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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上市公司 企业社会责任 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63-03
1953年,美国学者Howard R. Bowen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按照我们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随着社会责任内涵研究的不断深入,现行的社会责任已经囊括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等方面。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确立了一种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共同分享公司剩余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也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思路。近40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和统计学方法相结合,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但是由于社会责任信息在我国的披露不充分,评价指标中定性指标难以界定等困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始终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文针对广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征展开分析,然后分析评价广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寻找制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因素,从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广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征
截止2014年广西上市公司共有30家,总体数量较少,主要以制造业、化工行业等传统行业为主。2013年报数据显示,广西地区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67.19亿元,实现净利润41.34亿元,截至2014年6月6日,广西上市公司总市值1297.93亿元,流通市值867.89亿元,说明广西与其他省份相比上市公司发展规模较小,综合实力较差。
从广西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将社会责任信息汇总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披露方式上看,单独以社会责任报告方式披露的只有6家,占总体的20%,以年报中董事会报告的方式披露的有17家,占总体的57%,而没有披露社会责任的有7家,占总体的23%,从数量上看,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占77%,说明各公司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一定重视;从披露内容上看,在6家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只有柳工和柳钢股份两家公司披露内容比较详细,其余有披露信息的21家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和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都比较简单,只简单从部分利益相关者角度阐述了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而且陈述内容大多是遵守了某某法规制度,缺少详细数据支撑,甚至有些公司只有简短一段话描述本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没有实质性内容。
二、广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评价
目前,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非常全面和深入,而且方法体系比较健全,但以财务评价为主,侧重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计量分析,忽视了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等。本文考虑将社会责任的4个内容综合起来进行评价,又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划分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及将环境保护和是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纳入伦理责任当中,构建社会责任整体评价的构架,如图1所示。
(一)指标构建
在指标选择上,由于法律责任指标和伦理责任指标量化的复杂性,所以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结合的方法,借鉴了黎友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10)的部分指标,选择了17项经济责任指标、6项法律责任指标、8项伦理责任指标和1项自愿责任指标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济责任和自愿责任采用定量指标,指标数据来源于2013年各上市公司的年报;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则采用定性指标,定性指标以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或年报中的描述来确定取值,描述中详细披露的2分,一般披露的1分,未披露的为0分。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见下页)。
本文以30家广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总体,剔除经过特殊处理的南化、河池化工、北生、国发4家公司,另国海证券属于金融业,其财务指标与其它行业相比可比性低,也予以剔除,所以实际选择25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
(二)社会责任分析
由于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的差异性,综合评价时彼此之间相关性差,所以本文对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分开分析,再计算综合得分。其中,经济责任指标有17个,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评价得分,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则采用算术平均计算得分,自愿责任以捐赠收入比率作为该项得分,构建如下算式,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见下页)。
CSR综合得分=经济责任得分+法律责任得分+伦理责任得分+自愿责任得分
1.描述性分析。根据表3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样本公司经济责任均值为0.1212,低于中间值(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的中间值),说明广西上市公司的经济表现总体偏低,公司实力整体不强;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均值为0.59和0.64,说明大部分公司都比较重视披露企业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履行情况,尤其是对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公益方面的履行情况披露较充分;自愿责任均值为0.0536,得分偏低,说明很多公司对外捐赠较少或捐赠数额较少。总体来说,社会责任综合得分均值为1.3988,低于中间值,社会责任履行整体表现并不理想。
2.详细分析。从表3可知,将25家样本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排名。经济责任排名前10的公司中,综合排名前10的只有5家,比例为50%,起点较低,说明经济责任表现最好的公司并不一定同等重视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导致其他3项得分低从而拉低了综合得分;而经济责任排名前20的公司中,综合排名前20的有17家,比例为85%,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说明大多数经济责任表现较好的公司通常会对社会责任予以一定重视;经济责任排名最末的2家公司其综合排名也是最末,说明经济实力弱的企业通常很难兼顾其余3项责任的履行。从行业考虑,社会责任综合排名前10的公司中,制造业7家,交通运输业1家,渔业1家,电力1家,尤其是柳钢股份、柳工和柳化股份都属于易污染的化工和机械制造业,它们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更为重视。
(三)总体结论
1.广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总体履行情况比较差。社会责任综合得分平均值较低。四项责任当中,经济责任受到广西公司实力不佳的影响,整体表现一般;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表现中等偏上,但主要表现在描述性披露上,未有详细数据支撑;自愿责任表现不佳,25家样本公司中有11家未有对外捐赠支出,其余14家公司实际对外捐赠的金额也比较低。
2.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内容不均衡。仅有2家企业详细披露了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大部分的企业只是泛泛披露部分责任的履行,而有7家未披露。大多数企业只重点关注对投资者、员工和消费者的责任,而忽视政府、供应商、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公益事业和环境保护有一定关注,但缺乏详细说明。
三、建议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绿色文明社会的需要,要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要法律约束和利益驱动双管其下,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自身经济实力
从前述分析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仅与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责任观念有关,也与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有紧密的联系,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根本无暇兼顾社会责任。与其他省份的上市公司相比,广西上市公司综合实力相对薄弱,但也反映出广西上市公司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广西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广西地区的经济金融近几年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对于广西地区的上市公司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及挑战,而足够的经济实力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石。所以,广西企业应努力加强自身经济实力,扩大生产经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声誉,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加强法律约束
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能,要求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只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法律强制约束。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普遍由政府主导具体运行,因此,要以政府为主导推进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建设,建立上市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强制性披露制度,并加强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监督管理工作,使企业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
(三)推进公司治理,加强利益联系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契约理论,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确立一种各利益相关者群体共同分享公司剩余决策权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将各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与经济责任紧密联系,从而使企业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自觉实现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美丽广西建设背景下的广西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推进机制研究”(13FGL0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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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黎友焕,刘延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蓝皮书(2010).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天人合一;企业伦理;生态责任;生态工程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63-04
一、“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天地自然的朴素认识。“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人合一,是较早系统辩证地认识天、地、人、万物以及自然关系的智慧。早在3 000多年前的周朝出现的古籍中,就描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经·系辞下传》),还谈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易经·说卦传》)。[1]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道生万物,天地人同源。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焉。”(《道德经》二十五章)。[2]《庄子·达生》则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还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古代智者认为,天地人是自然界的“三才”,天地人是和谐统一的,世间万物皆始于天(宇宙)、生于地、成于人。[3]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是依从或顺应关系,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庄子认为人与天地是统一的,谁也离不开谁,故“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中国的“天”字是“二”和“人”合一。人与人和谐、人与多层的宇宙虚空和谐就符合人情和天意。《礼记·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可以说,人是天地、乾坤、阴阳化育,并通过雌雄生育的结果。中国古代认为“人”是天地、乾坤、阴阳、雌雄运行、化育的结果,是合二为一的,不像英文,man表示男人,woman表示女人,而中国的“人”字是不体现性别的,是男女性别的统一。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籒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俗话说“人字好写,人皮难披”。《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中对“人”解释:“左撇为真,右捺为正,常行正真,是名为人”。
通过学习和思悟,笔者认为,“人”字的左边这一“撇”代表“天”、“乾”、“阳”和“雄”,“人”字的右边这一“捺”代表“地”、“坤”、“阴”和“雌”。“人”是男女阴阳和合而生(见图1所示)。因此,不论男女,每个人都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也是“天地乾坤运转化育”的结果,没有天地的运行、变化,也不可能诞生人类。“人”的左边这一“撇”代表男人,男人“出头”,“做榜样”、“保护妻子”、“自强不息”、“有好生之德”,并体现男子阳刚之气是天性;右边这一“捺”代表“女人”,女人要关心、爱护、支持男人,“厚德载物”、“温柔贤淑”、“生儿育女”,“生生不息”,并体现女子阴柔之德也是地理。[4]可以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另一半则是男人。“人”自身由阴阳平和而长寿。
追根溯源,凡人皆是天地化育、父母所生。因此,人作为天地生成的万物之灵长,必须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人不仅要敬畏天地,还必须感恩天地,积极承担维护天地自然和谐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做人的根本。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在给予中获取快乐则是人长寿的关键所在,而人对自然的关爱,在保护环境中思悟人生的真谛与幸福,实现天人合一是伦理的至高境界。
二、企业及其性质
“企”是会意字,“从人,从止”。《说文》曰:“企,举踵也。”指人踮起后脚跟,有“企盼”、“企立”等意思。业(業)是象形字,从丵(zhuó),从巾丛生草。“企”字就是人在“止”之上。人要知道适可而止,如自己不知“止”,天地赋予人的寿命,会让人止。个人再高,也高不过天,高到一定程度,就要停止,因为过高就容易摔下来,往往死于非命。丵的本义是指古时乐器架子横木上的大版,刻如锯齿状,用来悬挂钟磬。与“业”组的词很多,如:学业、商业、事业、工业、功业、业障、造业等,企业则是其中之一。从字义来看,企业是由人组成,并由人群同心同德所创建的为天地人谋福利的事业。若企业只为个人谋取私利,就要适可而止,而不能过度,过度则破坏天地自然的和谐,最终给人自己制造业障和孽业。
从现代意义上来看,企业则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对其深刻内涵的理解仍需符合天地自然之道。一是满足社会需要,社会需要也要符合天意,符合自然之道;二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在“利他”中实现“利己”,而不能损人利己;三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要重视天地人共生,在共生的基础上实现营利;四是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其组织之间的联系、协调,以及竞争也要符合规律。
当今不少企业只想“赢”,过于追求物质利益,这是短视的。事实上,在竞争中,谁都想“赢”,而谁又愿意“输”呢?当今很多企业只是一味争斗,似乎争斗就能赢,这岂不是笑话。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企业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要追求“双赢”或“众赢”,努力避免恶意、恶性竞争,克制人的欲望,防止人及其组织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
从汉字“赢”的结构来看,“赢”由五个汉字构成,包含五种必备的理念与意识:
“亡”——危机意识。生死存亡,不可不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赢”的头就是“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口”——沟通能力。沟通是企业维系各种关系的桥梁,也是实现和气、和睦、和谐的法宝。
“月”——时间观念。月有盈亏,此事古难全。在宁静的月光下激起的不仅是诗人“把酒问青天”的豪情壮志,带给我们的更是圣贤智者的清净与智慧,有一颗“清净心”,才能激活智慧,从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贝”——财富与收益。财富是天地赋予,并由人创造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慈善是企业财富的终点。
“凡”——平常心态,平常心包括良心、恒心、爱心、苦心、真心、清净心和慈悲心。凡事平常心最好,不易犯心脏病,还能克制贪嗔痴慢,从平凡中悟出真谛,赢得真如自在。
因此,企业的本质是在谋求人类利益的同时,促进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共生,实现天地人自然万物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三、企业生态责任及其阶梯模型
《说文》曰:“生,进也。”《玉篇》曰:“生,产也。”。《易·观卦》注解:“生,犹动出也。”《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谷梁传·庄二年》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注解:“生,又出也。”从字形上看,“生”是“人”在“土”上,而且“人”与“土”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它深刻的寓意是“人法地”,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能生存、生长、生活。反之,人不论是埋在土下,还是长期离开土地,都不能生。“生”的对立就是“死”。态是会意字,从心从能。《说文》注解:“意态者,有是意,因有是状,故曰意态。从心能,会意。心所能必见于外也。”从字形上看,“态”(繁体“態”)是“心上释放的能量”,由于“心”的变化,导致“能”的变化,所以“態”最早是反映人心理、思想、状态等方面的变化。早在远古,人类还未出现时就有生态,只是不被人所认知罢了。自从有了人类这一万物之灵,“生态”就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代意义的生态强调复合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及系统的和谐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与良性运行。[5]
企业作为由人群构成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必须承担责任。当代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1908-1984)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6]管理学家托马斯·帕蒂也认为,随着工商业的急遽发展,企业必须重视滥用资源以及环境安全等社会问题。著名的管理学家、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之一阿奇·卡罗尔(Archie Carrol)教授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四个方面:
(1)经济责任:指产品合理售价与服务。(2)法律责任:指企业必须依法行事。(3)伦理责任:是指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与活动,这些行为与活动是社会大众期待企业能做到的。(4)慈善责任:指企业出于自愿的行为与活动。
事实上,企业的生态责任是人类伦理责任从以人为中心扩展到天地自然万物的必然结果。企业生态责任,亦称为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承担的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节能减排”和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责任与义务。[7]企业作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要素,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生态系统对企业的规制与要求。事实上,企业承担生态责任,实现企业与环境的协调是企业的内生行为,而不是简单外力强加的结果。[8]因此,企业必然经历从不讲道德不承担责任到重视伦理建设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企业从对自己负责,到对股东、员工、顾客负责,到对中间商、竞争者、政府负责,到对公众与社会负责,到对自然界负责,实质是企业伦理观的变迁与发展,是企业内生与外生力量整合的结果(如图2)。
四、企业履行生态责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目前,多数企业能够重视践行企业的基本责任,并适当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企业萌发了社会公众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但在承担生态责任方面,仍存在企业、政府、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的博弈。[9]事实上,企业的生态责任既包括对客户承担提供绿色产品与服务的责任,也包括引导消费者健康、持续、适度消费的责任;既包括对社区承担无公害生产的责任,也承担着社会公众生态价值导向的责任;既承担对市场的生态责任,也承担对自然环境的生态责任,实现市场链与生态链的耦合,促进企业、市场、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和谐。企业承担生态责任不仅有利于自然生态的和谐,而且有利于企业以生态伦理为价值取向制定基于生态的战略管理,满足绿色需求,引导绿色消费,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与国际竞争力,塑造企业生态文化,提升企业形象等。[10]企业真正承担起生态责任需要重视以下几点:
(1)树立生态伦理观。[11]生态伦理是关于生态的伦理价值以及人类对待生态的道德准则的学说。它强调人与自然界众生在地位与权利方面平等与公平,人和自然物都是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人与其他自然物(包括有生命特征的动物、植物以及人们还未认识到其生命特征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存在价值与规律,而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任何有生命的个体都有自身存在的目的与内在价值。人类并不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主宰,人类有意或无意地侵犯或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协调,忽视未被人类所感知所认识生命的内在价值与规律,就可能导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由此失去动态的生态平衡,甚至造成颠覆性地毁灭。生态伦理观要求工业企业价值取向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这意味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根本转变。[12]
(2)实施生态工程,切实承担生态责任。工业企业有效地实施生态工程是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途径。这要求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与方法设计切合企业实际的生态战略与生态规划;二是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合理利用资源、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改革生产工艺与流程;三是利用生命周期(LCA)方法分析、评价产品从原材料到产品制成、销售、消费直至报废的全过程,从循环、再生的角度设计“变废为宝”工程;四是设计并实施绿色营销,引导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变革;五是建立有效的废旧产品回收系统,加强产品及其材料的循环利用等[13]。
(3)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构建企业生态文化。这要求重视以下几点:一是按照现代生态观念与生态伦理设计切合自身实际的生态观念与文化内涵。文化可以博大精深,但观念必须简练,有感召力,能够深入人心;二是按照工业企业生态责任的要求,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并建立明确的生态伦理标准体系,企业必须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生态伦理要求的,什么样的行为背离了生态道德,并以生态伦理标准来激励和约束企业行为;三是在企业内外营造良好的生态价值理论与企业文化,促进企业树立以生态为导向的价值观,形成关心环境、爱护环境的理念与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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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宝曲线;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TU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1
企业如果在价值创造、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注重于在产业链或价值链的某个环节获取竞争优势,走专业化发展之路,那么它在设计,生产,营销等一系列环节中的附加值就会形成“微笑曲线”或者“倒微笑曲线”,其特点是价值分布点唯一,业务的盈利点单一。如果我们试着把“微笑曲线”和“倒微笑曲线”相叠加,就得到了另外一条曲线,称之为“元宝曲线”,“元宝曲线”兼“微笑曲线”和“倒微笑曲线”之所长,实现了集成专业化和制造专业化的价值共生,使得企业盈利模式多样化,盈利点和价值分布点增多,从而克服其他俩种产业模式的不足,实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
中国目前30%左右的能耗来自建筑,拧一下大酒店的空调开关各个房间里就热气腾腾,不少城市住宅楼的走廊灯光也在无人时长期处于点亮状态,建筑节能产品的空间显然十分巨大。如果企业能够牢牢抓住核心技术研发设计、专业化垄断生产以及品牌、营销、服务等关键环节,走多样化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够在日趋竞争的同行中脱颖而出。
一、拥有核心建筑节能技术
高新技术是建筑节能行业的核心,如何减少能源的消耗,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或者开发利用新型可再生能源,都是技术需要解决的难题。目前在这些方面比较成熟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我国建筑节能行业起步较晚,技术欠缺,因而开发潜力也是巨大的。企业除了加大在研发部门的投入以外,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贸易、合作、合资、直接投资等手段实现跨国技术转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只有具备了建筑节能行业的优势核心技术,才能使企业赢得“倒微笑曲线”中段部分的附加值,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二、新的研发设计理念
面对全球能源环境问题,企业应当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设计理念,如在建筑规划和设计时,根据大范围的气候条件影响,针对建筑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气候特征,重视利用自然环境(如外界气流、雨水、湖泊和绿化、地形等)创造良好的建筑室内微气候,以尽量减少对建筑设备的依赖。这些都要求建筑师从整体综合设计概念出发,坚持与能源分析专家、环境专家、设备师和结构师紧密配合,在合作的过程中思想不断碰撞交融,从而诞生新的设计理念。这些全新的设计理念构成了“微笑曲线”左端的附加值部分,稳固了企业的价值。
三、品牌营销与服务
品牌营销与服务是“微笑曲线”右端的附加值部分,也是企业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中国目前建筑节能市场缺乏专业精英的介入,还没有形成具有号召力的品牌,建立知名的节能品牌显得十分必要,这也给企业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节能市场各方应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节能意识的营销,唤醒对建筑节能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建筑节能服务的营销应当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客户需求,也应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充分利用“绿色文化”的理念,使节能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林左鸣.后现代管理时代的“元宝曲线”[J].管理学家杂志,2010(15).
关键词:生活方式型;特征;影响;启示
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已经成为旅游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标志。早期众多学者都倾向于关注以成长和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传统旅游小企业如住宿、餐饮、旅游交通、旅游租赁等方面的研究。1987年肖和威廉姆斯首次提出在旅游小企业中还存在以生活方式为动机,随后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肖和威廉姆斯认为旅游小企业与其他经济类型的小企业有着显著的差异,它主要强调的是生活方式动机,这也是旅游小企业的一个重要的特质。然而,在“生活方式”这“共识”的标签下掩饰了其复杂性。托马斯认为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意义和价值存在差异,研究他们应该在国内环境,国家文化,地理位置,工业部门等特定的背景下阐释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发达的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是存在异同的。
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产生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大众旅游成熟度密切相关,在我国东部、南部的滨海旅游地,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虽然已初现端倪,但总体尚处于发育过程中。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当前旅游中小企业研究进展时,对生活方式旅游小企业的概念、特征和表征缺少系统梳理。为了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我国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科学发展,本文在借鉴国外旅游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概念界定,特征,价值和意义及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进行阐释。因此,本文的介绍可以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指导和规律探索。
一、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关于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统一的概念。旅游小企业概念的不确定性给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概念的确定及构建带来了困难,阻碍了研究的深入。笔者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相关概念,认为旅游小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成长和利益为导向的旅游小企业;二是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旅游小企业。二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侧重于生产,后者侧重于消费。一般而言,旅游业吸引了众多职业变动者创建旅游小企业,他们创立的目的是满足独特的生活需求和价值观,而并非出于必要或是机遇。他们其中一部分在旅游目的地迁徙式生活,一部分则已定居在那里。芬兰大量的乡村旅游小企业主最开始由外来移民创立,目的是寻找“乡村宁静”。托马斯认为在那些能提供高质量社会、环境和物质设施的区域,生活方式旅游小企业更容易产生。摩尔森等人认为“英国的大部分小企业都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型企业”,他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持生存和保证足够的收入来持续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根据以往的旅游经历和出于对生活方式的追求,企业主在旅游地从事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活动。”上述概念的界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定义的最终目的在于探究其本质属性,揭示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学者将从企业特征方面进一步探讨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这一新兴的群体。第一,创立动机:以追求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的创立动机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某一部门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大的社会环境或经济环境的影响。第二,经营目标:不完全以盈利和增长为唯一目的。起初对一些旅游小企业主而言,旅游企业家精神可被视为一种消费,而并非生产,从而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第三,经营地点:企业主集聚在满足生活方式要求的旅游地。生活方式旅游小企业更容易创建在社会、环境和公共设施优良的区域。第四,主体来源:外来移民是重要经营主体。学者通过对众多旅游小企业的研究发现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与寻找优美环境的移民流尤其是消费性移民模式相关。第五,经营业态:企业主多从事创新型、创意型企业。学者研究发现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能够找到特别的机会——“因为他们是移民”,他们的技能、知识和社会网络使他们比当地企业更有竞争优势,进入旅游地移民可能比本地居民更容易发现某些市场机会。第六,经营业主:发达经济体中高素质、退休者比例较高。生活方式旅游企业主他们更加注重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但物质条件是前提,学者发现这部分企业主多来自于有固定收入来源高素质退休者。
二、生活方式型企业的意义和价值
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家庭价值优先;与生命周期阶段相关的职业转换;一种逃避方式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驱动;提高了社会福利和自尊。然而,生活方式企业也会带来消极影响,生活方式质量随着时间推移受到侵蚀,受到家庭和休闲活动的干扰,由于生意经营和管理需要有可能产生家庭内部冲突。再者,最近的研究显示在家庭农场企业中,生活方式动机与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相关,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中,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与经济窘境相联系,包括:被迫的选择;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和经济窘境;为提高社会福利和自尊;提高社会地位。不论是发达国家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对生活方式型的价值和意义都存在着共同的特点: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获得某种自我实现;从各种不喜欢的生活方式环境中获得解放;通过生活方式决策的自我控制获得生存。因此,生活方式型企业的创立动机代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的选择。
三、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的影响
目前,大部分国外研究者认为,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对目的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
1.社会影响
在社会影响方面,很多案例显示这些企业秉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原则,更关注对环境的保护和文化习俗的继承与发展。企业主们通过举办各类活动表达本地和社区意识以进一步刺激民俗产业的发展,同时使用独特资源增加对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的保护。因此,众多学者认为旅游小企业是脆弱经济体和社区的救星。但此类型小企业在社会文化方面对目的地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更有经验的移民进入导致当地居民的商业活动受到限制,甚至是毁灭。移民的企业主运用新商业活动,对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产生影响。生活方式型的企业被描述为对地方文化侵蚀,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不平衡性、文化“商品化”以及区域认同的丧失。部分追求舒适移民企业主给土地使用和基础设施带来压力,潜在地疏离当地人,对吸引移民入迁的舒适价值资源带来毁灭性改变。
2.经济影响
在经济方面,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对目的地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旅游业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就业增长、经济多元化和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可以减少贫困,为贫困和低教育人群提供就业机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整体素质较高,他们从事的创新性企业,科技和文化含量较高。从事的产业新颖如画廊、摄影、艺术设计等。学者把它可以看成为产品开发的先行者和创新者,增强了旅游地经济的多元化。从消极方面来看,生活方式型企业对目的地地区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首先,他们质疑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对目的地稳定性和可持续的贡献和价值。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个人化和集中性可能对社区社会、经济结构的健康性产生负面影响。如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企业面临持久生存问题;其次,这种类型的小企业普遍存在着雇佣量小,不一定形成产业竞争力;经营手段落后和创新不够;经营目标短期、主观(缺少科学的长期规划)等等。再者,在同一旅游地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的生活方式目标与其他企业主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会发生冲突。
3.生态环境影响
在生态环境方面,生活方式型企业主本身对旅游地的环境质量要求较高,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展,不断地开发旅游资源,其中有不少旅游资源本身就存在一些生态问题,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便可采取旅游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的措施,使开发出来的旅游资源比原来的生态环境质量更高,即旅游开发同时美化了生态环境。旅游业还能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主本身素质较高旅游资源开发出来进入利用阶段,科学管理,使当地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但每个旅游地承载量是有限的,过多外来移民企业主的存在,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伤害。
总之,我国需要借助更广泛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更深入探索,生活导向型企业在旅游文献中主要置于经济、地理环境下研究,对社会和政策环境研究较少。怎样才能将多学科的观点结合起来,提供一个全面和翔实的关于对生活导向型旅游小企业的论述,这将会是多方面的,多学科的研究,推动研究议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全面的,系统的和包容性的研究范式。此外,除了传统的经济,公共政策,管理和组织理论外,还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所提供理论框架相联系。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旅游小企业将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针对生活导向型研究成果对我国旅游业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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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语)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其人文精神。大学人文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演绎过程中形成的,”它体现了大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同时又以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式约束着大学人的行为,显示着大学不同于其它机构的气质特征。”[1]大学人文教育,亦即对大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的教育,其实质是涵养人文精神。
1.1人文素养与人文精神的内涵。
杨叔子院士曾说:“人文教育熏陶高洁的人性,练就非凡的灵性;科学教育练就严密的灵性。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才能培养出人的高素质,造就出完整人格的人才”[2]。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包括知识、理性、情感、意志、思维等多个方面沉积而形成的品质,最终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德性、气质、修养以及价值取向,其核心内容是个体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人文素养的具体内涵包括: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心理学、人文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素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创新和创业能力,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潜能;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能与人和谐相处。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并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善于反思、审视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思维、心态具有自我批判精神。
1.2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医学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神圣、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是对人类身心健康和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关爱生命。瑰丽多彩的生命现象、奥妙无穷的人体、复杂多变的疾病,既是医学永远认知的对象,也是促使医学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中国自古就把医学定义为”仁术”,晋代杨泉在《论医》中写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并要求医者对病人要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做到“普固一等,皆如至亲”。“仁爱救人”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崇尚的精神,也是西方古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出医生的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迈蒙尼提斯祷文》写道,“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历史表明,无论中外古今的医学,都是将“救死扶伤”、“仁爱救人”的医学人文精神渗透到诊断、检查、治疗、护理等临床实践的各个环节之中。医学人文精神的价值存在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临床实践中。
2、现实的困境:当代中国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医学生人文教育的缺失,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美国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在1984年发表的《美国高等教育人文教学研讨报告》中指出:人文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受到轻视,导致大学生对文化传统极其陌生。值得忧虑的是,不少大学生对教育目标及人文教育价值没有清晰概念;人文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丧失了应有地位,设课越来越少;学生主修人文学科的人数比率急剧下降,许多获学士学位的大学生没修过重要的人文课程。这一现象虽是世界性的,但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甚。当代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体现于人文知识的匮乏,也在其情感、意志等非理性思维方面有所表征。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程度越高,人的心理压力越大。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为医学生的个性发展营造了广阔空间,同时也凸显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交往、择业等方面的困难和压力。在挫折和困境面前,他们往往一味地去抱怨,而不是去勇敢地正视现实;并容易产生一种对自我的否定性评价,出现自卑心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失落呢?
2.1人文社科类知识薄弱。
由于医学教育课程负担重,往往造成医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摄取,对人文社科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关注不足,存在重医学轻人文的倾向,对中西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表现为过弱的人文功底,甚至写文章语句不通和滥用错别字。
2.2社会责任感缺乏。
作为一个医学生,将来从事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崇高事业,尤其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的献身精神。然而现在的医科大学生,受功利主义影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埋头于自己的学习,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愿参加学校各种社会活动,没有奉献精神和关爱意识,对社会缺少责任,对生命缺乏关爱,对病人缺乏同情,甚至对生命和健康表现极端不负责任。
2.3心理素质欠佳。
随着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医学生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愈来愈大,导致他们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少问题,许多人心理素质下降。医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抑郁、焦虑、交往障碍、敌对、冷漠、自卑、偏执等。一旦发生心理问题,医学生面对学习和就业压力表现出较差的抗压性,产生心理障碍或疾患,甚至导致行凶或自杀的严重行为。
2.4人际交往障碍。
医学生人际交往障碍表现为不适应大学校园集体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与他人相处,有的出现心理孤僻,有的在人际交往过程出现表达障碍,对班集体漠不关心,与同学关系紧张,对老师“敬而远之”,害怕与同学、老师交往相处,甚至出现封闭自己、离群。
3、理性的选择: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建及其对等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人文精神日趋衰落的今天,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追寻、召唤日渐逝去的大学人文精神传统,为国家、民族培养造就更多“关注天空的人”,是21世纪中国大学的核心使命。医学人文精神的价值,不仅在于间接地以医学科学技术为中介来实现人们对身心健康需要的满足,而是直接地通过学习知识、追求真理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重塑就是在强调医学科学精神的同时,强调医学生的理性自觉、社会责任和道德修养与素质情操。
3.1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医疗活动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必须实行彻底的人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文关怀应在医学教育中得到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学和古学思想倡导的“人文”,其内涵都体现了尊生、爱人、重义轻利等人文精神,值得医学教育工作者借鉴和继承。尊生,就是珍视人的生命,《黄帝内径素问》就有“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论述,可见生命之珍贵。爱人就是同情人、关心人和帮助人。医者,当有仁爱、同情之心,才可以担当治病救人重任。在科学精神盛行的今天,我们更要注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使培养的医学人才有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和“先义后利”或“舍利取义”的理想人格。
3.2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
在重塑医学生人文精神过程中,必须遵照大学生成人成才规律,满足人的个性化全面发展的需求,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换句话说,培养医学生在健康的心理引导下尊重生活、热爱自我及自然环境,让个人的意识、才智及能力得到健康、全面、和谐发展,进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和个人特征。通过素质教育实现对医学生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价值取向、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和不断创新能力的培养。
3.3融入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
培养医学生人文精神必须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和融入大学精神之中。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凝炼和塑造医学人文精神和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医学人文精神应是大学精神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医学生在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得以展现。因此,学校在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要开展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生活,给医学生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展现个性魅力的机会和条件,让医学生从中锻炼坚强的意志,训练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3]。
3.4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
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是塑造医学人文精神途径之一。由于医学人文教育定位不够明确,我国医学院校人文教育课程不尽一致。目前,教育部规定的医学人文课程仅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和卫生法学,而有的学校还未全部开设或改为选修,造成医学生人文素养薄弱。笔者认为在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时,要分类指导,划分必修(核心)课程和选修(一般)课程两大类,学生在完成规定的人文课程外有根据兴趣和需求选择的余地。建议入核心课程的医学人文课程有: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卫生法学)、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与哲学等;列入一般课程的有:大学语文、哲学、美学、艺术、医学史、人际沟通等。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存在课程多、周学时多(尤其是专科教育),在安排医学人文课程时会增加学生负担。因此,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注重医学人文课程的实用性和实效性,把人文知识整合、渗透到医学教育中,加强医学生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
3.5加强医学生人文实践活动。
引导医学生积极参加服务集体、服务社会、献身祖国的实践活动,了解国情、了解社会;鼓励学生志愿者参加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卫生情况的考察和义诊活动等,让他们在每一次的活动中加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思考,增进对病人和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在社会实践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升适应能力、交往技能和发展综合素质,将人文教育活动”内化”为人文精神[4]。
3.6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企业价值观;管理;评述
中图分类号:F27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120-04
引言
企业价值观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的有效工具,也已成为新世纪企业管理的中心。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方法、系统方法和比较方法,通过对国内有关企业(组织)价值观管理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企业价值观管理研究主要包括企业价值观的内容和企业价值观管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体现了企业价值观管理的基本内容,即企业价值观是什么,如何管理企业价值观。只有准确、完整地认识、理解企业价值观,才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价值观。从研究类型看,第一方面属于基础性研究,第二方面属于应用研究。另外,企业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在理论上是包含关系,但其实质内容往往是相同的,因此,在本文中,将二者视为一致。
一、企业价值观内容
企业价值观的内容集中回答企业价值观是什么,因此,它是企业价值观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测量和管理的基础。企业价值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功能),企业价值观的构成和测量三个方面。
(一)企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功能)
企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功能)是对企业价值观内容或结构的高度概括,二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学者们对二者有的分开表述,有的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有的表述还和企业文化联系起来,往往是众说纷纭,而且比较抽象。
台湾学者郑伯埙(1990)认为,组织价值观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内化性规范信念,它可以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与管理作用。[1]学者贲恩正、祝慧烨(2007)认为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为企业内部提供一种走向共同目标的指导性意识,也为企业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提供方向性前提,它规定着企业的取向和企业的行为选择,从而规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2]企业价值观也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共同价值尺度,这种价值观内化后,可以成为连接员工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精神纽带,也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使员工把个人利益同企业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维护企业利益、促进企业发展看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激励员工以高昂的士气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因此,企业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学者谭小宏、秦启文(2009)认为,组织价值观是指组织成员所共有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反映出组织对其认为最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它是组织成员的行为准则与规范。[3]
在定义企业价值观时,有的学者将其与企业文化联系起来,试图说明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观的关系。如学者陈军(2002)把企业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4]
(二)企业价值观的构成
学者王吉鹏(2004)将企业价值观分为4个层次:核心价值观、目标价值观、基本价值观、附属价值观。[5]学者王莉娟(2007)通过调查西南地区企业的价值观,提出企业价值观有八个维度:企业成就感、科学管理、企业道德感、企业安全性、创新进取、团队合作、品质卓越、企业认同感。[6]娄巍(2007)将企业价值观的组成要素概括为三个部分:(1)核心层,体现一个企业的使命、根本宗旨和长远目标的价值准则、价值判断等价值观形式。(2)中间层,是企业制度和行为规范中所包含的价值准则、价值判断等价值观形式。(3)层,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者所认可和遵循的价值准则、价值判断等价值观形式。这是企业价值观最基本的表现方式和存在形式。从主体结构上将企业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分为企业家价值观、企业管理者价值观和企业参与者价值观。[7]魏钧(2008)提出企业价值观的八因素结构,即客户导向、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变中求胜、争创一流、遵从制度、平衡兼顾、和谐仁义。[8]高中华、吴春波、李超平(2011)采用内容分析法对100家中国500强企业的价值观陈述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通过多维尺度描绘技术,将价值观陈述中的要素分为4个类型:外部激励、外部约束、内部约束和内部激励。根据不同类型价值观要素的特点,采取Q型分层聚类法,将价值观陈述内容划分为7种导向。[9]
(三)企业价值观测量
企业价值观测量是对企业价值观内容认识的进一步延伸,是根据系统方法、比较方法、文献分析方法和观察方法,将企业价值观操作化为一组可以直接观察的指标体系,以此为依据,设计量表(或问卷),对企业价值观进行量化分析。企业价值观测量是企业价值观诊断、管理、完善的基本手段。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企业价值观内容及测量的认识还没有达成共识。台湾学者郑伯埙(1990)构建了组织文化价值观量表(values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cale,VOCS),共包括科学求真、顾客取向、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正直诚信、表现绩效、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九个维度。[10]
(四)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
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是指个人价值观与所在组织价值观之间的一致性程度。这种一致性程度能够较好地预测组织成员的积极态度与行为。台湾学者郑伯埙、郭建志、任金刚(2001)在考虑西方学者提出的个人—组织价值观相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的契合度概念,即员工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匹配的核心是员工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契合度,或者说匹配度。他们认为,组织的价值观系统是组织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以价值观来证实或者衡量组织文化是可行的。然而组织价值观要充分发挥其功能,或者员工能否将组织价值观内化成为规范信念,则主要取决于员工对组织价值观的接受及认可程度。因此他们的研究以个人—组织价值观契合度或匹配度(相关契合度、差距契合度)来衡量价值观匹配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1]朱青松、陈维政(2005)提出了员工和组织价值观实现度的模型,按照员工、组织价值观实现度高低将员工和组织的“价值观匹配”分成四种类型,即双高契合型、员工导向契合型、组织导向契合型、双低契合型。[12]朱青松、陈维政(2009)对员工与组织价值观实现度匹配对员工效能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对价值观实现度的界定,即组织发展中员工个人价值观或组织价值观的实现程度。如果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实现程度高,同时组织价值观的实现程度也高,那么员工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匹配度高;反之,则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匹配度低。[13]
二、企业价值观管理
国内企业价值观管理的研究主要包括:(1)企业价值观管理的定义、作用(功能)和性质;(2)组织价值观管理的影响因素;(3)企业价值观管理(形成)的途径。
(一)企业价值观管理的定义、作用(功能)和性质。
学者潘承略、虞祖尧(1997)认为,价值观管理是在企业的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各种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辅助企业的管理。这是吸收东西方管理文化之长,同时又克服各自管理文化缺陷而形成的一种管理思想。[14]学者单孝虹(2002)认为,价值观管理是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目标定位的核心,是企业凝聚力的黏合剂,是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核心作用。[15]学者吴剑平、张德(2002)认为企业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塑造,为经营管理扫清障碍,赢得了持久的竞争优势。[16]叶泽川(2003)认为,价值观管理是对员工的内隐思想而不是外显行为的管理,是对企业的非定量方面的软性管理。[17]冯周卓(2003)认为,价值观管理是立足于价值观之上,起着简化、导向、诱导、忠诚作用的一种新的战略领导工具。[18]乔东、吴倬(2003)认为,价值观管理理论是一种以价值观的管理为核心,以全面提高组织和人员的综合素质为目标,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和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制定和实施组织竞争战略的理论。[19]胡宁(2008)认为,价值观管理是“文化人”管理范式的具体管理模式。[20]黎永泰(2008)等认为,价值观管理是组织对人类活动的本质需要和欲望的自觉管理。[21]
(二)组织价值观管理的影响因素。
吴维库等(2002)认为,组织领导者建立奖惩、资源配置和获得组织地位的标准,通过组织设计、组织机构、典礼仪式和任务陈述来阐述组织价值观。而不同层次的领导者坚持组织规范,强化并稳固组织的价值观体系。此外,领导者对员工已有精神的概括、总结和提升,形成组织价值观。组织领导者参与定义和评价组织价值观,可能导致组织价值观的契合以及转变;而当引入新的领导者,在原有价值观基础上,经过新领导者的调整,组织将形成新的价值观。[22]
(三)企业价值观管理(形成)的途径
中企联企业文化研究室(1998)在对我国企业文化进行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我国企业特色的价值观提炼模型,即:(l)梳理。根据经营业绩梳理企业文化发展脉络。(2)解析。解析企业文化基因库。(3)诊断。诊断企业文化力指数。(4)设计。设计与愿景、使命、战略相符的价值观。(5)提升。根据评估结果,变革和提升已有价值观。他们还在企业价值观的量化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建立价值观测试模型,从责任感、忠诚度、合作性、主动性和适应性等5个方面对员工价值观进行测试。价值观考核一般采用上级考核和员工自我考核两种方式。[23]乔东、李海燕(2002)认为,价值观管理过程是组织价值观的塑造、形成、创新和传播的过程。[24]张朝洪、凌文辁(2003)把价值观管理过程分解为5个过程:企业价值观的确立;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雇佣;对员工的价值观培训;对员工价值观的维护;企业价值观的发展。[25]冯周卓(2003)将价值观管理的主要内容具体化为以下四点:设置专门的伦理机构强化价值观管理;以多元方式传输组织的价值观;实施组织内部营销;高层领导与员工和媒体直接沟通。[18]黎小林(2006)认为,价值观管理就是通过重新塑造和建立企业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把这种价值体系贯彻到企业的日常活动当中去,从而激励企业员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共同努力。[26]贲恩正、祝慧烨(2007)认为,企业价值观管理,就是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提炼出适合本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观,并千方百计地传输到员工的头脑里,形成员工在企业工作流程中处理问题的判断依据,并逐步固化下来,转变成员工的习惯。[2]黄超(2008)认为,价值观管理有7个有效管理步骤:清晰组织基本假设及使命;构建简明扼要、实用实效的价值观体系;沟通、认知;认同、深化植入;价值观品牌化;评估结果和过程;螺旋式提升。[27]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价值观管理作为文化管理的核心,作为新世纪企业管理的中心,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这种研究推动了我国价值观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通过运用系统方法和比较方法对国外文献的分析,发现对企业价值观的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l)对企业价值观定义、内容分析,众说纷纭,其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晰。(2)由于对企业价值观定义、内容的科学内涵并不清晰,导致了对企业价值观的测量、诊断缺乏可靠的依据。(3)前两项的不足,导致了企业价值观管理的内容、管理过程、管理评估等在理论上不全面、不可靠,在实践上不够充分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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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环境管理行为 影响因素 环境会计 现代生产函数
一、企业环境管理研究现状
1、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概念
在许多企业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并未有明确定义,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即为企业环境行为或者企业环境行为的结果,而张劲松(2008)认为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是指企业对来自利益主体的压力而采取的应对手段的总称。周曙东(2011)则把其界定为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把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落实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这些已有的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定义主要强调对企业自身环境影响的控制和消减。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企业作为现代组织体系中重要的成员,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其最终目标。同时,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环境行为是指组织基于其环境管理目标和原则等,对自身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管理的结果。结合现代社会对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要求,本文将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定义为企业在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中,对那些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企业行为所进行的管理。
2、企业环境管理研究视角
目前,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研究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在定性方面,多数学者是从企业环境行为相关利益群体、影响因素以及产生机制等视角进行研究的。兰竹虹(2008)、孟庆峰(2010)等就从政府、公众、市场伙伴以及企业内部因素等角度来研究企业环境行为。从政府角度主要是讨论企业对各种政府法规和政策的遵从情况;从公众与市场角度主要研究企业对公众、市场产生的环保要求的响应;从企业内部视角则主要是研究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其在环境保护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博弈。李富贵,甘复兴等(2007)从相关的市场导向、制度措施、知识等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企业环境行为分析,并认为可以基于这些方式来诱导企业落实环境管理政策措施。而张劲松(2008)则通过把企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成内外两大类,通过各子类不同组合,形成企业行为决策的不同情境。当组合条件有利于企业发展时,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环境管理行为;当内外环境恶化时,企业考虑到自身环境管理成本等问题而采取不作为态度;而当企业能够正常运转时,企业则履行着不自觉的环境保护义务。这说明企业环境管理行为与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具备协同关系,形成AA特点的行为反馈机制,即好的经营环境,企业会倾向于采取有利环境保护的策略;差的经营环境,企业则倾向于采取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策略,缩减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周群艳、周德群(2000)根据企业行为环境友好程度,把企业环境行为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不自觉三类,并进一步分析了各类性质环境行为的产生动机。此外,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管理,王军(2009)采取主、客体研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客双方,企业和环境资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企业环境行为的管理应该从强制性的制度措施和柔性的价值伦理两方面着手。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比较充分,国内由于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公众,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要求大多数都是原则性的,很少有具体量化标准,对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指导性也有限。考虑到获取数据的途径和方式比较有限,学界目前主要是结合企业财务方面的相关数据,通过企业环境成本、企业绩效、企业环境行为实施频数等因素与企业的财务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刘艳娜、林伟明等(2011)通过对100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所有制形式、公司规模等因素的关系。贺灿飞、高翔等(2010)采取典型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昆明市环保部门重点监督的污染企业进行研究,也得出了企业所有制、分行业的企业经营期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保护投入水平的关系。
总体上,目前企业环境管理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不足,研究深度不够;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企业环境管理预警机制与决策机制还有待建立。
二、传统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微观研究
1、传统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微观影响因素
学界对于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已有所关注,但对这些因素的系统性研究还不够,对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认识和利用也比较欠缺。目前影响因素的关注焦点主要有政府政策、法律规范、利益相关者、公众与社区以及企业规模与企业所有制等,这些影响因素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类。其中,微观影响因素主要是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密切相关的因素,如企业经营绩效指标、公司制度等。尽管在实证和定性方面,学者对企业环境行为微观影响因素都有所研究,且得出相关结论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利润,但单纯的会计利润目标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由于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等衡量指标也是基于企业会计信息得出的,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基于企业会计利润核算的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微观影响因素分为企业会计利润核算、企业生产函数、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与行业压力五个主要方面。
(1)企业会计利润核算。传统的基于会计利润的企业经营核算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未把环境资源消耗及其带来的环境收益情况纳入会计利润的核算之中。同时,由于缺乏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核算,企业会计信息对于企业和管理部门进行决策的参考价值大大降低,甚至会适得其反,导致企业采取一些过激的破坏环境的行为。短期来看,这种核算方式导致营利性企业大量的短期行为;长期来看,这会使得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较多的企业,由于其环境友好行为并未得到经济上或者政策上的补偿和认可,其实施环境管理行为的热情和动力将逐步消退。
(2)古典生产函数。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企业的生产函数是指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可行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之间的技术联系。企业的生产函数公式如下:
Q=f(L、K) (1)
其中,Q是指产量或产值;L是指投入的劳动力生产要素;K是指投入的资本生产要素。
微观经济学理论证明,实际的产量与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在一定范围内呈正向关系,这就导致传统企业产出的增长往往是依靠加大资源投入这种粗放的生产方式。而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使得这种不友好的生产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会计利润衡量标准下,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内化为企业的环境成本。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性也使得企业这种依靠加大投入来增加产出的生产方式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监督者,在长期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取向上,未能对企业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这也使得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基本上是消极被动的或者是不自觉的。
(3)企业规模负效应。孟庆峰、李真(2010)参考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认为企业规模是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刘燕娜、林伟明等(2011)对收集到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出结论,公司规模与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实施频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英华、张建宇等(2010)指出:“只有实现规模经济,企业环境友好运营才能得以开展。”根据2011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情况的相关统计数据,在近900份报告中,属于国有控股企业的占45.2%;其次为民营企业,占24.4%;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占13.7%。由于国有企业相对规模都较大,而企业环境管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所以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关系。尽管如此,由于传统企业管理是在古典生产函数模型和企业会计利润核算等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即规模越大,投入生产要素越多,会计利润就越丰厚,进而企业进一步加大对传统生产函数所需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环境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投入。这导致了传统企业管理过程中,企业规模在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方面产生了恶性循环。当然,企业规模的这种负效应不一定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存在,但可以接受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前,这种效应将持续存在的这一观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就说过,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习惯把污染和对环境的伤害当成“外部性”问题,所引发的环境代价更多的是由整个社会而不是污染者自身单独承担。这导致企业都缺乏不污染的动力,因为不必承担污染成本,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反而越具有“竞争优势”。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其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不友好行为产生动机。当然,对于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才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关系这一结论,与目前学界实证研究结论即企业环境管理行为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关系有所背离,可能是因为目前研究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而对于大量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型企业,其环境管理行为是否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关系很值得商榷。国外学者就曾通过对全球中小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相比大企业,微型企业在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方面,态度往往更为消极。中小企业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增长时,其环境管理行为的改善并不明显。同时,相关研究者也指出,不同的企业经营环境、规模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也有着一定差异。
(4)企业成长性影响。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中,超过70%的企业属于成长型企业,数量达到670 家。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企业良好的成长性可能促使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环境管理乃至企业社会责任,即形成AA行为响应模式。从博弈论和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目前的成长性良好,任何不利于维持目前经营状况的企业行为都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因此企业决策往往会从长计议,更多决策者可能会放弃“搭便车”或是“机会主义”心理,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严格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保护企业成长所处的内外环境。
(5)企业所属行业。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发现,企业所属行业是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贺灿飞、高翔等(2010)对昆明市相关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总体上企业经营时期长短与其环境保护行为不存在显著关系,但对化工行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经营时间越长,会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而2011年中国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主体以制造业企业为主,占比达52.8%;其次是金融保险行业、传播与文化产业。可见,企业所从事行业的整体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制造业之所以如此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是由于他们当中多数都涉及进出口贸易,与国外贸易合作伙伴的相关协议要求他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对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的长期忽视带来的环境负债的偿还,整个社会以更严格的标准来监督管理制造业。化工行业则可能由于行业特殊性受到环保部门严格监控和公众的密切关注,企业不得不在环境行为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标准。张英华等(2010)把制造业环境友好运营的演进历程分为了环境依赖阶段、环境忽略阶段、环境适应阶段与环境友好阶段,目前制造业正处于环境好友阶段。并认为由于生态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都要求整个制造业能够研究和利用既能满足经济发展,又能降低或避免对环境污染与破坏的理论与生产制造技术。可见,行业协会或者行业标准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
2、传统企业环境管理微观决策机理
基于企业会计利润核算的企业环境行为微观影响因素中,古典生产函数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环境管理产生着消极作用,而企业成长性与行业压力对企业环境管理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传统企业环境管理过程中,企业主体往往是被动地进行企业环境管理,主动性管理缺乏。企业主要通过企业会计核算获取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以及生产运作实际的相关信息,在行业标准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企业管理层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和相关领域专家等共同搭建企业环境行为决策平台,并借此推动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这种决策机制的不足在于尚未在企业环境管理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建立起正向反馈机制,决策效率与效果都有待提高。
三、现代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微观研究
1、现代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微观影响因素再认识
(1)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企业会计利润核算的片面性要求现代企业进行环境会计核算。在环境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领域,欧美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居于世界前列。在这些国家的有关企业环境核算与报告中,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会计报表和环境报告书制度。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晚,国内学者对于环境会计的定义多数是借鉴国外相关定义。学者李永臣(2005)把环境会计分为宏观环境会计和企业环境会计,并引用了徐泓在《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中对环境会计的定义:“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其基本程序与财务会计一样,包括确认、计量和报告。通过确认、计量、报告,将环境事项确定为一项环境会计要素,并用货币确定其金额,最后编制环境会计报告,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李静江(2003)定义环境会计为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及有关环境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评价,并对其结果进行报告的行为。郭玲(2003)指出环境会计是指将会计理论和环境理论相结合,把环境资源也看成企业的一种投入资源,采用多样化的计量方式,将其内化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这些定义基本都包括了环境会计的要素和计量方式等的研究以及具体的环境会计实务模式。由于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与报告提供了有关企业在环境行为方面的信息,从而促使企业以更先进的理念作为指导,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实现绿色绩效的目标。因此,企业环境会计核算是纳入了企业环境行为实施情况的科学核算方法,其核算结果能够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实际,从而为企业决策者提供相比单纯会计利润核算更可靠的决策依据。尽管我国在环境会计领域的研究和实务还不足,但进行企业环境会计核算是我国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化消极管理为主动管理,偿还过去仅仅把企业看做是营利性组织而留下的环境债务,进而把生态和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发展机会,实现企业更长远的价值目标。
(2)现代企业生产函数模型。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将短期的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进企业财富增长。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一个变化和创新都很迅速的时代,这一观点没有多少理论基础,必须通过对自身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长期关切来平衡对消费者利益的短期关切”。由于传统企业生产函数导致了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生态环境资源稀缺的日益凸显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普遍加强要求建立现代企业生产函数模型,以更符合现代竞争市场的理念来指导现代企业进行生产运作。现代生产函数如公式2所示。
Q=f(L、K、E) (2)
其中,Q是指产量或产值;L是指投入的劳动力生产要素;K是指投入的资本生产要素;E是企业环境成本。
同时,企业环境成本是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实施频数的增函数,见公式3。
E=g(B) (3)
其中,B是指企业环境友好行为实施频率。
根据现代生产函数模型企业产出Q将是企业环境成本的增函数,而企业环境成本E又是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实施频数的增函数,即企业产出Q是企业环境友好行为的增函数见公式4。
Q=f(L、K、g(B)) (4)
其中,Q是指产量或产值;L是指投入的劳动力生产要素;K是指投入的资本生产要素;B是指企业环境友好行为实施频率。
结合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只有现代生产函数才是真正符合现代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实际的生产函数。现代企业生产函数的建立,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它将从理念上颠覆古典生产函数对经营管理者根深蒂固的影响,促进企业采取更多的集约型经营管理行为,按照现代生产函数模型,这些企业环境行为又将反过来促进了企业更好地进行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3)企业规模正反馈。基于现代生产函数模型,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企业环境行为在降低企业成本和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的积极作用,大量引进或研发绿色生产技术,普及绿色管理理念。企业环境会计核算制度的确立,又使得企业会计信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因此,企业采取越多的环境保护行为,企业经营绩效就越好,就更有信心根据现代生产函数理论,加大对各种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投入,即企业规模促进了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发生,而企业环境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企业产出,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
(4)企业管理层素质。企业管理层作为工业社会所独有的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器官,由于其决策行为对企业各方面的重要影响,他们的自身素质以及对环境保护所持态度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环境管理行为。这可能是由于高素质管理者往往会在更长远的决策情景中进行企业相关决策。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成员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素质会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因此,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实施情况的改善可以从提高管理层素质着手,加强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重视。
(5)绿色企业文化。罗宾斯认为,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统习俗和做事方式,是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企业文化则是企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企业价值观、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等,它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其存在提高了企业成员的凝聚力,对企业成员的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绿色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企业员工所接受的关于环境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背景下,企业若能建立起一种适合企业长远发展的“绿色文化”,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品牌形象,使企业产品深受市场偏爱,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2、现代企业环境管理微观决策机理
现代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微观研究中,由于引入了企业环境会计核算,所以基于此的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都是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实际的会计指标,能为企业决策者提供全面的决策依据;企业主动建立的环境压力预警机制和响应数据库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环境管理效率和质量。这都将促进企业环境行为的产生,而企业环境行为也通过企业良好成长性与不断扩大的规模而得以回报,进而在企业环境保护与企业经营效益之间形成了正反馈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效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实践也补充着企业环境行为数据库,并进一步促进预警机制的动态调整。改善后的企业环境管理微观决策机理如图1所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研究中,呈现了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注重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宏观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第二,企业环境管理行为通用的或者针对某一行业的评价指标或体系尚未建立;第三,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针对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研究。由于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以实证研究为前提,而实证研究是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不能正确识别和表示企业环境行为的微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将没有基础可言。在整个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决策机理的研究过程中,影响因素双向作用的认识是基础,企业环境会计理论研究是关键,现代生产函数的建立是具体落实。此外,企业环境压力预警机制与企业环境行为数据库可能是进行企业环境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而基于案例推理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研究将是一个可供选取的研究方向。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混合契约制度下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决策机理及评价研究”(批准号:2009b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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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管理 电子政务 流程再造
1 电子政务与业务流程再造概述
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业务流程重组,是迈克尔・哈默(MichaelHammer)和钱皮(James-
Champy)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他们认为,现有组织的工作是按照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的思想建立的,即注重把工作分解为最简单和最基本的步骤;而目前应围绕这样的概念来建立和管理企业,即把工作任务重新组合到首尾一贯的工作流程中去。他们给BPR下的定义是:“为了飞跃性地改善成本、质量、服务、速度等现代企业的主要运营基础,必须对工作流程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并彻底改革。”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也就是彻底改变传统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按照分工原则把一项完整的工作分成不同部分、由各自相对独立的部门依次进行工作的工作方式。
电子政务是政府业务流程再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工具。电子政务与政府业务流程再造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应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层级、公共组织的架构,建立扁平化的网络型组织:改变政府运作的流程,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得到政府的服务;改变政府的职能,实现服务型政府;改变政府的治理结构,从国家单独治理模式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的“大社会小政府”模式;实现政府治理观念的变革,确立以服务于社会公众与市场主体为导向的政府。
2 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办公流程简介
2.1 应用该系统的情况说明
一是执法办案信息的登载、审核。包括简易程序案件和一般程序案件。二是执法检查信息的登载。三是经营单位信息的登载、变更。包括有证单位、无证单位、其它单位、黑名单。四是执法信息的。五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登载。六是执法数据的统计、公布。七是通讯录功能。八是其它相关功能。
2.2 执法办案流程
此处以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自行核查的“12318”举报,或在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涉嫌存在违法行为,依法应予立案处罚的案件为例,一般程序案件按照以下流程同步登陆该系统进行信息登载和程序审核。
1《立案审批表》2《调查询问通知书》3《调查询问笔录》4《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审批》5《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6《抽样取证凭证》7《鉴定书》8《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9《案件移送单》10《集体讨论笔录》11《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2《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13《陈述申辩情况审核表》14《听证通知书》15《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16《听证笔录》17《听证意见书》18《行政处罚决定书》19《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20《财务返还清单》21《其他文书》22《结案报告》(1、8、11、13、18、22为必填项)。
其中,《立案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陈述申辩情况审核表》、《行政处罚决定书》、《结案报告》等文书需经以下四级审核程序,办案人提交承办部门负责人意见法制部门负责人意见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意见。(审核人拥有各自权限)
3 现有业务流程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从上述流程可以看出,政务业务和运行结构滞后于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的要求。导致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3.1 传统流程的机械照搬
误认为电子政务就是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物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不需要对传统的组织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造和业务流程的再造重组。
从上述流程过程可以看出,从“立案审批”开始,直至案件办理结束“结案报告”共经历22个程序,这与之前的手工办案流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体现出信息需求引导的组织结构重构,没有提高办案的效率。
3.2 电子政务就是计算机化的政务
误认为电子政府就是工业时代传统政府在数字世界的映射。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电子政务系统工程实践都证明,在这样指导思想下做出的结果只能形成一个个计算机化了的政府业务流的信息孤岛,不可能达到无缝集成和信息共享的目标。
可见,解决问题的核心因素是,电子政务业务流程重组同时并行,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和程序去完成原有的业务功能,同时注意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和应用与政府业务和运行流程在相互调适中持续发展。本文建议使用知识管理再造流程。
4 电子政务工作流程再造的建议
4.1 引进政府知识管理理论研究
电子政务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信息系统,不仅需要技术支持,也需要管理理论指导。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管理理论也需与时俱进。知识管理作为目前最为有效的管理理念,在政府领域中的应用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政府知识管理理论是当务之急。
4.2 注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资源的挖掘、开发、转化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调动相关人员积极性、合理配置知识载体,以致知识资源流失、搁置或浪费,势必影响电子政务工作效率、政府形象及国家竞争力。因此,开展统一规划、合理开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资源的研究势在必行。
4.3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及法制规范,强化公共服务意识
长期以来,电子政务信息与服务覆盖面制约了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为响应十二五期间政府关于聚焦民生、强化公共服务的号召,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法制规范及配套公共设施以提高电子政务的“硬件”保障,另一方面,应通过知识管理的有效配合来促进电子政务“软件”的发展,强化服务意识、合理设计与执行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建设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4.4 文化部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应用流程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应用流程基于电子政务业务流程, 又与网络系统平台以及信息共享机制并行。我们可以再造一个参考性的统一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应用流程:办案信息需求(拉动)――网上信息查询、共享――(知识挖掘、知识转换)――问题解决――满足信息需要。
当完成文化部交办案件时,通过案件的办理,不局限于一次案件的经验积累交流与汇总,还应由办案人员与督办人员利用自身长期办案所积累的经验(隐性知识)进行交流并深入挖掘案件共性,进行“知识挖掘、知识转换”形成以案促建,以案促改。当办理的是非文化部交办案件时,括号里面的部分可以忽略。尽管如此,随着新问题和任务的来临,用户必然会产生新的信息需求,从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信息生命历程。因此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应用流程是闭合而又开放的流程,意味着永无休止的循环上升。
5 结论
本文通过介绍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办案流程,从该实体组织的角度探讨了现有业务流程的传统视角,将知识管理思想融入到电子政务流程过程中,结合知识管理理论和业务流程再造理论,提出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的建议,并最终得出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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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城市管理概念的辨析,界定了城市管理水平的内涵,建立了涵盖城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空间管理、基础设施管理、文化管理7个子系统组成的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只对中国包括35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9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在内的44个城市的管理水平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行政管理水平有显著相关关系。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与包括总体管理水平、经济管理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管理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别。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管理水平最高;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管理水平超过东部部分城市;西部地区城市管理水平整体较低,东北地区城市管理水平位居中游。
关键词: 重点城市;管理水平;评价;行政管理
一、城市管理水平的内涵
城市管理的定义很多,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有不同的理解:一是对城市的政治体制、规划建设、运行等全方位的管理;二是对应城市政府的行政职能,涵盖除政治体制之外的,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各方面事务的管理;三是指市政管理,属于城市环境管理和基础设施管理的范畴,包括政府部门对城市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等方面的规划和建设的控制、指导。
本文所说的城市管理大体上是在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与公民、第三方机构、企业组织等构成的多元主体一起,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对城市发展的全过程(规划、建设、运行)进行的综合管理,既包括对经济、社会、环境、空间、基础设施、文化等城市职能的管理,也包括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企业等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本文中的城市管理水平,是指城市的政府与公民、第三方机构、企业组织等构成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能力,及在促进城市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公共福利等城市管理内容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城市管理与城市发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对概念。首先,二者涵盖的范畴和出发点不同,无法相互替代。城市管理强调的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过程(张波、刘江涛,2007),是从城市的规章制度、运行机制、文化观念出发,通过维护城市秩序,协调各种要素,对城市经济进行的引导,对社会公平、文化发展、环境建设等提供的支持。城市发展则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常常与城市增长表达类似的含义,是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所达到的结果。其次,二者相互推动,互为基础。一方面,城市管理是实现城市发展的必要手段。只有建立了好的城市管理机制并高效地运行,才能实现城市的最终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是城市管理得到提高的根本保证。只有城市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足够的积累,从而投入更多的资源,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
城市管理是一个过程,强调城市各领域的动态变化,这决定了城市管理水平精确测度是十分困难的。在评价的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通过对相应方面所投入的要素和产出的结果来进行估计。已有的研究中,牛文元等(2004)认为城市管理能力可以从城市的效率水平、城市的经营水平和城市的带动水平三个方面综合反映。邹凯等(2011)侧重于通过测算公众的满意度这样的主观指标来分析城市管理状况。翟国涛、刘苗苗(2013)综合城市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得出城市管理效能。杨东奇、李一军(2006)在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城市管理绩效进行初步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数据包络方法进行二次相对评价。这些评价方法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着眼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评价城市管理在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发展水平,因而希望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这一评价探讨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哪些领域的哪些方面需要完善;在东中西部等各区域城市管理水平呈现怎样的状况,驱动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从而为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些思路。为此,我们的指标体系需要综合考虑、严格筛选那些最具解释力的指标,为最终分析城市管理现状的成因和发展趋势提供便利。
二、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某个单项指标发展的好坏并不意味着城市整体管理水平高低;因而,只能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城市管理水平主要表现在针对城市管理所投入的要素、产出的结果等方面,可以用一系列的结构和比率指标进行估计和表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参见表1):
城市行政管理,本文中主要指对管理城市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的管理,管理的目标是确保这些主体彼此协同合作,高效率地推动城市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要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把非纯公共物品生产的具体职能让渡给企业和半行政的机构去做,极力敦促政府充分培养和利用中介组织,让中介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协调和微观管理的职能,把公共管理放在全社会动员的层面上,使参与公共管理的对象扩大到公众、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上。因而,作为城市管理水平指数的二级指标,城市行政管理水平的高低往往与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有重要关系。由于我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往往有较多的联系,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将城市行政管理水平分为两个三级指标,即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运营与企业社会责任两个指数。其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运营状况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逆指标)来体现。这一指标越高,一般意味着有更少比例的经费投入到科研、教育、社会保障等城市管理事务方面,因而将其作为逆指标。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特别是一些公益事业,是未来的重要趋势。然而,已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很少与城市联系起来。这里我们假定城市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排名高的企业数量越多,则这个城市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越高,对于城市管理有更多积极的参与。我们根据钟宏武等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2010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排名进行了相应计算,得到了各城市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再将政府和社会组织运营指数与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合成城市行政管理指数。
城市经济管理,包括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规模,以及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好相关服务等内容。一般而言,引导产业高级化,改善居民生活,以及汲取财政资源,这三方面构成了城市经济管理下的第三级指标。在第四级指标中,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从低端向高端,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产业高级化程度以及吸引外资状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是积极吸引外资,推动产业发展,因而这里将其作为测度城市产业引导能力的指标。两个方面。我们选取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表征产业实现的高级化程度,人均外商直接投资来表征城市吸收外资状况。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是城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促进居民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生活质量)两方面。我们分别选取了城镇登记失业率(逆指标)和恩格尔系数(逆指标)来加以表征。财政管理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这里用人均财政收入表征城市财政汲取能力。
城市社会管理是指为解决城市中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避免产生社会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解决措施,包括为困难群众提供住房、医疗、收入等基本生活保障等。这里从城市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出发,用住房保障、医疗条件和社会保障三个三级指标来刻画城市社会管理。其中,城镇化率用非农人口比重表征;住房保障表现在全社会人均住房的数量和政府对于困难群众的住房配置两方面,我们分别选取了人均全社会住宅投资额和经济适用房的覆盖率采用经济适用房年销售面积与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之比。表征这两个方面。医疗保障一般是指参加医疗保险人口比率等指标,一定程度上,它是更能体现城市社会管理水平的指标。限于数据来源,我们改用医疗条件指数,即采用每万人医生数和每万人床位数合成来表征城市医疗管理水平。与医疗保障相比较,它更侧重于表现城市的医疗的床位、医生等“硬件”资源。社会保障一般用参加社会保险人口覆盖率表征,这里一方面考虑到数据来源,另一方面,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题,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用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表征城市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城市环境管理的对象包括影响城市人类活动的各种自然和人工环境,它们不仅为城市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区域和附着于其上的空气、水、植被等自然要素,还通过对城市环境卫生以及各种废弃物的治理,为城市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城市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植被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国统计资料里对于前两者的统计不够全面,因而在三级指标中,我们主要分析城市绿化状况来表征城市自然环境的管理,在第四级指标中,从人均状况和地均状况两方面分别选用人均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合成表征城市绿化指数。城市人工环境的管理,包括对城市中各种废弃物和市容卫生的治理,从数据出发,我们选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三个指标合成“三废”处理率指标来加以表征。另外,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工环境的治理,都依赖于政府对环境的投资,因而我们还选用第三个三级指标:环境治理投资强度,它主要由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和人均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两方面的四级指标合成。
城市空间管理,其目的是通过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引导产业和人口布局,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城市合理控制发展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人口多,土地资源稀缺,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更为适宜。2010年全国重点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仅为1663人/平方公里。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2011年纽约的人口密度为10437人/平方公里,东京为6000人/平方公里。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是石家庄市,为5348人/平方公里。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密度严重偏低,土地浪费现象严重。我国当前“土地财政”的局面下,各地城市普遍面临着土地过度开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因而土地利用效率是刻画城市空间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三级指标。我们从人口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和地均GDP三个四级指标合成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数。此外,城市空间管理水平的另一表现是对城市增长的控制。土地利用效率往往是城市长期积累所达到的效果,与之比较,城市增长效率指数则重在刻画城市空间管理的近期状况,我们设计了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百分比减去人口增长百分比的差额(逆指标)、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百分比减去GDP增长百分比的差额(逆指标)来表征城市增长的控制状况,主张土地面积的增长需要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增长相适应。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是指对以保障城市安全高效运行为目的而规划建设的各种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的管理,具体包括对道路交通设施、水电气供应设施、邮电通信设施、排水设施等的管理。这里采用各类基础设施的人均拥有量反映各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测度的全面性要求,我们选取了包括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人均家庭燃气用量合成生活供应设施指数(由于人均用水和人均用电存在强相关关系,这里仅选取了其中一项);人均道路面积、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合成道路交通设施指数;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万人移动电话数合成邮电通信设施指数来综合体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水平。
城市文化管理,指城市政府及文化领域的其他主体依据国家和所属城市的方针、法律、法规,对城市公共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的规划、组织、调控和监督。城市文化管理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既与城市的文化设施、教育资源有关,也与城市中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素质和数量有关。从可以度量的指标出发,城市文化管理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度量,包括文化设施、文化就业和教育状况。其中,文化设施由每百人剧场、影院数表征;文化就业由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表征;教育状况由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征。
表1 城市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三、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评价方法为综合评分法和因子分析法相结合。首先通过专家打分,集成专家的意见,对各项指标进行设定和赋权。同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降维技术,将解释事务的多变量指标转化为几个公因子,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确定指标的权重,实现客观赋权。前者更容易解释各样本城市管理水平高低的成因。后者则更为客观,避免人为主观倾向的影响。在实际评价中,我们结合了两种方法,通过对评价结果的比较和相互验证,对原始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多次改进(比如因子分析时,原始指标体系不能通过KMO检验,我们删除了一些存在显著相关的指标,避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最终的结果。
我们发现,运用综合评分法测算的城市管理水平的排序与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结果总体上较为接近,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别。将两种计算结果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还是综合评分方法更能反映实际情况;而且,采用综合评分分析法既可以计算出总水平,也可计算出分层或分类的水平,并能直接显示出各个方面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的关系。该方法在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具有科学性的同时又简便易行。
(一)评价样本的选择
牛文元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曾经对全国50个重要城市进行评价。本文借鉴了这一方法,选择其中的35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9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进行评价《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还有2个资源型城市和5个特别选择的城市。本文认为这些城市的样本太少,很难反映某种城市类型的状况,根据有限的资料,选择只评价35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和9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的管理水平。另外,拉萨市因缺少相关数据,没有纳入评价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二)权重的确定
假定一级指标权重为100%,二级指标是城市管理的不同方面,对城市管理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位同等重要,因而选择平均赋权。城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空间管理、基础设施管理和文化管理每项权重约为144%,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基于专家打分的层次分析法进行确定,并经过一致性检验。最后,各级指标的权重相乘,则得到四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见表1)。
(三)测算方法
首先对四级指标的各项得分进行极差标准化,之后,按照四级指标逐层加权合成即可得到城市管理水平指数。其中,相关指标可以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两类,所谓正指标是指假定直接评价的指标(四级指标)与最终评价目标(一级指标)呈现正向线性关系。对于这类指标采用正线性相关变换:
Yi=(Xi-minXi)/(maxXi-minXi)
所谓逆指标是指假定直接评价的指标(四级指标)与最终评价目标(一级指标)呈现负向线性关系。对于这类指标采用正线性相关变换:
Yi=(maxXi-Xi)/(maxXi-minXi)
其中Yi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Xi为四级指标的原始值,即某城市i指标的评价结果。maxXi为该城市i指标的最大样本值,minXi为该城市i指标的最小样本值。
(四)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能查找到的资料,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数据为2010年数据)和各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出版)的2010年的数据。个别城市的某些数据缺失,采用类似数据或相邻年份数据进行估计。比如,广州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无市辖区数据,用全区数据代替。珠海市无家庭煤气用量相关数据,用液化石油气用量和液化气使用人口数据折算替代。长春、昆明、北海缺失2010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一般预算支出合计数据,采用2007、2008、2009年数据回归估算。经济适用房屋销售面积,长春、昆明、深圳、烟台、汕头、湛江、珠海、北海采用多年数据回归估算。
四、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一)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整体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趋势,我们尝试做了一些相关的回归分析。当我们将城市管理水平设置为被解释变量Y,将经济总量(GDP)、人均GDP、人口规模、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时,其结果显示经济总量(GDP)和人口规模被剔除,其余变量可以拟合为以下模型(通过了t检验、共线性诊断等):
Y=19.866+17.492D+16.692E+0.39F
其中,D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E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F为人均GDP。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规模没有相关关系,与城市的行政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我们容易有以下结论:
1.城市管理水平与行政管理水平正相关
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行政管理水平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双边检验)线性相关。这表明城市管理主体自身的组织建设、协同能力是城市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成因。特别是城市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与城市管理水平高度相关采用行政管理的三个指标可以对城市管理水平进行多元回归,结果显示符合线性关系假设,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远高于其他两个指标。回归方程为:Y=19.932+22.752X1+13.797X2+10.54X3其中Y为城市管理水平,X1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X2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口比例,X3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表明我国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中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重要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城市应当将推动本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改善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内容来抓。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评价结果里作为逆指标,结果显示标准化之后的该指标与城市管理水平正相关,也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低,城市管理水平越高。这主要是由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低,往往意味着城市在科学、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率可能越高。因而,一定意义上说,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城市实际事务的建设和
图1 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行政管理水平的散点图及趋势线管理对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2.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城市管理水平与各市的人均GDP显著相关,意味着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经济收入高,不仅有更多的实力对城市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同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来,可以推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的管理;另外,城市内部的企业、社会组织等往往也发育更为完善,有助于城市行政管理的提高。我们对这些指标的相关分析,符合以上这种预期。
3.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规模无显著相关关系
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经济总量(GDP)呈显著相关关系城市管理水平指数与与经济规模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强相关。,但是与人口规模无显著相关关系,特别是与人均GDP等一起逐步回归时,被剔除出去,因而这种相关关系很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差异造成的。由于本文中所选样本几乎均为大中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大中城市的管理水平与城市规模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与我们通常概念中所认知的大城市各种要素俱全,往往各方面管理水平更高有一定的差别。
4.城市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管理水平、人均GDP等指标差别悬殊
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是城市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强调效率,后者注重公平。我们的测算发现,2010年中国城市的社会管理,特别是住房保障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都没有明显的联系。上海、北京这样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经济管理水平都很高的城市,社会管理水平却接近于平均值;相反,昆明、南昌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不高,但是社会管理水平却排在前列。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城市社会管理水平主要取决于各城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制定的相关管理政策,而不是经济基础等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状况。
图2 城市经济管理水平和城市社会管理水平的散点图 (二)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分项特征
作为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本文中的城市管理水平包括七个子系统。尽管我们对评价结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较,然而,这些子系统呈现出的规律性的内容较为有限。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城市的各项管理水平与该城市的自身管理状况关系密切,而不是简单由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发现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分项特征有以下几点:
城市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分值最高;相反,湛江、汕头、北海、南通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城市相关分值较低。
城市社会管理中,沈阳、大连两个东北城市位居前列。这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城市经济衰退后,政府对于社会管理高度重视,对于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医疗条件的建设都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可能有一定关系。相反,重庆、成都、银川等西部城市社会管理水平普遍较低。
城市环境管理、基础设施管理的对象属于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硬件”。深圳、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沿海核心城市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均很突出,这些城市注重城市的“硬环境”如果社会、文化、经济的管理称为软环境的话。建设,舍得投入,同时又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
城市空间管理也与其他指标存在较大的差别,郑州、石家庄等其他领域一般的城市,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密度和城市建设密度,在空间管理方面位居前列。
城市文化管理与其他指标一样,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分值明显高于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没有呈现出其他明显的特征。
(三)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的区域差异
按照《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上的划分,我国可以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即:东部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6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12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3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下面,我们从所建立的城市管理指标体系分析位于四大经济区的城市管理水平差异。
表2 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分项排名前10、20位分布1.东部地区城市管理水平最高,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突出
深圳、北京、上海、石家庄、广州、杭州6个东部城市排在城市管理水平的前10位。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城市管理水平的各个领域都较为出色,特别是行政管理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普遍较高。
2.中部城市管理水平总体与东部相当,但是缺乏一流管理水平城市
武汉、郑州、南昌、合肥四个中部地区的城市排入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前10位,但是没有一个城市排到前5名。由于中部地区计入测评的城市远少于东部,因而可以认为中部城市管理水平总体与东部相当,但是缺乏一流管理水平城市。
中部城市往往在些城市管理的某些方面表现较为突出,比如郑州的空间管理、武汉的社会管理、南昌的社会管理和文化管理都非常出色。这些城市如果能够全面发展,特别是在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有可能达到东部一线城市的管理水平。
3.西部城市管理水平欠佳,缺乏一流管理水平城市
西部共有11个城市进入测评,没有城市进入前10名,呼和浩特、昆明、成都、银川是西部城市中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分别排在第15、16、22和24位。因而,整体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然而,西部城市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呼和浩特的文化管理、成都的环境管理和银川的基础设施管理等排名均很靠前。然而,各城市也往往在不同的方面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昆明的环境管理只排名第31位,呼和浩特的环境管理仅排名37位,成都的社会管理排在43位,这些影响了它们总体排名状况。
4.东北地区城市管理水平位居中游
东北地区计入测评的城市仅有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市,城市管理水平分别排在12、19、20和30位,位居中游。沈阳、大连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是其主要亮点。相反,空间管理和基础设施管理落后是影响其排名的关键。特别是大连,相较于2009年,2010年建成区面积增长了51%,在原本城市人口密度中等的情况下,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明显过快。
5.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差距明显
本文中的城市样本分为两类,分别为:①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②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测算结果显示,前者中排名最靠前的是威海,排名也仅为14位。北海、汕头、南通、连云港四市排名所有44个城市中的最后四位,珠海、烟台、湛江也全部排名在25位之后。可见,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的管理水平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差距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影响了城市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与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相比较,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的行政资源相对缺乏,而城市管理中的很多内容与政府的投入有关,相较于省会和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在这些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试图用多指标综合评分方法对中国城市的管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评价过程中,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对打分方法进行佐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评价体系的各二级指标之间有些情况下可能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以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为例,两者都涉及到了财政分配,但是财政向一方倾斜势必会损害另一方,一方的优势也就代表另一方的劣势。为了得到总体的管理水平,我们不得不对各指标之间进行赋权,然而,权重的确定无法完全避免主观倾向的影响。因而,综合评价的结果,正如其他多指标综合评价一样,仅具有有限的参考价值。一定程度上,各城市二级指标所反映的在特定领域的管理水平更具有实际意义。
由于人性中对确定性的渴望,政府、媒体以及大众普遍喜欢综合性的全面的评价体系,需要给出某个城市以特定的量化分值,从而评定出该城市在整个中国城市体系中的位置。本文的评价也是基本顺应了这一要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本文的七个二级指标的测算结果来看,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特色。虽然有些城市总分比较低,但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呼和浩特的文化管理,南昌、兰州的社会管理等。
因此,对于城市而言,相较于关注城市管理总体水平的分值,更应该关注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存在的具体的优势和差异。我们的指标体系和评价结果力图表明,城市管理中,既要强调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的特色;也要注重协调发展,弥补城市管理中的短板。特别是,资金和人力不能以投入经济管理为缘由而牺牲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的发展。一个有地区特色并且协调发展的城市才理所当然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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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Management Levels of Chinese Key Cities
Zhao Jimin and Yang Bo
(Institute of Urban Studies,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