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的民俗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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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关键词：客家；岁时节日；饮食民俗

客家地区的岁时节日很多，有诸如立春、惊蛰、食新节、立秋、尝芋节、牛生日等农事类节日；有社日、米谷神生日、清明节、沐佛日、六月六、观音升天日、七夕、中元节、冬至等祭祀类节日；有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喜庆团圆类节日；有天穿日、端午节、立夏、重阳节、腊八节等驱邪祛病类的节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岁时节日体系。客家人的节日活动内容丰富，饮食活动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围绕着各个节日展开的饮食风俗成为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考各种文献的基础上撰成此文，试图对客家传统的岁时节日饮食民俗的形成及其特色予以阐述。

一、传统岁时节日饮食民俗的形成

客家传统饮食民俗的生成受到了客家族群聚居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同时，客家族群形成、发展的历史及民间的俗信心理也直接影响了客家传统岁时节日饮食民俗文化的形成。

(一)自然地理条件

赣闽粤三角地带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内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地面积小，且中小水系发达，因此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这种地理条件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决定了本区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粮食生产格局，并奠定了以稻米为中心的稻作文化和饮食民俗基础。水稻的广泛种植，催生了客家地区许多以大米为主的风味食品，如粉干、烫皮、粉皮、冻米糖、雪片糕、糍粑、年糕、黄粘米果等。无论是招待亲友，匿是祭祀祖先和鬼神，这些食物都必是必备的，它们充当了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生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当地客家民众提供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山珍、河鲜、蔬果野菜及畜禽。因此，客家人节日食物的原料也大都是就地取材，根据季节的变换，适时地出现在客家人的餐桌上。

(二)历史人文因素

1.文化传承因素

首先，在分析客家饮食民俗文化时，不能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在思想文化方面，南下的客家先民带入赣闽粤边区的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代表的中原主流文化精神，重道义、守礼节、好学问、讲伦理，是客家民系孕育和形成的主导精神。整个客家地区因受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一种尚仁礼、慕理义、敦厚好客的社会风习，这在客家人的年节饮食礼仪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宴席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行各种酒令的内容和方法等，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另外，客家许多传统岁时饮食民俗如过小年这天要用甜食祭灶王爷、端午食粽、重阳饮酒等习俗与中原地区传统一脉相承。中国传统医学对客家传统饮食保健习俗也影响深远。《黄帝内经》明确地指出了饮食对于人体的作用：“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气于脉。”同时还提出了“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和“谷肉果类，食养尽之”的理论，把以饮食来疗疾和调养身体相结合。客家地区在开发初期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劣，人们稍不注意，很容易生病，加之当时地处偏远，又缺医少药，因此，这些重视饮食，以食代药，在特定的时候用以食进补的方式来调养身体的思想常常反映在客家节日食俗中。如《赤溪县志・舆地上・风俗》载：“立春日，啖生菜，饮春酒，以迎生气。”；道光《英德县志・舆地下・风俗》卷四：“夏至，砾狗御蛊毒，又谓之解疟。”端午节，以各种草药熬水沐浴，谓之可祛百病，并服用菖蒲酒、雄黄酒驱邪避蛇虫等等这些节日饮食习俗即是客家人在中国传统医学思想指导下，逐渐摸索出适合当地实情的以食防病、以食保健的经验。

其次，由于迁入地与原居地的自然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大相径庭，为了能迅速地融入迁入地的生活，客家先民对当地土著民俗的接受、吸纳也就顺理成章。例如，十月初一“牛生日”是客家人为答谢辛勤劳作的耕牛而设立的节日，这一天，牛不穿绳，谓之“放闲”。客家人还会给牛角上挂粉食或糍粑，喂以精制饲料，让牛休息一天，过一个象样的生日。这种风俗在北方地区是没有的，应是南下客家人来到居住地以后受到原住民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节日风俗。正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曾说：“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要想不与他们互相混化，亦事势所不许。”0客家族群聚居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周边还有湘赣文化、岭南文化、及福佬文化等多个地域文化，与客家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乃至相互渗透，因此，客家岁时节目饮食民俗的生成必定要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

2.俗信心理因素

客家岁时节日食俗的生成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承等因素起了主导作用，族群的俗信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正月初七日据说是人的生日，称“人日”。道光《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卷十一载：“人日，以七种生菜为羹，相互饷遗。”这天，客家妇女会早早起床，到园子里采摘芹菜、芜荽、芥菜、葱、蒜、韭菜，和以鱼丸煮羹汤，人们希望吃了七种羹后，勤劳工作(芹菜)，会划善算(蒜)，聪明敏捷(葱)，年年有余(鱼)，团团圆圆(丸)。如果谁家没有准备七样菜，这家的妇女就会被人指着脊背讥笑为“懒尸嫡，菜园里摘不出七样菜”。这种由俗众心理而产生的岁时节日食俗在客家地区还有很多，如中秋节到邻居家菜园里采摘青菜，谓之“偷青”。被偷的人家不但不会生气，反而非常高兴。大家相信，“偷青”这件事对偷青的人家和被偷的人家都有好处，能人丁兴旺。

二、客家传统岁时节日饮食民俗的特征

绵延数百年的客家传统岁时节日饮食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然有其鲜明显著、独具一格的特征。应当说，这些特征，既是其自身长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日渐完善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最终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重要标志。

(一)多种文化叠合

客家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客家族群独特的发展历史造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客家传统岁时节日饮食民俗时不难发现它的这种多种文化叠合的特征，它既大量地保留了诸如社日酬神分食社饭、清明节吃冷食等中原古老的传统民俗，又审时度势地对赣闽粤边区的原土著文化和周边文化进行吸纳，融合。正是客家民众这种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消化吸收的开放心态，使客家传统岁时饮食民俗文化显现出多种文化叠合的特征。

(二)与信仰生活结合紧密

客家地区的民间信仰氛围非常浓厚，而且根深蒂固。从一系列的岁时节庆饮食习俗中我们可以一窥端倪。在客家人的传统观念中，自然界的万物皆有其灵魂，无所不在，因此对各路神灵和祖先都需要小心供奉。一年中的大大小小的节日都是对举行祭祀 的好时机，因此，在节日中准备一份象样的食物来祭祀是必不可少的。客家人认为食用用于祭祀过的食物是能受到神的眷顾的，因此被用于祭祀后的食物会给家中成员分食以保全家的平安健康。

节日中客家人的无论是餐桌上食物还是与饮食有关的活动都比平日里丰富许多，但有些禁忌还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就会触了霉头。如大年初一，许多客家人都忌吃荤，认为这样作可“以通神明”，这一天也不能进入菜园摘菜；正月初五是“五谷神”生日，客家人在这一天忌煮食生米，只能在头天晚上煮好夹生饭，第二天早晨再蒸熟，这样才能“五谷丰登”；立秋这日忌采食园中蔬菜，谓之“歇秋”，“不歇息触秋则无收也”。

在客家人的观念中，某些特定的时间的食物还有着可以预知凶吉的功能。如立春日，农人会将五谷(瓜、麻、豆、麦、谷)布撒于田间，然后观察种子撒得均匀与否，以此来占卜当年收成的丰歉。

(三)蕴含大量的仪式和丰富的象征

客家人的岁时节庆饮食民俗中蕴含着大量的仪式和非常丰富的象征意蕴。客家地区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要靠天吃饭，对自然气候的依赖性很大，风调雨顺是农作物顺利生长发育并获取丰收的重要保障，而水旱灾害、冰雹灾害等则会导致农作物歉收。因此，人们往往要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食物和饮食仪式来表达期待农作物获得丰收的良好愿望。旧时的立春日的开耕仪式，不但农人们重视，连州、府、县的各级官员在这一天也要郑重其事地行参与其中，用牲果酒等祭品以一套复杂的仪式礼祭“芒神”，以此把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理意愿表达出来。其它岁时节日中，民俗仪式与象征亦比比皆是，如赣南客家民间有“炒惊蛰”一俗。惊蛰日，人们会将花生、豆子、大米等放入锅中翻炒，并在口中念道：“炒炒炒，炒去黄蚁爪：春春舂，舂死黄蚁公。”人们相信这样能防治谷物的虫害，因此这一天又有“炒虫节”之称。客家人在正月初七人日食“七样菜”以讨吉利；正月二十天穿日吃糖米糍补天的漏洞；八月中秋“剥芋皮”，恶鬼就无法危害人间，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日食俗中包含着大量的或繁或简的仪式和意义各异的文化象征意蕴。

第2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一、麻阳苗族民俗文化的起源

麻阳民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人们时时刻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在求生存的狩猎与征战需要下，在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中，便产生了民俗文化的雏形。有历史见证，古代的图腾文化、盘瓠文化、是麻阳民俗文化的重要佐证，所谓“图腾”本意为“他的家族”，在辞海中批注为:原始部落以动物或植物作为种族血统的标志并将之绘成图案，当成祖先来崇拜，这种当成崇拜对象或符合者，即是“图腾”。它是人们用原始的图文形式开始对“福”、“禄”、“寿”的追求，史书记载，它主要是源于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古麻阳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乡土习性。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便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譬如，“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山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车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等等，这些传说与神话都说明了古麻阳人对吉祥富贵的向往和追求。到中古时期，以吉祥富贵为主题内容的节日和吉祥物等也开始以文字形式记载。譬如，在麻阳上山区称为“过时节”，在下山区称为“过月半”，就是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祈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这个风俗现在依然盛行。到了现代，麻阳人过大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大门前贴上倒“福”字画，表示“福到了”。“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在麻阳苗乡的石门柱上，路边、河边的耀眼处都可以看见雕有“福”、“寿”等石刻，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富贵的祈盼、追求。近二十年来，麻阳民俗文化的形式，人民开始对其深入研究、整理和开发，其中，“傩文化”、“盘瓠文化”等一些乡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媒体、在民间作为热点被推介和传播。

二、麻阳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麻阳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秦朝时期就已属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地。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置麻阳戍，唐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阳县属辰州。其后虽几经变易，但麻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386年历史。麻阳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神奇独特、古朴神秘，它集对神的敬仰和对福的祈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于一身，是麻阳民俗文化的精髓。

在麻阳，“节”文化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过节，在上三区称为“过时节”，在下三区称为“过月半”，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企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概括起来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的“吃社”、五月十五的“盘瓠龙舟节”、七月十五的“鬼节”、六月第二个卯日的“吃新节”、十月初二的“过苗年”等等。转贴于

丰富的节日活动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虽然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有的含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站在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的角度来看，无不体现了麻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祈祷健康长寿、怀念先人的优良传统。

正月跳灯。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出行时，2人先行开路，1人举姓氏灯，灯上书写堂号:张姓“清河堂”、滕姓“南阳堂”、黄姓“江夏堂”、刘姓“彭城堂”、田姓“雁门堂”或“紫荆堂”、陈姓“颖川堂”、谭姓“弘农堂”，李姓“陇西堂”等。1人下贴，通知村寨，灯班即至。灯班进寨，神灯放下，谓之扎营。诸灯聚汇村寨院落或豪富人家，谓之打栾。打栾之初，演唱“二十八宿”，即比喻前朝古人为星宿，群星聚会，吉星高照。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正月十五日，路灯活动停止。即日，杀猪宰羊敬神灯，烧掉神灯和花灯，宣告一年一度新春跳灯活动结束。

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

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

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三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差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历史变迁。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民俗文化的熏陶，麻阳苗族人们形成了古朴厚道、勤劳善良、思想淳朴的性格，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全社会形成了追求幸福美满和富贵吉祥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谁不按照追求幸福美满好风俗就会受到村民的鄙视和谴责，会被当作没有“家教”，不孝敬长辈的例子教育幼辈。这样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其乐融融，形成了独特的“锦江民俗现象”。

三、麻阳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大文化的分支，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俗文化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和归宿。

在湘西南麻阳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麻阳民俗文化，与其他民俗文化相比较，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麻阳民俗文化形成的追求幸福、美满的鲜明主题，是对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

麻阳人民古朴简单。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麻阳人们依山傍水而居，伐木建房，以茅草盖之，采野菜而食，捕野畜以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花草相伴，与鸟兽为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着天地之间的灵气。他们过着古朴简单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杂念牵挂，平平淡淡，宽宏温和，正应了“气之温和者寿”、“量之宽宏者寿”的真理。

麻阳人民思想淳朴。孔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麻阳人民淳朴的思想里贯穿着“和”的社会理念，“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气生财”，这些都是注重人际关系融洽的表现。淳朴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福音，家庭和睦，邻里和睦，亲朋和睦，产生了淳朴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转贴于

麻阳人民勤劳善良。“质之善良者寿”。麻阳人民十分勤劳，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拥有了健康的基础。他们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改变生活质量。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为幸福、健康、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四、麻阳民俗文化理念的提升与发扬光大

独树一帜的麻阳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近年来，麻阳县委、县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弘扬民俗文化，发展县域经济为己任，提出了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战略决策，必将进一步丰富麻阳民俗文化的内涵，将麻阳民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麻阳苗乡37.3万苗族同胞之福。

追求幸福、健康、和谐、美满是湘西南麻阳苗族人们美好的夙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麻阳人民追求生活富裕、社会和谐和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麻阳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符合麻阳人们的根本利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使民俗文化理念得到提升。

麻阳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态资源，有很多潜力等待我们去利用与开发。这里有被誉为中国冰糖橙之乡、还有曾被列为贡品的小籽花生和苞茅酒，有益寿延年的松花养身酒和雄山长寿矿泉水等特产，经过近年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这些无公害农产品资源越来越丰富，不但满足了麻阳人们生活的需要，还有大量的储备等待外销。

第3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关键词：春节文化；传统节日；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20-03

一、20世纪初至80年代以前的研究

中国民俗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五四”时期，对节日民俗的探索也始于此。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主要做的是对节日民俗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就相关研究成果来说，不得不提两本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1923）与娄子匡《新年风俗志》（1935）。《中华全国风俗志》是胡朴安在二十年代初编成的一部有广泛用途的全国风俗百科全书，书中对各地方志和古今笔记、刊物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其中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过节习俗。就节日民俗总体研究来看，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人们开始尝试运用新方法、扩大新视角来挖掘节日民俗中的文化内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双百”方针号召下，各种传统文化艺术重新受到重视。节日文化研究，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兴起一样，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罗启荣、阳仁煊，较早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的学者，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年节》[1]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民族节日按季节进行分类为“孟春节日”、“仲春节日”、“季春节日”、“孟夏节日”、“仲夏节日”、“季夏节日”、“孟秋节日”、“仲秋节日”、“季秋节日”、“孟冬节日”、“宗教节日”。

韩养民、郭兴文1987年共同编写的《中国古代节日风俗》[2]，系统地介绍了除夕、元旦、元宵等传统节日萌芽、定型、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以及节日相关各种活动、轶闻趣事、故事传说。书中还提出了不少经得起推敲的创见，如神秘的原始崇拜、鬼神迷信与古代禁忌是节日产生的最早渊源；先秦是节日风俗的起源萌芽阶段，汉代是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这一点获得后来的学者的普遍认同。[3]

陈久金、卢莲蓉1989年联合出版了《中国节庆及其起源》[4]，是较早介绍中国节日文化的书之一。书分十一章，重点写了20余个节日，介绍了这些古代传统节日活动的内容、发展历史，重点研究和探讨了这些节日的起源。

八十年代是中国节日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从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看，有以下特点：第一，政治意味突出，学术意义不明显。初期的研究，多是政府号召下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编写的一些综合性知识读物。第二，以节日民俗的整体研究、汉族节日研究为主，单一节日研究、少数民族节日很少。就春节文化研究而言，专题性研究成果几乎还没有。第三，多数均是利用部分文献记载、或田野调查搜集到的民间传说故事、汇编而成的青少年读本，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研究性不强。

三、20世纪90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兴起的“文化热”方兴未艾。九十年代的节日文化研究，逐渐回到“学术意义”的位置，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重心集中在节日文化的整体研究上，节日文化一般理论研究架构在这个时期建立、成熟起来。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范勇、张建世继承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对于节日文化理论关注的学风，1990年在龙文化大系列丛书《中国年节文化》[5]一书中对节日的类型、起源、变迁、传播、传说、内容、社会功能及心理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

宋兆麟、李露露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包括春节、立春、元宵节的20个古代节日。他们认为节日起源于多种历史原因；节日的发展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远古时期）、发展期（秦汉）、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丰满期（宋元明清），并具有几点规律：节日的发展由不定型到定型，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大起大落，而是比较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节日的形成是长期的，在发展中有变异，在传承中有发展；农业文明的连续性和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使中国传统节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6]这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为后来学者们关于“如何确定节日”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7]

关于节日的特征与功能，也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杨景震1998年《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8]，将节日风俗的特征归纳为特征：礼仪性、理想性、时代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群众性、地方性。关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宜初在《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认为，节日大约有下面几个特征：节日的文娱性（休假性）与劳动性、节日习俗具有最大的复合性、民族节日的簇新性与守旧性、传统节日的宗教性与新节日的非宗教性、节日的全民性与阶级性、节日的独特性。[9]金毅1992年在其论文《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10]中归纳出民族节日九大功能：民族凝聚功能、人际调节功能、心理制衡功能、生产导向功能、文娱体育功能、教育宣传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传播功能、商品纽带功能，他还分别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二）春节文化研究的状况

这个时段春节文化研究基本上延续八十年代的研究路术，将春节置于节日总体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背景下作为节日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开的。

提到方法论，不得不提1998年简涛用德文写成《立春风俗考》[11]，他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功能主义理论方法对立春礼俗进行探究，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秀范例，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个时代对春节文化的研究，除了对春节习俗事象的资料展示外，关于春节起源的研究上三种较流行的代表性观点已经形成。

1.腊（蜡）祭说

“腊祭”据说原是神农氏时代“索鬼神而祭祀”、“合聚万物而索事之”的年终祭祀习俗，主要内容是感谢百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伴随着人们为祈求驱疫禳灾而举行的祭祀活动。范玉梅在《中国的民间节日》中说“春节，大抵是从原始公社时代的‘腊祭’演变而来的。腊祭期间，人们聚饮会替，歌舞戏耍，尽情欢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春节习俗。”[12]王景琳、徐匋《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春节”条：“关于春节的由来，或说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腊即歳终祭众神之名，因而春节乃是由一年农事毕后为报答深的恩赐而来。”[13]段宝林《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也认可上述源于上古蜡祭的观点。[14]

2.巫术仪式说

王娟1995年在中国文化讲座丛书发表了《中国的春节》，笔者从春节仪式活动内容角度来探，认为“春节应该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是古代人原始信仰之一——巫术的具体表现。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语言和表演等来驱赶或避开邪恶，并得到平安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逐渐失去了其巫术的内涵而演变成一种庆祝活动。”[15]

3.鬼节说

徐华龙1997年在《春节源于鬼节考》[16]一文中说“古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生产力的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常为冬天的寒潮所侵扰，又为粮食的匮乏所提心吊胆，早春更是青黄不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老人和儿童首先会因饥饿、寒冷及其他各种恶劣的原因而相继死去。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会恐惧，会以为是鬼神的作祟。”

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研究而言，九十年代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领域得到扩展，研究方法也相对多样化。绝大部分论文都是在理论上对节日的起源、分类、特征、内涵、功能、变迁及其原因探析等方面，论文成果尤为显著，理论研究相当成熟。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偏颇，节日文化理论研究充分，对各民族单一节日研究仍然不多，而且多数仅仅流于一般的简要的介绍，挖掘力度不够；其次，可以说，这一阶段对于春节研究仍尚未得到充分地开展，真正专门研究春节的不多，除个别专题研究外，多数还是仅限于八十年代资料汇编状态，或者只是随感式的记述。

三、21世纪以来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21世纪前十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一些学者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将节日文化理论深入到底，另一类学者则另辟新径，着力于个案和专题研究。百节之首的春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快速进入了学界研究的视野，成为一门显学。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杨琳200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17]一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卓越代表，它“为二十一世纪节日文化研究提供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赵东玉论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18]也是比较突出的成果之一。他以独特的文化史和民俗文化视角相结合，围绕“阐发传统节庆文化的类型和特征”“厘定传统节庆文化的要素和影响因素”“分析传统节庆中的男女角色”“探讨传统节庆文化的时代意义”等四个方面展开论题，全书分中华传统节庆文化概论、文化要素论、文化影响因素论等七章，提出了许多新颖扎实的理论观点。

刘魁立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灵魂》[19]一文，指出节日的核心是节日本身所具有的、自传统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才是节日的灵魂所在，该篇论文对于把握春节习俗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非物质文化保护语境下的春节文化研究

1.理论上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春节起源、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社会功能）、变迁等方面。

对春节起源问题的探讨，基本上被九十年代形成的上述三种说法占据。需要补充的是，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中对上述三种说法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由于文献不足，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他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现有文献，做出了推断，“我国早在夏代之前已有‘年’的时间概念是不成问题的，有年自然就有过年的习俗，所以春节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古老的节日。”[20]陈连山基本赞同杨琳的观点。[21]

而关于春节民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春节内涵和原始意义的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出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陈连山2004年发表《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一文，文中对春节习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春节作为最普遍的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甚至超越国界的民俗节日，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民族的认同感。而且，春节是一笔现成的文化则一富，利用它可以更加顺利地进入大众生活，有利于建设新的全民族各阶层共同享有的节日文化。[22]

吴正彪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解读春节习俗的文化内涵，2005年他在《春节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析》中，提出自己看法“春节习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行为，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需要。”因此，“春节作为一种文化，对中华民族而言就有独特性和充分的价值。”[23]

萧放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 “以春节为例，分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价值。”认为“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内化民族的心结，我们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以节日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我们应积极开掘春节的文化资源价值，对这一特殊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和谐社会的建设。”[24]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李俊群在其文《论春节的传统意义》中提出“传统春节的核心意义正在于它是维系传统宗法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一种节日仪式，它为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情感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亲情交流的契机和纽带。”[25]刘守华《春节的文化精神》[26]中则用《周易》的一句哲言来概括春节的文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华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27]还有，黄涛等学者也对春节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进行过研究。

有些学者还对春节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巫肇胜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28]一文中首先解析了春节习俗的起源、主要特征，探讨了春节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还对春节衰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考察，总结出：经济发展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城市文化的传播影响传统文化的变革，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传入冲击传统文化的变革，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影响。而覃祥菊《春节习俗的城市变迁及其文化内涵》[29]从政府行为的引导、新型习俗产生、拜年方式多样化、旅游等城市新潮过节方式涌现等因素探索春节习俗在城市的变迁原因。李松洁[30]则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黑龙江地区为个案研究了春节习俗变迁。

2.回顾二十一世纪以来，节日民俗研究的整体面貌，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不只是理论探索上的收获所得，更突出的乃是这近十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单一节日研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21世纪以来，节日民俗文化研究从一个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质的突破，相对于20世纪的研究而言，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个案专题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展，局面一片大好。在非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学者们逐渐转换了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对节日民俗，特别是单一传统节日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成果卓著，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形成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节日民俗研究的研究趋向。春节文化研究在这个驱动力作用下蓬勃发展。

注 释：

[1]罗启荣，欧仁煊.中国年节[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1986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传统节日》。

[2]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87.

[3]高丙中.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现代问题及其解决之道[A]. 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节日文化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3.

[4]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

[5]范勇，张建世.中国年节文化[M]. 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6][7]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M].文物出版社，1991：10，11-13.

[8]杨景震.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1998（3）.

[9]朱宜初.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3）.

[10]金毅.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4）.

[11]简涛.立春风俗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2]范玉梅.中国的民间节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王景琳，徐匋.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14]段宝林.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J].中国文化研究，1996（2）.

[15]王娟.中国的春节[A].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讲座丛书第二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68.

[16]徐华龙.春节源于鬼节考[J].浙江学刊，1997（3）.

[17][20]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8]赵东玉.中国传统节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刘魁立.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灵魂[J].民间文化论坛，2005（3）.

[21]陈连山.春节风俗的历史渊源、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A]节日文化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23.

[22]陈连山.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J].民俗文化论坛，2004（5）.

[23]吴正彪.春节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析[N].中国民族报.2005-3-4（6）.

[24]萧放.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6（2）.

[25]李俊群.论春节的传统意义[J].广西民族研究，2007（1）.

[26]刘守华.春节的文化精神[J].文明，2007（2）.

[27]朱华颖.港客谈春节：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N].新华每日电讯，2008-2-13（4）.

[28]巫肇胜.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8）.

[29]覃祥菊.春节习俗的城市变迁及其文化内涵[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8（6）.

[30]李松洁.春节习俗变迁的社会学解释——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黑龙江地区为例[J].中国民族，2008（2）.

第4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节气在古代的时候又称为岁首。立春一到，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白昼长了，太阳暖了，气温增高了，日照延长了，降雨也开始了。以下是和大家分享的资料，提供参考，对你有所帮助，欢迎你的阅读。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风俗及传说故事一

1、迎春

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事先必须做好准备，进行预演，俗称演春。然后，才能正式迎春，目的是把春天和句(gōu)芒神接回来。

2、祭祀祖先

在许多地区，立春要祭祀祖先。如广东《新安县志》载：“民间以是日有事于祖祠。”立春时供奉祖先的食品也较特殊。河南《汝阳县志》载：“设春宴，啖春饼，荐卜、梨。”

3、咬春

立春时还有自己的食品，主要是春饼、萝卜、五辛盘(用葱、蒜、椒、姜、芥五种辛辣食物调和而成)等，在南方则流行吃春卷。

4、踏春

立春后，人们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喜欢外出游春，俗称出城探春、踏春，这也是春游的主要形式。

5、戴春鸡

戴春鸡是陕西铜川一带人民的古老风俗。每年立春日，母亲用布制作一个约3厘米长的公鸡，缝在小孩帽子的顶端，表示祝愿“春吉(鸡)”立春日，妇女用线穿豆挂于牛角，或用麻豆撤在牛的身上，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幼儿免患麻疹。前者称为“禳儿疹”，后者称为“散疹”。

6、佩燕子

佩燕子是长安、关中一带人民的古俗。每年立春日，人们喜欢在胸前佩戴用彩绸剪成的“燕子”，这种风俗起自唐代，现在仍然在农村中流行。因为燕子是报春的使者，也是幸福吉利的象征。所以许多富有人家，都在自己厅房正中或房檐下，修建燕子窝，只要你能在庭房檩条下或房檐的墙壁上，搭上一小页垫板，上写“春燕来朝”四字，燕子就可自己建筑起窝来。燕子是候鸟，春天飞到北方，秋天飞到南方。“不吃你家谷子，不吃你家糜子，只在你家抱一窝儿子。”所以向阳人家都喜欢在自己院落房舍里，招惹燕子繁殖生息。每年立春这天，人们都喜欢佩戴“燕子”，特别是小孩，父母早就给他(她)们准备好了，他们戴在胸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兴高采烈，雀跃有余。

7、吊春穗

吊春穗是一种传统的习俗，流传在陕西澄城一带。每年立春日，妇女用各色布绺编成布穗，或用彩色线缠成各种形态的“麦穗”。然后吊在小孩或青年人的身上，也可挂在牲口如驴、马、牛的身上，藉以祝福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

单贴在墙壁上，用来镇压驱杀毒蝎。如写：“谷雨三月中，天师到门庭。手执七星剑，斩杀蝎子精。”白水县人民于谷雨节也有类似的活动，如在黄表上写：“谷雨日，谷雨晨，奉请谷雨大将军。茶三盏，酒三巡，蝎子立刻化为尘。”用以驱除毒蝎。陕西西乡一带人民，每年在谷雨日天刚亮时，用柳枝鞭打四壁，以禳除毒蝎。

立春的风俗活动

燂春

这种立春跨火堆的传统仪式，即是“燂春”。“燂春”是华夏民族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在民间盛行。因立春之日阳气将出地面，燃放爆竹，焚烧樟树枝可祛退阴气，宣达阳气，助阳气生发，有驱邪迎祥之意，而孩童跨火，则更蕴含着平安成长的美好祝愿。“燂春”仪式结束后，孩子们会 吃“春茶”，“春茶”是用红豆、红枣、桂圆、陈皮、桂花、红糖等6种配料烧煮而成的。按照民间的习俗，过了立春，孩子又长了一岁，而吃了“春茶”，在新的 一年里，不仅祈盼生活红红火火，而且也能护佑孩子们健康成长，平安吉祥。

躲春

在传统民俗学上，到了立春这一天就该躲春。因为立春这天气候开始交接，新的气场会对部分人群有不利的影响，更甚者会影响一年的运气，所以躲春的习俗 就出现了。在民间，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与忌讳，也就延伸出各式各样的躲春方法与习俗。传统留下来的习俗，每到立春这一天不能有口舌之争、必须要和和睦睦、心平气和地迎接这一天。更有一些地方习俗里面，躲春这一天不宜搬迁、看望病重患者及参加丧事等，以免招惹晦气，影响一整年的运气。

鞭春牛

鞭春牛，又称鞭土牛，起源较早，后来一直保存下来，但改在春天，盛行于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仁宗颁布《土牛经》后使鞭土牛风俗传播更广，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鞭春牛的意义，不限于送寒气，促春耕，也有一定的巫术意义。山东民间要把土牛打碎，人们争抢春牛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塑制春牛时，往往要在肚子里塞上五谷，当牛被打烂时，五谷就流了出来。人们欢笑着拾起谷粒放回自己的仓中，预示仓满粮足。如今很多的农村有这些习俗。

句芒神

句芒为春神，即草木神和生命神。句芒的形象是人面鸟身，执规矩，主春事。在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之事，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 志》中说：“立春之仪前一日……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搭芦棚二，东西各南向，东设芒神，西设春牛，形象彩色，皆按千支，准令男女纵观，至立春时……众役打焚，故谓之打春。”然后，人们将春牛的碎片抢回家，视为吉祥。

立春饮食

春饼

立春吃春饼历史悠久。由于立春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各种蔬菜发出嫩芽，人们尝鲜，古人就用面皮包着时令蔬菜，有荤有素，卷在一起吃，非常美味营养，取名春饼，寓意着五谷丰登，也是春天的象征，并将它互相赠送，取迎春之意。老北京吃春饼还讲究有头有尾，就是吃春饼前用羊角葱丝蘸甜面酱，抹到春饼里，夹上合子菜一卷，从一头吃到另一头，这就叫作“有头有尾”，寓意合家欢乐。

春卷

除了春饼之外，春卷也是立春日人们经常食用的一种节庆美食，流行于中国各地，江南等地尤盛。春卷做法是用烙熟的圆形薄面皮卷裹馅心，成长条形，然后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浮起而成，馅料可荤可素、可咸可甜，除了表示迎接新春的意思以外，还因为春卷里面通常包含了大量春天新鲜的蔬菜，因此营养价值非常高。

春盘

春盘又称“五辛盘”，是细切五种辛辣的生菜盘装而成。《本草纲目》中说：“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五辛盘的“辛”与新旧的“新”是谐音，所以有吃“五辛”，迎新春之意。古人还认为，选用辛味食物，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和季节变化，大有好处。春盘其实挺简单的，它就是以凉拌蔬菜为主的拼盘。江南人家通常把生菜、鲜果和饼饵等拼置盘内食用，而北方民间则多将葱、蒜、韭、芥等辛菜杂和起来吃。

炒和菜

有了春饼，自然少不了和菜。所谓和菜就是用时令蔬菜，如韭黄、豆芽、香干等切成的丝，或拌或炒，讲究的可加海参丝、肚丝、香菇丝、火腿丝，这样就更好吃，清新爽口，寓意又好，希望新年家家金银满堂、幸福平安!

萝卜

《明宫史·饮食好尚》记载：“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咬春”就是立春时吃生萝卜，以脆嫩的青萝卜为上。立春吃萝卜还可以解春困，大家都知道，春季人们总爱犯困，因此吃萝卜解困是个很好的方式。立春后，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此时选定了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以让身体顺应天时。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风俗及传说故事二

每当春节期间，农村中到处能听到“咚咚旰”、“咚咚旰”的春锣春鼓声，并还伴有节拍的唱词，原来是有人在打春。

传说，在明朝年间，有个知府，在上任的头一年的春天，气候非常寒冷，而且时间也冷得很长，虽说立春已有个把月了，花草树木都未看见发芽。知府心想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急于想见到树草花木发的芽。于是，他立即下令，要百姓去寻找发了芽的树枝送到知府里。如谁送得早，就有奖赏。次日，便有一个姓吴的和一个姓周的两个人，找到了几枝发了芽的杨木，送到了知府的衙门。知府见了，心里自然大喜，认为是送来了吉祥。吴、周两人得到了知府的重赏。知府又要他们两人明年更早些来报春。恰巧，第二年因冬季比较暖和，正月初一立春，周、吴两人手持发了芽的杨柳，各入还拿了一面小锣半边特制的鼓，一齐来到知府衙门报春。他们一边敲锣，一边唱起自己编的一些好听的吉利奉承话。知府格外高兴，又给了周、吴二人双倍的奖赏。这样一来，周、吴受赏的消息传到了其他老百姓那里。来年，其他百姓也仿照着周、吴二人的样，成群结队地上衙门报春。知府见到这样多的百姓都来了，他再也不拿出自己的银钱赏给百姓。知府便对大众说：“报春是件大喜事，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回大地早，是万民之福。你们可以拜吴、周二人为师，到各地村庄的乡亲们家里去报春。本府从今后，在立春时节办个盛大的迎春大会，与民同乐。”自从那时候起，各地都形成了打春的风俗。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风俗及传说故事三

中国各地农村人总是把立春叫打春，而打春这天，乡人又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立春时刻，不论大人、小孩都要啃吃几口萝卜，这习俗叫啃春。要说这啃春习俗的来历，还有个神奇的传说。

有一年的立春前，当人们准备热热闹闹迎接立春时，不料，瘟疫四起，使得所有人都传染上了一种说不出的疾病。这种病很怪，那模样真像喝醉了酒似的，个个都是头重脚轻，连抬抬手的力气也没有。

立春前一天，一个老道打扮的人来到了一个村庄。他见村庄里静得听不到鸡鸣狗叫，更不见有人走动，觉得奇怪万分。他来到了村边的一户人家敲门.道人连呼几声没人应，后来他看到一个中年人，连声问究竟，中年人抬了一下眼皮，合着眼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全村人都得了一种像我这样的病。”

道人一连闯了几家，情形都是一样。道人也莫名其妙。于是，他来到村东头的一棵古树下，面南盘坐，挑起单掌，合眼静坐，口中念念有词。原来，他向南海的观世音菩萨祈求医治瘟疫的方法。约摸过了三个时辰，道人长嘘一口，猛然站起来，飞快地跑回观院，抡镐便刨，他刨出一袋贮藏的萝卜，又飞快地跑到了村庄。这时候，已是第二天大清早了，道人从村中一家找到一只芦花大公鸡，拔下几根鸡毛，扎在了地上。

道人合眼祈告着，脑海中又出现了静坐时与观音菩萨对话的场面：观音菩萨告诉他，等地气通时，让乡人百姓每人啃吃几口萝卜，瘟疫便可自动解开。过了约莫有一袋烟的功夫，扎在地上的鸡毛突然动了起来，道人惊喜万分，他喊着：“地气通了，地气通了。”奔向了村庄的每家每户，让人们啃吃萝卜。结果，还真灵验，人们吃了萝卜之后，全都好了。

人们纷纷给道人跪下，谢他的救命之恩。道人说：“大伙请起，别谢我，应该感谢观音菩萨。不过，大伙现在应该去救别人。我的观院里还有许多萝卜，大伙带着快去邻近村庄救人吧!”乡人听后，带着萝卜奔向了十里八村。

第5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按照分类，伯劳是雀形目，伯劳科野生鸟类的通称。据野生鸟类学家统计，全世界共有72种伯劳，我国有11种。常见的有红尾伯劳、荒漠伯劳、灰伯劳、楔尾伯劳等。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种犹如戴着黑色眼罩，个性独特且美丽的野生鸟类。它们特立独行，并发出孤独的鸣叫声。在高出草丛的枯枝上，时常会发现它们那自信的身影。

大家知道：雀形目作为鸟纲中种类最庞大的一个目，通常都是些体型较小，性情温和，善于鸣叫的野生鸟类，故称为鸣禽。如山雀、百灵、八哥等。但是，也归属于鸣禽类的伯劳，却显得比较“另类”。因为，它们身上不仅缺少一般鸣禽的多姿体态，艳丽羽色，悦耳鸣声等特征，相反，却具有近似猛禽的凶残狰狞，性情残暴的生活习性。它们的眼神，以及从容的姿态，都与猛禽神似。

再看它们的嘴巴，不仅短粗，而且上嘴的尖端呈钩状。脚爪尖利，强壮有力，并有敏锐的视觉。勇猛强悍的它们，常栖息于树梢，俯视四周，伺机而动。一旦发现猎物，便高速俯 荒漠伯劳多栖于枝头

冲而下，将其制服。它们特别喜欢捕食昆虫、蜥蜴、蛙类、雏鸟等活体动物。有时，甚至能捕杀比它们身体还大得多的野生鸟类，故有“雀中猛禽”之称。

正因为如此，它们还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习性――将猎物曝尸。伯劳常将捕获的猎物，悬挂在荆棘或树杈，甚至是铁丝网的倒钩上，然后，再用嘴撕食。过去，有人认为伯劳的这种举动是在为过冬储存食物，但野生鸟类学者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伯劳并不喜欢吃那些风干的小动物。此外，其他地区的伯劳种群，也同样喜欢把猎物挂在枝头上。如此看来，把捕获的猎物挂在枝头上，这只是伯劳的一种习性罢了。 荒漠伯劳的雏鸟

我的一位好友，就曾用相机拍下过一只红尾伯劳捕食蜥蜴，将之挂在树刺上，再慢慢地撕食享用的全过程。这种将猎物“曝尸示众”的恶作剧，确实有点残忍，也使它得到了“屠夫鸟”的恶名。

在我国古代，伯劳就被看作是一种恶鸟。因其独来独往，高高在上，且有掠食青蛙等小动物的习性，便成了“恶鸟”的代名词。三国时期的曹植，在其《令禽恶鸟论》中，还曾专门为其正名：禽鸟鸣声出于天性，无关善恶。俗传，鸟之所谓“善恶”，是“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但终究是难以改变人们对伯劳的看法。 荒漠伯劳

伯劳虽然臭名昭著，但它们的身上，也不乏具有一些值得称道的美德。比如在孵卵期间，为了让雌伯劳吃得好些，安心孵卵，雄伯劳会整天不停地去捕捉食物给“娇妻”享用。甚至，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忍饥挨饿，极尽“丈夫”的义务，可谓鸟中“模范”。

同时，伯劳也和其他野生鸟类一样，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也就是说，当一对伯劳选址筑巢后，周围的地域便成了它们的领地，而且，不会随季节转变而更换，终年共同守卫着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雌鸟便会鸣叫恐吓，一旁助威。而雄鸟会毫不犹豫地奋起攻击，直到对方离开。尤其在产卵和育雏期，这种捍卫领地的警惕性和攻击性更强，即使是人类靠近也难以幸免。 红尾伯劳

在我国的民俗文化里，也常能见到伯劳的身影，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左传》记载，作为上古五帝之一的少昊，就非常注重节令与气候。他们以鸟为图腾，用5种候鸟不同的迁徙时间来制定历法。“凤鸟”为掌管历法的总负责人，称为“历正”，位列百官之首。其余的四种，则为历正的属官。分别是“玄鸟”（燕子），春分来，秋分走，掌管春分秋分;“伯赵”（伯劳），夏至鸣，冬至止，掌管夏至冬至;“青鸟”，立春鸣，立夏止，掌管立春立夏;“丹鸟”（锦鸡），立秋鸣，立冬止，掌管立秋立冬。“凤鸟”究竟为何种鸟类，现已难以考证。但“伯劳”，却因我国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传承而同样青史留名。

此外，伯劳也常被文人墨客写进诗词中来。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就有“池中春蒲叶如带，紫菱成角莲子大。罗裙蝉鬓倚迎风，双双伯劳飞向东。”（《临池曲》）的诗句，形象地描写了那种亲人的思念之情。不过，最为著名的当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闾。南窗北牖挂明光，罗帷绮箔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谁与同。”成语“劳燕分飞”便是典出于此，伯劳便又有了“生离死别”的象征。 楔尾伯劳

这里的“劳”是伯劳，“燕”就是燕子。因为伯劳和燕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候鸟，燕子于春暖花开出现，秋天离开;而伯劳却是秋天出现，而春天离去。二者只在夏末秋初有短暂的相遇，且一往南飞，一往北去。对于这不可知的神秘，难免古人会产生“劳燕分飞”的感慨。于是，在古典诗歌中，伯劳和燕子，通常用来比喻夫妻情侣、亲人朋友的别离之苦，思念之痛。“东飞伯劳西飞燕”，原本也只是表达离愁别绪，后被引申为“各奔东西”。

第6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一、中韩春节传统习俗

祭祀与拜年，最能体现中韩两国人的伦理道德、生命意识的部分就是有关礼仪的风俗。礼俗是崇拜尊敬祖先的一种礼节。“人即便死亡其灵魂也是存在的”，认为他们的灵魂可以对人间产生作用。正是这种原始的观点形成了对祖上神灵的崇拜意识。怀着敬畏之心追忆祖先，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荣与亲族之间的和睦来举行祭祀仪式。在中韩两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加强调礼仪，礼仪的基本精神是诚、敬、爱，即强调真诚之心、恭敬之心与仁爱之心，祭祀能很好地体现这种根本精神。因此，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和韩国人在过春节时一定会祭祀。祭祀这一风俗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历代春节均有祭祖之习俗。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人更倾向于清明祭祀或者祭日祭祀。中国春节更强调预示春之开始，庆贺结束了严寒的冬日迎来温暖的春日。在韩国，春节是祭拜祖先之日，以对祖上的崇拜与孝思想为基础，是祖上神灵与子孙共度节日的神圣时间。在大家庭中，以高祖父为中心，每代分家之后，其直系后代聚到一处祭拜，他们以血缘为纽带，增强了共同体意识［3］。韩国人在过年时最重视的就是祭祀，这种行为中所体现出的“孝”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教与儒教的影响。祭祀的程序也严格按家谱排序，按辈分及年龄的大小依次向祖先敬香、敬酒、鞠躬、扣头，感谢祖先的恩泽，并祈求庇护。从祭祀供品来看，中国一般使用三牲(一块猪肉、一只鸡、一条鱼)、四果(四季应时水果)、清茶、饭菜和酒［4］。韩国一般使用蔬菜、水果、汤、米饭以及油炸的食品，其摆放规则极其严格，有“红东白西”“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生东熟西”“左饭右羹”等讲究。另外，由于韩国“身土不二”的观念，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本国土地上的产品才对身心健康最有利，因此其购置的年货大都是韩国本土所产。中国人与韩国人到春节时都有拜年的习俗，这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增进了民族情感，加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两国在拜年的细节上有所不同，首先是拜年的顺序不同。中国人给父母或其他长辈行礼后，对其他人只是鞠躬或是问候“过年好”。对长辈拜年时没有固定的顺序，只要从年龄大的开始即可。拜年这一传统习俗在韩国称之为“岁拜”，祭祀结束后便按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孙媳的顺序来给长辈行大礼，问候新年，岁拜的叩头姿势也非常讲究。未成年人给长辈行礼，长辈并不还礼，而成年人给长辈行礼时，长辈一般会点头还礼。晚辈会向长辈说“过年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新年多福”，同时长辈也会说一些吉利话，并以饮食招待，还会给小孩子压岁钱。不同的是，在中国人们认为红色代表喜庆，将压岁钱装入红色的信封，包成“红包”，而在韩国则用各种颜色的信封来装压岁钱，韩国人喜欢白色，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用白色信封。另外，在拜年的时间上也有所不同，在韩国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进行岁拜，而中国的拜年则是从除夕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5］。中国的拜年时间足有半个月之久，这也许是因为中国领土广阔，人们需要给居住在远方的亲人更多的时间吧。在各国衣、食、住都是生存的基本保障，饮食与服饰能够增强民族同质性与归属感，因此是展现民族整体性的最直接手段。中韩两国在春节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很重视团圆，除夕这一天家人们愉快地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春节食品种类繁多，其中饺子是最具代表性的食品，一般在除夕子时吃。“饺子”为“交(饺)子时”之意，蕴含着“吉祥、喜庆、团圆”，另外饺子形似元宝，也有“招财进宝”之寓意。韩国的春节食品称为“岁餐”，韩国春节的重头戏不在除夕而在初一，大年初一不能睡懒觉，要起大早祭祀然后吃“岁餐”，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春节食品是“年糕汤”，这是用圆圆的米糕片做成的汤。韩民族素有白衣民族之美称，人们喜欢白色，崇拜太阳，认为白色代表纯洁，而太阳则象征着光明。大年初一吃着太阳形状的白色米糕片，意味着纯洁与长寿，预示着又长了一岁，同时也寄予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用白色的饮食开始新的一年，含有象征天地万物的诞生之意。这一天所喝的酒一定是没有温过的，这是为了感受春之到来。祭祀祖先之后分食供品，以此来确认祖上与自己的关系，形成并感受同一祖上后人的共同体意识。再者，祭祀的饮食不只分给参与祭祀的人，没有参与祭祀的亲戚及邻居们都会分到，分享祭祀食品这一行为是联系血缘与团结邻里的媒介。春节时，中国人虽然有传统服饰，但并没有在春节时一定要穿传统服饰的传统，只要穿新衣服或是干净的衣服即可。相反，韩国人则很重视传统服饰，认为一定要穿韩服。在中韩两国，春节期间的风俗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国，舞狮、舞龙、扭秧歌、踩高跷、贴春联、放鞭炮是春节特有的民俗活动，其中，春联与鞭炮最具代表性。春联来源于驱鬼的桃符，而现代的春联更多地表达了吉祥与祝愿。春联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其在唐代产生，在宋代流行，在明代普及，后流传至韩国。韩国至今仍有贴春联的风俗，只不过多数将贴春联的日期选择在立春之日，一些人在家门或店铺门脸上贴春条，上书“立春大吉”，毛笔汉字，白底黑字［6］。对于鞭炮，人们早已将其认定为过年的象征，因为燃放鞭炮能够制造出喜庆欢快的气氛。然而这曾一度被禁止，春节禁止燃放鞭炮，破坏了春节的热闹气氛，让人们感觉春节和平日里没有多大的区别。燃放禁令的解禁说明鞭炮满足了人们的节日心理需求，“开门爆竹”即“开门大吉”之意，人们在这一天通过燃放鞭炮释放自我，除旧迎新。韩国并不燃放鞭炮，没有响彻云天、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这使得韩国春节不如中国热闹，显得很冷清。在韩国，风俗活动有玩尤茨、花图、跳跳板，赶“夜光鬼”，挂福笊篱，看春节特别节目。春节期间，各电视台都会有春节特别节目供人们欣赏。而在中国，人们共同关注的是央视台统一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驱赶“夜光鬼”，传说初一晚上夜光鬼会到各家各户，试穿每个人的鞋，遇到合脚的就带走，如果谁丢了鞋，可就要交霉运了。为防止鞋子被带走，人们大都将鞋放在屋子里，同时放置筛子或篓子。因为夜光鬼有见到东西就数一数的习惯，当其数完筛子或篓子上的网眼时天也就亮了。挂福笊篱，韩国民间在除夕和初一有挂福笊篱的习俗，福笊篱用竹子条编成。这一风俗是源于古人用笊篱盛米，挂福笊篱被认为能够带来福气。

二、中韩春节传统习俗之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加之西方洋节日的冲击，给中韩两国春节的传承带来了危机。人们对传统春节的逐渐淡忘使其所倡导的各种价值也跟着淡化。这种传统习俗简化或弱化的现象如不加以及时关注，任其枯萎甚至失传，将会抑制民族精神，影响春节习俗中的民族根基。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祭祖之情渐行渐远，拜年形式多种多样。如今的人们，远离了宗法家族，春节的祭祖意义减弱。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很少在春节祭祀，更多的选在清明或祭日。过去韩国人春节一定要回故乡与家人团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春节假期去国外或是国内旅行，在国内旅行的也有在旅行地摆上各种饮食进行祭祀的。随着韩国基督教徒的增多，不祭祀的情况也很多。随着科技的发展，拜年也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登门拜访，人们更多地通过一封电子邮件、一段祝福的短信息、一通电话来拜年。压岁钱也不仅仅是长辈给晚辈的礼物，有收入的晚辈也会给长辈压岁钱以表示孝顺。其次，饮食穿着简单化。由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化、产业化快速发展，春节传统饮食被批量生产。过去中国人在春节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回家一起吃饭，而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在过春节时不在家做团圆饭，而是提前预约饭店，全家在饭店吃团圆饭。少了亲自动手全家参与的互动过程，人们的共同体意识逐渐减弱。在韩国也是如此，对祭祀非常重视的韩国人也追求方便，将各种礼仪传统的准备简单化。事实上，韩国的春节饮食文化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衰退。另外，近来在韩国也像中国一样，在春节不怎么穿韩服，而是穿新衣服或干净的衣服。再次，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日益凸显。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的时间和精力被无限分散，用来亲身感受春节传统的时间逐渐缩短，通过电视媒体来获取春节传统认识的人逐渐增多。电视虽然具有形象性、生动性等特点，但毕竟媒体是以消费为目的，为吸引观众的眼球，过分夸大娱乐效应，有时不惜颠覆传统，曲解经典，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篡改使人们对春节文化的理解走入误区。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媒体应当肩负起广泛宣传传统风俗知识的重任，将民俗渗透给人们，将人们用共同的传统连接在一起，增强自信和身为其中一员的自豪感。最后，风俗活动减少，春节被赋予新含义。春节的传统习俗可以说是当代社会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影，人们生活的变化也会随之带来传统习俗的改变。首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渴望在春节假期中得到彻底的休息和释放，不愿被复杂的过年程序所累。春节在中国和韩国都有3天的法定假日，中国一般通过调休会连休7天，这都是在本国天数最长的假期，因此春节被赋予“长假”的新含义。中国的舞狮、舞龙、扭秧歌、踩高跷等风俗活动在春节期间进行的次数减少，韩国的跳跳板也大多是年长者比新一代的年轻人玩儿的好。人们不再那么热衷于赶“夜光鬼”，甚至昔日的“元日烧发”，即在春节这一天烧头发以求驱鬼辟邪的民俗活动彻底消失匿迹了。人们更多地想获得休闲、娱乐的时间，玩游戏、看电视、出门旅游都很受欢迎。另外，外地经商的人群逐渐增多，他们不会有太多的休息时间，认为春节长假是黄金周的商人会提前回到店铺经营，位于旅游景点周边的商家更是如此。当然，“文化的传承性是相对的，而其变异性则是绝对的，随时随地发生的，传统节庆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同样真切地表现出变化发展的变异性”［7］。春节传统习俗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必然的趋势，这种变化正说明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比如，从过去简单的鞭炮到各种图样的礼花，从门神画像到年画，从桃符到春联，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这里笔者认为创新一定要保留春节的传统文化内涵，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春节将会变成一个空壳，失去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再者，春节是活的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很难对其做以十分精确的描述，这有待不断地对其进行阶段性的后续研究。

结语

第7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传统节庆形成的过程入手，对上古及汉魏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民众精神生活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着重于这些因素对节庆形成的积极作用。之后对汉魏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节庆体系进行解析，深入分析了传统节庆对古代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为现代旅游节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具体参考。

关键词：传统节庆 农耕生活 古代文化

古代节庆伴随传统农耕生活产生

（一）史前至上古时期形成的岁时观念起源于先民谋生和成长的生活感受

根据古文字专家的考证，“岁”是上古的一种斧类砍削工具，是一种收获作物的工具。而卜辞中则将杀牲称为“岁”，主要是因为当时是一年一熟制，每年收获一次，收获之后，人们要进行杀牲祭神，“岁”又成为一种祭祀名称。这种每年一度的丰收祭祀活动，将自然时间分成了不同的时间段落，因此，岁收之“岁”与岁祭之“岁”就逐渐演化成为特定的时间段落标记，岁也就转变为年岁之“岁”。

（二）岁时年度周期的时间标志为古代农耕生活提供指导

岁时是人们在实际的生产生活经验中逐渐生成的时间观念。从气候上讲，寒来暑往的气候变化，易于使人们有寒暑二时的经验。从谋生活动来看，人们在采集与农作经济的生活形态下产生一年两季的时间划分，植物的春生秋杀，农作物的春种秋收，强化着人们的岁时观念。

岁时来源于自然节律的感受和自然时序，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功能，通过岁时节气的确立使人们顺应自然时序，安排农事生产及民众生活。

（三）岁时祭祀仪式反映了古代先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

上古社会人们对自然的依赖远大于后世，自然节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与社会生产密切关联的岁时必然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对象。但当时人们生存技术落后，认识水平有限，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及有限的思维去理解日常遇见的生活问题，于是在岁时的观念中也就有了原始宗教的性质。人们将与天时相应的时间点视为神秘的节点，用祭祀活动愉悦天神、襄助人事。人事严格对应天时，四时八节的祭祀活动，依据日、星的位置、神灵的属性、物候情况、节律时数等等安排相应的服色、居室、饮食及祭祀仪式。

祭礼大都在时季的节点上举行，而岁时时季的观测与确定都是由执掌政教权力的巫官或王者所控制（上古人们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但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自然，认为外部世界与人文社会是混融一体的，人时与天时合一，天时的秩序也就是人间的秩序。而掌握天时观测与确定的王者作为社会集团的代表负责天时与人时的转化），并为王官的社会统治服务，这体现了上古岁时的政治特性。后来形成的《月令》成为王官时代的岁时政治体系，从孟春开始，季冬结束。在四时的孟仲季月的月度时政叙述中，天文、神灵、动物、音律、术数、味道、气息、祭祀、物候、天子居室、服饰、饮食、器用等都是首要叙述的内容。其次是月度的政事活动，包括宗教祭祀、农事安排及其他政令。

节庆发展集中体现同期民众社会生活与精神文化的大变革

一是汉魏的社会大变革成为岁时向节庆转化的关键因素，节庆的世俗性质得到增强。

在先秦的季节礼仪中，人们关注的是农事顺遂，人民免于时疾、子孙繁衍和族属安宁，虽然先秦的季节礼仪属于集团性的宗教政治活动，但其关心的问题却逐渐从天神转向人事。

从岁时信仰性质看，秦汉以后岁时信仰与上古岁时信仰比较已出现性质的局部改变。时令祭祀虽然依旧是节俗的主要内容，但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服务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质，岁时中的人文因素多于自然宗教因素。

《四民月令》是反映汉代庄园生产生活时序观念的一部重要著作，记载了人们依照二十四节气的时序安排庄园生活。以三月为例：“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谷雨中，蚕必生，乃同妇子，以勤其事。”可见其对自然之时十分重视。

二是秦至西汉前期，岁时信仰表现为对天神信仰的泛化，鬼神性格趋于世俗，上层对天道祭祀的垄断也逐步削弱，传统节庆观念初步显现。

随着汉朝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天时信仰的态度发生变化，秦汉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全面深入民众社会，人们从一切顺从王者掌握的天时演进到根据阴阳五行的特性主动选择时日，从集团的季节性自然宗教祭仪分化为上层少数人的王朝时间典礼与一般社会成员乡里家族的岁时祭祀习俗。在阴阳五行的时间框架下进行求吉避害的个人与社会活动，使人们可以不借助他人直接面对各式自然神灵和先人之灵。

伦理纲常的道德律令在统治者的反复灌输与现实的社会激励机制之下，逐渐为社会普遍接受。岁时信仰在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也逐渐由自然伦理转向人世伦理，人神的崇拜与人祖的纪念逐渐成为岁时信仰的核心。

三是岁时的政治意义在经过西汉统治阶级的重新改造并注入新的思想后，其功能也从社会规范转向社会服务。

汉初的政治家主张尊重伦理道德价值，关心民生疾苦，对民众社会生活干预较少，民众岁时生活自主进行。秦汉《日书》中大量记载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如：五谷栽、树木种植、裁衣、沐浴、婚嫁、祀亲、登高、出行、出货等，可以看出传统的月令时政在秦及汉前期受到漠视。

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则以庄园民众生活为中心，是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时序安排。在叙述语气上相对平和，虽然有少量的劝导语言，但大多是一种提醒，告诉民众某一季节到了可做某事。时令的政治、神秘性已明显降低，月令对于民众来说已经由社会规范变为社会服务。

岁时节庆萌生于上古时期，根据古代先民对时间性质的理解，当时只有服务于原始宗教与原始生产需要的季节性祭祀活动与农事仪式。进入夏商以后，随着部落联盟国家的出现，原始自发的岁时活动逐渐上升为部族或国家的岁时礼俗，掌管着社会权力的统治阶层利用月令祭仪，支配与垄断着民众的岁时生活。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统一时期，是中华本土文化基础确立的时期，作为中国人时间生活标志的节庆，此时也确定了它的主干体系。岁时节庆从时间意义来说，是社会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律协调的产物。岁时节庆体系的确立是中国民俗生活的一个重要进步，它为中国广大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情感、意愿的时机，为社会上下层的沟通与联系提供了条件，为民族文化的协调与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汉代中期以后传统节庆体系初步形成

（一）有确定的节日名称、相对固定的节日时间与相应的节日习俗

节日祭祀活动在脱离了王家控制成为社会活动之后，就需要公众的参与，社会成员的空闲时间是节日祭祀活动顺利展开的时间保证。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二十四节气与月份对应关系基本确定，合乎农事规律，便于农耕生活，使传统节日的时间适应了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节日的分布、节期的长短较为均匀。历法的确定使传统岁时节日有了较为固定的时间，也为新节日的形成提供了时间条件。

汉中期后形成的节日主要有：

正日（又称岁首，正月旦，即正月初一），朝廷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普通民众祭祀祖先，礼敬尊长。

立春，在汉代仍然是王家迎时气的日子，在地方，立春迎春习俗有着较浓的民间气息，东汉县邑以下的迎春习俗是：“立春之日，皆青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者至，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其他“三时不迎”。

社日，是秦汉时初兴的节日，它在唐宋以前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大节。社为土神，《说文》：“社，地主也。”社祭发端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拜与膜拜。

上巳，起源于古代的春季招魂祓除的巫教活动，上古居民冬季聚族蛰居，在暖风融融的暮春时节，人们走出冬季的栖息地，到流水旁，祓除秽气，这个在水上清洗的“疗生疾之时”。“巳”是“福”的意思。

寒食，寒食是汉朝新出现的民间节日，寒食节俗起源于太原，为纪念介子推被焚身亡的传说。

夏至，仲夏之月，万物方盛，夏至是全年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也是阳气盛极而衰的时日，从此日起，阴气滋生，阴阳的态势发生逆转。因此人们对这样的日子很在意，采取特别的节俗以保障人生顺遂。夏至节俗礼仪中重视对门户的防守，阴气的生长意味着鬼邪力量的增长，所以要把好门户。

伏日，秦汉新起的夏季节日。伏为伏祀，是一种盛夏禳除暑热毒气的巫术仪式。东汉时期有“伏日万鬼行”的说法，所以“尽日闭不干他事”，之后，伏日有了庆祝的意味，“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汉书》卷66）。

秋社，是八月的节日，时间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人们以新收的黍谷与小猪一道祭祖，第二天祭墓。在六朝时期有八月旦，八月十四采百草头露治眼疾的习俗。

九月九日，在汉朝处于初步形成的节日，与上巳对应。

十月朝，秦汉时期节日。秦“以冬十月为年首”（《史记•封禅书》），汉朝沿用，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月为岁首。

冬至，是中国古代大节。冬至是时气的起点，二十四气始于冬至，所以传统计算时令的基点是冬至，冬至作为新岁之首，自然容易被人作为预知未来人事、年成的特殊时间，一如岁首元日。

腊日，汉代与正旦齐名的盛大节日，汉人常“正腊”并称。腊节起源于上古的岁终大祭，《礼记•郊特性》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祭之礼是一年中隆重的神灵献祭仪式之一，是祭祀周期的终点也是重点，有着催生新时间的特殊意义。

（二）不同节日有其特定的饮食与娱乐

节日饮食的传统来自上古四时荐新的祭祀礼俗与食以体政的“会食”礼俗。汉魏节日饮食已大致确定了中国节日饮食的习俗传统。

春季节日饮食以助生为主，如春韭以鸡蛋相配，韭是易于发生的植物，正月最先萌芽生长，卵为生命的源头。

夏季饮食侧重长养，食新麦、鲜瓜与干鱼，以应节气。

秋成时节以成熟的黍米与小猪配合祭祀祖先是先秦的礼俗。

冬季节日饮食以滋养为主，东汉在冬至日以黍米与羊羔祭祀，祭神的食品自然是人们享用的食品，冬令食品主要在于助补人体的阳气，黍与羊羔正具有这样的食性。

汉魏节日娱乐往往以宴饮的方式体现，对于食物并不丰富，民众生活单调的古代百姓来说，岁时节日意味着一个定期的物质与精神的补充机会，同时中国人的家族生活培养了中国人的亲情意识，“以饮食之会亲族兄弟”的传统成为汉魏节日民俗及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上古的岁时节日是古代民众在农业活动与社会生活过程中对时间的一种直接感知结果。传统节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古代民众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了解和掌握的过程。传统节庆是对传统农耕生活关系的重要调剂。传统节庆的形成和发展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民众思想、伦理、价值形成的过程。

因此，传统节庆来源于华夏农业社会生活，又将传统文化的精神渗透于不同节庆活动的各类仪式中，成为古代民众生活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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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关键词：苏州 明清时期 “三农”问题

自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苏州无疑是其中心。我们常用“三农”问题概括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一总结说明其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对其中一部分的研究必定涉及其他两个方面。本文虽然将“三农”划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分析，但要明确的是每个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其侧重点。

一、农业的研究

农业是基础，学者对于苏州农业的研究涉及农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土地利用状况等多个方面。如潘国英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庙会活动和苏州农业的联系。他从立春行春会、赛猛将军会、东岳生日会等五个有代表性的庙会着手，认为这些农事活动或反映了传统农业生产特色，或展示了与农业有关的时代经济新面貌。夏维中探究了明中后期苏州地区的农业状况，他认为应该重视农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劳力集约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等。范金民对于清前期的苏州农业发展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从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经营、生产关系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型产业结构、精耕细作的程度、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以及永佃制的发展和地权的进一步分化是清前期苏州农业发展的四大特色和重要表现。土地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根基。王克强对于明清苏州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展开探讨，其中水网平原的土地利用问题，涉及地力生产、土地抛荒等方面，说明了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很多学者将苏州作为地域范围的一部分做了深入探讨。如朱冠楠、李群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稻鱼共生”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进行论述，充分体现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农林牧副渔整体、系统的生态养殖观念。如赫鹏飞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果树种植研究》、闵宗殿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赵荣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态模式研究》等。在以太湖流域进行的农业研究中，陈家其的文章突显出来。他从气象学的视角，分析了明清这里的气候特征，并认为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产量下降等农业问题都与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有关。

二、农民、农村的研究

农民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是社会的主体。而农村是农民生活的空间。不论是农村什么事物的变化，那都必定有农民的参与，所以对于两者的研究是不可分割和大量存在的。

以苏州作为地域限制来看，研究的成果有很多。如王朗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分析明清时期苏州村落和村落群景观的基本要素。他认为由于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村落生活意境具备了村落中生产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和拥有一定数量的文人士大夫两个前提条件，使得明清时期苏州的古村落呈现出典雅的人居思想和文化。陈晓红对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农户兼业行为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粮食市场兴盛都是农户兼业的原因，而这种分化和分工促进了这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被看做是农民的理性x择对近代化的贡献。对于明清时期苏州农村的研究大多关注特色民俗。李明在比较苏州与徽州民俗的过程中对苏州的农耕和渔业养殖习俗进行了论证，分析了其形成的自然环境。谭鑫在总结明清时期苏州地区人民对关帝的信仰时分析了关帝的民间职能，如求财、祈福等，而各州县庙宇普修，展示了这种信仰在民众间的普遍性。王健认为明清时期苏州民间信仰的存在使得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信仰领域中较少正面冲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带。这种度的把握说明了统治者对以农民为主题的大量民众的有效控制。

涉及苏州地区的研究大量存在，与明清时期农业研究不同的是，学者较偏爱于“江南地区”这一宽泛的概念。王仲对江南农业劳动中的妇女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妇女所从事的劳动是交叉的、多重的，她们的辛劳使得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一定提高，反映在服饰、巨额彩礼、“惧内”一词的出现等方面。李伯重也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妇女所从事的主要劳动问题，他将江南地区“男耕女织”传统模式的充分发展推迟到清代中期以后。他认为自明中后期，农家妇女逐渐脱离农作而专力于育蚕与棉纺织、男子脱离棉纺织而全力耕作的趋向已很明显，大体而言，以“夫妇并作” 为代表的男女同工模式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传统观念中“男耕女织”固定观念的极大突破。周玉兵在论证了明清江南农业中妇女复杂劳动的现象和“男耕女织”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对小农家庭的生产规模和经济生活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明清时期政府的高额田赋使得江南的小农家庭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贫困生活。

一些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农村典型的行业领域。如常红萍、张磊等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江南的牙行组织。他总结了牙行组织的概况、条件以及多样的经营方式，肯定了其在商品生产、销售等环节起到的沟通与协调作用，又强调了不利方面。常红萍、王亚军对江南的典当行业做了研究，包括典当的概况、组织管理方式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他提出农村借贷经济组织的不健全， 是典当行业存在的原因。抛开其剥削的一面，其对农村发展是有利的。

也有学者也将范围缩小到苏松和江苏地区，如王健的《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周志兵的《明清时期江苏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状况》。

综上来看，很多学者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展开研究，对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在生产模式、农耕习俗、民间信仰、家庭生活以及农村的其他行当等方面。农业是农民和农村的载体，对于纯农业性的研究主要是水稻、水生蔬菜、果树等。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花、树的种植也是大量存在的。同时，对于食用性农业产品的研究自然让人们联想起明清苏州地区农民的饮食习惯以及农产品的食用与销售问题。其次，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关于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耕作方式、生产工具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很少涉及。这些都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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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

清明习俗一二三——荡秋千

在中国民俗节日里，寒食、清明、上巳是相伴相行出现的，甚至很多时候会将其相提并论而趋向于混同，最终则寒食和上巳都被并入了清明，使得清明节成为包容多种民俗内容的传统节日。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把当时东京(今开封)清明节的盛况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宋时的清明里除了扫墓踏青以外，还有射柳、拔河、蹴鞠、相扑、听书、看戏、斗鸡、放风筝、荡秋千等民俗活动。

在如此众多的活动中，有一项受女子欢迎的游戏，那就是荡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两边支架，中间悬起两绳，下栓踏板而成。相传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需要借助藤条或是绳索来回摇荡来采摘果实。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里开篇就记载：“立春之日。悉翦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二字。为施钩之戏，以缏作篾缆相罥，绵亘数里，鸣鼓牵之。又为打球、秋千之戏。”隋杜公赡为“秋千”作注说：“《古今艺术图》云：‘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折。’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木立架，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曰名‘秋千’。楚俗亦谓之‘施钩’，《涅槃经》谓之‘罥索’。”唐代徐坚《初学记》卷四中又将“打球”、“秋千”二事置于“寒食”条目之下，也说明在早期的秋千是寒食节日中的一项传统活动。到了汉武帝时，秋千逐渐成了祝寿的代名词。唐高无际《汉武帝鞦韆赋序》云：“鞦韆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鞦韆之乐。”千秋万寿，取的其实是谐音，为了避讳，所以改千秋为秋千。

如果说北方山戎人荡秋千是为了强健体格，宫廷秋千是为了讨个好彩头，那么自齐桓公北伐山戎并将其传入中原之后，秋千也确确实实成为了节令里盛行的游戏，以至于“每至寒食为之”。

秋千，绝不仅是来回摇摆如此单调的游戏。魏晋至唐宋，秋千就已是在寒食清明前后一项必不可少的项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半仙”，恐怕就是嫔妃们随秋千的摆荡飘起衣衫美裙宛若仙女一般吧!唐代诗人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秋千的影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里“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秋千常与蹴鞠一起出现，“蹴鞠”是男子踢球游戏，秋千则是女子专属，男女相伴，意趣横生。唐宋时期，秋千一直是寒食节里最流行的活动。由于寒食在唐代有七天的国定假期，一年之中也唯有此时树木葱绿，所以人们纷纷选择去户外感受大自然的美感。

兹举数例：

抱膝思量何事在，

痴男埃女唤秋千。

白居易《寒食夜》

春风摆荡禁花枝，

寒食秋千满地时。

王涯《宫词》

风烟放荡花披猖，

秋千女儿飞短墙。

李山甫《寒食二首》

好是隔帘花树动，

女郎撩乱送秋千。

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

寒食梁州十万家，

秋千蹴鞠尚繁华。

陆游《春晚感事》

芳草长时寒食天，

红墙低处见秋千。

张耒《二月词》

五代十国时期，渐渐流行起了水秋千。花蕊夫人有一首《宫词》，“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诗里来看，水秋千应是置秋千于水面船中，类似于八月十八的弄潮，表演者需是会耍会演，在秋千激荡中展现技艺。水秋千延续到宋代时已经成为一项水嬉活动，《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中记载：“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宴群臣。……继有木偶筑毬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宋代的娱乐活动甚为丰富，“水傀儡”就是在水中作人偶表演，水秋千则难度更高，类似于现代的高台跳水和杂技，所以伎艺人也是经过了专门训练的。《武林旧事》卷三《放春》里写道：“春时悉以所有书画、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戏效关扑。……且立标竿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秋千晃悠起来，往往都是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一直到现代，秋千也依然是少女儿童最喜爱的娱乐之一。

春天是思念的季节，也会生出多愁善感的情愫，所以秋千也荡出了少女们孤独寂寞的相思愁绪：

欲上秋千四体慵，

拟交人送又心松。

韦庄《浣溪沙》

秋千慵困解罗衣，

画梁双燕栖。

冯延己《阮郎归》

吹花小雨湿秋千，

闲却好春*。

张元幹《好事近》

十五泣春风，

背面秋千下。

李商隐《无题》

过尽百花芳草满，

柳丝舞困阑干暖，

柳外秋千裙影乱。

人逐伴，旧家心性如今懒。

侯置《渔家傲》

谁能读懂春中的深闺女子，谁又能解出她们的望穿秋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古时女子莫不待字闺中，一堵围墙却隔断了少女的心事，唯独秋千是她们最忠诚的伴侣，瞬间而过的也是一晃的青春。现代文明中秋千依然不少，却更多是孩子们的乐园，无忧无虑，也无忘烦恼。

清明节习俗：扫墓祭祖踏青荡秋千

扫墓祭祖

中国历史上，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唐朝之后，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俗传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宋朝诗人高菊卿也曾于一诗中描写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一滴何曾到九泉!"就是到了今天的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荡秋千

荡秋千，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秋千之戏在南北朝时已经流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唐代荡秋千已经是很普遍的游戏，并且成为清明节习俗的重要内容。由于清明荡秋千随处可见，元明清三代定清明节为秋千节，皇宫里也安设秋千供皇后、嫔妃、宫女们玩耍。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射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蚕花会

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其中以洲泉的马鸣庙和青石的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精彩隆重。马鸣庙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王”之称，每年蚕花会人山人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近几年乌镇香市活动中的蚕花会，仅有迎蚕神、踏白船、翘高竿等几个项目，大有潜力可挖。

拔河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开始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时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俗的一部分。

踏青

踏青 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清明通常在农历三月前后，恰是大地春回的时节。经历了一个漫长寒冬之后，人们纷纷走出居室，来到户外探寻春天的气息——或在田野踏青，或在郊外放风，这些郊游活动便被称为“踏青”。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

传说，在很早以前就有清明踏青这一活动了。据《旧唐书》记载：“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可见，踏青春游的习俗早已流行。杜甫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的诗句。到了宋代，踏青之风盛行。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出以汴京外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这一画卷，画面人物就达 550多人，牲畜50余头，船20多艘，车、轿20多乘。清明踏青之盛况，可见一斑。

赵之珩表示，由于全国各地春天到来的时间不一，因而踏青节也就有先有后。农历二月二为福建一带的踏青节，三月三为陕西一带的踏青节。北京、东北由于春来得特别迟，到了五月初五才开始踏青。由于踏青是一项有意义的习俗，因此代代流传。

插柳

插柳，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因“柳”与“留”谐音，以表示挽留之意。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喻意亲人离别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它是一种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古人的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赠别之事。唐代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宋代姜白石诗：“别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旁柳。”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几?待折赠。”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其实，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于是借柳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谚语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效了。清明插柳也可能跟过去寒食节以柳枝乞取新火的的习俗有关。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不宜提倡的。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