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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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一、生态农业――江南农业的一种新经营方式

二、江南生态农业的特点

三、江南生态农业的生产率

四、生态农业在江南的普及历史意义

五、质疑与回应

近年来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如何用新的眼光来看工业化以前（pre-industrial）的经济 [1] 。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又是如何对所谓的传统农业作出评价 [2]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那种我称之为“近（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的盛行，传统农业一向被当作陈旧、过时和落伍的代名词。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界对西欧中心论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近（现）代至上”论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近（现）代农业的弊病和传统农业中的积极因素 [3] 。在这方面，生态农业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种针对现代农业的弊端而提出的新农业理念。所谓“现代农业”，也称“石油农业”、“化学农业”或“石化农业”，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资源、技术的大量投入和生产的集约化，获取更多产量和经济收入 [4] 。由于现代农业片面强调农业生产效率而轻视生态环境保护，因此在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加剧，土壤侵蚀、退化，农产品质量下降，而大量的投入也使农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种人口与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农业与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使得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彼此协调，以求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且保证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

基于这种考虑，自1960年代末以来，许多国家先后提出了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生物农业、自然农业、持续农业等概念，并将其作为新的农业发展模式付诸实施。由于这些模式都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所以也统称为生态农业 [5] 。但是这里所说的生态农业，还只是广义的生态农业[6] 。狭义的生态农业的概念，是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雷奇（W. Albreche）于1970年首先提出的。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于1981年对生态农业作出明确的定义，即“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7] 。此后，学界对生态农业的认识继续不断改进和发展。到了今天，按照比较普遍的理解，生态农业指的是以生态经济系统原理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的综合性农业生产体系。在这种生产体系中，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与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有机结合，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具有生态合理性，能够功能良性循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与持续发展目标，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统一[8] 。由于生态农业的这种优越性，因此被视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 。

生态农业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产物，但与目前盛行的现代农业在若干方面却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生态农业与被现代农业所取代的传统农业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态农业是一种“返朴归真”。这种联系表现在：

首先，生态农业虽然是一种新科学，但是其基础不仅包括现代科学的因素，而且包括传统农业知识的因素。生态农业思想的精髓是“顺应自然”，而这种“顺应自然”正是许多地方的传统农业的基本原则 [10] 。

其次，生态农业通常被视为一种自我循环的小型农业，或者一种生态工程。因为强调“系统”，偏重于自然的或半人工的“流”和“循环”，因此生态农业往往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界限范围内[11] 。

就中国而言，这两个特点都早就存在。首先，“顺应自然”的原则，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三才”理论颇为一致。在此意义上来说，生态农业理念的核心成份，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以前。其次，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因此生态农业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之间并非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在若干方面体现了生态农业理念并与生态农业所需的经营形式不悖，因此某种形式的生态农业很早就出现于中国，是很可能的，尽管这种生态农业与今天的生态农业具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这种生态农业才在江南地区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2]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了开来。我在过去的研究中，强调江南农业在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期的三个世纪中有颇大的发展 [13] 。生态农业经营方式的出现和普及是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涉及。有鉴于此，本文就以十六、十七世纪的情况为例，对近代以前江南的生态农业问题作一探讨。

一、生态农业――江南农业的一种新经营方式

至少是从十六世纪起，江南农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即经营者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来经营 [14] 。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常熟的谭晓（即谈参）[15] 。这种经营方式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生态农业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谭晓，嘉靖时常熟人，因“倭乱时晓献万金城其邑城”，后县令王叔杲“撰谭晓祠议以旌其功”。关于谭晓的记载，主要见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和《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二者关于谭氏的经营活动的记载大体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别。兹将二者俱胪列于下，然后进行分析。

《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汁，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

从上述记载可见，谭氏农场的规模很大，实行多种经营，即把种植业、饲养业等不同生产部门都包括了在内，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产品，而且也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产彼此结合，从而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自此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明清之际，以谭氏农场为代表的大经营在江南已罕见，农业中盛行的经营形态是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小经营。但是上述这种新经营方式却并未随着大经营的消失而不复存在。相反，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经营中发现这种新经营方式的发展。这种情况可以张履祥在《策邬氏生业》一文中所作的描述为代表。邬行素是张氏友人，在海宁甪里堰附近（距离张履祥所居住的桐乡不远），种田为生，有田十亩，池一方。邬氏殁后，母老子幼，无以为生，张氏为之作策划。兹将其所述引录于下：

“今即其遗业，为经画之如左：瘠田十亩，……莫若止种桑三亩（原注：桑下冬可种菜， 四旁可种豆、芋，此项行素已种一亩有余，今宜广之，已种者勿令荒芜）。种豆三亩（原注：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二亩（原注：竹有大小，笋有迟早，杂植之，俱可易米）。种果二亩（原注：如梅、李、枣、桔之属，皆可易米；成有迟速，量植之。惟有宜肥宜脊，宜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亦有宜燥宜湿，宜湿者于卑处植之）。池畜鱼（原注：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原注：稚羊亦可易米。喂猪须资本，畜羊饲以草而已）。……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一劳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原注：计桑之成，育蚕可二十筐。蚕苟熟，丝绵可得三十斤。虽有不足，补以二蚕，可必也。一家衣食已不苦乏。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若麻则更赢矣，然资力亦倍费，乏力，不如种麦。竹成，每亩可养一二人；果成，每亩可养二三人；然尚有未尽之利。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杂鱼则半之）”。

需要指出的是，张氏为邬氏制定的这个方案并非纸上谈兵，而是一个精通当地农事的农学家，经过深思熟虑，为其挚友的遗属的生存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事实上，邬行素生前已经在这个方向努力了，不仅已经在经营理念上已有类似的考虑 [16] ，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7] 。因此张履祥的策划，不过是将类似情况进行优化后作出的一个总结而已。

对比谭氏经营和张氏方案中的经营，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中最著者有三：

首先，二者的经营规模悬殊。谭氏的经营规模很大，“池以百汁”，种植梅桃诸果、菇茈菱芡、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其所雇佣的人手也达百余人之多。张氏方案是为友人邬行素的遗属制定的，而邬氏家庭是一个贫苦农户 [18] ，家里劳动力有行素夫妇、长子和侄子（此外还有老母、幼子，都不能劳动），而其全部田产不过是“瘠田十亩”和一方池塘而已。邬行素死后，这个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情况变得更差。因此张氏方案是一个符合贫弱农户经营的实际情况的方案。

其次，二者在对资源的利用程度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谭氏农场的土地复种或间种率，李翊等人都未提到，看来还不高。但是在张氏方案中，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此方案，在邬氏农场的各种田地上，都采取复种或间种。例如在桑地上，“桑下冬种菜，四周种豆芋”；在豆地上，“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在果地上，“（土）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而张氏在另外一文中讲到：“（桐乡）不得已则于桑下种菜，谓菜不害桑也。其实种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尽，亦见人工偷惰，无足取也”[19] 。换言之，他为邬氏遗属作的规划中，土地利用率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再次，二者在江南实行的程度也颇为不同。谭氏大经营成功的主要背景，是明代中期江南因税重而出现大批农民弃田不耕，从而导致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因此这种大经营可能只是一种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的现象。与此相反，张氏方案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嘉、湖一带的情况。此时这一地区，如张履祥所述，已是“人稠密地，不易得田”，“人工既贵”[20] 。由于田地和人工都必明代中叶昂贵，因此谭氏的大经营已经失去了赖以成功的基础。而以张氏方案为代表的小经营由于能够充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因此有可能被众多小农接受，成为普遍的模式 [21] 。

然而，如果从经济的层面上来看这两种经营，却会发现二者也有很大的共同性。

首先，在这两种经营中，经营者都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同的生产活动。谭氏的做法是在池中养鱼，池上架设猪圈鸡舍养猪和鸡。塍上种植各种水果。田地种植水稻。稻田之外的零星地块，特别低洼的（即“污泽”之处）种植菇茈菱芡，稍高一些的则种植各种蔬菜。张氏方案则是在改造所得的旱地上，因地制宜种植种桑、菜、芋、豆、麦、麻、竹、果等不同作物，并且在池塘中则养鱼，以及利用桑业生产的副产品枯桑叶养羊。因此两种经营都包含了多种农业生产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综合性农业。

其次，这两种经营都十分商业化。谭氏农场的产品主要为了出售，因此每日都有收入，每月会计数次。而据张氏方案，邬氏农场虽然规模很小，但其经营活动却也十分商业化。不仅如此，谭氏农场生产出来的稻米，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谭氏家族和雇工的口粮；而张氏方案中的邬氏农场不生产稻米，该户所需要的食米全部依靠出售蚕桑、鱼、羊、果、竹等生产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购入。就此意义上而言，邬氏农场的商业化的水平，可能比起谭氏农场还更高。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水平和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是明代中期以来江南农业发展的两条主要途径 [22] ，因此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新经营方式独具的特色。本文所讨论的新经营方式的主要特色，在于它与生态农业具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它体现了今日我们所说的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运用这种新经营方式的农业称为江南的生态农业。

转贴于 二、江南生态农业的特点

从谭氏经营和张氏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改造田地。谭氏和张氏方案都把原有自然资源的改造作为首要任务。谭氏的农场原为无人愿耕种的“洼芜”之地，而邬氏农场也是“瘠田”。这些土地的生产能力都不高，因此都必须加以人工改造，使之成为具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农业资源。谭氏将其购买的田地中最低下的部分挖深为池塘，挖起的泥土则筑成高塍，围绕田地。结果是把原来相对平整的低洼土地改造为高低有别的池、塍、田，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种类的农业资源。邬氏农场的耕地“形势俱高，种稻每艰于水”，但如种旱地作物则又嫌高度不够。张氏建议浚池取得淤泥，用来培高原有耕地，从而将这些水田改造为适合桑、豆、麦、果、竹等作物生长的旱地。

第二，利用废物。在上述经营中，农场上的不同生产活动被结合了起来。由于这种结合，一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者枯桑叶），便可作为另外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得到再利用。相对而言，在谭氏农场上，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还不十分密切，而在张氏规划的经营中，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却已十分紧密。因此在资源再利用的范围和水平方面，后者处于更高的阶段。

下面，我们就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两个特点进行分析。

（一）资源改造：营造生态农业小环境

每一种农业生产活动都要求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即一定气候和水土条件。即使在一个较小的地区内，尽管气候条件大体相同，水土条件也会有相当的差异。正如张履祥所指出的那样：“天只一气，地气百里之内即有不同，所谓阳一而阴二也。正如一父之子，所受母气不同，则子之形貌性情亦从而异”[23] 。只有承认这种差异，把不同的生产活动配置在水土条件最有利的地方，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包世臣说：“省偏枯之失宜，酌高下之定势，精其所习，兴其所缺，因地制利，以力待岁”[24] 。这就是农业中“因地制宜”的原则。但是，天然的水土条件往往不能很好适合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必须加以人工改造，造成一个有利于人们所选定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微观生态环境。营造这样的环境，就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

在江南的杭嘉湖一带，地势低洼多水。这不仅颇不利于桑、果、豆、麦、麻等旱地作物的生长，而且对稻田用水的排灌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利于水稻生产。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对原有的自然条件加以人工改造，即如张履祥所说：“阴阳运数，有齐与不齐。齐者，数也；不齐者，人事使然”[25] 。具体而言，张履祥提出了“提行农事大纲”三条，其二为“沟渠宜浚”，其三为“塍岸宜修筑”。由于“一方有一方之蓄泄，一区有一区之蓄泄，一亩亦有一亩之蓄泄”，因此这种水利活动“其事系一家者，固宜相度开浚。即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当集众修治”[26] 。亦即农民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各种规模的浚渠修塍。

在江南，浚渠和修塍（以及与此相类的浚池等）不仅是一般的水利工程，而且也是改造原有水土资源的重要手段。在生产能力较差的稻田上改种桑等经济作物，是当时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27] 。然而“桑性恶湿而好干，恶瘠而好肥，恶阳蔽而好轩敞”[28] 。因此“桑地宜高平而不宜低湿。低湿之地，积潦伤根，万无活理”，“高平处亦必土肉深厚乃可”[29] 。水田必须经改造才能种桑，而主要方法就是用河塘泥来培高地基（包括筑为圩岸等形式）。张履祥在谈到浚河时说：“浙西之利，茧丝为大。近河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麦之利未尝无也”[30] 。“桑利圩泥，岁增高厚，瘠产化为膏壤”[31] 。“勤农贪取河土以益桑田，虽不奉开河之令，每遇水干，争先挑掘，故上农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车戽之水必深。盖下以扩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粪而肥，生植加倍，故虽劳而不恤”[32] 。

这些工作不仅可以单独地改良某一种资源（如田地），而且还可以使得相关资源（如田地及其邻近的水池等）的综合品质也得到明显改善。例如浚池，张履祥说：“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33] 。钱泳则说：“（浚池）为利无穷。旱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浊泥取污，既为肥田之利”[34] 。换言之，浚池扩大了池塘的容量，因此也提高了农田排灌能力并增加了水资源的储备力，从而使得农业用水更有保障。同时，池塘深浚之后，水容量扩大，可以养更多的鱼，从而获得更高的鱼产量。不仅如此，浚池挖起的淤泥（即塘泥）具有一定肥力，用来培高耕地，不仅可以改变这里土地过于卑湿的状况，而且可以改良土壤，增加土地的肥力。这种培高了的土地，尤其适合于种植桑树。而在当时的杭嘉湖一带，种桑养蚕是最有利可图的农业生产活动 [35] 。

原先生产能力不高的洼地，经过这样的改造，就形成了旱地、水田和池塘三种不同形态的资源，这三种资源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微观生态环境。在这个微观生态环境中，不同的作物都有合适的生长条件。因此在这个很小的生态环境内，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地从事多种经营活动。这不仅降低了天灾和市场风险可能给农业带来的危害的程度，而且也减少了农业生产在特定时间对某一资源（例如农业用水、肥料乃至特定时间和种类的劳动力等）的需求。这种微观生态环境的典型，就是张氏为邬氏设计的方案中的那种小农场。陈恒力、王达指出：在杭嘉湖地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来进行基本建设，一家的水田十亩或二十亩与邻家的十亩或二十亩隔绝了。许多家都如此，形成田段分散，塍岸隔离，彼此不相连属。在一个家庭的十亩或二十亩田中，各有沟、池、桑地的错综，各家都如此，又形成地面凸凹不平，桑地高，水田在地平面上，池与沟低于水田面的景观”。这就是土地经人工改造所形成的微观生态环境的一般形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原有资源进行人工改造，目的是营造一个生产者所希望的生态环境。在这个人工营造出来的生态环境中，农民不仅能够选择最有利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把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利用空间，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种植与立体养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模式 [36] 。阿尔铁里在谈到生态农业时强调：生态农业的首要原则，是农业活动“永远要多样性，决不要单一种植”[37] 。而对水土资源进行人工改造，正是农业活动多样性的一个基础。

（二）废物的再利用

如果说营造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是建立生态农业的基础，那么废物的再利用就可以说是生态农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知道，各种生产活动都会产生废物，而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对这些废物进行再利用，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并且也减少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废物进行利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江南，农民很早就把废物作为肥料加以利用，并且发明出了不少有效的利用方法。但直到明代中叶，这种利用方式基本上还比较简单，亦即将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废物，直接作为肥料而用于另一种农业生产活动。到了明代中期，精明的谭晓发明了一种利用废物的新方式——把猪和鸡的粪便作为鱼的饲料。按照当时苏州一带的习惯，有鱼粪便的淤泥，通常被罱取来作为稻、桑的肥料。因此谭氏的方法，体现出他的农场对某种废物（猪和鸡的粪便）进行了两次利用。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详情难以确知，因此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废物利用可能出现了新的方法，但是还不普及，而且也还比较单一。到了明末清初，从张氏方案来看，废物再利用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张氏已明确地说把含有鱼粪的池塘中淤泥，用来作竹、桑的肥料 [38] 。张氏在其他著述中，又讲到用枯桑叶（种桑活动产生的废物）作羊的饲料，用羊粪（养羊活动产生的废物品）作为作种桑的肥料，而蚕沙（养蚕活动产生的废物）又成为种麦和种豆的肥料。由于各种经营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连锁关系，所以废物得到多次利用。然而，大概是由于上述许多活动在当时已是人人皆知，因此张氏在其方案中未对有关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废物再利用的问题，我们特把这些情况作一更全面的讨论。

当时杭嘉湖一带农业所产生的废物，主要有四类，即：（1）人、畜（包括蚕、鱼）的粪便，（2）农作物残留物（如作物秸稭、枯桑叶等），（3）池塘和沟渠的淤泥，（4）田间杂草与池中水草。其中，有一些（第一、三类）可以直接作为肥料使用；另一些（第二、四类）则可作为饲料利用，转化为粪便后又作为肥料使用。前一种利用是一次性的，而后一种利用则是多次性的。在明代中期以前，农户养羊、养鱼似乎还不普遍，所以对废物的利用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多次性利用开始流行起来。而到了明末清初，多次性利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下面我们就从养鱼讲起。

当时江南农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主要方法是养鱼。由于养鱼利大，当时人把养鱼列为畜牧养殖业之首 [39] 。养鱼的方法，王士性说是“吴越养鱼，……入池当夹草鱼养之。草鱼食草，鲢鱼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鱼游，鲢又觅随之。……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40] 。而鲢鱼的粪便最后又会和塘底淤泥一同罱起作为农田肥料，因此对于利用已经不止一次。但是如果把养鱼与养羊结合起来，则利用次数还更多。这一点，明末徐光启已作了明确的说明：“（羊）或圈于鱼塘之岸，草粪则每早扫于塘中以饲草鱼，而羊之粪又可以饲鲢鱼，一举三得矣”；“作羊圈于塘岸上，安羊每早扫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而草鱼之粪又可以饲鲢鱼。如是可以损人打草”[41] 。

在张氏方案中，养鱼和养羊均占有重要地位。张履祥说养鱼应仿效湖州人，以草为饲料 [42] ，可知所养之鱼主要是草鱼。张氏在又说到“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杂鱼则半之”[43] ，可知养的不止一种鱼。由于是多种鱼混养，可知使用的方法应即王士性所说的那种在江南普遍使用的方法。同时，由于张氏方案把养鱼和养羊并重，因此在养鱼和养羊时采用徐光启所说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能的。关于羊的饲料，张氏说“畜羊饲以草”[44] ，而据《沈氏农书》，当时羊的饲料除了草外，还有枯桑叶（作为过冬饲料），二者在饲料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同，各占一半 [45] 。因此在张氏规划的邬氏经营中，枯桑叶先被用为羊的饲料，而后产生的羊粪被用作草鱼的饲料，草鱼的粪便又成为鲢鱼的饲料，而最后鲢鱼的粪便连同淤泥一同又成为桑地使用的肥料。这样就形成了对枯桑叶的多次利用。

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原为废物的枯桑叶经过了五次利用，最后变成肥料，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多次利用，从而形成了枯桑叶这种废物的多次利用和循环利用。

此外，桑地生产出来的桑叶是蚕的饲料，而蚕产生的粪便（蚕沙），又是一种优质肥料。嘉湖农民通常把蚕沙与蚕吃剩桑叶梗、垃圾加入畜粪，一同下窖沤熟 [46] ，制成混合肥料，施用到田地中。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再利用的过程。

上述两种对废物的利用方式，比起以前将这些枯叶焚烧后作为草木灰肥来使用的一次性利用方式，都更加复杂，也更加科学，形成了一种对废物的循环利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废物的利用程度。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对废物的循环利用的基本机理是生物的食物链原理。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物质能量的分级使用”。他还从“食物链的综合利用”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太湖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种模式中，“动植物生产和有机废物的循环从田地扩大到了水域，组成了水陆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稻麦一年两熟，并在冬季插入紫云英绿肥、蚕豆等，其他肥料来自猪粪、河泥等，蚕桑方面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墩种桑，用稻秆泥、河泥、羊粪壅桑；桑叶饲蚕，蚕矢喂鱼，水面种菱，水下养鱼虾，菱茎叶腐烂及鱼粪等沉积河塘底，成为富含有机质的河泥。羊吃草，过冬食桑叶，可得优质羊羔皮，等等。就这样，把粮食、蚕桑、鱼菱、猪羊等的生产组成一个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网，使各个环节的残废部分都参加有机质的再循环，人们从中取得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菱角、羔皮等动植物产品，而没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中充分利用太阳能的高度成就”[47] 。而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个成就。

从现代生态学的原理出发来看，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包括 [48] ：

（1）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一个生态系统中往往同时并存着多种生物，它通过一条条食物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按照食物链的构成和维系规律，合理组织生产，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力，节省资源且减少环境污染 [49] 。

（2）根据生物群落演替原理发展起来的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根据生物群落生长的时空特点和演替规律，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组织农业生产，是生态农业重要内容之一。采用这种模式，可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使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并保护好农业生态环境 [50] 。

（3）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物为了繁衍生息，必须随时随地从环境中摄取物质和能量，同时环境在生物生命活动过程中也得到某些补给，以恢复元气和活力。环境影响生物，生物也影响环境，受到生物影响而改变了的环境又对生物产生出新的影响。所以必须通过合理耕作、种养结合来调节控制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51] 。

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就形成了今天生态农业工程的模式设计。这种模式设计常采用三种类型，即：[52]

（1）时空结构型：采用平面设计、垂直设计和时间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多为时空三维结构型，包括种群的平面配置、立体配置及时间的叠加嵌合等。这种时空结构型包含山体生态梯度开发型、林果立体间套型、农田立体间套型、水域立体种养型和庭院立体种养型等。

（2）食物链结构型：模拟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结构，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实行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与多级利用。食物链模式设计通常采用“依源设模，以模定环，以环促流，以流增效”方法，通过链环的衔接，使系统内的能流、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畅通。

（3）时空－食物链结构型：是时空结构型和食物链结构型的有机结合，即将生态系统中生物物质的高效生产和有效利用有机结合，把“开源与节流”高度统一，以求适投入、高产出、少废物、少污染、高效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谭氏的经营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因此可以说是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而张氏为邬氏设计的经营，所依据的则不仅是食物链原则，而且也是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和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因此应当说属于时空－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这一变化意味着江南的生态农业出现后不断发展，逐渐演化出不同的模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而言，就近代以前技术水平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

注释

[1] 在此方面，最新也是最具概况性的著作为Jack Goldstone的《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Fall 2002.

[2] 在2002年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13届国际经济史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大会上，由李伯重主持、有10个国家经济史学家参考的“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欧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Eurasia）的专题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3] 这种情况，集中地反映在克莱夫·庞廷的新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

[4] 路明为现代农业下的定义是：“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装备起来的农业称为现代农业。其基本特征是：各种机器成为主要工具；石油电力成为主要能源；具备优良的农业基础设施；电子、激光、遥感、信息等新技术广泛采用；建立在现代科技上的科研、推广体系完备；农工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完备；现代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广泛”。他为生态农业下的定义则是：“在现代化装备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原理为指导，节约使用资源，减少能量输入，适当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加环增链，多层次利用生物有机质，做到废弃物资源化，物质循环再生，使农业不对环境产生污染，在为人民生产出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的同时，还能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农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见路明：《21世纪现代生态农业展望》，刊于《中国农业科学》（北京）第34卷（2001年）。

[5] 孙敬水：《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转载于《中国经济信息网》2002年11月28日。

[6] 曹东风与戈峰把19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世界农业的各种新观念、新模式，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完全不使用人为因素，而只是靠自然界中的自然因素进行病虫草调节的回归型农业（Regressive Agriculture），如现代自然农业（Modern & Natural Agriculture）、有机农业（Modern & Organic Agriculture）、无为农业（No-doing Agriculture）、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Agriculture）、素食农业（Veganic Agriculture）等；二是不使用化学农药，但可使用生物防治制剂进行病虫草防治的替代型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如生物农业（Biological Agriculture）、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立体农业（Three dimensional Agriculture）等；三是以发挥自然控制为主，但可适量使用化学农药的持续型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如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低投入农业（Low-Input Agriculture）、低熵农业（Low-Entropy Agriculture）、生态经济农业（Ecological Economical Agriculture）、综合农业（Integrated Agriculture）、精久农业（Intensive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四是强调高投入、高产出，可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以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集约型农业（Intensive Agriculture）（见曹东风与戈峰：《面向21世纪可持续农业的植物生态保护刍议》（转载于ipmchina.net/meeting98/）。

在上述这些农业形态中，与生态农业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有机农业，因此在一些文献中，生态农业也称有机农业。但是如阿尔铁里所强调的那样，有机农业并不是生态农业，因为有机农业仍旧是单一种植和原材料替代，用一些原材料取代另外一些原材料，与常规农业遵循着同一标准；而生态农业依靠的是农作物与动物相协作的结合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对原材料没有依赖性的体系。此外，有机农业供应的是上层社会市场（实际上，美国的大多数有机农业只是一种商标，一种说明没有使用有毒物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商标）。相反，生态农业以科学为基础，实行一种关注社会公正、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替展模式。见《生态农业的推动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阿尔铁里答墨西哥《标志》周刊记者问（转引自《参考消息》2001年12月21日）。

[7] 侯向阳：《生态农业－－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刊于《中国特产报》2003年4月7日。

[8] 《农业名词》“生态农业”条（转载于chinapoultrysci.com/nymc/）；孙敬水：《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9] 路明：《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刊于《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5日。

[10] 阿尔铁里把这种传统农业知识成为“人种科学”，即“关于农业生产者的知识”。他指出：“所有土生土长的老农民都有一种宇宙运动观。他们发展了一种体系，即大自然的分类并适应自然。人种科学就是研究这些农民的智慧。”阿尔铁里强调：生态农业“不是具体技术”，而是原则，因为“是原则产生技术”。他所说的原则亦即前注中所引的“土生土长的老农民”都有的“大自然的分类并适应自然”的知识体系。见前引《生态农业的推动者》。

[11] 侯向阳：《生态农业－－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

[12] 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本文中，主要指杭嘉湖一带。

[13]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USA)， 1998.

[14] 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业师傅衣凌先生，他说：明代中期江南农村经济中出现的新经营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页

[15]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排印本，卷四“谈参”条说：他所谈的，其实是“淡参，实谭晓，常熟湖南人（原注：行三，参者三也）”。由于李氏所言本来自“邵北虞圭洁所撰”，而“北虞系同邑，不欲显论之耳”。故作谈参。

[16] 因此张履祥说“窃观行素生前规划，或者已有此意，恨不及与之论定也”。

[17] 陈确到邬氏家，见到其家“周按桑田，闲闲十亩”。见《陈确集》，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文集卷九《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张履祥也说：“行素今年已种豆二三亩，善策也”。见《策邬氏生业》，收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增补本），农业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77－178页。

[18] 据邬氏的师友陈确（同时也是张履祥的友人）所见，邬行素生前与其子力耕养母，生活十分贫困（见前引陈确：《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因此其境况只能属于下等农户。

[19]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6页。

[20]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4、148页。

[21] 事实上，如后所述，这种方案后来确实得到了广泛的采纳，成为江南许多地方小农经济的特色。

[22]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刊于《中国农史》（南京）1985年第3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刊于《农业考古》（南昌）1985年第2期；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ch.3，4，5.

[23]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6页。

[24] 包世臣：《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刻本，卷二《齐民四术》第一农一上。

[25] 张履祥：《祷雨疏》，收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2页。

[26]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45页。

[27]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28] 高时杰：《桑谱》，收于汪日祯：《湖雅》，光绪六年刻本。

[29] 沈练：《广蚕桑说》，仲昴庭辑补本，农业出版社（北京）1960年。

[30] 《杨园先生全集》卷六《辛丑与曹射侯》，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64页。

[31] 《荒政议上甘中丞》，收于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九灾祥一。

[32] 《陈确集》文集卷十五《投当事揭》。

[33] 张履祥：《策溇上生业》，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9页。

[34] 钱詠：《履园丛话》，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卷四水学围田、浚池条。

[35] 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刊于《农业考古》（南昌）1995年第3期与第4期。

[36]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充分利用资源和空间的立体农业生态模式”。见前引路明：《21世纪现代生态农业展望》。

[37] 见前引《生态农业的推动者》。

[38] 张氏在此文中明确指出：“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他在《策溇上生业》中也说：“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39] 明代《致富奇书》(木村蒹堂本)“牧养致富”说：“养五牸之法：一曰养鱼，二曰养羊，三曰养猪，四曰养鸡，五曰养鹅鸭。五牸之中，惟水畜之利最大”。

[40]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排印本，卷四“江南诸省”。

[41] 徐光启：《农政全书》，石声汉校释本（即《农政全书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年，卷四十一牧养。

[42] 《补农书》总论说：“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脊之忧，为利不亦多乎！……尝见其乡一叟戒诸孙曰：‘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资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矣等。奈何畜鱼不力乎！’”。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32页。

[43] 《策邬氏生业》。

[44] 这里说的草，主要当指水草。详前注。

[45] 《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86页。

[46] 参阅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15、16、17页。

[47] 游修龄：《中国古代对食物链的认识及其在农业上应用的评述》。

[48] 以下三条，均见《农业词典》“生态农业的三种模式”条（转载于 suhome.8u8.com/paper/paper.htm）。

[49] 例如利用作物秸秆作饲料养猪，猪粪养蛆，蛆喂鸡，鸡粪施于作物，在这种循环中，废弃物被合理利用，可减少环境污染。利用食物链组织生产的还有作物－畜牧－沼气循环；作物－食用菌循环等。

[50] 例如为了让农副业生产向空间或地下多层次发展，可在田间实行高秆、矮秆作物搭配种植，同时在田间的沟、渠、过道的空间搭设棚架，栽种葡萄、云豆等爬蔓作物；还可将种植植物和动物养殖搭配起来等。在时间演替上，可采用间作方式，在同一土地上种植成熟期不同的作物，以充分利用资源。

[51] 如果不顾这个规律，只顾索取，不给回报，便会使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

第2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目前，虽然我国有较多乡村在发展农业旅游，且不少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较多都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统一部署，特别是中小城市附近的乡镇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1旅游特色缺失

人们走出户外是希望看见不一样的田园景观，体验别致的田园生活。但是现有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缺乏特色，同质化比较严重。目前郊区推出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多是“看农家生活、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虽然这些都异于城市生活，但如果处处都一样、次次都相同，也难以吸引游人，所以项目总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就会下降。

1．2旅游景点分散

目前，休闲农业旅游的模式多是小打小闹，而且处于比较分散的自由发展状态。所有的农业资源都分散在各自乡镇，缺少合作，各自为战。同时景点的知名度尚未展开，这些都成为发展的瓶颈所在。

1．3规划难以实施

旅游项目的前期投入较大，且成本的回收需要较长时间。在现今较多实施的项目中，由于资金问题，前期规划的深度不够，难以指导项目的实施，且缺乏宏观意识和远见。由于缺失规划，各类用地参差不齐，必要的公共设施又比较简陋，整体布局杂乱无章，乡村道路建设缺乏远见，整体风格难以形成，难以给游客留下好的印象。

2川店镇双店村休闲农业旅游规划

2．1旅游基地概况

荆州川店镇地处荆州古城西北隅，毗邻荆门、当阳两市。人文景观奇特，享誉三楚。三国遗址、越王勾践剑、虎座鸟架鼓就是川店悠远而深渊历史文化的见证。全镇版图面积164km2，耕地面积4930hm2，人口3．49万。双店村位于川店镇中部，毗邻川店镇政府，被荆川公路贯穿，位于川店镇政府确定的荆川线旅游服务经济带，是荆州城区到熊家冢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优越。项目基地处在丘陵地区，地形有一定的高差起伏，地质地貌条件良好。基地内大部分为农田，中心有两片较大的居民区，一片为原有的居民点，一片为还建小区，小区东北面有一片较大的水域。荆川公路沿线以及基地东南面有两片较大的林地，整个基地被水渠环绕。荆州市旅游规划将长江北岸的八岭山地区及长湖地区作为荆州古城游览区。主要景点有荆州古城、楚纪南城遗址、八岭山国家森林公园、荆州水利文化景观及沙市都市观光风景。荆州城区的旅游影响将通过熊家冢的吸引作用辐射到川店镇，将给川店镇的农业观光旅游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力发展荆川线沿线的农业观光服务，将使双店村成为向观光游客展示川店镇新农村风貌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成为去熊家冢旅游的一个休息娱乐场所。

2．2旅游开发策略

2．2．1文化策略川店镇文化深厚、人杰地灵、享誉三楚。熊家冢的开发为川店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旅游成为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支撑点。熊家冢的旅游服务事业正在有条不紊地发展，一定能带动周边旅游的发展。川店镇有香樟、土鸡、鲤鱼等一些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农村土特产。这些地方特色文化都为发展旅游创造了条件。

2．2．2环境策略休闲农业旅游具体类型较多，在规划过程中力求打造休闲种植业为主题的现代农业观光园。农业观光园是一个集吃、住、玩、游、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村体验园。而这些活动的开展需要一个充满自然生态气息的环境，因此优美环境的塑造是决定农业观光园建设成败的关键。园区环境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保持原貌，适度改造。游客来到农村观光，主要是来体验农村生活的趣味，找到一种返璞归真之感，因此，园区环境的塑造应该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适度地进行改造，体现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农家旅游乐趣。双店本身被开发改造较少，自然生态条件优越，在环境方面有巨大的优势。第二，注重细节，突出创意。观光园的档次除了表现于自然景观的整体效果外，更表现在一些细节之处，不论是花草的放置，还是亭桥的位置，都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景观的设置需要注重创意，既能体现农村文化风貌又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第三，有机联系，共生共融。每个区块的环境要有有机的联系，从一个景观节点到另一个景观观节点要有衔接和过度，使游客舒适方便地穿梭于各个景观流线。

2．2．3建筑策略从市域范围来看荆州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三国文化和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经融入了荆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很高的文化认同感。从镇域范围看，川店镇有熊家冢古墓，传统文化同样占主导地位，这些都决定了双店村农业观光园的建筑形制和风格应遵循古朴的原则。观光园公共建筑的建造应当在尊重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适当融入现代元素，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削弱乡土文化的吸引力。

2．3功能分区

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原有地物地貌，借鉴现代休闲创意农业产业园的发展模式，规划组织各个区块的功能，使之有机联系形成一个自然连贯的旅游流线。将休闲创意农业园区分为：入口接待区、有机蔬菜种植区、瓜果采摘区、林木观光区、生态渔庄、民生民俗体验区、新农村住宅区、农家乐餐饮区、传统农业观光区、精品农业生产区等10个区块。在毗邻荆川公路的地方设置入口接待区。在进入观光园中心的主要道路两边设置瓜果采摘区。在原来有林地的位置设置观光林业区，有水塘的地方设置生态渔庄。对原来住宅集中的地方进行适当地装修改造，设置民俗民生体验区。将观光园末端的住宅区修建改造成休闲农家乐餐饮区。荆川公路另一侧的大片农田区域设置成传统农业观光区和精品农业生产区，作为二期发展备用地。

2．4效益分析

2．4．1生态效益规划的实施对于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有明显的作用。特别是生物物种共生模式及生物能多层次再生利用模式在莲菜种植中的运用，将对规划区内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既丰富规划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又有利于周边山水等自然要素的保护与利用。同时，通过生态农业与旅游服务的联动开发，推动规划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条件。

2．4．2经济效益无论是生态农业经营模式，还是旅游服务业发展经营模式，都是适合规划区整体经济发展的合理选择。通过生态农业的发展，将有效地解决规划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问题，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值；同时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丰富和提升规划区的产业结构，成为规划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为规划区带来更多的产品效益，也为当地村民增收带来可靠保障。

第3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事实上,荆州市如桃花村般发展成熟的都市农业并不多见,与桃花村相比,很多发展中的都市农业由于前期经验不足、选址不合理等因素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不幸夭折,都市农业的发展应跟随经济发展的脚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荆州市都市农业发展应秉承“以农为本,贴近生活,发展楚都文化”的新型都市文化理念;以“战国”为魂魄,突出特色,发展有特色的都市农业旅游产业;以“融合”为途径,农、旅结合,发展产业化的都市农业项目;以“环保”为前提,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低碳化的都市农业。同时,在湖北构建世界现代卫生城市的背景下,都市农业的发展也必须体现“自然生态、城乡一体”的概念,即实现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体现促进农村发展、惠及农民生活、融通城乡一体、服务大众社会的核心理念。荆州市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推动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发展,为实现未来荆州市都市农业的转型升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创新:

    1.1荆州市都市农业人才转型培养升级方案

    高素质人才是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升级的重要支撑,荆州市都市农业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转变观念,积极引进人才。人才的教育与培训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荆州市服务行业人员的素质,从而提升荆州郊区旅游农业服务业的整体行业素质。都市农业的经营者和企业也要摒弃传统家庭经营观念和守旧思想,加强自身学习和参观培训,从根本上提升都市农业整体行业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

    1.2荆州市都市农业市场转型升级方案

    都市农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产业。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荆州市都市农业市场的转型升级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基础性拓展。目前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市场覆盖程度低,产业规模较小,远未不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市农业的产业规模。在市场的基础性拓展上,荆州市应该着重于营销合作模式,推动荆州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的都市农业市场由“区域化竞争”向“区化域合作”的转型,从而实现市场资源共享、人才交流提升的共赢局面;二是深入和细分市场的营销。荆州市需要深入研究湖北省都市农业产业的市场需求,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设定不同的营销方案。针对湖北省荆州市的楚都文化、关公祠堂、三国争霸等历史文化类旅游产品,着重扩展湖北省周边的消费者,针对节假日休闲、旅游团等大型散客为主设置相应的与旅游风格结合的都市农业活动,积极发展营销合作组织,形成统一协调的市场,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潮流,进行网站建设和在线服务。

    1.3荆州市都市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方案

    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发展应置于湖北省都市农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湖北省农业经济的统筹发展,在实现湖北省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前提下,实现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大发展。在发展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同时,将旅游业、农业、饮食产业、交通业、房地产业、环保产业等产业融合贯通,形成共同良性发展的局面。在荆州市大力发展花园城市、黄花菜基地、鄂菜产业化基地、中部花乡等现代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同时,抓住荆州市的都市农业的发展机遇,借助其他产业发展的“东风”,使荆州市的都市农业大力发展;在发展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同时,重视产业链的强化发展,大力推广创新思维,以生态都市农业为优先,合理配置其他相关资源,建立旅游———文化———娱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都市农业在产业链上的完善和创新;将引进旅游和农业项目作为实现手段。荆州市引进了鱼米之乡、关公祠堂、中国战国文化博览园、楚都文化探秘之旅等大型推广项目,应充分利用这些项目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整合产业内要素资源。

第4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关键词：能源；探讨；农村；通泉镇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energy development in Tongqua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 rural area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awareness raising, local conditions, steadily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ergy and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strengthen management,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operating, improving energy utilization,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ergy.

Key words: energy; explore; rural areas; Tongquan

中图分类号：P7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前言

发展农村新能源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目标。发展农村新能源，对于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优化农村环境、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村文明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我国在2020a年农村全面达到小康水平，持续发展农村能源工作势在必行，特别是针对当前农村青壮劳力大部分外出务工，老弱、病残、幼儿留守农村的实际，发展方便、安全、高效的农村新能源尤为重要。

2通泉镇环境状况

2.1地理概况

通泉镇是马龙县县城驻地，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曲靖市近郊，地处东经103°16′-103°45′，北纬25°08′-25°37′之间。距昆明市113km,距曲靖市22km,老国道320线、昆曲高速公路、沾昆铁路贯穿全镇。地处珠江、长江水系源头地区。全镇国土总面积27717 hm2，有林业用地10162.6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55．90％，森林覆盖率39．15％。海拔1980-2060m。

2.2社会经济状况

通泉镇辖2个城镇社区， 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5个村民委员会76个村（居）民小组。总户数14793户，总人口48259人，其中：农业人口33558人，占69.53%；非农业人口14701人，占30.46%；人口密度221人/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043.9 hm2。

通泉镇是高原山区乡镇，以农业为主，2011a全镇农业生产总值达1.89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818元，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效益农业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中畜禽养殖业在农牧渔业产值所占比重达37.2%，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的建设，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2.3污染情况，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也给通泉带来环境污染。污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3. 1畜禽污染物排放量增大且管理相对滞后。粪便和污水工程处理率仅为12%和1.6%。

2.3. 2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100000t左右，处理率几乎为零。

2.3. 3化肥、农药使用量大，平均达440kg・hm-2；农药使用量平均达17.2kg・hm-2。

2.3. 4秸秆、煤碳、薪材的大量使用，平均每年达30000t左右。

2.4污染物的增加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4.1严重影响水环境质量。畜禽养殖污水和生活污水绝大多数就地排入坑塘和河流，农田化肥的流失等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甚至发黑变臭；井水、地表水作为部分村小组饮用水水质超标，危害人体健康。

2.4.2影响耕地质量。长期过量施用化肥，忽视有机肥、土壤、承载压力过重，造成土壤养分失衡，地力下降。

2.4.3危害环境安全。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增加，严重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2.4.4秸秆的田间焚烧，弃于河道，煤碳、薪材的燃烧加大了生物质燃烧排放量。生态环境的恶化已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通泉能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农村能源对经济发展、污染情况等的影响和作用

“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燃料是农民生存的首要问题。现在每年消耗木柴量的40%―50%都是烧柴用掉的，若利用沼气、太阳能、省柴节煤、商品能电、液化气等，不仅解决农民的烧柴问题，也能大面积地保护森林，减少上山砍柴、割草之劳，日常炊事也不再受烟熏、火燎之苦，降低了劳动强度，同时高效、清洁能源的利用，使农民从传统的生活方式向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转变，有利于通泉镇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优化农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改善农民精神风貌。如利用沼气技术治理人畜粪便、生活污水能消灭粪便和污水中90%以上的病菌，改变农村粪便、垃圾任意堆放的状况，使有机废弃物达到无公害处理，资源化利用。解决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的问题。使过去那种“烧柴做饭烟熏火燎，苍蝇蚊子满庭院”的状况不复存在。对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减少生物质燃烧量排放，降低污染，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增加收入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图式如下：

电、液化气、太阳能等利用省柴节煤

沼气发酵池利用人畜粪便、生活污水无公害处理资源化利用

3.2 能源现状

农村能源利用现状：太阳能有2100户约占14.2%，沼气有3500户占23.7%，省柴节煤有12575户占85%，商品能源利用电（照明）占99%，液化气、燃油等分别占8%和9%。目前通泉农村生活用能（炊事、取暖）以及农产品加工（烤烟叶）主要用电、煤炭和薪柴。能源利用设施没有除烟、除尘等措施，如部分农户生活用灶的设计不合理，进行炊事时，大量烟或煤气充满整个房子，烟熏气呛火燎，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烤烟叶的烤房多为老式烤房不但烟叶烤的质量不好，大量烟、灰给大气带来了污染。且除烟除尘措施滞后，煤渣、生活垃圾乱扔等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对通泉镇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了新的威胁。

3.3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3.3.1经济贫困，生态环境恶劣，生物质的过量消费，形成植被破坏，使通泉镇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部分沙化，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生态环境恶化；

3.3.2能源消费的规模小，低效率，高排放，能源利用设施绝大部分没有除烟，除尘等措施；

3.3.3缺少技术的帮助和支持，缺少经济分析和决策的帮助；

3.3.4缺少节能减排，发展再生能源资金的支持；

3.3.5农民对环境破坏更为直接，普遍没有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和意识。

4通泉农村新能源开发

4.1 注重实效、 以点带面、树立典型

贫困往往是与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有关，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如何提高农民意识，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利用能源，改善农民精神风貌，促进农村文明进步，实现农村生活用能高效化、清洁化。通泉镇新田村冯小平，一家四口于2001a建了一口8 m³的沼气池，产生的沼气能满足做饭和点灯照明的需要，利用沼液沼渣生产的无公害农产品很受市场欢迎。杨官田村杨留德搞农家乐生态园建设，以再生能源为纽带，将猪圈、厕所、养殖、菜地、果园等连在一起，形成了能源综合利用，每年实现收入100000元左右。

4.2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提高农村能源利用效率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准确客观的分析通泉镇经济发展优势，采取科学决策的方法，稳步推进，在能源建设中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如：沼气建设在雨季增加投入和技术难度等）搞好规划，稳步实施，对辖区内养殖大户、烟叶烘烤等高能耗农产品加工业加速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把改进用煤用柴工艺，发展洁净煤和节煤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主要位置，进一步开展农机节油的技术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推动各种节能电力设备和线路改造，鼓励农民多用电，不断提高商品能利用效率和再生能源利用效率。争取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资金投入、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和必要的扶持。争取更多的惠民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对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损害。使通泉镇的能源发展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太阳能是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而沼气技术是使农村养殖业有机废弃物达到无公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最佳途径，太阳能利用工程技术和沼气工程技术应作为通泉镇农村用能重点项目来抓。

4.3开发农村能源适用技术，抓好技术培训，科学规范操作。

根据通泉镇用能的分散、小型的特点，研究引进开发适合的先进适用，坚固耐用，维护方便的技术，对有发展前景的能源技术（主要指再生能源）通过示范扩大推广应用范围，对于技术成熟具备商业化的技术及时引入通泉市场。通泉镇在“全国大建沼气运动”时曾建过部分沼气池子，当时由于建池技术不成熟，设备落后，建池技术不规范，产气率低，效果不理想，结果成了“找气池、废料池”，对能源利用不高，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而且损失了一定的资金、人力和物力，错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强技术员和相关人员的技能培训，提供技术的帮助和支持，进行科学试点示范使之不断完善显得尤其重要。建立能源供应的保证机制，提高服务质量，把好质量关，科学规范操作，把相关知识，技术传授示范给农户，让农户积极参与，掌握技术，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农村能源。让农户通过技术的培训、学习和实践，学到先进的农村能源生产管理技术，利用现代化技术开发利用农村再生能源，提高农户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致富意识增强，致富能力得到提高。

4.4加强管理，注重效益

“三分建，七分管”说明能源建设发展过程中只有进行科学的日常管理，才能保证稳定均衡的能源供应。在能源管理上可考虑：从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采取综合管理措施，改善能源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统一对能源产品进行招标和集中采购销售，以免伪劣产品混入农家，给农户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对能源建设的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化管理，避免能源建设的盲目性。对能源建设供应的保证机制进行物流化管理，缓解农村能源短缺的矛盾。专人管理与农户管理相结合，对农户要提倡谁建、谁受益、谁管，有效利用能源，延长部分能源设施使用年限。如省柴节煤灶，只建不管，在管理中不定期清扫不及时维修即使再好的灶，也不能持续发挥节能省时的效果。目前，通泉镇有林业、扶贪、农科等多部门建沼气，鼓励农户建沼气的政策不一，补助有多有少，建池模式有三种，农户形成谁补助的多就建谁的，给通泉镇沼气推广带来不利因素。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辖区内沼气建设进行统一管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科学发展，让想建沼气、会用沼气的农户拥有一口产气、安全的沼气池。

4. 5能源与生态农业、家园、环境

4.5.1能源与生态农业、家园、环境有机结合

以户为单元，把院落、厨房、猪圈、温室、沼气池、太阳能、电、菜地、果树、农田、畜禽养殖进行综合配置。实施“猪、沼、作物”，“器、气、池”等多种生态家园富民模式。即以养猪专业户为单元，建一口沼气池，周围有相匹配的农田、果园，屋顶安装太阳能，农户使用沼气点灯照明和做饭，厕所、大棚等有机组合或畜禽养殖，液化气、太阳能、发酵池、农田、菜地等有机组合。

实施能源与生态农业、家园、环境相结合的特点：利用沼气发酵得到无公害化，减量化处理的粪便污水。用沼液、沼渣种果种菜种花，不但增加产量，还提高质量，节省了农民买化肥和农药的钱，又使生产的农产品达到无公害的标准，提高农产品销售率。利用沼液、沼渣在大棚内种植反季节蔬菜，房屋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农户使用沼气做炊事，把太阳能热水器、沼气、生活污水处理集成在一起，不仅为农户提供环保能源，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而且实现了污染物零排放且粪便污水得到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大大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及利用省柴节煤工程，液化气、电、其它节能技术等，逐步减少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破坏污染。使土地、太阳能和生质质能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引导农民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农民家庭基本生产生活单元内部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达到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公害化，保护生态环境，获取最佳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能源工艺流程如图：

生物及其他养殖业 果品保鲜

饲料作物沼液、沼渣沼气池沼气照明煮饭

农作物果园鱼塘厕所浴室

太阳能

4.5.2 能源与生态农业、生态家园相结合实例

通泉镇大海哨村陈德飞户有存栏猪9头，日排放粪便污水0.055t，2001年建了一口8 m³的沼气池。沼气池产气后解决了他家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用能需要，按每户每天烧柴7千克，照明0.5千瓦时电计算，使用沼气后，一年下来，节约生活用能开支1000元左右。利用沼液沼渣喂猪，猪贪睡，长膘快，6个月就可以出栏，每年可出栏两批猪，每头猪可获得100元以上的纯利润。余下的沼肥用作附近的果园5亩桃园的有机肥，相当于代替70%化肥的施用量，平均1亩的果园可以节约化肥，农药约200元；同时，桃的品质明显提高，增产25%左右。2003年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1台，四季均可用热水洗澡，改善了卫生条件，减少了用薪柴、煤等能源，而且生活污水经沼气池处理后，达标排放。据调查沼气户和非沼气户比较，消费煤每年少66%左右，薪柴少58%，秸秆少87%左右，减少煤灰，生物质燃烧排放量以及对地下水源的污染。经实际测试连续施用沼肥3年，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0.39%，全氮增加0.05%，土壤容重减少0.2g/cm³，孔隙度增加6.6%，土壤微生物活跃，保水抗旱性能高。

大菁苗族村44户，2000年全建（改）为省柴灶、节煤灶后，各户屋里暖和干净，火好烧，柴和煤用得省，据调查省柴灶替代老式灶可提高热效率达30%―35%，一个省柴灶可节省烧柴30%―40%，高于1亩薪材的产量，即省柴又提高了火力，一户四口之家每年饮事和取暖按2t来计算等于3亩山林的薪材，44户使用省柴灶后可节约用柴0.6t―0.8t，保护了9亩―12亩的山林，大菁村森林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5小结

在通泉镇农村，开发适合的农村能源技术和产品，推广各类能源、生态环境模式建农村生态农业，对促进通泉农业、林业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沼气、太阳能等高效能、清洁能的利用使农民从传统的生活方式向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转变，使农村人畜粪便、生活污水得到无公害处理资源化利用。使农民从过去烧桔杆等原始燃料改为使用优质气体燃料，同时带动了广大农民从单纯农业生产转向集种植、养殖、林果及林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从而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广大农民脱贫的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创造出显著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苑瑞华《沼气生态农业技术》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生态家园富民计划科普连环画册》中国农业出版社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编绘2002年

第5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论文摘要：当前，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农业资金的短缺，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都需要农村金融这一经脉的畅通。西北地区是我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农村金融问题的典型地区。如何针对西北地区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有效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西北地区农村金融中的突出问题，不能局限于对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必须从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着眼，重新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推行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完善西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一、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小额信贷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所以，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应该从农村信用社开始，使其成为真正的农村金融主力军。

1．农村信用社的职能定位和产权制度改革

现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原则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经济实力考虑其可能的发展方式。为此，中央银行应制定相关的转制标准，以规范其改制。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西北各大城市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势力较强，对这些信用社的重组，取消两级法人制度，将若干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近的信用社合并组建、转变为地域性农村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与目前西北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造类似，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选择。

对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而言，如果农村信用社实力较强，可参考上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做法，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重组为商业银行。贫困地区信用社的业务主要应是支持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脱贫工作，带有政策性业务的成分。因此，它们的出路可以是：转变成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或互助式信用社，或转制成国家政策性银行即农业发展银行的基层网点机构。当然，后一种做法的前提之一是农业发展银行应将国家政策性长期融资、短期融资和扶贫等政策业务完全担当起来。此外，可以考虑降低或者取消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农户储蓄存款利息税，减征或免征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城建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陕西省政府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进行了财政贴息政策的有益探索，三年来财政共为农户小额信贷贴息1000万元，带动信用社小额信贷、联户担保贷款、农民自身投入和龙头企业投入的资金达1.88亿元，使示范区62.8%的农民直接受惠。

2．以扩大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试点为契机,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

鉴于农村地区资金短缺，储蓄成本、贷款和管理成本都较高的情况，应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2004年10月28日，央行取消贷款利率的上限，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货币政策手段。根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要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利率就必须能够覆盖储蓄和贷款的管理成本、行政成本、违约成本、机会成本等。如果不推行贷款利率市场化，各正式金融机构、非正式金融机构，相互之间就不能展开充分的竞争。另外，根据当前存款利率市场化试点经验，小幅度放开存款利率是无风险的，因为金融机构的变相高息吸储在许多地方已经是公开的做法，农户和企业可以直接从中受益。据统计，到2004年9月末我国最早进行信用社改革试点的8个省市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为7.38%，比改革前大大提高。

3．大力推行小额农业贷款

小额农业贷款，大有可为，这是很多农村信用社用实践得来的经验。国家在农村最主要的两项金融政策是信用社小额信贷和支农再贷款，这正是通过信用社来执行的。2002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并要求农村金融部门要改善金融服务，要求信用社“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式”。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贷意义重大，它将促进信用社端正经营方向，转换经营机制，丰富信用社的真正内涵和完善其体系，而且有利于缓解农户贷款难问题，有利于抑制高利贷，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社会稳定。《金融时报》2002年1月22日报道，西北五省区农村信用社到2001年末，共发放给农户贷款244亿元，开办小额信贷的农村信用社占五省区信用社总数的68%，开办联保小额信贷的占总数的39%,这两种贷款合计余额为39亿元，本息收回率平均在85%以上。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支持和服务，是一个积极的、可喜的趋势。

二、加强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支农的作用

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在目前西北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困难的新形势下，应该加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充分发挥其作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

1．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筹措渠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逐步减少对中央银行的依赖，改变目前资金来源渠道过窄且不稳定的现状，逐步拓宽融资渠道。其一是增发农业金融债券，从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发行金融债券是规定中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为了保证农业发展银行债券的顺利发行，可以考虑规定商业银行存款增长的一定比例或者强制要求保险公司的一部分资金必须用于购买农业发展银行的金融债券，并由中央银行予以保证。其二是允许农业发展银行公开向社会发行中长期农业开发建设债券，筹集个人、企业手中的大量社会资金。其三是将邮政储蓄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通过中央银行划归农业发展银行使用。其四是把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亚洲开发银行对我国的农业贷款项目和扶贫开发贷款，统一由农业发展银行进行转贷。其五是统一国家支农资金的管理，特别是国家预算拨款用于农业的资金和其他用于发展农业的专项基金，都必须存入农业发展银行。

2．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应在继续支持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同时，通过农业政策性贷款的信贷投向，在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区域布局上对农业发展进行重新规划与调整，达到帮助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农业发展银行尤其要扩大农业开发贷款，把主要力量放在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上，使农业发展银行真正成为农业“发展”银行。

第一，农业发展银行的支持重点应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扩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贷款。一是支持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西北农村干旱地带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二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注重支持西北各地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项目。三是作为信贷扶贫的主力军，农业发展银行应对西北贫困地区的各种扶贫经济实体进行支持，特别是那些既和本地资源相结合，又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第二，强化对农业服务领域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的资金支持，为农村经济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发展银行首先应为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业开发组织等提供资金支持。西北农村地区严重缺乏科技人才，通过科技教育投入，为西北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培养一大批科技带头人和合格劳动者。其次，根据市场需求信息，对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前景的西北地区新、优、名、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给予大力支持，并通过加大对农业科研经费与农业科研成果鉴定转化的政策性信贷投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第三，支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主要是以公路、电网、供水、通信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可以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而这种环境的变化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项目，使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可以分享到农村发展带来的好处。

第四，支持西北地区农村的生态建设。加大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建设以及生态资源保护的投资力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加快水土整治，退耕还林还草，防风固沙，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要支持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支农，为了满足西北农村地区的金融需要，就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改进：首先，由于西北地区农业的明显弱质性和“三农”的特殊性，完全商业化的正式金融机构必然不能够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因此，主要为“三农”服务的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就不应该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采取相同的模式，必须是“有限度”的商业化，即中央银行把中国农业银行的赢利性指标压低，以便于补贴其从事“三农”业务所带来的必要亏损；另外，中央银行还可以设立专项贷款，作为支持中国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其次，中国农业银行应该切实建立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农村经济主体的信息掌握，增强对农村经济主体的贷款力度。第三，要完善和规范中国农业银行设在县及县以下农村经营网点的金融服务功能，取消单纯吸储的网点。

在农村金融与经济的渐近式改革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抓住我国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使农村金融和西北农村各项改革更加有效。农村金融发展，需要社会方方面面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保护农业，发展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够共同建设一个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桂堂.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经纬，2003,4:45-47.

[2]宋维佳.我国西部地区投融资策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3,12:56-58.

第6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一、自然资源在农业发展中作用的再认识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忽视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尽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曾讨论过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各种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没有给予自然资源应有的重视[1]。在这些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要不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和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要不就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其隐含的假定为自然资源是不会稀缺的,而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它们关于长期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型很少提及环境和资源[2]。生态经济学家H•E•戴利(Da-ly)曾指出,这种传统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经济看做是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自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教科书中关于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与资本的函数,资源和环境被完全排斥在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中,你几乎找不到“环境”“自然”和“污染”等词条。在许多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看来,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是只适用于开放性地球的(即认为地球既可无限地供给人类用于生产的物质,又可以无限地吸纳废弃物)。在这种开放系统下,人们就像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牛仔,面对无边无际的草原,可以尽情地消费,不考虑资源的耗费和废弃物的吸纳,博尔丁(Boulding)形象地称之为“牛仔经济”。但地球物质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飞船,它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他形象地称之为“太空人经济”。在太空人经济中,资源的输入和废弃物的输出是受到限制的,因此,量度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而是维持整个自然资本[3]。戴利也把经济增长看做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的过程。人们之所以将一部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他认为随着这种转化的进行,自然资本日益从相对丰裕变得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人类经济应该进入“稳态经济”,更多地投资于自然资本,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4]。在非农产业部门自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在农业生产领域,自然资源禀赋则一直是决定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因素。虽然当今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成功实现了由“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成功地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摆脱了自然资源耗竭的陷阱,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农业技术还没有根本的突破,自然资源不能有效地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土地等自然资源仍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分析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而不能像传统经济学理论那样,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禀赋看做是既定的因素而忽视其作用。

二、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制约

中国在比较早的历史时期平原地带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这种高密度的人口之所以出现,与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以及传统的地产继承习俗有关,当然也与封建时代的国家政策有关。中国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国君以及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就意识到人口众多是国家强大的保证。正如《管子》中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有男子20必婚、女子15必嫁的法令。越国的勾践也颁布过类似的政令,如家有30未娶的男子、17未嫁的女子,父母会被判有罪,多育子女的家庭则可获得奖励。到秦代,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体制的牢固的地位,秦代以后的各个朝代基本上执行着相同的政策,每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试图遏制大土地所有制,并扶持小农经济。其结果是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密度较高,形成以种植作物为主、耕织紧密结合并大量投入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特别是自明清代开始,这种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人口明代时曾高达1亿左右,清中叶飞跃发展,乾隆当政的6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大关,道光年间发展到4亿。尽管在近代中国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增长有些起伏波动,但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得以确立。1949年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加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使家庭生育成本外部化,大多由社会来承担,从而使生育的经济约束趋于消失。中国人口从1952年的6.5亿急剧增加到1978年的9.6亿,使清朝以来本已严重的人地矛盾变得前所未有地尖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农业人口密度(耕地上承载的农业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无疑也是世界上农业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之一。以耕地资源为例,目前中国人口已超过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2003—2005年农业人口密度为5.5人/公顷,而世界平均农业人口密度只是1.7人/公顷,发达国家则仅有0.1人/公顷(见表1)。再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200立方米左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在世界153个国家中排在第121位。而且,全国各流域水资源状况南方和北方差异巨大,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9.6%,人口占44.3%,而水资源量仅占14.5%,其中,人口和耕地分别占了34.7%和39.4%的黄淮海地区,水资源量仅占7.6%;84%的水资源量集中在人口占53.6%、耕地占34.7%的南方地区。中国的“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是密切相关的,农业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有着很强的制约,从而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进程。第一,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在劳动力与耕地这两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方面,中国劳动力数量相对过剩,耕地相对不足,易垦荒地严重缺乏,人地比例关系极为紧张。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目标和土地生产率目标之间的关系。美国式的现代农业侧重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式的现代农业侧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中国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农业发展的目标必然要以土地生产率为主,兼顾劳动生产率,由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主要有利于增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增收,中国这种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紧密结合的趋势,虽然有利于稳定农产品的供给,但也带来农民增收的困难。第二,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商业化。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都是大规模经营,西欧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也都比我国大得多。而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只有美国的1/170,仅是加拿大的1/350。这种人口压力和人地比例失调一方面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农业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发展非农产业,同时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集约化水平,但对于新式投资和农业商业化经营却起到了抑制作用。中国在明清时期由于无新的农业技术进步,又缺乏能够调剂劳动力的工矿业政策和移民政策,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全部倾注到小农经济头上,这就像一条饥饿的鞭子驱使他们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耕与织的结合。因为在这样小块的土地上,无论维持生活或致富,都非牢牢抓住手工业不可[6]。到现在,许多小农仍然存在种“口粮田”“应付田”的现象,商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低,兼业化程度高。第三,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形下,中国传统农业结构以农桑结合为主要特征,这与西方农业结构农牧并举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差异。西方的农牧结合,使得耕地上的一切作物都用人类的食物和家畜的饲料,比之于以农桑为主的中国农业,可以饲养更多的家畜,而更多的家畜不仅可以给人足够的衣食,而且可以给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肥料和动力,从而保证作物的丰收,使得西方的农牧业能得以协调发展。而中国农桑结合的农业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力,在耕地不足且又面临地力下降的时候,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使中国农业走向深耕细作[7]。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畜牧业占很大比重的西方农业比种植业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农业更具有适应性。英国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从15世纪起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这一切使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并走向富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使得种桑养蚕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于是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由于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桑争稻田”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使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工业人口增加的情况。应该说,中西农业结构的这种调整趋向,正是人口与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关系制约的结果。由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目前耕地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里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的“生产要素”。因此,只要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农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中国农业直到1978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高达82.3%,而林、牧产值比重分别仅为3.3%和14.0%。到1984年,中国农业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仍高达78.3%,仅比1978年降低了3.9个百分点,林业占8.4%,牧业占13.3%。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或城镇,人地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后,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才出现加快的趋势,林业、牧业、渔业所占比重才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总之,目前中国的农业仍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在人口增长压力下,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程度日益提高,在人均自然资源禀赋急剧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是不容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却强行把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最终掉入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食品价格上升,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所谓“李嘉图陷阱”之中。可以说,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自然资源约束下的农业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自然资源的约束,劳动力/土地不利的比率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选择,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也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桎梏。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发展策略。

1.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实现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的转变在农业发展的初期,土地是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主要是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且不引起土壤肥力退化的耕作制度。这种耕作制度的创新尽管能够很好地满足人口年增长率不到1%情形下食品需求的增长。但是,当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时,它就不能保持足够长期的生产增长了。那么,在土地资源的严峻限制下,粮食产量的增长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速水佑次郎教授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的发展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答案。所谓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是指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对现有生产资料使用的低效率,而在于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与生产要素长期得不到更新。这样,农民世世代代只能沿袭古老的、传统的耕作方法,生产率低下,处于极其贫穷的地位。而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20世纪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也兴起了一场以采用农作物高产良种为中心的“绿色革命”,其主要内容是配合灌溉、施肥等技术的改进,大规模推广矮秆、半矮秆、抗倒伏、产量高、适应性广的小麦和水稻等优良品种,曾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能够较好地解决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杂交水稻的发明和推广、化肥的使用等农业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在迎来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增加农业科研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实现农业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转变:第一,政府要增加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投入。由于大多数农业科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非竞争性产品的特征,决定了市场无法达到农业科技投资的最佳均衡点,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在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担当重要角色。第二,加快农业市场的开放。根据学者有关研究文献,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生产者从农业科研投资中的受益幅度逐渐提高,而消费者则正好相反。在价格不变和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科研投入(如1元),所产生的社会总福利增加量在1997—2011年间总和将达到36.2元,即收益/成本比达36.2,在此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9.6%,但这时科研投资带来的社会福利全部由生产者获得。而在价格可变和不继续增加市场开放度条件下,农业科研投资的收益/成本比为28.6,投资回报率也高达55.8%,在此情况下,科技投资的受益者仅为消费者(因价格下降)[8]。因此,要使农业生产者从农业科技投资中获得充分的收益,就必须逐渐放开农产品市场,同时完善国内农产品流通体制,减少价格波动。第三,要积极引导社会投资进入农业科研领域。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有极高的回报率,但是中国农业科技产权保护制度却很不健全,农业技术产权在市场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阻碍着社会资金流向农业科技行业。因此,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来进行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第四,要改革农业科研的体制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的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针对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实际需求开展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

2.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方式,着重扩大农户外部经营规模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农民可以在自愿和保持土地原承包权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从而形成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这种在农户家庭内部实现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中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农户内部规模经营,这是农业规模经营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形式。另一方面,农户也可以在不改变各自土地占用规模的条件下,实行一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联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跨区收割等农业服务体系,也可以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这种通过农业生产者联合和合作形成的规模经营可以称之为农户外部规模经营。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在中国实行大范围的农户家庭内部规模经营并不可行。一些文献研究也表明,单纯扩大农户的内部经营规模虽然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却会降低土地生产率。这是因为小农场复种指数高和劳动力投入多,实现精耕细作,因而单产相对较高。世界银行对肯尼亚的大小农场土地产出率比较研究的结果,就证明小农场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可见,单纯农户内部经营规模扩大的结果,可能带来部门总产出减少。而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仍是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容忍以牺牲土地产出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发展农业。更何况农村土地集中和农户内部规模经营在微观层次来说也许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则完全有可能损害整体的和宏观的效率,使社会付出更大的制度成本。许多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实践表明,小规模农户生产同样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农民利用不同地区小麦成熟期不同的时间差,创造了小麦机收跨区作业方式。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小麦产区。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逐年增加。2007年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到41.8万台,完成机械化收割3.5亿亩,小麦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81%。联合收割机平均单台单季作业面积由400—500亩增加到1000—1500亩,作业时间由5—7天增加到30—40天,有效作业时间200小时左右。高性能联合收割机的作业时间甚至能达到50天以上,作业面积达4000亩以上。有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联合收割机平均单台作业1200—1800亩,作业时间120—180小时,日本的年作业量仅为300—400亩,作业时间60—80小时。农机跨区作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农机跨区作业,开展社会化服务,有效提高了农机的利用率,增加了农机手的效益,满足了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机械化水平,解决了“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没机干”的矛盾。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开辟了我国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道路,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第7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关键词］金融建设  服务  新农村

        随着2008年3月19日央行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银发〔2008〕90号），进一步强调要稳步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范围，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全面推动小额贷款，大力扶持经营分散、资金需求的发展，将资金引向新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服务的困境分析

        1．农村资金供需缺口加剧。我国一直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进行严格管制，与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适应。特别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逐步调整经营战略和贷款投向，从农村地区撤离尤其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撤离就成为追求利润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农村金融缺口形成以后，要想弥补这个缺口，就迫使经济体内产生一种内在的自平衡机制加以解决，以满足农村各类经济实体的不同资金需要。

        2．农户是农村金融风险的主体。由于农业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对农业投资具有风险大、成本高、收益少、资金周转慢等特点，加之农村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和农村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使得农村地区的盈利性投资十分稀缺。

        3．村级债务问题严重。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行，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收入大幅度减少，盈利下降，进一步导致偿债能力下降，债务问题突显，债务问题己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诱因。按照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全国村级债务估计有4000亿元。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层政府组织融资能力有限，必然严重干扰 企业 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样，规模庞大的村级债务仅靠自身财力很难消化，大多数村委会采取挤占、挪用或摊派等方式用于借新还旧，势必影响上级财政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正常投入。

        4．农户之间借贷平凡影响金现有融体系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大、收益小,商业化的追求使得国有银行的营业机构纷纷退出农村金融领域。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就成了金融机构不愿光顾的空白地带。而且，民间信用和融资多种多样，如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协会和互助会等。而正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和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生产和生活对资金的需要，农户不得不到民间金融市场去获取。但民间借贷多数还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圈内，大多数的借款多是无息或低息的。主要以小额应急的借款为主，用于经商和农业投放的大额借款占了一定比例。事实上，农户之间的相互借贷非常普遍，较少从信用社(银行)获得借款。

        二、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思路

        1．重建农村金融机构。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内在的动力，因为它能够通过农户之间的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所以，应进行农村金融体系自我平衡机制的建设。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农村金融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工具创新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主要指通过农村金融营业网点电脑及附属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运行效率。工具创新指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全面开通省辖 电子 联行业务，推进信用卡业务，丰富中间业务品种，以便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创新多样化贷款产品如开办助学、养老、建房、大病统筹、家用电器购买、特色农业、观光 旅游 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 科学 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产品开发力度，制订农户贷款管理办法，改进创新农户贷款担保方式，即在推广完善农户联保、钱物结合、农户授信、小额贷款证等。

第8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some comments on multi-source data management（assimilation, integration, sharing）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model and simulation technical and ecological safet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safet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technology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 present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关键词：决策支持系统；生态安全；评述

Key word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ecological security；review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134-01

1 多源数据管理（同化、融合、共享）与数据库构建技术

1.1 国际：多源数据管理和数据库构建技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逐渐成熟。在对多源数据管理上，数据获取对象复合化、数据类型复杂化、处理方式的集成化是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在数据库构建技术上，向上与地方、国家和国际标准接轨，技术标准紧随其发展趋势；向下突出自身特点，充分考虑操作对象的实际发展需求。

1.2 国内：以数字地球科学为指导，加强3S技术、环境模拟技术和计算机编程手段的应用，突出GIS技术的多源数据特性，通过与不同领域技术的结合，发展了包括“一种土壤水分监测的数据同化方法”、“一种多源环境生态信息数据同化方法”、“机载多角度多源数据的实时采集装置及方法”、“多源数据采集系统”、“基于规则和可信度的多源数据融合系统”、“一种分布式可同步的多源数据的控制方法和装置”、“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人口时空动态出行特征建模方法”、“一种动态数据库构建方法”等多项专利技术。

1.3 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近几年才提出生态安全屏障的概念，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虽然已有一些针对特定技术和领域的研究，例如“谢通门县铜金矿带遥感图像蚀变信息提取及多源数据融合在成矿预测中的应用”、“基于多源数据集成的松嫩平原土地资源空间数据仓的设计”、“多源多时相数据空间分析及其在墨脱地区的应用”、“基于多源数据的森林生物量与生产力估算研究”、“基于多源数据的三峡库区乐天溪流域林地植被覆盖动态监测”等，但是缺乏对整个地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综合研究，一些技术与模式在区域尺度上的适应性和推广性还有待检验。

1.4 未来发展重点：注重由海洋、大气预测的研究向对陆地多源数据处理和预测的发展，由气候预测向生态预测发展；注重在考虑环境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视，由单一的环境数据预测向环境与人口生产力结合发展；注重由理论和技术探讨向案例研究发展，关注理论和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注重数据库平台的建设，由文件数据库方案向纯关系数据库方案发展。

2 生态安全评估模型与模拟技术

2.1 国际：在生态环境评价上，结合人类活动，注重在建设生态城市、生态旅游、生态农业中应用，评价指标选取多以综合性为原则，强调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指标的获取；在生态模拟技术上，加强对水资源问题的研究，突出人类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的物质循环、能量交换、信息传递等的影响，也强调模拟数据的综合性。

2.2 国内：在生态环境评估模型上，注重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发展了城市景观生态安全及评价模式、基于模糊理论的城市生态系统评估模型、基于数据挖掘的城市生态系统评估模型等；加强经济社会生态评估模型技术的研发，发展了基于生态效益理念的企业环境绩效动态评估模型、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健壮性评估模型、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能力动态评估模型等；在生态系统模拟技术上，加强对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和人工模拟湖泊等的研究，发展了水环境生态修复模拟技术，注重生态模拟技术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评价方案中的应用。

2.3 存在的问题：多以纯理论研究为主，虽然涉及的研究领域较广泛，但是缺乏针对典型地区的研究，缺乏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宏观把握与布局，技术应用效果不明显；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技术研发起步较晚；针对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估模型和生态模拟技术的研究不足，实际应用案例几乎空白。

2.4 未来发展重点：注重模型参数向综合化发展，由自然因素向自然—人文综合因素发展；注重在评估经济效益的同时，加强对生态效益的评估；注重生态模拟技术试验工作，加强生态系模型的自动化控制和分析测试手段研究。

3 生态安全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与应用

3.1 国际：国外在生态决策支持系统上研发和应用起步比较早，技术相对成熟，涉及植物保护、林业、灌溉、农业、环境等各个方面。在决策支持系统应用范围上，研究逐渐趋于综合化，注重生态环境问题的集中治理；在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技术上，多集成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加强相关辅助技术的支持作用。

3.2 国内：在生态决策支持系统上研发和应用上，结合空间技术，注重发展以GIS为核心的“3S”一体化的资源管理与监测体系；强调对动态数据的动态管理和决策支持，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网络；加强对特定地域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例如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与建设决策支持系统、基于GIS的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以贵州省大方县桶井村为例等。

3.3 存在的问题：我国在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上起步比较晚，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专家系统，80年代初研究农业专家系统，而专门用于生态决策方面系统的90年代才出现，例如“国家环境质量DSS”、“城市环境实用DSS”。另外，由于基础薄弱、信息共享困难、信息资源不足，导致我国的生态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多数停留于理论、探索和专家咨询阶段，且多数成果尚不完善，真正能够实现在生产中实用，通用性强，达到商业化的软件尚不多。

3.4 未来发展重点：注重由专家决策支持系统向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群决策支持系统和网络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注重对环境的决策支持，结合计算机、人工智能、数据采集与管理、远程通讯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发展包括水质、水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支持系统；注重对水资源的决策支持和系统集成技术，集成如数据管理与处理技术、模型求解与集成技术、AI中的问题求解与搜索技术、计算技术、仿真技术、决策分析技术、图形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等等，为决策者创造集成式决策支持环境。

参考文献：

[1]安晓亚等.面向地理空间数据更新的数据同化[J].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2010，(2):153-156.

[2]高斐,王慧强.基于多源数据特征的服务安全态势感知模型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11，(2):165-169.

第9篇：生态农业商业化模式范文

关键词：农业生物质能；发展；现状；问题

中图分类号：S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013－1

1　农业生物质能的概念

农业生物质能资源是指农业作物(包括能源作物)；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如农作物收获时残留在农田内的农作物秸秆(玉米秸、高粱秸、麦秸、稻草、豆秸和棉秆等)；农业加工业的废弃物，如农业生产过程中剩余的稻壳等。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农业等生物质是独特的，它是贮存的太阳能，更是一种唯一可再生的碳源，可转化成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替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可永续利用，具有环境友好和可再生双重属性，发展潜力巨大。

2　中国农业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现状

我国农业生物质能资源主要包括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副产品和能源作物等，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了生物质能利用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央和各地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科研开发与技术攻关，开展不同形式的试点示范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等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生物质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展农村沼气、发展农作物秸秆直接燃烧、气化、固化成型、农作物秸秆发电、发展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2.1沼气产业快速发展

我国沼气产业已从单纯的能源利用发展成为废弃物处理和生物质多层次综合利用，整合太阳能技术，并与养殖业、种植业广泛结合，实践性地探索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农村地区推广应用的北方“四位一体”、南方“猪沼果”和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成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农村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初见成效

秸秆的主要能源化利用方式为直接燃烧、气化和固化成型等。通过改进农村现有的炊事炉灶，不仅提高了传统炉灶的燃烧效率(大约在20％左右)，而且也减少了室内空气污染，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

2.3非粮生物液体燃料初具规模

中国已培育出“醇甜系列”杂交甜高粱品种，培育并引进多个亩产超过3吨的优良木薯品种。

3　我国农业生物质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政府政策引导及财税政策激励措施力度不够，政府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统一规划和监管

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政策环境条件下，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成本高，再加上资源分散、规模小、生产不连续等特点，在现行市场规则下缺乏竞争力，需要政策扶持和激励。发展生物质能产业，要在政府引导和财税政策支持下，建立中介组织，加强资源开发和技术开发，探索建立“适度规模、就近转化、统筹规划、模块建设、分散生产、集中营销”的产业发展模式。

3.2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还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制约或阻碍着农业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发展、推广和应用

如市场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该产业的竞争平台并不公平。在现行能源价格条件下，农业生物质能源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投资回报率低挫伤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而销售价格高又挫伤了消费者的积极性；技术标准未规范，市场管理混乱。目前，虽然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农业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可再生能源发展缺少持续的市场拉动，致使我国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发展缓慢。

3.3产业化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体系薄弱

除沼气外，其他农业生物质能的技术水平较低，缺乏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技术和设备生产较多依靠进口，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当前，中国纤维素制备燃料乙醇核心技术仍未取得突破；生物柴油酶转化技术仍未进入商业化大规模应用；直接燃烧发电技术急需中小型核心装备；气化发电技术小规模下效率较高，但急需提高配套设备的稳定性；燃气(沼气)发电技术急需发展低热值生物质燃气发电装置等产业化的生产技术瓶颈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同时，农业生物质能源资源评价、技术标准、产品检测和认证等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市场快速发展的要求，没有形成支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

3.4政府有关部门应真正从“战略”和“替代”问题来考虑，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支持发展农业生物质能等产业

由于资源分散、收集手段落后，我国的农业生物质能利用工程的规模很小；为降低投资，大多数工程采用简单工艺和简陋设备，设备利用率低，转换效率低下。所以，农业生物质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低，运行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重大的能源作用。目前，民营企业是发展农业生物质能产业的主体，其在资金和研发上有许多困难，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出台更有效的扶持政策。针对中国农业生物质能产业面临的问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将农业生物质能产业纳入基础产业的范畴，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并建立产业发展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积极完善财税扶持政策，建立财政资金优先购买自主创新生物产品制度，对生物柴油、生物质发电和经批准生产的燃料乙醇等重要生物质能产品给予支持，以此来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应改变投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的现状，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大力促进农业等生物质能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的投入和利用，为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