的提高产生一定程度的，如金融机构“惧贷”现象。

2、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

1993年以后，通过清理整顿，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种处罚不仅仅包括上的处罚，更加大了对责任人的处罚力度，这种严格的金融监管，虽然有效地遏制了一系列违规业务的无节制发展，但由于金融业务不能得到有效运营，如贷款的投放因担心出现不良而不敢进行。从这一点来说，金融监管也使金融业务发展受到了一定的牵制，付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本代价。

3、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有所遏制

从理论上说，金融业务的创新，可以使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和利益达到一个较佳的层次，但由于在业务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同样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作为以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金融机构，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就必然要进行金融创新。但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能完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缺乏进行金融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创新有效益，也有风险，其创新获得的收益同得到的激励，在现行体制下。难以做到相互匹配，而金融创新所形成的风险，则要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两相比较，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必然会有所遏制，由此而来，也必然会使其利益有所损失。尽管金融机构是否开展金融创新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同金融监管的力度加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有关系的。

二、金融监管的效益分析

金融监管的效益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可以提高金融监管自身效益金融机构经营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一)对金融监管自身效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

由于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视，使得对金融监管各项软、硬件的投入成本加大。在此情况下，为了能够有效地开展监管，就必然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仅包含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各项制度，同样也包含完善和提高监管工作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各项内部基础制度。

2、不断加强监管组织

监管组织是实施金融监管的主体，一般来说，在监管成本投入较小的情况下，监管组织也必然难以得到扩充和加强。由于投入成本的加大，监管的组织体系也必然会得到不断加强，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组织体系。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的合规性、风险性和效益性的监管，也将由于监管主体的增多，而更为全面、更为细化、更为有针对性。

3、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金融新业务和新领域，加大对金融监管人员素质培养是监管部门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在投入一定程度的监管知识和技能、培训成本以后。监管部门所获得的效益回报必然是监管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这种整体监管素质的提高，虽然难以用一定量的金钱来加以衡量，但在维护金融秩序，促进金融业的稳健发展方面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金融机构效益

从长远来看，金融监管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中央银行监管相对独立，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以整个社会经济金融秩序和稳定为重，能够为金融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金融机构能够在同一外界环境中开展业务竞争，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保障金融机构业务的有序发展，推动金融创新能力的合理开发。金融机构的最终收益将远远超过由于金融监管的监督和限制而形成的成本付出。

(三)社会经济效益

金融业是一个高负债行业，关系面广，渗透力强，其业务活动关系到千家万户存款人的利益，涉及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金融业的稳定关系到经济稳定和国家稳定。尽管金融监管的成本付出(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很大，但如果金融监管当局为节省成本而放松监管，那么金融业破产倒闭的社会成本则更大，将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危及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因此，金融监管的效益表现在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上，将是无法估量的。简单地说，金融监管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益来说，可以维护金融体系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保障整个社会环境的安全。

三、对促进监管成本及监管效益有效配置的建议

1、合理设置监管机构，完善监管制度，配备监管人员，降低监管的直接成本

金融监管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金融监管机构设置、而最主要的是机构设置是否合理、高效。其标准应该是，既能够全面有效地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使监管领域不会出现监管“真空”，对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业务能够做到全面的和动态的监控；另一方面应该能够以高效、精干的原则配备监管人员，以最少的监管人员来达到最佳的监管效益。

2、加快金融机构的改革步伐(自负盈亏)，从体制上使其重视监管成本和效益

从降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成本的角度来说，应该加快金融机构的改革步伐，使各金融机构真正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法人机构，使金融监管的客体重视自身的风险，审慎地开展业务经营活动，以此减少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的检查频率，节约监管成本，从金融机构自身的有效运作中提高效益。

3、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完善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增强其自我约束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保证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相应地可以减少金融监管的成本投入。

4、采取适度监管的方式，促进金融业务和创新

对于金融机构在不违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可以做到有效防范风险、合规经营的创新业务，金融监管部门应该采取适度监管的方式，帮助金融机构在合规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正确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相互关系，不能仅仅认为监管就是纯粹的监管，而应努力发挥金融监管“查、帮，促”的作用。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金融监管的成本投入和效益获得得到佳的配置。

第6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  破产  金融监管

一、形式标准抑或实质标准：商业银行破产标准之界定

    破产标准，又称破产原因、破产界限，是指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条件或事实。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主要见于《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法》以及新《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归纳起来为：商业银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适用与普通工商企业一样的破产标准，即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这样的规定固然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需求的反映，也是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应有之意。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当银行遇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常会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形成国家（政府）信用为银行业的流动性不足提供保障的机制。如果真等到商业银行达到上述一般破产标准时，往往已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导致各种救助、重整措施失去时效。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的显著特征即在于负债经营，负债大于资产可以描述银行经营状况但不能说明该银行存在或潜在危机。故现行对商业银行破产标准的规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既不能对破产的商业银行起到预警的作用，也无法让决策机构对破产的商业银行作出适时的判断。[1]

    笔者以为，鉴于商业银行经营之特性及由此生成的银行业固有之脆弱性和金融危机之传染性，在界定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时应着眼于单个商业银行破产可能会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注重国家公权力的宏观调制，以寻求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它必须与金融监管的实践相结合，包含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安全价值判断，以持续性监管获得的技术信息为依托，在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等形式标准的基础上，构建适应银行业的特殊性的实质性的破产标准。在此，我们可借鉴美国银行破产的立法中所确立的“监管性标准”。

    在美国，除了一般破产法中规定的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外，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第三个认定银行破产的标准——监管性标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改进法案》中规定了即时矫正行动，即针对“资本严重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以下），不必等到它耗尽资本，在其进入资本严重不足状态90天内就可以采取接管措施，提前将其关闭。因此，所谓的监管性标准通常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基础，一旦资本严重不足达不到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就可采取相应的监管行动。[2]此外，在全球银行破产动议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规范破产”设立一个破产原因（或称破产条件）：当银行机构的净财政地位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线时，即使它还没有达到余额单破产的境地，该机构可能被认为破产。[3]由此可见，监管性标准的引入，实质上蕴含着金融监管的安全价值诉求，并以十分复杂的资本评估与风险测量为基础，其目的在于确保主管当局在商业银行实际破产（按照普通破产法的破产标准）前早期介入，将商业银行倒闭所招致的损失降至最低，以维护金融的稳定。

    然而监管性破产标准重在金融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防范监管权的滥用或误用，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管指标来量化破产标准。对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银行业的风险提出了特有的定量评价方法，其所确立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不仅是银行风险监管的主线，也是世界各国制定银行危机测量的基本理论依据。很多西方国家也提出了系统化的银行风险评价方法[4]。由此可见，银行破产标准量化规范的创设应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

    二、行政优先抑或司法优先：行政权与司法权在银行破产中的冲突与均衡

    金融监管机关在各国法律中的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一致，但各国（例如美国和德国）立法均规定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介入商业银行破产案。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商业银行法》也有类似规定：在商业银行的破产过程中银监会全程介入并起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法院必须经银监会同意后方能对银行作出破产宣告，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均无法直接启动破产程序；（2）银监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银行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银监会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银行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3）在银行的破产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及破产程序的各项决议事项均应在银监会的参与和监督下决定。

    由此可见，与一般企业破产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纯粹由司法权主导不同，银行破产案件中当事人自治原则受到了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的制约。破产的本质是一种司法程序，银行出现危机直至破产退出市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其间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对此如何协调与救济是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应予明确的重要内容。

    在整个银行破产过程（包括破产前的接管）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金融监管机关实施接管、行政关闭过程中司法权的随时介入，具体包括：（1）其他机构与被接管银行的经济纠纷引起的诉讼；（2）被接管银行对金融监管机关的接管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3）被接管银行或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破产诉讼。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法院介入，使得对金融机构的接管程序和司法程序同时进行，从而易引发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二是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的司法裁决权与金融监管机关破产审批、重整申请、全程监管权的冲突，即当银监会出于经济秩序稳定考虑而不同意有严重问题（尤其严重违规经营）的银行破产，但法院出于维护公平、正义及法律的尊严而认为应该让其破产时，或者在是否应予重组、破产过程中破产财产清算分配等事项上两者产生分歧等等。

第7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法律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其确定性而言的，法律作为一种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评判的准则，是确定的，如此才能发挥其作为行为规则与审判规则所具有的评价、指引、教育等作用。这是法律的根本属性之一，也是实行法治的重要基础。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即法律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在这点上，人们也经厉了认识上的转变过程拉。世纪以前，人们一般认为法律的确定性是绝对的，它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自足和谐、详尽具体，不存在漏洞、歧义、矛盾。到了19世纪末，自由法学兴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律是非自足的，存在着不确定性。而20世纪30年代后期兴起的语言分析哲学和以此为基础产生的五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明确提出了法律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命题，使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金融监管行政法之不确定性的原因

法律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金融监管行政法。作为经济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它监督和调控着金融市场，平衡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对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其自身特点，因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要求监管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增加了金融监管行政法的不确定性。实践证明，金融安全是经济安个的核心。金融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整体上运行良好，但仍存在不少隐患，如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运作不够规范，金融犯罪特别是金融诈骗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强化金融监管力度，提高金融监管者的权威，赋予其更大权力。这使金融监管行政法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二)金融监管的复杂性要求金融监管行政法具有较大弹性，以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上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交易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迅猛增长，1995年其日均交易量已高达2万多亿美元，新的金融交易品种不断出现，金融创新的浪潮势不可挡。金融监管的对象是不断急剧变化着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人世之后，国内金融市场将逐步开放，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而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有效监管是针对市场缺陷发挥预防性、弥补性作用，而不是人为地替代或扭曲市场作用，不能影响或抑制金融业正常发展及金融创新的深人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金融监管行政法具有较大灵活性，其规定不宜太过具体，应在强调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监管效率，这就必然降低了金融监管行政法的确定性。

(三)金融市场的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的转变，使金融监管行政法内部分支间的界限渐趋模糊，不确定性增加。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分业经营被混经营模式取代，金融监管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金融监管行政法内部分支如银监管行政法、证券监管行政法、保险监行政法等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中间地带”，使其具有更大程度的确定性。

第8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模式创新

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是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不断调整金融业经营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若求长期繁荣发展，则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为其提供前进动力，因此，金融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和抵御因创新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亦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金融行业业务范围的不断交叉融合，混业经营模式重现历史舞台，成为当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主要的经营体制；亦因此，我国近年来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态的演变呼唤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一国经济政治现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阶段，贸然采用过于宽松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会大大加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反之，若在金融市场发展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监管手段渐趋完全时，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监管也会滞碍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今，把握监管力度，构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玲琅满目，增强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重了金融监管的负担。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界线逐步模糊，金融产品亦不再囿于业务范围而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主要概述如下：第一，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两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资金需求量也水涨船高，由于银行等资金中介机构出于流动性要求，对贷款资格掌握较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这一长期资金的流通场所。故资本市场运作已呈一定规模，这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奠定时代背景。第二，金融市场同质性不断加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类金融机构间异质性较为明显，各业务及人员间均保留一定专业化特征。然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最终也导致整体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混同成为必然。第三，金融创新发展过猛。金融创新浪潮推动金融业自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反作用下混业经营趋势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温床。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在另一维度刺激了国内金融机构研发创新产品的热情，然而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使传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第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普惠金融”一词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信号，而混业经营趋势便利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和经营。近年来，各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复杂，经营范围也囊括多个传统金融行业。

二、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自我国确立“分业经营”的金融经营体制和“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以来，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显著增强，带来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我国所采取的经营体制和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是也应看到，随着金融业态不断演变，各实体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发展深入而频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更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的底线，原来的分业模式已不再符合当下金融业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和分业经营模式相配衡，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上仍保留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①。从权力设定方式和意图上看，采用这种类似于间接设定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上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然而，过度专业化也导致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单一，对其他行业监管制度不尽熟悉，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混业经营制度，不同金融业务的混杂非常普遍，故在处理国际金融案件时反而效率低下，规制和监管效果不尽人意。若要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则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模式，顺应混业经营发展新要求。

（二）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缺陷虽然国内专家学者对目前采用分业制度的合理性有以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已经面临国外混业经营机构的激烈竞争，而且混业经营试点的实践证明，在充分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的前提下，我国有能力逐步扩大混业经营试点、实行混业经营模式。若仍实行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不仅易使其产生对规制手段的依赖，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独立健康发展，而且在抵御国外金融机构抢占市场以及加强本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也具有很大的阻碍影响。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下，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具有以下缺陷。第一，监管主体不明，监管组织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导致监管漏洞和重复②。我国目前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该模式下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且由于各监管机构职责划分不能因时发展，对于横跨多个行业的金融创新缺乏机构或制度对各方权责进行有效协调，故容易导致监管漏洞或重复。虽然因实际需要，部分地区在协调金融监管机构职责方面出台了相关办法或措施，③但由于缺乏高层次统一规定以及不同地区协调方式上的区别，故跨部门、跨地区金融监管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业务产品创新的涌现与发展。伴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增多，投融资渠道也渐趋多元，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竞争市场份额的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有重大裨益；然而分业监管模式下，一项新的金融创新的审核通过往往需要两个及以上监管部门审核批准④，审批程序在造成监管低效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第三，“管风险”监管理念实践效果不实。风险控制是保障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巴塞尔协议》明确风险性监管理念，意在强调风 险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关键性。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虽也将“管风险”理念着重提出并加以强调，但日常监管工作仍集中在运动式监管、整顿监管及事后处置监管①，在风险跟踪监控方面的实际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虽然在监管理念上实现了合规监管理念向风险监管理念的转变，但距《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持续性、审慎性原则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第四，监管法律安排粗犷，执法部门能力欠缺。这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虽然在实施分业监管后国家建立了以《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等为代表的基本金融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定仓促、规定较为笼统，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际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从法律不完备理论出发，即使立法和司法行为趋于精臻，也不能完全解决金融市场上突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监管机构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履职效果对于监管有效性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我国监管人员选拔和任免缺乏专业性②，同时人员机构责任不明也制约了监管效果的发挥。

三．混业经营现状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上世纪末，为顺应金融发展新需求，配合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执法理念转变和监管模式完善对国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以美、英两国为典型。下面将以这两国为例，说明在混业经营下应如何选择与本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伞式＋功能”就金融监管模式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伞式＋功能”监管模式。所谓“伞式＋功能”监管是指确定美联储为总监管机构，即整个“伞式监管”的顶点和中心，在整体上对全美金融持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督；而各州不同行业的功能监管人则将金融业务进行细化分类后按业务种类分别进行细类监督，实现监管权力的分散。此外，与我国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是，美国监管模式基于联邦制国家体制，确立了美联储与各州的功能监管人的平行关系。而在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问题上，基于传统权力制衡理论，为防止美联储权力膨胀导致政府寻租，避免重复监管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美联储实际上的监管权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即其首先应当尽可能采用功能监管人的检查结果，且只有当新的监管目标出现，才能由其行使实际的监管权能。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正逐步筹划向双峰监管模式靠拢。

（二）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双峰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呈现从“三分模式”到“双峰模式”的转换。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统一行使对所有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③。在该“三分模式”下，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局、财政部各司其职，分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立法与监管决策职能，并通过签订备忘录形式进行监管沟通与监管协调，从法律上建立了由该三者共同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体系和合作框架。此后同样迫于金融危机压力，英国政府又逐渐着手进行监管模式创新与改革，不断向“双峰模式”靠拢，即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根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自2013年4月1日起，英国金融监管双峰——审慎监管局（PRA）与行为监管局（FCA）在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下运作，故又称之为“准双峰”模式。直至2016年5月《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通过，“双峰模式”才得以正式形成。该模式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独立于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自附属机构成为英格兰银行内设机构，并新设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对审慎重要性机构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在人员配备上规定审慎监管委员会中至少6名应由财政部任命，这一举措在大大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权的同时保证决策相对不受央行行政性影响；与此同时设金融行为局（FCA)负责行为监管和除审慎重要性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四．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与创新目前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明朗，改革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已基本成为共识，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转变监管思路，探索符合我国混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监管模式。在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单纯采用集中监管或分业监管某一种方式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从而无法挖掘出可能关联多个金融业务的隐藏较深的金融风险，审慎性监管目标便不能实现，故应将集中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优点相结合，在集中监管的框架下对各个金融业务监管实施专业化分工，才能构建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新模式，同时也应吸收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优势，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完善监管立法内容和执法措施，并坚持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原则，唯有此，才能平衡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创新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一）明确“混合＋功能”监管思路，实现“集中与专业”平衡目前，我国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模式，“三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一机构设置模式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在混业经营下却显得风险监控和防范力度不足，因此，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系统，转变分立监管为混合监管，是适应金融创业浪潮、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此外，从监管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角度看，由单一机构混合行使监管权的监管模式仍不适宜，故需要在统一监管下设各分管部门，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分别对各类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从美国“伞式监管”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集中和专业”的平衡，即在美联储轴心下由各州按照业务细类分别行使功能监管职权，从而保证风险集中防控和业务专业监管的“双赢”。在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中，从成本和历史方面考虑，可以将中央银行作为总管机构，或者重新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赋予其金融业监管抽象职权，并由其汇总各部门上报潜在风险，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其将具体职权进行协调分配，下放到内部各个监管部门；同时由“三会”等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央行下设机构，由其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具体履行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

（二）明确监管机构独立性，完善内部信息交互我国目前执法过程中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机构“无头第四部门”的机构性质①，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管和规制机构，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鉴于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笔者认为在保障机构独立性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第一，独立人员。包括人员的选任独立、晋升独立和免职独立。在人员选用和任免上，应抛开传统的公务员选拨制度，选用更需要贴近市场的主体来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行为更加科学可行；同时，在人员晋升方面，加入绩效考核，通过最终监管效果和付出的行政成本决定人员升迁，符合市场化考核机制；在薪酬和任免方面要给予监管人员充足的退休保障金和良好的工资待遇，非道德信用和执业能力问题不得任意罢免。第二，独立财政。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支持，给予独立的预算保障。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为防止因经济利益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宜采用英国的“产业收费”制度，否则较为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因此，较宜通过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的形式，保障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财务独立。第三，独立决策。在决策机制上，除了引入信息公开、民众听证会等制度外，更应建立相关惩罚机制，对于擅自干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行政官员予以惩罚，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防止行败、权力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善机构内各监管执法部门的信息交互也实属必要。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协调合作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各部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的同时，也实现各部门信息交互，对其来说也是不同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方式。在沿用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时要注意到，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将召开会议作为经常性工作，及时监督并改进各部门监管过程中执行力度过强或过弱问题；同时严格执行会议中达成的决议，各部门不得采用各种理由拒绝实施。

（三）重视行为监管重要性，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双峰监管”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他形象的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别比喻为“医生”和“警察”①：审慎监管以风险防控和稳健运营为主要目的，而行为监管则侧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中，虽毋需全面照搬“双峰监管”模式，但对于行为监管的重视应予以借鉴。在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过“医生”下猛药、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监管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而利用“警察”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披露、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金融安全无疑更为有效可行。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的行为监管，对繁荣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活跃金融行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行为监管所欲实现目标与效果来讲，当下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主要矛盾来抓。首先，要在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侧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经验，建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或组织，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并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允许其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讼。其次，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范围的合理限制，对高风险金融产品限制发行范围，禁止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行；另外，分阶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行为和市场退出监管，从而降低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和触发系统金融风险的可能。

（四）转变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明确监管机构权力边界，给金融机构划定行为警戒线，是保障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应有之义。当前，监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很常见，一部分原因是金融立法较为原则和模糊，更深层原因是监管机关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监管过程中行政氛围浓厚，从而容易滥用监管权力，导致监管原则的滥用。因而在接下来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要在机构设置和立法技术方面加以改进，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更要法定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监管制度运作程序和宏观监管标准，规范监管人员对于监管原则的运用，在对待具体金融案件时，合理运用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方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仍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只有规则无法解决具体案件或者按照规则解决会出现极端不公平时，才能在目的解释基础上运用原则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应当予以限制，不能因其肆意的扩大解释而侵犯金融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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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金融监管的一般理论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完善;管理方法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要想正常的运行，要想国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都得依靠国家的经济实力。而金融又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和核心。对于金融的监管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以金融监管不力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金融监管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提出了适应新环境的金融监管理论，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概述

(一)金融危机概述

从经济的层面来说，是金融风险到达一定程度后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的产生，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出现资本市场的动荡，此时国家的财务政策失效，工业和商业行情低迷，更多人失去工作，就业率下降，意味着失业率的上升，经济整体出现衰退的情况。从法律层面上看，国家的监管力度和约束也会直接影响到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大小。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金融交易市场秩序的失控，进而引起了次贷危机。

(二)金融监管概述

所谓金融监管体制，就是指的为了特定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结构的总和［1］。目前在我国所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其所呈现的基本特征是分页监管，具体来说，就是根据金融监管的分工对货币政策职能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了加强，金融监管体制还对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负责，可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且对于金融风险防患于未然。

(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相关性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状态，虽然发展在不断地进行着，但是静态的金融监管却没能跟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没有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匹配。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为我国的金融市场敲响了警钟，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到位，而且监管必须处于主动的地位，不能够被动地追随金融市场的发展。美国之所以未爆发金融危机，就是由于监管不到位，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不够强烈。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为例，美国对于金融的监管力度非常宽松，而为了弥补在金融市场中所造成的损失，政府又进一步地通过相关政策来刺激消费，同时各大银行也纷纷采取措施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开始获得了巨额的经济上的回报，但最终，却使得美国的资本市场崩盘，爆发金融危机。

二、我国金融监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较小，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银行对于金融监管工作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也有着客观的原因，就是我国金融全球化的程度还较低，所以使得我国还不足以受到金融危机的较大影响。但是，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我国要使得金融市场有所发展，就必须融入全球的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也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了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相关法律不健全

一般来说，较为健全的金融法律机制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是相关组织机构的协调和规整。具体包括组织结构的法人性质、组织形式、市场机制、经营规范等等。其次是金融监管手段和力度，具体包括金融监管组织的职能设置、监管法律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的监管、风险控制等等。第三是金融业服务。具体包括进行金融服务时的流程规范、具体准则等等。最后是在市场交易层次，具体包括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交易成果的保护等内容。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金融市场法律机制雏形已经形成，但还未做到五脏俱全，核心内容缺乏，比如有关的保险法律制度、市场机制制度等等。从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角度来看，整个立法的流程和机制还尚待规范和调整，立法水平不高。从具体的法律细则来看，还缺少对基本法对应的规范细则。特别是在部分较为核心的方面，还没有真正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2］。部分法律制度与相关的规范规章和实施细则没有完全匹配，甚至有所相悖。

(二)金融监管手段不强劲

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金融监管体系，这就使得我国的金融监管大都是以计划和行政命令表现出来的，这对于金融监管的权威性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我国目前所采取的金融监管方式是以外部监管为主的，包括了非现场的监管和现场进行的检查。但目前的金融监管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现场监管，而且现场监管又是事后的监管，进行事后监管缺乏一定的主动性，而且进行事后监管往往也对于金融问题没有很好的预见性，这样就会导致对金融风险的防范缺乏。但是非现场监管又只能做到宏观上的分析，缺乏细节上的监督。现代化的监管方式应该取两者之所长，将两种监管方式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

(三)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障碍

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对于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应该是同等重视的，因为市场准入监管是保证我国金融安全的第一道防护线。一个良好健康的金融市场应该形成国有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相互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3］。但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为了提高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控制权，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不断加以提高，致使民营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不能很好地进入到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再加之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也相对缺乏，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政府职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来拯救金融市场，而不能使市场进行有效的自救，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利，那么将致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最终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整体发展。

(四)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低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中，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需要金融监管人员有着较为牢靠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如果不具备金融监管能力的人来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那么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将是巨大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在金融上有了更多的创新，因此，要想对我国的金融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管，就必须紧跟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就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有扎实的功底和更高的业务素质。但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机构中，有一些监管人员并没有一个与当代金融市场发展相配套的知识框架体系，所以其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也就不能完全到位，而且，一些监管人员还在沿用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忽略了金融市场的创新。可以说当代金融专业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一个重大难题。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完善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要想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加以完善，首先就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这样才可以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具体来说，可以制定专门的金融监管法，对于监管机构的权责进行法律上的规定，使得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加以规范。还有就是要针对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创新来修订已有的法律法规，因为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旧的法律法规必将和新的市场环境产生不融合，这就需要对旧的法律法规加以修订以适应现在的市场发展。

(二)金融监管手段的革新

在金融监管手段上，应该对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引起同等的重视，因为如果对于风险的监管和控制力度不到位或者不能适应金融的创新，终将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加上风险监管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对于我国的金融实现稳定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应该提高银行监管的技术含量，在以往的银行监管中，计算机技术往往只用于办公自动化和支付清算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金融监管中也可以引入计算机技术，对相应的专业监管软件加以运用，以提高监管手段的技术含量。

(三)市场机制的完善

要使得我国金融监管工作能够有效开展，就应该在监管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创新，学习先进的金融监管思想和理念。相关的监管部门应做到及时更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充分利用市场监管的作用，带动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让监管手段符合监管规范，并形成良性效应。第一应当找到监管重点，并重视对监管对象的外部影响的运用，促使金融机构主动加入合规的行列当中［4］;第二是对在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和研究，及时提出有建设性的改进建议，进行及时的修正。

(四)相关业务人员水平的提高

为了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应当及时进行相应措施的实施和问题的解决，并同时吸纳达标的金融人才。第一，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精简机构和人员，并同时引进高级人才，完善人才的竞争机制。第二，对相关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训练，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提高人员的管理水平。

四、结语

金融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未来更是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虽然目前还不能保证哪个发展道路是最正确的，但我们相信只要遵从金融市场基本规律，坚持符合规律的先进发展思想和理念，根据发展规律和性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法律机制，从而实现我国金融市场更好更快地发展，努力将金融危机的影响降低，促进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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