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和财政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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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劳动保障部门“封闭式”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由劳动保障部门一家自收、自支、自管；二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多部门协同共管，实行“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管理模式。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七十四条，即“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收支、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并负有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主张通过多部门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这笔“养命钱”万无一失。权衡两种方案利弊得失，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社会保险基金多部门共管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现代政府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都主张对一种经济活动要由多个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在他的“分散规制者以对付共谋行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分散规制者可以起到防范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威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规制俘获”，通俗地讲就是管理者被拉下水，成为金钱和诱惑的俘虏。拉丰还说，防止规制者和被规制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这是分权理论的基础。分权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政府的管理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不能洁身自好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坏公众的利益；而如果将一项事业的管理部门分散化，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规制者只能获得其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减小各个部门或规制者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抑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分权理论对制定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2006年11月22日国务院就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可见，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如何才能保证社保基金不被侵占挪用？显然，根据现代管理的分权理论，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由多部门共管，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涉及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社保资金的使用以及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问题，所以社保基金多部门共管就是要让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与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部门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择。

二、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不尽一致。在大国中，美、英等国由税务部门征收，而法、德等国则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负责征收。各国的选择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所做出的，所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我国在考虑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时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有利于确保征收；二是要有利于节约征收费用，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而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恰恰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在制度和技术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社会保险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课征的，而税务部门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样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就要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当年的工资发放情况，如果企业为少缴社会保险费而瞒报职工工资总额，那么这种行为就很容易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另外，个人所得税法也要求企业、单位在向职工发放工资时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负有向税务机关全员、全额申报职工收入的义务，这也要求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掌握企业和单位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从而有利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包括征收和稽查人员），其规模和素质足以胜任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金税工程，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信息化水平。而如果将社会保险费全部交给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后者势必要“另起炉灶”，再去组建一支庞大的征收队伍，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显然会加大社保费的征收成本。而且，许多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目前并没有先进的信息化征收管理系统，如果它承担了征收社保费的重任，必然要再建一套信息化的征管系统，这种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事实上，一些国家政府所有税费都交给一个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国家，税务局都不叫“税务局”，而是叫“收入局”。如美国叫“国内收入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加拿大叫“加拿大收入局”（CanadaRevenueAgency），英国叫“皇家收入与关税局”（HMRevenue&Customs）。这种制度安排完全是从机构设置和征收效率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税务部门也承担着一定的收费职能，如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费、文化事业费等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教育费附加由教育部门负责征收，文化事业费由文化部门负责征收。从长远看，我国的税务局也应当向国家收入局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将社会保险费交给税务部门征收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社会保险与财政关系决定财政必须参与社会保险费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是政府按保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虽然它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险缴费），但它与政府财政密不可分。实质上，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应纳入政府财政的视野通盘考虑，原因是：

第一，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缺口往往要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弥补。由于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承担，所以一旦出现收不抵支，政府都要用一般预算收入（如增值税、所得税收入）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社会保险津贴的按时足额发放。可以说，财政是社会保险计划最终的资金担保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除了美国的社会保险计划财务收支是完全的自求平衡外，其他国家要么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计划一定比例或定额补贴（如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要么财政用一般预算收入弥补社会保险计划赤字（如法国、丹麦、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等）。我国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地区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其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助为1035.1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的补助多达774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财政只充当“补窟窿”角色，那么财政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对称，而且在这种“不可控”的局面下，今后这种“补窟窿”的义务很可能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第2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我国现行的国库管理制度运行了几十年，财税体制经历了多次大的改革，而国库管理制度基本上没有变动。随着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建立，原国库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财政管理的要求，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国库的概念及外延不够明确。尽管各界普遍意识到了我国国库职能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及财政部也都在采取措施进行国库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究竟哪些属于国库职能，哪些属于一般财政管理职能，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导致目前经济界及理论界出现两个国库概念，即现行法规定义的由人民银行经理的“国库”与包含部分财政管理职能在内的“财政国库”。

二是由于人民银行行使国库管理职能是属于“经理”性质，而且国库的职责是“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的收纳、划分、报解、支拨、结算，并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关反映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实际上是财政的出纳，是被动的执行财税部门的指令和事后记帐的角色，难以发挥其在国库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国库管理的部分职能缺位，加之其“经理”性质在人员配备，业务素质等方面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很难保证财政管理质量和国库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三是由于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与财税改革不同步，客观上给财税工作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由于一级政府都有一级财政，在乡政府内设有乡财政所。为便于乡财政所工作的开展，客观上要求乡级也要有一级国库，但绝大多数乡是没有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或代办机构的，乡级财政的库款有的是由缴款人交入县级金库，由县级金库再按收入级次和纳税人所属乡划分各乡的收入，很容易造成收入划分在县与乡之间、乡与乡之间的错误；有的是委托乡的农业银行储蓄所代收，再由储蓄所通过交换划到县金库，再由县金库划分。由于不是就地缴纳，给纳税人带来诸多不便，也增加了库款的在途时间，有时还会造成扣押库款的不正常现象。分税制改革后，分设了国家和地方两个税务局，但都是共同对应一个国库系统，没有划分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在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分配层次存在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政策掌握不准，计算差错以及人为混库、占压库款，截留上级财政收入等现象，特别是地方为了完成自己的财政收支任务，往往协调当地税务和国库，优先缴纳地方税税款，优先满足地方财政支出需要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违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原则。根据税务业务发展的需要，很多税务部门设立了征税大厅。商业银行为了增加存款和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纷纷与税务部门联合，进驻税务大厅，实现了银税一体化的办公方式，但国库管理机关对这一新生事物仍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各地的具体做法也不一样，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和具体的操作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各商业银行之间采取了不正当手段相互竞争，在取得代办资格后，由于各银行自身的利益需要、积压税款、随意压库的行为较为普遍。

四是国库管理体制不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后，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由于国库体制改革与银行体制改革不同步，国库的分支机构不健全，没有向下延伸，一些县级国库都是由专业银行，更不用说乡级。在金融体制改革后，专业银行已向商业银行过渡，都有各自的利益体系，这样，商业银行在代办国库业务时，位子就很难坐正，根本无法行使对国库资金的监督管理职能，从而造成了国库监督管理职能的缺位。

五是国库资金的划转和结算方法不科学。这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由于重复和分散设置帐户，导致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不便实施财政监督和管理。其次，国库资金运行过程烦琐，财政收入要经缴款人向经收处缴纳，经收处再划到管辖行，管辖行集中后再划转到国库；财政支出也要经财政部门发出支付令后，交由国库划转到用款单位的开户银行，收款单位得到到帐通知后再开出支票，最后才由开户行将资金划入提供公共服务或出售产品的单位，财政资金周转缓慢，财政收支信息反馈十分迟缓，加之金融机构本身的业务操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极易造成占压国库资金的现象。

二、实施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1、法制原则

财政国库管理必须遵循法制原则。鉴于国库集中支付这项改革尚处于试验阶段，为了规范其运行和防止出现偏差，近期内在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仍应以《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方法》、《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会计核算办法》、《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银行清算办法》等为基本法规依据。

2、便利原则

在法制和规范的前提下，国库集中支付要使各部门、各单位用款更加方便，解决过去财政资金层层拨付，流转环节多，资金滞留、沉淀和流转慢的问题。

3、效益原则

在推进这次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效益原则，加强财政对资金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有效遏制资金挤占、转移、挪用等现象，降低财政资金划拨支付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4、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原则

国库集中支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必须作充分的调研和宣传工作，取得各个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具体实施时，要先易后难，对各种资金合理分类，分步实行集中支付。要在做好试点工作，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稳步推进。

三.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构想

1、设立隶属于中央银行而又相对独立的国库管理机构

由于国库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是管理和办理财政资金收入和财政资金支出的业务，是为财政部门的整个财政管理工作服务的，从其工作职责和工作性质来看，其运作的是国库资金，具有管理政府部门财务的重要职能，由于中央银行具有管理整个社会资金的职能，同样也需要对国库资金实行监管，为了加大对国库资金的监管，有必要设立隶属于中央银行而又相对独立的国库管理机构，提高对国库监管的地位和力度。

2、加快国库管理改革步伐，使国库工作与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配套

一是实现一级财政一级国库制。即使无法达到一级财政一级国库，也应实现国库向县级和乡级延伸，设立相应的代办处或经收处，消除现在由商业银行的银行机构代办的现象。二是按照现行的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及其职能划分，相应理顺国库管理中关于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的关系，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避免财政收入混级混库和地方收入挤占中央收入等不正常现象。三是理顺国库与各商业银行的关系。对财政拨付的国库资金，实行服务付费的办法，避免各商业银行对国库资金的无序竞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3、加快财政国库管理法制建设，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目前国库管理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但与这些法律制度配套的相关的制度还不健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定的法律亟需随之完善，实际的国库管理工作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现行的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中没有准确的解释或具体的处理规定。因为没有科学可行的管理办法和规范合理的操作依据，全国各地对国库管理中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处理五花八门，使国库管理工作的法律约束性不强，行政管理手段滞后，导致目前国库管理偏松，存在较大漏洞，在整个国库管理工作中具有一定的风险，不利于财政管理和监督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国库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促进国库管理的良性发展。

4、建立安全高效的国库运行机制

针对目前国库资金划转和结算方法繁琐、复杂、效率不高，信息反馈迟钝，不便加强对国库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的现状，改革国库管理办法，建立安全高效的国库运行机制势在必行。一是要清理银行帐户，建立国库单一帐户体系，规范国库资金支拨程序，合理确定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国库、预算单位的职责。二是完善已实行的工资统一发放办法，缩短国库资金的在途时间，减少国库资金在预算单位的沉淀，便于财政资金的调度和对国库资金的有效监管。三是积极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并实行国库直接支付办法，有效地防止政府采购工作中的腐败现象，节约财政资金，同时可以大大缩短国库资金的在途时间，减少政府采购资金的占压、挪用，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四是推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建立“国库支付中心”，向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下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过渡。

5、拓展国库管理职能

从表面上看，国库是根据财政和税务部门的决定，办理国库资金的收入和支付事项，是政府的出纳系统。但实际上国库的职能还有很多，如协助财政部门搞好预算控制，做好政府债务管理和核算，履行现金管理等。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国库管理方面的依法治库、追求效率、市场导向、系统控制等先进理念，不断拓展和履行国库的各项职能，充分发挥国库管理在财政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国库的服务意识，建立新的国库管理系统。

第3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财政收入；影响；企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81

0 引言

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建筑行业推行“营改增”税务制度，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同时也规范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局面，促进了我国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毫无疑问，“营改增”对企业的发展客观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各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响应该项政策制定了税务统筹的方案体系之后，企业税负得到“松绑”，设备技术实现升级改造，生产经营走向转型创新的道路。地方政府在看到这一深刻变化的同时，也需要认清在此背景下该项政策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挑战和考验影响，从而以积极的姿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应对。

1 营改增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营改增，简言之就是改变对产品和服务征收税的方式，将原本的营业税统一变成增值税，并且对部分企业采取降低税率的措施。营改增作为一项税收改革政策是在我国社会经济进入较快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的。一改过去“道道征收、全额征税”的特点，去除了传统营业税重复缴税等弊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客观上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企业的结构升级起了助推的作用。

营改增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和作用方面。第一，促进企业产业链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营改增的实质是一种减税措施，对我国协调发展三种结构产业的作用巨大。改善了众多企业的投资经营环境，企业也为了更好地运用这项制度的优惠而纷纷采取调整的措施，从而实现合法合理避税，降低整体运营成本，优化技术设备，调整产业链，实现长远发展。第二，缓解企业税负压力和资金紧张问题，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由于很多中小型企业资金实力有限，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举步维艰，尤其是融资和资金流动方面。营改增无疑提供了更为公平合理的税收法则，企业也增强了自身的“抗击打能力”，有了更流畅的资金流动的机会。

2 营改增企业发展对财政的影响

国家财政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其中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力军，各地区实施营改增政策的企业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它们的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深刻的影响。

2.1 不利影响的方面

首先，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地方作为财政部门分支，可以通过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往的税制，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缴税对象区分开来，即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是营业税，且由地税局执行，对第三产业进行征收。增值税也能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共享。然而营改增实施以后，营业税面临着全部或者大规模的丧失，地方的税收减少。对于企业发展的策略调整上说，由于企业纳税人可以进行进项税抵扣，因此企业会通过改革组织机构的方式，减少所纳税费。原来需要交纳增值税的企业也会通过采取运费抵扣的措施来减少需要交纳的税。同样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减少的影响。据相关数据资料调查显示，由地方政府征收的城建税等地方附加税也会减少。例如上海试点在实施营改增改革中，300亿元左右的营业税收入受到影响，占据税收入的28%；其次，营改增企业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帮助，而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尽相同，在财政承担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为了促进地方企业发展给予企业财政补贴无疑会加重财政的负担。并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不佳，实行营改增税制改革后想通过服务行业企业的发展拉动税收收入的增长也比较困难。

2.2 有利影响的方面

尽管营改增企业发展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也不能忽视从长远角度看给财政带来的有利影响，并以此为契机，采取措施进行应对。

第一，营改增之后，企业的外部市场发展环境更加的公平透明，企业的分工协作不再受到束缚，地方的二、三产业进一步得到融合，企业的上下游企业也获得繁荣，这样一方面各类投资和生产要素向现代服务业聚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的波动性变得缩小，其他税种的税收稳定性得到保障，有利于增加税源涵养；第二，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新税种开发空间增大。如房产税、社保、水利、环境等方面新税种的培育等，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石。

3 加强落实营改增的改进建议和应对策略

为了更好地落实和贯彻营改增改革策略，充分发挥政策的优势，减少不利影响，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政府财政部门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应对。

3.1 从宏观上关注国家政策，认真研究营改增规定

营改增不管对于企业还是政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是结构性减税的关键举措。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主动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并在分析区域经济特点的同时，在认真研究营改增体系改革具体细则和熟悉了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执行条例。因此就这需要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关于税务制度学习活动，广泛收集企业单位意见，向上级反映运行的状况，并制定出合理科学的补贴政策，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促进稳定发展。

3.2 从地方的财力水平出发，加强完善财税体系

各级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合法渠道申请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份额，争取合理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处理好事权、财权、财力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借此机会调整增值税的共享比例；与此同时，由于考虑到地方税的特殊性，地方财政体系应该要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共享税当作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政府财力水平和税收征管水平，对纳税人和纳税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来弥补营改增带来的财政收入缩减。

3.3 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区域优势产业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调配地方资源的职能优势，结合区域经济特色，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利用“营改增”带来的政策机遇，培育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如城市农业、生态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等行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而扩大征税范围，拉动财政收入的增长。

3.4 尽量实现国税地税的联合办税，规范发票的开具

所谓联合办税指的是在国税办理的服务窗口或者平台同时办理各地区的地税征收业务，这样能保证地方税费的及时保量征收到位，规范开具各项增值税的发票。但是要注意前提是，遵循一定的法律法规，并且制定完善的机制，确保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营改增是我国税务制度的一项重要政策，不仅能够避免重复征税的可能，而且有利于发展服务业，激活市场。当然，营改增的税收改革制度在目前的推广阶段属于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干扰。既对各地区的企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样地也给我国的财政和税收带来冲击和挑战。因此这就要求我国相关部门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状况，制定合理科学的管理制度，以趋利避害。此外，不同企业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税率，结合企业的实际，加大企业的结构调整力度。

参考文献

[1]霍焱明.探究营改增试点对县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5，（4）：62-63.

[2]汪仁正，余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对县域财政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J].当代农村财经，2013，（4）.

[3]谢宁.“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和地方财政的影响分析[J].经济视野，2014，（23）：282.

[4]叶青.论“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国家财政和税收的影响[J].商，2014，（1）：227-228.

第4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财政体制；分税制；问题；困难；建议

分税制财政体制是确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模式，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间合理划分税收收入，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财政体制。这种体制可以使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收入方面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其本身并不决定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是集权还是分权，也不反映各级财政最终承担的职责大小情况。同是分税制，可以是集权型的，也可以是分权型的，即分税制并不和单一制政体和联邦制政体有必然的联系。

一、分税制的主要内容

1.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根据现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2.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根据事权与财权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税务机构征收中央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税务机构征收地方税。

3.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在重新划分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相应地调整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数量和形式，除保留原体制下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和地方上解外，根据中央财政固定收入范围扩大、数量增加的新情况，着重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制度。具体办法是，中央税收上缴完成后，通过中央财政支出，将一部分收入返还给地方使用。

4.预算编制与资金调度。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都要按照新口径编报预算。同时将中央税收返还数和地方的原上解数抵扣，按抵顶后的净额占当年预计中央消费税和增值税收入数的比重，核定一个“资金调度比例”，由金库按此比例划拨消费税和中央分享增值税给地方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对策

为了保证税收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应有助于减少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现象的发生。要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首先必须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承担以下职责：(1)负责提供公共产品， 如国防、外交等；(2)帮助提供混合产品，混合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又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如教育、医疗、卫生等；(3)直接控制或者管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话、电力等；(4)对具有外部效应的产品进行调节或控制；(5)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差距；(6)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具体到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 大体上可依据以下三个原则来确定：(1)受益原则。也就是说， 凡政府提供的服务，其受益对象为全国民众，则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凡受益对象为地方居民，则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2)行动原则。也就是说，凡政府公共服务的实施在行动上必须统一规划的领域，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凡政府公共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的，其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3)技术原则。也就是说，凡政府公共活动或公共工程，其规模庞大，需要高度技术才能完成的公共项目。则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否则，应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2.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税收来源。如果税收收入划分清楚，税务机构的征税积极性必将得到很大的提高。在主体税种的选择上，应主要考虑以几个原则：(1)效率原则， 该原则是以征税效率高低为划分标准。一般来说，所得税由于所得地点流动性强，中央政府就比地方政府征收有效率，而财产税由于财产地点相对固定，地方政府征收就比中央政府征收有效。(2)经济原则，该原则是以该税种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为划分标准。如果该税种有利于经济稳定，调整产业结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象所得税，消费税就应划归中央政府，否则归地方政府。(3)公平原则，该原则是以该税种是否有利于税收公平负担为划分标准。如个人所得税是为了调节个人收入，公平税收负担而设立的，这种税如由地方政府来征收，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本级财政收入，就有可能擅自降低征收标准，搞税收竞争，不利税收的公平负担，所以个人所得税应归中央政府。

第5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和制度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确定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的政策基调。但是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实际的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惯例进行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出口退税率政策不稳定

1994年的财政税收制度重大改革,依据国际惯例确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政策。出口货物适用的退税率就是其法定税率或征收率,即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退税率为17%和13%;对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退税率为6%。出口退税零税率政策和制度执行不久,在1995年就开始了较大调整。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承受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决定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由17%和13%的零退税率下调到9%、6%、3%的退税率。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1998年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5%左右。

(二)实际退税数量受到财政预算指标的严格限制,年度退税指标缺口很大

目前实际的出口退税数量并不是按照政府承诺的退税率进行及时的退税。实际能够退税的数量是按照财政预算给予的指标进行退税,按照退税率计算的应退税与实际退税数额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以宁波市为例,宁波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2002年该市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7.7%,高于全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2002年1～12月份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122.73亿美元,其中出口81.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73%。扣除不退税出口额,按该市平均每美元退税1.1元人民币计算(折合退税率13.75%),当年应退税约94亿元,加上上年结转的应退未退税额66亿,至2002年12月底,全市应退税总额约160亿元。2002年国税总局共下达给该市退税指标36.13亿元,出口退税指标缺口123亿元,占累计应退税额的76.88%。

这种情况在全国经济发达、对外开放度高的东部10省、市(除个别地区外)具有普遍性。据反映,这些地区结转的出口未退税占全国出口未退税的88%。天津市2001年的外贸依存度为82%,当年统计的1730户出口企业应退税款63.6亿元,应办理免抵税调库47.6亿元,两项合计111.2亿元。截止到2001年末,上述企业实际办理退税35.5亿元,办理免抵调库10.2亿元,两项合计45.7亿元,退税指标缺口65.5亿元,占应退税款的58.9%。

(三)出口退税没有时间限制,无限期拖欠企业的出口退税十分普遍按照出口退税的有关规定,纳税人在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按月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该项出口货物的退税。对于税务机关在多长的时间内应该给予纳税人退税,在目前出口退(免)税的操作规程和《税收征管法》中没有规定,即未对出口退税审核时限及退税时限加以限定,因此拖欠企业应退税款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加上财政预算的出口退税指标与应退税数量存在很大的缺口,管理出口退税的国税局只能将退税指标兑现以前拖欠的税款,而不能兑现当年的出口退税款。以宁波市为例,目前国税局办理的企业出口退税,平均退税月份只到2001年8～9月,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18个月左右。据资料反映,全国总体的拖欠退税时间大体为1年以上。随着我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退税的拖欠时间呈不断拉长的趋势。

(四)“免、抵、退”制度难以推行

根据文件规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凡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的自产货物,除另有规定外,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但实际中各地执行政策不统一,许多地方对应该实行“免、抵、退”政策的企业继续实行“先征后返”办法。2002年1月,政府有关部门又发文重申在全国实行“免、抵、退”办法,但据我们了解,实行这种办法的企业十分有限。难以实行“免、抵、退”制度的原因:一是实行该项制度会影响当地税务机关税收任务指标的完成;二是由于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承担,免抵税部分将占用地方政府增值税25%的收入,虽然可以通过调库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调库资金必定有时滞,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实行“免、抵、退”办法是不积极的。

(五)出口退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海关管理难度大,人员少和管理技术手段落后,跟不上外贸出口的增长。二是出口退税管理的机构多,协调难度大、管理效率低。企业办理出口退税起码要涉及海关、税务、外经贸等部门。在实践中,一些管理办法“政出多门”,相互不一致、不配套,严重地影响了出口退税的效率和企业的运营。电子信息化建设滞后,难以满足出口退税的管理需要,例如,企业反映的出现出口退税电子数据与纸制报关单内容不一致,税务机关无法给予办理退税的情况时有发生。

(六)出口退税的法制化管理滞后

从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但是目前我国仍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出口退税专门的法律规定。出口退税的规定散见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税收征管法》、《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及相关的行政通知。在出口退税的权利和义务上,退税管理机构和纳税人之间不对等,前者的权利大、义务小,后者的权利小、义务大,典型地体现为征纳税的时限规定上。

二、拖欠出口退税所带来的问题

(一)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资产负债率明显提高

由于国家出口退税指标不足,税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企业应退税资金严重积压,小的企业数十万,大的企业上亿元。拖欠的出口退税款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造成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向银行贷款缓解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宁波市政府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问题,并设法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从1999年开始大力推行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在下文专门介绍和研究这一办法),地方政府各级财政并对各类办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所辖企业,按年度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利息实际支付额,给予50～100%不等的贴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外贸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使得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十分难堪。以宁波市的几个较大的外贸公司为例,2002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高达90%左右。

(二)增加了企业经营的财务成本

尽管可以通过托管贷款的办法缓解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地方财政并给予了部分的贷款贴息,但是企业仍然要承担一部分贷款的利息。宁波市辖外贸企业的贴息率大多为70%,另外30%的利息要由企业自己负担。由此,出口退税拖延的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大,利息负担就会越重。另外,由于出口退税的拖欠的时限拉长,而且没有明确期限预期,给企业的财务管理、企业经营的预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县两级,以及各个县级政府在贴息率上不统一,也影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三)政府信誉受到损害

企业反映,由于政府在出口退税上拖欠和管理上的低效率,使得政府的诚信受到影响。首要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规则。在现有的不全面、不科学的管理制度下,企业为了争取尽可能早地得到出口的退税款,不可避免地要与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保持良好关系。在出口退税指标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也难以避免各种“寻租”行为。目前在一些开放度比较高的地区,政府管理部门的行风评比中,已经出现由于出口退税的问题带给相关主管部门名誉受损的案例。

(四)形成新的债务链

一些外贸企业为了缓解由于出口退税拖欠带来的财务困难,采取拖延支付原材料采购款等措施。在企业财务账上,一方面存在不少的应收帐款,另一方面还有不少的应付帐款,例如某进出口公司2001年和2002年应退税款(财务上的应收款)分别为3.1亿和4.4亿,而应付帐款分别为1.1亿和1.9亿,即别人欠他的,他又欠别人的。在调查中,企业反映,如果再不解决出口退税拖欠问题,随着外贸进出口的增长、出口退税拖欠数量的累积,我国经济运行中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债务链。

三、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内容及利弊分析

(一)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的主要内容及做法

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是指商业银行为解决出口企业出口退税款未能及时到账而出现短期资金困难,在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业提供的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这一办法最初是宁波市试行,200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肯定了这一做法并允许在全国内实行。

采用这一办法后解决出口退税问题的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文件规定,出口退税账户是一个专门账户,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擅自转移该账户内的款项。该账户托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贷款最高额不得超过企业应得退税款的70%,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各级税务部门要保证退税款退入该账户,不得转移。图1

出口退税政策流程图

(二)宁波市目前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规模情况

宁波市在1998年提出这一办法,1999年在6、7家企业试行,贷款只有几个亿。2000年全市出口退税拖欠31个亿,托管贷款6～7个亿。2001年出口退税拖欠66个亿,托管贷款16.6亿。2002年1～12月,出口退税拖欠累计123亿,607家企业办理了托管贷款业务,共有11家银行办理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业务,当年贷款发生额102.6亿元,贷款余额共计60亿元。几家主要银行的该项贷款余额占该行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是:中国银行48.45%、交通银行14.32%、工商银行13.55%、建设银行12.96%。

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该种做法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宁波市的该项贷款规模由1999年的几个亿,3年间达到100多亿;二是在银行的总贷款余额比重越来越高,从事该项业务的最大银行是中国银行,目前该项业务已经出现了展期和逾期的贷款,尽管目前数量还不大。

(三)在这种办法下的财政、企业、银行三者关系的透析

从表面上看,这三者的关系是:财政拖欠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形成企业财务上的应收帐款;企业向银行借款,企业是债务人,银行是债权人。由出口退税拖欠引起的这些债权债务关系,是财政的拖欠税款引起了银行的贷款,如果把企业这个中间者抽掉,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真正的贷款债务人应该是财政。所以这种办法的实质是财政向银行的借款,而且在实际上,这种贷款也是以财政的出口退税作为担保的。

(四)辨证分析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利与弊

从利处来看,这种办法缓解了外贸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更重要的是缓解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核实和确定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合法性赢得了时间,最终为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起了积极的支撑作用。

但是,不容忽视问题的另外一面,这种办法掩盖了出口退税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财政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并且可能会延缓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时,这种办法运用的好,会把“祸”转化为“福”,运用的不好则会把“福”转化为“祸”。因为从实质上讲,超过一定时间的出口退税拖欠款,应该作为财政的赤字(目前没有这样对待),即便在目前公布的财政赤字规模中没有这一部分,但是从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实质是财政向银行的借款来看,它毫无疑问是与财政赤字相对应的,只是以潜在的赤字存在而已。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用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将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国家信用关系延伸和转化为了财政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这里且不说这种转化有没有合法性(因为1993年开始不允许财政向银行借款)。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由于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的实行,将国家财政信用的风险与银行的金融风险沟通了。这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需要防范的最起码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中央财政的退税指标的增长低于出口退税数量和托管贷款余额的增长时,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就会受到影响。

四、全面解决出口退税矛盾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一)已经提出的解决出口退税问题的多种思路和不同意见

第一,根据国际惯例,坚持实行“零税率”政策。这种思路和意见的特点是:立足国际经验,只考虑到企业的利益和促进外贸的发展。

第二,主张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思路和意见的特点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着重考虑了如何解决中央财政的承受力问题,以及主张依据税收征收的能力和水平,以及依据征税的实际水平确定退税的水平,即所谓的征多少退多少。

第三,主张将进口税收与出口退税结合考虑,尽可能地缩小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面,使得进口税收尽可能多收;出口退税应作到按照承诺的退税率及时退税。

第四,降低出口退税率,同时对承诺的退税率做到及时退税。

以上思路和意见集中了研究部门、实际部门和企业界的意见。

(二)需要选择正确的思路

显然,以上的思路中多数是反映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我认为,在考虑解决出口退税措施时,片面地从某一个利益主体的角度出发制定和出台政策问题,就会出现我国1994年以来的政策反复调整的不稳定局面。形成这样的循环:出口退税率提高财政承受不了降低出口退税率外贸企业承受不了、进出口增长下降提高出口退税率财政承受不了、拖欠出口退税企业和财政都难受。目前新的情况是又开始将这一矛盾向银行转移。我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办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在延缓矛盾中,积累财政和金融风险,并将外贸企业的财务状况退向恶化。对于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尤其是东部的一些省、市,一旦矛盾和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后会出现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在矛盾和风险积累的目前阶段,已经到了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了。

正确的思路是兼顾外贸增长、财政承受力和企业发展三方面的利益和需要,制定一个参照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规范、稳定的制度目标,同时需要设计一揽子的相互协调的过渡性措施。

(三)制度目标

———以国家开放战略、国家对外开放度、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

———以国际上国际贸易税收的基本规则为基础。坚持进口货物税收保全原则,对进口货物的税收实行严格管理;以出口退税实行有利于增强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基本原则。

———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和考虑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中国产品在劳动力价格低等方面存在着价格优势,出口同类产品存在超额利润,可以考虑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实行“非零税率”的选择。

———根据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的原则,建立规范的国际贸易税收制度法律体系。

———建立高效、统一、协调的国际贸易进出口税收征管机构,以及具有信息化高科技手段工具的管理系统。

———研究和考虑建立财政预算进出口收支专户,对进口税收和出口退税实行专门管理。

———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由目前的中央财政单独承担进出口税收收支的制度调整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制度。

实现上述目标是我国对外开放形势下实现税收保全、财政税收主权完整的客观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与上述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此提出以下过渡性的措施,一方面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向建立目标制度迈进。

(四)过渡性措施

———可以继续使用金融手段(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以及探讨实行票据融资等金融工具)作为辅手段,但是必须十分慎重,及时跟踪贷款规模及银行资产状况。财政的出口退税指标的增长应该高于出口退税应退税额的增长。绝不能由于有了这种金融办法而将出口退税的责任变相转嫁给银行,使得银行成为出口退税的承担者,这会导致财政职能和银行职能的错位。如若长期下去,势必积累新的金融风险,重蹈我国上个世纪80～90年代积累金融风险的覆辙。

———根据调研,对一些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绝对价格优势和较高超额利润的出口产品可以调低出口退税率。———建议财政出口退税指标的增长率略高于外贸出口的增长,逐步缩短对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拖欠时间,这需要相应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甚至财政赤字的规模。

———在各地区之间合理分配出口退税指标,增加外贸出口大省、市的出口退税指标。

———最大限度地统一出口退税率,过多的出口退税差别税率一方面给出口骗税以可乘之机,导致监管的困难;另一方面为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很大的漏洞。

———进一步清理和缩小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对加工贸易实行严格的保税管理。原则上凡进入“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实行“不征不退”的管理办法;凡是这两个管理区外的企业一律实行“先征后返”的管理办法。

第6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1、组织收入职能明显减弱

一方面农业 “四税”取消，使乡镇财政所失去部分收入征收权，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属条条管理，一般两三个乡镇设一个国税分局和地税分局，而乡镇财政属块块管理，每乡镇都设一所，但国地税分局行政级别高于乡镇财政所，很难发挥其收入的协调调度作用。

2、预算管理职能严重削弱

乡镇很多建设项目都实行报账制，乡镇财政只负责政府机关及有关站所的支出管理，支出范围窄，预算管理空间小。 “大平台”的运作，乡镇总预算会计将被取消，帐户统设，收支统管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财政已不是一级完整的财政，乡镇财政所也基本成为县财政的报帐单位。

3、财政监督制度性缺位

很多项目资金，财政所没有参与项目的申报、实施。例如上级各部门安排的水利、公路、林业、农业等“条块”支农项目资金，乡镇财政很难参与监管，导致很多涉农项目资金游离于乡级财政监督之外。而且有些项目资金实行的是报账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将资金打入项目承包商，作为项目实施地的乡镇财政无权过问，无法实施就地监督。许多上级部门下拨给村级的资金，直接汇入村级会计中心帐户，没有经过财政“大平台”，游离在财政监管之外。

总体来看，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职能有增有减，工作任务也没有减少，相对于改革前，业务量反而越来越大了。

二、完善乡镇财政所职能的意见和建议

乡镇财政职能的转变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结合乡镇财政存在的实际问题，必须从乡镇财政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机构人员建设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强乡镇财政职能。

1、理顺关系，强化组织收入能力

进一步完善收入考核制度，理顺乡镇政府、乡镇财政与乡镇国税、地税部门的关系。乡级财政部门对属地税务部门的征收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从根本上解决涉税信息不畅、税源控管不严、征管不到位的问题，大力支持税务部门开展依法治税工作，坚决打击各种偷、逃、抗、骗税等违法行为，确保实现税收高质量增长。

2、延伸财政监管触角，加强村级财务管理

乡镇财政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管理和监督乡镇的财政支出。实行“村账乡管”，是强化乡镇财政管理的需要，是有效控源节流的需要，也是强化财政所职能的需要。

实行“村账乡管”，把村级财务由乡镇统一管理。在具体操作上，村级会计中心不在财政所管理的，就把 “三资”办公室设在财政所，将现有的乡镇农综站和财政所合署办公，即在管理中使用一套人员，一套设备，一个办公场所，一种管理方式，一套管理制度，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和村有资金全部集中，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由乡镇财政所长担任核算中心负责人，统管乡镇财政财务支出的全面工作，充分发挥乡镇财政所的监督管理职能。

3、转变工作思路，积极主动服务

要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在财政所的惠农服务大厅，设置政策咨询，业务受理，业务审核等岗位，不断拓展服务服务范围，在及时准确发放各种补贴的同时，坚持公平正义，对各种涉农补贴加大检查力度，特别是一些补贴大户。坚决打击虚报冒领现象，真正把党的惠农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对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直接管理、未列入乡财政预算的专项资金，包括农林水牧专项、农业综合开发、环境保护、土地开发整理等，主动与业务主管部门、县财政局加强信息沟通，努力保证财政所全面掌握有关专项资金的政策、额度、项目要求等情况。

4、明确乡镇财政所的职能定位，加强“三块资金”统管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所要加强对各项强农惠农资金及“一卡通”资金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因为按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农村优抚、社会救济和医疗社保；用于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村干部报酬和村级管理费。这些都是关系到稳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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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营改增；冲击；应对策略

税收制度的改革一直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则是税制改革中的一项减税措施。但营改增在其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说，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对纳税人、纳税机关、政府三方面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扩容后的营改增对纳税机关和政府具体有何影响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已经成为当下税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全面营改增政策的现实冲击

（一）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冲击

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于2013年8月1日起扩展至全国，在增值税税率方面新增6%和11%两档低税率。全面营改增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为多数企业减轻了负担，却为地方政府增加了压力。营业税一直是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营改增扩容直接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缩减。全面营改增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税收的流失，营业税被调整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地方财政在增值税分配比例中仍占四分之一，保持不变。为确保营改增改革的公平性，地方政府需要对改革后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补贴，而此举却进一步增加了地方财政的支出，使得地方政府不仅税收持续减少，还另外多了一层压力。

（二）对纳税企业的冲击

营改增的全面推行给不同纳税群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首先，在全面营改增政策施行后，部分企业很难将增加的税负转移到其他消费群体身上，加上差额征税的不再实行，导致约5%的企业税负增加，特别是加重了提供仓储业务、广告、报关等业务的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次，企业在施行营改增政策后，其会计审核系统必须进行重新调整，内部财务部门需要计算组成更为复杂的税金，在增值税下的收账入账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情况都大大增加了会计税收核算的难度。

（三）对税务征管工作的冲击

营改增直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地方政府为维持一定的财政收入而不得不加强税收征管的工作，对各种纳税群体的审查将更加规范和频繁，这就使税务征管工作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全面营改增涉及到的行业不断增加，试点户数大幅增长，减税规模不断加大，国家税务系统的征管压力也随之大幅增加。税务系统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而营改增政策体系和管理措施却尚未形成规范，国税征收过程中的审核与监管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另外，随着国税局全面接管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地方税务系统的管理权限逐步丧失，地方税务的职能和社会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二、全面营改增的应对策略

（一）财政收入减少的应对策略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于20世纪末建立的，导致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营改增以来，在共享税收上地方与中央的比例调整为3：1，地方税收明显减少，但地方的事权却逐步增加，日益尖锐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已经影响到地方政府诸多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改善其财政状况，就要积极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调整地方主体税种，合理分配财权与事权的关系。科学调整地方税收体制结构，开设新的主体税种来取代被取缔的营业税，可以有效地缓解地方税收明显缩减、事权增加的现状。

（二）企业方面的应对策略

首先，全面营改增政策的目的是促进企业发展，刺激社会经济，因此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和产品营销方式，对营改增政策对自身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做好纳税筹划，尽量利用政策的优惠项为企业节约税收；其次，企业在处理税收时必须准确区分可抵扣与不可抵扣的进项税项目，以防范纳税风险。而对于不可抵扣的进项税项目，企业应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尽量选择可抵扣的项目，以便获得最大程度的进项税额抵扣，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三）税务征管机构的应对策略

全面营改增改变了纳税人所需缴纳的税种，使税务征管机构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地税机构的税收减少却占据了更多的事权，不仅降低了地方有关机构工作的积极性，还使得地方事务更为复杂。因此中央与地方所拥有的不匹配的财权与事权必须进行协调，尽快实现中央与地方的税务信息沟通与联合征管能有效解决地税机构职能降低的问题。同时，还要利用网络信息系统构建工商、中央税务、地方税务等部门的协作平台，使税务信息能从地方到中央顺利流通，减少地方税务的工作量，提高其工作效率。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全面营改增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是我国税务体制完善的必须举措。营改增改革势必会对不同纳税群体造成影响，而要想使纳税群体和征管机构两方面都受益，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本文对全面营改增的现实冲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对营改增改革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赵梦莹."营改增"政策效应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4）.

[2] 凌志刚."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3）.

第8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现代财政制度 税收职能 探析

现代财政制度是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和主要内容，它顺应了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现代税收制度在现代财政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对税收职能的认识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一般认为税收的四大职能为财政收入、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与增长。

一、税收职能的内容

税收职能为税收自身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满足国家的需求。税收职能引导着税收制度的设计，关系着税收制度的实际内容和实施效果。税收有多种职能，包含财政收入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公平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政府通过征税得到了收入即为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这些收入资金被用来满足一些社会公共的需要，提供公共的服务，同时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服务。资源配置职能则指政府制定税收的种类和税收的条件，使税收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情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税收的公平分配原则指政府通过制定税种和税收条件，使高收入高资产的人群承担更多的税费，使收入和资产相对较少的人群承担较少的税费。通过税负调节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有利于社会的公平。税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职能是政府制定出一弹性的税收制度，使税收顺应市场的变化而作出一些调节，根据经济的冷热变化自动来调节税收，稳定物价和收支平衡。

二、现代财政情况下的税收职能

现代财政的特点是民主和法治，它拥有专门的财政管理机构，拥有专业的治理技术，符合国际现代化建设和财政的动态治理进程。税收是财政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现代税收制度与现代国家、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相一致，也符合国家的治理制度。大家都将财政学、税收学看作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经济学的方面来思考税收的职能，而从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看，税收职能不仅仅应该停留在经济学的范围，它在政府管理、社会关系调节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的政治职能主要表现为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税收的税种和相关条件的制定影响着市场和私人的经济活动。在社会职能上的主要表现为增强社会的公平正义、缩短了收入差距，鼓励相关公共事业的发展。

三、现代财政制度下税收职能实现的方法

（一）税收的经济职能

税收的经济职能包括了组织财政收入、资源合理配置、经济稳定和增长。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应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情况下，清费立税，提高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确保税收收入成为政府收入来源的绝对主体。当税收进入了增长的新常态后，需要调整和优化财政的支出结构，通过实施相关措施来满足公共服务的供应和政府履行职能的支出需求。在税收的资源配置职能上，应在原先的一些准则和基础上，对市场自身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情况，通过调节税制结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和重新设计各税收要素，发挥税收在各方面的积极作用。针对税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职能，需先创建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再注重一系列相关的税种的建设，提高其规模和比例降低货物劳务税的比重，更好的发挥自动稳定性税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二）税收的社会职能

税收的社会职能体现在公平分配上，税收的公平分配职能发挥着作用，它会根据一系列的制度，要求收入和财产较多的群体在实际的税收过程中承担更多的税费，在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到各项税收实际的、最终承担群体，优化税收制度的结构。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制度，制定课征模式，使分类和综合结合在一起，适当的合并一些税目，优化税率的结构，加强征管工作，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来了解纳税人的综合纳税水平，保证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

（2）改革增值税的制度，需要更多的关注一些低收入者的消费品，对消费较多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降低一定的税率，来保证一定的公平性。

（三）税收的政治职能

税收的政治职能就是税收在现代国家和政府治理中的作用，税收规范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人间的权利分配和管理。为了实现税收的政治职能，应落实税收的法定原则，使征收的税收体现人民的想法。每一项征收的税收都应该源自立法机关，根据人大公开的税收立法过程，使是否应该征税、征税的具体情况等一系列问题由人民来参与定夺。税收征管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治理的主要工作内容，税收的政府治理需要有关机关严格监督，依法征税。

四、结束语

本文简单的介绍了税收职能的内容，以及在现代财政情况下的税收职能，在现代财政制度下，税收职能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职能方面，同时表现在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上，最后，提出了在现在财政制度下如何实现税收的各项职能，希望能给相关单位和部门在研究现代财政制度下的税收职能这一方面带来一些作用。

参考文献：

第9篇：税务和财政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税收征管；经济主体；行为特征；课税权主体；课税主体：“经济人假设”；博弈论

税收征管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是由多个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完成的。根据新古典理论，任何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非市场主体如政府也是“经济人”。博弈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他们总是根据所获得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关于其他主体的行为信息而做出相应的行为，以获得最大化的收益。本文主要根据“经济人”假设及博弈论的有关理论，分析税收征管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

一、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经济主体内容

通常认为，税收的征管过程主要涉及课税权主体、课税主体及其他经济主体。课税权主体是指通过行政权力取得税收收入的各级政府及其征税机构。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他们有着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大体一致的偏好及类似的利益函数。

课税主体有法律上的主体与经济上的主体之分。法律上的课税主体是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经济主体，称为纳税人；经济上的课税主体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称为负税人。课税主体缴纳税收收入，为政府的行为提供物质基础。由于税收具有较强的无偿性，课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税收征管或转嫁税负，以降低税收负担水平。

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利益群体，如税务征管人员及税务中介机构。他们不代表课税权主体的利益，也不代表课税主体的利益，他们有着自身的利益，是税收税管过程中的特殊利益集团。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及公共选择学派所作的理论补充，无论课税权主体、课税主体及其他经济主体，其行为都具有下述特征：（1）有独立的经济利益；（2）有独立的追求目标；（3）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与方式追求目标。简单说来就是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达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当然，课税权主体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会受到较多的行为限制，以避免给其它经济主体带来非效率的损失。

二、课税权主体的行为特征

通常来说，课税权赋予国家或其代表（政府）。政府是由其行政长官①、财政机关、税务机关等机构组成的。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政府机构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而在政府内部其行政长官和其它机构的利益基础及偏好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政府的行为具有与社会公众不一致的特征，而政府内部各组织也有其自身的行为特征。

①　行政长官包括普通意义的行政首脑及其幕僚机构。

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属于某个政党，代表某个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在我国，行政长官及其附设机构主要有两种产生方式，即间接民主选举或者上级政府任命。在组织政府收入问题上，行政长官一般是希望组织到足够多的收入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公众有着扩大政府支出的偏好，以强化其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同时，行政长官也有实现政绩目标的内在压力与动力，从而不断增加政府的支出水平。在民选的条件下，行政首脑对收入的组织要求会更多地考虑民众的意见。因为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可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在上级政府任命条件下，行政长官的行为则更多会迎合上级政府的偏好。因此，虽然行政长官都有尽力组织政府收入的内在要求，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公众或上级政府的压力，他们可能并不能组织到其满意的税收收入水平。比如，在社会公众不愿意多交税的条件下，行政长官可能会用借债来替代税收。

行政长官本身并不组织收入，因此他们将组织收入的职责交给了财政、税务机构。财税机构接受行政长官的指令，贯彻执行既定的财税政策，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主要是由于财税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其工作一般是业内专业技术人员来承担，相对比较稳定；财税机关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行决策的权力，如解释税收法令及行政长官制定的相关政策；财税机构比行政长官更容易掌握其工作的难易程度及组织收入的成本，即在财税机构与行政长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财税机构的独立性为其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可能性。

财政、税务机关虽然都是政府的收入组织机构，但是他们在行政系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也具有不一样的特征。在行政系统中，财政机关的职责主要是安排与控制政府的预算支出，并组织一些非税收入，如行政性收费；而税务机关的任务则主要是组织税收收入。财政机关是安排预算支出的政府机构，即使在行政长官的强烈控制下，它也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安排较大的支出规模。税务机关的支出安排则是由财政机关来负责的，因此在财政机关与税务机关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财政机关的预算安排要考虑税务机关的收入组织能力；另一方面，税务机关的税收收入组织活动要受到财政机关安排的预算支出规模影响。

税务机关的特殊地位为其谋取特殊利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同时，税务机关更多的代表着税务人员的利益，或者说它是税务人员的集合体或利益代言人。比如，在我国现有的税收收入计划制度下，税务机关常与财政机关讨价还价，减少税收收入计划任务以降低工作的难度。至于税务机关为谋求工作条件的改善，比如修建漂亮的办公大楼、购置豪华的工作用车等而进行的各种非正式活动更是司空见惯。

另外，我国目前并存的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收机构也是各自为政的。它们分别为中央与地方财政系统服务。在分税制条件下，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工作边界及重点也不尽相同。目前，国税与地税之间的税收争执集中反映了其利益的偏好。比如，在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收边界上，两套税务机关经常发生矛盾；因为增值税是共享税，而营业税大多属于地方税源。同样，在消费税应税企业中，国税与地税机关对消费税的减免权限也颇有争议。可以预料，在企业所得税分税分征的条件下，国税与地税在其税基的确定权上也免不了纷争。

三、课税主体及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

课税主体包括纳税人与负税人两类，他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经济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有着差异性的行为特征。

负税人是税收负担的最终承受者，会反对税务机关的征税活动。但是，负税人并不能直接与税务机关打交道，因此能够对税务机关施加的压力比较小。负税人主要是影响政府（狭义）及其行政长官的活动，如对税收的立法过程施加影响，以减轻整个社会的税收负担率。同时，负税人也支持纳税人反对征税机关的征税行为，因为减轻纳税人的税负就减轻了纳税人转嫁税负的程度。

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处于与政府和税收征管部门的对立面，其行为目的在于少交税款，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现行的税收大多不是按照受益原则开征的，同时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不能够非常准确地衡量。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享用问题上，大多数纳税人或公众的合理选择是保持理性的无知状态，即“搭便车”，纳税人尽量少交税款便是其合理的选择。纳税人要达到少交或者不交税款的目标，与税务机构的博弈就不可避免。在目前条件下，纳税人大多采取了偷逃税款的办法。随着税务机关对偷税漏税稽查力度的加强，纳税人转向了合法避税及税务筹划，即与税法博弈。部分纳税人则转向勾兑税务征管及稽查人员，通过行贿等方式拉拢税务人员，使其在征税及稽查过程中为纳税人打开方便之门。还有部分纳税人因无法支付税务筹划成本及行贿成本，被迫按照税法正常纳税，或者“以脚投票”离开相关经济活动领域。当然，纳税人也会通过税负转嫁将其缴纳的税款转嫁给其他经济主体，以降低其经济活动的成本。

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利益群体，如税务征管人员及税务中介机构等。税务征管人员是直接执行税收法规的人员，其活动是受雇于财政及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与财税机关之间存在一种委托关系，即税务人员税收征管活动。但是税务人员与财税机关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可能存在“激励不相容”的情况。在妥协工资制度①下，税务稽征人员的工资低于其他职业所能挣到的工资。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或个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那么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选择此职业。这种税务人员一般会在其工作中通过受贿或者其他方式获得利益来弥补其固定工资的不足。因此，税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会与纳税人互相勾结，通过损害国家税收收入的方式来为双方谋取利益。

①　妥协工资制度是指业内工资水平低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

税务中介机构是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产物。建立税务中介机构的目的在于架起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桥梁，达到简便纳税手续、减轻征税成本的目标。但是，在我国税务中介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税务中介一般与当地税务机关有着非常特殊的密切联系，他们大多利用此关系来拉拢客户，创造超额垄断利润。更有甚者，税务机关直接为纳税人指定了税务中介机构，与税务中介合谋侵害纳税人的权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我国某些地方还比较普遍。当然，如果某个纳税人与税务中介存在某种密切关系的话，税务中介机构则可能会利用其与税务机关的特殊关系为该纳税人服务，尽管这种活动是危害国家税收利益及其他纳税人利益的。

四、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各类经济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具有特定的行为特征，在税收的征管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自动结成一定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一般会为了集团利益而在相互间展开博弈活动。但是，各利益集团的规模及成员不同，其给予成员的选择性激励不一样，因而能够对税收征管过程施加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税务机构拥有的影响力超过其他经济主体。一方面，经济主体间的博弈活动能够为税收征管漏洞提供发现机制，进而改进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体制。另一方面，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税收征管难度，进而降低税收效率，增加税务成本。为了尽量放大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正面效益并降低其负面影响，需要整合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实现相互间的“相容性激励”。

第一，要在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纳税人能够支持政府的合规性征税行为。如果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趋于一致，即政府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或者说政府更多考虑民众的意见，那么社会公众则会更有效的支持政府的活动，包括征税活动。同时，要在政府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防止各利益方过分牟取私人利益，损害纳税人及社会公众的福利。

第二，要合理界定国税与地税系统的利益边界。分税制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决定了国税与地税系统的差异目标。国税与地税系统间的利益冲突是双方利益边界不清晰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大大增加了整个税务系统的运行成本，而且极大地增加了税收对社会的超额负担。合理界定二者的利益边界，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有效途径。

第三，要设计有效的税务中介制度，切断税务中介机构与税务机关的特殊利益关系。在现行制度体制下，税务中介与税务机关存在非常强烈的共同利益关系，它是二者共同损害纳税人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根源。切断二者的特殊利益纽带，不仅有利于税务机构的正税行为，而且可以保证税务中介机构的规范化运行。

第四，要实行有效的效率工资制度①。实行效率工资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加税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减少税务人员主动受贿的可能性。实行效率工资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税务人员的贪欲。

①　效率工资制度是指业内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

第五，要增强纳税人及负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性，必须有效降低社会的整体税收负担。纳税人存在逃避税收、降低税收负担的内在动机，因此制定规范化的税收法规及其征管体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减少税收给纳税人造成的超额负担，增强纳税人的自觉性遵从。

[参　考　文　献]

[1]蒋　洪。财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张维迎。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s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