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核心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新闻传播核心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大前研一是“世界趋势大师”，对世界趋势的预测一直受到全球关注。邀请他作为大师趋势论坛的第一人，“如新大师趋势论坛”的定位就此四两拨千斤地得以确立。但NU SKIN如新绝不只是看中了大前研一“世界趋势大师”的头衔，当年启动大师趋势论坛并邀请大前研一，更在于大前研一当时的预测与如新抗衰老产品文化的高度契合。

大前研一应邀出席此次论坛，除了对金融危机后的亚洲经济发展做出趋势分析，而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今天，如何做到周期性重设人生”进行独到的阐释，以引导人们从容应对。大前研一指出，全球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有可能成为老人最多的国家。后金融经济时代，大前研一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实体面临的发展瓶颈，还有人类社会步入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后者既制约前者，也蕴藏着机遇，对个人是“重设人生的黄金定律”，对企业则是“抗衰老的无限商机”。

而与此主题高度契合的是，早在2009年10月，NU SKIN如新推出抗衰老套装系列，主打的就是抗衰老成分。论坛主题与产品结合紧密，不仅为产品进行了充分的宣传，也对产品定位以及销售做了充分的铺垫。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产品在2009年10月举行的如新全球年会上，仅上市两天，销售额就高达1700万美元，是过去所有如新年会新产品上市销售额的两倍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销售额，与NU SKIN如新精心制定的品牌传播策略有关。在2010年大师趋势论坛上，NU SKIN如新以“重设人生黄金定律”为切入点，做出老年化社会论断，与NU SKIN如新抗衰老产品结合，切中品牌传播要点，而论坛作为NU SKIN如新价值营销的载体，则确立了价值导向。高端的大师趋势论坛，以潜移默化渗透产品理念，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产品热销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更具价值的是，NU SKIN抗衰老系列产品的推出，以及后续的研发与发展，把NU SKIN如新定位为全球领先的抗衰老公司，而大前研一对老龄化社会趋势的预测，则给NU SKIN如新的定位做了一个很好的背书。

第二届大师趋势论坛邀请约翰·奈比斯特作为嘉宾，更是匠心独运。

主讲嘉宾奈斯比特擅长趋势观察，30年前他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一些影响深远的世界发展趋势，30年后一一得到证实。奈斯比特被赞誉为当前世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趋势专家”。这位20世纪第一位趋势预言学者，从1986年至今做出的预测从不失误。邀请奈斯比特可以扩大大师趋势论坛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趋势论坛”。

而邀请奈斯比特，NU SKIN如新可以清晰地传达自己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决心甚至是野心，借助奈斯比特吹响快速拓展中国市场的号角。

在此次大师趋势论坛上约翰·奈斯比特指出，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迟早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越美国，现在大家争论的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对此，他的判断是2035年。而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同时，NU SKIN如新的发展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NU SKIN如新公布的2011年财报显示，2011年度其营收为17.4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13%。由于外汇汇率波动，其年度营收金额提升了6%。不计2011年与日本海关规定有关的3280万美元非现金费用，2011年如新每股盈余为2.38美元，较2010年的2.69美元增长13%，或提高了27%。

如此快的增长势头，各项资料表明2011年是NU SKIN如新创下新纪录的一年，除了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其销售队伍，特别是在大中华区和南亚/太平洋地区以及韩国地区的销售队伍在不断壮大。在财务报表的同时，NU SKIN如新决定在2011年业务增长和资产负债表表现不俗的基础上将季度股息上调25%。

此外，在2011年1月9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NU SKIN如新(中国)荣获“2010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称号。而此前NU SKIN如新两度被美国《犹他商业杂志》评为大型企业类“年度最佳雇主”。对于NU SKIN如新来说2011年是丰收的一年，也是面临全新挑战的一年。对于NU SKIN如新来说，此届大师趋势论坛的主题，输出了其阶段性的价值属性。

2012年大师趋势论坛邀请的重量级嘉宾是小额信贷创始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默罕默德·尤努斯，他的演讲主题是“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此届论坛邀请尤努斯可谓是“一箭双雕”，尤努斯是小额信贷创始人，而如新正在推动小额信贷项目。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作为一家社会型企业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而NU SKIN如新的社会企业属性理念也亟需推广。在论坛上，NU SKIN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范家辉与尤努斯教授进行对话，探讨可持续公益模式和“社会型企业”在中国的实践经验。

此次大师趋势论坛探讨小额贷款理念，强调了如新的社会属性。NU SKIN如新在业绩涨势迅猛的前提下，开始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自己企业社会属性的影响上。NU SKIN如新的企业文化是“善的力量”，在企业文化对员工形成积极影响的“善”的氛围之外，NU SKIN如新通过一系列“善”的行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蜜儿餐、汶川5年小额信贷、汶川地震救灾、建造希望小学等等。

NU SKIN如新通过一系列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是NU SKIN如新作为一家优秀的外资企业，在企业发展中的阶段性前进的需求。此届大师趋势论坛主题的设定，反映了如新在阶段性发展中不断完善、充实自己的企业理念与价值观，让NU SKIN如新的社会企业属性得到强化。

以前三届大师趋势论坛作为铺垫，尤其是NU SKIN如新今年业绩大幅攀升，让如新输出“软实力”的冲动变为行动。今年邀请“软实力之父”约瑟夫作为演讲嘉宾，可以视为NU SKIN如新“软实力”的亮剑出鞘。

经过多年锤炼，NU SKIN如新在产品文化、企业文化、公益文化、团队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如新气质”，以及NU SKIN如新完整的价值观，并且在企业员工、营销人员队伍中进行贯彻，甚至通过营销人员向众多消费者辐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NU SKIN如新业绩大幅增长，预计可步入“百亿企业”俱乐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

当然，仅有业绩支撑是不够的，正如法国一位外交官所说：“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企业亦如此。要成为“大企业”，就要用企业独特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影响力。

其实NU SKIN如新一直在向社会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理念。如果说以前可能是考虑到企业还处于发展阶段，那么今年业绩大幅提升，则给了NU SKIN如新亮剑出鞘的底气，因此本届论坛主题词要凸显“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 　 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他，此次作为大师趋势论坛主讲嘉宾，将分享他对“软实力”的独特见解。

第2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统文化;传播;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08-02

以往，传统文化传播依托传统媒体，随着媒介的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迅速转化。新旧媒体融合使传统文化扩大了传播效果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转化平台和载体，以及新的途径和方式。所谓“媒介融合”，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1]。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新旧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传播内容融合和传播方式融合。

一、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融合

传播内容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传播内容如报刊、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形式的内容加以数字化整合，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利用数字化终端，生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对于将传统文化由传统媒体传播转向媒介融合并加以传播，同志曾要求“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例如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融合与转化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新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中必然要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新的整合、选择、开发、规制，以便于符合传播发展的新趋势。内容融合，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能够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时如虎添翼，使得其在传播中更好地展现传统的民族性和原创性以及时代的延展性和创新性，也能够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融合

首先，内容融合的目的是实现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结合，报纸、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可以以一种“多媒体编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资源共享、传输融合”的方式是当前媒介融合的最大显性表现，将传统文化的资源应用在各种传播媒介，是其弘扬光大、传播传承的最新方式;其次，传播平台在一个大平台上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得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在平台整合基础上最终以网络为主要平台以数字化大容量、高速度、高清晰、综合性、广受众的方式得以进行。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将会与时俱进，兼具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优点，“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2]，掌握媒介融合传播方式的新特点、新优势给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二、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的规制挑战

在我国媒介融合刚刚起步而又迅速发展的阶段，迫切需要对于融合中的各种媒介进行选择与使用，以达成传统文化内容的有序、规范、高效、深入传播。但是在传统文化内容的多种媒介传播中，已经造成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现象与本质等对立的传统文化的分化边界被消除，“传媒所产生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3]，这种超现实会给传播内容的受众教化功能的效果造成“双刃剑”的影响和后果。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体现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实现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效果评价与传播功能的最大、最佳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根”与“魂”，“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决定于媒介融合的选择与控制，而选择与控制取决于传播的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规制给新旧媒体的选择与控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的融合与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容传播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

数字化技术发展使得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媒介融合正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拓展与模糊传播边界、细分和扩大受众。这种技术发展与挑战要求传播者具备高度的传媒素养;也要求受众在接受传统文化传播中需要不断随着技术的发展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尤其是IT技术。随着“知沟”的扩大，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与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传播提出技术挑战;同时，媒介融合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技术先导性，随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极大推动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由于新旧媒体的各自特点与优势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异化”的问题，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融合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过度依赖，所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4]。这种面对新技术的“主体性”缺失的“异化”会给传统文化的受众的辨别能力、接受能力和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带来不利影响。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

（一）应对传播内容规制的挑战，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媒介融合对于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播传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融合中，最重要的是内容融合，传播内容的开发发掘作为新媒体产业的核心与支柱，要求在媒介融合中遵循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为王”的管控规制原则与发展规制原则，这是传统媒体传播中的“基石”，也是新媒体传播中的“铁律”。

首先，“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以往的媒介形式的传统文化内容“创造转化”为新媒体文化，使传统文化内容具备新媒体文化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优势，这就要求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挖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并利用媒介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载体、内容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管控”规制要求对于媒介融合做出政策调整，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来说就是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传播中都使其不脱离民族属性和传承性，具备民族特色的传统性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此，在管控规制原则中，要求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后，既要坚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原创性，获取原始的第一手的文化资源，保持传统文化转化内容的独特性，转化为不同受众的独特个性化的文化资源;又要保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实用性，体现转化内容的特色与深度;还要有的放矢，具备可信度，吸引受众，拓展转化内容广度。

其次，“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新旧媒体融合向着正面的因素即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正能量”的传播提供支持。“发展”规制要求既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提供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又使其发展遵循新媒体内在的规律，最大程度地实现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有机融合、发掘开发与传承创新。因此，在发展规制原则中，要以传统媒体传播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核心价值与内容基体，又要以新媒体的创新创意为激活要素，推陈出新，增强感染力、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表现与存在形式;同时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容与平台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使传统文化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部分，顺应时展与创新的趋势。

在媒介融合中，通过管控规制和发展规制，传统文化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于传统文化传播的管控规制求得规范与有序，以发展规制求得繁荣与丰富，从而使得传播传统文化在与媒介融合的政策规制的调整创新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应对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推进“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传播”

数字化是应对媒介融合中的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然方向，数字技术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利器，也促成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模式。新媒体的大传输量、高速率、移动性的特点，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形成基于多种媒介整合的“立体式”、“集成式”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功能传播，例如实现报刊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电子出版;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媒体的产生，形成卫星电视以及IPTV。数字化技术完全颠覆以往的单向性的传输技术，转而以融合的媒体实现自身的技术转型，走出技术困境，实现传统媒体利用新技术的改造升级。

首先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改造中，应针对不同传统文化资源及时进行多种融合媒介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如拍照、录音、摄影、摄像、复制、记录，使得这些优秀文化资源不至于因为岁月流逝而消失;其次要通过数字化进行多媒介融合式的研究与传播，使得这些沉寂、静止、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新生，并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通过不同媒体技术的数字化发挥其作用;再次是通过发挥数字化技术优势，在媒介融合建设中实现全社会、全方位、全领域、全时段的传播，在传播效果“子弹论”逐渐式微的今天，传播学更强调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使用与满足”;数字技术能够较好地通过媒介融合使得受众“浸润”在数字化时空全覆盖、数字化传受互动、数字化自主选择的传统文化传播中，走出“异化”的困境，主动“使用”、“选择”、“接受”和“满足”，使得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第3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七年磨一剑

黄旦教授接下撰写这本书稿的任务，还是在1998年的夏季，成书却已到了2005年暑期。陆晔教授称之为“七年磨一剑”。她说，很多人在做研究写论文时若需要使用一些理论，都选择直接从中文教材中引用，而不是去阅读原著。当年我目睹黄老师逐字逐句地“抠”原著，把这些理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与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相关联，通过观照大的线索去理解和把握具体的理论。这样的治学态度值得敬佩，这种方法在纯粹的理论研究里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比如，内部新闻自由、把关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控制等问题，在以往很多研究里，尤其是国内的研究里，都只是轻描淡写就带过。而在《传者图像》一书中，给予了这部分内容一个分析视角，而且把它们整合到了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借此得以弥合新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理论缝隙。

孙玮教授也认为，黄旦教授的治学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界是非常少见的，其视野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新闻学（美国和欧洲传播学可能还有这样的做法：从本学科之外的领域来看该领域的问题），目前新闻学理论研究比较缺乏这样的视野。但是，若跨过新闻传播学来看，这种做法就有些共性。

曹晋副教授说，黄老师用七年写一本书的精神令人崇敬。目前盲目求量的评估体系影响了本土学术专著的出版水准，希望有更多这样原创的优秀著作能在国内出版社出版，慢慢摆脱我们全盘购买西方学术著作的局面，维护我们的文化边界，树立学界的良好风气。

吕新雨教授认为，《传者图像》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是把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这在方法论上是首创，该书很成功地消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壁垒，这是我们内部的跨学科。其二是该书的历史感，它把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性的问题放在一个历史框架下来理解，给我们以前熟悉的理论以新的视野。

黄芝晓教授说，我们曾经提过我们创造了复旦学派，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是这个学派的特点。在怎么融合的问题上，《传者图像》做了很好的探索。如何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解答新闻学的现象，比如内部新闻自由问题等，这是业界感受最深的，本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对实践的关怀。

框架与边界

《传者图像》一书别开生面的，是它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框架。黄旦教授介绍说，现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史料的梳理，少的是通过一个逻辑线索，对它进行一个逻辑辨析。因此，我写这本书时，就希望找到一个点，能够把现有的传播理论都梳理一遍，于是找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虽然希望从这个点切入，然后贯穿所有传播理论的野心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存在着弥合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可能。有人说我的这个角度比较取巧，从新视角看老理论就呈现出新的东西。但我觉得不仅如此，其实通过这种梳理，肯定能加深对这些理论的认识。

对于这本书独特的理论框架，与会学者表示赞赏，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孙玮教授认为，《传者图像》用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线索来串是个比较奇特的想法，但这个做法本身有个疑问：这种描述是对历史的还原还是一种重新建构，即历史研究是去还原理论在那个历史现实情境中的意义，还是通过这样的梳理建构出一套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另一个疑问是：这本书把社会科学其他视域引进到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当中，造成视野过大，那么边界在哪里？比如讲到新闻客观性时，若把视野再扩大，客观性问题就可与现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机制）的运作在美国及欧洲的变化密切相关，若把这个角度引进来看客观性，可能又会有新的结论。但是边界究竟在哪里？大家常说新闻无学，它没有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支撑整个学科。我们是要建立这个边界呢，还是要像文化研究一样打破这个边界？

黄旦教授解释说，从主体的角度来讲，任何的还原都是建构。但我的理解是，任何建构都应该是立足在还原的基础上，而非为了建构而歪曲原来的面貌，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还原的目的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学科边界，是个需要根据不同研究的主题在技巧上把握的问题。例如新闻客观性问题，它不仅是新闻的问题，也是各个学科的问题。我的任务是从新闻传播范围内进行阐释，是我们自己学科视域内的客观性。在这方面做到清楚明白，即是边界确立的依据。做研究应该有个目标，即通过研究去说明什么，不是无谓的掉书袋，为说而说。边界过于扩大后，讨论的就可能不是我们行内的问题了。我不赞同很多人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把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一个概念叠床架屋，然后层层地推演出来。比如从新闻真实里推出很多很多真实，作为个人爱好兴趣未尝不可，但绕来绕去，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必要性不明确，反而容易使人看糊涂。

针对《传者图像》的理论框架，吕新雨教授批评说：该书命名为《传者图像》，从媒介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讨论新闻客观主义，赋予它新的理解，这对新闻客观主义所作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个成立只是一半，到框架理论为止，问题出在此后。首先，应该在这本书的名字前加一个定语：西方的。这本书里没有处理中国的问题。虽然在读此书的前半部时（法兰克福学派前），我们都明白，它的问题意识是隐含在里面的，它和中国的新闻实践有内部的对话关系。但是到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就开始断裂，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章节基本上变成一个综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怎么样继续从传者图像，即从媒介组织生产的这个角度去看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一以贯之。这种断裂也中断了和我们之前批判性视野间的联系，包括对议程设置、内部新闻自由和媒介管理组织之间的张力的论述。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我们通向批判学派打通道路的。路虽已通，却停滞不前。

吕新雨教授认为，此书在处理框架理论的时候，作者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新闻学的内部是无法解释新闻学的。此书对框架理论非常重视，但是框架理论最强调的是从它来看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影响。民主和公共性是此书的主线，政治话语和框架隐含其中，并都可通过传者这个框架议题来体现。但在处理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时，这个框架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没有吸收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去讨论传者，即媒介组织的问题。

孙玮教授认为如果按照吕新雨教授的意见，可能就是另外一本书，因为这并不是作者试图要表达的。

思想的碰撞

围绕《传者图像》涉及的具体理论，与会学者也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陆晔教授着重对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她说，在西方，新闻报道的选择不得不考虑来自广告主的直接压力。但是在一些比较具有批判视野的学者眼中，这些所谓的从知识的新闻到娱乐的新闻到广告的新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广告的影响不在于来自广告商的直接的压力，即报道因触犯广告商的利益而不得刊出；而是在于整个商业化、消费主义的消费倾向，带来了很多影响，首先是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形态，使之越来越像广告，寻求感官刺激。另外，这种潜移默化的控制其实和消费主义有关。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研究里，也会谈到这些话题。但是《传者图像》中论及社会控制这一章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却在后面讲文化研究的章节中提到这点。黄旦教授对此回应说：来自信源的压力（包括广告主的信源）和来自消费主义的压力分属两个层面。消费主义按照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来说，属于文化的层面，来源于消费社会产生之后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其中对符号消费影响了新闻的形态。这是从文化的层面上去谈。如果这样来展开，就可能越出了此书要阐述的基本主旨。

《传者图像》一书在论述便士报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贡献时说，客观性是一辆马车，拉动它的两匹马一匹是商业，一匹是政治。因此便士报也强调公共性，而并不像通常新闻理论所说的只强调商业利益，或者是进行了一些技术的处理，为了迎合市场上不同的主体，它不得不把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抹掉。《传者图像》中提出，这两个秩序应该调换一下或者至少并排，实际上便士报首先是以自己的公共利益来赢得自己的读者，然后才赢得了市场。孙玮教授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本书中类似的许多论断颠覆了传统新闻学中长久以来被认同但并没有被仔细探究过的观点。但她也指出：事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和政治（或公共利益）之间也未必是两股冲突的力量，市场有时候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虽然有时也为政治服务。

对此，黄旦教授解释说：两架马车的提法是席勒提出的。便士报的兴起是以工人报刊的没落为代价的，便士报接过了工人报刊在启蒙时期对理性启蒙的重任。这和传统新闻学中提到的民主政治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市场和政治两者不可偏废，不能说哪个为先哪个为后，这是对席勒说法的一个小小纠正。

曹晋副教授说，西方媒介在与商业浪潮抗衡时，还创造了另类媒介，这在《传者图像》一书中没有提到。在商业冲击之下，新闻业内部的人员想到了另外一种改革的途径，去创办没有商业机制约束也没有权利控制能让弱势群体来参与的媒介，被称之为另类媒介或者独立媒介、激进媒介。期望通过去资本控制、去商业化和去本质化，并把专业主义的精神部分转到另类媒介的创办当中，使专业主义在媒介转型过程当中彰显其力量。现在另类媒介的声音已经非常响亮，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引起了关注。

曹晋副教授还提到，《传者图像》一书很有针对性地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了概括，但是对于传播政治学是否能称之为“学”，仍抱有疑虑。

第4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关键词】报纸消亡 新媒体产品

一、“报纸消亡”研究缘起

“报纸消亡”的话题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1994 年，美国未来学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就将报纸称为“媒介恐龙”；华盛顿邮报的媒介批评家霍华德・库兹（Howard Kurtz）则称报纸产业正弥漫着“死亡的气息”。1997 年，报业经济学家罗伯特・G・皮卡德（Rob-ert・G・Picard）认为“报纸产业整体印刷数量”已经下滑，“许多观察家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报纸正在走向死亡”。2004 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菲利普・迈耶教授明确提出：“到2043 年第一季度末，日报的读者将归零”。他的依据是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数据和他制作的“日报读者数量变化趋势图”。2005 年，纽约时报发行量下滑和逐年裁员引起了业界的恐慌。接着，美国报纸出现“倒闭潮”。2014年，上海报业集团相继关张了《新闻晚报》、《天天新报》和《房地产时报》，引起了媒体业界的轩然大波。世界范围内的报纸行业风声鹤唳，有关“报纸消亡论”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

二、“报纸消亡”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报纸消亡”论争研究，以“报纸消亡”为主题词，以2000-2014年为时间段，以新闻传播学科核心期刊为搜索范围进行高级检索，剔除重复、不符合主题的论文，涉及“报纸消亡”的论文有47篇。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对样本进行定量统计和内容分析。此外，本文以“篇”文献为单位进行“被引用量”的引证统计，即某篇文献被引证次数的多少。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统计依据CSSCI和CNKI两大数据库。

三、“报纸消亡”论争研究文献描述性分析

（一）研究阶段

大体上，我国“报纸消亡”研究经历了“寒冬论”、“两分论”和“拐点论”三个发展阶段。观点上针锋相对，时间上两相交替（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报纸消亡”论争研究近年来热度波动上升，大体上经历了数量的反复增减，呈现W形变化。从研究视角和学科背景来看，除了新闻与传媒热衷讨论“报纸消亡”话题外，出版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等多个学科也开始涉猎相关议题。

通过对刊登47篇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归纳统计，根据刊登“报纸消亡”研究论文的篇数多少进行排序（见图2）。《新闻与写作》成为刊登“报纸消亡”研究论文最多的期刊，该刊物也成为研究“报纸消亡”的重要阵地。

（二）引证分析

在借鉴多篇引证分析论文关于被引论文的影响力测算公式的基础上，本文对“报纸消亡”研究文献及核心期刊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被引论文影响力=CSSCI被引用综合分+CNKI被引用综合分，其中被引用综合分按被引用数从高到低排序，被引用数排序为第一的为100分，接下来按被引用排序依次打分，同时分配不同的权重。由此本论文计算出排名前10的被引文献，见表1。

这10篇文献均以“报纸消亡”为核心论点，观点涉及“寒冬论”、“两分论”和“拐点论”等多个方面，大多采用质化的个案研究法或量化的内容分析法，结合具体论文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可以看出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范式。

四、“报纸消亡”论争研究视角与主要议题

（一）“寒冬论”：报纸走向消亡

2005年，京华时报社原社长吴海民断言“整个报业的冬天”已经来临，并预言：“具有400年历史的传统报业，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将在信息化时代一步一步走向深谷。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与“寒冬论”相呼应，2005年7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提出了“报纸消亡论”。同年11月，他根据报纸读者的代际老化规律，做出了“大约在2025-2035 年间报纸就要消亡”的预测。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匡文波教授在《纸质媒体还有明天吗？》一文中指出，纸质媒体永远不可能具备新媒体在阅读习惯、便携性、经济性等方面的优势，纸媒会在50年至100年内消亡。

（二）“两分论”：报纸不会消亡

“报纸消亡”的论题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密集的质疑和批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瑞典地铁报业集团前CEO派里・汤恩伯格（Pelle Tornberg）都表示极不认可，默多克则对此报以嘲笑，并表示：“与报纸末日论者和失望论者不同，我相信报纸将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朝日新闻前总编中马清福认为：“正因为出于多媒体时代，报纸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报纸不会消亡。”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陈力丹教授在《报纸印刷版停刊不等于“报业消亡”》中，列举了全球报纸发行量上升的事实，提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印刷版的停刊只是媒介形态的改变，中国报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拐点论”：报纸转型发展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基于对北京报业广告收入下滑趋势，提出著名的报业“拐点论”。他在《“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认为中国报业并非进入衰退期，可以通过机制创新、赢利模式再造、数字化表现形态等迎来新发展。

部分学者从报纸自身出发，分析了在媒介融合的新语境下，报纸的劣势、经营模式、生存现状和困境等，提出报媒未来的发展应注重发挥自身的内在优势，在内容、公信力等方面下功夫。例如，刘琴、张金海的《传统报业的价值回归与现实判断――基于价值论的分析视角》从报业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传统报纸核心价值回归是使其成为舆论性媒介的精英报，并对报业的数字化变革提供了指导与借鉴。另一部分学者从媒介融合的新语境对报纸的冲击这一视角出发，提出报媒的发展应充分借鉴新媒体的经验和优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吴辉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试论新媒体时代报纸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文章分析了新媒体在互动性、用户群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的优势，并提出报纸应与新媒体互动融合，在生产和传播模式上进行创新。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美国报纸产业[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M].新闻界，2006.

第5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文素养;素质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培育课程;课程规划模式

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应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在追求职业需求、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志向的同时，高等教育还应该为国家培养服务型人才、促进学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发展。担任耶鲁大学二十年校长的里察•拉维因(RichardCharlesLevin)认为，拥有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倡导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负责任的公民，具有远大的志向，和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长和耶大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应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当今美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理工科或文科专业均特别重视人文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平衡发展。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界已经开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的问题。曾经开创大学培养职业技能性新闻记者的密苏里大学，也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培养具备高人文素质、广博知识，但仍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步入大众化也迫使当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作为一所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本论文是以目前美国与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为参考基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提出一个课程规划模式方案，并为大陆培养应用型新闻学专业人才，规划一个为期四年的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备高综合素质、敬业精神、判断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的“才”。高等教育担负的职责不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社会建设与改革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必须具备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专业实践经验与技能，并且能够充分掌握和运用其专业知识。但同时也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素养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具备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高等教育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职业院校教育人才的培养有基本理念上的差异：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为目标，是培养为社会各行业提供未来的领导阶层的人才；而职业学院教育则为各行业培养基层的技术性专业人才，这种人才发展的潜力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成为未来的“工程师”。那么目前海峡两岸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具有何种发展方向上的特征？目前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实用性、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现今两岸许多大学校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大量专业性、实践性的课程，传授狭窄的专业理论知识，两岸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职业培训的场所[1]。在课程规划方面也呈现出缺乏培养人才理念的办学现象。开设课程往往不是以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目标为导向，而是以任课教师的个人能力或兴趣开设课程，其结果是规划出的大学四年课程如同一个“大杂盘”，缺乏教育的方向感。那么，新闻传播学课程规划的理念应以什么为建构的依据？我们应该培养具备哪些方面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于现代人的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课程内容？

（二）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规划

教育的核心是课程，而课程的规划与设置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为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要求，课程设置的理念必须同时代的发展步调相一致。当今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专业人才。智慧是人的综合知识和判断事物的集中体现。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知识，但是它无法为我们提供智慧，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养分。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中获取智慧。人文素质的养分主要取自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识不仅可以培养我们全方位的、广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我们独立判断与批判能力提供条件。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较为宽广的视野，培育广博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学生好学善思的素质提供养份。通过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通过广博的知识文化积累，和高雅的文化环境氛围的熏陶，学生不仅可以拓宽其知识面，还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审美、身体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为培养人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提供条件。创新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训练开发出来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依赖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锻炼获得的[2]。要想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融会贯通的能力就强。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们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新形象[3]。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基础。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为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素质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学习专业化和学习职业化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两者间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素质教育是学生技能培养的延伸和提升，它不应局限于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帮助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对素质教育与实践性课程的授课比例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均衡的发展。在规划课程时需要了解专业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考虑课程与课程间相互渗透的设计。开设每一课程应明确认识该课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每门课程的安排必须能充分体现出应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写教学计划时需要明确说明开设每一门课程预计达到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设计每一门课的具体内容和撰写课程大纲。此外，需要具体说明学生学习某一专业课程后应该“掌握”、“具备”何种能力。例如，具备独立进行创作的能力等，并且说明在技能的训练上要达到何种程度。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处理好技能训练与文化素质、人文素质、审美素质间关系的问题。基于上述理念，本论文以莆田学院新闻学专业四年本科修读172总学分，设计以修读83学分的专业课程为案例，提出一份“新闻学专业四年学习课程规划表”（见表—）。此表根据学生对不同传播媒体的兴趣，区分为A、B两个专业轨，供学生选读。不论选择A轨或B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均须修读至少47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必须修读至少36学分A、B两专业轨共同选修的专业性课程。此项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规划可大致归纳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和“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三类。

二、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是一种系统性、专门化的知识培养。专业核心课程是指在专业范围内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该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同时也在培养学生分析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4]为满足传播业界对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学生需要系统地学习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原理等知识，并掌握对该专业应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类课程包含所有专业所需修读的基础理论，或专业技术原理性课程。为满足新闻传播业界对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课程规划方案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一定学分的专业理论与技能性训练课程：专业必修学分：47学分（包括实习学分）专业选修学分：36学分（可选择修读的学分为68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综合素质培育课程：必修学分57学分新闻专业本科四年必须修读总学分：172学分1.专业素质培养课程：此方向着重传授传播学理论性与原理性、传播史、传播法规等课程。此课程也包含专业实践性的基础课程。此类课程均为必修课程。2.专业技能性课程：此类课程以实践为导向，主要是培养学生操作影视媒体器材与相关设备的能力。

三、专业拓展(延伸)课程

新闻媒体报导所呈现出内容的质量与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修读上述83个专业核心课程学分外，我们进一步要求本专业学生需要自行选择修读拓展其志趣的“专业拓展课程”。这是属于专业知识培养性质的课程。它是培养学生能够掌握某一科学、或某一个领域，并且具备该领域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在进行采访时能够提出具有专业性、深入性的采访问题，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闻报导。例如，对未来有意在体育方面发展的新闻专业学生可到体育学院修读相关的课程，以培育学生在此领域的专长。学生亦可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疗、自然科学、环境科学、艺术、地质学、海洋学、生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领域，拓展其专业知识。此课程要求学生在其兴趣拓展的领域至少修读两个专业领域，且每一领域修读不得少于12个学分的课程，修读拓展性课程的总学分不得少于32学分。

四、综合素质培育课程

此课程设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开拓其视野，使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课程内容也应包括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培养他们分析事物和创新的能力。此类课程包含工具性知识的培养，如外语、基础研究方法等。这一模块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课程至少57学分，其中修读文学、历史、哲学，每一类不得少于12学分的课程。根据上述理念，本论文更进一步提出由三个模块组成的“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见表二）。

五、结语

以应用型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培养专业人才的理念为基础，本论文提出一个“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的案例。形成此模式的概念亦可运用到其他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其他专业领域。此模式的有效执行，除了需要学校各院系彼此共同配合方可达成外，也需整合如中文、历史及目前开设的公共课程等，并须重新规划设置如目前台湾各院校普遍设置的“通识教育中心”。此中心的设置可向全校所有科系学生提供各类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供不同专业学生选读。

参考文献:

1.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研究课题组.转型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比较、评估与展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2.德雷克•博克.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M].候定凯，粱爽，陈琼琼，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张岂之.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黄达人.大学的观念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田建国，周光迅.大学教育综合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叶立群.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8.房剑森，薛天祥.高等教育发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0.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11.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的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2.张力.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9.

第6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媒体；企业发展；发挥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过度的时代。企业需要在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内容上进行创新，对现有信息源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强加工和强输出。现代企业在重构社会理念、公众形象、品牌策略上如果能够充分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不仅能够扩大企业和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消除已有的企业危机公共关系，而且更能增强企业的公信力、美誉度，解决广告的可读性与可信度，这也是突破广告传播“瓶颈”的唯一选择。笔者从新闻的视角思考企业如何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借以构建理论探讨的平台。

1 客观看待新闻媒体带来的管理机遇

1.1 全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猛的进程，我们已经进入了全媒体时期。全面运用媒介以及终端，以图、文、声、像等元素多层次、迅速的传播信息已变成当下时代的发展一个环节。对于势不可挡的媒体潮流，传媒领域的迅猛进程促使新闻报道的一些新特点逐渐显露出来，还有社会民主法治的普及，新闻宣传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不同层次及不同爱好的受众能够随意的选择与自己匹配的媒介，去接受信息且随时实施反馈，因此完成传播效果的优化。对于这种全新的改变，各层次各系统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在媒介高度有机结合的全媒体环境里，怎样更好的树立一个企业的光辉形象，怎样合理的去宣传以及解决舆情，怎样合理的提升企业措施的改变，变成目前全新的问题。

1.2 抓住新机遇寻找新发展

新闻媒体有利也有弊，针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信息传播介质的无序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与空间及时间上的优势，提升了舆论导向及宣传的繁琐性。目前社会是一个开放的载体，除去自身针对新闻媒体的抵触情绪，自主的学习及掌握新闻媒体的一些概念，理解新闻媒体在宣传、社会情况、民众需求等方面所拥有的优势，针对企业内部进程的构建，就显得十分重要。利用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利用畅通宣传的途径，提升企业的形象树立企业文化，新闻媒体载体的全面运用，提升企业的公共服务。只有全面的完善且适应外在条件，对媒体有较为合理的运用，才可以抓住机遇，更深入的促进企业的发展及创新。

2 利用新闻媒介推动企业的发展

企业中的新闻公共关系是以新闻化的模式及措施，对常规传播体系实施革命性的革新与改革，处理了长期以来消费者对广告的抵触及逆反情绪。结合国内外的一些新闻公关案例能够发现，各企业在对外宣传环节采用了差异化的新闻公关措施。

2.1 利用正面启导模式

所谓的正面启导模式指的是企业公共关系人员向媒体投发新闻信息宣传企业核心经营模式、商品的一些相关信息，或者进行“制造新闻”拉动媒体，主动为其制造正面的新闻消息，因此去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及产品的宣传。此模式是企业新闻导向里较为多见的一种模式。因为新闻媒体所做的新闻宣传及报道、专题信息等都拥有客观性以及可信性，要比直观的商业广告更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其效果也会非常理想。因此，正面启导模式是一种主动且积极的传播体系，是企业控制一切可利用的机遇“制造新闻”，以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最终达到让新闻媒体自觉不自觉的为企业做宣传的一种主动的新闻媒体活动。

2.2 利用参与启导模式

参与启导模式是让消费者参与到企业的新闻传播之中，因此影响社会舆论，构成对企业及企业文化的认同。在传播社会学里有 “社会参与论”的概念，也称作是受众介入，它的主要理念是促进受众的主动参与，且认为受众亲身参与出现的概念要比被动的从外界听到的概念更容易被认同，而不易轻易动摇。

2.3 利用开放启导模式

一般开放是为了强化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让新闻受众能够感受到一些社会现象的进程，吸收对事件的深层次的认识。在实践活动过程，企业通常会利用开放的新闻公报模式去解决一些相关事件。真实性的原则是时代进程的需要，企业一定从根本上、组织上与信息上做到以诚信为原则，勇于担当负责的理念，就是让企业及时面对危机，也要有实施变危机为机遇的能力，强化舆论监督的真实性，提升管理以及经营理念革新、文传播的更新，用以处理危机与打造企业文化。

2.4 利用典型启导模式

通过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具有代表性的报道拥有很强的说服力及影响力，在公众舆论导向里有着核心意义。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模式里一定会存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以及人物、典型经验或者是典型理念，这都蕴藏着新闻价值的信息源，更深层次的挖掘这些新闻信息，找出公众的所想所需，能够实现构建企业形象的目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是企业营销的核心措施，目前一些成功的企业如联想与海尔等都在借助新闻媒体，持续深化良好且有代表性的品牌形象，因此也带来十分理想的销量额，或很客观的股票市值，且在合作里赢得了非常好的价码。在借助有代表性人物宣传企业方面能够全面利用名人效应，可以特意强化将某些权威名人与新闻事件有机的进行结合，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因此提升新闻事件的宣传效果。针对媒介事件的制定，也可和一些盛大节日进行有机的结合，因此推动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效应。

3 总结

总的来说企业的管理系统为了打造企业文化及构建良好公众形象要有目的、有意识的按照新闻事件的特性，合理的制造一些宣传的新闻实践，用以吸引新闻媒体前来广泛报道，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为企业的知名度与企业文化的树立所服务。

参考文献

[1].张志海.试论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领导与新闻媒体[A].2010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政治·法律·社会学科卷）[C].2011，12（03）：105-106.

[2].彭颜红.论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功能[A].“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2010，14（11）：146-148.

[3].姜岩.发挥新闻媒体在西部开发中催化剂和火车头的作用[A].西部大开发 科教先行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协2000年学术年会文集[C].2011，21（05）：421-426.

[4].余月玲.电视娱乐节目互动方式的传播学思考——以《超级女生》为例[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6（01）：171-172.

第7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一）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不吻合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一种信息要通过多种传播方式、传播载体进行传播，这是国际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课程内容过分拘泥于传播媒介机械与技术的使用，忽视专业基础教育与综合素质的养成，这是目前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及课程体系中较为普遍的一个问题，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与其他专业学生相比，存在专业能力不突出与文化素养缺失并存的弊端，不能满足全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实务对课程设置的要求。而在新闻一线，有的报业集团根据社会需求自发变革，提升新闻记者的全媒体应用能力。而地方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大多从中文系、教育技术系分离出来，发展时间短，相关教学经验缺乏，专业教学科研人员匮乏，往往根据现有师资特点设置课程，缺乏与当前社会需求的对接。转型较早较快的新闻传播类专业通过引进师资、完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但近几年媒介环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学科本身的发展，媒介营销、广告营销、网站编辑、数字拍摄、后期编辑、媒体策划等课程充实到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课程开设要与主流媒体环境下的人才需求相吻合。

（二）实践教学体系与媒体需求脱节

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及实践教学方面，国内外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强调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主张弱化职业技能类课程，这种观点在美国、加拿大等新闻传播教育发达国家较为普遍；二是强调专业技能和媒体实务技术教育，注重与媒体用人单位职业岗位对接的职业能力培养，强化实践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这种观点在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较为普遍，尤其是得到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普遍认可。全媒体时代要求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树立大新闻、大传播的理念。当前新闻传播类工作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是“一专多能，能写能编”，需要学生在掌握新闻传播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能熟练运用多媒体设备采集新闻素材，并根据新闻传播载体加工成不同的新闻产品。大部分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建立的多媒体实验室、新闻录播室、平面媒体设计室等实验室设备相对比较落后，学生到媒体实习实训不能与当前应用机器软件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实验教学资源不足，缺乏实践课程模块教学经验，实验实践方式单一，实习实验课程效果评价机制不到位，相关课程的课业评价标准与现行实践不一致。全媒体时代要求学生具备跨媒体的工作能力，现在大部分地方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缺乏跨专业的综合实践技能训练。以地方广电系统、新闻媒体为依托的实践基地流于形式，大部分地方院校仅在寒暑假小学期组织部分学生去地方媒体以实习见习的形式完成综合实训。常态化、循序渐进的实习体系落实不到位，多元化、融合性、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平台亟待建立。目前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仍机械沿袭传统的专业课程体系，忽视了人才培养的实用性，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脱节，难以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由于课程体系建设的制约，学生职业能力被切割为片段性、局部性的具体操作能力，缺乏流程性的系统训练。

（三）教学质量考核和评价体系不完善

新闻传播类学科专业教育的发展与媒介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地方院校依据不断发展的传播技术，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教学质量考核和评价体系滞后，没有和学科发展和媒介发展保持同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试考核方法单一，不同课程采取一刀切的考核方法，专业必修一般采用考试方式，选修课一般采用考察方式进行。以书面考试形式为主的考核方式主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背诵能力，虽有部分案例分析题目，但学生多是纸上谈兵，没有系统地在行业内部实习，对问题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仅用理论解决理论。除了通过行业实习理解相关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实践操作能力，在具体实际操作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超越课本，并形成对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的新闻采编成果、学生通讯社的实践成果、顶岗实习实习报告及学生自发承担的社会工作成果等成果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全面的量化标准。教学质量考核和评价体系的另一环是对教师的评价，大部分地方院校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停留在学生打分及同行评教层次，缺乏新闻传播业务实体部门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教师的上课内容、教学大纲、教学成果需要一线的媒体工作者检验，这样，才能做到教学活动不脱离社会需求的实际。

二、地方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思路

（一）优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的缺失是新闻教育存在的内在危机。

在此背景下，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改革，走在了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改革的前列。复旦通识教育的三个维度分别为：以共同核心课程进行持续的心智训练；按人文社科大类培养拓宽知识面；专业教育重在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清华大学采取宽口进入、文理交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其通识教育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重在知识面的拓宽，二是重视新闻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通识教育适应了全媒体背景下媒体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求。但通识教育不能简单地等于开设通识类课程，它是一种理念，着眼于人格与心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是拓展知识面与提高人文艺术及专业素养的素质教育。结合地方院校的办学条件实际，根据用人单位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将经济、人文、政治、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知识进行梳理归类，按照从出口往回找的思路，将其具体整合为单门课程，形成大类平台课程模块。在保证专业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加大选修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比重，拓展选修课程内容，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培养的需要。此外，在学分制管理模式下，将专业选修课程与学校各相关专业各类课程全部打通，在学业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学校整体课程资源，鼓励学生选修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学、艺术类等课程，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此类课程较为注重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瞄准社会用人需求和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确立了“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和目标定位，提升新闻传播类学生的知识厚度，从而使课程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机结合，适应社会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需求。

（二）强化以“能力内敛”为特征的实践课程体系

所谓“能力内敛”，是指以各专业职业岗位能力为核心的专业技能与实务能力集中强化的教育教学改革。全媒体背景下需要的是复合型新闻传播类人才，实践教学体系要求把采、写、编、评、摄、录、制、播实践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将新闻传播类专业所对应的相关职业岗位能力进行分解，构建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并通过学年综合技能训练课程形式或实践模块教学模式强化落实。在全媒体、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下，搭建实践能力递进型课程群。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周、寒暑假小学期等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环节，实现技能培养全程化的实践教学设计。此外，改革传统的毕业论文课程模式，将以理论为主的毕业论文改为以能力训练为主的毕业创作（设计）。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把教学实验引入课堂教学，同时把实验室作为工作室，始终把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来完成。媒介融合的业态背景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多元化的新闻业务，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新媒体，要熟悉各种媒介形态的操作流程，掌握各种媒体的差异性。因此，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就必须是多元的，需要搭建多元化、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为实践教学提供保障机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借鉴“媒体融合实验室”的建设理念，按照情景化要求进行课堂教学。教师和学生按照就业后工作环境设计，按照工作后职业角色进行教学，真正缩短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地方高校在学院内部，通过创办期刊杂志，承办新闻传媒类比赛等活动，为学生搭建自己的实践平台；通过与媒体单位合作，在校内成立记者站、实现与当地相关媒体单位的无缝对接；在校内设立大学生创业基地，鼓励学生开展各类创业项目；在校外建设稳定的实习基地，充分满足学生实习需要，积极建设高端实习基地，在国家媒体及知名传媒企业建立稳定的实习点。在全媒体背景下，鼓励学生在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岗位实习，掌握多种本领。

（三）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全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类课程要素配置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应随之调整。新的课程体系、新的教学内容、新的实施手段必将需要新的考试考核方法与之对应。必须摒弃传统的期中、期末考试制度，根据新的培养模式下的课程结构体系建立合理的新的评价体系。按阶段、分层次确定考核细则，并坚持以技能考核为重点确定评价标准。在考试考核形式上，设置笔试、专题策划、以任务为驱动的技能操作考核与现场问答等多种形式，使之与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相匹配衔接。同时改革成绩结构比例，构建以项目操作效果为主的期末综合成绩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既是一种教学抓手，还能有效地引导学生把知识转换为能力，能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培养学习兴趣。坚持推行成果评价方式，学生的学业成果接受同行业界的专家评价，也可以挂在网上，接受不同学校的老师评价，通过受众反馈的信息给予综合评定。各地方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研究如何构建教师、学生、学校、合作单位等多种评价主体共同参与的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处理好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设置与评价方式的科学化与客观化问题，完善通过过程管理加强实时信息反馈机制的建设。

（四）加强新闻理想教育

“重器轻道”一直以来是我国新闻传媒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但此模式对学生的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不够，导致了部分新闻传播类学生人文精神的与新闻理想的缺失。日本的新闻教育“重道轻器”，很少开设新闻职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素质训练主要由媒体承担，这样单纯理论取向的课程体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前地方高校新闻传播类学生大部分不愿意选择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又面临新闻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应用学科，新闻传播理论应定位于解释和评价新闻传播现象，帮助学生树立新闻职业理念，指导学生从事新闻实践。另一些学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就是新闻哲学，其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尽管两种观点存在差异，但针对新闻传播类理论课程在传播新闻专业核心价值，培养学生职业理念和评判精神，形成职业道德观念，树立新闻理想，激励就业热情的认识是统一的。在全媒体背景下，地方高校应通过相关课程、学术讲座报告、实习实践等环节加强学生的新闻理想教育。

三、总结

第8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关键词】全媒体；新媒体；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B

第十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10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本届年会共收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等十余所知名高校的来稿118篇，最终入选宣讲论文30篇。

2010年无疑是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一年，借着2010上海世博会的契机，报网互动、博客、微博、SNS、手机媒体、车载移动电视、移动互联等蓬勃发展。在这样一个媒体行业激烈的变革与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本次年会以“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为主题，特设学界和业界专家组成的高峰论坛，旨在推动全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对于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研究的关注，为全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供启发和思路。

一、全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与受众研究

在全媒体的新闻传播环境中，参会的嘉宾和入选的论文首先关注的都是理论部分的新闻生产与受众研究。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原台湾铭传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志弘博士认为，数字信息传播的融合趋势包括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在人人都是导演、记者、专家的时代，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已经模糊，媒体已经走向公共理性，即由“中心控制”走向“协同服务”，由“同质竞争”走向“异质竞争”，由“利润最大化”走向“价值最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王云娜把关注点着眼于符号学原理及叙事系统上，通过《新闻调查》中的“网瘾之戒”的例子，进行微观样本分析。

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傅盛裕则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的历史分期为时间规制，将深度报道作为分析对象，透过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野对深度报道由“启蒙”到“监督”再到“记录”的功能转型进行了宏观研究。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生郑恩重点关注借由新媒体造势而发展起来的新媒体，在研究中提出，新媒体作为与传统媒体互补的媒介渠道，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首先提升“公共性空间”，强化“言论平台”。

同济大学传播学硕士生陈慧琳认为公民媒介素养的高低，不仅影响到传媒业本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公民科学正确地使用传媒，由此建立了一个科学的有关媒介素养测量指标的测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其正确性。

山东大学传播学硕士生张夕从媒介环境入手，分析阐述了全媒体时代的受众特点、受众研究的核心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而得出了“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研究的最大成果，可能是颠覆‘受众’这个词本身”的结论。

二、全媒体时代：媒介报道与社会责任

在全媒体时代，如何使媒介报道与社会责任达到和谐统一，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全媒体时代中的媒介报道因其影响力增大，应当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阐释。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阐释了公民新闻的几种形式：新闻评论、另类编辑、事实核查、草根报道，并总结了公民新闻在“政治责任”“信息政治”“抗争政治”和“象征政治”等方面的独特创造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董晨宇、黄彪文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大众媒体在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叙事逻辑，并且试图利用叙事学视角解剖这一逻辑特点。他们发现，在新闻故事的叙述中，新闻文本偏爱寻求事件背后的“母题”，将某一社会冲突事件与公众熟悉的民生、民权、民族等故事母题相结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刘烨鑫和吴薇通过研究对比上海世博会的报道，看到了党性统一原则下不同媒体，由于地域不同、特色各异以及媒体级别的高低，地方媒体在报道中也会灵活处理，各有侧重，关注程度和新闻着眼点都有不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周豪从分析历史语境的角度，在还原提出“政治家办报”背景的基础上，考察了其思想脉络和主要所指，沿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轨迹，赋予其时代创新元素和不同政治承载。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生王建磊运用框架理论对收集的公民视频新闻样本展开了试验设计，通过各种假设及实验，最终证明了公民视频新闻的传播结构引起了受众信息接受量（认知层面）的变化；公民视频新闻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传播的价值观点能够引起受众态度和看法（心理层面）的改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硕士生庄孜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交易成本、囚徒困境等理论框架，对新闻腐败现象原因及对策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寻租方与新闻从业者间存在一种“合理”的交易成本，这种个人或集体的历史寻租的错误元行为，成为后期行为的依赖路径与行为惯性，并最终成为一种无效的锁定状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硕士生卢江南把关注点放在了传媒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上，认为根据社会的新变化，及时调整经营体制，熟悉市场运作法则，更新报道理念，方能重塑党报在传播市场中的主流地位。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樊中华对知识分子在《南方周末》评论版上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考察了知识分子对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利用，发现了新媒体对知识分子独立性言论的扩散及影响力建设，以此呈现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影响力的全生态景观。

三、全媒体时代：媒介发展与媒介变革

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的发展是全媒体时代不变的规则，媒介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的媒介变革是全媒体时代的常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兆明认为传统报业在数字化方面的种种探索，基本上都是以“报”为核心、为基础形态来展开的。他通过研究传统报业应对新媒体冲击下的不同数字化转型模式选择及其得失，探寻到了建立适应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环境的报业运作模式：以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为依托，反周期出版、受众中心与个性化定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马海燕认为中国社会应当构建弱势群体话语权有效表达的诉求和保障机制，对特权阶层的话语权要进行必要限制以及扩大知识阶层的表达权，这样才能使媒体话语权做到更好地再分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单颖文从全媒体化情境下手机媒体所展示的特性出发，分析了手机媒体在全媒体中所承担的功能，主要包括了与传统媒体更有效融合以及使传者与受者间迅速进行了角色转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常惠惠、刘烨鑫、吴微、方兆玉选择了“世纪佳缘”这一交友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卡兹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得出这类的交友网站主要是因其网络相亲特性、网站品牌服务、方便有针对性等优势吸引着单身男女，越来越成为婚恋市场上的主流。但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比如隐私信息的泄露、信息审核不够严密等。

四、全媒体时代：媒介呈现与大众文化

在全媒体时代，不同的媒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媒介图景，进而影响到不同的大众文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认为，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对应的社会空间分别的个人的、家庭的，而大屏幕将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她以纽约时代广场、香港旺角商业区、上海五角场等拥有大屏幕的区域为例，归纳了大屏幕的私人表达、集体消费等功能，并尝试探索“新媒体技术对物理空间的重塑折射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这一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邱悦通过分析《斗牛士》和《色，戒》这两部电影的表现手法，并结合当代心理学对片中人物与情节设定进行初步的心理分析，力图探讨西方与东方视角下的这一共同主题的内涵及其异同点。对这两部成功先例的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李想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比较《淹没》与《沿江而上》，从主题、视角、导演情感表达和镜头运用四个方面阐述两部影片的异同，考察中西方镜头里的中国样貌，并进一步探讨两位导演的拍摄动机、立场和身份意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生罗雪晴以《成都商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自199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所有报纸为样本框研究，认为媒体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议题呈现中的偏向以及一系列的媒体排斥行为，最终造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在媒体的视野内被代言、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刘金丽以《人民日报》对于政府形象的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十六大大以来的政府报道进行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考察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转型期,我国主流媒体如何构建政府形象，并揭示在宏大叙事和简单概括的理论背后，政府形象再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阴良以“使用与满足”为理论背景，以“人人网”为例，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得出孤独感和SNS使用之间是有正向相关关系，社会认同的某些方面和SNS的使用也是有关系的，而和“娱乐”、“搜集信息”等相比，“孤独”、“社会认同”能否被确定为网络使用动机的一种，还有待验证。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硕士生陆国静对准了在网络发展下不断壮大的同人女群体与耽美文化，运用了内斯特•鲍曼（Ernest Bormann）的“幻想主题修辞批评”方法，对网络场域中的耽美文化进行观察和诠释。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许静波通过三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工商日报》，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对于上海都市文明的描绘和想象，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向，指出一方面来自于《工商日报》管理层和编辑层自身对于上海文化的观感，另一方面则更深反映了香港社会凝聚过程中的“无根”状态及对都市化及其所引发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附加影响的复杂心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生毕琳选取《申报》社会新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认为不仅要关注媒体塑造了怎样的女性形象，还要探究媒介塑造出此种女性形象的影响和深层原因，论证大众传媒在两性平衡发展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做到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创造积极的舆论导向的作用。

五、全媒体时代：人际传播与健康传播

除了大众传播以外，人际传播和健康传播也是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的热点，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论文的入围作者也把关注点投向了它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何睿、任德举认为寝室空间作为大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等综合区间，对大学生人际传播以及心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董依明从人际传播学角度出发，以“人人网”为研究对象，解析了在Web2.0时代，中国SNS社交网络之所以能吸引用户眼球，不断提升用户对社交网络的粘着度与忠诚度，主要是因为它确保了虚拟交友网络的真实性，更新加强了人际互动，满足用户情感与心理需求以及其高效率的传播信息渠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李怡认为人际传播是在培养与维持目标受众关系时，一种可控性强且双向对称的、利于达到树立组织形象以及危机管理目的的公共关系手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陈思认为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迫使传者机构进行自身的调整，引入全新的媒介组合方式和信息的渠道，需要一个能包含数字化特质的研究模式。她采用AISAS模型，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传播效果进行了一个评估，并对以高学历和较高社会地位人群为对象的战略传播策略提出了建议。

第9篇：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甩掉”几个“包袱”

举办新闻传播专业刊物的主体，是中央和省市新闻媒体。但这些刊物在举办过程中，也逐渐背上一些不应该有的“包袱”。新华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周正荣，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是“官样文章包袱”、“人情稿包袱”、“评职称论文包袱”，由于这些“包袱稿”的存在甚至充斥，新闻传播专业刊物的质量无疑要大受影响。也正因此，周正荣明确要求《传媒观察》借更名改版之机，“甩掉这几个包袱”，办一份“能够与时代合拍，代表新华报业水平，为新闻业提供和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的高质量新闻学刊”。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媒观察》的更名改版，方向明、力度大，效果也就比较明显。

一本优秀的新闻传播专业期刊，要想发挥其指导新闻传播实践和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的积极作用，首先须进行自身科学、合理的定位，从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发展的宏观态势、合乎目标受众的客观需求方面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新闻传播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总之，无论是新闻传播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出现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以及新问题，需要新闻传播专业期刊与时俱进，创新办刊的模式和思路，进行同步的探索。

较之更名改版以前，《传媒观察》对自身定位作了大幅度的改变：一方面，刊物所要吸引和锁定的目标受众，水准提升，范围拓展；另一方面，刊物不再满足于新闻业务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和心得交流，而旨在将新闻传播业置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放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以新观念、新视角进行全新“观察”，力图丰富和创新新闻传播思想，引领新闻业探索和发展的潮流。

跟踪发展透视热点

甩掉几个“包袱”的《传媒观察》，在其扉页即道明办刊宗旨：“关注新闻前沿，追踪新闻发展，透视新闻热点”。这其实也就是改版后该刊的三大追求：一是追求办刊的前瞻性，注重研究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的前沿性课题；二是追求办刊的针对性，强烈关注新闻传播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三是追求办刊的深刻性，试图对新闻传播领域的热点、焦点话题作出透视和解读。具体来说，该刊在如下几个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1.优化组合的栏目板块

《传媒观察》根据自身的新定位，对原有刊物栏目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较低层面上探讨新闻业务的文章，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和经验总结，数量和篇幅大大压缩。与此相对应的是：拓展观察视野，加强理论探讨。为此，专门开辟了“名家论坛”、“传媒视点”、“学术园地”、“观察与思考”等固定栏目，注意刊载有见解、有分析、质量较高的学理性文章。

2.颇具匠心的专题策划

《传媒观察》以其独特的选题和内容编排实现其在学术研究、业务探讨领域的议程设置。其中，专题策划是议程设置的重要手段之一。选定的专题，往往都是理论研究或新闻实践中重要的现实问题，经编辑部的策划而形成先发之势（体现前瞻性）、聚集之态（体现侧重点）。其次，编辑部成员发挥自己的聪明睿智，就专题进行策划，整合各家言论、各方意见，形成了互补效应。2003年春，发生在广州地区的非典疫情，使广州乃至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应对突发性灾难事件方面的严重弊端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传媒观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所涉及的紧迫而沉重的话题，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在第4期上推出极具价值的专题策划，特约刊发了《危机干预与媒体失语》、《透视危机事件传播链的断裂》、《突发事件中报道机制的科学调控》等一组文章，对关涉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聚集式的透视，不仅阐述了大众传媒在监测环境、干预社会生活方面应有的作为，而且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在突发性事件过后对相应机制加以改进。

2002年12月，《新华日报》正式实施了继1995年、1999年两次大规模改版之后的新一轮改版。《传媒观察》以此为契机，策划组织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就党报改革问题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从2003年第3期起，这些文章以每期一至两篇的节奏在刊物上发表，并以“本刊特稿”、“特别报道”等形式推出，引起了各界对《新华日报》连续改版的广泛关注和对于党报改革经验启示的日益深入的研讨。分散于连续不断的各期中的专题专划，突破了一期容量的局限，空间更为广阔。虽然每一期的章篇文章并不构成专题，但连续的编排实现了时间顺序上的累计效应，“形散而神不散”。

3.引人注目的新鲜见解

《传媒观察》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传播业发展态势中，抓住前沿问题，刊发具有新鲜见解的文章。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值得称道――

一是开拓新视野。《传媒观察》的“域外传真”、“海外传媒”等栏目，对全球新闻传播发展态势进行研究。无论是引进别人的经验，还是分析他国的教训，始终结合我国国情。如“他山之石”板块曾刊载的《讲故事创造36年辉煌》、《观察德国集团的成功运作》等，都力图将国外管理中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剥离出来，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借鉴吸收。

二是研究新态势。例如，在新闻传播业走上市场化道路之后，《传媒观察》敏锐地抓住了媒体资本运营等前沿课题，设置了“传媒资本运作”、“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专栏进行讨论，所刊载的文章既有对传媒产业化之路的研究也有对传媒市场化运作后诸多矛盾与困难的探讨所刊发的论文，观点新、分量重，富于启迪性。

三是传播新观念。《传媒观察》提倡新观念、新思维，第9期刊出了《给媒体品牌延伸降降温》，2004年第10期刊出了《研究中国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这些文章大胆触及了全新的、敏感的、尚无定论的话题，并展开了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讨论。

4.自由活跃的观念碰撞

《传媒观察》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其核心是学术自由。《传媒观察》努力为研究者们提供思想观点争碰撞的场所，“一家之言”、“说说议议”、“学术争鸣”等栏目的设置与文章的选择，都旨在营造学术争鸣的氛围。

近年来新闻界流行“读图时代”这一新概念。2003年第1期“一家之言”栏目所刊发的《报纸的读图时代真的到来了吗？》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紧接着，第5期的“学术争鸣”栏目又刊登《“读图时代”：从粗放走向集约》一文，与前文进行商榷，重新界定“读图时代”的内涵。

彰显专刊各种功能

具有生命活力和社会影响的刊物，应当是预设的功能都能得到全面彰显和成功实现的刊物。《传媒观察》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

1.彰显和实现学术积累与学术交流功能。

学术积累是学术创新、发展的基础。经过选择、加工和规范，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大量地凝聚在《传媒观察》上，得以发表并保存，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学术积累。同时，通过构建“名家论坛”、“学术园地”、“业务探讨”等三大板块，学界的理性思辨和业界的实践经验得以汇总、交流、碰撞，从而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彰显和实现理论导向与决策咨询功能。

《传媒观察》充分发挥其所在报业集团办刊的优势，敏锐地发现来自新闻一线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的信息，及时地对新闻事业改革中出现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追踪、评价和解答，用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引导实践健康发展。如，《研究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战略》（2004年第3期），以当时影响较大的媒介运作个案作为切入点，对区域传媒业战略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传媒产业区域发展的三大战略构想，体现了刊物较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3.彰显和实现队伍培养和力量凝聚功能。

《新闻通讯》孜孜不倦地给予读者以切实有用的新闻业务指导，提升读者理论素养，它汇集了一批富于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的业界和学界人士，给读者奉献学理性和应用性兼备的思想成果；与此同时，刊物也为思想敏锐的新秀们（高校新闻院系的学生及其他初涉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发表学术见解的广阔空间。从某种角度说，它已成为“大学之外的一个课堂”，除了业界人士之外，还很受新闻传播院校师生、专业研究机构人员的亲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