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2]闫敏，循环经济国际比较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6(7)，17-18 

[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52 

第2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

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

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

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

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界定理论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

第3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含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粉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置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断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断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暗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安排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把持，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巧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疏忽。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式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安排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断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置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西方学者根据购置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购置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质量的搜寻品(searchgoods)，第二类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获悉商品质量的体验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类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商品质量全部信息，因此购置之处主要是相信其质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显然，消费者在购置后两类商品时会见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逻辑，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的市场交易效率损失。可以设计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场失灵的机制。例如。卖方供给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商品质量鉴定证明，主动揭示商品的质量信息；卖方供给质量承诺，对一定期限内可能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负责，如退货、调换合格商品、保修等，减小信息不对称可能给买方造成的伤害；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调节来实现对不完全信息的改正，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通过强制性法律来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权益，也是改正以上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这就是本文关注的商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

三、商品质量的政府监管

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介入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条件。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规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环境等目的对某些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监督、管理。

1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消费者权益至上或者说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均为考量商品市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质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损害将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传统经济学考察消费者利益的主要根据是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差来计算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消费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没有涉及商品质量问题，是因为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潜在假设。在信息完全的经济世界中，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抵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财产等带来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会自动将影响消费安全的问题商品排除在外，实际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在此情形下，价格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由此而来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也就成了价格水平的比较了。

现代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论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标准依然是评价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指标。但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仅包含消费者剩余的计算，还考察他所购置的商品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会不会对其身体健康和财产造成伤害或有潜在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对商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质量监管的社会效益很难用明确的公式进行计算，但这种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规是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中所讲的制度是一种规矩，这种规矩可以确保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能有效防备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制度的规矩既有市场自发形成的商业惯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刚柔相济，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

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市场来说，通过法律法规这种正式的制度形式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是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关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所售商品质量负责，对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危害承担法定责任。这些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对商品生产经营者事前不负责行为的警示，也是对因质量问题造成危害后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的制度根据，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特征，加大了对问题商品责任人进行惩罚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商品质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会强加给生产经营者无限的质量责任。按照著名的汉德法则，只有在预防成本小于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包含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而生产经营者却未对商品采取必要的质量把持措施，并对消费者带来危害时。他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研究中我们发明，各国政府都是依法对商品质量实施监管的。例如，1975年，美国颁布针对商品质量的《马格努森一莫斯保证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对生产经营者的保证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生产经营者对有缺陷产品承担修复及调换的责任。这一法律与《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79)、《产品责任法》(1982)等一起成为美国监管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质量标准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形式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念，政府不应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即使是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干涉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因为政府干涉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从商品的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和最终使用或消费流程看，质量监管的重点在企业生产市场与交易的界面。换言之，在商品质量问题上，政府监管切入点不应该是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质量监控，因为从监管资源的数量看，政府的力量无法覆盖所有企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看，与商品质量相关的经济决策和技巧决策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内部事务，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质量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实行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监管。即在商品进入市场销售时，监管者必须确保商品质量符合最低的质量要求，将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不合格产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产生的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这是市场约束的一个基础规矩。

从商品的类别看，体验品和信任品应该是质量监管的重点。因为搜寻品的质量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消费者购置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体验品和信任品来说，如果没有最低质量标准监管，不合格商品将进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体验品和信任品中，那些与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可能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包含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风险防控远远比伤害成为事实后的经济补偿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低质量标准具有宏大的社会价值。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低质量标准将不合格的产品阻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场现有商品的平均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支付高价，因此，供给优质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最低质量监管可以使买卖双方的福利状况都得到改良，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良。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供给专业服务的领域。如医疗、法律、会计等，也存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管问题。与有形商品市场不同的是，由于专业服务依托从业人员而存在，所以，监管者对服务质量的主要监管之一是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定。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获得执照或从业资格是进入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理论上讲，具有从业资格或拿到执照许可的人士所供给的专业服务是符合基础专业水准或质量要求的。可以看出，专业服务市场的执照或从业资格监管与商品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监管可谓殊途同归。

4市场约束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和有效补充

虽然对于体验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工作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包办一切。借助市场经济的规矩，靠企业的内在机制来保障商品的质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助于企业把质量把持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为建立有效的质量把持体系，符合企业实现持续经济利益的内在目标。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质量标准下，不合格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利益独享和风险自担是企业进行质量把持时面临的同一个约束机制，它是驱使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对于追求长期繁荣的企业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声誉机制是规范企业质量行为，确保质量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因质量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安全事故。都会造成企业的声誉损失，损害企业长期培育的市场。而可靠商品质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美誉，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也有利于现有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业绩增长。:

另外，在商品质量存在差异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上销售商品的平均质量，广告、产品演示、试用等营销手段还可以让购置方获知更多的质量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知识经济学下的商品质量监管：一个理论延伸

在有关质量监管的经济理论中，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规制经济学都把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而知识经济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质量监管供给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知识经济学中，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易、消费时经常会见临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经济决策有可能犯系统性错误。一个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经济行为可能重复发生，直至某一天人类通过学习发明了能够懂得、纠正这种不当行为新知识为止。按照这种观点，即使是最负责任、技巧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商品质量问题上也会犯错误。例如，在现有技巧和装备下，无法解决那些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害的质量问题，但消费者保持生命存续的强烈需求和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让这些商品提前进入市场；在现有质量检测体系下，无法在销售前甄别产品的某些质量瑕疵，尽管这些瑕疵不一定都变成事实上的危害；按照现有理论。可能误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技巧或因素看做是改良某些品质，或提高产量，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的法宝，等等。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众多质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源自生产者知识不足引起的质量风险，是商品质量监管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质量不断定性，同样也面临知识有限的监管者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对于这一点，担当市场商品质量监督重任的监管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监管实践中，应秉承审慎、预防的原则，设计相应的制度预案。例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技巧和装备下暂时无法解决的质量隐患，监管者必须果断出手，将问题商品隔离在市场以外，绝不可因小失大；对于企业事后发明的质量瑕疵，监管者应迅速启动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小问题商品可能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对于那些目前无法对是否有质量风险做出肯定断定的高新技巧。监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质量风险监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良商品的某些品质，或有助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监管工作也应该摒弃短视策略，把消费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让那些可能有风险隐患的商品进入市场，为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隐患。

知识经济学中的知识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对称假定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尽管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难度比后者更大，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宏大飞跃无疑会推进监管理念的创新，提升监管效率。

结束语

第4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教育新常态；教学改革；路径选择；黑板经济学

新常态下教育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培养一批由市场选择、由社会评价的高质量人才为目前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西方经济学所具有的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特点逐渐受到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随之被国家教委确定为普通高等学校经济类专业的十大核心课程之一。作为高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经管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对其他课程的理解及分析能力。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逐渐落入“黑板经济学”的窠臼。所谓“黑板经济学”最早是指微观经济学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所导致的解释实际社会问题不足的现象。这个名词发展到现在主要指在经济学授课过程中由于教学方式及教学制度等的不足所引起的经济学授课中的困境。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发展比较快的学科，就同任何一本书均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最新发展一样，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也应该站在理论发展的前沿、追踪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及研究成果。目前高校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落入“黑板经济学”窠臼现象日益严重。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及问题所在，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势在必行。

一、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

（一）教师角度。对于教师来说，首先是教学方式较为单一，课堂“填鸭式”教育突出，这种教学方式淡化了学生课堂主动性的发挥、忽略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较差。其次师资结构不平衡，其主要表现在教师的职称结构、年龄层次等不合理，无法形成梯队人才储备，不利于极品课程建设。再次在授课过程中偏重理论教学——“黑板经济学”痕迹明显。课程性质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学教学比较偏重数学推导及模型的建立，在教学中如果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会进一步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二）学生角度。首先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尽相同。由于经济学学科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较强，对于部分学习主动性较差的学生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课前预习、课下复习的学习习惯,导致知识掌握不牢固，对学习有懈怠现象。其次学生学习基础不同，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力也不尽相同。鉴于经管专业招生属于文理兼收，在借助数学工具分析问题时对不同学生效果不同。以上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探讨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通过现状可以从中找出此学科在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呆板、僵化，学生兴趣普遍不高。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一般是通过模型及图形进行推导，加上考核方式呆板导致许多教师都是采用“灌输式”教育方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进行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学方式严重忽略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无法迎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即使教师将相关理论讲解得再详细、公式推导的再具体，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灌输式”教学方式下学生虽然会背几个公式、会做几道题，遇到一些时事问题仍然无法做到活学活用。

（二）“菜单成本”的存在导致教学管理制度机械化。菜单成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企业不经常改变价格是因为改变价格有成本，调整价格的成本被称作菜单成本。高校中有关教学计划的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以及教学大纲的编制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予以确定。频繁的予以变更不仅会牵涉到一些经济利益更会造成相关人员的工作量倍增。鉴于此，只注重完成教学任务而不顾教学质量的应试教育模式造成了高校教育管理的机械化发展。

（三）考核方法单一不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教风。对课程的考核是教学过程至关重要的一步，它不仅是对学生学习状况的了解，更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衡量。目前对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考核主要采取的是试卷形式，这种方式不利于准确考核学生在学习中的投入程度及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且不同教师在出题的过程中由于在试卷题型、题量以及考试点分布中把握不同，容易出现“人情分”，考试结果也难以真实客观的反映其学习状况和教师教学效果。

（四）教学中对传统教学理论讲解过多而非主流的理论讲解过少。目前高校在选用教材中虽然版本不尽相同，其内容多以主流经济观点为主，主要阐述的是新古典综合理论，在其理论基础上随着外界宏观条件的变化又有一些非主流经济理论和较为前沿的理论出现，由于观点无法达成共识许多教材均没有对最新理论进行详细介绍，加之教师一般对传统理论理解较深，在讲解时往往比较侧重，就造成了学生在学习中无法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做系统的了解、无法通过多元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经济现象分析。

（五）理论与实际脱钩，教学目标性不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来源于生活并运用于生活的理论。当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所用教材大多是以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及实例为依据而编制，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除了教材的理论与实际脱钩以外，课堂教学中的授课对象由于所学专业不同也使教学目标性不强，教学效果欠佳。比如对于经管类的会计专业和经管类的学生来说，授课往往存在“同一套教学大纲、同一套教案以及同一套教学进度”的现象。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路与主要措施

（一）建立多元创新的新型教学方式。前苏联教育家霍姆斯基说过“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美国的学者也普遍认为“所有真正的学习均是主动的，它需要运用头脑，不仅仅要靠记忆，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对经济学来说，也应该有一套灵活的、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方式。“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在如今大学课堂并不少见，教师与学生缺乏交流，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外界环境，建立多元创新、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势在必行。目前比较流行的教学方式主要有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探究式教育法以及研究式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方法在为师生关系改善打开一扇窗户的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潜在的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人才。

（二）弱化菜单成本、建立更加高效的教学管理制度。高校的行政化分工使得已成型的教学大纲或者人才培养方案循环使用，随着应用型大学培养目标的提出，及时修正现存不合理的制度势在必行。具体做法上，首选通过考察其他高校、尤其是一些新兴的独立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显得必要；其次通过互联网可以了解外国大学教育体系调整的最新信息，从而对我国的教学中的课程设置、授课大纲、讲义以及考试题目等作出相应调整。随着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高校管理制度应该及时作出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弱化菜单成本会有意外收获。

（三）建立综合化、个性化的考评体系，规范考评指标。首先应该有一套适应教育新常态要求的人才培养考评方案及评价标准。改革原有试卷考核模式，采用综合化和个性化相结合、平时随机考核与期末规范考核相结合的新型考核模式。除此之外，在考试方式上也力求实现多层次、多标准的模式。将原有的单一闭卷形式拓展成开卷、闭卷、口试及课堂讨论相结合的综合化方式，全面监督检测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以及转移能力。

（四）适当增加非主流的理论讲解，拓宽学生思维宽度。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在维持原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观点，虽然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不能有效解释经济问题，但拓宽学生思路、提高思维能力的作用不可小觑。在课堂讲解时应该把有影响的非主流核心理论融入传统理论之中，通过不同学派的理论介绍在开拓学生视野的同时有效提高学生的能力。

（五）增强师资素质，提高课程针对性。首先对于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强的现象应该在实际教学中仔细分析是由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是意识不够。当前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大多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从“校门到校门”的现状或许会出现理论功底不扎实的情况。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其运用本国案例阐述西方理论的能力，并注重培养教师课堂语言口语化的技巧。除此之外，针对不同授课对象，应该根据其学科性质对西方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予以侧重讲解，提高教学针对性。例如经济学中的“要素理论”，对会计专业的学生要做重点讲述，因为里面会牵涉到会计成本核算的相关内容，而对经管类的学生则不需做过多讲解。

四、启示

如何教、导，将学生所学知识良性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要改变传统的“黑板经济学”的教学模式，通过理论问题现实化的方式培养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这无疑是高校教学中的重要任务。除此以外，改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均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把握学科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帮助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去思考、分析现实问题，这属于学习经济学的最高目的，只有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作者:陈晓乐 单位:郑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崇善.课堂教学改革之理想选择[J].大学教学,2001,(1):12-17.

[2]陈银飞,苏建红.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2004,(4):34-38

[3]申光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J].中国集体经济,2008,(3):46-52

[4]黄津孚.企业管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探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2):2-7.

[5]祖宾.应用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改革刍议——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为[J].中国成人教育,2009,(21):34-39

[6]吴战勇.基于应用型经管专业人才培养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3):24-29.

[7]蔡秀玲,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4-49.

[8]赵祖地,左玥.创新型人才评价体系研究[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13-18.

第5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第6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第7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  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丁·贝克曼(Martin  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  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第8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模型人、理性、选择、背景、过程

Foundations of Migration theory: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 Verstehen Demography’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4，China;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 China;5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Generalizing and advanc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opulation theory provided by Bruj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Verstehen Demography”. Synthesizing some study fruit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t also brings forward a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behavior from such four levels as the conception hypothesis， inchoation， context and time dimension of migr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model of man、ration、choice、context、process

前言

人口学家研究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现实，过分专著于数据开发和统计描述这样的定量分析，而对人口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似乎重视不够。尽管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是人口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论定量分析多么复杂和完善，单独的定量分析对于解释、理解和预测人口现实，进行人口干预和制定人口政策还远远不够，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实现作为一门的人口学所有任务。人口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他还可以为有关的人口政策提供适当的理论基础。最近一个时期，政府出台的与人口领域有关的政策（如农民工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等），把目标从完成人口目标转向人口福利，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对人们决策和行为方式进行基本的和科学的理解的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人口学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布如金先生[1]在他的《人口理论的基础：选择、过程、背景》中，提出了人口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本文对其概括和扩展，并将其定义为“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同时，综合部分迁移研究成果，为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提供一个交叉学科的视野。

1.“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

科学的任务是对人类行为以及它的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后果进行理解。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阐述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变量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理论中，理解的功能是回答为什么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的问题。充分的理解需要整合不同的分析层次。关于分析层次，林得伯格[2]-[3]提出了学科的“分析首位”的概念（analytical primacy）：理论首位和分析首位。他认为，在社会学和微观学中，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而理论首位在微观层次。

按照林得伯格的划分法，人口学的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它首先关注的是对宏观层次的要素的解释：人口规模、年龄和性别分布、分年龄生育率、迁移和死亡率、结婚模式，以及按照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标准划分的亚人口群体的差异。而人口学的理论首位则在微观层次，集中解释个人的行为。宏观层次的人口现象是微观个人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重要分支学科的，人口学的理论探讨需要整合微观层次的分析，这是达到对研究主题理解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设计。总之，社会理论的视角有助于人口学形成理论分析框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理论的起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理解人口学”也采用相同的起点。科尔曼[4]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认为，为了理解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强调产生这种现象的因果机制。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描述遵循科尔曼的思想。人口学的结果（如迁移量）位于社会层面，而联系结果和决定因素的过程则处于个人层次，这种考虑关注对人口行为的理论思考，涉及需要形成关于产生迁移模式和规模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尽管这里的理论探讨采用微观方法，但不排斥宏观层面上社会环境的结构的重要影响。它只规定评估背景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理论方法必须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相一致，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相互作用的方式。除了确定个人行为转变为社会结果的机制外，科尔曼提出了综合解释社会现象的三个主要理论任务：一是评估个人行为的背景的理论方法，二是背景影响和构建个人行动的机制，三是个人行为的理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一致，科尔曼认为解释社会系统，直接关联宏观层次的单个命题分解为三个：一是描述社会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个人特征的依赖变量；二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依赖变量；三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社会特征的依赖变量。这种探讨意味着理论框架中几个分析要素的意义：评价个人行为背景的理论方法（宏观层次）；背景影响个人行动和使个人行动结构化的机制（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个人行为的理论（微观层次），转变机制（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一个完整的理论应包括这四个要素，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就意味着要接近对人口现象的充分解释，我们必须依靠局部理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析的不足。

在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转变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提倡的基本理论框架遇到两个问题：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个人的方式，一致的个人行为如何转变为社会的或集体的现象。这两个问题涉及微观和宏观的鸿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人口学的理论分析也不例外。因此，“理解人口学”的解释计划包括：个人行为理论，背景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的关系，此外，时间和个人的概念也被考虑进来，以便更多从动态，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角度探讨。

像其他形式的人口行为一样，迁移可以被看作总的现象，也可看作是个人行为。前者探讨迁移的模式和趋势，区分迁移者的特征，探讨与人口迁移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后者则分析微观层次个人的迁移选择。尽管探讨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致，遵循科尔曼提出的命题的基本安排，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多层次的，具体包括：

I. 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i) “模型人”假设（model of man）

(ii)理性概念和构成

II.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iii)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iv)选择的动机

(v) 决策的方式

(vi) 控制

III.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vii) 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viii)赋予意义和指导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ix)制度的类型

IV.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x)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因素

(xi)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

(xii)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2.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象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一样，以下的分析首先从假设开始，因为预先设立的假设是理论分析框架中对概念进行选择和阐释的关键。

2.1模型人假设

人口学与社会和行为科学一样，需要探讨人类行为。分析人口行为主要基于“模型人”的假设，“模型人”概念是关于“人的本性，基本能力和局限以及行为的驱动力”的基本假设，“模型人”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分析和研究提供理论的指导，它不仅影响所要研究的主题，还影响探讨最有意义的分析要素所使用的工具。评价“模型人”概念恰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能否准确地说明人们的行为[5]。 作为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抽象，“模型人”的功能不是阐述一个具体个人的行为，而是人们一般行为的主要原则。

像任何社会科学一样，人口学依靠关于人们通过行为引起人口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具体假设。模型人概念构成一套基本假设，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特别是迁移行为具有意义。模型人假设涉及人类行为中精神力量的作用，决策中动机和理性的重要性，个人的社会嵌入，个人发展中的时间依赖等等。在考察人口行为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行动者在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唯意志论的“模型人”概念首先强调人的内在的方面，如个人动机、内在的反应和创造力；决定论的“模型人”概念认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动力通常按照环境的限制和内在的驱动分别定义[6]。

2.2理性概念和构成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理性被作为解释、理解和预测行为结果的准则。理性的要素一般被假定为构成行为，特别是决策的基础。尽管如此，理性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在科学研究和日常世界中，理性的概念是有差别的。依据的领域，理性具有描述的、规范的和规定的内涵意义，如在决策领域，理性有时指选择的过程，有时指选择本身[7]。相应地，理性可以分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或从广义上讲，有过程理性、有限理性、背景理性和表达理性等等。社会科学中如此多的理性观点，问题是：理性行为意味着什么？，或更具体地说，理性选择意味着什么？有这么多的理性概念，哪种理性概念更好地用于理解人口行为，以及它的局限是什么。

不同理性概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在分析人类行为中的手段与目的时，处于中心位置。本文重点阐述以下被用于分析人口行为的四个理性概念。

第一，实质理性：理性行为的基础。实质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社会科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概念。实质理性指在给定的条件和限制下，以最优的方式完成既定的目标的行为[8]。实质理性概念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最大程度地被运用，同样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理性选择社会学中被运用。在实质理性的决策探讨中，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他对可利用的手段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并有能力按照偏好顺序评价它们（偏好次序对于决策问题来说，通常被假定是稳定的、一致的、精确的和外生的）。

第二，有限理性和背景理性。理性行为只能在决策背景中，按照目标、机会和限制来评价。这些条件和限制可能是客观的环境特征，可能是被知觉的特征，也可能是决策者本身的特征。类似地，目标可能是行动者的目标，社会系统的目标或者观察者赋予的目标[9]。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真实世界的客观抉择与决策者所考虑的是否一致，观察者从以完成的行为中推断的偏好与推动行动者行动的意图时候一致，特别是在复杂情形下，真实的环境与行动者感知的环境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三，过程理性。如果我们接受有限理性这个命题，承认真实世界与决策者感知的世界有差距，那么选择理论必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考所选择实质，二是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换句话说，理论必须解释现实的特殊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如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偏好的形成和次序如何显现，推理过程如何运用于引出如此描述的后果。过程理性指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过程理性的引入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它为决策和行为引进了动态的观点。二是过程理性把选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和背景中。三是涉及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转变。

第四，表达理性。表达理性与过程理性一样具有动态的特征。过程理性关注形成和改变决策者的手段-目的框架的过程，如果说过程理性更多关注手段的话，表达理性则更多关注目的，在表达理性的观点中，目标本身成为评价和选择的主题。

2.3小结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人口迁移，我们需要理解迁移行为的性质，因此，采用微观的视角是最恰当的方法，因为这种观点把个人行为看作是理解人口迁移现象的主要工具。根据上述，本文假定个人迁移是自由决定的和理性的，迁移者理性遵循上述理性原则。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分析自愿迁移，而不考虑受强制的迁移。3.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作为理解人口行为的一般，选择不只是探讨决策概念，我们从涉及模型人、相互紧密联系和部分重叠的四个方面阐述选择概念。一是宽泛的理性概念的；二是在更宽泛的认知视角中探讨选择所处的位置，而认知观点探讨人口行为中信息和认知的作用；三是在结构化信息的背景中选择决策的状况；四是选择的观点适用于特殊的人口领域。在这个概念模型中，信息提供了综合效力。认知计划的概念作为个人思考和精神上构建的信息，进入决策过程，并将信息、选择和行为联系起来。李 [10] 认为，迁移不可能不具有选择性，选择的种类各不相同，对某些迁移流讲是积极的，对另一些则是消极的，把迁移者归在一起，选择往往具有双向性。

3.1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信息可以被定义为存在的和传送的知识。信息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整合各种与选择、背景和相联系的观点。使用这样的中层概念引出了许多：信息包含什么，信息的内容，我们如何理解人们知觉和行为的信息，在注意、选择、加工和自制信息过程中，哪种认知被包含在其中等等。阐述信息概念，目的是为解释构成概念框架的各种要素和过程提供一个共同的根基。这样一来，信息概念不仅保证框架内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而且在更高层次上，作为整合各种行为的一种手段。大多数决策理论的不足是他们忽视了思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许多选择理论的弱点是采用静态的观点，忽视了个人思考是不断变化的问题。

信息概念应当包括情感成分，然而，许多理论倾向淡化或忽视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被看作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概念框架就应当整合情感因素，因此，从过程理性考虑，情感是决策的一个内在因素。另外，认知计划(cognitive schemes)也应被纳入分析中。

迁移决策受到两种基本信息的影响，一是信息不能用钱购买，而与时间相关，如在“行动的未来后果”的决策模型中，未来向量和未来效用函数。二是在迁移决策中可以用钱买到的信息，这种信息与“精神映像”(mental map)和“意识空间”(awareness space)紧密相连。有表明，朋友、亲属、市场、大众媒体和政府是迁移选择的主要信息来源[11]。学家用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不确定性等概念研究迁移选择。

凯兹和斯达克[12]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迁移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上改变迁移人口的分布，并会降低迁移者的技能水平，恢复信息对称的办法对迁移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阔克和莱兰德[13]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模型研究发展家“脑流失”现象，发现本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将驱使本国优秀的毕业生到国外留学深造，但是当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国外完成学业时，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又不能够吸引其中最优秀的群体归国，本国所需要的优秀毕业生群体绝大部分就因此而流失了。迁移行为不仅是理性的，也受到情感的影响。“决策的冲突模型”强调迁移决策过程中情感构成成分的意义，把紧张作为决策冲突的源泉，把生理和心理的紧张和社会症状归因于预知的由决策导致的预期损失[14]。

3.2动机

如果我们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人口迁移行为，那么，我们必须对动机的内容、结构和起源做具体的说明。根据社会学家、心家的经验研究，动机的内容概括为：身体福利（如良好的健康状况等）；物质福利；安全；归属（如爱、亲密等）；社会地位（如社会赞同、威望等）；权利；自我尊重；内在的愉快状态（如满意，不确定性的降低等）；创造力。行为的产生来源于环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状况。社会理论认为行为的动机产生于情感的唤起、个人的经历，观察到的他人的经验，社会学习理论承认动机的内在的和个人的背景，以及环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进程的经历）和直接的交流（如个人交流、信息传递等）对人们的动机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奥兰博格[15]提议用这样一个考察迁移的构架： 以个人支持迁移的动机和个人迁移的障碍因素作为发展迁移理论的起点。还有学者认为，迁移动机理论有经济最大化理论、社会流动（追求社会地位）动机、居住满意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等，但要充分理解迁移决策和随后的行为，需要整合社会层次的因素和个人层次动机，“价值-预期”模型是研究迁移动机和决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这个模型中，迁移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行为，与迁移有关的价值（目标）包括财富、地位、舒适、激励、自由、归属和道德观七个方面 [16]。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迁移动机的研究中，研究价值如何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3.3作为过程的决策

尽管有许多关于决策的不同观点，但它们有三个共同的基础。一是面向选择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择；二是评价这些可供替代的抉择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规则和标准选择一个特别的方案。这三个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于第一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谁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和为什么是这些抉择。第二个方面直接触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方面。第三个方面涉及决策规则的问题，被嵌入到关于决策方式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大多数选择理论用静态的方法描述决策，通常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次序对于理解选择和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很少考虑选择的动态方面。作为过程的选择，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 [17]。一是具体的选择和决策规则的构建。二是“序列决策”，即在动态的生命进程中作为经历成分的连续决策。三是作为过程的决策，它的阶段顺序。

鲍格[18]认为传统的“推-拉”理论对迁移微观研究的解释力有限，因为个人迁移决策中包含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达万佐 [19]把迁移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认为迁移收益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得到。他进而建议在迁移决策研究中，使用纵向调查数据、收集影响迁移决策的信息，分析迁移者个人特征对迁移的影响、建立变量解释谁迁移和为什么迁移、解释迁移者对目的地的选择等等。

3.4控制

对选择理论一个最近的贡献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机制对人们的决策和至少部分独立于动机之外而实施的某种决策有显著的效应。将控制融入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可以减轻影响行为的被决策赋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学者批评选择理论过分依赖模型人，在选择概念中，或明或暗地，处于中心位置的动机突出强调个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决定做什么和最终做什么。通常出现在选择理论中作为外部因素的行为限制，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影响，只对行为结果有影响。这就严重限制了选择理论对理解和解释行为的应用性。选择理论加进控制概念有两个意图： 一是增加研究非动机行为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来源，二是在依赖、无知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运用于行为的决策中增加保留空间。

几位心理学家强调人类行为中知觉控制的作用，罗特 [20]区分了内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将其作为对某种行为和随后的表现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在人口学中，控制的内在-外在中心被运用到迁移研究 [21]。另一个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调节动机和表现 [22]。经验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们的行为趋向无效，即使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4.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对于迁移来说，宏观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理论意义，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因为政府按照他的性质来说，一般从宏观角度制定政策，以影响人口的分布和流动。通常影响迁移的宏观因素分为经济、、社会态度、文化、制度气候等等。弗里德曼[23]区分了两种宏观变量，一是背景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总的个人特征（如人口的水平）；另一个是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个人口的特征 [24]。宏观因素如何与微观迁移行为分析相连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4.1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意识到：要理解学科研究的对象，至少要把所要评论的现象，部分嵌入到产生此种对象特殊的背景中去。不论这些现象是社会系统和制度或个人选择和行为，学科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对象所发展的过程。在各种社会学科中，制度的方法开始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发展展示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范式的特征。尽管人口学的分支领域研究呈现相当大的异质性，但制度的方法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努力，似乎已经有了立足之处。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个人行动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和意义。制度概念的属性不仅包括诸如大学、公司等这样的背景实体，也包括共同的语言等。这些制度构成个人用特别的方式进行选择和行为的微观世界。制度概念还包括更抽象的诸如民主、宗教、性别、政策等社会建构。编制社会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背景不能被解释为静态的，应被看作是动态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建构。在迁移行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对于分析社会背景要素，如市场、亲属关系、、教育系统、迁移政策等对于迁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4.2赋予迁移意义和指导迁移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认知的观点认为，可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环境中的制度。社会制度组成一套相对一致的构建现实和指导行为的规则。在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制度解释中，规则设想背景如何成为个体决策者有意义的背景的机制。有学者将规则区分为四种，即或然的、工具的、规范的和解释的规则[25]。或然的规则与习惯行为相联系，这种规则太习性化，不能解释迁移行为的社会模式，除非它有规范性的含义。工具规则指完成任务的技术上的有效性。规范规则指行为受到外部力量加强的影响，它体现了规则的特殊意义，涉及社会规范、惯例、行为准则等。解释规则指关于行动者、参与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类的主观信息，以及关于行动者、目标、事件和条件之间关系的信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规范和解释的两种规则在描述和解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行为模式最重要，他们分别被称为指导行为的规则和赋予意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行为指导的规则和意义赋予的规则为与迁移行为有关的认知、动机结构、决策方式和知觉控制提供了解释的背景。

4.3制度的类型

从广义上讲，制度通常分为四类：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认社会复杂的结构和组织以及具体的环境影响迁移行为。本文重点阐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社会制度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通过影响动机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影响迁移决策，即激励（或目标）、动机、可能性和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动机的四个构成可以被看作联系环境、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实际决策过程的“中间变量”。家庭有三个功能影响迁移动机：一是家庭作为生计单位，他给家庭劳动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为社会化，培养家庭成员的态度、价值观、责任感和适当的行为，对迁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三是家庭作为社会群体和社会，特别是扩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对迁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强调家庭在迁移决策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迁移决策的意义；二是用动态的观点考察对制度结构和功能变迁以及对迁移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26]。政治制度是指权利的关系和资源的可得性。中国长期实行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迁移选择的机会有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正在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放松户籍制度，人们的迁移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与迁移选择转变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制度的分类知识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对个人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5.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人文和科学把结构和过程视为它们学科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一些学科中，过程取向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和行为科学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现象的过程。虽然过程的意义在不同的学科或分支学科中是具有差异性的，并且过程的意义也与变迁、发展、变革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时间因素”。尽管时间在人口和人口变迁的中占有显著地位，但是通常对它的理解是相当机械的；并且通常孤立于潜藏在人口变迁之下的社会和行为过程。

5.1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的概念

5.1.1静态与动态的探讨的意义

动态和静态方法对它们所要研究的课题采取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理解取向。静态视角关注结构和结果，并以静止状态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动态视角强调结构和结构由过程演化而来，并以动态演化过程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

无论是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运用时间概念，但是其含义是不同的。时间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时点，也可以理解为变迁。静态视角把时间理解为时点，依赖于这种静态方法的解释持有这样的潜在假设：历史是无足轻重的，过去和将来的作用是一样的。然而动态方法，把时间视为动态变迁的过程。时间和发展、演化具有强烈的亲和性。时间可以被理解为衡量变迁的尺度。这种含义上的时间根本上区别于物理时间之处在于它们对所描述过程的不同理解：过程具有不可改变性，还是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题中，静态意义的时间是没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动态研究方法日益高涨的关注可以解读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向。虽然在人口学中，这种向动态研究方法靠拢的趋势是可见的 [27]，然而威莱肯斯[28]认为人口学的标准还没有显现出这种范式的转型。他推断，动态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无论是对人口预测还是人口政策研究的改善都是一种主要的需求。他的著述的精华也被人口学之外的学者所采纳。

我们这里所想要说的是，如果概念框架能够转变向动态的概念框架，那么对迁移行为科学洞察，并且对这种洞察的实际运用，都能够获得提升。然而，以这种真正的动态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加入时间因素，而是加入动态意义上的时间。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中，事件的顺次或变迁被视为发展过程，在此过程在中，结果是早期环境的结果，而且环境是随时间变迁的。

5.1.2时间概念

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一是历史时间，这是最具包含性的时间概念。二是制度时间，即指组成这些社会环境的各种各样制度的发展。三是社会时间，即隐含于年龄系统中的时间。四是个体时间，即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时间尺度，个体时间代表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时间概念，因为生命阶段，事件或现在的性格均被认为是生命过程中一个即时性的点，在生命过程中随后的结果是生命周期中早期环境、事件和经验的结果 [29]。五是过程时间，即在生命周期中，发展可以解释为生理、社会、心理方面的扩展，大量过程的组合建构出生命周期的具体形态和。由于本文研究一开始就采取微观层次的方法，因此个体时间维度，占据着核心地位。个体时间维度与动态概念框架的契合可以包容动态的选择和行为概念，这些选择和行为都是发展过程的结果。宏观环境变革的效应被假定为主要通过对个体生命周期的而发生作用。

在行为研究中，尤其是人口统计学研究中，年龄通常被当作一个主要的标准用来判断行为的时间调配，以及用于对情景和事件进行分类。然而必须清楚的是，年代学的年龄并不是个体行为的决定因素。年代学的年龄不能代表真正意义的导致特定生命周期模式的年龄概念。年龄不能解释行为，或者说不是变迁的原因；事实上年龄只不过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发展序列的阶段标志，同样年龄只不过是潜在发展过程一个简略的代表性术语。年龄及与年龄相关的行为和变迁仍然是时间的静态解释，除非年龄是意指潜含在其下的发展过程。行为被解释为过程，不是年龄，而是经验（过去的或预期的）划定出人们某个生命发展阶段的能力、观点和动机。段成荣 [30]认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资料允许，就应该千方百计按照事件发展的真实时间顺序来处理研究资料。

5.2生命进程的方法

人口学中的行为和隐含其中的个体选择，如果它们的定位蕴涵在个体生命沿革过程的状态背景之中，那么这些行为和选择能够增进解释力。生命周期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行为动态视角的适当解释。生命进程的解释力在于它以时间和发展的概念框架来组织相关的事件和因素，从而简化理解行为逻辑一致性的尝试 [31]。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生命进程的分析不能够取代行为理论，由于生命进程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个人行为形成的假设，以及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解释或机制。生命进程的概念应当理解为行为研究中的组织原则。

尽管学科方法的差异，但是大部分学科认同这一解释：即生命是以具有某种逻辑顺序的阶段发展结构呈现出来。生命进程分析提供了发现这些变迁结构的卓越分析工具，但是生命进程分析的局限之一是，它不得不依靠其他理论视角来解释隐含在这些变迁和结构之下的机制。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对生命进程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就人口学研究而言，鲜有运用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讨行为的逻辑原则。如果生命进程分析把生命细化为相关的组成过程或生涯，那么就能增大生命进程分析的分析潜能。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和生涯的概念，与勾画人们生命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时间和发展概念相联系。关于个人行为的动态视角的细化包括生命周期的历史或纵向的含义，也包含生命周期的横截面的含义。

生命进程方法的本质是：分析单位为处于地理、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个人，家庭户或家庭的研究成为与生命进程连接在一起的研究。通过研究个人，生命进程分析承认人生经历的不同形式，并不试图把标准的或理想的生命路径强加给个人。另外，生命进程的核心概念不是“阶段”概念，而是“转变”概念[32]。

穆尔德 [33]用生命进程的方法研究了迁移行为，他提出迁移经历从属于“并行经历”（parallel careers）：Ⅰ发动经历（triggering career），指并行经历产生的迁移寻求达到的目标。包括：ⅰ事件依赖(event dependence)：在并行经历中如结婚、离婚、上大学或换工作，一个事件发生所产生的效应。ⅱ状况依赖(state dependence)：在某种经历中处于某种状态产生的效应。按照距离、方向和目的地的选择，不同的发动经历也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迁移，事件和状态不仅影响迁移决策，也影响流动的类型。不仅如此，并行经历也会产生个人的资源和限制，这被称为条件限定的经历（conditioning careers）。如职业经历决定个人的收入和储蓄，家庭户经历限制个人迁移的自由，居住经历的投资可能限制随后的流动。

5.3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生命进程可以解释为包含各种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征，内化以前的经验并影响后来的发展。生命过程中某个个人位置反映了一组特殊能力，与他人关系，动机，责任，义务，约束以及对世界认识的集合。这些体现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生活过程中的可识别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模式或发展轨迹 [34]-[35]。确切的发展性理解是以动态的时间视角定位行为和事件，把这些行为和事件看作是早期情况的发展延续。以动态的视角看，生命进程中，行为及其意义依据不同生涯的发展而改变。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要概化这一机制：个人通过这一机制接受他人和社会背景资源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这些信息，赋予行动意义，并把生命发展起伏过程中的不同生活领域和阶段与其他领域和阶段相调适。

对生命进程的认知性解释可以视为个体行为及选择的动态背景。这种认知解释对不同生涯中以共时和历时形式所建构的经验进行解读。这种对个人历史的动态性评估是潜含在人的行为决策之中的认知图式建构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认知图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生命过程的发展不断建构的。虽然个体生命过程是个人信息流过程，但是它完全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不仅是因为对人们发展历史的解释要依靠社会建构的意义规则，而且是因为，生命进程的组织反映了先于生命进程发展的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就这个意义上，以人们的心理表现所体现出来的个体发展历史，拥有两个基本的时间维度发展轨迹：制度时间和个人时间。

迁移与生命进程存在密切联系，有不少研究集中于生命进程模式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36]。有研究表明，那些有可能改变住所意图的迁移者正是那些处在生命进程中发展阶段并有向上流动潜能的人[37]。罗格斯与沃特肯斯 [3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生命转变的过程中，即儿童早期、进入劳动力市场早期、退休和老年晚期四个年龄段是迁移的高峰。影响迁移的具体的个人生命进程转变主要包括：ⅰ离开父母的迁移决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必须进入好等机构；二是为了寻找第一份工作；三是组建新的性生活单位。ⅱ结婚或离婚影响迁移。ⅲ生育与迁移。许多经验研究证实家庭户迁移是为了调整适合家庭规模的居住空间。ⅳ退休与迁移。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允许退休者停止工作，而不担心陷入贫困，寿命延长和健康水平提高允许老年人积极参与流动和迁移。许多老年人迁移决策的核心是为了与亲属住得近或是为了能有人照料。

评论

人口统计学需要理论基础，但作为一个以描述人口与人口变化为核心任务的学科，它本身并不是以追求理论为目的，也不需要复杂的理论来阐释呈现各种事实状况的统计数值。但是，要对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化进行恰当解释，它却需要行为理论为背景。这种理论背景对解决不断循环出现的问题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就在于它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的框架。本文的解释模式没有给迁移提供彻底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但就扩展学科理论基础，融合不同研究方法而言，他的确为迁移研究提供了理论深度。笔者大胆设想，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的生育率（布如金先生已对生育理论和印度的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出生性别比，甚至对分析老龄问题也有意义。

[1] Bruijn， Bart J. de. Foundations of demographic theory: Choice， process， context. laThesis， 1999.

[2] Lindenberg， S. How sociological theory lost its central issue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In: Lindenberg， S.， Coleman， J. S. and Nowak， S. (eds.): Approaches to social theor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1986.

[3] Lindenberg， S. Homo socio-economicus: the emergence of a general model of ma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146， No.4， 727-748，1990.

[4]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5] Sears， D. O.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span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attitudes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Abeles， R. P. (ed.): Life-span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psychology. Lawrence Erlbaum， Hillsdale，1987.

[6] Alexander， J. C. and Giesen， B. From reduction to linkage: the long view of the micro-macro debate. In: Alexander， J. C.， Giesen， B.， Münch， R. and Smelser， N. J.(ed.):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87.

[7] Simon， H. A.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Hogarth， R. H. and Reder， M. W. (ed.):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25-40.

[8] Simon， H. A. The meaning of causal ordering. In: Merton， R. K.， Coleman， J. S. and Rossi， P. H. (ed.):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ocial research. Papers in honour of Paul. F. Lazersfeld. The Free Press， London， 1979:65-81.

[9] Simon， H. A.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 2: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e MIT Press，Cambridge. 1964.

[10] Lee， E. M.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No.3，47-57，1966.

[11] Goodman， John L.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Microeconomic Model of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12] Katz， Eliakim. And Stark， Od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97(September)， 718-726， 1987.

[13] Kwok， Viem. and Leland， Hayne.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Brain Dra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1:91-100. 1982.

[14] Janis， I. L. and Mann， L.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y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The Free Press， New York.1977.

[15] Uhlenberg， P.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nonmigration: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 for migration theory. Rural Sociology，38，296-311，1973.

[16] De Jong， Gordon F. and Fawceff ， J. T.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and a Value-Expectancy Research Model.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17] Fawcett，J. T. Psychology as a population science: a twenty-year perspective. Graduate School of Research in Demography， Amsterdam.1991.

[18] Bogue， Donald J. A Migrant’s Eye View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igration to a metropolis. In: Brown，Alan A. and Neuberger， Egon.(ed.): Internal Migr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7.

[19] Davanzo， Julie. Microeconomic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gration decision.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0] Rotter， J.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 80， No.1，1-28，1966.

[21] Hanson， R. C. and Simmons， O. G. The role-path: a concept and procedure for studying migration to urban communities. Human Organization， Vol.27， No.2，152-158，1986.

[22]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No.2，191-215，1977.

[23] Freedman， Ronald.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rld fertility survey data. Paper No. 62， Honolulu:East-West population Institute，1979.

[24] Gardner， Robert W. macrolevel influences on the migration decision process.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5] Hargreaves， D. H. Common-sense models of action. In: Chapman， A. J. and Jones， D. M. (eds.) Models of man.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Leicester，1980.

[26] Harbison， Sarah F. Family structure and strategy in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7] Crimmins，E. M. Demography: the past 30 years ，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Demography， Vol. 30， No. 4，579-591， 1993.

[28] Willekens， F. J. Demographic forcasting; state-of-the art and research needs. In: Hazeu， C. A. and Frinking， G. A. B.(eds.): Emerging issues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1990.

[29] Mayer， K.U. and Tuma， N. B. Life course research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Mayer， K.U. and Tuma， N. B.(ed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

[30] 段成荣.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性[J]. 人口研究， 2000，(4):14-22.

[31] Abeles， R. P. Schemas， sense of control， and aging. In: Rodin， J. Schooler， C. and Warner， K. W. (eds.): Self-directedness: cause and effects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1987.

[32] Boyle， Paul. Halfacree， Keith. and Robinson， Vaughan. Explor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 Longman 1998.

[33] Mulder， Clara. H. Migration Dynamics: a Life Course Approach. Thesis Publishers， Amsterdan，1993.

[34] Elder， G. H. Life course dynam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35]同[29]

[36] Jansen， C.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migration. In:Jackson， J.A. (ed.)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