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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入历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8年5月9日,高雄中学请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张元先生曾为该校高一学生上了一堂课,执教内容是《隋唐时期的历史》,这堂课完全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成功课例,让我们先来看其中几个教学片断:
师: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念一下讲纲的第一段资料。
师:这位同学念得很好。
(学生鼓掌)
师:资料中说隋炀帝是一个著名的浪子,作为一个浪子,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生:会花钱。
师:不是会花钱,而是长的帅,英俊漂亮。史书上说他在死前,知道自己性命不保,看着镜子,对萧后说:“这么好看的脑袋,不晓得会被什么人砍掉!”(依据《资治通答》卷一百八十五)
师:浪子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生:很会花钱。
(哈哈!学生还是只想到花钱)
师:是很聪明。隋炀帝对自己的才智和学识都十分自负。他对臣下说:“我当皇帝,你们替我做事,不要以为我的命好,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就是用考试的方式,大家来比一下,当皇帝的还是我!”(依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以上教学片断,也许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张先生授课的特有风采,其基本特点是以生动的故事情节为基本点,以鲜活的人物形象为着力点,以精致的细节为关节点,渲染故事引人人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如同导游带领着学生去体验隋唐时期的历史风光,选取的材料既重要又有趣,围绕材料的问题设计小巧灵活,趣味横生,见微知著;评点人物有据可查,入情入理。张先生授课的这节课在不知不觉地神人历史,让历史的课堂教学充满精彩。
在神入历史课堂中,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细节是神入的基本环节,作为客体因素的故事、细节、人物作用于主体因素,使主体产生感动、触动、震动,从而在情感、精神、意识等层面进人神入的境界,产生神入的效果。具体教学策略如下:
1. 巧设问题,激发思维。如果说初中生的认知还是侧重于直观、形象、具体的话,那么高中生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其抽象思维的能力逐步增强,情感也日趋深沉。在历史教学中,如何把学生的认知与情感有机地统一起来呢?就是要在故事、情节、人物的基础上,设计问题,激发思维。扬州市刘强老师上“二战的爆发和扩大”示范课。他巧设系列问题,让学生神入历史:
审问希特勒:你这个战争恶魔,玩火者必自焚!要知道,二战是世界人民反对你们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如何理解二战的性质)
拷问达拉第:你们耗资费时,构筑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为何不能阻挡德国法西斯的铁蹄?马其诺防线岂不是军事史上的笑柄和悲剧?
逼问斯大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你们为何与狼共舞,同德国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你们是不是也搞绥靖?你们建立的所谓“东方战线”难道不也是一种侵略行径吗?
质问张伯伦: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大搞绥靖政策?你知道绥靖政策的危害有多大吗?(神入张伯伦的内心,探究绥靖政策的动因和影响)
广东省佛山南海区桂城中学刘晔老师在讲授《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时,虚拟了符合情理的三个历史故事:故事一描述了主人公约翰1843年来广州经商的故事;故事二描述了1846 约翰扩大经营的计划破产,美梦破灭;故事三描述了1860年约翰再次来武汉经商,迎来了“黄金时代”。围绕以上内容,刘老师设计了一系列神入历史的问题:(1)与五年前相比,1843年约翰经商环境有何变化?试说明理由。(2)约翰的经营计划为何会遭受挫折?你能给他一个答案吗?(3)为什么1860年约翰来华会迎来一个经商的黄金时代?在以上案例中,老师依据有关史料,巧设问题,为学生提供了神入历史的一个直观感悟情境的平台,实现了由感悟到抽象的衔接,认知与情意的交汇。
[关键词]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39-02
画像石是汉代墓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出现于西汉晚期,兴盛于东汉,后极速衰落。在这几百年间,画像石遍布全国各地,其风格、题材和雕刻技术异彩纷呈,是汉代雕刻及美术发展史中辉煌的一笔,也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宗教、思想等方面的记录保留了重要而直观的材料。
画像石主要分布地区集中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河南、四川等地,在天津、北京、浙江、安徽、湖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画像石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一之一就是历史故事。“孔子见老子”题材画像石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约占发现总数的80%。①本文主要目的是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作全面分析,以探索这一题材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复杂社会背景及意义。
孔子和老子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弟子活跃于当时社会之中,通过努力宣扬各自的精神信仰以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从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儒、道两家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斗争。山东地区是儒家的起源地,也是儒家思想兴盛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汉末道教的起源地之一,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下,画像石的发展必定受到当时多种因素的影响。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先秦和两汉时期就已经有文献记载。《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②《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罔,游者可以纶,飞者可以D。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④《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类似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孔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⑤此外,在《潜夫论》《韩诗外传》《白虎通》等文献中也有简要记载。
从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孔子见老子”历史故事在汉代已相当普遍,但这一历史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墓葬的画像石题材中,它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怎样的思想认知,这些是“孔子见老子”画像题材所能反映的重要信息,但也可以说现在还很难明确这种信息的实际内涵。为此,我们应先从画像材料本身入手。
首先,“孔子见老子”画像在人物布局方式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子及其随从拜见老子,在这类画像中,孔子带有较多或几个随从,而老子则独身一人,在孔子和老子中间还有一儿童,一般认为是项橐;第二类是孔子及随从拜见老子及其随从,这类画像中老子身后也会跟随几名随从,有时随从数量也会很多,整个画像的跨度非常大;第三类是孔子拜见老子,皆无随从。
其次,在方向上,画像上既有孔子左、老子右的布局,也有孔子右、老子左的布局,但这只是我们现在所直接看到的一个平面画像,如果将画像石放置在原本的位置上,可以发现本来的位置其实并不仅仅是左右关系而已。可以确定原来方向的画像石有皇圣卿东阙北面画像、功曹阙北面画像、武氏西阙正阙身北面画像、武氏西阙正阙身南面画像、武氏祠前石室后壁东段承檐石画像等,其构图都是孔子处于东方,老子处于西方,或许这样的构图并非出于一种偶然,而是表现孔子从东方而来,前往老子所在的西方问道,这应该是对历史现实的刻画。如果上面的推测准确的话,这些画像构图上的方向设计也就很有可能会趋于这种一致性。
第三,在图像配置上,“孔子见老子”画像经常与其他历史故事以及车马出行等画像共存。东汉早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主要搭配升鼎、周公辅成王等历史故事;而至东汉晚期,画像石上则出现东王公的形象,并且东王公画像通常置于画像石的第一层。从这些画像题材来看,这种搭配应当是一种习惯性的组合,或者是当时这一地区部分工匠习用的一套底本。因而,“孔子见老子”画像并非就一定是为了反映孔子谦而好学的精神,至少在墓葬中并未有这种目的的合理解释。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同于“周公辅成王”、“升鼎”之类的历史故事,在当时的民间可能普遍流行且为大众熟知,因而工匠在画像创作的选择上也更倾向于这种更容易被接受的题材,而这种题材的形式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固定范式。
有的学者试图从道教升仙的角度来解释汉代画像石中出现“孔子见老子”画像的原因,“当时人们相信老子是最高的道神之一,孔子及其弟子们在成仙之前,也曾拜见老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太上老君’的老子,已具有与西王母比肩而立的‘常治昆仑’的崇高神格地位,而孔子及诸弟子拜见老子后均已成仙”。⑥如果这里不说东汉时期老子是否已成为比肩西王母的太上老君,直接从画像的角度观察也得不出老子和西王母已具有同等的地位。前文已指出,东王公的出现往往占据画像布局的第一层,东王公和西王母相对,而“孔子见老子”图像则并无固定层位,有时也会处于底层。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孔子见老子”画像与东王公画像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只能说在东汉晚期“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出现东王公的题材可能受到了早期道教的影响,而在此之前更多的图像是搭配升鼎等历史故事和出行等题材。
同时,“孔子见老子”画像中,作者显然刻意凸显的是孔子及其弟子,孔子及其众多随从往往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而老子则经常处于图像边缘,这种不对称也和老子重要身份这一认识矛盾。这反而反映了当时在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士人对“孔子见老子”这一画像题材的再认识和重构,以突显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的地位。
在孔子和老子之间通常会刻画一手推滑轮另一手指向孔子的幼童,似乎已成为这一题材画像的标配。这一人物一般被认为是项橐,但历史记载中“孔子见老子”时并无项橐存在。据传项橐是鲁国的一位神童,《战国策・秦策五》记载:“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⑦或许是为了表现孔子谦而好学的精神,而正与拜见老子有着类似的主题,就逐渐将二者融合在一个画像之内。这里有两幅画像或许可以印证这种猜想,即武氏祠西阙正阙身北面画像(图1)和武氏祠西阙正阙身南面画像(图2)。这两幅画像同出于一阙身,北面画像为孔子与项橐,南面画像为孔子及其随从与老子,说明在当时孔子与项橐的故事也是独立于孔子见老子而存在的。这两个故事可能会合在一起,也可能会各自独立,或许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还有节省画面版幅的考虑。在武氏祠西阙正阙身南面画像中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在这幅“孔子见老子”画像中,孔子的形象特别矮小,其身后的随从反而特别高大,至于出于何种意图似乎很难说清楚。
总体来说,汉代山东地区“孔子见老子”画像数量较多,出土地点也较集中,主要为嘉祥一带。画像的构图方式基本相同,为孔子与老子相对而立,中间或有一幼童,这应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模式。而作为当时该地区较容易接受的题材,“孔子见老子”画像的出现可能并非完全是出于对孔子好问精神的反映,而是通过这一故事将二者共同纳入一个画像中,或许反映了儒道两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情况。⑧当然孔子的众多随从可能是出于墓主的个人意图或工匠的创作,这应当是山东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强烈的结果,而东汉晚期在这类画像石中搭配东王公等画像则是受到早期道教的影响。但依然有很多问题仍未解决,这些在前文也已提到过,因此,对“孔子见老子”画像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这就有待于今后更多的科学考古发现。
[注 释]
①⑧李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考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②〔清〕王先谦:《庄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③许维y:《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2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63《老子韩非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0页。
⑤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09页。
关键词:历史;方法;故事;对比
很多同学一提起历史,都充满了抵触的心理。因为历史课枯燥、乏味,仿佛永远都是“死记硬背”。学生们面对一个个生硬的历史年号,那个“愁”字都是“才下心头又上眉头”,仿佛上历史课就跟上刑堂一样。难道我们的历史课真的那么枯燥乏味,让学生唯恐避之不及吗?我认为,这主要是历史老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上的调动方式存在一些问题。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乐于学习历史,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背诵那些枯燥的历史年代来应付考试呢?“史可以使人明智”,这是对历史的褒奖,也是历史在精神陶冶和人格培养方面的作用。因此,引导学生学习历史,不能简简单单就记住课本的内容来应付考试,还要引导学生自己去查阅历史资料,在查阅的过程中,体会历史的魅力,感悟读史给人带来的智慧。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掌握,可以贯穿这部分历史内容,成为一个线索性的人物。因此可以通过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学习,带动整个知识段的学习。
比如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总统――林肯。他在任职期间打赢了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推倒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最后被人刺杀身亡。林肯总统本身功勋卓著,再加上他坎坷的生平,不屈的奋斗史,一直都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因此,在讲这部分知识的时候,可以穿去林肯的一些故事,这样不仅能够调动课堂气氛,还能让学生在这些事例中,了解到林肯为人处世的智慧。
(1)有一次,林肯在擦自己的皮鞋,一个外国外交官向他走来说:“总统先生,您竟擦自己的皮鞋?”“是的。”林肯诧异地反问,“难道你擦别人的皮鞋?”
(2)一次,某议员批评林肯总统对敌人的态度时,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试图跟他们做朋友呢?你应当试图去消灭他们。”
“我难道不是在消灭政敌吗?当我使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时,政敌就不存在了。”林肯温和地说。
看看这个曾经的小鞋匠是怎么一步步成为律师,进而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靠个人的不懈努力赢得美国总统的选举,最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总统之一。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学到林肯的相关历史知识,还能体会到林肯的奋斗精神。
在课堂上,历史教学不应该是仅仅局限在课堂有限的内容上,应该把内容放在整个历史文明中,做横竖向的比较,这样学生在最后归纳总结的时候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对比,联系,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同时也将历史在横向的空间和纵向的时间结合起来考虑,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比如在学习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可以结合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情况,从国家的实力以及造船航海的技术等方面作对比,还可以跟哥伦布、麦哲伦等历史著名的航海家进行比较。同时还有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情况,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经过对比,不仅能加深认识,还能发现不同点,找出近代落后的一些蛛丝马迹。
还有宋朝的科技经济水平,都是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后来逐渐地没落。然而我们的四大发明传往西方,却刺激了西方的发展,利用我们的发明成果,反过来对我们进行侵略。当我们闭关锁国、停滞不前的时候,西方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还通过战争完成了对我们的侵略。这些问题,在对比的过程中,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思。
老师讲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完成教学任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历史课堂上,我们的教师还应该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社会的思考,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从历史课上学到更多的知识。
历史是一门充满智慧的课程,只要学生乐于学习,必然能从中学习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智慧和方法。同时,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如果老师注意调动课堂的气氛,通过有效的调节,历史课堂是完全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教学环境的。一个个令人惊奇的历史故事,一段段匪夷所思的历史转折,都在诉说着历史的魅力。所以,历史老师应该努力将学生吸引到历史上来,让学生去历史中寻找快乐和知识。
参考文献:
[1]宁佳博.浅谈历史课堂上学生的参与问题.科教文汇,2011.
关键词:王建,绝句,《霓裳词》,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王建的《霓裳词》10首,形式上都是七言的绝句,与其著名的《宫词》一致。在绝句短小的体制下,王建最大限度的发挥绝句叙述方面的特色,描写宫中的生活情形和歌舞的场景。展现了唐王朝宫廷之中奢华的帝王生活,同时也满怀同情之语的写出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往事,虽然在描写故事时绝句不如古体诗歌叙述的完整,但绝句因其在意境方面的独特意味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又一次得到再现。以往对李杨之间的爱情故事多有描写,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白行简的《长恨歌传》,还有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等都是名垂千古的杰作。但文学史上王建以绝句组诗的形式写李杨的爱情故事是有相当独特的成就的。王建用绝句把李杨的爱情拆分成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相逢到相伴到最后的别离,短短280个字就把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故事及相关的典故描写出来,足见王建对绝句的艺术特色的娴熟掌握,同时也可以联想到他《宫词》取得很高的成就不是巧合。我们可以通过《霓裳词》来细细品味王建的诗作功力。
首先,对于怎样将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完整的通过绝句这种短小的形式表现出来,却不漏掉关键的历史瞬间问题,王建选择将历史的重要场景一一粗化,提炼出最具象征性的语句,用一两个字完整的将当时的情境还原,但又不失诗的韵味和作为绝句整体的效果。如《霓裳词》中的第四首“旋翻新谱声初足,除却梨园未教人。宣与书家分手写,中官走马赐功臣”我们都知道杨贵妃得宠之后,她的亲戚大都获得了官职,这首就是描述当时的情景,后来发生安史之乱关系密切,因为统治者任命官员不再是看能力或者是当时的科举制度,而是依靠这种贵妃的关系,不能不说这是为后来埋下了祸患。“中官走马赐功臣”七个字把作者对这种任命官员的厌恶之情暗含在其中,因为毕竟作者身在唐代,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表达的含蓄些。再如,《霓裳词》第七首“敕赐宫人澡浴回,遥看美女院门开。一山星月霓裳动,好字先从殿里来。”自有杨贵妃的故事开始,关于杨贵妃美貌的传说就有很多,历代文人都有赞誉之词,如白居易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而各种艺术体裁中对杨贵妃最直接的描绘莫如“贵妃出浴图”,许多画家用自己手中的画笔,画出自己心中亦或是天下人心中的杨贵妃。这些画作直接清晰的展现了贵妃出浴的美轮美奂,在这首诗歌中同样描绘的是这幅场景,作者写出唐玄宗看见杨贵妃沐浴后的惊奇、兴奋、称赞“一山星月霓裳动,好字先从殿里来”。和其他写杨贵妃的作家不同的是,王建并没有直接写杨贵妃具体有多美,比如穿着、肤色、脸庞、秀发、眼神等,而是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去写,也就是把唐玄宗的心情和表现写了出来,毕竟当时宫中的男人就唐玄宗一个,也只有他才有这个福气,也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所以当唐玄宗都无法用言语去欣赏一个女人时,只能说这个女人的魅力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倾国倾城了。这里我们读者都成为了旁观者,容不得我们插上一句话,历史在此刻封存,无比的美丽,让人艳羡。同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王建能写出与别人不同的景象,正是这十首《霓裳词》的价值所在。
其次,王建的这十首绝句为近体诗歌,近体诗歌都讲求押韵,一首诗歌押韵很好做到,因为一首诗歌在描写时主要是在诗歌中将其所要描述的景物完整的表述清楚即可,所要可以应用的词汇很多。但是在王建的这十首绝句中,每一首绝句都在完成各自的任务,既要完整表现当时的情境,同时又要符合绝句的押韵要求,所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霓裳词》第七首“敕赐宫人澡浴回,遥看美女院门开,一山星月霓裳动,好字先从殿里来。”这两句把杨贵妃沐浴归来的场景表现的淋淋尽致,恍如一副美女出浴图,看不到宫廷里封闭的宫苑,也看不到在人间的种种迹象,仿佛一切都是神仙般的感受。其中“好字先从殿上来”当是唐明皇之语,此语一出,既把杨贵妃出浴之时的几近仙境之景描写的相当逼真,同时又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喜爱,可见遍览群芳的唐明皇对此时刚刚出浴的杨贵妃身着“霓裳”的魅力也是难以抗拒的。同时也写出诗人王建对这贵妃出浴时的幻想,一个“好”字既写出整个贵妃出浴画面极致之美,同时这一个“好”字也写出帝王九五至尊的天子身份,也可能隐含了王建对唐明皇的羡慕。“开”“来”二字押“灰”韵,并无人工雕琢的痕迹,清新天然符合诗中的情境,又满足绝句押韵的要求。第一首“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散声未足重来授,直到床前见上皇。”押阳韵。第二首“中管五弦初半曲,遥教合上隔帘听。一声声向天头落,效得仙人夜唱经”。押青韵。第三首“自直梨园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归。一时跪拜霓裳彻,立地阶前赐紫衣。”押微韵。第四首“旋翻新谱声初足,除却梨园未教人。宣与书家分手写,中官走马赐功臣。”押真韵。第五首“伴教霓裳有贵妃,从初直到曲成时。日长耳里闻声熟,拍数分毫错总知。”押支韵。第六首“弦索隔彩云,五更初发一山闻。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换霓裳月色裙。”押文韵。第七首“敕赐宫人澡浴回,遥看美女院门开。一山星月霓裳动,好字先从殿里来。”押灰韵。第八首“传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别作行。应是贵妃楼上看,内人舁下彩罗箱。”押阳韵。第九首“朝元阁上山风起,夜听霓裳玉露寒。宫女月中更替立,黄金梯滑并行难。”押寒韵。第十首“知向华清年月满,山头山底种长生。去时留下霓裳曲,总是离宫别馆声。” 押庚韵。纵观这十首绝句的所押之韵,在最大限度满足叙述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字字妥帖流畅,诗歌朗朗上口,无矫揉造作之感,充分体现了王建对绝句诗歌的掌握何其卓越的才华。短短280个字,要在这其中既讲故事又要使诗歌便于诵读,同时还要充满音律美,这是不小的苦难,但是王建做到了,在读诗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过多的人为痕迹,几乎完全是兴到之笔,与故事的发展脉络完美契合。
最后,在艺术手法上王建很少在诗中发议论,全部十首诗都是在用叙事诗的形式在讲述故事可谓独具匠心,常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人物的举动来再现现实,在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便戛然而止。
关键词:民间年画艺术图式化题材
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始于古代的“门神画”。年画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贴年画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过年的环节中,变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为年画是可视的、直观的一种绘画,它可以包含很多内容。人们把自己对新一年的希望或祝福,描绘到年画中。年画不仅成了人们希望的寄托,同时又是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再现。当然,年画不仅仅是些吉祥画,还有一些“门神”“财神”以及“房门画”。当一张张色彩艳丽的年画,贴到房门上、炕头上时,屋里屋外顿时焕然一新,平日沉寂的生活,顿时荡漾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在这些题材多样、色彩绚烂的年画中,人们宣泄着自己的愿望与感情。所以,过年贴年画成为中国人特殊的一种传统习俗。
民间年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一种自发的群众艺术,它的产生是受民间祈喜、纳福心理支配的,然后由一些拥有绘画技巧的民间艺人自发地绘制出来的。当然,这些年画不带有任何的功利性,是纯粹因为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年画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图式化题材也在不断地变化与更新。
一、民间年画的宗教起源
年画艺术是随着过年这个风俗产生和发展的,其图式化题材的形式和风格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在不断地变化与创新。年画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在众多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
很多资料显示,民间年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据唐代杜佑《通典》与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所详载,“人们对年画中两个重要种类门神、灶神的崇信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在商周时代,祭神包括门神、灶神在内的‘天子七祀’,已成为定制,并纳入了典章制度的理论核心——‘祀’中,成为上至天子、诸侯,以及庶民阶层顶礼膜拜的宗教祭祀活动。”
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冷暖及日月星辰的变化都不理解,思想上存在一种神秘感,认为农牧业的丰收、人间的吉凶祸福等,都是由神仙鬼怪主宰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最早的以门神为图式化题材的年画。汉代还没有造纸术、印刷术,人们便直接将门神绘制于门上或者建筑物上。汉、魏、两晋到南北朝的墓室门画的发现,不仅对年画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而且为我国道释人物画的渊源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形象材料。对于汉代灶神的形象,在《后汉书·阴识传》中有关于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的记载,恐怕也能作为汉代灶神的史料记载了。
上面所说的汉代的门神、灶神是民间年画最初的艺术形态。也就是从那时起,神荼、郁垒、虎、鸡的形象开始成为年画流行的图式。但是这个时期的年画却一直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宣传着各种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直至隋唐时期,门神的图式化题材的范围又有了新的扩展,年画内容不仅糅进了释、道、儒等宗教色彩,同时,门神画中开始出现了妇女、美人等世俗形象,逐渐显露出世俗化的端倪。
二、民间年画的图式化意义
民间年画一直经久不衰,受到众多庶民百姓的喜爱,这恐怕要归功到它的图式化题材或者说它的图式的意义上了。就是因为民间年画的灵活性以及题材的多变性,使得民间年画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符合人民大众的欣赏水平。民间年画的图式内容是继承了古代“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优良传统,图式内容涉及面广,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历史、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涉及。年画艺术取材世俗的社会生活,吸取了民族文化的精华,也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民间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纵观年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笼统地把其图式内容归结为人物篇、动物篇、花草树木篇。较为详细的可以分为风俗类、历史故事类、风景名胜类、神话传说类、时事新闻类、仕女娃娃类、花鸟虫鱼类以及吉祥喜庆类。其中风俗类、历史故事类、神话传说类、时事新闻类、仕女娃娃类都可以归纳为人物篇,同时,记述的也是一些社会生活的缩影,很有历史意义。
年画中动物、花草的形象不仅仅是表现它们自身的特性和内在的美,更多的时候是民间艺人们利用象征的手法,把它们应用到年画中,从而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心态表达出来。在年画中最常见的动物形象有老鼠、鸡、虎、猴、羊、马、鹿、鹤、鱼等;飞禽,如鸳鸯、喜鹊、鹰、白头翁等;还有一些想象中的珍禽瑞兽,龙、凤、麒麟;花果植物类如荷花、梅花、牡丹、、莲子、石榴、桃、佛手等。但是,年画的图式中很少有一种事物单独出现的,大多是成双成对地作为表现对象,像鱼和莲、老鼠和猫、鹿和鹤、桃和鹤等。我们先来看看动物作为民间年画的图式有哪些意义。
年画中出现最早的动物题材之一——鸡。早在汉代,宗懔《荆梦岁时记》中说,“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从上面的记述中,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汉代过年时,画鸡就成为年画的一种形式。民间艺人巧妙地利用“鸡”的谐音“吉”,把鸡这个形象应用到年画的图式中,象征着大吉大利的意义。民间年画《大吉大利》就是以“鸡”为图式题材的,利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同时,鸡在民间又被称为“金鸡”,年画中《金鸡报晓》就是借用的这个金鸡的形象。以上这些年画中采用的都是雄鸡,雄姿昂扬的形象是一种气势的表现。但是,也有以母鸡为图式的,这个时候就是歌颂母爱的了。
五害之一的老鼠也成了民间艺人的表现对象,以老鼠为图式的年画比较有名的,如《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些有趣的年画故事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像“老鼠偷油”的故事,恐怕早已家喻户晓了。老鼠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爱偷粮食、咬衣服、带来疾病的坏东西,大家都把它当成不吉利和贫穷的象征。但是在有些地方的民间年画中,老鼠的来临却意味着家有余粮、富裕的表现。人们还通过制作老鼠“嫁女”或“娶亲”的年画,把自己追求吉祥富裕生活的愿望表现出来,同时人们还希望通过“出嫁”把老鼠送走,使其不再祸害人间。瞧,《老鼠嫁女》中那些吹吹打打的老鼠,完全的人性化的装束,鼠新郎和鼠新娘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浑然不知前面一只猫即将破坏它们的好日子。上下两层的构图,上面惊慌逃乱与下面整齐有序的排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强了画面的戏剧性。
在作品《老鼠嫁女》中,民间艺人借助“猫”的谐音“耄”,来象征长寿之意,如《耄耋富贵》的图式意义就是祝愿人们延年益寿的。利用谐音来表现的还有“羊”,音同“阳”,取“岁首福颂”之意。但以羊为图式的年画并不常见。
从年画《肥猪拱门》这幅作品中,可以看到画面的中间一只大黑猪身上背着元宝,把门拱开的瞬间,寓意把财富带回家。因为猪的浑身都是宝,所以深受农家的欢迎。
年画中动物的题材除了上述的这些,还有鱼、马、鹿、鹤、狮及一些鸟类,如鸳鸯、喜鹊、白头翁、鹌鹑、蝙蝠等。在这些形象中,民间艺人经常借用“鹿”和“鹤”的谐音“六合”,作为年画的图式意义。如年画《六合同春》就是用鹿与鹤的形象,寓意着大地平和、天地四方同春。“鹿”同“禄”也是谐音,在门画《加官进禄》中,画的就是一个天官手托一盘,盘中有一鹿。而“鹤”作为图式题材单独出现在年画中,是象征长寿之意,常和寿星一同出现在年画中,被人们称做“仙鹤”。马和狮子作为年画中的图式,常单独出现在年画中,其年画作品比较不常见。
“鱼”作为图式题材,在民间艺术中出现得最频繁。在陕北的民间剪纸艺术中,像“鱼咬莲”“鱼唆莲”都是象征美好的爱情。“鱼”在民间艺术中是男性的象征,在年画艺术中和“余”谐音,其图式意义是生活富足有余的意思。《连年有余》就是把“莲”和“鱼”作为图式题材。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些表现吉祥喜庆的年画中,很少用一种图式来表现主题,并且,在人物年画中为表达喜庆吉祥的意义,离不开动植物的衬托。如松树常和白鹤一起作为年画的图式题材,其寓意是松鹤延年、寿比南山。梅花开五瓣寓意五福,多与喜鹊一起作为年画的图式。牡丹花以其丰满富丽、富贵的象征,多与鸟类一起出现在年画中。这些动植物都是年画中常出现的形象,民间艺人多采用一种托物寄情、言物喻志的手法来表现。
一、“唇齿相依,相得益彰”――良好的语文素养能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提供解题新思路
许多长期从事高中历史一线教学的教师会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不少学生很喜欢历史故事,对历史人物的轶闻趣事津津乐道,可是让他们去记书上的知识点、背史实、看史料却很不喜欢了,因为单纯的历史学往往是比较枯燥的。如何改变学生这种现状呢?这就需要语文学科的辅助了。
文学作品本身就十分形象生动,人物精妙的言语、丰富的表情加之不少名言警句的配合,使得文本更加引人入胜,让人记忆深刻,不似史学知识本身点到为止、文约义丰,有时令人感觉索然乏味。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如果能做到“引文入史”“以文证史”,学生对这一段历史知识点的理解一定会更加清晰,记忆也会更加深刻。在解题过程中,即使暂时无法完全读懂史料,但如果平时熟悉的相关文学作品够多的话,根据文史相通的道理,通过联想往往就可以猜中答案所在,这也不失为一种解答的新思路新策略。如2009年历史高考(江苏卷)第2题选择题:
诗人左思在其《咏史》中浓郁悲歌:“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造成这一社会状况的制度原因是( )。
A.征辟制 B.察举制 C.九品中正制 D.科举制
关于此题的解答,其实只要了解左思此人,就可以判断出答案。与左思相关的故事很多。左思是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在当时颇被称颂,造成“洛阳纸贵”,但因其出生寒微,并不为重用,直到因其妹左被选入宫才走上仕途,这反映了才华横溢的人物也要依托关系才得小官的社会现象。这都是因为从曹丕开始直至整个晋代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才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造成的,因左思不是唐代人,所以科举制一项首先就可排除。如果教师在平时讲授“九品中正制”时,引入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如左思悲剧性的遭遇,这样学生学起来既觉得有意思,也通过左思的故事更深刻地理解了这种制度,解题时看到左思即可快速联想到“九品中正制”。
二、“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学生历史解题能力的实质提升离不开语文素养的提升
“文史不分家”还体现在语文基础知识对学生读懂吃透历史材料,提高解题能力的影响上。当前,随着我国历史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考题的各类题型中开始大量引入史料创设许多新的情境,根据材料设置考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中国史部分,许多史料本身就是文言文,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语文特别是文言文功底,不能准确地解词断句,势必无法准确理解材料,把握材料意旨,更无法正确地答题了。所以许多考生都感觉到历史高考越来越难了,其实不然,应该这样说,历史学科与语文学科的联系越来越紧了,对语文基础知识的依赖性更强了。
1.正确地断句是读懂史料的重要前提
荀子在《劝学》中提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习是个日渐积累的过程,要想提高自身正确解读史材的能力,离不开对文言文知识的积累,而这个积累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必须从正确地断句能力开始培养。
如2004年历史高考(江苏卷)第26题中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材料:
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弄城,示中国富强。(敕郑和)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携带)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王者,要不如永乐时,……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明史・郑和传》
回答: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3分)
(2)从材料看,郑和下西洋的前提条件有哪些?(2分)
第一问的答案显然可以从材料中找到,但是学生想用自己的话回答出答案,必须要能正确翻译材料,而正确翻译材料的前提是必须能将文言文正确断句。如材料首句应断句为:“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弄城,示/中国/富强。”这样,再开始逐字翻译,就不会弄错,或者因不知有些字词怎样翻译而感觉材料不知所云。因而,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遇到文言材料,不要急于求成,直接讲答案,可以与学生一起耐心地分析翻译材料。不要觉得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当然,更要向学生讲清楚,让学生知道语文功底的重要性。教师可以让学生花一点时间去分解材料,先将史料正确按照主、谓、宾、定、状、补等句子结构形式进行正确断句,如本文的材料可分解为:“(敕/郑和)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携带)/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王者,要/不如/永乐时,……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然后再给学生翻译重点词汇,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材料了。
2.讲解重点实词、虚词有利于学生迅速弄懂材料的意思
无论是考试当中还是课堂讲授时,由于时间较紧,如果材料比较长,教师就不可能对材料进行逐字逐句地讲解。逐字逐句讲解不但比较费时而且效果也不太好,不利于学生掌握一些重点字词的含义。其实,文言文的突破点在重点字词,特别是一些经常出现的字词,往往有固定的含义。历史教师可以将一些重点的实词与虚词,给学生归纳出来,让学生去记住其含义,这样能使学生今后能比较快地翻译出其意思,读懂材料。如针对本题材料,“亡”即逃亡;“踪迹”即下落;“耀”即炫耀;虚词“之”在句末多数有代词“它”的意思,而放在句子的中间,则往往有助动词“的”的意思。这样,本题第一问的答案就比较明显了,寻找建文帝、宣扬国威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3.弄清词语活用、词语借代等语法现象对于准确理解材料也十分有利
文言文中的词汇,其词性没有今天这样固定,所以往往出现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等词性的语法现象,因此,如果一个句子里面没有动词作谓语,那么其中就可能有名词活用为动词了,而能否对个别动词加以正确理解,就决定了能否对材料加以正确理解。这些特有的语法现象,在平时的教学中一旦出现,教师就要反复地给学生强调。如“欲踪迹之”,“踪迹”在这里就活用为“寻找谁的踪迹”,然后联想到是“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还有一类现象,就是词语的借代,在文言文中古人的习惯,往往战争不说战争,而用具体兵器“干戈”指代,而“和平”则是“玉帛”,这种借代往往是固定的,教师可以给学生进行专门的整理,指导学生去专门记背,熟悉这类借代语对解题也是大有帮助的。
如2010年历史高考(江苏卷)第21题中关于宋代茶叶贸易对经济影响的材料:
材料一: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中原)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
――[明]谢肇制《五杂俎》
材料二:蜀中旧使交子(纸币),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宋]苏辙《论蜀茶五害状》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宋政府茶叶专卖的主要原因。(3分)
上述材料中的“马”“边场”可指代军事战争的意思,而“草木”这里可指代“茶叶”,这样第一问的答案就很明显了,增强军事力量自然是宋政府茶叶专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无论从平时的历史知识点学习与记忆,还是考试中的解题思路与技巧,语文学科都能为其提供切实的帮助,文史确实不可分。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树立大文科观念,鼓励学生多提高语文素养,夯实语文功底,就能让学生厚积薄发,为历史学科的学习带来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冯春鸿,史月婷.也说文史不分家――论新课改中的文史互相渗透[J].中学文科,2008(8).
[2]郭毓麟,李辉.文史不分家 教学两相长[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07(5).
[3]王丽晖.浅谈历史教学中的“文史不分家”[J].新课程(中学版),2008(Z1).
1 充分利用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激发学生强烈的探究欲望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有意识地穿插相关的历史故事,数学背景知识等,定能激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在数学活动课《数学游戏中的取胜策略》中,首先用我国古代运用对策论思想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田忌赛马》的故事使学生认识到:有效的策略可以改变事物发展的结果。然后设置悬念:“聪明的同学,你们能不能从中受到启发,找到一种只赢不输的游戏策略呢?”学生的求知欲望被极大的调动起来。然后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分组进行轮流拿卡片、轮流报数等游戏,(结果有的同学胜多输少,有的同学却屡战屡败。)出于一种强烈的取胜动机,学生努力探究着取胜的策略,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却又紧张,教师真正成了一个组织者与合作者。学生在动态的过程中感悟规律,从而在这些过程中获得积极的体验,学会思考。这节课,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让我们感悟了数学更为深沉的文化力量,数学原来可以超越知识本身,找寻到更为丰富,也更为动人的内涵。
2 搜集数学家故事,感受数学家的科学精神
在数学趣味活动课之前,让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查找古今中外数学家的童年故事及他们严谨治学、勇攀科学高峰的事迹,然后利用数学趣味活动课进行交流或者进行故事比赛。现在的小学生,收集信息的渠道特别多,因此故事的内容也相当丰富。通过故事比赛,不但锻炼了学生的多种能力,更值得肯定的是让他们获得了一种精神动力。例如当学生听说八岁的高斯发现了数学定理时,跃跃欲试;当学生知道著名数学家欧拉在双目失明以后,也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时,激动不已;当一些成绩中等的学生了解到欧拉在孩提时代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后来经过努力却成为了著名数学家的故事后,信心倍增……
3 探访历史名题,领略数学思想方法的魅力
近代世界上有三大数学难题,即费尔马定理、哥德巴赫猜想、四色问题。在数学趣味活动课上,根据学生掌握数学的程度,我们向学生介绍的历史名题还有中外数学家解决“幻方”的不同策略、欧拉及“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哥德巴赫猜想”、孙子巧解“鸡兔同笼”等等。这些数学历史名题,因其精妙的解题思想与策略,展现了数学的无穷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学生,启迪着他们的心智,激荡着他们的心灵。
4 密切联系生活,学会数学地思考问题
如果学生善于用数学的眼光、方法去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就能把生产、生活中的某些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并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和解决,我们的数学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习惯,它将使我们的学生终生受益。
在六年级学生学完“百分数”之后,我发现了这样一道题很有意思,于是利用一节数学趣味活动课组织学生进行了讨论:小亮的爸爸想买一台手机,下面是他从商场了解到的情况:
请你给小亮的爸爸出出主意,购买哪种手机比较好,说说你的理由。同学们在经过一番计算、思考与分析之后,得出了三种不同的见解,争论异常激烈,相持不下,急切地等待我的评价。我笑而不答,让持三种意见的同学分别派代表说出自己的理由。甲方:应该选择第C型,理由是它的返修率最低;乙方:应该选择A型,理由是它的价格最便宜,返修率也不是很高;丙方:应该选择B型,虽然它的价格高,返修率也不低,但从它购买的人数最多来看,它肯定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例如性能多,或者款式新等等,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买它呢?说得多好啊,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境界吗?当我宣布三种结果全对时,学生乐开了花。
5 让学生感受数学美
在趣味数学活动课中,我们要尽可能地搜集足以展现数学美的素材,以数学学科本身特有的魅力去吸引学生,例如生活中的对称美;人体中的黄金分割;诗词中的数字美;数学公式的简洁美……让学生在感受数学美、欣赏数学美、再现数学美的同时,产生创造数学美的冲动和欲望。下面来欣赏同学们搜集到的关于“数字美”的部分内容:
数字,在人们生活中广泛应用;数字,创造了许多如诗如画的篇章。数字本身有深刻的美的内容,数字和一些美好事物联系在一起,会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十个数字:一元复始、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二度梅开;三阳开泰、三思而行;四通八通、四海为家;五世其昌、五官端正;六根清净、六艺、六韬、六合、六极;七情六欲、七曜、七略;八面玲珑、八面威风、八仙、八卦;九霄云外、九转金丹;十全十美。
[关键词] 互文性 文本 广告 广告翻译
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文本间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由法国着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在她看来,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都是在与过去写成的文本、当代正在创作的文本、甚至未来将要写就的文本相互联系着的。也就是说,互文性“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等作用,它关注的是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秦文华,2006:2)。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Gerald, 1987: 46)因此,“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单独存在,每个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是永无止境的。
尽管“互文性”的概念来源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其他领域,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本文拟在探讨互文性在广告创作中的运用,重点阐明广告翻译中所涉及的互文现象。
二、广告文本中的互文性
从传播学角度看,“文本”是指由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号所组成的某一表意结构。广告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广告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其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多重性、边缘性,因此更具有互文研究的价值。广告中互文手段的运用可以巧妙地暗示所推销产品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发消费者进行思考,产生相关的联想,从而吸引受众注意,传递广告信息,实施有效传播广告的目的。广告中常见的互文关系包括引:引用(citations),即直接借用前文本,也就是说将一段已有的文字放入当前的文本中;典故与原型(allusion),即在广告文本中使用出自神话传说、寓言、历史故事、宗教故事和经典作品等等中的原型;戏拟或仿拟(parody),模仿的一种手段,只是在某些部分或结果中对原文进行解构或转换,或以变异的形式反映原文,或者挪用原文,或者用原文但不用原义,甚至扭曲原义(马中红,2006:74)。也就是说有意模仿已有的语言形式以构成新的语言形式的一种修辞手段。下面笔者将举例分别说明广告中常用的这三种互文关系。
1.引用。有一则广告中一位两鬓苍白的老奶奶拿着一瓶药说:“《渴望》播出这么多年了,观众朋友还惦记着,知道王沪生经常气得我头疼,所以寄来了头疼药。”这则广告明显地指涉20世纪80年代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经典电视连续剧《渴望》。看过该剧的观众马上会心领神会此广告的背景,引发许多温馨的回忆和共鸣。另一则是关于海王金樽酒的广告。画面呈现的是中国古代皇家场景、人物等要素,由国内观众喜爱的琼瑶版电视剧《还珠格格》主要人物之一“皇阿玛”的扮演者张铁林作代言。广大观众由此会产生熟悉之感,这样的组合又产生了新的具有趣味的创意,巧妙地传达了广告的诉求点。
2.典故。“高山流水觅知音,星河音响成佳友”。这是关于星河音响的广告语。其中“高山流水”有个典故,出自春秋战国时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根据《列子》所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人们就把“高山流水”作为“知音”的代名词。这则广告语中“高山流水觅知音”就是寻找知音的意思(魏星,1999:111)。知道此典故的消费者不由会想到星河音响就是俞伯牙,正在等待知音的出现,而自己就可能是善解琴音的钟子期。这样的互文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语言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显现出别有的文化底蕴。
3.仿拟。牛郎织女于每年农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传说表达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在民间广为流传。绿箭口香糖的电视广告就在此基础上进行富有创意的仿拟,给消费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画面呈现的是七夕之夜明月当空,星河璀璨,喜鹊搭桥,浮云漂动,流彩奕奕。美丽的织女如约而,牛郎欣喜万分,迎上前去欲亲芳泽。但是织女闻到了牛郎的口气,掩嘴离去。正当牛郎不知所措时一只善解人意的喜鹊衔来了绿箭口香糖,从而使牛郎织女共享美好时光,聊慰相思之苦。这则具有动漫色彩的广告增强了民间传说与口香糖之间的互文关系,仿拟修辞的运用在保持原由浪漫的氛围的基础上增添了现代气息,深受观众喜爱。
从上述广告实例中可看出在广告中巧妙地应用互文手法可激发人们记忆储蓄中对已有的文化知识,引起他们的联想,增强广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促使人们购买该商品,同时也使广告的创作更具发展空间。
三、广告翻译中的互文性分析
广告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引人入胜,说服力强。广告的目的就是推销产品,使消费者有愿望购买该产品。由于广告侧重的是效果,广告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功能对等基础上的等效原则。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中从事二度书写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作出合适的广告译文。译者的互文性知识储备和互文性调动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妨从下面诸例中说明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重要性。
1.今日的风采,昨夜的“绿世界”。该广告词的英文译文是“Give me Green World, or give me Yesterday”。这句英文译文很容易使人想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公元1775年)着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演讲名句“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此广告翻译者互文运用了此名句。在原语广告词中“今日”与“昨夜”不仅是字面上的差异,也表现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皮肤渐渐老去,不复年轻时的风采。而“风采”与“绿世界”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意思是昨夜用了“绿世界”化妆品后今日就“风采”照人。这会使受众联想到用了该化妆品会青春常驻,容颜不老。译者在翻译该广告时采用了互文套用名句的戏拟手法,独具匠心地将名句中的“liberty”和“death”换成了“Green World”和“yesterday”,象征美好的“自由”与“Green World”相对应,恐怖的“death”与需要抛开的“yesterday”相对应,不禁使人想到:即使青春的流逝像死亡一样灰暗和可怕,“绿世界”化妆品也会让你抛却昨天,还你青春的风采。这样的互文手法将原文的“风采”、“绿世界”和“昨天”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且颇具人生哲理,向英语消费者提供了该产品的信息,使人产生购买的冲动,达到了广告的效果。
2.The only thing we didn’t improve was the road。这是日本一汽车的广告语。广告翻译者巧妙地将其译成“万事俱备,只看路况”。此译文利用互文性原理拼贴、仿拟中国古典名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典故中的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摇着扑扇,手触胡须,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映入广大受众心中,仿佛该汽车生产商就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切都为消费者考虑周全了。通过此修辞手段夸张地指出了该车无可挑剔地完美性,激发受众购买的欲望。试想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为“我们惟一没有改善的就是路况”,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力是远不如前者的。
3.红玫相机新奉献。这是一则关于红玫牌相机的广告,广告翻译者将其译为“My love is like a Red Rose”。显然译者互文运用了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名诗“A Red, Red Rose”中的第一句“O,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诗人用红红的玫瑰比喻自己的爱人,抒发了对心上人的浓浓爱意和依依惜别之情。或许该产品命名者与彭斯一样受到大自然赐予的美丽娇艳的红玫花的熏陶,或许命名者受到彭斯诗句的感染,抑或是广告翻译者受彭斯诗句的互文联想与触动,这些便不得而知,更说不清谁互文来自于谁,因为文本之间本是互动的,都存在显性或隐性的联系。但毋庸质疑的是英文消费者在读到该广告译文时心中便会涌现出美感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用这款相机拍摄出生活动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将一切美好的东西永远定格的冲动会促使消费者购买该相机,达到广告促销的目的和功能。
当然,由于不同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有各自的喜好和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能引起互文联想的语言形式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联想。这正是广告翻译中需要注意和避免的问题,如果翻译不好,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销售。比如我国生产的“孔雀”牌彩电原译文为“Peacock Color Tv”,因为在中国孔雀象征着美丽和鲜艳的色彩。用“孔雀”作电视机的商标自然暗指电视机色彩逼真、质量上乘。可是英语民族通常视孔雀为污秽、猥亵之鸟,常给人带来厄运,且“孔雀开屏”被认为是骄傲、自大的表现,如“as proud as a peacock”(非常骄傲),“play the peacock”(炫耀自己)。因此英语中用“peacock”会引起消费者不好的互文联想,影响该产品的销售。
四、结语
上面所举的广告创作和广告翻译的例子都是巧妙地借他人之名言佳作、传说典故或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触发自身思想火花与创作灵感的动因,创作或翻译出精妙的文本,最终达到以他山之石攻自身之玉的效果。广告翻译的构思要注重向译入语国家的消费者传达某种消费咨讯、产品特点以及心理联想、购买需要。广告创作人和广告翻译者为了使自己的广告更具吸引力以及让消费者在耳熟能详的同时又能耳目一新,他们往往煞费苦心地将古典的、时尚的、现代的、流行的各种元素杂糅在一起,或援引、或改写、或借用、或戏拟;文学形象、历史故事、传说典故、名篇佳句等都可以成为其互文素材,引发受众的联想,最终推销产品,获得效益。互文性理论在广告创作和广告翻译中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广告的意义世界,是一块值得研究和开拓的处女地。
参考文献:
[1]Prince, Geral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Z].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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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