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构成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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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博弈 纳什均衡 自然资源

一、博弈与博弈论

博弈论开始于《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冯・诺依曼、摩根斯坦，1944)，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之间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博弈的构成要素有：博弈方、策略及策略空间、博弈均衡、均衡结果、信息集。博弈方指参与博弈的决策主体，本文指企业。策略及策略空间，即博弈方在有关信息情况下的行动规则，本文指企业采取的策略组合带来的不同经济效益。博弈均衡是指所有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的组合，本文指均衡指企业之间最优策略组合。均衡结果是指所有博弈方的设一可能的行动组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信息集指的是博弈方有关的博弈知识，本文中不仅包括企业特征和行动如产量、收益，还包括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规定，惩罚、鼓励措施等。

根据博弈过程划分，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前者指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但并不知道前形式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后者指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博弈还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指的是一个参与者对所有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本文采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二、模型假设

假定某地区有n个企业，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还未破坏。每个企业均有利用该地区资源的自由。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n个企业简化为两个代表性的企业1和企业2。每年每个企业决定各自的产量。企业1产量为q1，企业1产量为q2，产品总数为Q=q1+q2，产品的价格决定函数为P(Q)=m-Q=m-q1-q2，单位产品的成本都为c，企业1的得益为U1 =q1×(P(Q))-q1×c，企业2的得益为U2 =q2×(P(Q))-q2×c，总体的得益函数为U=p(Q)×Q-c×Q。

三、模型求解及结论

我们首先探讨两个企业各自根据另外一企业的产量来决定自己最佳产量的情况。

企业1的效用为：max(U1)=q1×(m-q1-q2)-q1×c。企业1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aU1 /aq1=m-q1-c-2q2=0，可得q1=(m-c-q2)/2。两企业决策时地位是对等的，易得q2=(mq2-c-2q1)/2两式联立，得：q1 =(m-c-q2)/2，q2=(m-q2-c-2q1)/2。解得 q1 =(m-c)/3， q2=(m-c)/3。此时，U1=U2=(m-c)2/9。即在这种情况下两企业的产量和得益分别都是(m-c)/3、(m-c)2/9。从两企业构成的总体出发来决定各企业的产量时，总体得益函数为：max(U)=Q×P(Q)-c×Q-Q×(M-Q-c)。整体得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aU/aQ=m-c-2Q=0，可得：Q=(m-c)/2。即当总产量为(m-c)/2，总得益最大，此时，U=(m-c)2/4。在这种情况下若两企业经过协商，均承诺各自产量(m-c)/4，则两企业的得益为(m-c)2/8。

若在企业1违背承诺而企业2遵守。此时对于违背承诺者企业1得益为：max(U1)=q1×[a-q1-(m-c)/4]-q1×c。得益最大化一阶条件为dU1/dq1=3(m-c)/4-2q1=O，可得，q1=3(m-c)/8，U1=9(m-c)2/64。此时，企业2相应为q2 =(m-c)/4，U=3(m-c)2/32。两企业位置互换，结果不变。

上述效用分布情况如图1示。

图1对企业1而言：在企业2选择遵守的情况下，自己选择遵守、违背的得益分别为(m-c)2/8、9(m-c)2/64，后者大于前者；在企业2选择违背的情况下，自己选择遵守、违背的效用分别为3(m-c)2/32、(m-c)2/9，选择后者得益较大。企业1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无论对方做出何种选择，自己选择违背将能保证自己的得益最大化。企业2决策时也同样如此。两个企业分别从自己的得益最大化出发，都做出了违背的决策，此时(违背、违背)便构成了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组合是所有组合中效果最差的，两个企业纷纷增加产量，走入了破坏地区资源的怪圈，每个企业都从个人得益最大化出发，结果既没真正实现个人得益最大化，也没实现总体的最大得益。在这种情况下的效用对个人、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低效率的。显然，这种结果是个人和社会都不愿意看到的。

四、模型改进

在上面模型中对每个企业而言违背是占优策略，企业无积极性去遵守承诺来打破(违背、违背)这一纳什均衡的，从而陷入一个低效率利用资源的怪圈。为了提高地区资源的利用率，我们加入另一影响因素，假设在该模型中还存在一个对当地资源有效利用负责的组织，如某一政府部门，它对于两个企业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其决定具强制力。该机构从整体利益出发，规定企业产量(m-c)/4，如果有企业超出此范围，将对超出的企业生产的每单位产品给以p(m>p)的罚款，且对遵守规定的企业进行补贴，确保得益为(m-c)2/8。①若双方都遵守，双方得益无变化，都为(m-c)2/8。②若企业1违背，它的得益max(U1)=q1×[m-q1-(m-c)/4]-q1×(p+c)。此时效用最大化条件为dU1/dq1=3(m-c)/4-p-2q1=0，得q1=3(m-c)/8-b/2，U1=[3(m-c)/8-p/2]2 此时企业2的得益为U2=(m-c)/8。两企业位置互换，结果不变。③若双方都不遵守，效用函数为：max(U1)=q1×[m-q1-q2]-q1 ×(p+c)。

根据模型未改进时的求解情况，得q1=q2=(m-p-c)/3， U1=U2=(m-p-c)2/9。此时模型的得益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企业1在追求利益下遵守承诺应满足条件(m-c)2/8>[3(m-c)/8-p/2]2 ，解得p的范围是(3-23/2 )×(m-c)/4

五、结论

分析表明，通过相关的组织制定对违规者进行有效的处罚以及对因合理使用而承受损失风险者以合理的补贴，并以贯彻实施，“公用地悲剧”可以得到改善。

第2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必要性的经济学解析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第3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企业声誉企业品牌声誉管理

迄今为止，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对声誉都非常关注，并且在各自的领域对企业声誉做了不少研究。到目前为止，企业声誉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还没有明确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在行为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人或组织为什么要建立和维持着一种声誉：并且声誉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又是如何对行为人或组织产生激励作用。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经济学中标准的声誉模型是由Kreps等人创建的，旨在解决“连锁店悖论”并对有限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行为作出解释。在管理学上，则大多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研究企业声誉。在管理学界，声誉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的Charles Fombrun教授，他在该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且于1997年创立了《企业声誉评论》杂志，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一、企业声誉的定义研究

Fombrunfl9961系统地回顾了经济管理类文献中的各种观点，发现企业声誉被描述为：1，“企业品牌在市场领域中的效应”；2，“未来活动和行为的一种象征，在理论中被认为是维护和促进原则的一个保证”：3，“在会计方面的一种好名声”：4，“在组织理论中被认为是企业身份的表现”：5，“在管理领域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进入壁垒”。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Fombrunf1996对企业声誉的界定是“对一个企业过去行为和将来前景的的一种感觉描述，这种感觉形容了当企业与其他竞争对手相竞争时，企业对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吸引力”。下面，我们从以下角度来研究企业声誉的定义。

(一)从利益相关者方面定义企业声誉

Saxton(1998)、Gary和Ballmer(1998)、Mudnane(2002)都认为，企业声誉是一段时间内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看见或表达的对组织的印象和评价。中国的学者张四龙、周祖城等人(2002)同样认为。企业声誉是各利益相关者根据所掌握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或信息对企业所做出的总体评价。

(二)从企业的行为方面定义企业声誉

Wegietl和Camererfl9881定义企业声誉为“从公司过去行为中推断得来，被归于公司的经济和非经济属性的总和”。Yoon(1993)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企业声誉是对公司过去行为的反映。

(三)从企业声誉的构成要素上定义企业声誉

Hall(1992)认为声誉包含认知和情感两部分，企业声誉由许多个体持有的对公司的理性认知与情感倾向所构成。Manfred(2004)指出之前西方学者对企业声誉的定义都是单个维度的，即只是从情感或者认知的角度去定义和衡量企业声誉，认为这是不够的。于是他提出了企业声誉的二维模型，把声誉定义为一个由情感和认知两个部分组成的态度的结构。刘靓(20061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声誉是由认知和情感两大要素构成的，即企业声誉的构成要素是认知和情感。而企业声誉的驱动要素是指影响企业声誉的因素，包括产品与服务、顾客导向、财务业绩、市场表现、愿景与领导、工作环境、社会责任等七大因素。

(四)从企业的无形资产方面定义企业声誉

重庆商学院于勤f2001)认为，企业声誉是一个企业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赞美的程度，通常由知名度、美誉度和信任度构成。缪荣和茅宁(2003)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郑文哲和王水嫩(2004)认为，企业声誉是企业在与其公众(主要有顾客、协作者、投资者、员工、政府、新闻界、社区等)的社会交往中自然形成的，是企业行为能力与公众认知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企业声誉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一)企业声誉与企业信誉

虽然企业信誉与企业声誉两者都能够增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同时。企业声誉和企业信誉都需要企业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赢得，但它们都具有易碎性的特点，并且重新塑造企业声誉和信誉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努力。

虽然企业声誉和企业信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者还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声誉与信誉的关系，简而言之，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企业信誉是对企业某一方面的评价，而企业声誉则是对企业总体的评价；信誉是企业行为能力的一种表现，是能否履行其诺言的一种标识度，是企业声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声誉不仅包括企业对诺言的履行情况，还包括对顾客的承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行动，以及企业声誉中最基本的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等。

(二)企业声誉与商誉

企业声誉与商誉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无论企业的声誉还是企业的商誉都是企业长期经营管理的结果。短期行为不但不会塑造商誉和声誉，反而会对其产生损害。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对企业声誉与商誉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誉的价值可以看作是企业全部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些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作用才形成了商誉。同样，作为企业重要整体性无形资产的声誉，其形成也离不开企业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作用。

企业声誉和商誉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商誉价值一般是在企业收购或者合并的时候才能得到体现。而企业声誉则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其价值不仅能够在并购的时候得到体现，还能有助于企业和谐利益相关者关系，为企业创造财务价值以及化解企业危机等。

(三)企业声誉与企业品牌

企业声誉与品牌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针对的对象不同，一般而言，品牌只针对企业的消费者，而企业声誉是与多样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在与企业声誉并提时，品牌指的是“品牌效益”，它被定义为“与一个品牌相联的资产和负债，它的名称和象征符号，来自于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所提供的价值”。一般来说，品牌权益向消费者显示了产品以外的额外的东西。

三、我国的企业声誉管理

目前，国内企业声誉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远远滞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理论研究方面，从事企业声誉领域研究的学者还不多，现有研究还基本处于引进阶段，对企业声誉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零散的研究造成国内对企业声誉重要性认识的不足：而且国别与文化的差异会对企业声誉管理产生重大的影响，很少有学者结合本国国情对企业声誉理论进行探索，造成理论研究对于国内声誉管理指导意义的削弱：此外，经验研究更是缺乏，研究结果缺乏有力的科学依据。在实践方面，企业领导更多关注营销、研发、物流等零散环节。而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声誉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声誉管理缺乏整体的规划。为此，基于我国的文化特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企业声誉的管理。

(一)构建企业声誉战略

企业要对本身的使命进行合理定位，在经营理念中体现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从企业的经营理念与目标出发，通过对企业环境机会与威胁的分析，同时结合企业自身资源的优势与劣势，制定切合企业实际的声誉战略，从而使得企业声誉战略与企业文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的资源基础及企业的成长阶段等方面实现合理匹配。

(二)重视企业成员声誉的提升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和忠诚更多地体现在对企业成员的信任和忠诚，而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忠诚是企业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的声誉会对我国企业的声誉产生更大的影响，因而，加强企业成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成员的整体素质将会极大促进企业的声誉。

(三)强调沟通能力的培养

沟通包括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企业应通过与员工的沟通，提升其对企业的认同程度，进而促进员工成为与外界沟通的代表，同时通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促进其对企业的认同。

(四)调动全员积极性

企业应该充分调动全员参与企业声誉的构建，不仅企业的高层领导要关注企业的声誉管理，树立声誉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还应通过构建关注企业声誉的强文化，在员工招聘、培训及绩效考评过程中实现企业文化与个体价值观的融合，从而使维护企业声誉成为员工的自觉行为。

参考文献：

[1]余津津现代西方声誉理论述评，当代财经，2003(11).

第4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一、动态能力产生的背景

1、现实背景

战略管理的最基本问题是企业如何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而在当今世界，顾客需求的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技术飞速发展和环境动荡变化的超竞争中，竞争优势的来源正以逐渐加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和侵蚀掉。在超竞争环境中，一个停留在已有优势基础上或仅追求已有竞争优势来源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更有进取和创新精神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在此环境中成功的做法不是努力维持长期竞争优势，而是通过不断创新追求一系列暂时的优势，使企业比竞争对手总领先一步。在超竞争环境中，要求战略保持动态适应性，但由于沉没成本、替代效应和路径依赖等的存在，使战略调整呈现一定的刚性，这使得企业无法保持动态战略的适应性。

基于此思想，Teece等(1994)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并认为动态能力理论能帮助企业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符合了企业在快速变化环境中竞争的需要。

2、理论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者们对竞争优势的研究从重视对外部环境的研究转移到重视对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因此，从企业内部资源角度研究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论开始兴起。资源基础论是Wemerfeh(1984)在《企业资源基础观》一文中提出来的，是从企业内部资源角度探究竞争优势的来源，并进一步阐释企业间业绩差异的根源。

但是一些学者开始透过资源这个表面现象，从企业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方面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当透过这些具体的资源作进一步分析时，人们认识到隐藏在资源背后的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深层次的来源。这样一来，在探寻竞争优势来源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即竞争优势的来源由具体的资源变成了抽象的能力，由此产生了企业能力理论。

Prahalad和Hamel(1990)首先提出了核心能力，并掀起了对核心能力研究的。虽然学者们对核心能力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核心能力存在核心刚性问题。核心能力为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核心能力的核心刚性会给企业带来负价值。在对核心能力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潜在假设前提，即环境是静态的，但是现实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使得核心能力无法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而使企业陷入困境。因此，Teece等(1997)认为如果企业要在超竞争环境中取胜，就必须运用能力，有效地协调、重新配置企业内外能力来应变这些环境，这种能力就是动态能力。

企业能力理论假设企业能力是给定的，企业战略主要处理给定的能力的利用，而不是新能力的利用。动态能力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企业用以积累影响学习和研究进程的机率和方向的机制上。因此，动态能力理论是企业能力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动态能力理论与以前的战略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动态能力具有动态性，它是指为了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更新能力的能力；二是动态能力的能力性，它强调为了适应变化环境的需要，建立、整合和重新配置组织的内外部能力。

动态能力理论的另一个理论起源是学术界对演化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的研究。一些学者把产业组织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多竞争理论、行动与反应理论、博弈论等)引入战略管理研究，认为企业应从演化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的观点理解企业市场定位，企业资源具有动态本质性，企业战略应具柔性，有价值的知识和资源具有短暂性等动态观点。

因此，动态能力理论是在企业演化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二者的有机整合，动态能力理论对企业如何在超竞争环境中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有重要的意义。

二、动态能力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动态能力是由Teeee等在1994年的《企业动态能力：概述》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之后，Teece等在1997年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一文中，对动态能力理论作了进一步完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动态能力的不同构成要素，也相应给出了不同的概念。从动态能力文献上看，主要有整合观、惯例观和资源观三种观点，以下分别对三种观点进行评析。

1、整合观。它是把动态能力建立在对普通能力的整合之上。Teece等是整合观的主要代表。他们把动态能力定义为：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建立、整合、重新配置企业内外部能力的能力。可以用过程、位置和路径三个要素来分析动态能力，过程是企业做事的方法，或当前做事的模式，包括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又由协调与综合(静态的概念)、学习(动态的概念)、重新配置(转化的概念)三个部分组成；位置指企业当前的技术、知识产权、互补资产、顾客基础、与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外部关系等特殊禀赋；路径指能力发展的轨迹。而Adner和Helfat(2003)在Teece等的动态能力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管理能力概念。动态管理能力是指建立、整合和重构组织资源与组织能力的能力，虽然动态管理能力概念把资源与企业能力区分开了，但是它没有对外部环境变化速度做出要求，而从本质上看，动态管理能力是建立在普通能力基础之上的。

2、惯例观。它是指把动态能力建立在组织惯例基础之上。Winter(2003)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扩大、改变或创造普通能力的能力，而能力是指组织惯例(或惯例的集合)，实际上是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扩大、改变或创造组织惯例的能力。动态能力是业绩改善中的可学习的、稳定的集体活动模式，组织通过集体活动模式有系统地产生和改变组织惯例(或惯例的集合)。因此，动态能力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被扩大、改变、整合和重新配置的组织惯例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而动态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3、资源观。它是指把动态能力建立在对资源的组合与利用基础之上。Eisenhardt和Martin(2000)指出，动态能力是为了匹配市场变化，甚至创造市场变化，建立在改变资源基础上的组织过程和战略过程。旧动态能力是由可识别的、明确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包括一些动态能力整合资源，一些动态能力重新配置资源，一些动态能力获取和剥离资源。动态能力是由利用(整合、重新配置、获取、剥离)资源的组织过程和战略过程组成。Blyler和Coff(2003)也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为了适应不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对企业资源的获取、整合、组合和剥离的能力，资源是动态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动态能力就是获取、整合、组合和剥离资源。

从上述三种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把动态能力建立在能力、惯例和资源的基础上，是因为他们对企业的基本观点的不同而造成的(整合观认为企业之间的不同本质是由能力的不同造成的，惯例观则认为企业之间的不同本质上是由组织惯例的不同而造成的，资源观则认为企业之间的不同本质上是由资源的不同而造成的)。当然也有些学者把上述的几种观点综合在一起，如Shaker，Harry和Per(2006)认为动态能力是配置建立在惯例和资源基础上的能力的能力。

三、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

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动态能力理论研究中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研究程度直接影响到动态能力的可接受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的动态程度、时间、社会资本、学习能力、成本等因素。以下对这些影响因素做一简单评析。

1、市场的动态程度。Eisenhardt和Matin(2000)把市场分为慢速动态市场和快速动态市场，慢速动态市场是指变化频繁，可预测的、线性的，有相当稳定的市场结构，在此环境中的有效的动态能力是复杂的、难以观察的、因果关系模糊的，因此，动态能力依赖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快速动态市场是指变化速度快，变化是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的，产业结构不稳定的，在此环境中的有效的动态能力是简单的，很大程度上凭直觉和经验。因此，有效的动态能力要依赖市场动态的变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2、时间。动态能力综合了动态理论与能力理论，而时间是动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时间不同，一切条件都可能变动，对企业能力就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时间是动态能力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3、社会资本。Blyler和Coff(2003)指出没有个人的、有价值的社会关系，企业不能通过获取、组合和剥离资源来适应不稳定的外部环境。社会资本为获取和整合资源提供必要的信息，对动态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4、学习。企业通过学习，可以获取以前没有或不会的知识和能力，也可提高和增强已经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获取、传播、编辑、保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对能力的转换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学习对动态能力的形成、发展和提高有重要的影响。

5、成本。对能力的调整需要成本，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动态能力的租金获取情况，动态能力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是至少要求动态能力获取的租金能够抵消动态能力所花去的所有成本。

此外，组织结构、文化、语言、企业家等也对动态能力有影响。上述的影响因素对动态能力可能会单独起作用，也可能会同时起作用，影响作用的大小也会因企业内外环境或其它变量的不同而不同。

四、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及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

战略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企业如何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动态能力是战略研究中的企业能力理论的最新发展，它整合了企业能力理论与动态演化理论。学者们对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及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有了一些研究，也形成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有些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以下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以Teece等(1997)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同质的、能够在市场上买卖的资产和实物都不是战略性的，不能由此获得竞争优势。能力是独特的、不能采用市场形式获得，只能通过企业内部的活动来获得。因此，能力具有价值性、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动态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动态能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能力或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而动态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Helfat和Peteraf(2003)，Adner和Helfat(2003)等。

2、以Eisenhardt和Martin(2000)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动态能力相对传统的资源观而言，更具一致性、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动态能力在细节上是独特的，但在关键特性上是有共性的。动态能力有价值性，也可能是稀缺的，但是可替代的，可模仿和可转移的，动态能力的功能可被复制，因此，竞争优势来源于动态能力创造的资源配置，而不是来源于动态能力本身。动态能力是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动态能力通过提高现存的资源配置来追求长期竞争优势，动态能力通过建立新的资源的配置来追求短期竞争优势。因此，动态能力创造的资源配置是竞争优势来源，而动态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

从上述两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动态能力配置的资源、惯例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动态能力本身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不同之处在于动态能力本身，即第一种观点认为动态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动态能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动态能力有价值性，也可能是稀缺的，但是可替代的，可模仿和可转移的，动态能力的功能可被复制。

第5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摘 要：

已有景区门票定价研究大都从现实景区数据出发,建立门票价格、景区属性和社会经济指标的多元回归模型。然而这种计量研究,并没有从景区门票定价的多目标性出发,也忽视了影响门票定价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构建ISM模型分析影响景区门票定价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根据因素相互作用关系建立景区门票定价系统因果关系图和系统流图,并设定系统动力学方程。仿真结果显示,成本票价逐年下降并于2022年降至最低,而最终票价将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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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门票定价; 旅游景区; ISM; 系统动力学

随着第三产业在GDP中份额的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重点也在发生着变化。旅游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旅游出行人数上涨了116%,旅游总花费上涨了144.7%。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旅游景区的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新的旅游景区进入市场和原有景区再度推出,带来了景区门票的定价问题,不合理的门票价格将影响到旅游景区的经营绩效。近年来各地频繁召开的门票价格听证会,充分体现了门票价格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来模拟定价中必须面对的多目标、多因素、多关联问题,通过仿真分析以期为景区门票制定者提供可借鉴的系统定价思路。

1 基于ISM的门票定价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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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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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和景区经营者对门票定价问题有过大量的研究探索。从研究视角来看,有基于成本考虑的景区基本定价理论模型(Laarman,Gregersen,1996;Sickle,Eagles,1998;戴斌,1995;郭志球,邓荣幸,2005),基于福利定价以促进景区可持续发展(杨剑川,2007),基于景区公共物品属性进行政府旅游门票价格管制(Alpizar,2006;陈碧琴,傅强,2009),基于信息是否对称情形下的博弈论分析得出的景区纳什均衡门票价格(魏翔,邓州,2007),以及基于市场竞争的定价等(Azzoni,Menezes,2009)。从研究方法上,有关于旅游目的地感知的因素结合框架(Seddighi,Theocharous,2002),基于对国内景区数据进行统计学相关分析、确定影响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影响因素(黄潇婷,2007),将景区的门票价格影响因素指标化、构建出门票价格的理论公式(黄凯,等,2008),以及动态的旅游景区门票定价模型(Pellinen,2003;郭强,董骏峰,2010)。以旅游景区为核心的旅游产业是一个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产业的经济系统,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立足于局部分析,很少有人将门票定价置于整个景区系统中加以研究。旅游景区门票定价系统具有动态性、多参与者、多因果反馈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门票定价问题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

ISM技术是美国J?N?Warfield教授于1973年作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开发的。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各种创造性技术,提取问题的构成要素,利用有向图、矩阵等工具和计算机技术,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信息进行处理,最后用文字加以解释说明,明确问题的层次和整体结构,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程度。通过建立ISM模型来研究影响景区门票定价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确定影响门票定价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2)通过建立和推导邻接矩阵、可达矩阵,实现门票定价系统结构的模型化;(3)使用计算机技术对以上矩阵进行分析,得出门票定价系统递阶结构模型图,确定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1.2 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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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定价3C理论指出,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成本(Cost)、顾客(Customer)和竞争者(Competitors)。景区的门票定价需要考虑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景区成本是否能够弥补、顾客是否能够接受、市场是否具有竞争性。根据公共物品理论,景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物品的功能,对于存在正外部性的消费品,政府应进行价格规制,规制程度取决于公共物品属性,即在3C定价的基础上,政府根据景区公共物品程度进行价格规制。由于旅游市场同质性、产品单一性假设,根据需求的交叉弹性理论,我们认为替代品(类似景区)的价格会影响商品(该景区)在市场上需求量。单纯市场经济条件下景区定价的基本原则是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MR)与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MC)相等令厂商的利润等式为:π(Q)=TR(Q)－TC(Q),

满足上式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dπ(Q)/dQ=dTR(Q)/dQ－dTC(Q)/dQ=MR(Q)－MC(Q)=0

满足上式利润最大化的二阶条件为:d2π(Q)/dQ2=MR′(Q)－MC′(Q)

第6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4]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 to Neu 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Behrman.J.N.，1972：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Latin.America：Autos and 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 J.H.Dunning，ed.，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New York.Praeger.

[8]Demsets. H.，1982：Barriers to Ent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2：47-57.

[9]Dunning. J.H.，1993：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ha the Global 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 and Structure in on Open Developing Economy：The Case of Malaysia. Weltwirt Schaftliches 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 D.Irwin.

第7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战略环境分析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中战略环境分析主要是针对互联网上潜在的市场机遇进行挖掘，对某个特点的企业来说，市场机遇就是顾客的潜在需求，这种需求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它具有时效性、多变性、约束性和效益风险性等特征[3]。市场机遇是社会对于消费者潜在的需求尚未满足的一种自然状态，在宏观战略环境下，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产品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的创新战略开发出引导社会需求变化的产品，以创造新的市场机遇，具体而言，对于市场机遇的挖掘的如图2。通过市场调研收集企业对于消费者市场所需的相关材料，并运用市场营销相关的理论对于所收集的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形成系统的数据库；根据企业的实际运用合理的分析方法对于数据库相关的数据进行合理科学的分析，主要分析的内容可分为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分析，其中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网络技术环境和法律道德环境，内部环境包括企业资源、组织、经济的评价，通过对环境的变化程度与市场需求的影响分析，可以作出定性和定量的预测，因此，可按变化程度的高低来识别市场机遇，如果环境的变化程度低，则可按照既有的知识进行判断与抉择，否则以突发事件处理；在分析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判断，如果通过综合识别，确认市场机遇的存在，就要决定组建联盟，否则就要重新进入流程循环[4]。伙伴关系选择合作伙伴的选择是虚拟企业合作关系运行的基础，在虚拟企业的组建过程中，合作伙伴的遴选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不同企业选择伙伴条件迥异，但成功伙伴企业在选择准则上一般遵循以下有效准则原则：具备竞争优势和互补资产：具备竞争优势即要求参加联盟的伙伴必须具有并能为虚拟企业贡献自己的核心能力。共有的价值：共有价值即是盟员之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双赢模式有共识、一致的品质观、特殊的价值观。只有有共同的价值观，虚拟企业才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伙伴关系的环境：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在一开始就具备合适的环境，选择一个能有益于传导伙伴关系理念的环境，是选择伙伴关系过程中的重点。敏捷性原则：即要求伙伴企业对来自虚拟企业外部或伙伴之间的服务请求具有快速的反应能力。从以上的原则出发，可以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选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3，对于指标权重的选取，可以通过运用AHP法进行赋值检验，本文暂不作赘述。2.3组织设计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的组织设计有别于一般虚拟企业的组织设计，在进行组织设计的时候必须要切实考虑到互联网络的时效性与安全性，因此笔者综合传统虚拟企业的设计因素提出互联网交易型虚拟企业组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动态联盟体（VirtualOrganization，VO）、外部项目组（ExternalTeam，ET）、内部项目组（InternalTeam，IT）、基本组织元（BasicOr-ganizationUnit，BOU）以及互联网交易型联盟方式等4个部分。在组织结构设计过程中，项目组之间的沟通内容主要是基于互联网的交易，利用即时通讯工具或其他交易洽谈工具进行账单或合作上的商榷。在组织结构类型上，上图虚拟企业结构趋于扁平化，冲破了部分界限并能够有效集成诸企业的核心能力以迅速地把握市场机遇，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虚拟企业运作虚拟企业的成功运作需要许多运作条件，也就是其运作平台。互联网运作平台由5个网络体系构成，其中分别为：①信息网络是虚拟企业基础的运作平台，它是虚拟企业构成要素的支撑要素；②知识网络，ET和IT之间均建立以知识网络为基础的增强性及互补性网络；③物流网络，物流网络可为虚拟企业快速地生产和供应策应；④契约网络，具体工作是产品的生产与运输；⑤资金网络是虚拟企业运作的物质保证。虚拟企业的竞争即是这5个网络的竞争，实现虚拟运作，必须构建这5个网络。这5个网络平台之间的关系。虚拟企业运行流程首要的是需要对顾客的需求积极反映，企业通过计算机处理系统对顾客需求进行处理，如图5。交易型虚拟企业与传统企业运作模式最大不同在于它是跨企业的管理，是由分散各地的联盟企业组成的虚拟团队，处理完顾客需求信息之后，在分散式作用环境下，需要利用网络技术并采用协同管理、并行工程等手段，共同完成虚拟企业所要达成的愿景。虚拟企业运行过程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进行动态配置和优化组合，降低资产套牢风险，能够更快速地反应市场需求，更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与合作。由此可以建立基于互联网交易型虚拟企业运作流程图，如图6[6]。利益分配在虚拟企业中，对于入盟成员来说，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博弈论认为，在重复博弈中人们会选择合作行为，追求集体理性而避免个体理性。虚拟企业的成员们共同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即是实现帕累托改进[7]。从某种角度看，合作利益的多寡客观地决定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然而由于成员间的经济实力有差异，从经济权力关系上看，成员企业间的作用往往并非对等和可逆，有可能会出现经济关系不平等。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直接关系到虚拟企业经营成败与发展前景，许多合作最终不欢而散，就是因为相互间争权夺利所致。因此，如何合理设计利益分配的方法是虚拟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假设虚拟企业由n个伙伴组成，设伙伴i的收益收益分配比例为ai，风险系数Ri表示与伙伴i相关的风险实践发生的概率，且Ri∈（0,1）；投资额Ii表示伙伴i的所有研发投入（启动资金、人力资源成本、融资成本以及网络建设成本），收益为Vi，遵循虚拟企业利益分配中“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原则，可以得到以下等式[7]（式略）反馈与学习虚拟企业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持续改进与修正的过程。盟员企业每一次合作，都需要成动态联盟的效果和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通过信息反馈，修正虚拟企业的进行，以需求新的市场机会。虚拟企业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原则：①虚拟企业需不断修正，盟员企业管理应该进行制度化管理。②盟员企业通过组织动力自主化，提高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成员的责任感，必须建立一定的信息反馈渠道，逐步从根本上将虚拟企业转变为学习型企业。③妥善处理好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的关系。④组织学习应该与核心能力战略相结合[8]。在反馈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盟主企业一定要树立好其核心地位，并且对于盟员企业的信息进行及时的总结共享，定期组织盟员企业的经验交流会；积极利用互联网工具，制作网络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全面综合地对盟员企业的运营状况进行监督，并对其中的问题给与指导；由于是交易型的虚拟企业，所以对于其中的资金流系统应该要及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以确保虚拟企业的有效运行[9]，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细胞式信息反馈与学习模型，

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组建过程在整体上与实体虚拟企业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本文在总结共性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交易虚拟企业的网络特征加以改进，并建立起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组建模型，对于当前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理论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在本文的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与优化，进行下一步的跟踪研究：（1）互联网环境下的虚拟企业运行模式。（2）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网站运作管理模式。（3）对影响基于网络交易的虚拟企业网站运作的因素进行分析，发掘评价因子。在信息反馈与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虚拟企业内部不断进行修正与优化，能够确保虚拟企业的健康有效的运行。（4）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企业网站评价体系。

作者：万君 张祥 庞培培 陈绪童 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第8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 企业债券，制度，政府约束，市场约束

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的制度约束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最初的迅猛发展，还是急转直下的快速萎缩，直至最近出现的可喜抬升势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强势干预，才造成了企业债券市场自身的约束性制度无法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互动模式表现出极大扭曲。深入研究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是我们认识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对市场构成不同影响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并基于分析得出结论：只有从约束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债券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模式，从而推动企业债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导论

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 经济 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本文所谓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内涵基础上的具体化，是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谓约束性制度，是指针对特定的目标和约束对象，由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人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均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明确约束性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约束目标和约束对象(即被约束的客体)、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即实施约束的主体)以及制度实施机制。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引起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企业债券市场来说，约束性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从而对企业的发债行为实施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约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实施机制，就是能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很好的鉴别，从而保证市场债务契约的有效执行，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把信用良好的企业拒之于市场之外，阻碍企业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

本文依据约束性制度安排的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博弈参与人及其策略行为选择的不同，进而形成的不同制度实施机制，将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性制度分为两类，即政府约束制度和市场约束制度。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同时，本文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1)假设对债权人保护的 法律 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发债主体的债务责任存在法律的硬约束，即如果出现逾期不能偿债付息，发债企业将面临法定的破产清算；(2)假设两种约束制度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这一假设是为了消除政府多元目标对模型研究的可能影响。

二、企业债券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

企业债券市场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政府具有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动机，以实现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充分有效。为实现此目标，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运用政府管理手段对发债企业的发债资格、债券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实施严格限制，从而对可能的高违约风险企业构成市场进入限制，以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由此，政府的行政法规，以及由政府、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构成的动态博弈过程，就形成了政府约束制度的实施机制。市场参与主体依据各自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收益。

自1987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约束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约束性制度安排。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和年度发行额度计划。同时，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非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几乎没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并且从1994年开始，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也受到限制。在这些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对企业债券的发行价格和数量也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债券的发行价格不得高于相同期限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40%，企业一次性发行的债券数量必须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并指定用途。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行政性规则约束，对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一般的财务理论，影响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融资成本，企业根据不同的融资成本对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进行排序，进而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证明，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股票融资成本。因此，在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债券的年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的3—10倍。但是在我国，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实施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发债的非财务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产生的风险成本。虽然政府对债券发行价格的管制，降低了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但由于非财务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业债券融资的财务成本与非财务成本之和大大高于股票融资的成本。这就使得大部分企业尽管对债券融资有内在的强烈需求，但是在过高的融资成本面前不得不退缩去寻求新的融资途径。

政府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对发债申请企业实行严格的筛选，而其筛选的标准却是选择那些国有独资或具有市场垄断背景的特殊企业，从而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目标，即降低了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资本的运用效率为代价的。企业债券市场的价格管制，使这些特殊企业获得了相当廉价的资本，从而造成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准政府”的信用背景，因此其自身并不存在硬性的信用约束压力。它们相信，即使出现企业信用危机，国家也会承担最后的还债责任。这两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资本的低效率运用，无法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政府对企业的发债资格实施严格的审批，而且被获准发债的企业事实上也都具有“准政府”的特殊性质，这也就向投资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投资于这些企业债券是没有违约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发债资格的审批，其实是承担了对债券的隐性担保责任，企业如果出现违约行为，投资者必然认为是政府的审批环节出现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承担还债义务。在实践当中，政府也确实没有让投资者失望过，许多发债企业无法到期归还的债息，最后都由政府承担了下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该由投资者承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责任却被审批制下的政府取代了，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息需求不足，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能力低下，对证券市场缺乏风险意识。由此，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畸形依赖的恶性循环，投资者越是不成熟，政府迫于追求社会稳定的压力就越是要出面保护，政府越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投资者，投资者就越是成熟不起来。投资者群体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

由于发债 企业 和投资者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行为扭曲，直接导致对信用评级信息的市场需求不足，严重限制了信用评级机构的健康 发展 。一个行业的发展必须有持久广泛的需求者作为支撑，而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用信息产品的提供者，其真正的需求者是投资者，而不是发债企业。如果一个行业不服务于它的真正需求群体，那么它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而在政府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作为信用信息产品供给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只能服务于发债企业，而不可能以它的真正需求群体即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因为，通过行政审批的发债企业，获取信用评级机构的债券信用评级仅仅是为了履行债券发行的 法律 程序而已，这样的信用评级信息对投资者到底有多大价值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投资者也不会根据信用评级信息去判断某一企业债券的潜在市场风险。更何况，政府还对债券的发行价格实施管制，信用评级信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本应服务于投资者的信用评级机构却转变为以服务于发债企业为导向，从而造成本应作为第三方监督者而存在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却完全成为发债企业的附庸，其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约束职能根本无法得到发挥。政府约束制度扭曲了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运行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不可能在债券市场中内生地成长起来，从而导致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三、企业债券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

在企业债券市场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中，本文假设市场机制内生地存在与政府约束制度相同的目标，即最大化地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以保证企业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之所以作如此假设，是因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前提，如果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企业债券市场的萎缩乃至最终消失，而这一结果就使研究失去了意义。但是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约束主体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保证契约执行的仲裁者。在此种情况下，对发债主体的行为约束就不是由单一的市场主体来完成，而是由发债企业、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来实现。市场约束制度本身所构成的激励与约束环境，将使博弈参与人选择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下的最优策略行为。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对发债企业的资格审批将不复存在，而这一企业筛选过程将由市场各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来完成。企业能否进入债券市场，能不能按照既定价格顺利地发行债券，完全是由投资者根据所披露的信息判断之后的购买行为决定。市场化的筛选机制对试图发行债券的企业不会构成不合理的人为歧视，而是以企业所能提供的市场收益和风险为标准，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在这种筛选机制下，进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由于没有了“准政府”性质的信用担保，也就必然面临更多的信用约束。因为低效率的资本运行只会增加其破产清算的风险，硬预算约束机制可以有效激励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经营的必然选择。

市场约束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证券市场融资结构。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债券的发行价格是由市场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决定的，因此，企业只是根据不同融资方式的财务成本差异来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票融资，或者是其他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所面对的融资成本一般都是显性的，很少存在由于不确定性的人为因素所引起的隐含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融资市场都不可能过度膨胀， 金融 市场内在的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单一市场泡沫的产生。证券市场的融资结构由市场自身的 规律 决定，而不是由某种人为的主观意志决定，这样的市场结果必然是遵循效率原则的。

在市场约束制度下，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从而有利于促进成熟投资者和成熟证券市场的形成。分析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债券市场都必然存在投资风险，并不是没有违约存在的企业债券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重要的是风险和收益的最终承担主体是谁。在政府约束制度下，政府实质上承担了最终的市场风险，因此，投资者只能获得低风险收益。而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不再承担市场的筛选责任，债券价格也由市场来决定，这时的投资者就必须自己承担债券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获得与风险相对应的收益。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在进行企业债券投资时，就必然时刻关注企业的动态信用评级信息，搜集、分析并鉴别不断变化的有关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样一个理性的投资决策过程，不仅可以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债券市场的风险属性，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而且还可以不断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促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趋于成熟，进而促进整个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必然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的，并由此能够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步获得内生性成长。因为，在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各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过程中，评级机构将深知市场信誉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评级机构只有向投资者提供独立、客观、准确的信用评级信息，才可以在投资者群体当中不断积累信誉资本，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信任，进而增加对其信用信息产品的需求。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满足发债企业的筹资要求，那么，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就可能根本无法生存。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企业债券市场必然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即发债企业只有选择拥有雄厚信誉资本，得到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才有可能顺利进入债券市场，而这本身就构成对发债企业强有力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于政府约束制度，但是，这样的约束机制会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用评级信息，而且投资者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信用信息产品，从而促使信用评级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成熟。

四、结论

第9篇：博弈论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社会资本 政府能力 社会自治组织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90-03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综述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pital）的概念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流行起来，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的研究赋予了社会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更多的社会学意义。许多学者都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去定义社会资本，但是综合各家之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理解。

1.社会资本是有利于行动者实现目标的社会资源。与个体资源相区别，社会资源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需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方可产生和获得。它存在于社会网络中，并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因此在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中，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获得，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需要以规则、美德和诚信为基础来完成。

2.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无形资本。从社会科学的范畴去界定社会资本，更多是使之区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的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同样的作用。例如，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的群体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进行。”{1}

3.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使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获得收益的能量。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源还是作为无形资本来说，社会资本都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这也是其外部性或者说是社会性的重要体现。而我们知道，人们之间最基本和最原始的联系就是生产，生产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体现其经济性，而且使人们在生产中相互联系，分工协作，体现其社会性。如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个体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迫切。而网络式的组织联系，更便于人们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信息。社会资本以一定的社会网络为基础。最初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而构建，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乃至全球化及信息化的到来，社会关系网络也冲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作为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通过社会民众的自由、自主的横向互动而形成的基于信任、合作与规范基础之上，以社会自治机制为主要调节方式的社会结构，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自治能力。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组织

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具有共时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交往是构成社会资本各要素产生的根本所在。而无形的社会资本要素又对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为与信任、合作、规范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能够通过人们协调的行动来促进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同时市场经济又对人们的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起着重组与分化的作用，即它既是导致了个体利益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同时又使得一些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趋同的人走到一起，结合成为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因此可以说构成社会资本各要素的不断加强促进了社会自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而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社会资本各要素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具有互动性。对于社会自治组织的认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组织形式上，而应该充分看到社会自治组织当中所蕴涵的社会自治力量与社会的自治机制。

（三）社会自治组织与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资本使得成员间有机联系不断增强，横向的平等互动与自主合作不断增多，它形成了一种自治的社会秩序结构。这既不同于在国家集权化条件下的威权主义秩序结构，也不同于完全个人化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形态。它体现了一种能够与政治力量相抗衡的，基于广泛社会空间之上的社会力量。当政府认识到并且信任社会与个体的知识和能力时，就可能同社会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展开必要的合作，从而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

在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下，官僚制被认为是实现公共管理职能“唯一和最佳”的方式。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来说，其中应该包含有政府，但是又不仅仅限于政府。从国家的意义上来讲，只能存在一个权力中心，但是从治理体系完善的角度来看，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只要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并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可以成为权力的中心。

二、政府能力有效性的基础

所谓政府能力，是在既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下，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政府通过履行能够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职能，来获得其合法性，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并以行政管理规律为基础，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动员、获得、培育、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以此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通过政治权力确立正式规则，并对非正式规则进行必要的保护、引导和调整来保证公共秩序规范的全面性。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的同时，促进国家与社会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能量与力量的总和。{2}政府能力有效性要以有限政府为前提。要使政府能力有效必须限定政府能力的范围，一个有效的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有限政府。政府的存在要以一定的物质资源为基础，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建立无限政府的冲动必然引起官僚机器规模的膨胀，规模的膨胀必然与扩大化了的公共财政支出相对应。在政府财政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政府规模的不适当扩大势必影响到政府能力的发挥。因此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能力存在客观有限性。它既非无所不能，也非无所不为，而是要使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适应，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将自己的精力与资源集中于市场、社会力所不能及的领域。有限政府所要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寻求社会、市场、政府三方的配合与合作，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并为市场与社会组织的运行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三、当代中国社会资本与政府能力关系研究

1.社会资本及其理论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启示。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社会资本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它发现了国家与政府之外的发展策略，这种策略强调要为社会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留下一定的空间，并使得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治力量，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与制衡。而由政府能力的概念可知，政府能力的实现和发展，或者说政府能力提升，都不仅仅与政府本身有关，它还与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在谈及政府能力之时，都主要从政府本身入手。而将社会资本理论与政府能力研究相结合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政府能力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政府能力的发展不仅应当关注物质资本，还需要关注社会资本。社群组织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是积累社会资本的有效环境。因此，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通过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本。如果说过去国家与政府只是将重点放在了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上，那么今后也应该将对社会资本的储备列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去，以此来使得现代社会的政府能力能够获得持续性的发展。

2.社会资本对政府能力发展的积极意义。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最初并非来自中国。但是这个源于西方国家的概念和理论对于今天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结束了自然经济时代之后，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起市场经济，而是选择了计划经济。虽然这种经济模式在我国建国之后的发展历程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用计划完全地替代市场却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走向低效。同时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高度集权导致在我国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力量异常强大而社会力量却十分弱小。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政府全能但是却时常效率低下。政府能力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一个具有较强自治能力的社会与之配合，而羸弱的社会显然无法适应这一要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力强弱的衡量标准并不在于其政治行为的力度，而在于以必要的政治行为的力度为基础，去实现一种良好的客观社会效果。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国家对社会的“吞噬”，社会肌体的萎缩的确是很难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以信任、合作、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要通过市场、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治理。通过社群组织对市场和国家的有效参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政府能力的发挥。它可以提高政府对社会的服务质量，并增强政府对社会的责任伦理，使政府工作更加高效、透明，更加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于这些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信任、合作、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逐步积累，并由此成就了西方发达国家较强的社会自治机制。在对社会事务的处理与完成过程中，这种能够自协调、自运转、自组织的社会自治机制能够与政府形成互助的态势，以此来使政府完成对社会事务的有效治理。同时社会自治机制的形成与发展还能够对政府构成必要的制约力量，减少政府的自利行为和权力的滥用，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断迎合社会的公共利益，以此奠定政府能力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的社会基础。

就目前的中国来说，社会转型所要实现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计划取代市场使得政府权力过度膨胀，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处于政府权力的控制之中。而此时在由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逐步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的过程。这样政府会由全能逐步过渡为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有限型政府。但是，由于我国一贯所保持的国家力量强于社会力量的社会结构致使在国家当中缺乏必要的社会自治机制，即便国家让出原本是其不应该掌控的一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那么由于社会自治机制的缺失，这些由政府转移出的权力仍然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承接力量而使得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混乱无序的状况。所以目前来看，在我国进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十分必要的，它体现了对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

3.政府能力对于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对于早发的西方现代化国家来说，其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进程主要是以社会力量的推动为主的，因此其社会资本也主要靠的是自发的力量，在漫长的领域分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其中市场的逐步发育和完善，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不断涌现都成为了社会资本的酿造环境。但是这一切对于属于一个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社会的自发力量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在领域合一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我国的政府能力体系中，政府的统治能力较为突出，而其他的各种政府能力，如服务能力、平衡能力、整合能力都从属于政府统治能力。这样的政府能力结构体系必然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之中，它不适应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建成。所以对于缺少社会自发力量的中国来说，无论是由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过渡，还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即通过催生社会资本的酿造环境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它是对我国现阶段政府能力的一个考验。

另外，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的是有关政府机构的改造与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对国家与政府的约束，就要使国家与政府做出必要的退却。但是如若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具有自利倾向的政府本身就实属困难。所以社会力量的强大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社会来说，它可以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但是对于一个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社会来说，它也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创建与积累。目前中国社会所进行的经济体制转轨意味着在政府的政策与治国理念中已经不再将经济模式这一本应该是手段层面的东西上升到目的的层面，从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来加以排斥，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物质积累的必经阶段。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非仅仅取决于社会的自发力量，它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它还同时具有对整个社会的形塑功能，它使得社会完成了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个体民众的自主性在逐渐复苏，契约成为联结人们的又一纽带。这为个体间的横向互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使得人们在此过程中能够产生更多的信任与合作。政府一方面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生活领域的过渡干预，另一方面要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在宏观调控的领域之中，为市场经济有序、健康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从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与各种自愿组织的运行机理来看，志愿性组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温床。“志愿性组织存在的意义在于它除了为社会提供由国家、市场不便提供的公共物品外，还营造了产生于这一共同体当中的社会资本，从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形成对公共产品供应大有作为的公民规范和职业伦理。在志愿性组织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国家和政府既不应该扼杀，也不应该大包大揽，它所能做的事情应该有两个：一是为志愿性组织的创立和活动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二是运用治理的理念改变自己的管理模式，为志愿性组织留出生存与发展空间。”{3}

另外，社区从性质上来讲也是信任与互惠合作的摇篮。在社区当中由于人们生活在共同的区域内，在特定的局部的范围内，人们会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相互的依赖关系。人们可以在这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去进行互动、沟通，以此来完成集体行动。社区从本质上来讲属于自治领域，它以平等的协商与对话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所以发展自治性社区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而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是，社区组织行政化，社区承载了大量来自政府的职能，浓厚的行政色彩逐步替代了其自治本质。因此对于我国的社区建设来说，政府应该利用其在社会当中的特殊地位去鼓励社区发展它的自治能力，并不再向社区摊派各种行政任务，使之能够逐步形成自管理、自组织、自运行的自治机构。

在社会资本的几项基本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信任、合作、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信任是其中的核心与基础所在。在一个社会当中，国家和政府在社会信用的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信用的产生需要交易双方能够立足长远利益去进行多次重复的交易活动，同时在交易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对方的失信行为，并能够及时进行惩罚。在信用产生的机制中，政府可以在对交易过程中的失信行为进行惩罚，进而抑制社会当中的违信行为。构造讲信用的制度环境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此政府应该明晰产权，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并不断完善和强化各种对违信行为的惩戒规则。另外政府自身讲信用对于整个社会信用之风的建立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然而在实现中政府失信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它严重影响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由此可见我们时常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寄希望于政府，但是与个人一样，政府也会失信，这也算作是“国家悖论”。而事实上讲信用是一个政府具有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政府能力能够有效作用于社会的支撑力量，同时它还是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坚实后盾。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不仅可以通过社会的自发力量来逐步产生和积累，同时也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培育和建设，使得社会由培育走向自主。后者对于一个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了政府能力的研究当中，首先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政府能力的研究视野，因为它不再仅仅停留在对政府本身的分析、探讨之中，而是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强调通过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去影响政府能力。作为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来说，各位国外的学者对它的研究都立足于早发国家的背景和现状。但是无论对于早发国家来说还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社会资本都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对早发国家来说其社会资本的获得是来自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其社会资本的获得则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动。对于处于转型的中国来说，面对全能型的强政府与长期在政治力量控制之下而形成的弱社会这一社会格局，国内有学者提出了“文化力”，有人提出了理性化制度的建设，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些无疑都与社会资本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都未明确提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笔者提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政府要对社会资本进行培育，即政府能力的发展可以从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中体现出来。而社会力量的增强并非一定意味着是对政府能力的削弱，因为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制约并不等于社会与政府的对立，相反它更多的应该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在政府能力建设中的实践研究”（TJZZ10-131）资助，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资本与政府能力关系研究”（2010XS-0040）资助]

注释：

{1}[美]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新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