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金融分析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美元购买力的转移

数据显示，有60%的美元在海外流通，或以储备形式为其他各国持有。原则上，这60%的美元应该对应60%的美国商品的购买力，但是，非常复杂的原因使之不能成为现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制造了许多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规则。比如，禁售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意义上的科技产品。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美元已没有真实的购买力对应，而后来发生的产业转移，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经济与之发行的货币规模对应的缺口。

作为全球贸易的清算和结算货币，各国都会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这是用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转移了美元购买力，而且，无非是把一国美元储备的购买力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一国的美元储备减少，另一国的美元储备增加，并不意味着购买美国商品的美元购买力最终消失。

金融市场虚拟美元购买力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当金融衍生品从防范风险的工具摇身变成投资工具的时候，投资性产品的虚拟价值成为美元商品购买力的替代品，疏导了巨额美元购买力。通过对华尔街金融产品的投资，美元重新流回美国，资本账户的顺差平衡了美国的国际收支，也不会在商品市场上造成“挤兑”危机。没有金融投资品虚拟价值产生的美元购买力的转移功能，美元本位就要受到极大挑战。

在美元本位的框架下，美国国债也承担了美元商品购买力的替代职能，成为众多金融证券投资品的最后替代品。此次危机印证了这一点，当虚拟价值的泡沫破灭，金融市场崩溃，美国国债的最后替代属性凸显。这也是美元本位的最后防线。

金融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美元贬值、全球通胀也是美元购买力的出路。当美元发得太多，全球流动性过剩，超出全球经济总量所能承受的范围，美元购买力就会贬值，全球就会爆发通货膨胀。随着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胀，美元的部分购买力就随之消失了。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储备的购买力，或者说价值也就流失于无形之中了。

分离贸易金融和虚拟金融

遭遇这一轮危机以后，针对美元本位，亚洲的货币互助基金、南美洲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协议等区域性防御体开始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也开始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如何推进?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法，似乎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美元本位借助华尔街的思路一脉相承。如果是这样，可以预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建设一个金融产品交易中心，建立一个虚拟经济的交易平台，来吸纳“过剩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首先，美国经济名义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中国经济名义GDP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如果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也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美国经济尚不能支持其发出货币的购买力，中国的难度更大，所以借助其他方式释放购买力压力在所难免。

其次，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按照“美元方式”借助金融产品平衡购买力矛盾，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防止将中国市场成为国外金融产品的倾销地，把在本国不能销售的“有毒产品”拿到中国市场倾销。

第三，不能采取美元换人民币参与交易的方式，必须直接用人民币交易。也就是说，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所在国必须把人民币作为其本国的外汇储备。否则，有违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初衷，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完全可能变成维护美元本位所必需平衡的虚拟购买力的海外基地。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如果美国不愿接受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美国的金融机构就不能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

第2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围绕着美国创新出的,并渗透到金融机构投资产品组合中的一系列“次级贷款打包”、“次级债务”衍生产品,形成了一个由全球各类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复杂资金链条,随着链条的不断拉长,投行及其他机构用高杠杆的交易,使次级债务风险不断向周边关联者蔓延扩散,直到衍生产品价值与其真实资产价值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割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而产生了泡沫风险。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缺失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随着资产证券化的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并未随之更新,对金融工具创新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的制约机制缺失,直接扩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自由放任和缺乏有效监管的环境,激发了追求高回报、蕴涵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和投资行为的流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基础金融产品基础上衍生再衍生,交易品种迅速增加,且交易各方都持有大量风险敞口头寸。风险管理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对与次贷相关证券和其它复杂信用产品的评级过程中,其独立性、透明度以及评级结果的质量方面也存在缺陷。全民借贷消费模式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大众消费主义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而美元在二战后具有的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的外汇储备出于保值和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又去美国购买国债和其他金融债券等金融产品。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

二、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流动性过剩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流通中现金M0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全年累计现金净投放330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262亿元。货币的供应相对与需求显得“过剩”。不受控制的流动性过剩,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流动性集中于金融体系,增加了金融企业多发放贷款的冲动和压力。

2.资产泡沫

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对银行贷款非常依赖,而且往往通过土地或者房产本身来获得抵押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将会发生断裂,从而难以偿还银行债务。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个人违约率的上升将给商业银行的房地产金融部门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样,银行难以通过变卖贬值的抵押品来收回贷款,从而形成债务危机和银行偿债压力。

3.金融体系风险

当前,中国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服务种类、服务质量方面,还是科技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方面较以前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但是我国国有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差距,给将来与国外商业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带来巨大挑战。另外,虽然股份制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离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还是存在较大距离,特别是在经营管理、激励约束等机制上还存在不足。

三、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

1.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场金融危机把中国更加彻底地推到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应主动调整为靠国内消费、投资的增长来带动。我们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规划、落实以消费为主导模式的发展战略,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活跃消费,拓展内需,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革完善教育和卫生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挖掘消费的潜力,特别是激活农民购买力,不断把潜在消费市场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市场,就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长期不竭的动力,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应更好地控制住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2.理智发展房地产金融业务

对房地产而言,重新审视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尽管奥运会后,全国楼市成交量持续在低位徘徊,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政府也提出了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措施。所以,从中长期的趋势看,房地产市场经过目前的合理调整,仍将会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风险。所以,我国应主动挤掉房地产泡沫。银行一定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特别应关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加强对房贷市场的监管。

3.大力开展整顿金融会计秩序活动

针对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借助于会计手段,通过乱用会计科目、假造账表、私设账外账等方式进行违规经营,致使会计信息失真较为严重的现象,要在金融会计部门开展打“三假”,创“三铁”活动,并将这项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4.积极引入市场力量

目前,国内以银行为主要部分的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市场约束的精神,在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持有人不足的情况下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定具体金融机构的应当揭示的信息,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对于银行信息的分析,逐步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富有成效的市场约束机制是配合监管当局强化监督工作的有效工具。此外,社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信用等的等级评价,则通过市场的压力对金融机构进行约束。美国安然公司财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就是标准普尔公司鉴于其存在财务欺诈嫌疑,将其债信评级连降六级为“垃圾债”。为获取良好的市场形象及等级评价,以确保日常业务的进展,金融机构通常会通过改进和完善经营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赢取较高的等级评定。目前我国国内的社会评级机构尚处于发展阶段,更多的还需要借助国际评级机构的力量实施。而尽快培育本土的权威性评级机构,不但是关系评级行业话语权的问题,也是对包括金融机构在内进行有效评级的根本性措施,其中还涉及到一定的行业机密保护问题。

第3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1.县级金融机构大幅撤销,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县级及以下营业机构和网点,将经营重心转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加速了农村金融边缘化。1999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

2.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成为事实上的“抽水机”。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3.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合作型金融垄断供给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型金融并存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由于职能单一、实力较弱,基本以承担粮棉油收购为主要任务,且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商业性金融企业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呈收缩之势,基本上淡出农业生产与开发,支农功能弱化。邮储在县域网点有所增加,但职能目前仍以吸收存款为主,基本没有贷款业务。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销了乡村的网点,金融覆盖区域逐渐向县域的城区和城市集中,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三农的金融供给相当有限,合作性金融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供给。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的情况下,也日益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同样急剧地撤销分支机构,县级分支机构出现“储蓄所”化倾向。与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收缩相对应的是其农业贷款余额的急剧下降,从1999年最高时的9127.28亿元降到2005年的4508.7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却从1999年的15550.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7405.8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经营业务已基本商业化和非农化。

农村信用社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在农村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并且唯一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其在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逐渐形成了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同国有商业银行相同,在追求利润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强烈要求下,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也存在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流动的趋势。作为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的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业务“非农化”倾向相当明显。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而成,对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没有影响。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原来只吸收储蓄,只到今年才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三、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存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金融改革里,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却悄然萌发,形成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之外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与正规金融体系并存。当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称呼不一,从所有权、金融监管、资金融通、生命力和危害性等不同角度,分别被称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银行金融、草根金融及地下金融等名称。其主要内涵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台会、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改革初期,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各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WTO和新巴塞尔协议客观要求的影响,政府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全面的商业化改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了被严格限制或取缔的对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等准信用合作组织基本被取消。但这并没有压制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反而逐渐成为农户获得贷款的主要渠道。

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据新华社报道,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总之,上述诸多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尽管农户有着较强的融资需求,但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所获得的贷款远远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非正规金融融资已经取代正规金融成为农村的最主要融资方式。

第4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对金融外部运行环境的形象描述,而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要素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狭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以及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通过资金媒介和信用链条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金融生态链。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

金融生态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功能不畅,都会影响整个金融生态圈的良性循环或金融业的运行效率。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无论是对金融业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宏观、透彻、准确的掌握,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业控制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个体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相结合,才能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是要推动金融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市场的重要保障。从金融生态的角度看,政府、公司属于环境因素,但从政府、公司等角度看,金融业则是它们的环境因素。金融风险的累积不但削弱了金融职能,而且也影响到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更严重的是金融风险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这场次贷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暴,导致全球闹股灾,从而使很多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因此,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最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载体,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金融业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特殊行业,金融生态状况折射了社会诚信水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强大动力。金融生态建设和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将为自身和社会诚信建设创造条件。同时,金融生态状况的改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在公司债券市场上,无论是信息披露还是信用评级,如果缺乏诚信基础,那么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投资者在债券市场获取信息方面不占优势,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只有诚信才能构筑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所需的生命线,让投资者和融资者在公司债券市场上能够进行理性的博弈。此外,良好的金融生态是促进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还能实现动态平衡,有效控制金融波动,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海南的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都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海南省的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依据金融生态环境内涵的界定,金融产业体系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三个方面。在区域法律环境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很多年,但海南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权力至上、以权代法的做法仍随处可见。我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粗线条为主,这为执法者在具体操作中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基层地区的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原因造成的。有关金融业运作的全过程,如产权、进退出制、创新、整合、监管、重要业务、自律、保护、破产等方面尚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在地区层面,配合国家已颁布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及结合地区特点制定的法规还很欠缺。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省地方政府的观念既表现为仍较保守,又表现为急功近利,即对新事物、新体制、新做法吸收较慢,且不能将之与地区区情有机结合,眼光短浅、图省事、图政绩、摆花架子,缺少长远打算。在经济基础方面,海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包袱拖累造成了改制缓慢、改革滞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均较慢,这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金融产业的正常发展和金融业创新成果的出现。

另一方面海南省金融产业体系内部环境也阻碍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在区域信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信用体制不完善和信用意识淡薄。海南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基本上不能成为银行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的基本支持和重要依据,这使海南省对其内部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形成内部资金通过总行一级的资金池流向其他地区,严重阻碍了其他地区的资金向海南的正常流动和授信程度,从而总体上导致海南省在经济振兴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另外,由于海南省信用环境欠完善,银行无法对贷款风险做出合理评价,骗贷、三角债、逃债、虚报、隐瞒等事件屡屡发生,从而导致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非常滞后。在区域金融产权方面,以国有银行制度为主是我国金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建制、运行和管理监督等方面,渗入了较浓厚的国有银行管制的色彩,这是在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金融产权制度不明晰问题。由于金融产权不明晰导致产权关系不清,进而引发风险承担责任人不明确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等市场化运作机制不能有效落实。在区域金融机构方面,海南省的金融机构主要仍然以国有独资四大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支撑经济、社会事业的运行,缺少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银行机构。在区域金融中介方面,海南省为银行提供服务或与其业务相匹配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会计师、律师、财务师、审计师事务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整体水准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三、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缺失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体系失去平衡,金融机构、司法环境、执法环境、信用环境等不同程度恶化,导致地方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信贷供求缺口问题突出,地方经济在严重“缺血”的状态下低效运转,金融生态系统的效能难以正常发挥,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了海南经济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直处在欠发达状态,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在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靠后。金融生态环境的缺失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海南省经济形成制约:一是地方企业获取贷款困难,成长完全靠自身积累,以致企业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始终达不到规模效益;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来源,招商引资受阻,无力承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海南省外资投入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显著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缺乏金融支持,就缺乏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四是投资环境退化,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以上这些制约因素,使海南省经济金融生态链陷入“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业严格控制信贷金融业务和盈利水平低下金融机构收缩业务和网点地方企业成长受阻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累积性恶性循环”使得海南省经济增长一直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缺陷和金融生态效能弱化的制约。虽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海南省政府尽最大努力重树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金融形象,但信用重建需要时间积累,地方经济的恢复却时不我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的重建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四、构建和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海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适时增加有效信贷投放。要全面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把握市域经济运行的

特点。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发展业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着力搞好信贷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增加有效信贷投放,建立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要在继续保持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审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迹象不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加强调控的同时,要注重引导支持,防止信贷的过度萎缩;其次,应增强宏观意识,跟进研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把握银行业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市场分析,避免贷款投放的盲目性,倾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最后,应继续调整与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适时、适度地调整和优化信贷投向,积极向上争取授信额度,适当放宽对企业的评信标准和限制,降低门槛,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在调整和改造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亮点”和“绿洲”,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优化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是最吸引资金的“洼地”。构建和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培养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意识和诚信意识。重塑新型银企关系,对改制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同时,要树立起新的、长期、互信的银企关系,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进行严厉制裁,从根本上杜绝逃、废、赖债劣迹的发生,维护银行债权;二是要建设良好的政策环境。将银行业作为地方的一个优势行业,把支持银行业的发展作为扩大招商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支持银行业提高资产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为金融机构向上级行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开辟信贷投放绿色通道提供政策环境;三是要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严厉打击涉及金融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执行力度,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四是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新闻部门的舆论宣传优势,坚持从正面宣传报道金融政策、金融环境和金融经营管理情况,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共同创建宽松的融资环境。可以由政府牵头做大、做强现有的担保公司,完善担保机制,健全贷款担保制度,积极引导和推进形式多样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法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负债率低的民营企业之间成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发展担保业务,发挥对民营经济融资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解决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简化抵押评估、登记、公证等手续,降低收费标准,努力解决民营企业抵押难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协调各经济管理、司法、新闻宣传和金融等部门,扎实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教育企业强化信用意识,重诺守信,在全社会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还应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价机构,根据全市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对民营企业做出综合评价,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逐步完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等企业信用评价功能。对于通过国企改制来的民营企业,要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与改制前的信用区别开来,注重考察新企业的信用。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鼓励组建行业自律性组织,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等,对民营企业自身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进行培训。要监督和管理民营企业,注重增加积累,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切实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帮助民营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从经营机制、经营策略、组织管理、自身素质等多方面进行提高,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行业协会内部企业的联保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区域融资环境。

(四)强化银行业经营管理,提高风险防化能力。一是要紧紧抓住海南省目前良好的机遇,用好、用足、用活中央已给政策,采取超常规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消化历史包袱。要拓宽信息渠道,抓住政策导向,及时向上级行反映实际情况和风险程度,积极争取核呆指标,最大限度处置不良贷款;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转让、打折出售、打包处理、租赁、招标、拍卖等方式直接处置不良贷款。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区域性资产重组和置换,盘活不良资产;三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坚持常规手段“抓降”,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四是加强贷款分类监管,要真实反映资产质量,既要敢于亮底,又要积极处置,要进一步加大对恶意隐瞒不良贷款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防范不良贷款反映失实造成的风险。

(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海南省应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的实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首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明确中小企业信贷职能部门,培养中小企业信贷专门人才,完善适合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业绩考评和绩效挂钩体系;其次,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标准,对中小企业的评估和信用评级应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注重对成长性指标考核,突出对业主个人的信用评级以及对其所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第三,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改变目前从建立信贷关系到每笔融资都要上级行审批的办法,根据各基层行的决策、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区经济结构及企业融资状况,分层次明确融资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第四,应推进信贷融资产品创新,拓宽担保渠道,探索新的贷款担保形式,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最后,可以适当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代价。

论文关键词:金融生态经济发展金融运行

论文摘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针对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现状,提出具体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第5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股票金融分析论文1：

神秘时间窗完全揭秘(绝对干货）

之所以能经常提前给大家推导出未来的时间变盘点，是因为本人掌握了一套绝密的时间窗推导法——三角洲理论。除此之外，股市中还存在另外一套时间窗推导公式，今天跟大家作个分享。

上图，A至B点运行时间为S1（数的时候算上最低点与最高点），B至C运行的时间为S2，C至D运行的时间为S3，已知S1，S2两个时间后，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公式去推测下一个时间窗。

根据公式可以得到两个时间，测算的时候先看第一个时间窗。如果S3的结果分别为9，10，则从C点数起到第9天容易出现变盘，如果第9天没有变盘，则第10天一定会变盘。如果第9天变盘，则第10天的变盘点自动失效。

这个公式适合于大盘，板块，适用于周线或日线。

今天以沪指周线为例，来推导。

上图，A至B运行的时间S1为6，B至C运行的时间S2为11，根据公式计算出的S3的数值分别为10.89，约等于11；11.67，约等于12。

而从C点起再经过11个交易日正好在D处的最低点，提前找到变盘点，则12的变盘点自动失效。再结合价格的分析有望找到最低点。

A至B运行时间为5，B至C运行时间为3，则S3为6.82，约等于7，7.88，约等于8，而从C处经过7个交易日后在D处见到了最低点，结合价格测算可以成功地抄到最低点，8周的时间窗自动失效。

根据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成功地测算出E处的变盘点。

现在我们来测一测未来的时间窗。

根据公式测算出的S3的数值分别为13.33，14.3，则从C点开始经过13或14个交易周后将出现重要变盘点。按照推测，其变盘的时间窗为4月14日那周或4月21日那周。如果当前趋势不改变的话，则有望上涨延续到那个时间。当然价格的运行还要参考别的方法，但我们至少有一个预期，到那个时间点会有变盘，如果第一个时间变盘了，则第二个时间自动失效；如果第一个没有变盘，则第二个时间一定变盘。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结论放在这里，让未来的验证吧。

第6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内风险国外风险

一、金融全球化的概念

金融全球化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这个概念强调了以下三个要点：第一，金融全球化不仅是翻越国家藩篱的金融活动，而且也是一个风险发生机制相互联系且趋同的过程。第二，金融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更是由无数的微观经济组织基于谋取利益的自发活动，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所导致的。第三，金融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有着明显阶段性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金融全球化下我国面临的国外风险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将标志着从一个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融入金融全球化中，金融全球化风险将可能导致我国金融风险逐渐增大，主要变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债方面，我国目前外债负担率基本上稳定在15%左右，从表面来看，外债还没有构成我国的对外金融风险，但目前外债余额中国有商业银行借款比重较高。由于国际商业银行借款通常利率高，期限短且偿还风险相对较大。且国内金融机构作为国际商业银行借款的中介和桥梁，可能会使国内企业的外债风险转变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从而诱发金融风险。第二，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方面，我国资本外逃的现象较为严重，资本项目除了1992年和1998年为逆差外，其他年份均为顺差。这意味着国内储蓄过剩，并且还高成本地引进外资。这不仅表明了外资代替内资或排挤内资的问题，也显示出资本外逃的问题。第三，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加大了国际金融风险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主要表现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这两方面。所以，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度的增加，国际金融风险日益加剧。第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的风险。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日趋成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连续多次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刺激了消费和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宏观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能力存在着减弱的风险。

三、金融全球化下我国面临的国内风险

1.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第一，负债结构单一，资金缺口大，隐藏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其中居民储蓄存款又占存款的主要部分。国有银行由于有国家信誉为保障，且近几年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人们没有存款风险方面的忧虑，导致存款余额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还是经常出现较大的资金缺口，主要原因是资金运用缺乏计划性。由于贷款质量差且流动性不足，再超额发放贷款必然导致新的资金缺口。由于负债结构单一且大多是被动负债，因此弥补资余缺口的办法不足，存在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第二，资本金率较低。银行资本金率为6.8%，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相差较大，且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高风险、低资本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十分低下。第三，信贷资产质量差。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增加，资产质量恶化，盈利水平降低，经营状况不佳。不良贷款持续增长，银行盈利高估使银行进入了一种无根基的发展模式之中，并且形成了一种不应有的银行热和银行表面繁荣，掩饰了银行业存在的一系列不足，从而使银行不能及时改变不良的发展状态。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和经营利润虚盈实亏，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第四，内部控制机制薄弱。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权力缺乏制衡，业务操作缺乏科学规程，监督缺乏严禁的制度，造成了各种金融犯罪活动。银行业作为直接经营货币商品和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行业，应在内部控制上更加严格，但由于管理环节薄弱，以及与金融创新同步的金融监管落后，使金融内部犯罪率呈上升势态。2.我国证券业面临的风险。第一，股指波动大，股价波动频繁。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较大，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第二，股票市场过度投机。这主要表现为股市高换手率。换手率用于说明股市种股票交易的频繁程度，一般认为成熟的无过度投机的股票市场的年换手率应在30%左右，如果大大超过这一比率，则意味着股市中投机气氛较浓，存在过度投机。第三，股票市场风险以系统性风险为主。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市场信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股市风险表现为以政策因素为主的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主要受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财务指标等非系统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股价波动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价值。

3.我国保险业存在的风险。第一，保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20多年来,虽然我国保险行业保持了年均30%的增长速度，但还不及世界前20名保险公司中任何一家资产规模，随着中国的入世，金融市场的开放，我国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也会日益显现。第二，资金运用效率低。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这样的限制使我国保险资金的利用率不到50%，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的能力。第三，缺乏有效监管，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的建设相对落后，导致监管乏力。保险监管专业人员不够；监管经验尚待进一步积累；监管制度欠完善，尤其是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在监管内容上注意市场行为过多，对偿付能力监管上缺乏完整的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1]袁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长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第7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股票金融分析论文1：

【午间简评】超级地量有现？

今天上半日成交量创近期新低才800多亿，甚至全天下来1500亿都未必到，有望出现近期级别的地量，在结合之前的分析，在有反弹的前提下下跌严重缩量是可以说明道理的。

再看雄安板块，有3头的迹象，但和我们关系不大，咱们随缘参与节奏会比较好（当然也会偏慢）。重点为即便大盘成交量开始低迷，不过雄安占比并未持续极高，意味着资金仍有随时分流的可能。

短线方面，采油是个不错的机会，但要选好票还要切记是短线。

股票金融分析论文2：

【5月19号午间点评】

上午大盘延续缩量调整，还是源于昨天下跌根源，主要是次新与雄安部分大涨个股的回调导致。除了可燃冰与部分单打独斗的雄安个股，还有少量庄股的表演就没有特别清晰的主线，这样情况下如果空仓的可以继续等待确定的信号出现。总体来讲这样的调整并不是坏事，只是在释放风险，而且这样的调整也带来了机遇，无论是个人强烈看好的雄安装配建筑板块或是次新新开板的个股，好多都已经跌出来价值。

而对于可燃冰带来的炒作，其实是资金的一种无奈选择，预计下周一就结束，也或者雄安下午暴起提前结束。 整个上午雄安板块虽有个别表现，但是缺乏有效引导，导致一盘散沙，至于是故意的（为了多建点底仓）或是用时间换换空间就不得而知了。

第8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1）BanerjeeandAbhijit，1992，"ASimpleModelofHerdBehavior"，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ngust）。

（2）Krugman，P.，1979，"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1）。

（3）McKinnonR.andPill，H.，1996，"CreditLiberalizationsand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TheOverBorrowingSyndrome"，T.itoandA.Krueger，Ed.FinancialReguiationandIntegrationinEastAsi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4）McKinnonR.andPill.H，1998，"TheOverBorrowingSyndrome：AreEastAsianEconomiesDifferent？"R.Glicked.Ed.，ManagingCapitalFlowsandExchangeRates，PerspectivesfromthePacificBas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5）Obstfeld，M.，1994，"TheLogicofCurrencyCrises？"NBERWotkingPaper，No.4640.

（6）Sachs，J.andRadelets1998，"TheOnsetofTheEastAsianFinancialCrisis"，NBERWorkingPaper，NO.6680.

（7）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

（8）贾康：《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制度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9）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10）罗纳德。l.麦金农：《经济市场化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宋文兵：《中国资本外逃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12）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转载于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3）王国松：《中国的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经济研究》，2001第6期。

（14）王国松、张鹏：《货币替论及中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15）余永定：《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2000第6期。

第9篇：金融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生态；社会信用；区域经济

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金融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首先，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才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金融业掌握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把自身的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

一、完善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调节机制

正如自然生态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并因而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一样，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特征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体现的，因此，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一国金融生态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针对我国社会信用环境不理想、交易违约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德风险的状况，需要尽快修改完善现有的《合同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对《刑法》中有关贷款欺诈的规定进行修订，并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规范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行为，促进金融机构会计信息透明化，使金融法规真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最后的“杀手锏”作用，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

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科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要努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有序运行的前提，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信用环境正在优化，但尚未彻底好转，主要表现在：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改制时将有效资产剥离，“金蝉脱壳”情况在一定范围比较普遍；司法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银行维权的法律成本高昂。

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征信公司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广泛收集信息，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贷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更有针对性地发放贷款和科学定价，减少逆向选择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风险的发生。征信体系大量的信息还可以成为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水平的重要分析基础。金融机构通过对征信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发现最有市场价值的客户群体以及不同客户群的增长变化情况，从而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定位。目前，人民银行继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也已实现全国联网查询，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全面了解掌握客户信用状况，防范信贷风险。要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使中介机构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

三、地方政府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新闻宣传、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部门，这就决定了加强金融生态建设需要各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

地方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强宣传，营造全社会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的积极氛围。通过有效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知度，争取社会各方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其次，政府应当着力改善自身行政和工作作风，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打造“诚信政府”，结合地方金融生态建设实际，清理、废除过去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尊重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干预，形成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合力；再次，加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应成立有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委员会，统筹吸纳银行、企业、社会各界意见及建议，制定金融生态建设的规划、目标、任务、程序，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要充分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及时向金融机构通报本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政策、规定。

四、人民银行要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发挥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强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其次，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有关部门的沟通，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开展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工作，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挥作用。再次，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正确引导信贷投向。基层人民银行应当加大央行“窗口”指导力度，对新出台的重要金融政策都应结合辖区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落实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方向，切实加强和改善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搭建合作信息平台，真正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协调沟通机制；最后，加大对重点项目、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五、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锐：关于西部地区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在金融生态链中，商业银行居于中心地位。实践证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贷款风险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比例，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业银行重视和共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既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商业银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或抢占市场，或规避风险；还有助于商业银行准确把握并正确运用金融运行规律，实现银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目标。

金融企业应充分认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首先，金融企业要树立金融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正确把握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改善金融生态。其次，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客户等的沟通，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积极配合人民银行推进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促进同业信息共享，主动向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再次，要摈弃陈旧落后的观念，努力增强金融服务意识，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主动地去营销贷款。既要积极地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成长和发展，还要继续支持正走出困境的企业，把金融生态建设落到实处，为经济金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服务。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许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11）.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课题组.湖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6，（03）.

［3］林永军.金融生态建设：一个基于系统论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