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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竞争力;投资学;管理学;投资管理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251-02
1 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与特点
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第一次出现了“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核心竞争力是指以企业的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对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整合而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与知识的互补系统。”这一概念从面世之日起,立刻得到企业界与经济管理者及理论研究者的热衷的讨论,并一直作为热门话题而不断发展与完善。1994年,这一概念的原创者又提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源”的论点,这一观点又一次广为传播并为企业界与经济界所接受。
(1)对核心竞争力内涵的不同观点。
①技术观。这一观点强调技术与产品的创新的重要性。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组织中的积累性常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常识。“核心竞争力是各种技能的整合,长期学习积累的结果,不同生产技能的有机协调。”这一观点强调技术的整合,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强调要素之间的融合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②知识观。这一观点强调核心竞争力是组织特有的专业知识与信息,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是组织的不断学习与不断积累的结果,组织的管理系统、技术系统、技术与知识价值观系统的不断整合,形成组织自身的竞争能力,并且,这一能力不易为其他组织所能模仿。
③资源观。这一观点强调组织的财务资源、物力资源、技术资源、商誉、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合理匹配,从而形成自身独有的,明显不同于竞争对手的,能保持优势的一种能力。
④组织与系统观。这一观点认为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由组织对各种资源及各种制度的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组织所独有的,其它组织难以模仿的竞争力。组织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以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多方面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运行机制的有机融合,体现在这种组织中的核心内涵是企业所专有的知识体系。
(2)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①价值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能为组织带来超额利润。核心竞争力对于组织而言,属于战略价值层次,能为组织创造长期的利益,使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的有利地位,并因此而获得超过同行收益。组织除了为用户提供其所重视的核心价值以外,还负责对用户的价值进行保护与增值,包括价值维护、价值提升与价值开拓。
②独特性。也称特异性,这是组织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关键因素。这一特征决定了组织在某方面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从而在竞争中产生出特质性效益优势。组织的这一优势如果被竞争对手所具备,则组织的长久优势将逐步被削弱及至完全丧失。
③整合性。组织对资源的完美整合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显著牲。为提高竞争能力与竞争基础,组织将各种资源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匹配,对技术、技能与知识进行有机的融合。
④扩展性。组织通过融合形成核心竞争力中心,通过这个中心为其他资源提供支持,在与其他资源的结合后,形成新的竞争能力,组织由一项竞争力中心延伸到多个竞争力中心,当然,其他的中心是以这个中心为基础,并围绕这个中心向扩展。
《投资管理学》课程也是一个组织,是一个独立的竞争主体。这门课程是由投资学与管理学相融合的边缘学科,其生命力如何,取决于这一学科是否有核心的竞争力。两大学科的融合是否合理,取决于各资源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其成功与否,可以用是否符合上述特征进行判断。
2 投资学理论体系及特点
根据威廉•夏普在《投资学》中对投资所下的定义,广义的讲,投资是为未来收入货币而奉献当前的货币,并将投资分为实物投资与金融投资,实物投资与实际资产相联系,而金融投资主要是一种合同投资,也即是信用投资。投资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实务投资,以研究政府投资为主,着重研究宏观方面所包含的资本规模、投资结构、资本存量结构、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等内容;微观方面主要是企业投资项目的考察论证、申报、审批、实施以及项目的管理和经营等各种程序。第二种为金融投资,主要研究证券、证券市场、证券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定价理论。第三种理论为实务投资加金融投资,是将前两种理论进行结合或者将两种内容的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结合。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政府担负着两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其投资的回报具有公益性质;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着巨额的社会经营资源,这些资源是以一定时期产出与投入比对经营者进行考核的。但不论是哪一种投资,对于投资的效益都必须进行控制,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如何对于投资活动进行控制,是资产的所有者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因而,在投资学中引入管理学的理论以实现对投资经营者的适当的控制,是投资学向前延伸的方向。
3 管理学与投资活动的结合与运用
投资项目管理是一种具体的管理活动,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投资项目从审批、立项到收回投资过程中以完全的管理职能实施管理。公认的完全管理职能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所组成:规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这四大职能,有的是针对投资人,也同时针对被投资人。
①规划:作为管理的第一个步骤,规划的职能是决定投资的方向,确定做什么,在这一阶段要确立目标,同时也确定合适的行动步骤。对于具体的投资项目而言,这一阶段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投资。在这一阶段,需要对拟投资主体进行大量的技术分析,进行资信调查,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客观的评价。对项目的调查与评价活动覆盖整个项目前期的全过程。规划的重点是“围绕确立些什么样的目标和保障这些目标实现的手段”,而不仅仅是确立管理的目标。
②组织:管理理论中的组织职能是将规划转化为行为,是管理的执行阶段的开始。其任务是将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其核心是明确地界定任务、责任与指派人员。对于具体的投资项目而言,这一过程的任务是确立有效的组织内外的项目管理组织结构,报告制度及选派可靠的专业人员对已立项的具体项目实施有效管理。
③领导:领导就是指人们朝实现既定目标的方向努力并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有效的领导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是领导的基础即资源的权力,它使得领导有权决定对他人的行为予以奖励或处罚;另一个则是必须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渠道。在具体的投资活动中,投资者可以资金的使用权力以及合同的协议中的规定权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被投资者的背信行为、败德行为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的发生,投资者可以随时中止投资。
④控制:在规划之后,控制是决定投资管理效果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控制的重点首先应放在对问题的事前预防而非事后补救上面,投资管理活动更是如此。例如在银行贷款投资中,有效的贷款项目管理是银行能够对借款人的项目建设和还贷前的经营活动实施控制。在合同中规定,项目建设中未经银行同意,借款人得不到某一阶段额度以外的用款。对于在规定的阶段内用款达不到规定的用款数额,对未使用部分,银行加收惩罚性的“承诺费”。
4 对投资管理学课程建设的展望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促使这门课程的产生与发展。但其发展受到多种资源条件的制约,是否能够解决这些制约因素,是其能量是否得到发挥的关键。
(1)观念上的制约。投资学进入我国以来,主要是以金融证券的形式进入的。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财富已经高度证券化,完善的法律制度与信用体系对于社会的证券化是外在的强有力的保证。因而,我国的投资学理论也以证券投资理论为主,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因而,我们认为,投资管理学中的投资活动,不应该缩小自己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金融投资活动、证券投资活动,同时也包括实物投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职能。
(2)管理学与投资学的融合程度问题。投资活动的过程,也是管理活动的过程,但两者之间如何进行有机的结合,是这门课程发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这门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在学科建设中具有独特性的关键。
(3)该课程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还取决于师资力量,实习环境,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投资学与管理学都是实践性要求较高的课程,这就需要有较好的实践性教学的条件,有深厚理论知识背景与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并由行政机构将各种资源聚合成一个整体,才能使该课程在学科建设中发挥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4)由于该课程较强的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理论与教学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其理论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但教学活动却需要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如何在稳定性与完善过程中保持平衡,也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门新兴课程,《投资管理学》体现出自身核心的价值,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完善与发展这一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桂国平,刘玉蓉.中外银行贷款项目风险管理比较[J].全国风险管理国际论坛,2006.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当前,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讲解中,都采用了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开讲解的方式,微观多置于宏观之前,这主要是沿袭了凯恩斯以后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流派的做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中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主要关注资源利用问题。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区别,但是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1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差异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科,很多教材甚至把他们编著在同一本书里,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基本假定具有较大差异,微观经济学的几个假设分别是:完全理性、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总体是承认市场的完善性,反对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政府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
其次,研究的内容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和两个主体(企业和消费者)来进行论述的,主要研究的是最为基本的单位,居民、厂商、市场等个体对象。宏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立足于经济体整体,把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两者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微观经济学采用个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由于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
最后,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核心理论差异很大。微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研究市场经济如何使得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增加社会福利,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价格理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其它内容都是围绕价格理论展开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主张政府不要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解决的是资源的利用问题,研究使现有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较好地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其它内容也是围绕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这一核心理论展开,并指出市场不能完善地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政府的有效干预。
2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相互联系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也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析体系。
首先,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探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使得整个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假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如何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资源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因此两者的研究内容缺一不可,缺失一个那么整个研究就会不完整,单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思想,而宏观的很多内容必须依赖于对微观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同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经济学,不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描述。
3 教学中如何利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问题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着很多差异,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科学和教学体系中的,所以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两者的关系。
在教学中,我们要在讲解其中一门课的时候,有意识地涉及另外一门课的相关内容,比如我们在讲解微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时候,应该提及到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时要应用此函数。同样,我们在讲解宏观经济学时,也应该对相关的微观内容进行引用和比较,对两者内在的逻辑性给予必要的阐释。
由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地方具有统一性,因此很多微观创立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均衡的思想,是贯穿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思想,它是由微观经济学所创立的,但是在宏观的很多内容研究上都得到了使用,尤其是在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上,均衡思想被大量应用,这样在讲解时,最好能够把均衡思想在微观经济学的使用和在宏观经济的使用对比,联系起来讲解。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有联系,在很多方面也有区别,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两者之间比较大的区别详细进行阐述,以引导学生在学习时建立起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比如,微观经济学先是提出了几条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对整个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他本身具有更为浓厚的演绎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时,是对已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经济规律,更偏向于归纳性的思考体系,这两种分析问题的差异在学习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讲解和分析,非常有助于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深入学习和掌握。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关键词:假设;检验;预测;描述;人文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
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追随森和UNDP的工作,未来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在定量领域可以通过不断扩展和深化人类发展路径的研究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加深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并通过将治理环境等因素嵌入人类发展指数而增加经济学的涵盖性和人文性。对定量方法的重视表明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证科学原则,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从价值层面回归到工具层面,可以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服务。而在未来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定性领域,我们可以追随诺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强调对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人的选择行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可以使得个人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单的输入――输出间的效用转换器,而是可以成为更加有主动性的“有灵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体行动、非亲属利他行为、心智变迁等一系列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们不仅是回归,而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精髓。
一、微观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1.微观经济学内容多,难度大
微观经济学需要学生学习和掌握的内容和知识点较多,许多概念和术语比较抽象和晦涩,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习热情不高。在学习消费者理论的核心概念效用时,一部分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效用本身实质上是主观心理分析,无法数量化,因而不能简单通过数量进行比较,而消费理论又要计算比较效用程度大小,从而推导出消费规律和特征,在这一点上学生感到难于理解和分析。在整个微观内容体系中,这样的抽象概念还有很多,诸如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学生理解起来也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往往认为微观经济学不好学也学不好,进而不愿意学,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无法令人满意的学习效果。
2.学生学习热情不高,轻视微观经济学的学习
虽然微观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但一些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不高,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轻视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微观经济学本身理论性较强,一些理论观点、基本概念和分析过程又比较抽象难懂,使学生对这一理论不够重视,认为其只是抽象的语言描述,缺乏实用性,与自己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关系不大,对其就业没有直接的帮助。这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时间投入,使得学生消极对待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导致学生上课出勤率低,缺乏学习兴趣,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只是应付考试,学习效果差。
3.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当
微观经济学一般在大一和大二开设,很多新生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还停留在高中时代,不会自我学习和主动学习,往往只是在课堂上听教师讲解。很多学生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和总结,整个学习过程不努力,表现为被动地听课和学习,更不会进一步阅读经济类相关书籍和进行课外拓展。
4.教师缺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
目前,高校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经常是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很难主动学习,不能拓宽知识面,更不能开展创新性学习。尽管多媒体教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广为采用,改进了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但在授课过程中部分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此外,部分教师备课不充分,授课形式和手段单一,缺乏创新性,教师讲课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二、提高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的建议
1.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吸引学生听课,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适宜的教学方法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从多角度强化知识的传授和讲解,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第一,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在于将理论联系实际,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案例的选取和使用要注重现实性和相关性,避免空洞化,尽量选取社会生活及日常生活中与课程主要内容紧密相关的案例,特别是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实际给出案例,从而有效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增强理论现实性和应用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不能过多进行讲解,而应主要由学生就案例分析内容、阐述观点或提出问题,也可组织学生结合案例进行分组讨论,要注重运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善于启发教学。启发教学可有效吸引学生听课,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程度和学习兴趣,因而要重视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要侧重引导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积极主动思考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启发教学中,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列举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然后引导和启发学生就经济现象分析其中所表现出的经济理论和规律,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经济学思维习惯,体会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充分感受学习的乐趣。
第三,重视课堂考核,考核方式多样。课堂随机考核在教学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掌握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要重视课堂考核,并运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可以通过课堂发言、小组讨论、课堂辩论等形式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督促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和训练,而不仅仅是在考试的前几天突击复习,使学生能牢牢掌握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体系和基本知识点。
第四,将传统板书授课方法与现代多媒体教学法结合使用,不可偏废一方。传统板书授课方式与现代多媒体教学方式各有优缺点,要将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用于课堂教学活动。现代多媒体方法可以展示更多的教学内容和信息,特别适合进行案例教学和讨论教学,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一味使用多媒体,特别是不能流于多媒体表现形式而忽视内容讲授。
2.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加强重难点和基础知识的讲授
微观经济学内容涵盖面较广,涉及知识点较多,加之教学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有所取舍,因此要重新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
第一,根据微观经济学主要内容体系和结构安排,在教学内容与时间的安排上应主次分明,重点突出,重点讲解供求理论及应用、均衡价格理论及应用、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等基础知识,做到精讲并讲透。其他内容可以简单进行介绍,或者以课外作业形式要求学生自己阅读,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经济学相关的财经类文献,并进行简单分析,从而加深对经济学的了解,增强对经济学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通过讲授内容的调整和优化,力求培养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兴趣, 克服学习障碍和心理畏难情绪,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最终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实践教学;计量经济学;开放性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高校经济类本科生三门核心理论课程,是现代经济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也在实证研究中被大量应用,因而在经济学界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经济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计量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既要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又要着重培养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与理论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该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基础,并且需要利用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计量经济学就成了经济类本科生最头疼的一门课程,形成了“教师难教,学生难学”同时并存的局面[1]。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数学推导,轻经济直觉
计量经济学所使用的经典教材大多是从国外引进,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内容比较复杂高深,对于一般本科生而言有较大难度。近年来,国内经济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编写了多本计量经济学教材,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推导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因而,绝大多数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都侧重于数学推导,缺乏简明而实用的经济学案例,使学生望而却步;一些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过于强调公式的推导和证明,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时觉得像是一门数学课,从而望而生畏,且感觉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后又不能解决多少实际的经济问题,颠倒了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学科属性[2]。我国大多数院校的经管类专业本科生是文理兼收的,文科生源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因此,他们普遍认为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较大。
2.重方法介绍,轻能力培养
计量经济的实证分析应该包括经济问题的提出、理论模型的建构、参数的估计与检验、理论模型的经济解释等。在各层次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中,都比较强调计量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对如何从经济现象中提出经济问题,如何应用计量理论模型来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却很少讨论,学生在这些方面接受的训练也很不够,许多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仍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达不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目的。
3.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在过去的教学中由于学校相关硬件建设落后等原因,许多学校都没有开展实践教学,教师主要讲授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推导,经济软件的实际操作训练仍然是薄弱环节,学生学了不少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但还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实际中运用它,不知道如何提出经济问题,不知道如何进行经济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计量经济学课程作为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三、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与综合性都较强的学科,要求学生既具有较强的经济理论知识,又具有良好的统计学与数学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已不适应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教学要求;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性质要求进行开放式实践教学,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运用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并借助计算机,从定量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学科,势必对实践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开放性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进行开放性实践教学,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主动寻求者,这对于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进行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是提高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
四、计量经济学开放性实践教学机制构建
1.开放性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开放性实践教学不仅使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巩固书本知识,加深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同时也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3]。开放性实践教学倡导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推广个性化培养与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通过开放性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运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本要求,并能够较熟练使用Eviews与Stata等计量分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模型参数的估计与检验,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2.开放性实践教学内容的调整与选择
从培养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需要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加以适当地选择与调整,就必须以计量经济分析软件为工具,以经济理论教学为基础,对其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根据理论教学内容的实际需要,结合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学习的特点,合理制定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案例库,针对开放性实践教学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结合专业特点展开案例教学,让学生学会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编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相适应的教材,教材内容实用即可,改变现行教材的呈现方式,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让学生在使用计量经济学的过程中学习它[4]。以问题为导向,将课程内容项目化,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设定计量模型并对参数进行估计与检验,通过项目的进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沟通合作能力,同时还能够兼顾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逐步构建使学生受益的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
3.开放性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
开放性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如何评价,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开放性实践教学的不同环节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以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评价开放性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参加开放性实践教学,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师根据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学生撰写实践报告或研究论文等,综合考核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给出相应的实践教学成绩,采用这种方式考核评价学生,不容易作弊,能够比较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并以此作为优先推荐评审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的条件。在传统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大多处于知识被动接受状态,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把课余时间用于研究性、探索性与创新性学习和实践。引导学生参与开放式实践教学,激励学生进行应用性和创新性研究,参加各类应用技能竞赛,并解决相关实际经济问题;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对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进行宣讲,并接受老师与同学的提问,这种考核评价方式有助于考查学生对计量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五、结论
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是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应不断探索计量经济学新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以开放性实践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是广大经济学教师所应共同思考的问题。希望通过以上的几点建议,能够对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到达提升经济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
[2]阳玉香,谭忠真,莫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J].经济研究导刊.2010,94(20):212-213.
[3]鲁嘉华,成琼,张燕.开放式实践教学模式促进机制的构建[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4,33(3):172-175.
(一)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源头,与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然而经验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缺乏灵动性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不可能绝对可靠。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明显力不从心,演绎法应运而生。假说-演绎法源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测”,即建立一个假说;第二步是进行实验或积累观察以便检验假说。其本质是发现新事物并在建立试探性假说之前必须先有观察并提出问题。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先前的经验实证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有三点:其一是认为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的根源,并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行为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其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基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1.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或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的前提条件在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苛的。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经济学急需一种动态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萧条下得到极大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该方法论由波普尔提出,后经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扬弃逐渐发展为完善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并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而是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库恩“范式”则从科学史观的角度对波普尔证伪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提出了量变终究引起质变,新旧更迭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对现代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具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波普尔的证伪思想,任何理论一旦被证伪,就将被淘汰,那么理论与事实不符应如何正确判断才不致将理论扼杀在“摇篮”里就成为接下来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绝对的被证实或证伪是不存在的,用“保护带”来缓冲经验冲击可以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修正。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
2.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拉卡托斯在对波普尔及库恩证伪思想的扬弃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对于未来事物客观发展预测能力的重要性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场争论的关键是两人对于证伪的主体存在争议。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所谓的“有意义”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证伪的客观主体是假说。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这正是将科学证伪哲学与经济学的艺术“气质”,以及解决、预测未来实际问题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经典金融学及其方法论: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于经济领域绽放的典型成果,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金融体系,因袭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有效两大假设,其许多的理论内容是从理论前提经归纳推理导出结论,再以经验证实来构建理论范畴及选取适当的论证方法。大多数学者不会去质疑金融理论的正确性,而认为现实中理论结论的失当是由于金融理论受干扰因素而被错误运用,其实质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其中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视为经典,结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学的定义:“金融学是以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营运、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在逻辑上可以承认金融学从属于经济学,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推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所以归纳、演绎、推理等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金融学领域。其次,词典中明确说明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中,我们不必对资本资产定价,因为市场中存在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作为经济大环境下的子市场,金融市场围绕金融产品的定价展开,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字化计算变得相对轻松,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理论或命题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第三,动态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专注微观行为主体动态选择理论的同时对于动态均衡的研究产生了极大需求。
三、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下的现代金融学方法论
在波普尔关于证伪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猜想与反驳》问世后,特伦斯•哈奇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很多科学分支给出的最终命题往往不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命题的附属物……即便对于那些能够‘最终’断定一个命题‘绝对真伪’的‘终极’检验的谈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该思想被后来的弗里德曼等人认为是极端经验主义,没有在“先验”和“经验”之间做这种考虑,但仍然为现代经济学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础。在证伪主义传统的影响下,金融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理论的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和金融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对金融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引起的金融危机频发,学者们开始关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中对不确定性及其蕴涵的风险问题,将研究重心转向预测及对预测结果的处置策略而非单纯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特别注意金融理论预测的证伪性。在该理论发展方向下,行为金融、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金融理论对现代金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行为金融:对个体理性假设的证伪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最优化,组织怎样安排生产并进行投融资决策,以及在各主体的交易互动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均衡体系。从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出发,利用一般均衡和无套利分析,借助现代数学工具,MM理论、EMH理论、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经典的原创理论构造抽象的数学、计量模型来得到参与者最优的决策方式及均衡价格。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演绎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场异像或者说是“反常”经验导致现代金融“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进化,各种新理论对主流金融假设的修正既是增强对金融市场异像的解释,同时也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场异像冲击的努力,行为金融应运而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个体有限理性,市场上非理非随机,系统性的群体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价格不能恢复理性,从而市场非有效。行为金融借鉴现代心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领域成功运用。心理学方法侧重探索个体决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计量学则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随着经济体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所处大环境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各领域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为进一步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金融趋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学将交易成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支持个体有限理性,认为个体会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最优化,而且个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深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探索,主动对个体间关系进行约束、协调。这一新范式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视野,更加注重金融学在所处经济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对现实问题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和前瞻性指导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