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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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第2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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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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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省级精品课，由“唐诗宋词名篇导读”、“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红楼梦》导读”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组成，每门课程均为36学时。该系列精品课除为中文专业学生讲授外，主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其中“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最早开设于1993年，已有20年的讲授历史；“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开设于2005年，“乐府诗导读”开设于2006年，也有七、八年的历史。5门课程联系紧密，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讲授中国古代诗词、乐府、小说、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课程。在中文系专业选修课教学乃至全校文化素质教育类教学中，该系列课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课程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于2010年入选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教学团队。团队（课程组）成员有23位教师，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讲师7人；博士18人，占总人数的78.3%，大多数为学界著名学者的弟子。职称、学缘结构合理，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年富力强，富于发展潜力。团队负责人为教育部优秀人才，山东省首届省级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首批首席专家。其他成员有30余人次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奖、省级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和市校级优秀教师奖、优秀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教育先锋等各类教学奖励与表彰。

二、系列课程的整合优化

2010年，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承担了青岛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从已经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选择了上述5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的优化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对5门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课程能够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第一轮的整合优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开：一是重点选取了诗词、乐府诗（配乐演唱的歌辞）名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并从魏晋文化和佛教的视角切入，对相关作品进行导读。二是选择这5个专题，既与主讲教师个人的研究专长有关，也考虑到5个专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唐诗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乐府诗，宋词原本可歌，与乐府诗有很多共性；乐府诗主要集中在汉魏至唐代；《红楼梦》与佛教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有继承关系，唐诗宋词名篇明显受到魏晋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佛教禅宗的内容等等。因此，5门课程在知识和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东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设5门课程整体设计、相互补充的课程平台。经过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建成5门课程共同组成的联合课程网站。学生既可以登录任意一门课程的网站，又可以从该课程网站进入到联合网站，或进入5门课程中的其他任何一个课程网站，实现了课程网站之间的贯通。整合优化也对各门课程的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我们不仅充分考虑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互补和呼应，如原“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涉及到的乐府诗全部放在“乐府诗导读”中来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红楼梦》的内容，则转入“《红楼梦》导读”；同时，也根据个人科研的重点和特长，对各门课程的组成成员做了相应调整。至于不同课程在平台建设、课件制作、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整合优化中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使得每一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收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门课程的网络平台，各自汇集了某一方面较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和资料，并且都可以向选修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课程的联合建设，带来了主讲教师、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教学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组和变化，这对于课程的互相促进、教学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课程组的主讲教师，在形成优势课程群的同时，也凝炼了学术方向，对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优化整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课程整合，把已经开设的11门课程也纳入到精品课程群的建设范围中。2013年，“《老子》导读”、“《金瓶梅》导读”、“《聊斋志异》导读”、“中国古文名篇导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被批准为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精品课程群达到10门。另有“中国神话与诗歌导读”、“《诗经》《楚辞》导读”、“《论语》导读”、“中国诗学导读”、“元明清戏曲导读”、“《文心雕龙》导读”等6门课程，也正在根据课程群建设的整体思路进行全面整合。课程群建设的目标是建成涵盖文、史、哲、文论、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16-20门系列课程。

三、课程的内容、特色与地位

5门省级精品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延伸，也是我们在长期讲授的过程中，逐渐发掘、精心选出的5个专题。其中，唐诗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以短小精粹、情韵并茂的优势，长期流传，脍炙人口；乐府诗本是配乐、配舞的歌辞，是表演艺术的一种，与一般徒诗相比，其特点极为明显；《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的代表，自诞生数百年来，“红学”早已成为显学，学界向有“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和文学也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吸引了后代学者和读者的注意，20世纪初叶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广泛影响到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荷兰学者许理和就曾写过《佛教征服中国》的名著。因此，5门课程讲授的文学与文化专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总体上说，系列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典型个案，立足社会、文化、宗教发展来分析名篇名著，通过名篇名著的重点导读，带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讲解；二是每门课程均有长期的科研作支撑，课程内容都与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就现有5门课程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总体来看，这5门课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现对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举例简要说明如下：“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和“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是第一类。这3门课都是以广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学术界特别关注、一般读者也很感兴趣的魏晋文学和文化为讲授对象。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但我们的这几门课程都是建立在长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讲授思路和内容，在众多的同类课程中，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为例。该课程立足中国诗词发展过程，以题材和主题分类选讲的方式，选取10类典型的诗词，重点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入手，对唐诗宋词名篇进行导读。每类诗词的导读，都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每一类诗词从先秦到宋词的发展简史，作出提纲挈领的描述，把握该类诗词类型化特点；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名篇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该类诗词独特的艺术美与题材、主题及文化之间的特定关系。导读特别注意把诗学理论与具体作品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力求讲出我们长期研读和讲授唐诗、宋词的真切体会，达到将知识、审美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特点有三：

1.在按题材和主题对唐诗宋词分类讲解的大前提下，注意从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发掘诗词类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诗词类型化的共性特点作出文化学的解释。

2.注重在同类诗词发展历史中，把握诗词名篇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魅力，从名篇讲解入手，把文学史、诗人生平、诗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融为一体，力求对学生学习、理解、分析诗词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能在深入浅出的诗词艺术分析中提高文化素养。

3.多年来，课程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项目和成果，如“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都与本课程有密切关系。因此，课程能立足学术前沿，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红楼梦》导读”侧重于小说悲剧意蕴、哲学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民间习俗、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多角度入手，对魏晋文化与文学进行导读，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是第二类课程。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不是很多。而我们的这两门课开设时间较早，系统性、前沿性也比较强。“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在介绍佛教文学起源、种类的基础上，对佛教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佛典翻译文学、释氏辅教传说、僧人赞佛诗颂、文人护法文学等进行系统的讲解；并以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贽、袁宏道等涉佛较深的著名文人为例，对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阐述了佛教与中国文人和文学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见。

这门课也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作为课程的重点。因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识、体会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读懂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而这在一般文学史中是不讲的。

2.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典型个案，包括佛典翻译文学、释氏佛教文学、僧人赞佛诗颂、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识作为理解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前提，同时也通过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反过来使学生对佛教知识、教义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获得更为感性的认识。

3.所讲授的内容与主讲教师的科研紧密结合。几位主讲教师从事佛教文学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等论文，很好地保证了该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乐府诗导读”则紧紧抓住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在强调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讲解乐府歌诗。其思路与以往把乐府诗等同于一般徒诗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们已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均与课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本系列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过了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的评审，其建设的经验对于本系列导读课程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在由笔者主持完成并获2005年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汉语言文学试点（本科）专业改革”省级教学改革项目（2002－2005）及我校汉语言文学省级品牌专业（2007）和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等教学项目中，本系列课程组的成员也都是主力，这为本课程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使本课程在长期建设及教学、科研的结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本课程涉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诗、文、乐府、小说等多种文体。在教学方法上，每门课程虽有各自的特点，但5门课程也有不少共性，这是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我们在对课程群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中比较一致的体会。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与宗教、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立足文学史和文化史阐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2.强调主讲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不断为教学增加新鲜内容，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活动，提高授课质量。为此，我们已经根据教学需求，制定了相关的科研规划与教材写作计划。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讲授内容将会不断更新，始终切近和追踪学术前沿。

3.把培养学生理解、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重点，通过理论讲授、范例解读﹑个案分析、课堂讨论﹑学生登台主讲、名篇背诵、课外阅读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手段方面，则尤其重视三点：

1.建设互动的课程教学平台，使课下阅读、讨论、答疑和在教学平台上提交作业、相互交流等学习方式，与课堂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每门课的课程网站都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为学生课后的扩展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师生交流的时间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作用。本课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还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学资料，如图片、音乐、绘画、影像等。主讲教师将这些内容制成课件，通过课堂上的使用，显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3.通过课程网平台交流、答疑，课后阅读，及在考查、考试中突出文学经典阅读的比重，实现从课堂导读到学生自己阅读的扩展延伸，培养和提高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五、几点理论思考本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论前提下完成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对课程群建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评，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关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学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体系与教学创新的矛盾问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之指导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学科的创新也被频繁地提出来，与之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则常常受到政策指挥棒的干预，尤其是在总体课程设置变化和学时数的双重限制下，不得不经常作出调整。有时候这种调整对原有教学传统的冲击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实行多年的好的教学传统不得不放弃。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其内容与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课程，所讲授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据材料和观念的变化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一般来说不会对原有教学体系和课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系列导读课程相类似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比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下，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整体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则需要特别谨慎。即使不得不调整，也必须充分吸纳已有教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创新。

其二，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学习和教学中，阅读传统经典，“尚友古人”，与历代各领域、各学科一流的名人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来各种有关读书的调查报告以及我们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了解来看，目前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一年里读书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凭自己的兴趣选修人文学科经典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很难系统地阅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我们在课程群建设过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所以经典阅读实际上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大瓶颈。在经典阅读方面有了突破，则学生的欣赏、写作和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空话。但问题是现行教学评价体系对此缺少应有的重视，这使得经典阅读在教学中不易落实。因此，要解决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使学生人文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课程教学的质量肯定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其三，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问题。在高校里，这是个常识问题，似乎不值得特别提出来。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常常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两条道上跑的马车。在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由于导读系列课程的选定，首先是以课程内容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标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主讲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累和优势，所以，就这一系列课程而言，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如“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魏晋文化与文学，近年其出版的《魏晋五言诗研究》，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魏六朝诗体研究”（2011-2013），都与课程有直接关系；又如“《红楼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也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其他课程也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一系列课程的建设较好地做到了与学科建设的深度交融。

五、结语

第4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以往对教学团队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内涵和宏观路径上，事实上，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教学团队更不应当走一锅粥的道路，而应该将建设策略具体到每一个学科，针对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中“古代文学”课程特点，在教学团队建设上更要层层深入，有条不紊。笔者认为策略有五：

1.将师德建设作为教学团队建设的核心。

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的灵魂，也是教师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师德风气，便很难形成集体凝聚力。应该看到，当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大部分教师都能秉承着自己的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这样的师德风气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占据主流。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依然有部分教师在面对金钱、地位、名利考验时，丧失了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学术腐败，弄虚作假，等不齿行为在高校依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校教师的形象，这些人的存在腐蚀着我们的教师队伍，给高校抹了黑。“古代文学”传递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古代文学”的教师团队更需要具备高尚的师德，如果教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自己首先言行不一，这会让学生寒心，让教育寒心。

2.营造良好的团队协作风气。

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经告别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千里走单骑的时代。个人的眼界、学识、经验往往是要受到历史局限的，只有把个体放到集体的大熔炉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团队协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作用下，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作用，最终将集体的力量整合重拳出击。尤其在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素质。

3.培养好的团队带头人。

对于一个出色的团队来说，没有一个灵魂人物、核心人物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核心人物即团队带头人。针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应该由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和学术眼光的教师担任。

4.建立有效地奖惩机制。

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最早的刺激－反应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高校教学团队的建设离不开这种机制的支撑。落实到“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上，高校可通过具体的刺激来使教师做出反应。

5.相应的资金配备。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科研水平、学术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将资金向科研大量倾斜，才使得很多教师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写论文、申报课题、出书成为了高校教师工作的三步曲。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校在对教师奖励上、薪酬上、培训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工作必定无法完成。“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一门基础课，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所有文学课中，它是涉及知识最多，领域最广的一门。这一领域民间学会最多、每年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最多，申报课题人数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师参加培训、会议、调研、考察、访学机会也很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备，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团队便失去了建设的动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第5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理论经纬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三以上讲的三个“还原”

第6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古代文学论文浅谈对薛宝钗的性格分析

一、处事淡然，做事无情

比如金钏儿的死：

王夫人为头等大丫头金钏儿的死有些心疼，宝钗知道后就赶过来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劝慰。王夫人说：金钏把我的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她几下，撵了她出去，原想过几天就叫她上来，谁知她气性这么大，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听后很会说话，她知道王夫人经常吃斋、信佛，劝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她下去玩，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叹道，话虽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宝钗叹道：“姨娘也不要老念念于此。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她切实安慰了姨妈，让王夫人不但不用不安，而且还认为自己是慈善的。但金钏儿的死，在宝钗眼里，如同一缕青烟一样轻飘，多给几两发送银子就足够了，可见她的无情。

二、稳重平和，恭顺体谅

1、贾母让宝钗点戏

贾母让宝钗点戏，问她爱吃什么。书中写道：“宝钗深知年迈之人，喜欢热闹戏，爱吃甜烂食物，于是照说了，贾母果然更加喜欢。”让她点一出戏，她点的是《西游记》，后来又让她点，她又点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惹得从不忍心让女孩子生气的宝玉直抱怨：“你只好点这些热闹戏。”宝钗不但懂得揣摩老太太的心理，她也有办法让宝玉也喜欢这戏。她说，你要说这出戏热闹，那你就是不知戏了。这出戏的节奏韵律都是好的，里面的一首《寄生草》辞藻极妙。宝玉就央求：好姐姐，念给我听听。宝钗念道：“慢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宝玉听了，果然好词。

2、史湘云海棠诗社做东

史湘云快人快语，性情豪爽。在三十七回，湘云偶然兴起，说要做东邀一起海棠诗社。她就没有想自己从小没有了父母，在家只能听叔叔婶子的，花钱做不得主。

宝钗就跟她商量说：“单请做诗的姐妹，别人看着不太好。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方便，又要不得罪了人，方大家有趣。在家你又做不得主，又要你婶子抱怨你了。依我的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她们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儿送了些来。这里从老太太起，连园子里的人，多半都是爱吃螃蟹的，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普通一请，等她们散了，咱们再作诗。我再要几篓极大的螃蟹，取几坛好酒，摆几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宝钗又怕伤她自尊，又说：“你可别多心想着是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好叫她们办去。”湘云自是心服口服，感动不已。

三、圆滑隐忍，深明大义

1、行酒令时黛玉的诗句

在四十回大家团团围坐行酒令时要求说一句诗和一句现成话，黛玉说了两句话：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两句是出自西厢记和牡丹亭，在那个对女子限制繁多的时代，大家闺秀不能看这个，更不能当众说出来。别人对黛玉的话都没有在意，而宝钗是很在意了。宝钗当时的反应是，扭头看了黛玉一眼，没言语，但记在心里。就她们两个的时候，宝钗玩笑似地说：你跪下，我要审你。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都说的是什么！看黛玉蒙了，没有了平时的伶俐尖刻，宝钗就拉她坐下，款款给她讲大道理：我们女孩子啊，不要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书，乱了心性。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如不识字的好。既然识了字，该看正经书。看些杂书，乱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女孩子的正经事还是针线纺织，这才是正理。黛玉感动宝钗没有当众揭穿她，给她难看。

2、对薛蟠和赵姨娘的周到

宝钗对自己的哥哥也不护短，而是深明大义。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以后，薛姨妈着急地要下人们找柳湘莲报复，宝钗就说：他们喝酒，酒后翻脸是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显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说得薛姨妈消了火气。宝钗对人见人烦的赵姨娘也是礼节有加。宝钗的哥哥薛蟠从南方带来很多的土特产，分派送人的时候，宝钗并没有忘记给赵姨娘准备一份。这个从没有被别人正眼看过的人心里就念叨开了：还是人家宝姑娘会做人，即展样，又大方，要是林姑娘，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们。

宝钗性格温柔大方，周到得体，柔韧而有弹性。她进退有据、刚柔有度、行止得体，是温良恭让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第7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在我们的手中不断得到传扬与传承

在传统的成高教学中，举办沙龙真是少之又少的。这往往囿于一种观念:沙龙多数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种学习与交流的方式，成高没有必要搞。其实不然，不管哪一类学校，都是可以搞沙龙的。作为成高来说，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搞几次沙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为例，地方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厚重，不妨举办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状元”“临桂词派”等为内容的沙龙，让学生搜集、研究这些文化现象的形式、内容、特点以及来龙去脉，从而加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强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地方当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结语

第8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第9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民国时期的元曲研究与60年代前期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连续性,但共和国的建立毕竟使元曲研究发生了一些重要转折。1954年《剧本》月刊连续刊载阿英的《元人杂剧史》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这部专着显示的新的时代特征是,作者努力以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理解、评价我们承自古人的文学艺术。1957年,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讲座》出版后,有读者在《戏剧报》上提出意见,指出作者“没有从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问题。”[1](冯其庸序)周贻白先生虚心接受了意见,决定毁稿重写,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当时的元曲研究者们也大多像周贻白先生一样,真诚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改造,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元曲,作品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挖掘从此成了元曲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元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色彩也愈发浓厚,正常的学术研究终于难以进行下去了。

    当大陆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断时,台湾的元曲研究者在郑骞、张敬、汪经昌等由大陆至台的几位学者的坚持和引带下,基本上保持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像郑骞《景午丛编》(1972)、汪经昌《曲学例释》(1962)、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1960)等都是难得的诚实、严谨之作。

    在大陆第二阶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报刊发表的各种关汉卿的论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关汉卿纪念活动,直接的社会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国文艺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一个,为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断之前,关汉卿、《西厢记》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前两个阶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元杂剧研究的成果尤为显着,仅1978年至1994年16年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约为千篇,这一数字是建国后前17年的三倍[3](P317)。据笔者粗略统计,7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元曲研究专着近30种(其中不包括各类戏曲通史和文学史着作),这一数字是诗、文、词、赋等其他各体文学研究难以相比的。80年代中后期,围绕元杂剧兴衰的原因、元杂剧的历史分期、关汉卿的生平等问题,元曲研究呈现出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二个。这一阶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前一阶段已开始试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历史考据的方法也重新得到提倡。我们对元曲历史内容的把握远比前两期为深入,文本研究不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的存在或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感悟赏鉴,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得到揭示。

    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相比,第三阶段的杂剧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的一面,杂剧的舞台表演、音乐、剧场等因素也成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198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论着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戏曲文物研究也开始成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戏曲文物研究者们栉风沐雨的野外奔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元杂剧的认识,元杂剧的研究也免于单向性和平面化。在这一阶段,一直冷落的元散曲的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1990年,中国散曲研究会在河北石家庄成立。1991年,在江苏扬州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吸引了台湾的元曲研究者。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像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8)等比较优秀的散曲专着。

    这一阶段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1985)、王文才《元曲纪事》(1985)、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1983)、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等着作,与前期同类着作相比,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后出转精的特色。王季思、王学奇、徐沁君等学者则在元曲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元曲的论文、论着照出,在数量上也不是“锐减”,但研究者们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元曲研究转入一种低沉的局面。南戏研究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在平稳中行进。明清传奇杂剧开始得到年轻一辈研究者的青睐,80年代末以来的“目连戏热”、“傩戏热”也足以吸引人们的一些注意力。维持元曲研究冷清局面的仍是过去一批中老年学者,像对《西厢记》一往情深的蒋星煜先生等。

    元曲是否果真已被我们说完了,道尽了?随着20世纪的终结,我们是否将揖别元曲而心中无憾?研究者们也许正陷入深深的思考,谋求未来的进步。这其中,研究思路的转换也许很重要。笔者于此虽思虑已久,终不敢以为是,谨申述所思,就教于方家达者。

    刍议之一:讲一点还原法?

    还原,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少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个人主观随意的解说,尽可能客观地面对历史材料,走近古人,阐释古人。元杂剧和关汉卿的认识、评价都存在一个历史“本来面目”的问题。

    王国维显然是以西方戏剧为参照来构建他的《宋元戏曲史》的,在王国维看来,中国有中国的戏剧——“戏曲”,元杂剧就是一种“真戏剧”。《宋元戏曲史》之后的元杂剧研究也大都是“戏剧”的研究,关汉卿被称为“伟大的戏剧家”。 元杂剧既是一种“戏剧”,按照我们对于“戏剧”的理解,元杂剧人物刻划、情节结构、戏剧冲突以及创作主旨的剖析似乎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切入点。然而,这一思路是否适用于元杂剧呢?

    元杂剧表演体制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一人主唱”,即由同一个演员—“正旦”或“正末”从头至尾唱完四套曲子。一般认为,这一形式虽然不利于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却有利于“集中深刻地塑造主要人物”,像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这样,“正旦”扮窦娥唱了四套曲。但现存元杂剧中,也有主唱的“正旦” 或“正末”在一剧中改扮两人或三、四人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共计60种(约占杂剧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扮三人的16种,扮四人的两种(即《黄粱梦》和《黄鹤楼》)。如《薛仁贵》剧,故事的中心人物薛仁贵无唱,正末先扮朝臣杜如晦唱第一套,又扮薛仁贵父唱第二套,再扮拔禾唱第三套,最后又扮薛仁贵父唱第四套。“正旦” 或“正末”在一剧中改扮两、三人,若想集中笔墨刻划一个主要人物实际上已极为困难。即使“正旦” 或“正末”在一剧中始终扮一人的剧作中,其所扮人物也不一定是戏剧故事的主要人物或核心人物。又如水浒戏《三虎下山》,三位梁山英雄关胜、徐宁和花荣都无唱套曲的机会,作者却使一个与故事正题无关紧要的人物—山下小官吏李孔目妻李千娇唱曲四套。这种做法是现代戏剧家难以理解的,而且这种情况在现存元杂剧中也并不是偶然现象。难道元代的“戏剧家”们竟没有一个描绘人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