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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 研究内容; 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147-01
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之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重要性已引起了国内学者和一般教育工作者的注意, 相关的论文也呈增长趋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成果少, 质量也难以让人满意。质量差主要体现在重复性研究过多, 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显然,相关研究还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益。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 并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发展作简要界定和分析, 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
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意义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外语教育。如果外语教育政策失衡必然会造成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当, 而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当则可能会给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等带来一系列由上至下的失误。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误必然会给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为了少走弯路, 一方面,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教训值得总结,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涉及到政策评价, 政策评价能够为后续政策提供宝贵信息, 有助于合理配置政策资源, 判断政策取向, 从而提高政策质量, 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具理性和科学性, 并为相关的政策运行提供经验。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兴未艾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因素不无关系。如果说过去外语教育只是为了学一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或能同外国人作简单的交流, 那么今天的外语教育还担负着中国人走出去国门的重任。
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羡慕。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国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除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世界与人类的共同事务中发挥作用。此外, 一个国家的外语普及程度往往反映出该国公民的国际意识、国家的国际化程度, 并预示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外语教育的本质是现代化教育, 是国际社会公民养成的要素之一。这些素质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些新的视角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现状及发展
而最近理论探索研究也已悄然兴起。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实际上已形成四类。国内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 基本也是按照这样的排列。回顾反思类研究主要讨论了解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沿革和经验教训。胡文仲首先探讨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几次重大调整及对外语教育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在短期内频繁的调整政策不利于外语教育的稳定、健康地发展。
除了探讨中国外语教育政策走弯路的教训, 回顾反思类研究还分析了当今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和需求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 从而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由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 导致了外语教育中跨文化教育内容的缺失。策略前瞻研究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定位和制定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考。贾爱武认为外语教育问题已经不再是囿于语言学科等领域的学术问题, 它早已跳出且本应跳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发展息息相关。他认为应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这一终极利益的高度来统筹中国外语教育的宏观策略, 从如何提高英语及其他语种能力来获取学术、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策略前瞻研究还认为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有助于实现以下目标: 满足国内一般层次和高级层次外语学习者的需要; 保证与外语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此外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还要权衡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方位的各种因素, 如在一定的时期准许何种外语以多大的比例进入本国的教育体系, 社会对某种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 外语学习的合适年龄、外语教育与其它教育课程的关系, 外语教育对于学习者
国际视野的开拓、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民族认同感的影响, 外语教育的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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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张家伟:《论我国残疾人就业权的法律保障》,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4页、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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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事政策 概念 政策研究
“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首先要看其是否已经根据该学科的特有属性和特殊的分析工具,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共同的、无歧义的概念框架”。我们知道,法学首先是一门体系性很强的科学,概念的明确化以及概念间上下位关系的统合化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作用尤巨。“法学就是使用抽象方法从特殊现象中形成一般概念,并且从各个法领域中得到最高、最终的概念和概括性的基本原则”。而“误读刑事政策,即对刑事政策基本概念、基本含义、基本理念的错误解读,必然妨碍我们对刑事政策的科学认识以及正确运用,也阻碍我们对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可见,刑事政策概念的准确定位,对于刑事政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逻辑起点和指引路径的意义。
基于这种理念,中外刑事法学者们依据各自对刑事政策知识体系、作用界域的认识与界定,分别推出了自己的刑事政策概念,纷繁驳杂、叹为观止,“基本状况是,有多少刑事政策研究者大概就有多少种刑事政策概念”。应当说,每一种刑事政策概念的提出,都倾注了研究者宝贵的心力,饱浸了研究者辛勤的汗水,均有可圈可点之处;而每一个相对成熟的刑事政策概念的提出,一般而言,均是奠基于对前贤既有的诸多概念进行分析考量之上。例如严励教授在归纳、梳理中外刑事法学者所提出的大量的刑事政策的概念的基础之上,以一般“两分法”说与特别“两分法”说为基本进路,对广义刑事政策概念与狭义刑事政策概念进行了述评考证,并结合刑事政策与相关范畴的区别,进而廓清了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较为科学地提出了刑事政策的概念,即“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多注重于从整体上形成自己的刑事政策观,倾向于在对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分层概念、整体概念以及进行高度浓缩与抽象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刑事政策概念得以成形,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自然有其优越之处,如完整性、概括性、严密性等等。但笔者同时也认为,这种完整性、概括性、严密性的获得是以牺牲刑事政策概念的全面性、明晰性进而殃及刑事政策概念的可操作性为代价的,而且笔者并不认为概念的分层将令其丧失完整性,反而认为这种层层相迭、环环相扣的概念方式更易于从整体上系统性地把握和透视刑事政策的结构、内容等基本内涵。笔者无意也绝无资格对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妄加品评,恰恰相反,正是前贤先人的智慧结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除却这种顾虑之余,笔者倾向于以分层的多维视角来审视刑事政策之概念,在林林总总的分层诸说中较为褒许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之观点:“刑事政策得分为广义的刑事政策、狭义的刑事政策和最狭义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其分层标准,即刑事政策之手段:广义的刑事政策囊括了所有“足以预防犯罪之发生以及有效吓阻犯罪”的社会政策,所以其手段涵盖了“所有针对犯罪的预防和镇压而提出的一切措施与方针”;狭义的刑事政策则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侧重于以刑罚制裁与保安处分为主要内容的所有的刑事法手段;最狭义的刑事政策仅指刑法的刑事政策,故此其手段一般意义上也局限于刑罚制裁。但我们若对该分层概念做进一步考量,却又发现其不无遗憾地存在诸多缺陷,如政策主体的缺失、价值目标的偏颇,以及存在样态的不完善。然而所有的不尽人意之处在梁根林教授界定的刑事政策概念之中却得到了很好的弥补:刑事政策的主体应同时兼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绝不能过于偏重对预防和控制犯罪效果和效率的绝对化追求而忽视对公正性的必要和适当的关照,以至于丧失其正当性,而使刑事政策因与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陷入危机,刑事政策必须在追求目的性和有效性过程中同时兼顾人类社会既存的文化情感及价值观念,符合人类社会公正合理的正义判断,合乎事理、合乎情理、合乎法理构成了刑事政策的正当性基础;刑事政策既是“观察的科学”,又是“反犯罪斗争的方法、战略或艺术”,它应当是由与犯罪作斗争的宏观的战略、抽象的方针、微观的策略、具体的方法以及与犯罪做斗争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组成的一个多元、分层而又统一的样态存在体系。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刑事政策之概念应立足于广义的刑事政策、狭义的刑事政策和最狭义的刑事政策三个层面加以界定。广义的刑事政策乃指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以合理而有效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统称(即基本上尊重梁根林教授之刑事政策概念),包括政治决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法律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劳工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新闻政策等诸多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的社会政策;狭义的刑事政策则指以政治国家为主、以市民社会为辅,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以刑事法为手段而提出的有组织的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和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统称,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最狭义的刑事政策是指以政治国家为主、以市民社会为辅,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以刑事实体法为手段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动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统称。
同时笔者认为,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为我们认识和考察刑事政策拓展了宽阔的视野、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狭义的刑事政策概念为我们考量和改进刑事政策划定了基本疆界、指明了基本思路,最狭义的刑事政策概念则为我们分析和评判刑事政策凸显了“最重要的核心”、“最高压区”和“最亮点”。正如梁根林教授所言,“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理念应当是我们认识和考察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和方法论基础。但刑事政策关注的重点则是狭义的刑事政策所界定的国家运用刑事法惩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实践,而刑事政策的核心则始终是国家运用刑法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考量、评判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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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赴美,投身公共卫生事业
蔡江南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硕果累累: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之后留校任教,1990年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之一,1991年获得了我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88年,他第一次去美国进修,当时他跟夫人结婚才三个月,但无法同行。1991年,蔡江南前往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个月后夫人顺利来到美国,蔡江南打算长期在美国发展,于是开始了20多年的美国生活。
刚到美国不久,蔡江南的牙齿出现问题,牙医建议他进行根管治疗,即保留牙齿的根部,去除牙齿上面不良部分后再加上一个牙冠。当时这套治疗费用是两千美金左右,而他需要治疗两个牙齿。四千美元对于一个中国大陆没有牙科保险的穷学生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后,蔡江南通过华人医生的优惠价格完成了治疗,美国昂贵的医疗费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件事深深影响了蔡江南。在90年代初,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人民币一个月,在美国看牙医如此昂贵,一般的经济学供求理论对此又解释不清,蔡江南发觉美国的医疗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巧的是,他的导师是布兰戴斯大学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因此他有机会参与了导师主持的联邦政府的一个项目:不同的定价方式对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影响。这份经验对于蔡江南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帮助他走上了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研究道路。
蔡江南根据联邦政府课题的研究,又发展出了新的想法,并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联邦政府课题,并且发展了他的博士论文课题。1996年在这个联邦政府项目和博士论文课题快完成的时候,蔡江南的5个导师为他写了推荐信,他顺利申请到美国特殊绿卡,实现了美国梦。之后,他加入了美国麻省卫生厅卫生政策研究的行列,参与了2006年通过的美国第一个全民医改的麻省方案的设计和研究工作。麻省的医改方案后来又成为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原型。
西学东渐,助力中国新医改进程
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蔓延,国内公共卫生体系漏洞逐渐暴露,拥有国内外卫生经济和政策知识背景人才开始被国内学界和政界重视。在上海市有关领导和复旦大学校方的鼓励下,2006~2009年蔡江南回到复旦担任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并且参与了我国新医改方案的讨论。2012年5月,蔡江南来到中欧,担任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把研究工作重点放在了中国新医改领域,并提出和发表了大量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蔡江南认为,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被行政高度垄断,打破垄断、实现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是解决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中的所有严重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医改的必由之路。
蔡江南向记者解释:“医疗资源有两个层次的垄断,第一,政府、卫生部门控制90%的医院,而医院又控制了很多医生、药品和检查。在国外,很多医生是独立的,他们与医院是合作的关系,并不是雇员。在美国有80%的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所以美国的医保是付两笔钱,一笔给医院,一笔给医生。”
垄断之源除了医生的问题,还有药品。很多国家的药品有70~80%在药房购买,它不属于医院的收入(医院只管住院用药)。而中国则是相反的,70~80%的药品消费是在医院。检查也是一样,国外很多身体的检查都有独立的检查中心,但中国基本是在医院完成。
“医院是终端,把药品、检查、医生都控制住了。这样的结果是,政府控制医院,医院控制资源,实际上资源被政府垄断控制住了。还有就是医院医生的评级,包括科研的,编制的。医保也是个很重要的资源,允不允许你进医保,还有谁进医保,由谁来定呢?现在整个医疗资源都被行政垄断了。”蔡江南说起时下医疗领域的弊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
医疗怎么做到社会化呢?蔡江南表示:“首先我希望公立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它主要是由政府出钱,是不赚钱的医院,比如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老少边穷医院等,这类医院是资本不感兴趣的,是对患者是免费或者是低价开放的。”
其次,医生可以多点执业非常重要。医生如果可以变成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医院雇员的话,就盘活这一社会资源了。医生社会化,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评价,他的劳动价值也得到体现。
“我主张在医疗筹资和医疗服务的提供,非营利的医院占主要部分,就是钱一旦投下去就拿不出来了,这样就变成社会的财产。我觉得将来的主流医院就应该是非营利性质医院。”蔡江南说。
在医疗保险的模式上,蔡江南觉得政府出钱的保险和商业保险应该占小部分,社会医疗保险占大部分。我国的职工医保就是社会性的医保,由雇员和雇主共同交钱买医保。
“总的来说,我提倡中国医改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导的模式而不是政府和市场主导。”蔡江南说。
注重养生保健,提高健康管理意识
蔡江南教授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但每次见到他总能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讲到养生保健方法,他总结:“我觉得保持个人健康实际上就是注重三个要点:饮食、锻炼和心情。”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政策;《课标》;教育实践;衔接性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考英语将实行社会化考试,这一决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现阶段高中英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等原因,外语教学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刻不容缓[1]。实际上,外语教育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外语课程政策上,高中英语课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语政策组成,其中《课标》是核心[2]202[6]。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实践的衔接还关注不够。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衔接性研究是以问题驱动的,基于语言教育实践并以政策为指向的研究,中国当前以语言教育规划为核心的衔接性研究正当其时。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终结,其中实施过程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最关键环节[4]8,而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在于其对于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否实现,这又依赖于政策的上传下达及政策目标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衔接效果[3]125。鉴于此,文章主要以《课标》为政策对象,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3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研究
(一)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认识与评价
中国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由中国教育部基础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颁布《课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它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李娅玲指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内输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传[3]176-183。教师是《课标》客体的重要组成,是将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关键群体[6],同时,教师也会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教学实践,对此进行考察对政策的落实尤为关键。从既有文献来看,此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罗桂秀通过问卷考察了40位教师对高中英语课程政策的态度与认识[6],研究发现:在《课标》方面,大多数教师认为《课标》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过高,最难实现的课程子目标是语言技能目标与文化意识目标,《课标》的制定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60%的教师认为《课标》中最难操作的实施建议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在教材方面,多数教师认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内容和课后练习并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高考英语方面,多数教师认为选择题题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高考试题与教材的课后练习并未有效衔接,也没有很好地体现《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徐冠兴调查发现,天津市部分参与课改的高中英语教师对《课标》理念的贯彻存在偏差[7],对其规定的课程目标认识不足。张曦元也发现,教师对《课标》认识不足[8]。不过陈芳发现,教师理解和实施《课标》的能力自评在多个方面与所在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无显著关系[9]。这些研究显示,尽管《课标》政策引导着课程教学,但大多数高中英语教师对此教育政策的认识相对不足,评价褒贬不一,进而可能影响政策在教学中的实践。
(二)教师的教育实践
政策的实施是政策过程的最关键环节,事关政策成效的达成。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就体现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衔接好坏体现在教师是否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在外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是政策的主体,但教师才是真正把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主体,没有教师的实践,政策就只是文本而已,如果忽视教师作为教育实践者的角色,忽略外语教育实践本身,无疑会为外语教育践行制造障碍[2]126。对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进行实证调查至关重要。从既有文献来看,涉及教育实践的研究较少,主要从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教师的教学实践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目前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障碍,如政策脱离实际、经费投入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应试教育制度影响严重等[3]193-196。整体上,实施《课标》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对学生评价难、评价方式单一、老师负担过重[10];某些课程目标前后矛盾,要求过高,不易实施;对《课标》的理论基础的可靠性的疑问造成的困难;现存的高中英语测试体系对其实施带来的阻力;其他因素如师资缺乏、课程资源不足、教师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少等[11];《课标》未兼顾阶段性、地域性差别和城乡差异,缺乏相关部门的支持,应当贯彻多模态教学,解决教学的费时低效问题[12];教材使用期限问题;还有一些学校擅自更改课程时数,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13]。因此相关部门应针对以上问题制定相应方案,为教师的教学实践与《课标》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第二,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否遵从《课标》规定的5个方面的目标,是检验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好坏的依据。语言技能方面。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语言技能的训练厚此薄彼,对于学生听力、阅读技能的训练远超对口语、写作技能的训练[7]。申丽调查发现长沙3所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读写4项技能均存在一定问题,如阅读理解水平不高、阅读速度慢等,原因在于教师仍侧重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科学阅读与学习习惯的引导,学习动机不强[14]。张曦元发现,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教师过多注重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阅读能力低下等[8]。邓兆红发现英语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了解程度不高,未遵循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基本原则,未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普遍较低[15]。语言知识方面。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存在一定弊端,很多教师仍采用填鸭式教学,未能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探究等方式自己发现语法和词汇规则,因此学生并不能做到学以致用[7]。情感态度方面。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忽视了人文素养教学,学生也缺乏情感态度学习的积极性,情感态度目标与教学实践脱节[16]。学习策略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策略缺乏深入、系统地引导[7]。文化意识方面。学生和教师文化意识目标缺失,实施难度大。教师自身文化知识欠缺,对文化教学不重视且教法单一,学生对文化学习动力不足,教师应加强自身文化素养,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其文化意识及批判思维能力[6][17]。既有研究显示,《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较低,教师教学实践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教育规划与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师课堂对《课标》政策的实践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三)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
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客体,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实践的评价与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学实践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目标与需求。如果教师并未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反而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说明学生的学习目标与教育政策的目标相背离[2]127,间接表明政策目标的不合理。而涉及该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不足。罗桂秀调查发现,约50%的学生认为学习英语最主要的目的是掌握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约30%的学生是为了应付高考,而60%的教师秉持“一切以高考为中心”的思想;多数学生认为,未来学习和工作所需的英语能力与高中阶段学习和考核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不相符[6],这说明语言教育规划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郎雪调查了高中英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情况,发现多数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能设置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活动,很少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条件,平时不会记录学生的课堂发言等课堂活动情况,期末成绩仅由考试分数构成[18],可见,学生在形成性评价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实现,评价方式仍以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为主。孙勇发现,高中生对目前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兴趣不高,认为写作训练的有效性低,希望教师采用符合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教学方式[19]。研究表明,学生对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的反馈状况不容乐观。学生作为政策的接受者,其态度对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尤为重要,在学习需求、方式和手段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亟待得到充分重视,这方面成果也需加强,以进一步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二.主要不足与反思
既有研究对促进高中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也丰富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但成果仍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从理论支撑来看,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理论建构不足。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的不完整性,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3]27。因此,如何从理论高度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还需更多的关注。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诸多研究对外语教育政策(如《课标》)的内容介绍和描述居多,但缺乏深入的探讨;而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态度和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以及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是探究教育政策与实践衔接状况从而进一步检验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这三方面的整合研究却鲜有见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传达者传达效度如何、接收者学习需求的达成度如何,每个环节都紧密相关,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此领域实证研究成果较少。邹为诚指出,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应采取定性调查、补充式定量调查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手段[20]。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好坏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建议各学者加强此领域的实证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既要有理论的分析,又要有实践的探讨,关注课堂教学,通过记录教师的教学实践以及测试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来反观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由于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可借助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第四,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总体来看,中国的外语教育,缺乏战略层面的整体思考和规划[21]。长期以来,中国高中英语教育实践深受“费时低效”的困扰。从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角度来看,“费时低效”是对外语教育政策最为核心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2]208。而政策的有效性又与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不应仅仅归结于外语教师的教学问题,而应当审视中国整个外语教育政策制度。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不足并不能简单归于教学方法或课程设置问题,更关涉到语言政策问题,涉及政策制定、实施、评价和调整环节,更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大局。需关注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实施和评估环节,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探究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状况,在研究政策本体的同时,更要关注政策主体及客体,并探析影响其衔接性的各种因素,以期进一步提高中国高中英语教学的质量,促进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科学化。
三、结语
文章聚焦国内近年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现状,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三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反思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学界目前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研究关注还比较不足,需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
作者:杨荣华 董云云 单位: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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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论文 选题 行文规范
[中图分类号]H1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51-02
“学术论文是指作者针对某些学术问题而写出的具有自己见解的论文。大体可分为自然科学学术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两个方面。学术论文写作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要求作者在某一学科、专业领域要有长期的积累,占有大量的资料,熟悉本领域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难点,在此基础上,经过作者的考察与思考,萌生或发现研究某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或解决某一问题的新方法,或某一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新应用等,作者将其归纳整理,形诸文字,即为学术论文。”(张治国:2003)
学术论文写作一般是由命题、运思、立论、证明、指谬、反驳、征引、结论等环节构成。命题也就是选题,它是论文写作的开始环节。
一、选题
要写好论文,确定题目是关键。因此,我们应该花时间、精力,精雕细琢,选好题目。俗话说,“题好文一半”,选择一个好的论文题目,为成功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石。好的题目应该是围绕作者要解决或探索的问题,用通俗易懂、明确无误、符合论文写作规范的语言,正确地论述、阐明论文的主要思想和内容。选题也是学术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如果进行学术研究,首先应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兴趣爱好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可进一步细分,在一个方向确定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或若干题目。选题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拙见认为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重要性。指选择本学科领域举足轻重、对该学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题目。第二,时代性。指选题要从当前社会形势需求出发,要体现时代精神。第三,趣味性。也就是从作者的兴趣爱好出发。兴趣是作者对某一问题全身心的投入和专注,它促发研究者深入思索,探寻问题,提出质疑,而“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很多学者都是在兴趣浓厚的学术问题上先有突破。所以兴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上述三条选题标准,应该综合考虑,一般来说,权衡轻重,要考虑形势特点,较重要的题目,通常也是时代精神比较鲜明的问题,如果自己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或有所感悟,那就是好题目。以笔者自己为例,进行纯翻译理论研究,需要极强的理论思辨能力和大量阅读翻译理论著作,因此受自身的学术能力限制,目前肯定不行,而且也非本人兴趣之所在。而从事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可以避免自身学术能力不足和对翻译理论论著涉猎面窄等问题,而且可以结合翻译实践与自己的兴趣达到契合点。比如:旅游翻译,可以通过对旅游景区的英译状况调研,然后结合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翻译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评论。这个问题将会涉及当今翻译界的热点问题,如“归化和异化”和“翻译文本的地位或读者的地位”等。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引导,旅游业发展迅猛,成为了第三产业的核心部分,旅游景区的对外宣传也日显重要。因此,这一题目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
另外,论文题目还要处理好前与后、大与小、冷与热、熟与生四个关系。一般认为,论题决定着科学研究方向,但实际上,却是科研的主攻方向决定着论题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感到先研究后定题易,先定题后研究难,没有对某个学科领域或某个学术问题的深入钻研,没有在钻研中形成较系统的论点,定题时就难免举棋不定。论题的选择应在对一个学术问题的认真研究之后,是水到渠成的结果。选择论题不可太大、大泛。摊子摆得大,难免力不胜任,而且重点不突出,写起来也分散精力。选题应避免“朝三暮四,朝秦暮楚”,今天对这个方向某个论题感兴趣,明天觉得那个方向某个论题也很有兴趣,随后换题目,改方向。通常初学者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此外,笔者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和当前研究现状和研究主流列出了一些可供从事研究的初学者参考的题目、方向:
1.某一时期外国作品的汉译及影响。如:20世纪中期前外国作品的汉译及其影响;2.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件建构;3.中国大学翻译教学:理念与实践;4.现有翻译教材对比研究;5.基于大型英汉对应语科库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平台;6.翻译学体系建构研究;7.翻译哲学研究;8.翻译与语言学;9.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10.文学作品翻译对比研究;11.翻译家研究;12.翻译史研究;13.翻译辅助工具研究;14.翻译政策研究。
二、行文规范
学术论文写作与一般性的写作不一样,它有比较独立的结构体系、语言特征。学术论文追求立论新颖,论证严密,结论富有说服力。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上要求特别严格,文章中所引用的引文必须标明来源出处,实证研究的数据收集和实证设计必须合乎规范,对数据的分析、结果的讨论应严谨、充分,不留漏洞,内容整体布局应有条理性等。下面是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所谓直接引用是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所谓间接引文是指作者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表述方式一般为:“李四(2007)曾指出/认为……(转引自张三 2006),”张三和李四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第二,注意简洁,与文章主题的发展不相关的引文绝不参引。著名学者王力先生在指导研究生作论文时强调:“不要求写长文章,不但不要求,而且反对长篇大论。……讨论问题要深入,深入了就是好文章。”(王力,朱光潜等: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快、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突出其产业定位与民生性质。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干预旅游经济运行,有效地弥补旅游经济运行机制不足、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超常规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素质(李锋,等,2013)。
国内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都属于新兴领域(苏振,2011)。Matthews(1975)《国际旅游与政治科学研究》开创了旅游政策独立研究的先河。国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旅游政策(Krutwaysho,et al.,2010;Airey,et al.,2010),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政策(Akehurst,et al.,1993;Minnaert,et al.,2009),减少旅游对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的可持续发展政策(Logar,et al.,2010)并通过指标来反映可持续性(Castellani,et al.,2010),旅游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力资源等影响因素(Richter,et al.,1985;Hayes,1981),旅游消费模型(Fritz,et al.,1984)、历时性分析(Soshiroda,2005)、扎根理论(Stevenson,et al.,2008)等政策制定方法(Bramwell,et al.,2007)等方面。国内的旅游政策研究则主要包括日本(蔡万坤,1984;石美玉,2009)、新加坡(曹信孚,2002)、塞浦路斯(马晓龙,等,2003)、韩国(李衹辉,2009)等国外旅游政策借鉴,出境、入境、国内三大市场旅游政策(张广瑞,2005;戴学锋,等,2008),旅游政策演变过程(何丽红,等,2007;钟冲,2009),区域旅游政策(何建民,2006;郅润明,2010)及财税(陈小燕,等,2009)、土地(杜一力,2004)等具体旅游政策的研究。
然而政府在推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旅游政策的效用进行评估,检验政策目标与实施效果是否匹配,从而保证旅游政策的科学性。因此,深入研究旅游政策特别是关于旅游政策的评价,是保障政策有效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有关旅游政策评价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多是基于评估体系构建(李锋,等,2013)、评估指标遴选(薛福根,等,2013),其评估结果并不清晰,有碍于人们直观认识旅游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度,也不能展现旅游政策的发展状况。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旅游政策评价的投入产出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各个影响因子的弹性系数,进而对政策变量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政府部门旅游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借鉴。
1旅游政策评价方法
关于政策评价方法,谭崇静(2010)运用模糊数学原理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对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评价;彭向(2014)等利用网络均衡原理和变分不等式理论构建等价的多用户、多准则均衡变分不等式模型,对面向包含小汽车和公交车组成的多方式交通网络税费政策进行评价;李洁(2013)运用数据包络模型,对我国现有生态政策进行评价。常用的政策评价定量研究方法包括简单“前-后”对比分析法、“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有-无”政策对比分析法、“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效能分析法等,不同的方法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与适用程度(廖筠,2007)。
本研究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对旅游政策进行评价。将旅游政策执行前的趋向线O1O2投射到旅游政策执行后的某一时间点A1上,并将在A1点得到的投影与旅游政策执行后的实际情况A2进行对比,确定旅游业政策的执行效果(A2-A1)(见图1)。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正效应,应将该政策继续推广执行下去;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负效应,应将该政策修正或废止。这种方法通过投影过滤掉一些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2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的构建
2.1理论模型与假设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引起的;配第、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索洛提出了资本、劳动、技术为主要分析角度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史洁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旅游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旅游生产函数,从而得出旅游经济的增长是源于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李仲广,等,2008;左冰,等,2008)。还有学者提出,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Papageorgiou,2008;李连璞,等,2006),但选用模型不同、选取变量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黄秀娟,2009;把多勋,2009)。 (本篇论文篇幅过大,需要更多的可以联系客服)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依据1992年至2013年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旅游业发展水平与资本、劳动、资源、技术、政策因素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1) 我国近20年来颁布的旅游政策是有效的。要实现建设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必然需要一套完整全面的政策体系来推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可能由政策引领。(2) 制度性政策的作用大于措施性政策。制度政策体系对于确定旅游业发展方向和优化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确定了旅游管理论文 政策的基调。措施政策体系被赋予多重任务,政策引领上缺乏连贯性,引导旅游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3) 政策评估模型中的非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尽相同,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摒弃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未来要走“资本+技术”的发展道路,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工业、农业、地产业等各种资本进入融资平台,促进新技术不断运用到促进旅游发展上来,提高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旅游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政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如何测量,目前并没有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的尝试是对旅游政策研究的一种突破,其理论贡献在于建立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通过历年数据计算出国家颁布的旅游政策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效果。将旅游政策作为投入变量是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旅游研究应用上的拓展。同时,引入制度性政策与措施性政策变量,考虑了他们在旅游业宏观和微观发展层面上的影响,是对研究模型的进一步细化。政策的实施与发生作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出于计算的需要,把各项政策按年度进行统计。
本文存在的不足:一是模型的时间序列比较短,用旅游企业数据来反映旅游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具体的因果关系有待商榷;二是采用德尔菲法对制度和措施政策体系进行赋值,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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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从文献数量、期刊分布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对我国体育产业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有重点地进行经验总结和研究。
关键词 体育产业 研究 发展
一、前言
如今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长,体育事业的产业化也日趋完善。中国体育事业的产业化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体育产业研究伴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而发展。
二、文献统计
本文选取了CNKI数据库中的所有期刊文献,以“体育产业”为检索词,共找到104623篇,最早以“体育产业”为题目的是在1990年,由钱文军发表的《体育产业的发展道路初探》。从1991年开始,以“体育产业”为题目的文章逐年增长,2004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由2003年的2000多篇增长到2004年的4000多篇,这与我国产业规模总体增长趋势是一致的[1]。
(一)文献数量
自建国以来,以“体育产业”为篇名并发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上的文献共有1350篇,最早的是韩丹发表在《体育与科学》的《论体育事业向体育产业转变――谈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以2009-2013年为例,发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的论文中,以“体育产业”为篇名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精确检索,期刊来源包括核心期刊和CSSCI,共找到525篇,其中包括2009年143篇;2010年122篇;2011年89篇;2012年103篇;2013年68篇。
(二)期刊分布
通过对525篇文献进行分析,5年间体育产业研究论文分布于80种期刊,体育类学术期刊和体育院校学报是体育产业研究的重要载体,刊载论文数量排在前10位的期刊中,有6个是体育学院学报和体育类期刊,也是体育类核心期刊,其余是以经济类为主的期刊,这与体育产业的特殊性有关[1]。
(三)关键词
自建国以来,核心期刊和CSSCI上包含“体育产业”的关键词的相关文献共有3283篇,最早出现含“体育产业”的关键词的文献是相建华于1988年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上的《体育经济学研究管见》,可见,体育产业与体育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2003-2007年,相关文献中包含“体育产业”的关键词增长迅速,这与前面提到的2004年以“体育产业”为题目的文章大幅度增长的时间相吻合。
三、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类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涵盖多个方面。本文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整理归纳:
(一)理论研究
目前,对于体育产业的界定,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体育产业就是体育行业的集合;而另一派学者则强调体育产业是体育相关的经营活动,同时,它又不是脱离体育事业而独立存在的经营体[2]。曹可强认为,体育产业是社会各部门开展的与体育有关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总和,不仅包括向社会提供体育服务的各部门,还包括提供有形体育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3]。鲍明晓则认为,体育产业就是由体育商品的产、供、销而形成的行业体系[4]。
综上所述,由于对体育产业的理解不同,因此产生了许多对体育产业不同的界定。但众多学者都同意,体育产业不仅包含与体育运动直接相关的所有行业,还包括服务业与制造业,包含无形产品和有形产品。
(二)体育产业政策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为政策起步阶段,1992-1997年为政策成长阶段,1997-现在为政策体系形成阶段[5]。我国体育产业政策要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多个部门、多种政策的配合,而绝不仅仅是体育部门自己的事情[6],一个融洽的发展氛围才能更好地实现体育产业的发展。
(三)体育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林显鹏对我国新时期体育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基本对策:发展体育产业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立足点;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以体育服务业为重点,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构建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促进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体制创新,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体育产业管理体制;鼓励我国体育企业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竞争力[7]。
现阶段,我国正经历着结构转变过程,体育产业也迎来转变的时机,把握好体育产业发展趋势,有利于更好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体育产业相关论文的文献数量、期刊分布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分析,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体育产业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向,而随着人们对体育产业的不断关注和更加深入地了解,将会出现研究质量更高,紧随社会发展潮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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