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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
1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意义
实践性教学模式是在西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以及强化教育职业化背景下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教学实践模式。现如今,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还是处在发展以及探索阶段,在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之中依然还是十分的薄弱,而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实施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可谓是价值显著,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本就是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基本原则,实践教学模式在思想理论课程中的实施本就是这一课程必不可少的环节,高职院校实施这一教学模式能够真正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2)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从实用与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教师教学也是过分注重理论忽略实践,而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则能有效改善这一现象,让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教育,促使教育空间得到有效延伸和拓展,最终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成长。(3)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中的实施,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社会大环境而决定的,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学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身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活动的实施,也应该要改变传统将学生置身于假设理想环境中的封闭式教学,需要使用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这样就能让整个教学过程更加注重实践,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前了解社会、接触社会,这样就能为学生今后成长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中的实施,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是组织教学实施的重要依据,展开社会实践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让学生自觉的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升华成为行为,形成较为良好的思想素质以及道德品质,真正实现知行统一的目的。
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现状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教学模式实施意义较为显著,可是就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现状来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2.1社会实践教学理论有待丰富
在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的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社会实践模式的应用研究相较于之前也有了提升,有较多学者都提出了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的必要性,并且提出能够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现内化到外化的有效转化,从而有效提高课程的实效性。但是,从整体使用情况来分析的话,现如今我国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是较少,理论研究方法的使用相对而言也较为单一、不够丰富,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指导与使用。
2.2社会实践教学活动流于形式
高职院校教学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是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这一公共课程重视程度不足,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也流于形式,具体表现为,社会实践教学课程较少,部分学校甚至都没有开展社会实践教学。通常情况下,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时候,都是由教师在课堂之上进行相关理论知识讲解,之后再在考试之前为学生划出考试重点,让学生能够完成考试要求,很少会为学生设置出针对性的社会实践环节考核内容,所以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也就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发挥出其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促进作用。
2.3社会实践教学平台尚未构建
社会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就是实践基地,可是就目前各高职院校教学实际来分析的话,还尚未存在专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对应的实践教学基地,对于地方已有的具有实践教学功能的史料馆、纪念馆等机构挖掘还不足够,没有充分发挥出上述机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功能。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构建出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史料馆等场所,这些场所可谓是真实且客观的体现出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与变迁,也是展开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最佳场所,可是就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社会实践教学现状来看,这些资源以及场所的价值无法充分显示出来,部分高校虽然也有与这些机构构建出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在合作内容以及方式上还是较为肤浅,没有对这些机构的功用进行深入挖掘,最终也就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流于形式。
3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践措施
要想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有效应用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3.1教学内容模块化
首先,需要构建出散打教学模块。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内容在确定的时候,需要按照社会发展需求、学生发展诉求以及企业用人需求等多方面来进行综合考虑。基于此,高职院校可以在实施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时候,以“树伟大旗帜、走光辉道路”作为指向,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构建出理想信念教育模块;之后再以“悟人生真谛,塑公民品格”来作为指向,构建出发展学生品格的教学模块;最后再以“爱岗敬业、育职业精神”来作为指向,构建出培养发展学生职业素养的教学模块。其次,还需要在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将校内与校外两个阶段有效的衔接起来,按照上述三个培育模块来作为教学实施基础,然后将学校企业有效的联系在一起,以此来为学生构建出较为良好的教学资源,通过校企合作开发教学项目、制定教学评价标准,来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学习过程中真正获得社会实践体验,从而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学校到企业的有效延伸。最后,还需要融通三维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培养接班人、为企业培养优秀员工以及为社会培养现代公民的三维目标。
3.2教学团队一体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工作要想有序实施下去,教学团队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教学团队主要是由思政教师、学校日常兼任思政教师、企业公益基地兼职思政教师这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学校专任思政教师在整个教学团队之中可谓是起着主要阵地的优势,其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按照教学目标以及理论教学要点来对教学目的进行明确,同时还需要对教学项目进行合理的规划,积极开发出项目任务书;而学校日常兼任思政教师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共青团、辅导员、校企合作指导教师等多方面,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应对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所遇见的一些问题,以此来为学校思想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提供有效的指导。而企业公益基地兼职思政教师则是指学校与企业公益基地协商,亦或者是从企业公益基地直接聘任的人员,这一团队在整个社会实践教学模式之中能够实现对学生职业素质以及品格进行培养的目的。
3.3实践基地多元化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教学基地进行完善与建设,这也是这一教学模式实施的要点之一。而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相关人员可以按照“合作共建,双向受益”这一原则来对校内实践基地、公益实践基地以及企业实践基地等多方面资源进行统筹,基于此来构建出多层次、全方位、多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在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首先,我们可以将校内实践基地作为基础,因为校内实践教学在组织过程中更加的便捷,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的重要基地。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时候,立足于现实,结合学生较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以及需求来进一步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真正将所学理论与社会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的讲解构建在对事实以及现象的分析之上,这样就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并且还能懂得理论结合实际。例如,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学生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较深的感触,有些学生甚至存在金钱至上这一心理,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社会实践来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认识,从而真正实现知行统一。其次,还可以以企业实践基地作为关键,企业本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关键,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结合学校实际来构建出工作站式顶岗实习管理模式,让学生真正在校外实践过程中展开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对于这一点,高职院校一定要先构建出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像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较为完善的城市社区示范点等等,通过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组织引导学生进行参观,来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理论学习中所遇见的困惑,从而有效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实施效果。另外,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积极借助于广阔的社会平台,来组织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以及勤工俭学活动,像是志愿者服务、校企合作实习等等,这样学生就能真正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正确的认识,进一步突出社会实践的主旨。
3.4教学评价立体化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想保障实施效果,对社会实践教学模式考核以及效果反馈机制进行完善也是较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都没有体现出社会实践性,整个教学评价立体型不够,学生主体无法在教学评价中得到促进与提升。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运用科学且合理的方式对教育的过程、要素及效果进行价值评价,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最好是按照“凸显主体、注重过程”这一理念来进行评价,真正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有效结合、学习与工作的有效结合。
一、主题:了解民生,服务社会
二、对象:全院高职XX级、高职XX级各专业学生
三、途径:开展社会调查。
四、组织形式:以个人或小分队活动为主要形式,按照就近、就地的原则,开展实践活动。
五、活动要求:
1、安全第一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各系要提前认真做好活动期间的安全教育和纪律教育,切实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意识,不鼓励学生到未知危险的山区等地进行实践活动。活动之前要求学生签订《XX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个人责任书》(责任书见附件)。学生在实践活动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要注意活动期间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严防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做到文明实践,平安返校。
2、科学可行、以人为本原则
实践活动要做到目的明确,内容积极向上,学生可自主联系相关思政课老师,寻求指导。各系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在实践各环节为学生提供政策和经验上的指导,为学生顺利开展实践活动提供帮助。
3、合理安排原则
各实践小组应做到实践有目的、有计划,充分准备,恰当分配任务,活动中指定专人作好纪录,对收集的问卷、调查资料等作好整理分析工作。
4、加强宣传,扩大影响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报道,重点突出特色活动、实际效果、先进典型和社会反响等。同时重视媒体效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与媒体联系,力争获得媒体的关注与支持,增强我院社会实践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六、总结与评优:
1、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个人或小组于下学期开学两周内交一份调查报告和实践地接收证明到本系(实践地接收证明样本、调查报告格式和暑期实践报告撰写见附件)。
2、各系认真进行总结,每个系于下学期开学两周内均需交一份社会实践总结。同时附5张以上数码照片(照片要求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实践的内容及特点,并配有照片注释)。
3、思政课部将召开全院暑期社会实践总结会,会上请各系推荐优秀团队和个人代表进行经验交流。总结会上同时进行优秀指导老师、优秀社会实践团队及个人的表彰工作,并组织部分获奖者赴韶山、南岳忠烈祠、屈子祠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实地社会调查活动。
七、参考选题:本次暑期社会实践可以围绕以下选题开展,也可另拟选题。
1. 城市弱势群体生活状况调查
2. 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调查
3. 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调查
4. 农村居民健康情况调查
5.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调查
6. 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的实施及农民满意度调查
7. 同学家乡所在地科技、文化、教育、农村建设等方面的调查
8. 结合专业所学知识开展暑期实践活动
9. 赴上海世博园考察参观活动
10. 城镇化的调查和分析
11. 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变化调查研究
12. 城市中农民工现状调查
13. 公民的环境生态保护意识问题
14.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15. 大学生就业心理趋向调查
16. 网络社会中人们交往关系的变化与伦理道德的新课题研究
17. 开展大学生诚信状况调查
18. 家乡之最调查
19. 家乡新农村建设现状调查
20. 调查湖南人才市场动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21. 家乡普法宣传调查
附件1:XX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个人责任书
附件2:实践地接收证明(样本)
附件3:调查报告格式
附件4:暑期实践报告撰写
今年*月*日上午开始,我在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附属单位科利公司进行了工商管理实习工作。在实习中,我在公司指导老师的热心指导下,积极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相关工作,注意把书本上学到的工商管理理论知识对照实际工作,用理论知识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用实践验证所学的工商管理理论,探求日常管理工作的本质与规律。简短的实习生活,既紧张,又新奇,收获也很多。通过实习,使我对日常管理工作有了深层次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回顾实习生活,感触是很深的,收获是丰硕的。实习中,我采用了看、问等方式,对科利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分析了公司业务开展的特点、方式、运作规律。同时,对公司的浇注明天的服务品牌, 构筑精品,造福社会的企业使命, 务实求新、敢争一流的企业精神有了初步了解。
一、坚持以经营为龙头,不断开拓山东地区传统施工领域
抢抓水工市场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进一步加大了对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等大型水工工程的跟踪公关力度,认真作好了北船重工搬迁、奥运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营工作,承揽到北船重工大坞、烟台港三期二阶段、奥运会青岛国际帆船中心标段、日照港区东部岸线等工程,确保了传统市场战略项目不丢失。同时,发挥地域优势广揽信息,积极跟踪,承揽到东营港扩建和蓬莱国电等工程,在开拓传统工程领域发面取得了新进展。
二、强化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的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切实加大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运行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体系检查、文体整改和业务指导,对内审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追踪检验,建立了基层单位与机关部室双向评价体系,不合格报告同比降低了50%,符合率和得分率较前年有了增长,三标一体管理体系得到有效的运行。
三、坚持以经营为龙头,积极实施“1433”经营举措,促进经营持续发展。
2005年公司经营工作思路确定为“1433”,即要成立一体化经营领导小组,建立四个经营分公司运行体制,坚持三位一体的经营原则,充分发挥经营工作的三个积极性,不断开拓山东地区、南方、桩基和陆域市场。
“1433”经营思路具体内容是:公司成立一个精干高效、信息反馈迅速的公司经营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经营工作的领导;建立经营分公司、厦门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陆域经营分公司四个经营分公司的经营运行体制,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坚持以市场价中标,不投亏损标,诚信合作、互惠共赢三项经营原则;充分调动公司经营部、经营分公司和经营人员三方面经营积极性。
在新的经营思路指引下,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山东地区传统市场的开拓力度,全力以赴地做好前湾港、日照港、烟台港新建码头、黄岛招商国际码头、青黄复线、青黄隧道、东营港后续工程等工程项目的跟踪公关工作,紧盯不放,志在必得,巩固传统市场,力争在承揽特大型工程项目上有所突破。继续坚定不移地开拓南方市场,干好厦门、温州、海南等在建项目,赢得业主满意,树立企业形象。发挥经营分公司的作用,加大对重点工程的经营公关力度,做好投标工作,确保目标工程不丢失。以项目为依托,在开拓新的市场上有所作为,保持南方地区经营产值持续增长。坚定不移地开拓桩基市场,切实加大桩基设备投入,锻炼桩基施工队伍,进一步增强桩基施工能力。坚持水陆并进,提高规模效益。利用房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认真总结路桥施工经验、教训,加大陆域市场开拓力度,实现陆域市场的稳步发展。
同时通过实习我发现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附属单位科利公司也存在问题:
1、 市场观念和经营体制不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要求,市场开拓的步伐与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有差距;经营体制还不完善,经营队伍、经营人员的责权利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 施工组织管理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在施工过程中按照施工合同要求进行施工组织管理的意识不强,施工管理现状与施工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存在较大差距,只是我们有的项目在开工初级阶段和施工过程中难以进入状态,不能满足业主要求。
3、 成本意识不强,成本控制水平不高,个别项目不存在管理粗放、施工大手大脚的现象,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效益的意识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以至于我们的成本控制与先进的施工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市场竞争力不强。
4、 对分包队伍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化还不完善,,在分包合同管理发面存在程序不衔接、管理不闭合的现象;项目部对分包队伍达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管理手段和制度落实上存在薄弱环节。
5、 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不能够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利益,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和依法治企的意识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对此,我提出了我的有关建议和对策:
一、进一步强化生产是经营继续的观念。
企业的发展取决于经营的质量和效果,只有广开源头,多揽工程,企业发展才有保障。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干好在建工程是承揽后续工程、开辟新市场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生产是经营继续的观念,干精品、打品牌,树立一流的企业形象。
二、 树立“零缺陷、低成本”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的观念。
效益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只有实施“零缺陷低成本”战略,才能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获得更大的赢利空间,加快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上下必须以效益为中心,在广大职工中不断深化“零缺陷低成本”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的观念,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三、进一步推进和规范项目管理
通过对资金管理、劳务层管理、物资管理、,加强项目基础管理,结合“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运行,完善项目管理,加大监控检查整改力度,达到闭合管理。建立公司综合考评体制,加大对工程质量、安全、文明工地的检查力度,抓好整改落实,促进施工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推进依法治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社会在不断发展,需要各中类型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专业面窄,社会适应能力差,综合能力不强的人才在市场竞争中一定不占优势,社会实践使大学生广泛地接触、参与社会生活,在实践中不断动脑、动手、动口,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2、方法和途径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大学生积极接触社会,参加社会实践,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对将来就业和职业发展是有大有益处的。这是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但是,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
2.1学校的重视
学校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作为学校应该积极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实践课程化体系的实践探索。广泛吸取社会资源,加大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广泛寻求社会支持,为大学生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2企业的支持
可以说企业是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肥沃土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肯接纳学生实习的企业并不是很多。现在,部分企业对大学生有一些负面的认识,认为他们有知识,缺经验;有学历,乏技能;有热情,少阅历。但人才的培养毕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大学生创造机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践环境和学习的空间。
2.3政府的关心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注的问题。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这项工作做得很到位。但也有一些地区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面对政府的关心和学校的热心、企业却“漫不经心”。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讨、研究解决,也应该积极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半工半读、产学合作的教育模式。政府、企业、学校还应该真正坐下来深度沟通,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并建立一种长效机制。真正解决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就业能力问题。
2.4学生的准备
大学生要想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社会实践,期望在社会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锤炼意志和品格,为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就必须在角色定位、实习态度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2.4.1做好吃苦和承受压力的准备。大多数大学生希望通过社会实践锻炼自己的实际能力和意志品格,但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单一,面对复杂的实践环境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社会实践与大学生活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们往往呈现兴趣高、期望高、热情高和持久性低、应变能力低、受挫能力低的现象。为尽力避免三低现象的产生,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前必须要做好吃苦耐劳和承受压力的准备。
2.4.2确定好自己的目标和角色。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这种角色意识是做好本职任务和实践活动真正取得效果的心理前提。大学生如果认为自己是天之娇子,在工作中必然浮躁,容易给领导、同事留下肤浅、骄傲的印象。不利于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真诚帮助和指点。
2.4.3勤学好问、多思善行。大学生要善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指导实践。尽快在实践过程中熟悉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大学生也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遇有不懂的问题,谦虚地向领导和同事请教。如有处理问题不当时,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失,诚恳地请教领导同事为自己指明方向。在实践过程中,还要做到多思善行。要多动脑、多动手,这样才会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3结语
[关键词]空间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建构
[作者简介]邓纯余,中南民族大学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北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75-04
时间与空间是人们思维的总体框架,形成了人们考察和分析事物的重要维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一种理论的思辨和思维的抽象。而是受教育者作为生命个体在社会时空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方式。正如西方著名学者吉登斯在阐释社会结构与行动关系的理论时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行动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作为分析和把握社会问题的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径,社会空间理论以一种全新的问题意识和视角转向,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解释框架。
一、空间概念与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在一般的意义上,空间指物体存在的位置和场所,物体与空间的关系是空间分析的基本逻辑。柏拉图认为,空间是一种感觉无法把握的绝对存在,它不朽而永恒,并作为一切生成运动变化的场所。与其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离开物体存在的空间不可思议,空间是确定每个事物的量和量的质料的形式或形状。此后,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容器以及几何学分析的客体化特征被加以理解,形成了人们关于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的争议。物理学家牛顿认为,绝对空间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运动。相对空间是对绝对空间的度量,是可以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结构,可以通过与物体的相对位置感知它。由于人类无法看见绝对空间处所的一部分,只能代之以可感知的测量,测出相对于这些处所的一切运动。
绝对空间观形而上地割裂了事物与运动的关系,引起了近代哲学关于空间思维方式的分化。与远离主体的纯粹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不同。近代哲学将空间讨论的视角切换到主体与空间的关系上,通过将空间放置于主体之中考察其形成与结构,寻求关于人的空间的知识或者关于空间的人的知识,空间与主体的关系展现为“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的理论争鸣。如提出预定和谐学说的莱布尼茨认为,空间概念是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中形成的,处于同样关系的事物居于相同的位置,包括这些位置的东西即为空间。与莱布尼茨不同,崇尚理性的哲学家康德认为,空间并不是从外部经验得来的经验性概念,“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基础的必然的、验前的表象。我们永远不能想象到空间的不存在,虽然我们尽可能想到空间为空无一物”。空间思维方式的转换衍生出人们对于空间意义的关注,空间的属人性逐渐得以彰显,空间分析的基本逻辑嬗变为人与空间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不断发挥“学术想象力”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空间研究的重心由自然空间过渡到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理论的产生成为“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具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在研究城市发展、社会互动、村落终结、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列斐伏尔、西美尔、福柯、布迪厄、哈维、吉登斯等众多学者承扬了以往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空间思想,提出并构建了以“空间生产”、“权力空间”、“场域”、“时空压缩”、“社会网络”为核心概念的社会空间理论。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野中,空间包括“社会群体居住的区域、个人对空间的主观感受或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等宏阔而精微的社会意蕴。空间是人们及其社会活动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人类并不只是空间中的存在者,他们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和建构。由于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与人类行为的构成因素,它包含着丰富的物质特征、主观意义和社会效用,形成了从社会场域、权力关系、符号体系、情感体验等层面去认识空间的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空间维度
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空间的延展规范、引导、制约着人的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由个体人向社会人、由现实自我向理想自我、由社会教育向自我教育、由自在自发向自由自觉的超越发展具有空间建构的意义,它以人际空间的扩展、精神空间的绵延、教育空间的扩容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空间维度。
人际空间的扩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效果的直接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类”存在决定了个体需要以情感、习惯、职业、地域、家庭等为纽带建立群己关系,人的成长发展体现在通过社会互动拥有属于自身的公共空间和共同生活。由自然和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以及从个体的自我认知到人际情境中的社会比较,再到群体内的社会互动以及群际之间的社会建构,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区隔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思想政治教育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任何社会信念系统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改造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人际交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际空间的扩展直接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政治统治、协调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的丰富,社会认同、政治共识的达成提高了人们进行社会沟通、参与社会互动的意识和能力。随着沟通、协商、对话、交流等日常生活与公共活动的展开,受教育者增进着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解和认识,确证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社会人际效应。
精神空间的绵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运作的理论前提和表现形式。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精神空间的绵延充分体现了人的生命和思想的开放性、实践性、超越性。正如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会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在于人有思想。“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却囊括了宇宙”。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知识、情感、意志与行为以其丰富的形态塑造和构成了社会主体的精神空间。人的精神空间可以通过理论教育、实践锤炼、环境熏陶、自我教育得以涵养而变得宽广和深厚。人们关于一定思想观念的认同以及自身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变化,不断涵厚和化育着自我与社会的精神空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积极能动地预设、构想和追求人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通过思想引导、精神劝导、榜样训导和实践指导,提升受教育者思想认识的深度、高度、广度和力度,促进受教育者精神空间的绵延,从而帮助他们积累自我发展的精神势能,培育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时代精神。
教育空间的扩容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效运行的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行为等不同领域,有着“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的多方面要求。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需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充分的理论涵容和实践空间。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有着自身特定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形成了师生共同创造的教学生活及其空间。教学空间是师生在教学、体验、思考与交流中清扫知识疆界,拓展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理论体系的主渠道、主阵地。它能够通过知识传播、学习体验、沟通交流等形式进行学习空间的划分,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眼界、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广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社会集团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促进受教育者个体社会化发展的特殊教育活动。尽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教育形态的固有特征,但又绝不能局限于狭隘的课堂教学空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取向,通过教育资源、教学条件的吸纳、整合和增权,以“全过程、广覆盖”为原则开辟教育场所,实现空间扩容。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空间建构
空间是属人的空间。人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和阐释赋予生活空间以意义,通过社会空间的想象改变现存的、固有的空间安排,通过主体的实践创造完成新的空间的生产和维护,建立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关注空间的多样化、立体化、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和全球化,设计、创造和建构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由此,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特征,把握其空间建构的内在规律、技术路径和实践目标,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聚焦日常生活空间,促进“符号化”向“生活化”的真正回归。社会生活分为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两种形态。其中,日常生活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为认知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为基础的生活领域。非日常生活指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表现形态的精神生产,以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政治、公共事务等为内涵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社会空间由此区隔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类分化聚合的形态。由于个人总是按照一定社群的习惯系统所提供的节奏、秩序和规则融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与社会群体的文化模式、社会习俗紧密联系,日常生活空间构成了人最基本的教育环境。诚如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的,基本真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肤浅恰恰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混日子的人意识不到,尤其是不想意识到部分地受心理制约、部分地受实用制约的各种价值的混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制度结构、社会习俗、文化模式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特性。
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回归和超越关系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构的内在规律。也正如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出的,“在政治教育中应当探讨日常的问题,因为这些才是现实的事物。才能引起兴趣和注意”。受教育者对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接受,具体展现为日常生活中关于教育情境与教育内容的解释、回应和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聚焦受教育者现实的日常生活。充分“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理解、选择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实践需要,彻底改变仅仅被当作知识来加工和灌输的情形。聚焦日常生活空间,就是要赋予日常生活内在而超越的政治关怀和生存理解。引导人们发现和重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认同社会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想性、超越性及其实践价值。这种“符号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向“生活化”的社会实践回归,绝不是对思想教育具有的社会政治本质的消融和消解,而是要充分扬弃日常生活的“肤浅”之处,教育和引导人们实现对自我身份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防止陷入空洞说教,打破形式主义骨鲠,凝练生活化的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参与是思想政治教育聚焦日常生活空间的根本目的。
(二)关注虚拟生活空间,实现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超级链接。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网络以其主体隐匿的虚无性、空间范围的无限性,提供了人们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交流情感、讨论话题、交易商品、评论媒体、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虚拟实践作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桥梁,增进了人们对于网络生活的深刻体验,促进着网络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在网络平台的建构中,网络主体的组合、联系、互动形成了一个基于生活想象的虚拟社会。网络虚拟生存成为人们超越和扬弃现实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人的意义生存和虚拟发展的重要维度。由于虚拟社会不是单个人在虚拟空间中无序的简单的集合,而是在虚拟实践中按照一定的方式彼此发生的各种虚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领域,关注虚拟生活空间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积极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构的一种技术路径。
网络技术条件下的虚拟生存使人能够以现实和想象的双重身份创造生活,它激活了人的生命意识、技术精神和创新品质。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论及机器大工业的革命性时指出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突破,虚拟技术在比特精灵的运思中可能是点亮的“阿拉丁神灯”,也可能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受到现实环境和网络主体素质的限制,虚拟生存始终只能作为一种有限的生存,信息污染、知识贫乏、文化退化、道德失范等网络问题早已暴露出技术化生存的风险和危机。由于网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聚焦人们在虚拟社会中的生活图景,广泛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然选择。由于虚拟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和折射。虚拟生活空间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社会环境、教育载体和丰富内容。把握网络民意、网络舆情、网络话语,建设网络文化,引导网络生存。都必须自觉聚焦虚拟生活空间,通过建立覆盖面广、吸引力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超级链接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工具平台、学科价值、社会环境及其教育要素上的“惊险的一跃”。
(三)认定自我社会空间,力求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中,人的性情、习性以及他们理解社会的思想认识,实际上是对自我社会空间位置的认定和内化。正如社会空间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方式乃是位居此空间的行动者、群体或制度的接近”,“行动者的性情、习性以及他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正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结构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不是存在于教室、街头等物质空间中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由角色、言语、行为、文化等不同要素在互动中构成的社会空间。由于受教育者通常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空间寻找着自身身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空间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差序结构。即便是教学一律性的课堂教学空间,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仍然存在着鲜明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殊。在这一空间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提供各种不同的观点,使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看见自己的生活世界……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并建构一个能够自我决定的或与他人互为主体的美好世界”,就必须充分认定受教育者的自我社会空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力求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相互统一。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传统社会的同构差序格局已彻底地嬗变为领域分离的市场整合模式。异质代替了统一、分化取代了集中,家国同构、个人的集体依附、单位依附都已极大程度地被瓦解。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导致了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加之人类文明的开放与多元,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此外,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快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整个社会空间被越来越多地分割为特定人群的私人空间,社会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形成了两极对峙、复杂多元的鲜明格局。面对我国社会空间建构与发展的新态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带来的社会隔离和社会分层,自觉把握受教育者的自我社会空间的范围及其特性,深入研究自我空间、社会空间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关系,在加强社会参照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调适社会价值体系、缓和思想行为冲突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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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关键词] 发展型社会政策 全球化 社会风险 社会投资 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88-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风险和问题,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一方面,失业和贫困加剧了对很多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如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的需求,但同时,由于资本转移的加速和就业的下降,这些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制度缺陷;另一方面,那些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新型社会问题如国际移民、非正规就业者的保护等等又不在社会政策的制度框架之内,迫切需要社会政策发展新的、更具灵活性的保护领域,以覆盖新的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学者如吉登斯、米奇利(J.Midgley)、P.Taylor-Gooby等对福利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和重构,对社会政策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认为社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他们特别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以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技术和社会危机。这些学者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投资型国家、新福利主义等思想深深影响了当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其具体的政策主张即是今天备受关注和争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围绕着“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个主题,发展型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在关于以何种方式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上,在政府、家庭、市场和志愿组织(公民社会)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比较思考取向。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的主轴。在此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创新,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2003年以来,医疗、教育、住房、贫困、农村发展、弱势群体等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社会政策演变、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及其有关的理论,为中国探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新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使社会政策真正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对发展型的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进行清晰的梳理;此外,在目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如何改革和建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进行简要的评论。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产生背景及其主要理念
1.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和首要的推动力量,是与西方福利国家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以及重构国家合法性的努力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产品和服务的大批量流动,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价格竞争。价格竞争直接威胁到福利国家的高劳动成本,迫使它们不得不进行福利开支和劳动力成本上的“探底竞争",但这些措施的实行又受到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和普选制度的制约。这些国家既要参加世界市场的竞争,又不想面对竞争可能导致的福利国家削减的现实,在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上十分伤脑筋。其次,信息产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全球性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逃税要比劳动逃避税收容易得多。为了追逐利润,资本避开对劳动征税很重或劳动受到严密保护的国家,迫使那里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当私人企业的跨国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时,那种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服务形式也就受到了威胁。而这些社会保护体系原先是针对工业社会(制造业时代)的风险设计出来的。资本的“四处流动"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使受着地域约束的雇员和政府的谈判能力降低。此外,全球性的资本流动还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全球化和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资本的外流使福利国家的财力外泄,而经济移民的涌入则造成福利国家在住房、医疗、失业救济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额外负担,迫使福利国家不得不就移民问题进行新的政策设计。上述这三大问题使我们看到,福利国家的征税能力、国家赖以调整经济政策和干预社会分配的能力都被削弱了。
伴随信息化、全球化而来的,还有社会结构和就业方式的变迁造成的危机和问题。主要表现为:①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化在资本流动加速、经济增长衰退时带来社会保障的负担率加重,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巨额赤字甚至破产。②信息通讯技术和知识社会的迅猛发展,造成对新技能和高学历日渐上升的需求,同时也引起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斥,即使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要求很低。③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的变迁。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的增多;家庭生活的非标准化,即改变了工业社会和大规模制造业时代的生活和就业模式,人的就业年龄、结婚年龄、生育年龄和退休年龄等发生了多样化。④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新的就业形式。临时工增多、小时工增多、家庭雇工增多、合作组织增多,打破了原来的工业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工厂雇用模式。这些变化都对福利国家原先的社会保护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对非固定就业的职工如何保护,对未婚生育者如何保护,如何化解人口老化的危机等。所有这些新的风险和需求并不是仅仅靠私有化政策就可以解决,如果我们接受福利国家形态的出现是对工业社会变革的反应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当下这个社会状态的特性。
从福利国家遭遇的这些问题来看,社会危机的性质改变了:由于知识的匮乏而造成的社会排斥超过了工伤和疾病引起的贫困;老龄的恐惧由生活无着变成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照顾费用;就业准备变得比失业保险更加重要。这一切都迫使福利国家从观念到实践进行根本的变革。吉登斯警告说,“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的管理风险的能力”。[1]80吉登斯还认为,目前福利国家的危机在于“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2]120吉登斯的论断使我们认识到,“福利国家的危机远远不仅是财政的危机,而且更是结构的危机,甚至还是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危机”。[2]
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的吉登斯为代表一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开始了重塑国家合法性的努力,他们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政府行政和社会政策的实践。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吉登斯要求福利国家从观念到结构的更新: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改“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从个人争取政府的保护,转变为个人寻求“自主与自我发展",政府的功能应当从提供经济援助改变为进行人力投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调整。吉登斯明确提出了社会投资福利战略和积极福利制度、福利社会等概念,提出建设一种能增强社会包容性,但又不限制个人对自己风险的责任,鼓励个人积极创造的积极利制度的改革方向。这种积极福利不是要取消福利国家的开支,而是改变开支的方向,从福利消费支出,改为教育、培训、创造就业机会、鼓励风险投资、弹性的工作制度等社会投资支出。另外,吉登斯主张用“福利社会"的概念取代“福利国家",也就是福利不应仅仅由中央政府提供,应该调动地方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企业和个人等共同承担社会福利责任。无独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加州大学的社会福利学者詹姆斯・米奇利(James Midgley)提出了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3]所谓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是一种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整合起来的福利思想。米奇利回顾了促进社会福利的三个传统手段:慈善、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他认为慈善和社会工作是针对个别对象提供物品和服务,或者提供治疗和康复;而社会行政则依靠税收来支持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传统的手段都没有从宏观结构上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发展的福利观正是要强调在与经济发展动态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来促进人口整体的福利。
上述这些新发展战略和福利思想对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和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先的福利国家纷纷采取了应对新型风险和危机的措施,改革原来的社会保护体系,重新寻找社会政策的定位。社会投资型国家或能力促型国家(the enabling state)的发展战略首先推动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产生。
2.贫困的再认识:反“社会排斥"实践对政策转型的推动
近年来,欧洲学术界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非常重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一概念,有关贫困及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投向反对社会排斥,增进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上。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球面临的社会问题使这一概念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在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领域被广泛使用,但含义已经被扩展和泛化。社会排斥被认为是“当一些人或地区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如失业、技术缺乏、收入低下、居住条件恶劣、高犯罪环境、健康状况不佳及家庭破裂等等的困扰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简称”。[5]这是有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剥夺)劣势"的“一个动态过程",它导致社会纽带的断裂。与社会排斥相对,社会整合意味着“社会要避免出现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巨大收入差距,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受教育、医疗和基本服务(如清洁的水、卫生和用电)的机会,意味着人民能够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也是赋权的含义”。[6]可见,社会排斥“不仅是表示收入的不足,而且表示在工作参与方面的不足。简而言之,社会排斥强调的是社会连接的断裂",“表现了比社会不平等更复杂的意义"。“从贫穷的概念到社会排斥概念的转换,这实际上是一个概念的转换和观念的转换结合的过程:从静态到动态、从注重分配到注意关系”。[7]概括而言,社会排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它不但含有经济资源上的长期匮乏,尤为关注的,是人在社会关系上、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参与上被长期隔绝的状况,这种可称之为个人长期无法实现的某种能力和功能的匮乏,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贫困,甚至使被排斥者不能享受到公民地位所赋予的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利。而这种权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经济援助和保障救济来赋予。
社会排斥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社会政策对贫困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方法,而注重考察多层次的不利条件如何使社会的边缘群体(如穷人、老人、单亲、新移民、失业者等)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从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社会排斥概念的提出,使得对贫困问题的界定扩展到社会地位与权利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基本能力的被剥夺和机会丧失等方面,凸现了贫困与社会秩序、社会不同的行动者(社会政策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这就意味着解决这类老问题需要新的价值观和视角――从政府控制下的经济再分配或市场竞争中的自我依赖过渡到各种社会机制并用。在政策主体和服务传递机制上建立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志愿机构和家庭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探讨它们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实现社会福利上的责任共担。在政策对象和服务资源的提供机制上,倡导积极就业政策,重新评估人的需要和能力,将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成果用于社会福利政策,加强职业培训,同时通过减免税收、低息贷款等方式促进经济的生产就业;消除社会福利对象参与经济发展的障碍,强化社区内外合作关系,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等等。总之,围绕着社会排斥的研究,不仅促使了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产生,而且有关社会排斥的研究和政策设计还为应用和检验发展型社会政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欧盟:超国家的政治力量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推进
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使各个民族国家在范围内纷纷改革福利国家原来的社会保护体系、实行发展型的社会政策,而且在超国家的层面实行社会政策的联合与协调,推行发展型社会政策,反对社会排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这方面作出实质贡献、最值得关注和总结的当数欧盟。
自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以来,欧盟在越来越多的政策性文件中,贯穿着一种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社会政策不是一种负担或者成本,相反,它是一种生产要素。经济和就业的持续增长是基本的,但是,仅有经济和就业的增长,还不足以确保社会整合;投资于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样是必要的,这将加速和维持经济和就业的增长,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使人们有能力应对未来包括国际竞争在内的种种挑战。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2000年3月的《社会政策议程》中。
《社会政策议程》是欧盟为实现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的经济和社会复兴目标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它力图确保经济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积极的、充满活力的互动。它的指导原则,是强化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为此,它特别强调:第一,社会开支是一种投资。用于卫生和教育的社会开支是具有经济效益的人力资源投资,此类开支的规模与各国的生产率水平是正相关的。同样,用于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社会转移支付,不仅有助于收入的平衡或再分配,而且有助于提高雇用质量,从而带来经济效益。第二,社会政策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对于经济适应变迁以及提供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将有助于增强社会融入和竞争力,并增强社会整合。
《社会政策议程》提出,是为了成功地应对经济全球化、产业信息化和人口老龄化等技术和社会变迁。这份后来被成为“里斯本战略"的欧盟世纪文件为欧盟在21世纪的头10年的发展提出了战略性目标:“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和更高程度的社会和谐。"[8]透过这份文件,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社会目标则要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内制定适合欧洲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改进欧洲社会模式并使其能够应对结构变迁的影响,维持欧洲社会的团结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近几年来,欧盟为实现《社会政策议程》提出的目标,不仅促使和监督原成员国致力于提高社会政策的质量,而且促使新近加入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体系适应社会欧洲的建设需要,实现社会政策体系的顺利“并轨"。欧盟的对策是:首先,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之前,欧盟与这些国家签定了有关社会保护和就业方面的政策性文件。该文件使候选国承担了就业政策方面的义务,比如投资于人力资源,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消除地区差别和性别不平等,减少非正规经济,加强社会伙伴在使劳动力市场现代化方面的作用等。其次,欧盟通过调整结构基金,如欧洲社会基金(ESF)和以反对各种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歧视和不平等为宗旨的平等基金(EQUAL)积极援助新成员国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9]
总之,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欧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层面普及发展型的福利思维及其社会政策。欧盟的工作对全球性的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鲜明的导向。
总起来看,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以再分配和维持消费为取向的社会政策逐渐从传统的、“事后补救型"的保护方法向着积极的、“生产性"的、注重社会投资的方法转变,这使得社会政策的学科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强调社会政策是生产力。社会政策应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作出积极响应。社会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②促进社会投资,实现包容、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应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社会福利应以社会投资为导向,与劳动力市场密切配合,社会福利必须投资到具有促进人力资本、就业、社会资本、劳动技能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社会项目上,并致力于消除社会成员参与经济的障碍。社会投资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参与经济的能力,实现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整合目标。③以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理念加强政府与公民社会及经济组织的合作。
这些观点得到了很多国际组织、政府及社会政策研究者的赞同,不仅具体指导着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和福利制度的转型,而且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践策略
从西方国家目前的社会政策实践来看,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第一,针对福利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倡导准市场模式和福利多元主义。这方面称为“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第二,针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贫困和各种形式的边缘化,强调社会政策的资源获取和分配要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相结合,增大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公共行动,促进社会融入,降低社会排斥。这方面称为“融入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
1.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
(1)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这是指政策主体或福利供给主体方面的变化。所谓“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是指社会政策的主体的多元化,即指“国民的福利由不同的社会主体提供的现象"。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是相对于福利国家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人福利体制两个极端而言的。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中仍然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承担最基本的责任,但同时其他各类组织和个人也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社会政策行动,并在其中分担责任。
(2)“准市场"模式。这涉及到社会政策运行机制的改变,具体是指社会政策行动在资金供应和服务传递模式方面的变化。所谓“准市场模式",是指在社会政策行动中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率先提出了可以在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下引入市场机制,保持经济的效率和活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观点经“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进一步发挥,目前已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看,“准市场模式"的要点有:
在公共部门和福利性项目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福利中的垄断,通过服务机构之间的横向竞争而提高机构和项目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改变政府拨款方式:将面向机构的“按人头拨款"方式改为按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来拨款,并进一步转向面向服务对象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增大受益者选择:扩大服务对象对服务机构的自由选择,通过服务对象“用脚投票"的效果来促进服务机构重视效率和质量。
增加福利使用者的付费,通过使用者的付费一方面体现受益者的个人责任,并约束其福利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并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
加强对服务机构的业绩考核和评估,在业绩考核和评估中强化效率和质量的指标。
总体上看,在福利中引入市场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也可能损害对贫弱人群的社会保护。因此,引入市场机制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其他政策主体构建什么样的互动机制。
2.融入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
这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针对长期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公民所采取的旨在帮助他们反对社会排斥,增强个人的自主和自立精神,从而最终彻底摆脱贫困、融入主流社会的政策措施。这构成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又一特色领域。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在1995年社会发展峰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使所有的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纳列什・辛格和乔纳森・吉尔曼在《让生计可持续》一文中指出:“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和社区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10]
按这个思路去看待和理解贫困,这就意味着:①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贫困群体,把他们看作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相信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从而获得可持续生计。②政府应该用优惠政策鼓励失业和贫困者自谋职业,自己创造适合自己并且可以长期或较为长期维持下去的有收入的“工作岗位",对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给予保护。③重视发挥社区、非政府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他们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解决可持续生计问题是很有效的选择,如全世界的扶贫活动中已见成效的“小额贷款"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资产建设"(asset budding)这个概念源自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谢若登1990年写的《资产与穷人》一书。谢若登写道:“凡是广泛地和普遍地促进公民和家庭尤其是穷人获得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以增进他们的福利的方案、规则、法律法规,都属于资产社会政策。"“如果家庭想要长久地改善其生活条件,必须就教育、住房、产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和积累。这个道理对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有人错误地认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不能或者不应该积累资产。其实,即使小额的资产积累也能够对家庭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资产积累除了延迟消费以外,很有可能产生其他积极的作用,包括更远的未来取向、家庭更加稳定、更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更多的社区参与等。"谢若登教授提出,他所发现的并不是资产具有积累的效用和政府早已实施的鼓励资产积累的政策,而是在现行社会政策框架内,没有鼓励穷人进行资产积累的认知和地位。现行社会政策形成了制度化的对穷人积累资产的排斥,使得穷人永远无法获得资产积累的起步,而只能陷入贫困陷阱无法自拔。穷人和富人在资产配置上先天的不公平以及不公平的加速度扩大,是导致现代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现在需要一种制度化的设计,为穷人建立一种资产积累结构,使得政府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不只是收入,也包括资产。
资产社会政策的提出,在全球掀起了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革命。传统的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非生产性的,政策主要是以转移支付提供维持消费所需的收入,所以被称为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政策工具是政府控制的社会保险账户和各项社会服务计划。资产社会政策则将传统的政策领域延伸到纯粹的经济领域如银行储蓄和投资,这表现了生产性的政策特征。通过倡导政府把转移支付的部分资源用来支持穷人储蓄,作为拥有和积累资产的起点和启动激励。这种做法将资产政策与收入维持政策相结合,可建立整合型的社会政策机制。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支持的个人发展账户。其次,传统的社会政策是民族国家内部矛盾的产物,依国情的不同而不同。随着人口流动量的增加以及全球的频繁联系,21世纪的社会政策很可能超越国界,超越国界的社会政策需要一个适应全球化环境的方式和工具,不管劳动者在哪里工作,他们都应该能够参加退休计划和医疗保健。个人发展账户以其个人控制权、选择权和更方便的携带,可能成为地区和全球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第三,初步的全球性的研究和实验表明,资产社会政策改变了穷人的被动的接受者角色。使人们尤其是穷人拥有资产具有多种积极的社会和心理效应。持有资产增进了人们尤其是穷人的自信,培养了个人、家庭和社区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能力;持有资产可以通过跨代的累积与发展,获得跨代的长远幸福,使得每一个人彻底摆脱贫困。最后,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需要将许多的政策努力最大限度地整合为一类制度性框架体系,这个框架体系应当能使政府、公司、非营利组织和家庭的各种创造性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努力相互组合和补充。对此,迈克尔・谢若登教授认为,“在这一意义上,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是对以收入为基础的政策的一个明确的替代与补充",“作为一种全球现象,这在社会政策上近似于一场革命”。[11]
由此看来,从传统的以收入和再分配为本的社会政策在基本特征、功能和政策工具等层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发展型社会政策处于快速发展中,它所提出的某些重大命题和社会实践正在引起全球性的广泛关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传统的社会政策对民众福祉的保护方式从被动型、事后补救型转向积极干预型和促进型,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中长期战略眼光。这些政策创新对于我们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本文最后结合理论和实践,对发展型社会政策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借鉴意义作出简要的分析和评议。
1.重新重视和界定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中并没有退出,而是根据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采取了针对性的对策,始终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只有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相应责任,才能最终建立起一种能够使人们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机制。反观中国,经过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持续的失业和贫困、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建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重新置于政府优先解决的议事日程上。[12]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经历了一个退出或缩小的过程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突出的表现是,伴随着单位福利的萎缩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个人和家庭被重新界定为社会保障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几乎完全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或依赖家庭的支持来抵御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风险。
事实上,依赖经济增长带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个自动实现过程,这里尤其需要政府有效发挥汲取资源、进行再分配、培育社会体系、实行监管的一系列重要职能。政府必须承担起为社会大众提供充足和高质量社会服务的的责任,但在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在某些环节上有选择地使用市场机制,即从政府包揽向“民办公助"转变的过程,但政府的资金保障责任则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让其他部门替代;其次,对慈善和社会捐赠行为采取积极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方式。
2.改革与构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要具备长期性、战略性眼光
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来看,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建设而进行的,是为了补偿体制转轨中遭受损失的核心社会群体如国企工人的利益,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一种属于“事后补救"型的被动应急模式。相比之下,社会保障甚至整个社会政策的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却被遮蔽了,像教育和医疗卫生这种关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的长期项目,在社会化、产业化的口号下日益偏离了其原来的社会公益轨道,成为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其次,注重经济增长和事后补救型的思维方式严重制约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设计,容易陷入“政策衍生问题"的怪圈。比如,以低保线为标准的社会救助制度使绝对贫困的家庭的生活、医疗和教育等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边缘人群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引起了新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这就造成社会政策所解决的问题经常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政策自身的问题。
如何尽可能避免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社会治疗模式,配套的政策是一种选择,但拥有一种长期的眼光,培育促使社会政策良性发育的条件和机制是极为重要的。目前,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第一,认真研究和详细论证有很强外部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物品的提供机制,确定政府、个人、市场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和职责,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第二,政策的出台和反馈要真正倾听民众的声音,建立有效的表达和沟通机制;第三,探索各种使贫困户和边缘户真正拥有可持续生计的方法、条件和机制,并及时进行各种案例的总结和交流。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0
[2]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2001(3):121
[3]郭伟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福利政策的新趋势//首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论文集.中国天津:南开大学,2005:344
[4]唐钧,王婴.城市“最低收入保障”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2
[5]杨团.社会政策的变迁和研究走向.中国社会学网,2004-06-11:14
[6]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4):134
[7]彭华民.社会排斥概念之解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4
[8]周弘.欧盟经验:促进发展并追求公正――中国能够从欧盟借鉴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构建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笔谈),2004(6):15
[9]关信平.“社会政策议程”、欧盟扩大与欧盟社会政策.南开学报,2005(1):213
[10]唐钧.中国城乡低保制度发展的现状与前瞻//首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论文集.中国天津南开大学,2005:127
关键词:职务分析;高等职业教育;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建设
目前高职教育的现状是――由于 “就业率”是考核高职院校的重要指标,导致高职院校过分重视专业素养,忽视了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用人单位在对毕业生的录用更趋理性,在选拔人才时更加科学,职务分析理论成为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培养发展、薪酬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依据,因此更注重学生专业基础上的综合素质能力。由于培养理念上的偏差,导致高职学生在实际工作职位上无论从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还是技术革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从而出现毕业生要么找不到对口工作,要么频繁跳槽,而企业打着“高薪”的灯笼却招不到满意学生的怪象。公共基础课包括社会科学基础课、自然科学基础课和社会实践课,其主要目的是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职业核心竞争力(即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作为高职院校,有必要通过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尤其是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即职业能力的分层化教育模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升高职学生的核心能力素质,更好满足企业“岗位零磨合”和长足发展的需求。
职位分析理论下的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现状
1.企业职务分析工作不完善,与高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职务即工作,是指同类职务或岗位的总称。职务分析一般包括职位本身、人员特征及该类职位群发展的空间等信息内容,我国目前还缺乏完整的职务分析信息系统,由于无据可依,导致用人单位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出现偏差,特别是高职院校学生,由于就业时大部分进入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本身缺乏规范的用工制度,再加上二者的信息不对称,出现高职学生对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知之甚少,对所受教育是否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缺乏信心;同时,用人单位也认为学生对职位所需要的能力了解太少、核心能力储存不够。另外,这些用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正处在发展阶段,特别需要跨职位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员工,这正是当前高职毕业生所欠缺的。承担这些素质培训和养成的正是公共基础课程,但事实上, 由于高职公共基础课程一般归属于基础部、社科部等,面对学校各种不同专业的学生,很难做到针对特定职业群,建立不同的课程体系,因此,影响了最终的教育效果。
2.学生学习功利性强,对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认可度低,学习动机薄弱
从高校自身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高职院校之间的生源竞争越演越烈,特别是以就业率为衡量学校好差的标准,使得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功利化思想日益加重,直接表现为重专业技术,轻公共基础课程建设(因其教育效果的滞后性)。
从教育对象方面来看,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基本上都是90后,独生子女偏多,由于家庭因素,这些学生一般思维活跃,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高;从生源角度来看,由于存在单招、注册入学、高考等多种形式的入学方式,导致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意志力、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等许多方面与本科生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对这些学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进入高职院校后,学生普遍认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决定着毕业后的饭碗;而高职公共基础课程,可有可无,对以后的就业影响不大,在这中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在加上许多基础课程本身无亮点和特色,对学生缺乏吸引力,从而大大削弱了公共基础课程的教育效果。
3.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为学生就业提供的渗透性和专业化程度不够
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公共基础课,其目的都是为学生以后就业和发展提供服务的,因此,两者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应相互渗透。可事实是由于专业老师与基础课程老师缺乏必要的沟通,在加上社会对公共基础课程的偏见和漠视,导致学生所学课程处于孤立状态,不能有效整合,从而降低了公共课服务专业课的功能。
4.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比较单一,缺乏课内到课外的延伸
公共基础课程中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生涯规划等课程则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直接对将来职务选择及发展产生影响,这类公共基础课程,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国际环境的价值多元化,使传统教育模式和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仅仅依靠基础课老师简单的说教,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大学教育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相对初、高中来说,业余时间要充裕得多,充分利用这一阵营,开展各种创业大赛、暑期社会实践、学生会工作、单位实习等活动,充实和提高学生意义重大。但事实上,目前这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公共基础课程老师走进院系参与的程度不高,从而丧失了课堂之外教育学生的机会。
职位分析理论下的高职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策略
1.建立以职务分析为中心的高职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体系
做规范的职务分析,其真正目的是使专业课和公共基础课在培养方向上有据可依,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类似美国《职位名称词典》的专业职业分析大全。加之中小型企业本身人员少、精力有限,也不可能主动去做职务分析,在此情况下,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可根据各学院的教学大纲为依托,针对高职学生“应用型”这一特点,按照“必需、够用为度”对内容进行选择,不必过分追求学科体系的逻辑严密性,通过优化整合,组成若干个模块。具体可分为思想道德修养模块、职业素质模块、心理教育模块、组织管理模块、科学文化艺术模块等,而每个模块又由若干课程组成。例如思想道德修养模块,一般由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组成,这是所有学生的必修模块,各高职院校还可根据情况增加专业讲座、社会调查和实践项目等选修模块,一来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对学生关心的共性和经常出现的问题运用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提高课程的感染力。二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发展规划,自由选择不同课程进行组合,在规定时间内修完要求达到的学分即可。
在教师的配备上,为了更好的体现专业针对性,可采用专业融合、专兼结合(社会上职称高,工作经验丰富)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社科部老师与各院系进行双向选择,让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与到院系的专业建设中,从而加深对专业的了解,使公共基础课开设的内容适应专业需求。
2.以需求为契机,以效用为导向,提升学生对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认可度
进入高职院校,学生一般由两种需求:一是就业,二是通过“专接本”、“专升本”来达到升学意愿,前者为主。针对就业欲望强烈的学生,在激发学生认可公共基础课的动机方面,可通过职业素质模块加以体现和进行。首先,利用入学教育、就业指导等课程帮助学生树立专业理想和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学生对相关职位群及发展状况作为关注点。由于学生认知层面的缺陷,导致目前高职学生就业需求中,浅层利益占到主导地位,多数学生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对深层利益即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就业能力则重视不够。因此,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可组织学生通过人才市场调查、讲座、单位回访、往届成功校友访谈等形式对职位进行分析,特别是社会对学生软实力(除专业技能以外的素质)的要求,然后对比将来的职业方向,通过自我评价、学生相互评价等方式找出差距,进行反思,制定出自己的各阶段学习目标。指导老师则在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通过项目化形式进行跟踪(可把同一类学生进行归类),利用档案袋手段(对学生进步、个人状况及存在问题的进行记录)进行评价和反馈。档案袋以个体为单位,注重学生的差异性,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独特性,培养学生反思的习惯。
其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来安排课程模块的先后顺序。如对新生要注意职业生涯规划的先行,通过入学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对二、三年级学生通过心理教育模块,调整部分学生的失落情绪和自我管理能力等。通过这些方式,满足不同专业和年级学生的需求,提升学生对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认可度。
3.建立教学共同体,提高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化服务水平
教师素质决定着学生素质。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程无论从内容目标的选择、还是教学计划实施,在其教育效果上,教师业务水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当今教育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基础课教师,除了具备本专业的业务素质外,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参与院系的专业建设和社会调查,从职位分析入手,用社科专业的“眼光”审视该职位从事和发展体系,剖析其整个过程,从中剥离出与公共基础课相关的内容,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织教学,有的涉及整个教学过程的,还需得到专业老师的支持。例如,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习惯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引导,从而提高学生的自学和自我管理能力;如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必须结合专业来进行阐述,专业老师在授课中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而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教师可在此基础上更全面、更系统的进行辅佐,通过社科专业的手段,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能力。
4.探索社会科学公共基础课教学有效途径,完善课内到课外的教学体系
社科类公共基础课程在内容的选择上,除必要的理论知识外,要紧扣时代的脉搏,根据学生特点和社会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与学生相关热点问题、敏感问题,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在教学模式上,可采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校园活动三块互动对接形式进行。课堂教学侧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教师在吃透教材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学生实际,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小组讨论等形式,找出贴近学生的典型案例,展开讨论,发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实践教学主要是鼓励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课教师要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制定出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方案及操作细则。如对职位的认知、对职业道德的理解等,可先安排在学生专业实习中进行,社科老师可通过与专业老师沟通,对职位的发展历程进行整理,汇总,同时罗列出该职位对人才关键能力的变化要求,通过影视观摩形式进行展现,然后由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
关键词:学校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困境;对策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助人的服务活动。这种服务活动是一种伦理价值相关的社会互动。
伦理是指一种专业范围内的价值观和道德约束,包括保密性、隐私、案主自决和对机构的忠诚等。它关注人类行为的正确与否或行为是否适当;在现实中如何践行价值的标准。伦理的核心要素是善,来源于价值并且与价值保持一致。而社会工作者长期奉行和遵守的一整套指导其实践的原则的理念则为价值。
一、学校社会工作概述
学校社会工作即在学校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是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在学校领域实施的一种专业服务,以实现学校教育为目的,协助学生面对现实生活,塑造健康心理,培养乐观品质,优化社会关系,实现满意人生。
学者文军认为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包括:(1)有各种困难的学生;(2)学校的教师与管理者;(3)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者;(4)学生家长;(5)学生生活的社区环境。[其中主要以“社会―情绪―文化”适应有困难的学生为服务对象,在实践过程中,协助学生与“家庭―学校―社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解决学生在社会和情绪方面的困扰或问题,调适其偏差行为,帮助学生积极成长,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奋斗。
二、社会工作伦理困境概述
社会工作伦理是应用伦理学分支的职业伦理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社会工作职业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工作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为研究对象,并为评判专业社工的道德行为提供一定的依据。当一个从业者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冲突的价值时,伦理困境就可能会产生,诸如公正与平等、服务效用与效率或能力与平等。因此,当社工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种在道德上难以取舍的模糊和难以找到满意方案的境地,称为“伦理困境”。
弗瑞德瑞克・瑞玛(Frederic G.Reamer)提出“所谓伦理困境是指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我国学者罗肖泉认为伦理困境指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的带有伦理特性的困难或问题。
产生伦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专业价值观与机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和机构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伦理决定困难,是价值观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个体与群体、个别与一般、革新(或变迁)与传统之间冲突。
三、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困境
在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会遇到一系列的关系,诸如学校领导、教师、父母以及社会等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协调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就诱发了具有伦理特征的问题和困难,即伦理困境。因此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专业社工需要正确看待各种伦理困境,在具体案例的操作化过程中能保持理性分析与判断。
(一)案主自决
案例一:高三学生陈某家境优越,成绩一般,一心想创业,无心学习,并打算做出退学的决定。但是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均不同意,认为只要努力补习就有可能考上二本院校。小蛮遂向社工求助。
若社工遵循案主自决原则,同意案主退学创业,这是否有利于案主未来人生的发展?是否创业就一定成功?当案主坚持创业的观点与社工的专业判断不同时,应如何是好?如果社工以案主的最佳利益作为考虑出发点,坚持反对案主退学创业,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对案主有利?如何衡量这个最佳利益?
案主自决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工作者对人的尊重。但是案主自决的价值观并不能无限度地适用。例如,对于神经性厌食症的患者,就不适宜使用“人本疗法”,因为完全的“案主自决”很可能会威胁到案主的生命。然而,对于一般性问题前来求助的案主,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其选择的权利,将社会工作者的控制力降到最低,美国伦理守则规定“除非工作者有充分或强有力的证据显示案主的行为或潜在的行动具有严重的、可预期的和立即的危险会伤害自己或他人时,工作者不可限制案主的自我决定。”事实上,在尊重案主自决的基础上,“适时”、“适量”地对案主的行为稍加控制和修正,既可以发挥案主的潜能,也能使治疗的效果达到最好。
这种状况常见的做法是社工并不认为案主的决定是最好的,但基于案主自决原则,并没有过多干涉,或尊重案主自决,但会考虑启发和引导案主澄清自身能力和认识。
(二)是否保密
案例二:案主李某,初二学生,一年前父母离婚,自己跟奶奶生活。近来觉得学习压力大,生活苦闷,前来找社工辅导。社工与李某之间建立较好的信任关系。但在最近的一次辅导中,社工发现李某有服食的习惯。李某怕被他人知道而希望社工替他保密。
那么,社工是遵循与案主的协议替案主保密?还是尽快通知司法机关或者学校和家人,避免案主继续做出不利自己的行为?怎样的做法才是对案主负责?
服食是违法行为,理应向司法机关举报。但如果直接向司法机关和学校说明案主服食的行为,向上级揭发,那就违背了社会工作伦理中的保密原则,况且社工有可能失去案主的信任,服务工作将难以继续,同时也会对案主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不上报,则不符合社会道德观念,不但属于纵容犯罪,还会在客观上助长案主的吸毒行为,同时也有可能伤害到案主身边的人,比如案主会诱导朋友服食,经常向他人借钱等。
(三)价值观差异
案例三:职业技术学校的女生小美恋爱后经常与男友发生性关系,一年堕胎至少四次。在小美的班主任委托下,社工对小美介入后发现她的性观念非常开放,并把人流当做堕胎的简单方法。
社工能否严厉批评小美的堕胎行为,并强烈纠正对方的价值观念?
对于社工来说,要在实践过程中做到既维持自己价值观又避免批判案主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在助人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不对案主自身所持有的价值观做出批判,也不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案主,是社工本着平等精神服务案主,遵守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对案主接纳并不意味着社工要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不代表他原谅或赞同案主的违法、不道德行为。在此过程中,社工的任务应设法引导案主觉察到自己的偏差行为,帮助案主从内心产生改变的动机。
(四)多重关系困扰
案例四:徐某是一所中学的社工,为人真诚,充满热情,常获得案主们的信任,并与对方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但有些案主结案后仍然与徐某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而且会不定时地赠送礼物或邀请她参加聚会等。
结案后,社工能否继续与案主保持“朋友”关系?如果不能,是否选择冷漠对待?
社工服务的案主大多数是需要获得帮助的学生。案主在同社工接触过程中,体验到一种无条件的接纳、包容与关怀,使他们极易对社工产生“移情”,从而真诚地把社工当做朋友。而对社工来说,和案主建立良好关系是为了进一步开展专业服务。与案主建立专业以外的关系是违反专业伦理原则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伦理守则》第106(C)条款规定:“社会工作者不应该与服务对象或前服务对象保持给他们带来剥削或潜在伤害风险的双重或多重关系。当双重关系不可避免时,社会工作者应采取措施保护服务对象,并有责任设定清晰、合适和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界限”。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案主对社工的信任通常是以私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衡量标准,且在服务结束后大多数都愿意与社工保持较好关系。若社工和案主存在多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极易影响治疗目标和进程,模糊专业关系和私人空间的界限,从而使社工的私人空间被侵犯,对案主的“控制力”不断降低,不论对于案主或是社工来说都不利。
所以,社工要把握专业关系的度,学会控制与案主之间的关系,有意识设定清楚、维持一定界限。这种界限具有多重保护的效果,既保护专业关系,又保护社工,还有利于案主。同时因为界限和距离的存在,社工才能准确判断对方的问题,以免给案主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五)利益冲突
案例五:李某是市重点中学的初三学生,成绩差且经常违反纪律,同学和老师都讨厌他。社工介入后并未见成效。为了维护学校声誉,校方要求社工劝说李某主动转入普通中学。
在这种情况下,社工该如何做出抉择?把谁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是学校,还是学生?
从社会道德标准来看,社工不能随意让案主转入普通中学。因为案主并不一定会从普通中学获得良好的教育。但社工违背学校的意思,则有可能得罪校方领导,从而面临被解雇的危险以及影响社工的职业生涯发展。如果社工遵从学校命令,促使案主做出转学的决定,就会违背以案主利益为重的原则,严重背离社工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四、解决学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对策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是贯穿社会工作实践过程始终的重要问题,它既是对社会工作者的考验,也是检验社会工作者实务能力的尺度。能否恰当处理学校社会工作中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决定着社会工作过程能否顺利进行和工作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同时还将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在学校的认同感和社会工作者的声誉及地位。
社会学家拉尔夫・多戈夫和弗兰克・M・洛温伯格提出决策模式:(1)要认清伦理问题及问题涉及到的人和机构以及问题形成的原因。(2)澄清在特定情境中发挥影响的社会价值、机构价值、案主的价值观及社会工作者个人的价值观。(3)确定解决伦理问题的目标。(4)寻求替代的目标和策略。(5)评估和权衡实现目标的可能结果。(6)列出行动的伦理原则、价值优先序列。(7)在以上基础上做出最后的、适当的行动选择。(8)执行选择的行动方案并监测整个过程。(9)评估干预活动的结果并追踪。
鉴于社工在学校社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社工应做到:(1)遵守生命优先原则;(2)对社会背景和学校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看待;(3)对案主澄清专业的价值和伦理,找到案主问题的准确介入点,如果不能,应及时向督导求助或者转介;(4)不断积累专业知识和技巧,在现有法律和政策支持下,根据实际状况,以维护案主利益和工作可操作化实效原则为指导,妥善处理后续问题。
五、结语
社会工作是一项很重视伦理价值准则的工作和学科,社会工作伦理对于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虽然伦理困境是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并且让专业社工在实际工作中举棋不定,陷入伦理两难的境地。
在学校社会工作中,伦理困境是客观存在的。学校社会工作者须要严格遵守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应尽的义务。同时,还要正确看待现阶段学校社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伦理困境,避免让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恼和混乱心境。(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社会工作综合能力[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44-57.
[2] [5]文军,刘一飞.学校社会工作案例评析[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7-19.
[3] 罗观翠.学校社会工作案例汇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2-46
【关键词】社会分红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 全民分红 国际经验借鉴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分红政策一直是人们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最先提出全民分红理论的学者是詹姆斯・米德。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在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无条件分给公民,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詹森和麦克林认为,国企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给能给他们自身带来好处的项目,而这么做并不符合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科罗斯曼和哈特、伊思特布鲁克以及詹森建议股东最大化地削减经理层的现金控制权,才能减少经理人员不受监管的开支行为。不少研究表明,通过社会分红限制潜在的过度投资行为能够增加股东的财富。
依据现代西方社会分红理论,合理、有效的社会分红政策必须具备两大要点,一是要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的要求,二是保障企业长期发展需要,缺一不可。本文以国企公共资源收益合理共享视角下社会分红为研究视角,对国外的社会分红实践进行分析和总结,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缺陷,探求可持续发展的国企利润分配方案。
二、国外社会分红理论的实践
(一)美国阿拉斯加矿业的社会分红
阿拉斯加州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1980年,成立了阿拉斯加州资源永久基金。每一年,阿拉斯加州政府要把不少于50%的矿产相关收益转移到永久基金之中,利用永久基金给阿拉斯加州的所有公民发放社会分红。
其特点在于:它让所有阿拉斯加州公民从他们所拥有的当地自然资源中得到收益;对贫民、富翁的分红都相同;确保纳税人继续支付税款,同时没有减少联邦与州的税收收入共享。经济学家通过对比永久基金分红与其他分红方式的效果,认为该分红方案是最能有效促进阿拉斯加州经济发展的方案。
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分红实例,由政府统筹运营,并定期向阿拉斯加州公民公平发放基金红利,以保证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的应得利益。
(二)外蒙古国矿产的社会分红
外蒙古矿产资源丰富,矿产品质优。在2011年,蒙古政府决定所有公民都能得到一份国有塔温陶叻盖矿的536股股票的社会分红,发股份红利之外,每个蒙古公民还可以取得换算为55美元的现金,而后每月还能获得15美元的补助。
其特点在于:以股票方式分红,而资源型矿产国企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公民的所持有的股票可以随着股价的增高而增值;提高公民对公有财富的关心程度;通过基金将矿业收益用来发展其他产业有益于经济转型。
还富于民,消除贫困,以股票和现金发放让普通民众也能得到政府矿产开发所得到的收益,外蒙古给我们奉献了一个很好的先驱性样本。
(三)挪威养老基金的社会分红
挪威的北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2006年,由石油收益形成的挪威石油基金转为政府养老基金,在海外投资取得利息收益。从出生开始,每个挪威公民就能享受到由挪威养老基金所提供的社保和养老服务:医疗、失业保险、康复基金以及退休金等。
其特点在于:挪威养老基金作为社会保障投入,提高了社会福利;养老基金的运营实行全部投资海外的策略,集中管理与专业化管理相结合,保持良好的利息收益;财政赤字和养老基金相关,限制了财政的支出;养老基金的运营透明度较高,所投资的项目每个季度都会公布,所有信息和投资动态向每个公民开放。
挪威用石油收入和长期境外合理投资的方式使每一位社会公民都能获得养老基金的社会福利,开辟出一条科学合理的社会分红发展道路。
三、当前国企红利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企自身竞争力不断增强,已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国企红利分配制度依然很不完善,当前我国国企红利分配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资本投资盲目扩张,效率低下
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低,长期以来都存在管理粗放以及盲目投资的现象。留存收益过多使国有企业产生了大量的闲置资本。大量的闲置资金,加上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没有竞争压力,使得国企管理者对于资源利用的效率低。而对于整个社会市场来说,国企占有大量的资本,使得整个社会市场的资本流动性不足,巨额社会资本被国企用来盲目扩张,使得其余企业的资本非常短缺。
(二)加速社会贫富分化
国有企业有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扶持,还有财政的拨款支持,已经对整个社会行业造成垄断,这些企业的净利润远远超过其他与之相竞争的企业,国企的职工福利待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一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三)社会福利受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厂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减少产品产量并提高产品价格,其结果不仅是侵害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而且还会减少社会净福利。消费者需要花更多的价钱才能买到被垄断的产品,社会福利严重受损。
四、中国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如何借鉴国际做法
(一)提高分红率或直接分红给民众,使国企真正能体现国有的性质
我国国企目前利润分配只占其净利润的极小一部分,剩余的部分作为留存收益留在企业内部。所以国企应提高分红率,保证国企的股东即普通民众应享有的社会红利。国企红利也可以向国外借鉴“社会分红”,相应地增长了每一位公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扩增消费、推动内需、促进社会经济良好发展;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维持社会环境的稳定。
(二)充分利用好国有资本收益
国有资本收益应当支持国企改革与重组,提升核心竞争力,建设成国际市场上一线的品牌企业。国有资本收益还要投入更多资本到社会福利事业上,社会福利事业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指数,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中之重。
(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国企监督体系
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确保政策能够严密、完整、统一的进行,防止多人的国企红利分配被个人所占有。在国企红利分配过程中,只有统一的内部监督体系和外部监督体系才能使分红能够公平公正的进行。因此,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审计,提高政府审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落实全民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主体,提高民众监督国企运行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黄胤英,周建军.阿拉斯加是如何进行石油社会分红的[J].中国改革.2006,(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