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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需求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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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需求调查报告

第1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据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骁介绍,本书收录了2008年5月中旬西南财经大学启动的灾后重建应急研究项目的成果,共计38项。涉及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多个领域,包括经济与管理、金融与保险、会计与统计、法学以及其他如信息系统、人文等方面的内容。西南财经大学专门成立了“西南财经大学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研究中心”,通过召开灾后重建系列研讨会、组建课题组等方式,为四川省委省政府、四川省统计局、成都市政府等单位提供灾后重建的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受灾统计分析、救灾物资物流规化、灾后银行系统金融战略规划、灾区法律咨询、灾后四川旅游业发展规划等问题的决策咨询。

《西南财经大学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应急研究报告》从经济、法律、心理、人文等各个方面对灾后重建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方法。其中,“5・12”汶川地震灾后志愿者调查报告、“5・12”汶川大地震灾区群众需求调查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调查报告显示,志愿者的服务热情毋庸置疑,但在服务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人员流动性大、工作缺少连续性、缺少专业培训。报告对志愿者服务提出了严谨的建议:加强组织性,由专人或专门机构进行平时“养兵”,组织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参与,“用兵”时候有统一领导、制订工作计划,合理分工,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志愿活动的效率;保证信息通常对称,各组织团队之间要相互协调;加强培训,与个人专业特长相结合,提高服务的层次;服务时间上要具有可持续性,为服务对象提供稳定的服务;明确志愿者服务的理念,起到“救人”而不是“扰人”的作用。

汶川大地震灾区群众需求调查报告从670份以了解群众需求为主题的调查问卷中分析,灾区民众对政府的救灾工作及后勤保障工作认识程度以及满意程度都比较高,并高度认同政府出台的政策,但是认为遇难者遗体处理工作还需要完善,总体上生活状况令人满意,但睡眠状况差,不良心理因素较多。建议尽快帮助受灾民众脱贫、建立社区灾后服务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志愿服务持续开展、物资公平分配、加强政策宣传、调动居民参与重建的积极性、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能力建设。

第2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市场调研(market research)是一种把消费者及公共部门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特定活动一一这些信息用以识别和界定市场营销机会和问题,产生、改进和评价营销活动,监控营销绩效,增进对营销过程的理解。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消费市场年度调查报告范文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市场调查报告1一、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为手机销售商和手机制造商提供参考,同时为大学生对手机消费市场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调查对象:在校生

(三)调查程序:

1、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查方向和内容;

2、进行网络聊天调查。

随机和各大学的学生相互聊天并让他们填写调查表;

3、根据回收网络问卷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样本的购买场所、价格及牌子、月消费分布状况的均值、方差等分布的数字特征,推断大学生总体手机月消费分布的相应参数;

(2)根据各个同学对手机功能的不同要求,对手机市场进行分析;

二、问卷设计

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三、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整理的数据,我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学生手机市场是个很广阔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

(一)根据学生手机市场份额分析

(二)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作为学生我对这个群体做了一些了解,对于我们共同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手机市场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发产品或进行针对性的营销手段,才能够抢占市场。下面我们就来对学生群体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1、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1)没有经济收入;

2)追逐时尚、崇尚个性化的独特风格和注重个性张扬;

4)学生基本以集体生活为主,相互间信息交流很快易受同学、朋友的影响。

5)品牌意识强烈,喜爱产品;

(三)学生消费者购买手机的准则和特点

通过调查大学生购买手机主要考虑因素是时尚个性化款式、功能、价格、品牌等,这也成为学生购买手机的四个基本准则。在调查中表明,大学生选择手机时最看重的是手机的外观设计,如形状、大小、厚薄、材料、颜色等,占65%;但大学生也并非一味追求外表漂亮,“内涵”也很重要,所以手机功能也占有一席之位,占50%;其次看重的是价格,而较少看重的是品牌,看来现在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看重实际的。

市场调查报告2通过中国专业服装项目市场调查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有效客户和潜在客户,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抽样调查基本情况分析:

1.现代大学生在服装类型的选择上,更追求服装的舒适度,并非只注重潮流。

其中有63.04%的男生和65.59%的女生都偏好运动休闲型,而追求流行时尚型服装的男、女生分别只占16.3%和21.51%。

2.就购买服装的场所而言,58.06%的女生和47.37%的男生选择在专卖店购买。

而具体在厦门,均有超过半数的男、女生选择到中山路选购服装。到厦大一条街,沃尔玛及莱雅百货的购物者则依次减少。

3.价格是购买服装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

有超过半数的购买者只愿接受50-100元/的服装价位。可见,攀比之风在校园里逐步蔓延,但大部分青年学生并未随波逐流。

4.以款式为购买服装的首选因素的男、女生各占33.59%和43.12%。

质量因素以29.58%位列其次,而品牌因素则以7.5%居于最后。因此厂商应在款式的设计上注重新奇,以迎合现代大学生着衣的不同品位与风格。

5.最后,通过此次调查调研我们发现学生们对校服的满意程度较低,希望各系在选择校服方面多参考学生意见。

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当今服装批发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品档次不全、产品质量不高、卫生条件差等。这些问题都是服装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表明,采购者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他们希望在一个产品档次全、产品质量高、金融设施健全、环境舒适的服装批发市场采购服装。

市场调查报告3为了改造、提升玉林城区各大专业市场,重塑玉林商贸形象,增进玉林商贸业进一步繁华发展,根据区委、区政府的部署,由区建设局牵头,工商、税务派员参与组成建材市场调研工作组,于11月25日—27日对玉林市建材市场进行了专项调研。调研以走访、实地考察等构成进行。两天来调研组分别走访了玉州区国家税务局第三分局、玉州区地方税务局第三所、玉州区工商局环北工商所、玉林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环北市场服务部、和搪瓷瓷砖、卫生洁具、建筑钢材、水热器材等业主各十户,实

地考察了玉林市建材市场。建材市场调查报告范文现将调研情况汇报以下:

一、市场的基本情况

玉林市建材市场,原名玉林建材家具市场,由玉林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于一九九五年五月投资兴修,并负责管理。市场是集建筑材料、摩托车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市场,是玉林市人民政府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

市场位于玉林市一环北路中段(一环北路307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南、北能便捷通达广州、湛江、茂名、海南、北海和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梧州等地,进进市区乘坐15路公交车可直接到达。

综合市场总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其中建材市场部份约6万平方米,摩托车市场部份约4万方米。建材市场有围墙包围,呈封闭式,内部道路宽畅,建设和安装有卫生保洁、仓储保管、金融、通讯、消防等一流的配套设施,聘请有治安保卫、运输装卸队,大小货车

24小时可以装卸货物,服务周到,治安状态良好。

市场建筑面积29108平方米(包括:商住面积4020平方米,仓库面积3060平方米,经营面积22028平方米),共有门店500间。市场最初为经营副食、五金、旧货、兽药等行业的综合性市场,到一九九六年终究发展成为专业性的建材市场。市场开业之初,已有广东、福建、浙江、南宁、柳州、贵港、钦州、北流等省市的经营户180多户进场经营,虽有的经营业主在中途转手,但门店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市场经营的产品主要有产于广东佛山等地的塘瓷瓷砖、水热器材、卫生洁具、厨具、五金制品、防盗门、建筑涂料、石材,和产于柳州、江西萍乡、贵州水城、云南昆明等地的建筑钢材等,共有上千个品种,商品门类广泛,品种齐全。商品的销售网络覆盖整个玉林市,部份的商品销售还辐射四周的地区,如贵港、桂平、岑溪、合浦、浦北、灵山等县市。据统计,

目前市场的日客流量在10000人以上,年景交额约达3亿元,年上缴税金310万元,其它征费约70多万元。

经调查,建材市场目前展面利用率达99%以上,销售量基本能满足玉林附城地区的居民需要,但由于其面积有限,范围小、档次低,周边缺少扩大空间,进一步发展潜力有限。

二、市场当前存在的主要题目

经全面调查了解发现建材市场在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题目:

(一)市场发展定位不够高,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中南地区的商贸集散地,玉林有着悠久的商贸历史和较好的贸易发展远景。而建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由于熟悉上的局限性,其发展战略定位不是很高。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市场建设档次不高,大部份建材经销商虽能够回行进市,但是经营方式仍停留在摊位式经营,商品以低、劣居多;二是市场销售覆盖面不广,目前

市场上的商品多销在本地,及周边一些县城,着名度低,辐射范围不广,销售量有限,影响力低下。建材市场调查报告范文

(二)政策法规配套跟不上,进一步发展受阻。表现为:一是行政引导不力,造致了市场分散。当前玉林市区内还有很多建筑材料店展未能回行进市。如公园路上的建筑涂料店和其它各种装修材料店,产业品市场四周的管材店和灯饰店,清宁路上的铝合金(不锈钢)窗(门)店等等。市场的分散既不利于市场的管理,也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更不利于市场品位的提升。二是征费政策过紧,各种征费太高。行内业主普遍反映,本市场与广东的佛山、东莞、顺德、珠海、湛江、茂名和区内百色、钦州等地的同类市场相比,同类征费偏高,这无疑会打击业主的投资信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三)市场设施不配套,服务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门店(货位)面积大

小不一,分歧适。业主普遍反映是小户不够用,大户用不完。二是钢材货位场地没有硬化,场地沆洼不平,积水疏排不顺畅,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三是无地磅设施。四是仓储设施不配套,仓库容量远不能满足业主的需要。五是缺少对装运队的有效管理。六是生活设施不配套。

市场调查报告4冰淇淋的历史.冰淇淋,中国古已有之。时称‘冰酪’宋朝杨万里,专门赋诗一首,来抒发对于冰酪的喜爱之情,“似腻还成爽,如凝又似飘。玉来盘底碎,雪向日冰消。”

唐朝中国末期,人们开始在夏天制冰。宋朝中国,商人们开始在冷食里加水果或果汁。援朝中国,有人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

1927年,美商在上海开设海宁洋行,并用机械方法生产棒冰,这是中国最早的冷饮厂家。

1948年,该厂转售给伪后勤部,后又与英商和蛋厂合资开设海和有限公司,继续生产以上产品,注册商标为“美女牌”。这是解放前中国最大的冷饮厂。

冰淇淋的行业分析.

现代生活消费者的新宠。在国际上冰淇淋市场的发展趋势逐渐明朗,冰淇淋文化也日渐显现。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企业不得不从产品的研发大下功夫。产品的品种增加了近百种,在口味上进行调整。吃出“健康”和“快乐”成为冰淇淋企业追求的目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冰淇淋的选购也更加的挑剔。冰淇淋行业已经是个发展多年的行业,其专业性很强,它需要专业的冷藏与物流运输配套。经过前几年的行业内部资本兼并与重组,冰淇淋行业的集中度以很高,大企业越来越大,小企业数目逐步减少,不符合市场行为等的企业,全部淘汰出局。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休闲性的消费支出占比越来越大,冰淇淋正成为中国消费者的新宠。20____年的中国冰淇淋零售量将超过45亿升,到20____年中国冰淇淋零售量超过50亿升的规模。

冰淇淋的发展前景.在国内冰淇淋行业具有巨大潜力, 联合利华作为在财富全球 500

强中排名前列的跨国 公司,全年总销售额超过 520 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冰淇淋制造商,和露雪是最大的国际品牌,凭借其著名品牌,先进的设备、技术,大规模的投入和本地化经营,使得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得到蓬勃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人才显得越来越重要。企业以产品为本,产品以质量为本,质量以人才为本,人才以精神为本"为座右铭,由此可见,企业要在竞争的大潮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广泛吸收技术开发,经营管理等个方面,展望未来的发展,市场的竞争就是潜力。

冰淇淋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市场前景广阔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调查分析, 可以认为我国冰淇淋市场未来五年的 增长速度为10%。由于冷饮市场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大,尤其是天气因素,冷饮是靠天吃饭的产品,与天气变化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出现不规律波动的可能性较大,但总体来讲冰淇淋产量是缓慢上升趋势,冰淇淋市场前景广阔。

冷冻饮品在国内食品行业中发展迅猛, 中国庞大的冷冻饮品市场招引了众多的淘金者的 追逐。

对空前的机遇与挑战,冰淇淋品牌要想崛起于国际舞台,创新是必由之路。冰淇淋产业日趋时尚化、休闲化、个性化、功能化与餐饮化的趋势,要求企业必须将全方位的创新放在首位。

市场调查报告5一、市场调研

目前市场上的沙发按照材质主要分为木质、真皮、布艺、以及二者结合四种,木质沙发:直接由各种木材打造,坐垫和靠背上没有任何面料修饰,实用性和环保性比较好,但原木较生硬,舒适感不强,没有人性化设计难以满足现代沙发舒适性的要求;

目前市场上的沙发高档品牌主要有以整体家居布置、沙发配套为主的全有家私、皇朝家私、香港富得宝、香港乐其、宜家家私等、以及主营沙发的芝华士;中档品牌则包括吉斯、喜梦宝、世纪博森、伊诺维绅、成都南方等,低档品牌则。

一、____沙发市场概况:

目前,____沙发销售地主要聚居在____大街处银座家居、富雅家居、欧亚商城、东亚商城、清河家具、国贸家具、二印家具城。从产品和品牌档次上看,银座家居、富雅家居属高档品牌的根据地,东亚商城、清河家具、国贸家具、二印家具则汇聚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中低档沙发品牌。从经营定位上看,各商城均有自己的差异化定位,知名品牌、高档商品的专卖店向富雅、银座家具城集中;中档及部分专业市场多数集中在东亚家具城;低档商品的批发业务又集中在____和____家具城,欧亚则走专业化办公家具路子,与其同一东家的银座家居形成互补,对其他家具商城形成攻击。

市场上的沙发按照材质主要分为真皮、布艺、以及二者结合三种,进驻____沙发目前市场上的沙发高档品牌主要有以整体家居布置、沙发配套为主的全有家私、皇朝家私、香港富得宝、香港乐其、宜家家私等、以及主营沙发的芝华士;中档品牌则包括吉斯、喜梦宝、世纪博森、伊诺维绅、成都南方等,低档品牌则汇聚了一些来自____本土和其他各地区县城的小品牌,如________、________等。

三、消费者调查:

1、消费者细分特性描述一(低、中、高档):

a)平民百姓、普通工薪族是是低层次、低价位的主要消费群。他们的要求是:简洁实用而又有现代美感;功能较多,以便充分利用有限的居住空间;希望中高档次的设计及风格,但价位偏于中低价,心理上能感到物有所值。这一类消费群还是杂牌的天下,因其长于抄袭与模仿,拙于原创与设计研发。因此,它们利用自身的各项成本优势,吸引了广大的中下层次的消费群。

b)中高层次的消费群,这部分消费者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城市“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他们事业有成,思想独立,个性化追求较为明显。对家私的性价比、设计风格、用材、品牌定位较为看重。这部分生产厂家较多,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原创设计及针对目标消费者的技术研发满足了追求不同风格的消费者的需求。

c)都市新贵或富豪的高层次群体。这部分人居于消费金字塔的顶端。一般都有别墅或宽敞豪华的住房,对家具的要求首先是品牌要与自己的社会或金钱地位相匹配,通常选择的是国际品牌或知名品牌。

2、消费者细分特性描述二(办公、家居):

a)办公沙发消费群主要是经济水平处于中高层次的群体。购买群也多位于这个群体。经济佳者,由于公司形象或私人喜好的需要,他们看重品牌,因此选择的一般都是知名品牌。经济一般者,则选择中档品牌,既顾及到了形象,又节省资金。

b)家居沙发消费群的范围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成家立业或将近成家的消费者。对于私人使用物品,他们选择起来相当慎重,不仅注重质量,而且在与室内风格匹配上也花尽心思。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选择的品牌档次亦各不相同。

3、影响消费者购买沙发的主要因素:

访问5人,综合如下:

消费者选择标准——无污染、没怪味、舒适、款式合理、价格实惠

高消费——大品牌

中低消费——舒服、价格便宜

现用沙发品牌——南方、泰新、以及济南本地产布艺沙发

认为现在较好的沙发品牌是芝华士、皇朝家私、全有家私以及一些香港品牌等。

四、沙发产品的未来发展走势:

通过访谈和查找二手资料,有三大走势:

a)产品设计开发方面:力求创新,国际一体化,简约、舒适成为城市中人们放松压力生活的主题;

第3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出租方;承租方;自有住房;自住需求

1、引言

自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住房改革也不断的进行,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住房销售市场而言,租赁市场似乎被忽视。虽然近几年来,政府大力建设廉租房与公租房,但由于保障体系本身不完善、覆盖率低,市场的供需主体为一个个独立的家庭与个人。同时,政府政策导向与税收问题,导致企业从事租赁市场的经营成本高利润率低,企业的参与度低,住房租赁和销售的市场结构失衡,租赁市场均衡受制于新增商品房的成交量与自主需求。房价的上涨、租售比的不合理进一步减少了可供租赁的住房,引发空置率高和承租方租房成本高等系列问题,阻碍的住房租赁市场的更好更完善的发展。本文从自由住房的角度,剖析租赁市场的现状。

2、自有住房及相关概念

居住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自有住房是指居民自己拥有的房屋,可供自己居住、向他人租赁或者投资出售。而住房自有率是国际上考察居民的常用指标,指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占整个社会的家庭比例,计算公式为:

住房自有率=(居住拥有产权的住房家庭数/全部住房家庭户数)*100%

2012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就指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高达89.68%,从这个数据可以发现购房时居民的首选,居民倾向于获得拥有自己产权的房屋,侧面说明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不够成熟,不能优化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住房自有率在统计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负相关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3%,欧美发达国家为60%左右,反映我国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源流动受到阻碍,城市化程度低。该报告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最低,这个四个城市在整个中国属于发达城市,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高。这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土地价格水平高,人才需求量大,因此住房租赁市场存在发展的动力;相对农村而言,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租赁者少,并且流动意愿不大,住房自主率非常高。因此,住房自有率反映着租赁市场的发展程度。中国人口基数大,不能满足所有的购房需求,要建立多元化的房屋供给系统。透过高的住房自有率,分析具体拥有住房居民的房屋占有结构,根据《中国居住小康指数》得出调查人群住房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图表的数据拥有住房的居民比例占到78.6%,略低于公布的住房自有率89.6%,因为两者选取的样本不同,表一的数据不一家庭为考察单位,并且受访者不涵盖农村人口。多套住房拥有率为13.3%,即拥有产权大于1套住房的人数比例为13.3%。

假设居民需要一套房屋来满足自住需求,剩余的住房全部用来租赁。根据表上数据可以得出租赁市场的供需比为0.74:1,反映市场的房源能够大致满足租赁的需求。根据此数据对于租赁市场,多套房产拥有率越高,供需比越均衡更利于租赁市场,但是假设前提是剩余住房用来租赁,实际上剩余住房分为出租、出售以及临时自住等用途,并且空置率高没有成为租房市场的房源。以2012年北京市为例,通过人口调查分析得到表2:

根据表2显示,多套住房占有率高并没有激活租赁市场,证明了住房自有率高,多套住房居民占有率高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失衡,租赁市场发展不匹配。住房空置率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3、高住房自有率和住房空置率的研究分析

住房自有率与经济负相关,中国经济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较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是比较低,同时劳动力流动率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城市化进程不高,并且文化习惯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居民倾向于购房等种种因素造成中国住房自有率高的情况。

住房产生价值有两种形式:出售与租赁。出售价格是对房屋一次性消耗的市场出价,体现是住房的商品价值属性,衡量了一定时期住房的需求关系;租赁价格是住房的使用价格。两者的区别在于:住房价值的回收形式与时间不同。出售是即期的资本利得,租赁是持续的现金流,但两者都是对同一商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住房拥有者选择出售还是租赁,空置高低一定程度受到租售比机制的影响。

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的房价之比。国际上通过这个概念衡量一个地区的房地产的运行情况,标准通常为1:300 1:200,比值越高说明投资房产的价值越大,出租房屋的数量越多。租售比无论是高于1∶200还是低于1∶160,均表明房产价格偏离理性真实的房产价值。以历年北京租售比为例,2005年租售比为1:335,2008年突破1:400,在2010年达到1:600,从侧面反映了租赁市场和出售市场的背离。房租收益过低与房价的巨大差异正是造成空置房高达30%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合理的住房租售比是住房的寿命期满,购房需求的货币价值等于租房获得全部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租售比反映住宅市场的投资投机氛围加剧,租赁市场被架空,房地产泡沫加重。住房租赁前期需要投入,很多剩余住房是未装修的毛坯房。此外,租金面临违约风险,法律保护不完善,维护花费精力,租赁时间的增加因承租方的道德风险损坏住房的可能性加大,降低了房屋的价值。相对租赁而言,空置房屋不存在任何成本,不需要投入,日益增长的房价,使得增值的收益远远大于租赁。住房持有人的选择进一步降低租售比,低的租售比又促进住房空置,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租赁市场的发展。

4、租赁成本

除了空置率高,以自有住房为主的租赁市场加重了租赁成本。租赁市场供需双方主要是单独个的出租方与承租方。政策导向和收益成本,以及巨大的租售比,企业从事房屋租赁获得利润不足于驱使其推动整个租赁市场。作为单个出租方的租赁成本为居住条件的投入、维护成本、税费和时间成本以及承租方的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居住条件的投入是指将预备租赁的住房改善成适合租赁条件的花费。房屋质量和居住条件是承租方考虑的重要因素,决定了租金的高低和出租方的收益。维护成本是指租赁过程中,保持居住条件的花费。税费是租金中应缴的税额,这部分一般出租方转嫁给承租方。时间成本是租金收益与房屋价值下降的差值。承租方的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主要是承租方违背租约和损坏房屋的可能性。由于承租方是单体的个人,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发生后,出租方要自己承担损失,导致租约合同主要倾向于出租方,采取押金策略降低风险,因此通常存在霸王条款。个体的存在使租赁市场无法完全市场化,出租方可以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到承租方,加剧的供需市场的失衡。

对于承租方,由于市场参与的主体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租房信息收集成本高。虽然企业不直接进入租赁市场,却开办中介业务,表面上降低了搜寻成本,但实际上通过中介费用变相提高了租金。同时,近些年来,住房租赁中介通过信息获取优势,垄断了租房信息,切断了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关系,蓄意通过提高租金获取高额的差价利润,也搅乱了整个租赁市场。房价居高不下,承租方面临很大的违约风险,出租方随时终止合约出售住房。承租方又面临着搬迁成本和再一次的搜寻成本,租赁成本的加大促使承租方选择购房。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自有住房分析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住房自有率高并不代表我国租房需求不高,反而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发展水平不高,住房结构体系需要优化。高的住房空置率影响了租房房源的供给,加剧了租售比的背离。租赁市场的单体性,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消除租赁成本。即使完善的法律面前,高昂的监管成本也无法覆盖所有参与者。政府除了大力开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还要注意引导租赁市场的市场化发展,将购房需求引流到租赁市场,从而达到合理的租售比,进一步是销售和租赁两个市场平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覃刚毅.被忽略的房屋租赁市场[J].住宅与房地产,2004(9).

第4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三农”网络书屋的目的是帮助各县(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科协)指导新品种、新技术的选择应用,对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及信息引导;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提供学习交流平台,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及业务能力;为基层农民提供实时农业信息及实用技术,指导他们如何选择并正确使用适应本地的信息技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科学种植养殖。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建立并推广应用“三农”网络书屋是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信息的活动,其科学有效的传播过程离不开5个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与促进。

1.1传者分析传者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与传播信息,他们亦被称为“把关人”。1947年,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其《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把关人”(Gatekeeper)的概念。他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对流经他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或继续在渠道内流动。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都不可避免地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与视角上,对流经他的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这种筛选与过滤的传播行为就叫做“把关”,而有这种传播行为的人就叫做“把关人”。“三农”网络书屋通常为三级构架:第1级书屋为市(州)科协所属书屋,第2级书屋为市(州)科协下属县(市)科协及学会所属书屋,第3级书屋为各县(市)农技协会所属书屋。三级书屋的管理者先从中国知网(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简称CNKI)里检索并选取信息资料,然后下载并配置到自身建立的网络书屋当中,最后再按需求传递给下一级传播组织或个人。因此,他们既是传者,同时也是受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的具体内容,可被视为“三农”网络书屋的“把关人”。对于传者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为受众提供及时有效、准确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信息,并为受众提供实时咨询与指导帮助等,努力为打通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做出历史性贡献。为此,传者必须保持与受众的联系或随时掌握来自基层受众的反馈:①利用现代通讯工具特别是手机与受众保持联系,提高传播的时效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InternetNetworkInformationCenter,简称CNNIC)的《2011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9694万人,占农村网民总体的71.3%,手机正成为农村网民最主要的上网终端。②调研并掌握受众的实际需求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按需选取和组织材料,提高传播的针对性。例如,刘敏等人的调查显示,农民需要的农业信息主要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54.9%)、优良品种信息(49%)、田间管理技术(47.1%)、农产品供需价格信息(46.5%)、养殖技术(41.3%);而农民用户需要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科学常识信息主要有:孩子教育(51.3%)、自我保健(45.9%)、衣食住行(41.3%)、安全生产防护(37.4%)、创业(25.8%)、优生优育知识(21.9%)、气象预报(17.4%)。而从众多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农户的信息需求包括涉农信息、生活医疗信息和培训务工信息三大部分。③调研并收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便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指导和培训,提高传播的实效性。例如,张耀钢、应瑞瑶调查分析得出[8],有效的技术培训不但能够使农民当时受益,还能够激发他们对其他技术服务的需求,以及继续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从而其就有可能步入“培训——提高——再培训——再提高”这一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要把技术培训作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重要手段。

1.2内容分析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从传播者角度来说,他们都希望生产出合格的或者是高质量的“产品”——内容,这是整个传播活动的核心;从受众角度来说,他们希望获得满足多重需要的“产品”,这是其主动选择和消费传播内容的基本价值取向。传播内容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的好坏。“三农”网络书屋的传播内容主要来源于由CNKI提供的约7565种期刊、516种报纸、2000部工具书、2021种年鉴及一些视频资料等;其次来源于由各级、各类涉农机构或个人等提供的农产品生产、销售、求购等信息,如农业技术协会名特优农产品信息平台、保靖县蜜蜂养殖协会、丁国顺网络农家书屋等。对于网络书屋的传播内容,我们应当注意:①传播内容应当经过传者的整理与加工,并按照农民群众的思维方式进行分门别类地管理和传播。其目的是提高适用性,便于农民群众的检索利用。②传播内容必须真实有效,具备科学性。由于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和要素不尽相同(如气候条件和土壤农化特性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传播的内容必须因地制宜,符合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再者,由于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复杂多变,因此,传播的内容必须因时制宜,其目的是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从而实现致富的愿望。③传播内容应通俗易懂。考虑到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低这一客观事实,对于收集并传播的各种信息资料,传者必须对其所含有的专业术语等难以理解的知识点进行解释,并尽可能转化为受众易于领会和接受的白话。

1.3媒介分析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的开篇中写道:“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他的观点强调了媒介形态和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传播活动的巨大影响,这一观点在网络时代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同时,麦克卢汉认为:“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因此,“一切媒介都是人的肢体部分向公共领域的延伸”。传播媒介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认识传播媒介自身的特点和作用,把握传播媒介的运行机制,将大大提高我们使用传播媒介的能力,充分扬其长、避其短。勿庸置疑,“三农”网络书屋主要是通过网络这一传播媒介进行传播活动。网络传播凭借技术优势,集文字、数据、图像和声音于一体,弥补了传统媒体的技术鸿沟,是人类传播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传播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传输和获得方式。这些信息与传统媒体上的信息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差别:一是信息呈现数字化的特点。数字化使得信息易于检索和查找,同时也利于传输,信息能够被最大程度地共享,信息的时效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数字化还能使网络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同时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多媒体的手段,这都是传统媒体做不到的。二是信息在网络中以超文本的形式进行组织。超文本就是考虑读者的思维方式和需要,在数据中包含有其他数据的链接,这与传统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差别。然则,我们还必须注意克服网络传播中的一些问题:①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网络本身相对有传播自由、内容易于复制、难以控制等特点,因此我们要自觉防范并抵制网络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②网络媒体中虚假信息的传播问题。由于监管不到位或存在一定的困难,当前网络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钓鱼”网站和形形的虚假信息,因此我们必须帮助受众提高鉴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坚决杜绝“坑农、损农、害农”事件的发生,如“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虚假求购和销售信息等。③网络媒体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黑客攻击”、“电脑病毒入侵”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网络安全意识,确保信息传播活动正常运转。

1.4受众分析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也被称为“受传者”。“受传者”侧重于接受信息的个体,而“受众”主要是从“受传者”整体的角度定义的。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受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信息接受的被动者,信息的主动权不再由传播者掌握,而是由受众自己控制,他可以主动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确定自己的信息内容,还可以在网上自由信息;信息的传播由推变成拉,受众的主动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对于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科技协会人员、农村科技示范户等参与“三农”网络书屋推广应用的建设者来说,他们可以主动利用CNKI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查找知识信息,也可以自由真实有效的信息。对这部分人员的相关培训工作业已经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未来他们将架起网络书屋与“三农”之间的“桥梁”,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既是受众又是传者的双重身份。然而,对于作为“三农”网络书屋最终传播对象(目标受众)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讲,他们还无法自由利用网络书屋主动搜索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知识信息,仅能浏览极其有限的部分农产品生产销售等信息。因而,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受众,更谈不上掌握信息的主动权。2012年6月25—29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中国知网“三农”网络书屋经验交流会总结提出,将来网络书屋的服务对象要由原来的“三农”拓展到城镇居民、农民、公务员、学生、未成年人及企业人员等几类人群,实现由“三农网络书屋”向“全民科普网络书屋”的转变。因此,未来对目标受众的开发利用将是普及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一方面,要加快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对农民进行相关网络应用知识的培训,并尽可能降低上网成本,以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CNNIC的《2009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在导致农村互联网增速放缓的因素中,“农村地区网络基础知识匮乏,对互联网的认知存在偏差”、“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上网资源匮乏”、“农村上网成本相对于农民收入水平仍较高”是最重要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满足受众对知识信息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积极引导受众提高学习利用农业科技知识信息的自主性。例如,原小玲等人的调查发现,山西省农民的信息需求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农业科技信息、农业市场信息、政策法规信息、生活医疗信息、生活娱乐信息、教育培训信息共六大类、29种。

1.5效果分析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三农”网络书屋建设尚处于普及、推广、应用的初级阶段,因此对于传播效果的总体评价尚缺乏整体客观的依据。但从一些已有的客观事实报导当中我们仍可以预见传播效果,这说明“三农”网络书屋具有积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例如,湖南省湘西州保靖县碗米坡镇陇木洞村索源果业技术协会会长彭运江利用“三农”网络书屋查找到了日本、巴西等国驯化蔷薇莓的技术,并带领村民发展蔷薇莓等各种野果产业,让村民脱贫致富;2010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该村作为农村信息网络助农致富的典型进行了相关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另外,对胶东半岛农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得出,胶东农民的增收是随着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并验证了运用先进技术有助于农民增收的规律。所以农民依赖农业科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也能致富奔小康,那么农业生产就不愁后继无人,“明天谁来种田(地)”就不会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为了便于对传播效果进行考察和评价,笔者试着推举以下几方面因素作为参考依据:①“三农”网络书屋访问人次情况。对访问总人次和人均访问次数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统计分析。②农民思想、精神面貌情况。对学习科技知识的认同感、学习的积极性、参加学习培训的时长等进行调研和总结。③利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现代农业生产情况。对农民的种植和田间管理、养殖和栏间管理等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对其科学性和科技含量进行评估。④农民增产、增收致富情况。对人均亩产量、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作统计分析。

2“5W”传播模式的局限及突破

第5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一、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的经济概况

台湾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名称不一,秦代称瀛洲,西汉称东鳀,三国称夷州,隋代则称流求,宋代仍称流求,元代又称瑠球,明初称琉球,后改称小琉球,还有东番、鸡笼山、北港和台员、大惠、大员、大湾之称。三国东吴人氏沈莹《临海水土志》对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粗略的展示:“夷州(今台湾)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各有所召,取大空材十余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椿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原住民“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唯用鹿角予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储大器中以滴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肴”。“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如猪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饮之。以粟为酒,木槽储之,用大竹筒长七寸饮之。”原住民发生战斗,“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从上述的记载不难看出,1700多年前的台湾原住民乃以兽骨、兽角作武器,磨砺青石作利器装饰品,凿木作器具,过着原始社会生活。

唐、宋、元和明初的史籍文献,对台湾早期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虽有所增减,但大体略同,唯明末万历年间陈第所撰《东番记》,对台湾早期社会原住民的乡土风情描述较具体。陈氏系福建省连江人,明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603年1月19日),随浯屿钦依把总沈有容入台剿倭,亲历台南,高雄一带原住民聚居的村社,通过实地考察,以所见所闻撰写《东番记》。该文曾为近代社会学家陈绍馨誉为“实不逊现代人类学家之调查报告。”现将陈第所著《东番记》所载主要情节摘录如后:

“东番夷人,……种类甚蕃。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长。子女多者,众雄之,听其号令。”

“无水田,治畲种禾,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华稍长,且甘香。采苦草,杂米酿,间有佳者,豪饮能一斗。时燕会,则置大罍团座,各酌以竹筒,不设肴。”

“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女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妇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为女可继嗣,男不足著代故也。”“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盗贼之森严,有则戮于社;故夜门不闭。禾积场,无敢窃。”

“山最宜鹿,*[亻+鹿]*[亻+鹿]俟俟,千百为群。人精用镖;镖竹棅,铁镞,长五尺有咫尺,铦甚;出入携自随;试鹿鹿斃,试虎虎斃;居常禁不许私捕鹿。冬,鹿群出,则约百十人即穷追之,既及,合围哀之,镖发命中,获若丘陵,社无不饱鹿者。取其余肉,离而腊之,鹿舌、鹿筋亦腊,鹿皮鹿角委积充栋。” “居岛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鱼则于溪涧,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始皆聚居滨海,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倭鸟铳长技,东番独恃镖,格弗格。居山后,始通中国,今则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今金门)诸沃,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環之类,易其鹿脯、皮、角。”

从明末《东番记》对台湾原住民社会经济的描述,可以判定:四百年前的台湾本岛原住民仍处于原始社会。彼时台湾原住民在捕鹿时用的镖为“铁镞”,铁的来源系与大陆商人通过物物交换取得的,并非自身熔炼,也未曾使用铁犁和铁斧之类的铁器耕作,不能视为铁器阶段。

二、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是否使用过货币

1.林、韩两氏著文认定曾使用贝币

林惠祥1930年发表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认定:“番族(即原住民)自占即以贝壳制成小粒扁圆珠,以为货币,并缝缀麻质之衣服上,以为最盛装之服。……其法先由海岸采拾贝壳——大都为子安贝——碎为相当之小片,然后一一穿孔,贯以麻线为短串,张于弓上,磨于砥石,使其棱角渐钝,终而成为扁圆之珠”。

韩西庵1951年发表的《台湾山地人民之经济生活》中认定:“山地各族人民关于货币的使用,最初用贝为币,泰耶鲁族称之为 Maiyun、拜湾族(现通称排湾族)称之为 Kajipa,系磨制一种鸡心螺或称芋贝(因贝形像芋,产深海中)而成;汉民族称之为螺钱,其价值约等战前之一日元。拜湾族人民往时曾盛此贝作为装饰品。兹瓯族,特别是阿里山山地人民,曾使用一种子贝(卵形,坚厚有光泽的沿海产贝类)。上述螺钱,据《台湾府志》记载,谓系昔时汉民族所制传人山地者。(注:即指清乾隆十一年[1746]范咸所主修之《重修台湾府志》而言,其中‘番社会风俗’云:‘螺钱皆汉人磨砻而成,圆约三寸,中一孔,以洁白者为上。每圆值银四、五分,如古贝式,各社皆然)另有一种小粒的珠,似亦系汉民所制,泰耶鲁族人称之为Kaka或Ahinu、Aha,径一分内外,长二分内外,状如圆管,中穿小孔,用麻线连贯如念佛珠,名Shina buhokan意谓‘珠条’,每串长度以自肩头至指尖为准,约二尺至二尺五寸。又以十环为一束,名Tonofu,意谓‘珠条束’。他们除用作货币外,缝缀在布上,大约在一方尺内外的长方形麻布上,满面缀E此种珠群,名Pintoanu,意谓‘珠裙’。还有一种珠衫,缀珠更多。整块珠裙,战前大约可值五、六日元,当然各族价值各有差异。大致珠衫一件值珠裙二件,珠裙一件值珠条五十串,再依大小长短为实际的评价。珠条是他们的货币单位,汉民族称之为珠群,实可称之为珠货。这种珠货,西部泰耶鲁族问,不久以前,尚在使用,诸如婚姻的聘礼、耕地及武器的买卖、不法行为的赎金等。又如屈尺、大井崁及五指山方向各族,至今尚用以为赔偿或结婚时赠与之品,惟已无人用作通货者。”“如土枪、锅、刀及菜刀等铁器,他们都很珍视。不久以前,接近汉民族的好几个泰耶鲁部族曾用作通货,现时虽已不可多见,但向红头屿的阿眉族收买夜光贝时,如果用径约数分、长约三尺的铁棒作为代价,他们还是非常珍视的。大约二十余年前(即1931年以前),兹欧族、拜湾族、阿眉族之一部还都以铁器为通货使用。他如棉布,也用作通货。至于毛皮,如豹皮、羊皮等,同样可作通货使用。”

林、韩两氏均认定,台湾早期社会的原住民都使用过贝币。至于贝币的形态和制作表述各异:林氏认定以子安贝的碎片磨成扁圆周之珠,有穿孔,可用麻线贯穿之,缝缀在麻衣上,则成盛装。韩氏认定形态有三种:一是螺钱,圆形,径约三寸,中有小孔,用鸡心螺(也称芋贝)磨制而成,系汉民族加工制作的,每枚值银四、五分,以洁白为上;二是珠条,圆管状,径一分内外,长二分内外,中穿小孔,也系汉民族制作,可串成长条,缝缀在裙上为珠裙,缝缀在衣上为珠衫,一条珠裙在战前可值五六十日元,估计需缝缀珠条五六千枚;三是子贝,未作加工的天然子贝。台湾省文献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四经济志金融篇第二章“币制及货币流通量”,第一节第一项“先住民时期之货币”中,在引用林、韩两氏所叙后,明确表示:“本省先住民之货币,在长时期中,当系以贝、珠为主,但亦有以皮、布为之者,凡此皆属原始之实物货币,自不足以言币制,亦无从了解其流通量,且直迄晚近仍见使用”。

2.对原住民“使用贝币”的商榷

明末《东番记》对台湾原住民的描述,已表明台湾原住民在明万历三十年(1603)仍处于原始社会。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入侵台湾后,对原住民采取武力镇压和经济封锁的政策,由南而北对原住民居住的村社逐个进行清剿压服,历时二十余载,以致原住民的经济停滞不前。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兵驱逐荷兰殖民地者收复台湾之初,其部下杨英所撰写的《杨英从征实录》载: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八月,“奉旨南社(今云林县*[山+仑]背乡),适登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亩,土民逐穗采拔,不识钩镰割获之便。一甲(十亩多)之稻,云采数十日方完。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之快,只用手凿,一甲之园,必一月(缺七字)。至近水湿田,置之无用”。此时,祖国大陆已是清康熙元年,

这段记叙表明台湾原住民至明末清初还处于原始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人群有何货币使用?

商榷之一:贝只有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时才可称之为“贝币”。林氏称原住民“以贝壳制成的扁圆珠,以为货币,并缝缀于麻质衣服上,以为盛装之服。”这种小粒扁圆之珠,作为装饰品是显然的,至于如何作为商品交易的中介,未见表述。再看韩氏的表述:原住民“最初用贝币”,以鸡心螺磨制而成的称“螺钱”;以贝制成的圆管状小粒珠称之为“珠条”。“珠条”系货币单位,除作货币使用外,逢缀在布上则称之为“珠裙”或“珠衫”。特别要指出的是,所谓贝币“螺钱”和“珠条”均系“汉人(大陆移民)磨砻而成”,“传入山地”的。由于大陆移民需要换取原住民的土特产如鹿皮、鹿鞭和鹿脯之类,便迎合原住民之所好,用贝壳磨制成扁圆贝珠和圆柱形的贝条工艺品,用以交换原住民的山货。原住民视“螺钱”“洁白者为上”,将“珠条”贯穿缝缀在布上成为“珠裙”或“珠衫”,这一切都表明原住民视所谓的“螺钱”和“珠条”为装饰品,而不是当作货币。

韩氏还标明,一“螺钱其价值约等于战前之一日元”,“整块珠裙,战前大约可值五六十日元”,这应是日本期间,“螺钱”和“珠条”作为工艺品或收藏品的价格,而不是两种货币的兑换价。

商榷之二:贝演进为贝币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台湾本岛早期原住民以农业种植为主,自然条件虽优越,因生产技术落后,种植和收获耗时过长,以自给为准,在一个村社内,收获季节的稻谷堆放广场,无人偷窃。由于台湾岛地形狭长,南北最长394公里,东西最宽为144公里,所处经纬度略同,自然条件无多大差异,农业种植的作物品种,基本上无相互调剂的需求,致使村社内和村社之间的物物交换缺乏物资基础,其生产也难由自给自足转化为商品。由于原住民的群体来自多条渠道,有祖国大陆早期躲避战乱渡海的百越族,也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早期遭灾漂流而来的人群,他们很自然地以原有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分群居之,所形成的村社,也难以相互沟通,只得“老死不与他夷往来”,祈求平安。各村社之间既无来往,物物交换调剂有无之事,自然难以萌芽。

原住民唯一有剩余的山货为鹿角、鹿鞭、鹿脯、鹿皮等,由于捕鹿在村社之间各有猎场,一般是互不侵犯,在村社内又是群体狩猎,无论是村社内和村社之间,也是无彼此调剂的需求,而是用于对岛外来的客商和大陆移民作物物交换,以换取其自身无法生产而又需要的铁器、日用品和装饰品。这种物物交换最迟始于隋代初(公元七世纪初),一直伸延至荷兰殖民者撤离台湾,历时千余年。荷兰殖民者期间,对原住民各村社与岛外的物物交换予以严加控制,只允许移民中的社商采取承包形式,以日用品与原住民交换鹿皮等山货,其中可牟取八倍利润的鹿皮,责令商人全部转卖给荷兰殖民者。 至于荷兰人与原住民之间的物物交换,日本人中村孝志所著《十七世纪荷兰人在台湾的采金事业》中,引用瑞士人赫皮特(Ai- brecht Herport)的调查报告称:“住在北部山中的住民,每年两次将砂金或未经制炼的金子送到某个地方,然后回去。于是另有人(指汉人)把衣类杂货等送到那里打算换取那些黄金,把那些货物放下以后,即行离去。等到原来的山地住民再次出现的时候,若认为那些货物抵得上自己送来的黄金,他就带着那些杂货回去,否则,就依然把黄金带回。隔不多久,后者再来,把留下那里的黄金或是杂货取去。荷兰也曾与住民们作过这样的交易。”中村称这种物物交换为“沉默贸易(Silent Trade)”。

物物交换是交换的原始形式,货币是在物物交换向商品交换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台湾早期社会的原住民只有村社对外界的物物交换经历,而村社内部和村社之间未见有物物交换的记载,即使有也只是偶而发生,至少还未形成群众性的物物交换,致使“螺钱”和“珠条”缺少演进为贝币的社会条件,只能停滞在装饰品的阶段,还不能称“螺钱”和“珠条”为贝币。

商榷之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可用来交换一切商品。韩氏认为,土枪、锅、刀、菜刀和径数公分、长约三尺寸的铁棒,以及棉布、毛皮如豹皮、羊皮等都用作通货。又说,向红头屿的耶阿眉族收买夜光贝时,用铁棒作为代价,他们还是非常珍视的。这实际是以铁棒与原住民交换夜光贝,系大陆移民与原住民之问的物物交换。铁棒对大陆移民来说,不是一般等价物——货币,而是产品(商品);原住民对铁棒“非常珍视”,是需要用其加工成器具使用,不是货币。即使有多余的铁棒,也不能像货币持有者那样随心所欲选购商品,只有找到需要铁棒又持有其需要的物品,愿意交换的对象,才能实现其愿望。至于土枪、锅、刀、菜刀和棉布,以及豹皮、羊皮,都是物物交换的一方持有的物品,不能将参与交换的物品或产品视为货币。

三、台湾的早期货币史

台湾除原住民外,大陆也不断有移民进入。特别是澎湖与福建的泉州毗邻,至宋代,由于泉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澎湖也相应发展,朝廷将澎湖划归为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并实施中央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泉郡志》记载:澎湖“城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州之外”,“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南宋乾道元年七年(1171),泉州知府汪大猷为加强海防,特在澎湖建造兵营二百间,派官兵长期驻守。考古工作者在澎湖还发现多处“宋墟”遗址,出土宋代瓷片和钱币,表明宋代的澎湖既有商品经济,又使用宋代钱币。元代,澎湖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朝廷特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等岛屿,这是我国在台湾诸岛屿上设立的第一个政权机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元末至正年间,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载: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问,坡垅相望,……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晋江县,至元问,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差科。”汪大渊的记载显示元代的澎湖经济发展喜人,不仅有农业、渔牧业;还有手工业,既能自织土布,又能“煮海为盐”;工商兴贩,来澎湖的商船由岁数十艘增加到“岁常数百艘”,还以纸币交纳海盐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澎湖早在宋代就进入货币经济的年代。

宋代因北方社会动荡,致使东南沿海居民渡海到台湾甚多。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原住民有差异,便自行建立大陆移民的生活区,主要集中于台南滨海一带,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有的也经商,必然携带在大陆使用的钱币进入台湾,在其生活区域内使用。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小琉球漫志》(朱仕玢著)载:“台地用钱,多赵宋时钱,

第6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电信业普遍服务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国电信业面临着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电信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要缩小这个差异,电信业必须依靠电信普遍服务,使“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

一、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

国际电信联盟(ITU)在《世界电信发展报告(1998)》中提出实施普遍服务的三条标准。而这三条标准即可将普遍服务的内涵概括出来。

1.1可接入性

可接入性指的是有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用户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需要电信服务,都可以接入电信网络。

1.2非歧视性

非歧视性指的是各类用户应当受到相同的对待,就价格、服务内容和质量而言,不论地理位置或者种族、性别、如何,应当没有歧视。

1.3可承受性

可承受性指的是电信服务的价格应定位在大多数用户能够承受的水平上。我国根据自身经济、电信业发展状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地将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延伸丰富。到2007年底,我国普遍接入的目标己基本上实现,我国农村地区行政村的通电话率已达99.2%。今后我国普遍服务的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镇能上网”。即在已通电话的乡镇,还提供农村互联网接入平台,对部分有条件的乡镇提供宽带数据业务。

二、电信普遍服务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必要性

作为最能体现现代化科技生产力的电信业,已经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文化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电信业如何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解决更多的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依靠推动电信普遍服务。

2.1社会层面

2.1.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因为只有农村发展起来了,使农民们安居乐业,城乡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和谐乡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就需要依靠推进普遍服务不断扩大农村信息消费需求,拉动信息产业在农村的大发展。

2.1.2消除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所处地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差距。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将导致城乡居民在社会中面临贫富分化、机遇不均等问题。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消除数字鸿沟。据《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1%,而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21.6%,城乡“数字鸿沟”差距达4倍。

由以上数据,可发现我国数字鸿沟还是较深的,如何填平这就需要普遍服务。在完成“村村通”工程的同时,为广大的农村提供INTERNET”服务,让广大的农民能够用上互联网、掌握信息。

2.2电信业层面

电信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需要依靠普遍服务,谋求发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电信产业有如下特点:一是自然垄断性:进入、立足电信业都需要高额的固定资本投资;二是规模经济性:电信需求量增加的越多,每一单位电信需求量分担的固定成本降的越来越少;因此,网络的效用和成本与用户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现阶段各大电信运营商都在不断地扩大市场抢夺用户,谋求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现有7.45亿总人口,手机甚至固定电话的覆盖率还不是很高,而城市里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因此,农村电信市场的增长潜力十分巨大。现在,各大运营商在城市已经争得头破血流了,应避开这红海(已知的市场空间),运用蓝海战略到未知的市场空间发展,把目标投向农村,使农村市场成为电信运营商新增用户的源泉。因此,运营商在承担普遍服务,承担义务的同时,将又获得了用户数及收入的迅速增长,可谓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之事。

2.3用户层面

我国电信业在城乡间的发展及为不平衡,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推进普遍服务,使广大的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享受到电信基本服务,这不仅不会到损害城市居民的效益和福利,反而会增加他们的效益和福利,因为电信业有网络正外部性:当消费同样产品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某使用者在消费该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也将增加。因此,推进电信普遍服务,使广大农民享受到通讯的权利,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效益和福利;同时也会增加城市和东部地区人们的效益和福利。

三、电信普遍服务中不和谐现象及分析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电信普遍服务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谐社会要求实现电信基本服务的均等化,使每个人能够均等的消费起电信业务、享有到通信权。但为只有几户人家的偏远山区用上电话,投资几十万元建设备,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收益。因此,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3.1政府指导原则“分片包干”失效

我国普遍服务采用的是“分片包干”原则。将全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视为31个普遍服务地区,根据各运营商的市场份额进行义务分摊,任务的分配依据是对每个省的实施难度进行打分,再乘以任务系数,计算出每个省的电信普遍服务任务量。这种原则好像体现了公平,但实事上不然,而且已经带来了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3.1.1难以真正公平

一是难度系数和任务系数确定过程中指标的选取,非常复杂,难以做到真正地公平。二是任务分到各运营商的总公司,执行者却是其各省公司,忽略了不同地点的成本差异,导致了西部省份难度普遍比东部大。因此,很多运营商的省公司有抵触情绪。

3.1.2没有约束作用

这是“分片包干”致命的缺陷,因没有规定对未完成任务运营商的具体处罚措施,实际上是个软约束。运营商想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导致很多边远山区的普遍服务实施不到位。

3.1.3导致重复建设

当初“包片分干”政策出台是为了防止重复建设,但如今却加剧了在发展较快的农村市场的重复建设,因为这个强制性政策对无利可图的边远农村是有效的,但对于发展较快的农村市场,例如江浙一带富裕的农村,原先的运营商为了利润早已经进入,而“包干”后反而强制性地增加了一个新的竞争者,导致了各大的重复建设。

3.2运营商定位两难

这里的定位问题,是指运营商将普遍服务如何定位的问题。是当作包袱,硬着头皮按要求把普遍服务做完,不管利润;还是当作利润源泉,从中获取用户增长、收入增长等回报。目前,农村通信的实施成本远远高于城市,且农村通信的单位收益都大大低于城市。因此,有些运营商常有怠工的情况出现,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运营商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同时又想获得高额的回报,使农村市场成为其利润的源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建设好和谐社会。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运营商如何在低ARPU值即低收益的条件下实现低成本的运营。

3.3农村用户只用不消费

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事,外地打工的儿子每星期固定时间给远在边远山区的家里打电话,用铃响的次数来表示是否平安。可以说是不花一分钱却达到了目的,所以很多运营商发现辛辛苦苦建起来的线路,却没有任何收益。不难看到,农村用户消费电信服务的习惯并未养成,而且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用户会从最节省的目的出发来使用电信服务。

四、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策略

我国普遍服务存在着“分片包干”原则失效、运营商定位两难、用户只用不消费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政府、运营商两大角度提出若干策略,来化解这三个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4.1政府做好推动者

推进普遍服务,促进和谐社会,政府要做的就是当好推动者。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为普遍服务提供支持。

4.1.1立法

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电信普遍服务义务。通过制定电信普遍服务的规划政策,激励竞争、激励提高电信普遍服务水平,确保信息安全、通信稳定、互联互通,对各运营商的服务进行监督并将信息及时公布于众。

4.1.2成立专门的普遍服务管理机构

现在,我国经过多次电信重组后,电信市场的垄断已经被打破,有效竞争逐步形成。另外,我国已加入WTO,伴随着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市场,具有外资背景的电信企业也会逐渐增多,因此普遍服务管理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必将越来越大。本文认为,我国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协助电信管制部门进行管理。在设立专门的普遍服务管理机构时,应符合透明何效率原则,接受公众、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监督,定情公告普遍服务的进展情况,并有责任向政府提出普遍服务改进建议。

4.1.3加快建立普遍服务基金

2005年,在信息产业部和财政部达成共识后,普遍服务基金的建立已然确定无疑。现在,没有确定的只是时间和基金的管理方式的问题。那么,普遍服务基金如何进行管理呢,在这里本文想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因为两国同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且印度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背景下,但其农村地区的普遍服务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普遍服务基金的建立,引入了竞争机制。印度普遍服务基金由电信部下属的基金管理部管理,通过竞标的方式来选择运营商。基金管理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投标程序,包括投标条款和条件,然后评估各运营商的投标方案,最后选择普遍服务提供商。此外,基金管理部还要持续监控普遍服务运营商每一个环节的情况。在进行招标之前,基金管理部根据招标地区的地理、人口特点,聘请专家计算出这个地区实现普遍服务需要多少投资,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招标的最高补贴数额。在招标过程中,基金管理部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计算好的投资计划和建设方案,然后选择报价最低的(报价应低于政府提出的最高补贴数额)运营商为该地区提供接入服务。

4.2运营商实现低成本运营

4.2.1送科技下乡

各大运营商在推进普遍服务建设的同时,可以送科技下乡,了解农村用户的需求,使他们接触电信基础服务,让他们享受到使用电信服务的好处,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

运营商在送科技下乡时就可以深入了解农民需求,例如运营上可就农民在农作的时候说关心的气候以及销售渠道等有关于农产品的外部环境问题,开发出相应的业务;也可以专就农村的劳务输出对通信的需求开发新的业务。真正的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

4.2.2补贴农民

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用户不花钱就能用电信服务的心理,除了大力的宣传之外,还要切实让农村的用户感受到电信服务的好处。比如说在只要有了通话,那么按通话的时间,运营商或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这笔钱可以从普遍服务基金里拿出来。同时,也可以补贴给使用电信量大的农户,不断拉动农民对电信的消费需求。变普遍服务这种强制性手段为收入的再分配,对穷人、农民进行主动补贴。变城乡间的不和谐为和谐,带动运营商普遍服务的积极性。

4.2.3实现低ARPU值下的运营

普遍服务运营商找准定位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如何在低ARPU值的条件下实现低成本的运营。那么如何解决,本文认为,首先,运营商在建设基础设施时,应利用最为经济合理也适合当地情况的技术。例如选择450M无线接入系统应用于偏远地区的农村通信,经济方便。其次,为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例如中国移动推出了“农信通”的业务品牌和相关业务,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等通过“农信通”的平台送到农民手上。而且“农信通”的价格定为1~2元/月,价格低,这对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到2006年10月,“农信通”用户已经达到1267万。这样,吸引到更多的农民用户,即可在农村低成本运营好。自然,运营商在普遍服务中的位置也会摆的准。其次,培育良好的用户群。例如在刚进入时采取免费使用期或低价策略培育用户群,培养他们真正形成使用电信服务的习惯。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只有在政府不断地推动下,运营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低收益情况下低成本运营,才能够消除种种不和谐现象,达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唐守廉.电信管制[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2]游五洋.国外电信普遍服务简况及我国电信普遍服务的内容和目标[J].世界电信,2002,(05):10-12.

[3]高鸿业.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4]游五洋.中国电信普遍服务现状分析和研究[J].当代通信,2005,(03).

第7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回顾中国都市报业,在2000年以后其数量走势呈明显的抛物线,在2005前后达到顶点。以北京为例,2000年《北京娱乐信报》和《劳动午报》分别由《戏剧电影报》、《北京工人报》变身为都市报,2001年5月28日,北大文化和人民日报社共同投资创办《京华时报》,一时间,北京市场上涌现了七八家都市报;2003年《新京报》诞生,2004年《竞报》出炉,此时,北京市场上的都市报高度饱和,达数十家,但从2007年到2009年,北京都市报数量开始下降,经常能看到的都市报纸只剩下5家左右。

不仅在北京,各地都市报经过10多年的长足发展与激烈竞争,目前都面临发展瓶颈,多家报社因经营问题退出了当地报业市场,或改变出版周期减少生存压力。因此都市报的转型以及如何转型,已成为近年业界及学界争相讨论的热点。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一些有先见之明的都市报就在行业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悄然转型,并随着新媒体的勃兴向纵深发展。笔者认为,中国都市报业的变化呈现出三大趋势,在按自身逻辑不断演进的过程中,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报业格局及报纸的型态。

趋势一:都市新移民成为主流读者

都市新移民,主要指改革开放后迁居到各大城市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随着都市新移民数量的增加,报纸的读者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于打着新主流媒体旗号的都市报而言,如何持续吸引众多城市新移民,成为报纸转型的依据及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城市报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

以广东为例,作为新移民比较集中的省份。一直以来,《南方都市报》是珠三角地区新客家人最喜爱的报纸,它创刊后迅猛成长的故事跟珠三角地区不断增加的新客家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圳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贴近他们的“南都”从一开始就轻松地侵入,一路攻城掠地,没几年便成为深圳零售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实现了它跨地域扩张的第一步目标。但是在广州,由于新移民无论在人口上还是经济实力上都不占据优势,市民大多偏向广东本土色彩浓厚的《广州日报》,加之《广州日报》在经营上又领先一步,因此过去十多年《广州日报》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量一直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但今天它的优势地位已经被动摇。

这一趋势是广州新移民的巨大推力造就的。一方面,珠三角地区新客家的数量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他们的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凸现出广告的价值。在广州高校和报刊零售市场,据笔者了解,《南方都市报》的发行量超过了《广州日报》,只是在固定订户上处于下风――在广告商眼里,订户的广告商业价值远比零售读者对象高。但是,随着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广大新移民成家立业,《南方都市报》的固定订户逐渐上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本地旧居民对房产、汽车等大宗商品的刚性需求已趋于饱和,新移民则替代他们成为消费主力,因而广告的投放也不断向都市报转移。据内部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南方都市报》的广告量首次超越《广州日报》。即便《南方都市报》的广告量今年不会超过《广州日报》,但笔者认为《南方都市报》的发行量及广告量会在近一两年内超过《广州日报》。

在北京,拥有新移民读者最多的报纸是《新京报》。据新生代数据公司春季调查报告认为,《新京报》读者为社会主流人群:学历较高,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报纸阅读习惯稳定,他们对房产、汽车、家电、IT、旅游、时尚消费产品等的消费需求和行为均排在北京都市类报纸的首位,极富广告价值。《新京报》今后极有可能成为北京地区都市报的领头羊。

在中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中,谁能争夺新移民,谁就能掌握未来的主流读者。新移民中的中坚,是近20年来涌入大都市的各路精英以及数目庞大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对于后者,媒体及广告商一向冷落他们,但正是他们源源不断地成为报纸的主流读者。近10年来,他们和其他新移民一起,改变了都市的人口结构以及文化结构,是品质与时尚的主流追求者。那些注重培育潜在读者群的报纸,现在到了得到回报的时候了。

趋势二:报纸的精英化、周报化

近年来,业界及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何谓主流,都市报如何向主流化转型,这些都存在争议,这里姑且不谈。在笔者看来,都市报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报纸内容的精英化和报纸类型的周报化。

一般而言,都市报的定位就是大众化,都市报就是大众报纸,它们追求深入都市生活、贴近市民需求,通常拥有巨大的发行量。但是,在网络传播时代,大众报纸受到的威胁最大,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报纸的精英化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从长远看,都市报会在精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中高端读者为主要对象,影响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主流群体。它们将不再以百万大报为追求目标。实际上,今后要维持都市报巨大的发行量是不可能的,也是得不偿失的。

都市报的精英化其实也是整个报纸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是因受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挤迫造成的。在当下资讯过剩的时代,大众化报纸内容所呈现出的同质化、浅层化很容易被网络阅读所取代。都市报要避免走向衰落乃至死亡,只有充分体现传统媒体内容为王的精神,倡导主流价值观,从报道内容上以对社会具有广泛或深层意义的新闻为报道重点,追求一种对社会发展的持续的、深入的推动力量。从某种角度讲,精英化的过程也是内容向深度拓展的过程,未来的都市报一定是有深度的报纸。

周报化也将是都市报的一个趋势。前文提到,早在2007年,北京的《华夏时报》便由日报改为财经类周报。不久前,《竞报》也由日报变成了周报。《竞报》于5年前由北京日报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共同投资7000多万创办,由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报社负责报社后期的采编运营。它退出日报市场后与北京晨报社一起运作,共用一套编委,并对其中部分人员进行整合。今后,全国将有一批都市报改为周报。那些在日报市场缺乏竞争力的都市报,为应对读者流失、广告下跌、纸价上涨等不利因素,变身为周报不失为一条出路。

在纸媒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占的情形下,竞争激烈的日报会逐渐减少,周报会有所增多。相对于日报,周报的生存要容易一些,因为它的市场更细、受 众更高端、内容更精更细。都市报的周报化与精英化目标是一致的,如车之两轮,并行而不悖。

趋势三:阅读的方便性和全方位互动性

网络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包括都市报在内的所有报纸将不得不依从读者的趣味,使阅读更加方便,并全方位体现报纸的互动性。

风靡一时的导读与索引版充分借鉴了网络新闻的首页形式,带来报纸阅读的一场革命。2006年9月,《广州日报》首倡的导读与索引版不仅在报业厚报时代满足了读者的“浅度阅读”需要,还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浏览到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内容,之后再进入通常的“深度阅读”。不久,其他报纸也闻风而上,《南方都市报》的主页版便具同样的性质。

都市报的互动性不只是体现在报网互动、报纸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而是垒方位的立体互动。以《南方都市报》为例,它的网眼版面于2006年10月10日开版,是“南都”整体改版的一部分。它根据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的现状,与深度报道版面、评论版面、媒体自建网站积极配合,改变了单一的互动形式。它与奥一网联动制作的特刊《岭南十拍》,体现了“报网互动+社区互动”的基本定位。它的《知道》版借鉴“贴吧”,编辑通过电子邮件收集读者稿件,然后将其以发帖人的身份发表。编辑还根据读者的疑问设置专家博客及读者点题栏,邀请专家答疑解惑。《图库》版面则设置《拍吧》,长期向类似拍客的作者征稿。

第8篇:居民需求调查报告范文

一、农民教育消费力的内涵及其现状

(一)农民教育消费力的内涵

消费力按照马克思的阐释,是指“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①,即认为消费力是同个人才能相联系的消费消费品的能力。我国消费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尹世杰教授坚持了马克思的观点,同时又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在《消费力经济学》一书中概括总结出消费力的确切概念,使消费力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完善。他认为所谓消费力或消费能力,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需要对消费资料(包括劳务)进行消费的能力。消费力可以分为物质消费力和精神消费力。卢嘉瑞教授认为,消费力包括购买力和消费消费品的能力,其中居民的购买力还应包括信贷力,即居民从银行获取贷款和偿还贷款的能力,且这种信贷力绝不是虚假的购买力。②参照上述,本文认为农民教育消费力的内涵可以这样界定:首先,指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教育支出能力。本文着重研究的是一种狭义的教育支出,即农民为使其子女接受教育而作出的支出(本文只探讨农民为使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作出的支出),主要包括学费、书本费和在校期间的生活费等,而不包括农民本人为了提高自身素质所进行的教育消费,如书报费、培训费等;其次,指农民的教育信贷力(本文只探讨农民子女为接受高等教育而拥有的信贷力),即农民子女及时获取助学贷款和按时偿还贷款的能力;最后指农民消费教育资源的能力,表现为农民对教育的认知能力。这是由地区传统、风俗习惯、农民自身受教育的程度及其知识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是一种主观的能力。

限于篇幅,本文以高等教育为例,仅研究农民教育消费力内涵的前两个方面,即把农民的高等教育支出能力和高等教育信贷力作为研究对象。

(二)农民教育消费力的现状

1.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与高等教育收费变动的比较

1996年,我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由表一可以看出,1996年至2005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由1996年的1926元增长至2005年的3255元,在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将近两倍。

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从1996年起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增长幅度要远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回顾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到1988年,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免费制度;二是从1989年到1995年,这一时期是低收费阶段,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1989年,国家迈出高等教育收费改革的第一步,但只是象征性的收取200元;三是从1996年至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教育经费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国家财政已不可能负担全部的教育费用,于是部分教育经费成本开始向学生及其家长转移,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96年,我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超过两千元,是1989年200元收费的10倍!2000年,学费普遍高于4000元;2004年以来,一些重点院校的学费普遍超过6000元,普通院校的平均收费也在5000元左右,艺术院校的学费甚至高达万元!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涨了20多倍!但通过表一观察到,1996年至今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还不到两倍!

目前一名大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约为1万元,四年本科将花费近4万元,而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这需要一个四口之家的农村家庭几乎四年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名大学生直到毕业!中西部地区的人均纯收入更低,根据2005年统计年鉴的有关统计,2004年位于我国中部的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37.76元,西部的甘肃省仅为1852.22元,以如此低的收入去供养一名大学生所面临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由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收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农民的高等教育支出能力相当低下。绝大多数农民需要在严重压缩自身生存资料的情况下供子女上大学。

2.农民高等教育信贷力分析

为了概念上的统一,这里把农村大学生作为普通的农民,但需要明确的是,农村大学生本身才是取得助学贷款和偿还贷款的主体。

我国的学生贷款政策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高校利用学校资金对学生办理的无息贷款;二是国家助学贷款;三是一般性商业助学贷款。高校对学生办理的无息贷款是由人民助学金制度改革而来的,但由于学校资金的有限性等原因,这项贷款政策目前在各学校实施得较少。另外申请商业贷款的学生也相对较少,因此实质上对贫困生最重要的贷款方式是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农民高等教育信贷力的现状首先表现为取得贷款难。自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底,全国申请贷款人数211.1万人,银行审批人数154.3万人;申请贷款金额171.8亿元,银行审批金额131.7亿元,即新机制实行两年,平均每年实际发放助学贷款65.55亿元,③但从对助学贷款的需求来看,至2005年8月,全国高校有贫困生约405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2006年),若按人均6000元计,年贷款需求240亿,可见国家的贷款数额还远远不够。此外,由于政策设计的缺陷以及受银行、学校等部门的积极性所限,每年仍有27%的学生申请了但却拿不到贷款。④可见,农民的高等教育信贷力低下。但是,取得贷款难只是农民高等教育信贷力低下的一个主要表现。目前,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以及一部分农村大学生诚信观念差等原因所造成的学生不按时还款的现象日益增多,这是农民高等教育信贷力低下的另一主要表现。中国人民银行下达的关于助学贷款规定的文件明确提出,对于违约率(指借款毕业生连续超过90天不还款的人数与进入还款期的人数的比率)超过20%并且违约人数达到20人的学校,银行可以暂不列入编制范围。如截至2004年3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进入还款期的贷款毕业生为745人,未按时、足额还贷款的毕业生达到190人,违约率高达26%,国家助学贷款因毕业生还款违约率过高而被迫暂停。⑤

3.农民高等教育消费的地区差异由表二可以看出,我国农民教育消费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像人均纯收入存在地区差异一样,教育消费也基本呈现由东向西的递减趋势。

虽然数据选取的是农民教育消费的数据,但高等教育消费的地区差异基本与之一致。其中位于中部的河南省最低,这与省份自身的发展水平、特点和偏好有关。除了东部的省份,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的教育消费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的高等教育消费力低下,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负担更为沉重,高等教育消费力亟待提高。

二、农民教育消费力低下的危害

农民教育消费力低下对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对高等教育的判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等教育收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农民消费的畸形化。这些高等教育支出是以许多农村家庭的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甚至是在严重压缩生存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将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要奢谈其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与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违逆的。

其次,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农民把收入的一大部分作为高等教育支出,必然会对其再生产产生挤出效应,即高等教育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必然会减少农民对再生产的投入。这会进一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惶论扩大再生产!

再次,在高等教育支出负担日益沉重和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地区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潮,这将会引发严重的教育危机。许多农民不能从长远的角度理性看待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看不到高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这些地区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潮,这种思潮将严重影响一部分农民对高等教育的判断。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民教育消费力的提高。

最后,高等教育收费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农民的承受能力,这是我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表现。这种不和谐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是不相吻合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而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70%以上,从长远来看,沉重的高等教育学费负担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去甚远。

三、农民教育消费力低下的原因分析

造成农民教育消费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现简要分析如下: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是造成农民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造成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多、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科技含量不高以及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等。

由表一的相关数据得出,2000年至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仅为2651元,2005年最高,也仅有3255元。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因此农民人均纯收入低必然导致农民教育支出能力差。

(二)农村大学生在校期间的“高消费”是造成农民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农村大学生所谓的“高消费”是相对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而言的。尽管目前我国大学生消费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许多农村大学生都是在紧衣缩食的情况下完成大学学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大学生在校消费数额相对于其家庭收入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除了一部分学生是由于攀比心理造成盲目消费甚至出现借钱消费的现象以外,农村大学生的“高消费”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的。首先,基本生活资料以及书本价格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农村大学生在校支出的增加;其次,通讯、数码产品的日益普及使得手机、MP3等产品逐渐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中的必备品,这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消费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伴随着大学生人际交往需求的日益增加,交往消费的成本却日益昂贵,这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消费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现阶段大学生毕业求职阶段的巨大花费是造成农村大学生消费增加不可忽视的因素。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眼下大学生找工作的平均花费为3182元,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制作简历,形象包装,考各种职业培训证书,交通、通讯、人际关系等其他费用。求职费用3182元,比2004年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2936元还多。⑥可见,农村大学生的“高消费”对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还要为子女支付一大笔高额学费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我国对贫困大学生不合理的保障机制和资助结构是造成农民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体系,但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其中,助学贷款问题将在下一点专门谈到,这里不再涉及。

我国现行的奖学金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国家助学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专业奖学金;定向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包括优秀奖学金和普通奖学金;学校自行设立的各种奖学金和社会组织或个人为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或吸引人才而在学校设立的各种专项奖学金。当前我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是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形式,而农村贫困大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与城市大学生存在明显差距,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机会相对较小,致使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帮助效果有限。同时,其他形式的奖学金并没有得到均衡的发展,例如中央政府为关怀广大贫困家庭学生而设立的国家助学奖学金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

我国的勤工助学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高校勤工助学管理机构多定位为行政角色,致使勤工助学工作无法朝着以开发大学生实践教育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大学生实践需要为宗旨的方向发展。学校提供的多是诸如清扫教室之类的工作,工资微薄且不能使学生有效的增长实践经验;其次,学校为贫困大学生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许多申请勤工助学的同学都要排队等待工作,这便无法有效的缓解贫困大学生生活困难的处境。

此外,特困补助和学费减免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

(四)农村大学生获得贷款难以及还贷不及时的现状是造成农民教育信贷力低下的直接原因第一,从获取国家助学贷款的角度来看,目前仍有一部分学生申请了但却拿不到贷款。首先,中央政府对助学贷款的投入不足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导致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从2004年起,国家加大了对特困生助学贷款的力度,但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使得农村大学生取得贷款更难。在2005年夏天的一次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严厉点名批评了八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几乎毫无作为,特别是海南、天津竟“一个也没贷出去!”⑦;其次,银行缺乏放贷的积极性使得农村大学生取得贷款的难度大大增加。助学贷款已经成为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品种,因为它没有担保,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学生不能按时还款,银行却对其没有强有力的约束。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即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个人信用系统,缺乏社会约束机制,这必然极易导致失信行为,使银行业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最后,学校虽然只是在银行和学生间起协调作用,但如果学生违约,必然会使学校的声誉受到一定的损失,同时还要增加支付风险补偿基金的比例,因此学校也没有对国家助学贷款表现出较大的积极性。

第二,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角度来看,造成一部分学生不能按时还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目前持续下降的大学生就业率和薪酬使得一部分农村大学生没有固定收入,而且由于他们的家庭异常贫困,一部分靠亲朋好友凑来的学费也要偿还,于是还债和还贷款的双重负担使得他们不能按时还款;其次,一部分农村大学生由于诚信观念差而恶意欠款。2004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工作部在学校主页上发表了“致贷款毕业生的一封信”,并将189名违约毕业生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在学校主页上公开。⑧高校学生的信用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国家助学贷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五)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多是造成农民高等教育消费力低下不可忽略的原因

首先,从城乡差别来看,农村家庭的人口数远远超过城镇,子女多是加剧农村家庭贫困的重要因素。相关调查显示,在寻访家庭中,45. 2%的贫困家庭有两个孩子,34.5%的家庭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家庭比例为8.7%,还有2. 8%的家庭有5个或5个以上子女。⑨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对高等教育的消费能力,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再加之子女多必然会造成其教育消费力的低下。

其次,从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差别来看,由表二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家庭人口数低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其人均纯收入与教育消费支出均高于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数与教育支出能力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可见农村家庭的人口数量严重制约了其教育消费力的发展。

四、提升农民教育消费力的举措

提升农民教育消费力对维护社会公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努力实现多种措施的并举,使农民教育消费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第一,大力提高农民收入。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只有通过有效的措施大幅度的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的高等教育支出才能得到相应的增加。提高农民收入,一要继续实施价格支持制度,主要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现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农业收入,即通过售卖农产品而获得的收入。笔者认为目前农产品的总体价格偏低是造成农民收入水平低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制定能被多方接受的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农产品支持价格,从而对农民增收起到直接的影响;二要增加非农产业的收入。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壮大县域经济,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有序的转移,这将使农民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政府还应注重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三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引导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不断挖掘农业的增收潜力。农民应该按照市场需求结构来调整农产品的品种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不断探索和挖掘农业的增收潜力;四要大力减轻农民负担。继续推行农村的税费改革,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

第二,国家应不断完善以“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体系。据教育部统计,2003年农村生源的比重在近年来首次与城镇生源持平。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总计723万,其中农村考生人数为398万,占报名总数的55%,⑩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城镇。农村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校学生中的庞大群体,因此国家和学校对农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具体来说:(1)建议恢复人民助学金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1952年开始实行的一种帮助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补助方法,经济困难的学生根据家庭情况可获得金额不等的助学金。1986年,教育部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革。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阶段虽然有助学贷款政策,但农村大学生得到贷款十分困难,而且助学贷款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困难延续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如今我国的财力已经大大增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恢复人民助学金制度。农村贫困大学生凭当地政府的收入证明即可享受人民助学金,但要确保发放对象的确立公开、公正;(2)高校应为更多优秀的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获得奖学金的机会,确保国家助学奖学金等形式得到有效的应用;(3)高校应积极为农村大学生搭建良好的平台,提供更多勤工助学的机会。不仅使农村大学生能够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报酬以减轻学费和生活的负担,还能从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出发,为他们以后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4)国家应切实有效的实行学费减免制度,该减则减,该免则免,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学生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此外,政府可以考虑在学费上实行一定的城乡差别,即按照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制定相应的带梯度的收费标准,以确保更多的农村大学生能够上的起学。

第三,我国应把国家助学贷款、高校对学生办理的无息贷款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等多种贷款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多管齐下,提高农民的教育信贷力。一要不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首先,应逐步建立起个人信用系统以减少恶意欠款。笔者认为,应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登记制度,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信息查询系统,实现个人信息的全国共享。助学贷款信用记录将直接影响贷款人以后的一切商业贷款,这必然能有效的抑制恶意欠款。

同时,还要完善个人信用的评估制度,这是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其次,适当延长还款期限。目前大学生低迷的就业率以及较低的薪酬水平客观上要求银行适当的延长还款期限;再次,建立银行与学生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使银行能够对贷款学生就业与否、单位变化、收入状况等基本情况有及时的了解。这样,即使学生没有按时还款,银行也可以与学生取得及时的联系;

二要加大高校对学生办理无息贷款的力度。这种贷款形式由于只需要学生到期偿还本金,因此具有其他两种贷款形式所不可比拟的优点,应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以帮助更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据2006年8月25日的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报道,2006年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报告中指出,大学应提供有关开支及价格信息,树立提高大学生产力及办事效率的目标,鼓励大学减少开支,提高教学质量,接纳更多低收入家庭学生。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政府也应鼓励高校甚至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使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从而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无息贷款;三要积极开展生源地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即生源所在地的金融机构面向贫困学生家长提供的贷款。由于金融机构就在生源地,因此很容易掌握借款家庭的经济收入、信用状况及其子女毕业后的动向。即使贫困生毕业后去向不定,但由于其家长的迁移率很低,同样便于及时控制风险。

其中,在生源所在地的金融机构中,农村信用社由于其分支机构可以到乡镇甚至到村,有利于精简办理手续,也有利于了解到贷款人最真实的信息,使放贷行为更加科学,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当将生源地助学贷款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给予重视并支持其推广。

第四,应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使之更符合我国国情。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镇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农村一对夫妇最多能生育二胎的人口政策。

这一政策带来的后果是:相对于城市人口增长较慢的现状,农村的二胎出生率竟高达88.86%,11其中,以文盲半文盲夫妇的超生居多,超生三胎甚至四胎的事也屡见不鲜。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再加上贫穷的恶性循环,必然使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难以得到提高,更不要奢谈增加教育消费支出。因此,笔者认为,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在人口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应有所调整:要逐步取消生育子女数量上的城乡差别,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也要积极宣传并有效实施“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少生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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