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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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化交融的结果之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在学习方面也不止只限于书面知识，更多的外国学生因为学习汉语，所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世界的发展，人们不止注重衣食住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培养。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大多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本文就将从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来看中外文化交流进行论述。我们知道，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内地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由中亚、西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中原地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以白马驮经到达洛阳，就是经由陆路而来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伽谶也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中原的。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到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作用是相互的。

由于科技的发展，所以实习方式多元化，可以简单概括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因为实习是跟汉语国际教育有关的工作。在平时讲课时就接触到了外国学生。学生为印尼学员，信教，所以在讲课前会进行祷告。这也是本文来源之一。

中外文化交流有多方面的。例如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等。宗教间的交流为其中一个方面。本文将从宗教方面，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中外文化间的交流。

本文主要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并且结合Chinlingo平台的实习经历，研究在宗教方面，中国与外国之间，怎样进行文化交流。很多书籍介绍的主要为佛教东传的过程，忽视了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活动。其实，在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中国的僧人兴起了西行求法活动。西行求法活动，可以追溯于西晋时期。据统计，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因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推动了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

可以看出，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深远、巨大。其影响不止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文学、医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例如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等其他僧人的作品的出现，保留了中国文字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医学方面，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各种印度医学观念也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过文献研究方法，针对在宗教方面的差异以及相同之处，进行对比，看中外文化如何在宗教方面体现出来交融，并且通过宗教，与其它文化方面的事件进行联系。其最终目的是：在宗教文化中，看出中外文化交流，体现中国文化的，即包容性。

一、主持人：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答辩人：目的：因为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单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特别细微的阐述。但从两方面进行阐述的文献却少之又少。本文欲从这两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阐述，从而得出论文结论。

二、主持人：本篇论文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答辩人：本文欲从六个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即：

第一章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的结果；

第二章是有关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意义；

第三是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第四章我主要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这两件事情的异同；

第五章我针对这两件事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一个概述。

最后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概括，也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应该是怎样一个态度。我的论文的大概内容和结构就是这样。

三、主持人：在你研究的课题方面，你主要运用了什么方法进行研究？

答辩人：我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文献研究法：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中外文化产生的影响，翻阅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比如程裕祯的《中国文化要略》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种类有许多，在论文撰写初期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并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

2、对比法：对中国以及外国产生的影响，从不同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又与“一带一路”进行结合，产生现实意义。并得出我们针对此现象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得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现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2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阐释策略

中外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为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江苏省内，南京大学钱林森、苏州大学朱栋霖、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和谈凤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金燕玉等学者分别在中外比较文学及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都有相关重要著述。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80年代韦苇和蒋风分别出版了《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90年代评论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质量专著出版，如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韦苇的《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和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和《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等。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舒伟的“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获0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立项。2006年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问世，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介绍了部分中国作家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情况。重要的相关学术论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生存境遇与反思――兼谈比较儿童文学》、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以及陈华文的《变异：在于适应文化--〈灰姑娘〉与中国同类型童话比较研究》等。

国外关于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国著名学者Emer O’Sullivan的《比较儿童文学》（2005）堪称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该书对比较儿童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主要从战后国际化热潮至现当代比较儿童文学批评。书中还对比较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归纳：文学交往和迁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体互动研究，文学形象研究，叙事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国外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及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的研究目前只有两部专著。其一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迪耶尼的《世界属于你们，中国与儿童文学》（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具有清晰特征的领域的界定；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的归类以及儿童文学流派的划分；对儿童文学流派的溯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其二是玛丽安・法夸尔的《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1999）。法夸尔在该书中以1919至1976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儿童作为政治象征的形成过程。该书第一章对中国儿童文学受到的西方影响有较深入的论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外儿童文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目前国内鲜有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间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和论著，也没有相关科研课题立项。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探讨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这也就意味着，中文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从文化交流史的层面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流播、中文儿童文学作家的联系和交往、外国儿童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外国儿童形象等；在阐释策略上可以突破传统的译介学模式和编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这一研究的领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情况，就要深入探讨20世纪上半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同时，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在此基础上，该课题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

20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理论家对儿童文学问题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由于我国儿童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翻译、吸纳和运用。“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翻译家和文学家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国儿童文学进入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视野。同样，这种文学交流也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刘易斯・卡洛尔的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奇境漫游》在“五四”时期翻译大潮中被中国读者所熟知。它的第一个中译本由赵元任翻译，当时取名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爱丽丝故事的吸引，沈从文和陈伯吹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童话《阿丽思小姐》。比较三个截然不同的三个版本的爱丽丝故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力图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精神，但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迥异的文学传统，中国作家对爱丽丝的故事进行了不自觉的误读和自觉的改写。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试图建立世界视野的努力。同时，他们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种研究思路不仅着眼于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误读和接受，还分析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研究了中国文化及儿童文学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力图探讨双向的交流和对话，而非单向的影响。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如赛珍珠、凯特琳・帕特森等外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国元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作家（如郑振铎等）勇于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优秀的各类文学作品，努力维护着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同时，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从一个方面推动学界开展其他类别文学的比较研究，为整个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中国学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性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中去，甚至可以在广义的更为平等的比较文学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学者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张永健. 中国20世纪儿童文学史[M].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第3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 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 网络平台系统； 服务机构； 服务内容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24-02

一、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

科技文献是记录科研成就或知识的载体，从形式上表现为科技图书、科技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文献、标准与计量文献、工艺与技术方法文献、声像资料以及网络多媒体数字化信息等。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就是通过对科技文献的搜集、整理、传播来及时为用户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建设陕西省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就是要将传统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业务和现代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网络平台结合起来，以陕西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为中心信息服务机构和陕西省图书馆为中心公共图书馆服务机构，以已有的文献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运用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手段对文献信息进行归类和重组，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围绕文献资源进行集成揭示，发现和挖掘其中知识内涵与知识关联，提供科技文献资源的专题服务和增值服务，并对不同服务对象采用不同信息服务方式的方案，针对不同用户的特点，从大量的信息资源中分析、筛选、整理，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实现对陕西省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推动。陕西省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通过开展科技咨询、科技成果促进转化推广服务、科学技术普及宣传服务，并为高新技术企业搭建高新技术研究转化服务平台，为科研机构研究新技术、新科研成果推广提供新途径，不断的促进陕西省的科技创新事业。

二、陕西省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一）专业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网络系统

以陕西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为中心，将全省各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联结起来，建成陕西省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网络系统。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担陕西省科技文献资源平台、科技数据平台的建设，已建立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西安镜像站、陕西省科技图书文献共享服务系统(SNSTL)、陕西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陕西省主导产业科技情报服务平台(SNSTI)和维普、万方、同方三大数据资源镜像系统，引进GPD全球产品样本数据库和DIALOG、STN国际联机检索系统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国防科工委联机检索系统。同时拥有八国两组织专利说明书全文、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8000多万册(件)中外文检索刊物、科技报告、各类年鉴等丰富的科技文献资源，为管理部门、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信息和情报服务，重点面向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

（二）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陕西省共有公共图书馆111个，地县级公共图书馆建有电子科技阅览室、古籍文献阅览室、报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少儿阅览室。陕西省图书馆作为全省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是陕西地方文献收藏中心，拥有馆藏纸质文献、馆藏数字资源、特色数据库、省情文献等文献资源，形成了以陕西地方文献、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新兴学科为主体的涵盖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藏书体系。截至2008年底，馆藏纸质文献量累计达315万册(件)，馆藏数字资源主要包括CNKI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中外文专利数据库、中国标准文献数据等数字资源。公共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印刷型(纸质)文献，特别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的采集、整理、收藏与借阅服务，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为各种人群提供服务[1]。陕西省高校图书馆的藏书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主要是专业学科文献、各种特色文献、教学与科研参考文献和大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中外优秀书刊。但是，高校图书馆主要根据学校教学需要，侧重采集、收藏、建设与本校教学、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文献资源及各种特色文献，馆际协作较少，重复建设和购买多，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本校师生员工，对社会相对比较封闭[2]。陕西省医院图书馆主要是为医院的医学科技人员提供信息服务，科技人员通过查阅医学文献信息，获得最新的医学信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多数图书馆规模小，文献品种少，文献类型不丰富，文献载体多以印刷型文献为主，数据库种类(尤其外文数据库)少。同时，只有个别医院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服务[3]。

（三）中小企业创新科技服务网络系统

陕西省由各级政府建立的为中小科技型企业创业发展提权交易、融资担保、创业孵化、科技转化、项目策划、质量控制等咨询类机构已初步形成体系，仅省市、区县已建立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已达50余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鼓励并优先支持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优先支持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重点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中试，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高附加值、节能降耗、有利环境保护以及产品出口的各类项目。高新区企业孵化器和各类科研中试基地正在发挥孵化作用，各类项目评估、分析测试、专利、律师事务等机构正在发挥公共性科技服务作用。

（四）西安科技大市场

西安科技大市场由“一网一厅一系统”构成。“一网”是指科技资源信息网，汇集了西安高校院所、军工单位、科技企业、服务机构在人才、设备、技术、成果、资金等方面的科技资源，是重要的科技资源信息交流平台。“一厅”是指科技大市场服务大厅，位于高新区都市之门B座二层，面积2000平方米，设有成果展示、项目、科技服务等功能区域，提供各类创新。科技大市场以大厅为载体，以网络服务体系为支撑，“一系统”是指技术信息和在线交易系统，把有形平台与社会市场体系结合起来，通过服务大厅、门户网站和800热线等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促进技术交易、设备共享、政策落实和合作交流。

（五）“三农”科技信息服务网络

建成不同层次的，具备宽带、高速、大容量、多媒体等特点的农业信息系统，结合科技扶贫网、星火计划网、农业专家大院等，建立起覆盖全省、联通省内外、国内外的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大力发展科技信息的网上用户，培植一批科技信息化示范村；建成一批先进实用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农业关键性、基础性和商业性数据库，建成具有陕西特色的蔬菜、果品、畜禽及中草药等高效经济领域内的智能化农业专家系统；建立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示范区。

三、陕西省科技信息服务内容

（一）科技文献咨询服务

通过科技信息服务网络系统提供各类中外文期刊、中外文会议论文、中外文学位论文、中外文专利成果、中国国家标准、计量检定规程库、国外科技报告、国外标准等各类科技文献。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知识发现手段在产业门户网站、海量科技文献数据库中采集、挖掘产业导向政策、产业前沿技术、产业聚焦问题、产业发展专利论文，整理分析后自动形成简报摘要，主动推送给用户。通过对某一产业的相关技术在一定时间段内相关文献主题词或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变化规律，勾画出该学科技术趋势变化曲线，从文献计量学角度揭示该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动向。根据用户需求，依托海量中外文科技文献资源和互联网信息资源，借助情报加工分析软件，通过专业的专家咨询服务团队的调研、分析，为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咨询分析服务，包括：专题资料收集、专题信息咨询分析、事实查询、文献综述等服务。

（二）科技成果促进转化推广服务

支持和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学术团体以及个人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建立技术贸易机构，设置技术市场、流动技术市场，搭建一个专业、规范、全面的推广交易平台，为专利成果持有人提供展示、咨询、交易的全方位服务，为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创造最便捷、最畅通、最高效的交易环境。广泛开展技术交易会、招标会、洽谈会、信息会、科技集市，组织不同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通过对全省科技成果的审查登记、全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果公告及科技奖励、科技成果档案的管理和统计分析，积极推进全省科技成果交易及转化。应通过加强科技信息服务，将科技成果应用范围、市场前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信息提供给产业部门，加快科技成果信息交换的速度，实现科研院所与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提供和技术需求结合的良性循环，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4]。

（三）企业科技服务

为中小科技型企业创业发展提权交易、融资担保、创业孵化、科技转化、项目策划、质量控制等咨询类机构已初步形成体系，其中孵化基地可提供信息网络共享服务空间、经营办公场地、商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拥有完善的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平台，可提供办公、会议、信息服务、培训、企业咨询、成果推广，科技计划项目咨询、包装、申报，国际合作交流等系列服务。

（四）科学技术普及宣传服务

面向广大农民，服务农业生产，充分利用科普视频、农技协、农村科普基地等科普设施，组织农业专家、乡土专家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举办农业科技知识、医疗及生活保健科普讲座，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打造科普惠农平台，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在广大农村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陕西省科技信息服务不足与建议

（一）科技平台系统的整合协作

各级各类型科技平台系统由于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的驱动力，因此表现在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紧密，没有形成和衷共济的力量。事实上，国内各省市的平台因行政命令一时兴起，重复建设严重，过后的维护、发展、资源更新比较慢[5]。各级各类型科技平台系统通过数据资源的研究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分工协作的理念，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跨区域的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和统筹规划，集成多种科技服务功能，整合各类科技资源，以满足技术转移和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多样化需求[6]。

（二）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功能的一体化

传统的科技文献资料主要依靠纸质文献向读者提供各种咨询服务、文献检索服务等，现在网络环境下除了为读者提供最直观和最直接的全文信息浏览，数据文献下载，信息传递和专门的信息咨询，信息、发送、网页制作等网络项目服务。这种文献检索功能和文献提供功能于一体的科技信息服务，使得科技文献能为广人读者提供多渠道，深层次，全方化的信息化服务。要强化网络和信息服务意识并把传统的文献服务提高到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的高度。科技服务部门组建适合本地特色的专家网，组织专家对行业发展及信息服务方向提供指导，不断提高本单位的人员素质，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信息检索、竞争情报、数据平台维护知识培训特别是要提高工作人员的信息服务意识[7]。

（三）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的长效发展

鉴于科技信息服务的重要性和社会效益，陕西省各级相关部门应对各类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系统进行稳定、持续的投资，实现科技信息服务长期发展的机制和实施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有独创性和革新性的新事业，以期逐步扩大参与机构，巩固科技信息服务的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静．陕西省公共图书馆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陕西省59个公共图书馆的实地调查分析[J].图书馆建设，2007（2）：97-99．

[2] 周应萍．陕西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6（21）：5-7．

[3] 张晓文，王秉康，刘红鹰，等．陕西省医院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J]．航空航天医药，2009，20（1）：63-65．

[4] 唐淑香，李丽．科技成果管理与科技信息服务[J]．云南科技管理，2006（3）：59-60．

[5] 李宏.地方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研究与思考[J].科技向导，2011（6）：368-369.

第4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1.1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

    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1.2我们成功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3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

    我们有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出版教材81部,其中国家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等,而且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着,数量稳定,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978至2005年,出版着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2.教学业绩

    2.1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

    (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两会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着作评奖活动,1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着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

    (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5)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2.2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着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璗、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2.3反思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3.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着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且兴旺发达。

    3.1传统方向

    号称三大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以下分别作简要阐述:

    3.1.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着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第5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一、利用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教学强化形象思维训练

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汇集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语文课本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基本教材。

1.利用小说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比如：在讲授《守财奴》时，我向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概括葛朗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学生通读课文之后，头脑中就会勾画出一个嗜财如命、贪婪吝啬、专横冷酷、虚伪狡诈的守财奴的形象。久而久之，学生既领会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也训练和培养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2.利用诗歌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语文教学中善于运用比较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比如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情的名作。但是这一形象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又有不同的内涵。虞世南的《蝉》表达出诗人对自身内在品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这与当时唐太宗屡次称赞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的写作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利用写作教学训练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是从给定的信息中产生信息，其着重点是从同一的来源中产生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输出。”

1.多方面选材

让学生围绕同一命题或中心，从不同的方面去选择不同的题材，力求选材新颖、与众不同。这种训练既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又能培养学生的聚合思维。比如以“欣赏”为话题，可以有如下立意：

从实立意：欣赏山水风物，欣赏楼台亭榭，欣赏诗词歌赋，欣赏渔歌村笛……

从虚立意：欣赏激情，欣赏闲适，欣赏过去，欣赏未来，欣赏创造……

肯定立意：欣赏是一种自我创造，欣赏是一种感动的过程，欣赏是一种人生历练……

否定立意：欣赏不是一种被动接受；欣赏不是走马观花……

纵向立意：欣赏力的提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不懂欣赏到学会欣赏，从体验欣赏之乐到领悟欣赏的要义……

横向立意：欣赏不是孤立存在的，欣赏与许多能力联系在一起，比如欣赏与学识，欣赏与趣味，欣赏与风俗……

2.多形式表达

引导学生对同一内容采用多种形式的表达方式，以求构思新、表达巧，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在写作顺序结构安排上，可采用顺叙、倒叙、补叙、插叙、先分后总、先总后分、先因后果、先果后因等多种形式。在语言表达上，可运用不同的句式、修辞，生动自如地表情达意，写出自己的“活语言”。

三、利用自然科学类或社会科学类的文章培养学生抽象思维的能力

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也属于创造性思维类型。正如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则是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的产物。语文教材中部分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主要是议论文、说明文），即是培养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的可用资源。

第6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 外语专业 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民族文化

一、培养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和威胁。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撇开母语和母语文化独行，外语教学某种程度上沦为培养复制外国语言和文化的忠实受众的教学。高校外语专业学生作为外国文化最直接和最有活力的接受者，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有着其他范畴内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不可替代的价值及作用。

（一）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客观要求。

“软实力”理论由美国前国防部长JosephNye提出，他指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吸引力，并强调，“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外语专业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跨文化交际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最先接受外来文化，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着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当代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还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二）外语专业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外语教学长期偏重单向介绍外国文化，忽视介绍本土文化。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语言文本，扩大知识面，很少进一步探究产生文化差异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外语专业学生一直以来致力于积极学习外语语言技能和外国文化，以力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融入世界。人们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词不达意、语无伦次，导致学生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问题。

今天，外语专业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高素质人才，以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这是目前高校外语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给外语专业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有利于专业方向和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二、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问题。

目前外语专业学生存在明显的文化自觉意识不够、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涉及的文化教学往往被曲解为外语文化教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外语国家的文化，帮助学习和掌握外语，课程内容几乎不涉及民族文化内容，这是导致外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知识欠缺的一个因素。传统文化在普及人文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塑造健康人格方面应发挥的作用没有得以发挥。不会外语的“现代文盲”越来越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史知识不甚了解、缺乏人文素养的“传统文盲”却越来越多，这种结果和外语人才培养的目标背道而驰。

2.中国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地为我所用。

在调查中发现，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素质普遍较高，能够流利表达出外语背景文化的相关内容；而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内容，表达能力有所欠缺，如“麻花”、“油条”、“癞蛤蟆”等很难表述清楚，陷入了为学外语而学外语的桎梏之中。

利用外语介绍中国特色的文化、政治、经济，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我们所需要的外语人才绝不是一个中国的“洋人”，而是一个既具有本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3.民族文化价值认识上的迷惘。

外语专业学生因接受着西方文化的洗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盲目崇拜西方，往往会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比较关注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享受，缺乏艰苦奋斗和集体主义思想，我行我素成为当代青少年的心态之一，淡忘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4.对民族文化兴趣不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社会价值和道德，重视“做人”的准则，和商业时代的消费文化相比，传统文化的娱乐性不足。在全球化语境下，接受外来文化较多的外语专业学生，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耳濡目染，逐渐产生认同倾向和浓厚的兴趣。此外，在信息时代，外来消费文化如电影、音乐等充斥着年轻人的生活（陈岸涛，2008）。优秀的民族文化如阳春白雪一般被束之高阁，和外语专业学生渐行渐远，外语专业学生处在中外文化碰撞的漩涡之中，找不到方向，难以自拔。

（二）原因。

1.中国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缺失。

（1）课程开设方面，外语专业很少开设中国文化课程，有的院校的外语专业甚至连大学语文课程也没有开设，有的院校的外语专业即使开设了大学语文也形同虚设。教材建设方面一味追求国际化，追求原版教材和全面介绍外语国家文化的教材，这些教材鲜有涉及本土化的内容（王德如，2007）。

（2）教师方面，在外语课堂上，教师不主动介绍中国文化相关内容，特别是年轻教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语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从小接受外语熏陶，本身的中国文化素养欠缺，课堂上很少涉猎中国文化内容。

（3）学生方面，外语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里要接受无数考试，无暇顾及中国文化常识的内容，他们希望把有限的时间花在专业课上，一味追求地道的美式表达、英式表达、日式表达等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对外国文化一见钟情，对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却置若罔闻。他们甚至认为，本土文化的学习会消解外语和外国文化的学习。

2.西方文化和商业、媒体等的诱导。

文化产品是承载着人文精神和价值的特殊商品，其种类、用途和样式，无不体现着产品生产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如果没有大批谙熟中外文化和具有中外文化敏感性的外语人才，我们就会对所进口的国外文化产品附带的精神要素缺乏鉴别力，意识不到这些产品所带来的隐性危害。长期以来，日本和美国利用其文化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大肆销售其动漫产品和电影大片，输出产品的同时输出了文化，这些产品里渗透着日本式的时尚、美国式的风格，包含着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这些产品在中国的热卖，迎合着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年轻人，外语专业学生往往是直接的接受者，久而久之，会逐渐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民族文化会因此备受冷落。

三、培养外语专业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途径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语言文本、扩大知识面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很少会进一步深入探究产生文化差异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宏观环境的变化赋予外语专业和外语专业学生新的文化使命，外语专业学生必须承担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新使命。

（一）营造本土文化教育氛围，积极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外语专业在专业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掘本土文化的教育功能，使本土文化融入外语教学，开展探索与实践，丰富外语教育的内涵，不断推进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整合。首先确立民族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实现中外文化平等交流和对话。在外语专业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中，明确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外语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接受外来文化与弘扬民族文化并重，立足中华，放眼全球，博采各国文化的精华，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中外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对于提高本民族的开放性、包容性，树立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大有裨益（高文兵，2013）。

（二）积极进行相关改革。

在教材建设方面，我国现行外语教材几乎全部选自外国原版出版物，主要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反映我国本土风土人情的内容却很罕见。外语专业要编写或引进反映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书籍，同时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词汇的英文表达。

外语考试方面，多年来，我国一直难以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学生过多地关注分数，外语专业教师和学生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语言技能培养上，忽视了文化的教学和学习，尤其不重视民族文化的教学与学习。外语专业考试形式和内容紧紧围绕西方文化、文学、社会、政治、经济，几乎不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必须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科学的考试改革方案，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上贴近中国的实际。

课程设置方面，要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国学课程、中西文化对比课程等。同时要充分发掘现有资源，在现有课程中添加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比如在阅读课中适当引入中国文化的英语材料、英语译本和关于中国的作品，在翻译课程和听力课程中加入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内容的元素（赖招仁，2012），通过这些办法，能够实现外语教学与本土文化学习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国、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专业学生必须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罗选民，2012），增强对外来文化的鉴别能力，在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积极因素的基础上，自觉维护、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创新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的、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

参考文献：

[1]陈岸涛.当代大学生文化意识的缺失与培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7）：218-220.

[2]高文兵.文化自觉自信的当代价值与大学的新担当[J].理性思考，2013（9）：6-9.

[3]赖招仁.国家文化战略与高校外语专业发展的新机遇[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12）：75-79.

[4]罗选民.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5）：63-66.

第7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曾就读香港培英中学、金文泰中学，195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社会科学系。196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记者：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越密切，对普及外语的要求越高，对外语教学的要求也越高，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听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一些新的看法？

杜祖贻：是的。要达成现代化，要深求进步，必须与国际接轨。要接轨就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文；如此，教育要有相应的措施，要腾出大量时间和投入大量资源去加强外语教学。现在的趋势看来有点手足无措，在中小学阶段不断增加外语课程，到了中学和大学，则倡用外文课本，用外语去教学，研究生院更要向英美看齐，让研究生用英文撰写论文，一些大学的教师也非用英文著书及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不为功。以至于中文成为次要语文，成了舍本求末。

记者：一些国际地位较高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吗？

杜祖贻：这个问题有人做过调查，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加、澳等英语语系的国家，学生用于语文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仅为中国学生的一小半。因为他们的母语本身就是今日的国际学术语言，对他们来说，英文以外的语文知识并非是必须的。他们学外语，一般是选一门与英语可互通的西方语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学它三年便算。而中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文的负担已经不轻，学习外语的时数又十分庞大。以香港为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上英文课的时数约为2400小时，再加上用英文去学习其他学科的时数，以及下课后自习英文的时数，用于学英文的时数可达六七千小时。这与西方学生用于学习外文不超过1000小时比较，每名学生须多消耗5000多小时的光阴去搏取一门外文的起码能力，这无疑是极大的消耗。

记者：中国人苦学英文的值与不值，可从一些成功人士身上找到实证。如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选，就是上大学时下决心苦读英文、靠外语优势及早获得信息，从而抢占制高点的。

杜祖贻：王先生在大学时用功，使英文成为科研工具，这是值得的，不过也付出时间上的代价，可是比起香港的学生，损耗还不大。试想爱因斯坦当年在瑞士专利局公余的有限时间中，还要战战兢兢地用英文写报告的话，他那5篇用德文写的划时代的物理论文就不可能及时面世。如果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以至大学教授，能省去一部分学习外文的时间用于深入的科研、缜密的思考和直接的写作，他们的成就会较今日的表现更为可观。西方儿童不必用太多时间学习外语，因此，他们除了一般的学习和训练之外，还有时间去学习烹饪、卫生、急救、水电、驾驶、木石、建造、修理等，即使他们花费了3000小时于消闲游玩，仍然比中国学生多出3000小时的学习时间。当前的情况是一种弱者追赶前者并自动向强者让步几千个学时的畸形学术和教育的竞赛。

学习外文既是求进步的先决条件而非学不可，同时又造成了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解决学术语言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若干年后中国将会被融入以西方为主宰的文化和语言体系中，进而还会导致全民对本土文化自信的消减。印度二战后虽取得独立，但这个语言复杂的国家不得不以英语为国语，其语文课程成为教育的重负，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文教科技也因此无法与西语系统的国家相比。反之日本百余年来面对西方的文化扩张的优势，一方面不断汲取他人之长，同时又积极建造对本土的文化自信，如教材与技术是外来的，但要保证东京大学的毕业资格必须优于他国名校；科研情报是外来的，但书籍期刊都是日文印行的，结果这个岛国不但称雄东亚，还可傲视国际。

记者：从国情出发，中国人该怎样学外文？你认为怎样分配时间精力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杜祖贻：我认为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投入力量支持教育科研机构进行改良外语教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如用脑神经生理试验去研究验证母语和外语的学习效果，在教材、人力、时间和资源上，谋取最佳的效益。

第二，不必让数亿人都成为外文专家，学而无用，便是浪费。一般人如能专心学习约1000小时，熟悉基本外文词汇语句，便足够应付日常生活之需。全国人口只要能训练20％精通中西语文的人才，对科研、外交、政治、工商、贸易、旅游等事业，就可应付裕如。教育部门应设计不同外语课程，大学可按涉外专科、半涉外学科及全涉外专科而适当分类。

第三，外文

教材应以准确及实用为原则，不必限于语文，也可采自历史、科学、哲学、社会、经济等不同来源，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到西方文化的精华。

第四，教育部门应设立最合理而明确的国际化与文化本位并重的学术标准。优秀的科研成果，不管是中文英文图表，都应享有同等的承认。

第五，应迅速发展中外文翻译工作，从速设立高效率的翻译馆，有系统地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的精尖知识和讯息，以最快的时间和最准确的文字译成中文，广为刊布，提高民智。

第8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　教学　困境　突围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着，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着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着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着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9篇：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