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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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针对现代医学护理的普及和影响力，在医学生心中要树立除了现代医学的重要角色之外，还有我们民族的中医学也是医学界之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极强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了根植这样的概念，让学生有兴趣来进一步接受理解钻研中医护理学的理论，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扁鹊治虢国太子尸厥，孙思邈的葱管导尿术的病案，华佗高龄长寿的秘诀五禽戏等养生保健的导引术等例子。这些体现中医在治疗和护理方面的“简、便、廉、验”及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学生主动寻找古典医籍中的病案，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能对护理方法的选择和疗效上提出很多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日常生活体验，强磁吸引制造兴趣
在三大哲学的教学中，每一个哲学体系的讲解都是从起源、形成、内容、在医学中的应用逐层解析的。为了使每个哲学体系能充分掌握理解，在讲形成的过程中，比如在讲解阴阳学说时：先让同学闭目，想象清晨独自站在一个山顶上，等待东方的日出。在日出的那一刹那，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是不是眼前有了亮光，脸颊感到了温暖，周围的黑暗被挤到了你的后面。经过大家的视觉、感觉等综合之后，我们理解了最早的最朴素的向光即为阳，背光即为阴。再让大家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看看有阳光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特征，背光的地方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样阴阳的内涵就丰满了很多，并且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概念的。在讲到五行的知识时，五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从简单的事物原型就可以找到答案，还可以用身边已知的很多事例来理解，让学生知道五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水域里水葫芦的引入，但是最终形成的泛滥成灾，就是一个相乘的例子；动物界的食物链，就是一个相生又相克的例子。
三、多媒体教学海量信息，满足多方信息需求
多媒体是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是一种把文本、图形、形象、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运载信息的媒体集成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的一种信息技术，在教学上，它既能向学生提供生动丰富多彩的集图、文、声于一体的教学信息，又能为学生提供生动、友好、多样化的互动方式。多媒体教学有点很多，在中医护理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以下几点优势。1.信息量大，形式多样，有图、文，声、影等。能够满足现代人的信息获取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授课以视听获知信息。如在讲五行之土时，可以在PPT中插入长满庄稼的图片，让同学通过联想获知土的特性。2.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来观察。如上述例子，把图片放出来，让同学们自己观察寻找与土有关的信息。3.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如在讲到金之时，教师先启发同学思考金的古代用途，然后逐一用实物展示，再分心各种器物的作用就发掘出金的特性有变革，改革之意。采用多媒体教学，要求教师熟练使用各种软件来制作高质量课件，并对知识点要加工塑造，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可以事半功倍。
四、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理解夯实基础
第2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对知性思维的内在性批判仅仅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并没有揭示它的真理性，仅此还无法解释它如何是我们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启蒙所宣扬的自由能够像黑格尔所说被扬弃的话，那么扬弃这种自由的新哲学就必须能够在论证自由的同时顺利地协调与知性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批判性地肯定知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下，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当黑格尔把对哲学的需要界定为“当统一性（Vereinigung）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消失，对立丧失了它们的生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获得独立性时，哲学的需要就产生了”［4］，这种对立就是上文所分析的以知性思维方式为工具的传统形而上学所产生的对立，即知性无法把握作为理性对象的普遍物所产生的对立，以及作为概念的诸规定性自身相互之间的差别，那么作为统一性的哲学就必须能够说明这种对立的相对性，进而使之被扬弃。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5］。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黑格尔所采取的论证策略是：把哲学的发展界定为“返回自身的圆圈式发展”。一方面，这个圆圈式发展意味着哲学作为克服了知性思维方式对立性的统一性体系，在其开端处同时也是一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同时必须能够向前发展推演出知性的诸规定；另一方面，这种知性的规定作为总体的一个环节又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是总体的一环而已，它必须能够向前过渡到统一性之中。所以，这个最终的统一性原则摆脱了抽象性，是一种具体的统一性，之前的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也被统摄在其中。这种统一性思想并非黑格尔首创，而是斯多葛学派关于统一性思想在当时德国学界影响的结果。迪特•亨利希认为，斯多葛学派关于自然的统一性学说通过一定的阐释方式，甚至能够揭示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思想［6］。他认为如果把该学派中的统一性思想（它被表达为“多中之一”，即“henpanta”）与其“熟知自身”（oikeiosis）的思想相结合，就能阐释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理性存在者的思想。首先，“多中之一”所表达的就是宇宙多样性的统一性，必须贯彻在一个统一性原则之中才能得以保证。这个统一性原则，就是各个有限的部分之间互相的“化学混合”（chemicalmix－ture），通过这种混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质，即统一性。因此，宇宙的统一性原则是渗透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但不能被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其次，人类只有在熟知自身的情况下才能保存自身，如果不能熟知自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异化（allotriosis）的状态。这种熟知只有通过自身意识成功地反思并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之后才是可能的，达到这种状态的存在者就是理性的存在者。显然，斯多葛学派对这种意识的状态的界定与黑格尔关于意识最终状态的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斯多葛的统一性思想还只是初步的自然哲学，它并没有结合认识论去探讨参透其中的统一性原则是否能够被认知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在思维本身当中证明这种统一性原则是可以认识的，那么关于它可以认识的论断就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例如通过神秘的启示等方式获得。黑格尔与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他把这个统一性原则置于人类理性当中去理解，通过思维自身的发展去论证它的可能性，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就是：“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7］10按这一理路，黑格尔关于统一性哲学的构建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是：在思维当中，如何找寻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原则，并且如何能够从中演绎出它与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统一性的理念如何自在自为地体现在纯粹思维当中，并且如何以外化的形式体现在自然界当中？进一步阐述黑格尔对此难题的解答并非本论题的任务。通过上述勾勒，我们只想阐明，黑格尔通过理性来建构统一性哲学体系的构想，决定了该哲学的开端含义与近代哲学对开端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由上述对统一性哲学的构想，我们能够推论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开端必须一方面具有“本原”的意义，即理解世界或一切存在的首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思维中首要的东西，是我们一切意识行为的前提。而在古希腊哲学中，开端仅仅具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近代哲学的语境中，则仅具有第二方面的含义，虽然它常常被认为是关于第一个方面的证明。
二、逻辑学的开端：从纯粹的自我意识到存在
既然黑格尔把最高的统一性原则（理念）置入主体的思维当中，把纯粹的思维等同于最高的统一性，那么为何黑格尔把逻辑学的开端界定为纯存在，而非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纯粹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开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似乎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首先，因为这个纯粹自我意识始终是同一个自我。理由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任何的思想或认识归结为同一个自我的意识，我们便无法意识到一个能够思维任何对象的自我。既然我们能够意识到能够思维一切的自我，这个自我就必须是同一个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这个自我意识具有统一性，它能够把一切的思想综合到纯粹的自我之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再次，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空无一物的自我意识，它是抽象掉一切内容的纯粹的我思，否则的话它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这个纯粹自我意识既具有统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那么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似乎是符合一般意义上开端的含义，即作为直接性的东西。“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并非是说抽象的纯粹“我思”无需任何对象还能被我们思维到，因为只要是“我思”就必须要有思维的对象，而是指只要对象被给予意识，意识对此进行思维时，我们便能够直接意识到纯粹的我思。但是，这里的纯粹自我意识不是反思的结果吗？它怎么能够是直接性的呢？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认识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说某物X，如果我们要说出它是什么，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畴才能对之进行规定，这被称为认识事物的中介；当我们说X只有在Y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这就被称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纯粹自我意识既然不能够通过特殊的知性范畴对之进行界定，那么它显然就不能够通过认识的中介来被认识。在观念论中，它一般被规定为“理智直观”，它无需认识的说明，是我们直接就能够体验到的。但这并没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经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对象被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对我思进行理智的直观。因此，这个进行理智直观的纯粹自我虽然是中介的结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认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已论证，康德的作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实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的抽象［7］113－114。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直接认为康德的理性对象“即无条件东西或无限事物，无非是自相等同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提到的思维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这种纯粹同一性当作对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维”［3］110。但是，黑格尔却明确反对它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在对费希特以自我为哲学的开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首先，黑格尔认为，虽然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并考虑到“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的东西演绎而出”和“最初的真的东西是一个已知的、尤其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8］61，但是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识中是直接现成的，所以以它作为哲学开端便是不当的。黑格尔所指责的这个自我不是直接现成的，是指这个纯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识的一切具体性之后的一个纯粹的综合活动，也就是费希特所说的“本原行动”。黑格尔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费希特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并不具有开端的直接性含义，但是当他把存在作为逻辑学的开端时，也遭受到人们这样的指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指出这种指责）。其次，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与客体对立的主观自我，而是客体与主体统一的纯知，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就没有必要再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纯粹自我作为开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与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过更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仍旧是一个主观的自我。因为从自我出发的科学真实发展，“表明了对象经常具有并保持着对自我说来是一个他物的规定”［8］140，所以这个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对立意识的纯知。最后，黑格尔认为纵使作为理智直观的纯粹的自我能够作为开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学（逻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内在现成的东西，而是“思维中内在的实存（Dasein）和这思维中这样的实存所具有的规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固然是没有认识的中介，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但是它说出来的东西，都比简单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纯粹的自我、绝对等。因此，黑格尔认为，纵使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统一性原则，即克服了意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当逻辑学的开端。
（二）《逻辑学》的开端和存在与无的相互转化虽然黑格尔从开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义方面否定了纯粹自我意识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但是这里仍然具有的疑问是：在科学还未得以论证之前，我们如何知道科学必需要有一个开端？显然，我们对此的任何说明将是前科学的，也就是说，这种先行的界说无法合理地证明自身就是科学的。对此，费尔巴哈曾用一种反讽的口吻说道：“人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9］黑格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小逻辑》中明确指出：“哲学的开端仅仅与决意作哲学思维的主体有关，而不是与这门科学本身有关。”也就是说，在我们对科学本身进行论证时，我们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至于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学本身得以论证之前，我们确实是不知晓的，但我们进行哲学思维时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用一个事物或假设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只要我们假定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作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对此进行说明，而这样的说明在科学本身尚未界定之前无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才能无需另外的说明？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它无需通过认识的中介才能被我们意识到，尽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结果。黑格尔有时干脆把这样的开端称为“无规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就能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至于费尔巴哈最后的指责，即“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回答过相似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质的真理是概念，那么为何不用真正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反而用不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呢？黑格尔明确地回答：“在求得思维认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这个真理为开端，是因为这个真理在构成开端时，是以单纯的保证为基础，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却必须向思维证明自身是可靠的。”通过上述这番说明，黑格尔为何把逻辑学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同时也称为存在的问题就不难被回答了。我们知道，存在（Sein）在德语中是经由系动词的原型（sein）名词化得来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义必须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对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总体的抽象，所以我们无法按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对之进行定义。但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没有妨碍人们对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对存在的使用中，我们“‘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这与上文中所指出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含义是一致的，即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开端，但这个开端是什么，我们则毫无所知。在此情况下，把存在界定为《逻辑学》的开端就是最恰当的选择了。从这一层面来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上文已经指出，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并且它能够被我们直接意识到，所以，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就是纯粹的存在。黑格尔由此认为：“假如纯粹作为形式，还应该被认为与纯有的统一体有所不同，那么，纯有也就是纯知的内容。”［8］57既然黑格尔是从《逻辑学》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时也能被表述为存在，那么显然，从无规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无①。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已经蕴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对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因此，有和无是相互过渡的统一体，当我们谈论纯粹的存在，其实它已经是无，当我们谈论纯粹的无，它已经是纯粹的存在。但是，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论证存在与无的辩证关系，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见解，无需任何怀疑。黑格尔在世时，就已经有大量的异议针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为了使人们避免一些可能的误解，黑格尔在《逻辑学》阐发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远远超过正文的四个注释。尽管如此，在黑格尔逝世后，他的诸多阐释者和反对者对存在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以及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解读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争论仍然不断。
三、对逻辑学开端的批判与反批判
根据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历史上，人们对黑格尔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否定的批判，他们认为根据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观念，不可能发展出存在与无的统一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思想的前进运动；第二类是肯定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如果黑格尔整个体系要能够保持一致性，那么人们就必须放弃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的辩证法形态［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从黑格尔对统一性哲学思想的构想推出逻辑学的开端所必须具有的含义，而第一类的批判基本是针对这样的解读理路，因此下文将集中阐述这类批判。
（一）对逻辑学开端的否定性批判这类批判主要认为，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我们无法推论出黑格尔所阐发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亨利希对这样的批判理路勾勒如下：如果我们假定，存在和无确实是能够相互区别，那么，第一，它们要么是一个相同的思想规定即“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Aspekte），在其中，它们能够被区别开来；第二，它们要么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思想，无规定性和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第三，如果我们相反地假定存在与无是无区别的，那它们就仅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名称，这个事物就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这样，无论经由哪个方面，我们都无法得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在第一个反驳中，存在与无不存在相互过渡主要因为：①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面，这意味着直接性被设定时，它是存在的，但当它没有任何规定性，所以它也是无。如若如此，这个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被设定的，即仅仅被设定为没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由此也就成为一个反思的规定，而这与开端的含义不相符合。②在黑格尔看来，存在与无的过渡是指，存在本身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无了，而无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存在了，或者说存在直接就是无，无直接就是存在①。因此，存在与无并非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不同的要素，它们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整体，是相同的；同时也具有绝对的差异，因为如果它们有关系的话，它们各自就需要一个他物的中介，那么它们就不是无规定的直接性了。所以，如果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真正的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反思被设定的思想规定，由此便无法从中推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第二个反驳与第一个相类似。如果存在与无是两个相互不同的思想，同时无规定的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和存在与无就必须首先是直接性的，其次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区别，这样它们就必须是被中介的了。这显然与黑格尔所指出的存在与无的差别是无需中介的直接的和绝对的差别相矛盾。第三个反驳主要是指出，即使存在与无能够等同于无规定的直接性，但它们只不过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不同名称而已，如果人们不想采用其他称呼，只用无规定的直接性，那么存在与无是可以被丢弃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从无规定的直接性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在这类否定性的批判中，一个由阿多尔诺提出的批判值得一提，尽管这个批判没有完全被阐发出来，我们将在勾勒这个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它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要素。阿多尔诺不仅否定存在与无的辩证法，而且通过对这个辩证法的否定，试图彻底否定黑格尔统一性哲学的建构，认为它不是事情本身的表达，而是思想对事物本身的歪曲和统治。他认为黑格尔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间不合理的偷换，即把存在是“无规定的东西”（dasUnbestimmte）悄悄地偷换成了“无规定性”（dieUnbestimmtheit）②。首先，把存在界定为“无规定的东西”意味着概念与事物之间并没有任何差别，也意味着范畴与这个无规定的东西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存在既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思维概念，也可以是未规定的某物。其次，当这个“无规定的东西”被置换为“无规定性”时，它本身作为无规定的存在就被置于“无规定性”这个概念之中了，所以这是思维的抽象活动，即把“无规定的东西”所可能表述的两个方面被抽象为一个方面，即概念的无规定性，这就意味着事物本身被剔除出去了。所以，阿多尔诺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非如其所述的那样完全是表达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思想对事物的剥离和统治。当然，黑格尔可以否定说，如果没有思想的抽象我们根本无法形成某物的概念，所以问题不在于思想的抽象，而是思想是否能够具体地把握对象本身。阿多尔诺的这个指责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因素不在于此，而在于把“无规定的东西”置换为“无规定性”，如果仅仅是概念抽象的话，那么从无规定性的存在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就仅仅是反思的思想规定。因为这时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无非是指：这个无规定性，在概念的抽象形式的意义上而言，是存在，同时由于它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空洞的形式，所以它也是无，但这个无内容的形式也是一种存在，所以它也是存在。显然，这与黑格尔的表述相冲突。因为，在思维的开端处，形式与内容的划分尚未出现，它们是在反思的逻辑中所出现的范畴，所以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不能被认为“只能在存在某物条件下过渡到无，或在非存在的条件下过渡到存在”［8］94。因此，从存在的无规定性无法推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统观这类反驳，如迪特•亨利希所说，它们无非是想最终证明：无规定的直接性与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相互割裂的，从前者并不能推论出后者，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本身是一个反思的思想规定［11］79。
第3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译者；文学翻译；主体作用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2-0118-02
一、前言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句诗出自《仓央嘉措情歌》。近年来，经常有人用这句诗来类比文学翻译之难：我们可以把原作比作“佛祖如来”，把译文读者比作“红颜之卿”，译者是跟定“如来”（原作）当“顺仆”呢？还是为了“红颜之卿”（译文读者）当“叛逆”？本文作者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译者是怎样发挥自己的独立创作主体作用，应对和打破这些“困局”的。
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作用的衍进过程
古代的翻译者根本没有有自己的独立主体意识。到了清末民初，严复率先提出了关于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认为译者在“信、达”的基础上要用“雅”语（优美的语言）进行翻译。这实际上是认可和提倡译者在翻译中的独立主体意识及作用的发端之语。后来，在译界又有了“直译”和“意译”之争。这也是关于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应不应当具有并且发挥其独立主体意识与作用这一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呈现出了一个“百舸争流”的局面，其中尤以许愿冲先生提出的“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为个中翘楚。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中，不但要使译文与原文展开竞赛，而且要求译文超过原文！这样一来，译者的独立主体意识和作用就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国外的一些翻译理论，如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说，“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naturalization）说等，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译者是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发挥其独立主体作用的
罗新璋说：文学翻译不仅是要精确，而且是要精彩。一语道破译者在翻译中发挥其主体意识与能动作用的可贵和不可或缺。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谈译者的主体作用。（1）译者的主体意识与能动作用使得译文在意义上和原文永远处于“相异、增加、或减少”的不守恒之中例如，我国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原文没有使用动词，只是罗列了几个景物，给读者勒画出了一个经典的“断肠人”意境。许愿冲的译文如下：Tune：Clear sky Over The Sand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fly evening crows；‘Neath tiny bridg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Far，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译者根据自己阅读原诗得到的审美体验对原诗中的各个景物做了整合，增用了“wreathed，flows，goes，declines，is”等动词，使得译文静中有动，浑然一体。这样翻译固然是英语语法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译者对原文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可见，文学翻译是再创造，而译者创造性的大小则取决于译者运用其主体作用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原文所做变更的多寡。（2）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永远是循“有我”之途，达“无我”之境。香港翻译家思果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译雨果像雨果，译狄更斯像狄更斯，译托尔斯泰像托尔斯泰。由此可见，译文里有他自己，其实也非他不可。可见，译者是根本无法做到“无我”的。我们以翻译的《老洛伯》（节选）为例：原诗：“O Sair，Sair did we greet，and muckle did we say；We took buta kiss，and we tore ourselves away. I wish tha tI wree dead，but I’m no like to die；And why was I born to say，wae’s me！”胡的译文：我两人哭着说了许多言语，我让他亲了个嘴，便打发他走路。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何死的下去。天呵！我如何这般命苦！原诗是一首精彩的叙事诗，主人公老洛伯和他的情人出身贫贱，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语病不断。而则是第一次尝试用白话含义翻译英诗，他以俗译俗，用中国农村的方言生动再现一个乡下妇女的凄苦生计和心境，用“路―了―呵―苦”再现了原诗的abba韵式。成功地把翻译和创作合二为一，真正跨越了“有我”与“无我”的界限，因为他自己也“跑到诗里去”了。（3）译者发挥其主体作用，使得原作在译语中“青春永驻”。美国汉学家兼汉诗翻译家庞德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永远也不可能固定不变，作品的意义会随着作品语言的改变而改变，语言本身似乎也有生命，有适应、改变和继续存活下去的力量。笔者认为：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自己译文的第一读者，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译者介于原语和译语之间，当然受到此二者的约束，同时，译者作为有着自己独特创作意识的主体，又站在了一个可以超越了原语和译语高度，所以能够在文学翻译中延续原作的生命，并且催生新的生命。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堪称我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成功地将其翻译成了英语。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王夫人悄悄地道，“那可能么？”凤姐道，“有什么不能……。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杨译：“Are yousure you can cope？” Whispered Lady Wang.“I don’t see why not. Cousin Zhen has seen to all the important outside arrangements.It’s just a queston of keeping an eye on the domestic side. And in case of doubt，I can consult you.”在《红楼梦》里，王熙凤精明能干，自信好强，所以，为了有力再现王熙凤的性格，杨氏运用自己英语汉语的双重优势和对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通过对原作的审美感知，将“有什么不能的”译为口语化的“I don’t see why not”，没有用短语“take care of”来对译“照管照管”，而是将其译为“keep an eye on”，这样，读者就可以感受到王熙凤的不同寻常、泼辣和举重若轻，也就再现了原作的风采和魅力。
四、结论
第4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西方文学理论 读者问题 高雅文化 大众文本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着，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
第5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下面就从古代哲学、古代文学和古代自然地理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国文化内涵对中医医学论文翻译的影响。
（1）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别对应着人的“五脏”——“肺”、“肝”、“肾”、“心”和“脾”。在中医诊断中，中医师一般不会直接言明病症病状，而是隐喻的用五行来表达。
比如：“泻南补北”，意思是“泻心火滋肾水”，在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意义，对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要加以区分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2）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文学
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理论著作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论著中作者经常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法，让一些病理现象更加生动。
例如“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这是将人看成一个整体，用君臣之道来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点强调“心”在人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中国文学不懂的情况下，就不能很好的对其进行翻译，勉强翻译，也不会到位。
另外还有就是中医理论中，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经典典故的运用，这样使得语言更加的精炼，内涵也更加的丰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脏与隔膜之间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严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况下，对“膏育”的英语翻译就绝对不能到位。
（3）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在中医理论著作中也经常会与一些地理名词相关，而这些名词的在这里的意思又与正常意思不同，所以进行英语翻译时，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第6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医术语 英译 跨文化
中医是中国古代除了火药、造纸、印刷和指南针以外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承载着无数医者的实践经验，也积淀了古代中国的哲学观。中医语言如同中医理论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流派，因此对于中医语言的理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若要将这一过程进一步上升到英译的高度，那么对于其语言的理解则是一个历时与共时并在的双重跨文化交际过程。
近些年来对于中医的英译的研究日趋频繁，相关的文章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从1981―2010年的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查询“中医”和“翻译”关键词得到的文章有570条相关记录，其中仅2010年前九个月就有58条之多。另外，相关的硕士论文记录22条，博士论文1条。由此可以看出，中医翻译是受到广泛关注的。但是在关注中医翻译的同时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呢？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是否被考虑过呢？在检索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就是空白。但是中国文化是中医英译标准化里不可忽视一个根本标准。中医文化在语言的体现上有以下的特点。
1.中医语言的主要特点
中医语言突出的特征是明确的特定词汇不能表示确定的概念，它往往是多变的，有以下特点。
1.1抽象性
总的来说，中医理论的抽象性引起了中医语言的抽象性。人们总有一种含糊的感觉。尽管对于“阴阳”、“五行”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想起来还是很抽象。它们形成于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都指那些来源于“气”的东西。“气”虽被认为是一种物质，但事实上却难以感觉得到。其实现代医学与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的概念和含义就不完全相同。五脏在中医学中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是一个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概念。中医五脏的生理功能是生化和储藏精、气、血、津液和神。不难看出其抽象性和现代文化的冲突。
1.2医学与哲学的结合
中医体系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阴阳理论”和“五行学说”最初都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概念，后来被用到中医体系中来解释人体、疾病等。中医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统一在语言的表达上尤为突出。很多哲学中的表达方式被直接借用到中医表达中，这样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又因为哲学概念的内涵而使中医语言的模糊和歧义性更加明显。当然，对于医学信息的传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3修辞性语言
古代医药文献是用古文写的，在形式上多种多样，如有诗歌、诵歌，很多在文学上也是经典的。在医学作品中像夸张、比喻（特别是暗喻），一些排比整齐的句子和四字成语都是常见的。这一点似乎与现代的科技性文章的特点是相悖的。但事实上，有了这些文学味浓厚的表达，中医语言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更加形象、易懂。例如：在嵇康的《养生论》中有“涣然流离”、“植发冲冠”等四字表达。四字表达是中文与西文的俗语表达不同之处。它形式简洁，含义丰富，在结构上也很工整。“涣然流离”指的是“汗液流淌不止”，“涣然”指“水盛貌”，“流离”则犹“淋漓”，指“沾湿，流滴”。“植发冲冠”形容的是“盛怒之状”，“植发”指“头发直立”。简单四个字表现的却是丰富的内涵，这是中医英译遭遇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点。
类似的修辞性语言在中医语言中是司空见惯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效如桴鼓”、“屡试不爽”等，使得中医典籍不仅有了医学价值，而且有了文学品位。
1.3概括性
中医语言从词汇学的角度看具有概括性。中医理论体系早在汉代甚至更早就确立了。那时没有实验科学，所以医生仅有通过自己的猜测和直接望、闻、问、切获得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通常都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些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例如：在西医中体温可以通过测定用不同的数据来表明，39℃是高烧，37℃是正常体温等。而在中医往往会用“热”来表述发烧。“壮热（higher fever）”、“低热（low fever）”、“潮热（hectic fever）”及“身热不扬（recessive fever）”这些概念所表达的症状是概括的，与西医数据的定性也有很大区别。
1.4歧义性
近年来，中医概念的歧义性也引起了普遍关注。因为中医概念是医哲交融的产物，它灵活而且多变，在中医语言中也体现了出来。
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由于古代缺少断句符号，对这句话理解的歧义性也就随之产生。根据李照国先生（1998：27）的理解，可以有以下四种理解方式：
1）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2）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3）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4）（以）知（为）不知，上；（以）不知（为）知，病。
这样的歧义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使得中医典籍的理解多样而又难以捉摸。
1.5模糊性
在传统的中医概念中，具体多于抽象。但是由于语言表达的模糊性，很多本身相对具体的概念变得模糊不可辨起来。如：“心与小肠相表里”这个表达中，“表里”就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它与平时所说的外表和内里有本质的区别。心和小肠不可能是外与内的关系，所以哪里算是“表”，哪里又是“里”，不能够用真正的方位来确定下来。
2.中医术语英译的跨文化讨论
在了解的中医概念与中医语言的基本特点之后，我们不难看出中医国际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古至今、由中国及外国的过程。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中医观念、理论、方法，又要将之传播出去。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活动。对于中医英译来说，这个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双重的跨文化和跨语言活动―那就是要从中医文化到现代中国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从中医语言（尤其是医古文）到现代汉语再到英语。由于中国的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它更多地强调综合性。中国人有自己对周围环境的辩证统一的认知，而西方人更多地注重细节和对于问题的因果关系的考虑。所以，中医文化及其语言中的模糊性就使得很多西方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2.1历时的跨文化
对于译者来说，完全理解是准确翻译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理解医古文中蕴藏的深层含义，那要进行准确翻译就是水中捞月了。对于原文的忠实是任何翻译要做到的第一步。如果源语相当模糊，那么对于译者来说目标语的准确选择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例如，如果将中医中的“生气”理解成“发怒”，翻译成“to get angry”，就会贻笑大方了。事实上，中医上的“生气”就是指“生命或生命力”，即“life or life force”。这在中西方文化中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古今文化的差异去大大影响了翻译的准确度。又如中医有“带下医”，如果今人理解成“裙带底下的医生”必然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它只不过是“妇科医生”的古代表述罢了。又如，在针灸中“水分”是一个“穴位”，而绝非“含水量”的表述。
2.2共时的跨文化
在克服了对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理解和交际障碍的基础上，中医英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时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词汇上的文化差异、句法上的文化差异都会影响到中医内涵的准确传达。即便撇开这些差异，真正思想上的差异也是无法轻易跨越的。“五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其内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在我们将其直接翻译成“five elements”的时候，其丰富内涵已经完全消失殆尽。我们也会用“The five elements refer to wood，fire，earth，metal，and water and their motions.”这样的话来进行解释。但是传统文化中透出的哲学、风水、万物对应性哪怕用再多的语言也不能表述完整。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文化渗透。也许这正是中医英译最为困难的地方。
2007年，WHO亚太西区颁布了《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走向世界的进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也制定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为推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然而，在这些标准的背后有一个标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中华文化。中医撒播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萌芽在中国文化的进步中，扎根在现代文化的土壤中，也必将成为中华文化无可替代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医走向国际之时，中国文化的标准毫无争议地应成为中医英译的一个最根本的国际标准。
参考文献：
［1］程玲.模糊语言之于中医英译标准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5，（6）：70-71.
［2］李虹.中医语言的特点及其对中医英语表的的影响［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0，（1）：69-71.
［3］李照国.中医翻译标准化的概念、原则与方法［J］.中国翻译，1992，（4）：64-67.
［4］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5］李照国，李萧红.医古文英语翻译技巧［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8.
［6］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7］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
第7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据记载,渗透压现象最早发现者是法国一位哲学教授,他叫诺莱特。1748年的一天,诺莱特把盛满酒的瓶口用猪膀胱包裹捆扎好,然后放在了水里,过了一会,捆扎的猪膀胱逐渐向瓶外膨突,最后猪膀胱胀破了。于是他对这个现象发生了兴趣,并开始了研究,但没有结果。
接下来着重介绍一下范霍夫。 1877年之后,范霍夫开始研究化学动力学和化学亲合力问题。范霍夫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是稀溶液的渗透压及有关规律。他做了许多溶液渗透压的实验,提出了一个能普遍适用的渗透压数学公式:PV=iRT i>1 ,式中P是溶液的渗透压,V是其体积,R是理想气体常数,T是溶液的绝对温度。他把化学动力学、热力学和物理测定统一起来,奠定了物理化学的基础。
瑞典有一名叫斯特万・阿累尼乌斯的人,他根据自己对溶液导电性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溶液的电离假说。为了寻求理解与支持,阿累尼乌斯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范霍夫。
身处异国的范霍夫一口气读完了这位年轻人的论文,马上领会了阿累尼乌斯的基本观点,并且受到极大启发。范霍夫豁然开朗,他认为,如果溶液中的电解质确实分解为带电原子即离子,那么溶液中的粒子数就会增多。由于粒子撞击半透膜隔层而引起渗透压,就很容易理解测量压力为什么会高于计算压力值。范霍夫随即撰写了关于电解质溶液渗透压的文章,发表在斯德哥尔摩。
1901年12月10日,范霍夫来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科学院举行的隆重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演讲,他着重讲到了关于溶液的理论方面的科学成就。范霍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
您好!我是一名基层的中医执业医师,多年前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2006,我考取了中医执业助理证,去年又取得中医执业证,但去注册时却把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给注销了。我现在取得了更高的执业证,但执业范围却变窄了,身为基层医生,纯粹做中医根本无法适应患者的需求,根据《执业医师法》,现在开西药就是超范围行医。请问我是否能够注册为全科医师?是否可以开西药处方?
成都市青白江人和车站卫生室 张成琼
第8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第9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05.046
中图分类号：R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05-0103-02
非医学专业本科生攻读中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非医攻博”）是教育部及中医药管理局探索培养中医学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新模式、新途径。从2002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中医药大学开展“非医攻博”的试点工作。本校作为4所试点学校之一，已招收了10届共79人，生源背景涉及文、史、理、工等多学科。现从本校“非医攻博”招生、学生培养及就业等方面，分析“非医攻博”学生培养中凸显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今后中医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1 本校“非医攻博”现状
1.1 招生情况
本校从2002年起开展“非医攻博”的试点工作，招生、考试、复试与全国硕士研究生同步进行。每年计划招收20名，纳入中医基础理论专业。至今已招收10届共计79名学生（2012年停招），其中男生44人，女生35人。生源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山西、河北、四川、河南、黑龙江等省。学生本科阶段所属学科涉及文、史、理、工等各个学科，有19名学生本科毕业于国家教育部重点建设的“211”高校。
1.2 学生培养
第1～2学年为课程学习阶段，把本科5年学习内容及部分硕士、博士课程压缩至2年内完成，课程学习时间短、任务重；第2学年下学期选择专业及导师，专业均为基础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方剂学、临床中药学等；第3学年为临床实践学习阶段，以中医内科实习为主，兼顾普外、泌尿外科、妇科、针灸、推拿等学科；第4～5学年是科研阶段，根据学生专业及背景确定专业研究方向，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学位
通讯作者：吴承玉，E-mail：.cn
论文的水平高低决定着“非医攻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非医攻博”的课题研究应该体现多学科研究中医的交叉性，迄今本校已毕业的5届共计56名非医攻博学生中，有53.6%的人博士课题研究内容与本科的知识背景相关，内容涉及中医古籍翻译、中医计算机应用、中医数据挖掘等，而46.4%的人选题与原有知识背景无关。
1.3 毕业生就业
目前，本校“非医攻博”专业已经有5届学生顺利毕业并走向工作岗位（见表1）。就业单位主要有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等4类，从事职业有教师、医生、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其中以教师及医生为从业主体，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39.28%及23.21%。
2 存在的问题
“非医攻博”研究生具有知识面较宽、思维活跃，以及自学、理解和独立思考能力较强等优势。本校在近年来的培养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五年一贯、硕博连读、整体优化、分阶段培养、优胜劣汰”的培养机制，学生在掌握中医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利用本科专业背景开展中医药交叉学科的研究，初步实现了该专业设置的初衷。但与此同时，培养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2.1 学生专业定位不够明确
“非医攻博”的初衷是为了吸引一批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人才，利用其专业背景为中国传统医学作贡献。而绝大多数学生有当一个中医大夫的理想。学校的培养宗旨是经过5年的时间，培养出能够具有运用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等知识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中医学科学研究能力的中医基础理论高级研究人员[1]。故部分学生报考“非医攻博”的初衷与培养目标存在偏差。此外，“非医攻博”毕业生不能在江苏省报考执业医师考试。这些因素导致了部分学生情绪低落、消极学习等。
2.2 课程设置有待优化
“非医攻博”学生要在2年时间内完成中医学本科5年的主要课程，时间紧、任务重，导致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中医内容没有讲深讲透，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课程课时不够，老师没有足够时间深入讲解。其次，部分课程不能很好地承接，如《方剂学》、《黄帝内经》、《温病学》同时开设，课程间无法自然承接，造成知识脱节。此外，中医专业课内容偏浅、偏少，中医各家学说、妇科学、儿科学等课程未开设，也未提供与学生本科专业相关的选修课。因此，如何高效地利用2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如何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开设课程，以及如何因材施教、开展个体化培养等问题仍有待探索。
2.3 学生理论知识及临床动手能力个体差异性大
“非医攻博”学生要在2年里完成中医本科的主干课程，时间紧、任务重，很多知识不能很好地理解。第3年进入医院实习，其理论知识、动手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临床研究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大部分带教老师会根据“非医攻博”学生的特点循序渐进地安排实习，从患者处理、病历书写、用药规范等多方面进行指导。当然，也有少数带教老师不了解“非医攻博”学生的特殊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打击。临床实习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因科室而异、因带教老师而异[1]。
3 建议
3.1 吸引优质生源，优化招考机制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贱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也。”中医教育，特别是“非医攻博”，应当进一步加大招考制度改革力度，吸引优秀生源。“非医攻博”的招考工作改革重点应由优质生源数量的扩大转向优质生源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真正招收到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具备优良的科研思维与素养的各学科优质人才。此外，应不断完善复试方法，考查学生对中医学的认识及本科学习的专业素养；评估其利用本科专业与中医学结合开展交叉研究的可行性等。
3.2 明确专业定位，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非医攻博”的初衷是吸引多学科背景的人员，利用原专业知识，开展中医学基础和临床应用基础的跨学科研究。因此，“非医攻博”的学生应当明确专业定位及自身定位，在学好中医相关知识的同时，要不断巩固原专业的知识，在课程学习、临床实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多学科交叉研究切入点；此外，要积极主动地与导师沟通，尽快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动向，尽早确立研究方向及内容。
3.3 优化课程设置，构建科学规范的学位课程体系
优化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培养模式。针对学生不同的专业背景、学习习惯、思维方式，设计学位课及选修课。学位课程，特别是中医学的基础及经典课程应循序渐进地开设。此外，“非医攻博”应开设选修课，如“中医文化导读”、“医学哲学”、“医学信息”、“生物医学工程”等。文科学生藉此可以广泛吸纳国学文化、医学哲学理论，深入挖掘中医学的人文内涵及哲学思想；理工科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将现代科学知识与思维模式引入中医学，找到最佳结合点，开展中医学现代化的相关研究。
3.4 加强师承学习，建立多导师联合培养机制
师承学习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点。师承学习可以将临证贯穿学习的始终，学生可以在侍诊过程中将中医基础理论、四诊、方药及老师的辨证论治相结合，从中体悟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关系。故“非医攻博”学生应尽早跟师学习，跟师时间以第2学年为宜，此时学生已掌握了中西医学的基础理论，需要到实践中去体悟，早拜师可以随时问道解惑。此外，应根据学生专业背景，选定中医导师之外的其他学科导师，建立多导师联合培养机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非医攻博”学生的优势，为开展多学科交叉的中医药研究服务。
4 小结
“非医攻博”作为中医药教育的新事物，是继“二学位”和“西学中”之后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的又一创新模式，其目的是利用多学科支撑、发展中医药事业。目前，中医发展最欠缺的是创新，而创新之最高境界是理论突破。中医理论继承和发扬了古人善于把握整体以及事物相互关系的特长，对直观认识进行归纳、演绎及思辨，把握了人体功能、药物效用等在结构联系上的规律并形成了独特的整体观念，并且能在该整体观的指导下对认知进行合乎目的的解释。久而久之，沉淀下来便成了中医界的思维定势。这一模式虽然在古代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但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中医学家们难以突破桎梏。从这一点上看，中医整体观念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被阴阳五行以及其他思维上的传统心态严密封住。这个弱点如不克服，中医将很难超出直观及思辨的水平，一切中医实用技术方面的进步最终也只能沦为印证阴阳五行的素材[2]。因此，中医创新、中医教育创新，任重而道远！“非医攻博”作为一个新生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使其在形式及内容上更加完善，培养出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中医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为中医药的发展，特别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戴慎.“非医攻博”应凸现实施个性化培养[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115-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