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禁烟条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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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走进餐厅，服务员善意地问，坐吸烟区还是非吸烟区？这种看似“体贴”的行为，以后在北京将可能被禁止。公共场所，有人吞云吐雾，经营管理者不闻不问。这种“淡定”的无视，以后将可能被处以重罚。

力争2015年底前室内公共场所等100%无烟

7月24日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条例》草案规定了“一刀切”禁烟方案：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这一规定，是政府意志和群众意愿的共识。

据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控烟”已列入北京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底以前，力争在全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实现100%无烟目标。

法律专家介绍，控烟范围比较大，是《条例》草案的一个重要特点，实现了最大限度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衔接。但对于工作场所，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循序渐进。北京市人大相关负责人在作审议意见的报告时建议，将“工作场所”限定为“共用的工作场所”，同时规定“鼓励非共用的工作场所实行全面禁止吸烟。在有其他人进入时不得吸烟”等相关内容。

此外，室外的禁烟范围也在扩大。《条例》草案规定，下列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健身场所的训练、比赛区和观众席；高等学校以及其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区；医疗卫生机构；风景名胜区、公园、游乐园等休闲娱乐场所；市、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举办大型活动的需要临时设置的禁止吸烟场所区域等。

为何尽可能严格？专家认为：吸烟可以选择，但呼吸不能选择。

经营管理者“无为”，最多将被处万元罚款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北京市此前已实施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控烟不能只考虑立法，还得考虑法规的执行。新《条例》草案如何解决“谁来管，如何管”的问题？

控烟执法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执法力量有限，执法盲区多。《条例》草案规定“控烟工作实行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管理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政府的责任更重，参与部门更多。

过去，监管责任全部赋予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条例》草案增加了各级政府、卫生计生等行政部门的职责，明确要求卫生计生部门开展控烟的卫生监督管理，定期向社会公示查处情况。

禁烟公共场所经营管理者的职责也更加明确，《条例》草案要求其设置禁烟标识、不得提供烟具、开展宣传教育和检查以及应当对吸烟者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要求其离开，对不听劝阻且不离开的，向卫生计生部门投诉举报。

针对经营管理者和吸烟者，处罚力度也有所加大。根据《条例》草案，经营管理者如违反规定，刻意“无视”、淡定“无为”，最多将被处以1万元罚款。个人在禁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将被处罚200元，是现行规定的20倍。

此外，监管手段也更加丰富。吸烟是短时行为，“烟消云散”后如何执法？《条例》草案规定，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有权进入相关场所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核实，有权查看相关场所的监控、监测、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等证据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并如实反映情况。

禁止烟草促销和赞助等条款仍显不足

审议中，《条例》草案中有一条款，“禁止违法吸烟，提倡文明吸烟”，引发关注。人大审议时，针对专家学者的强烈反映，建议删除“文明吸烟”的说法。中国控烟协会的专家们强调说，“吸烟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不能因为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就限制我吸烟的自由。”这是一些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理由”。对此，法律专家表示，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每一位不吸烟者都有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权，在公共场所要求吸烟者不抽烟的权利。公共场所禁烟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对于北京市《条例》草案，中国控烟协会表示，禁烟范围已基本接近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但在禁止烟草促销和赞助等条款方面仍显不足。协会建议，增加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促销、赞助，禁止在烟草销售点刊播烟草广告等条款。

在执法方面，建议增加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执法遇到阻碍时，由公安、司法部门介入的条款。此外，对法人单位的违法处罚，还应加大金额。

第2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公园 游人抽烟安保人员很无奈

6月17日下午，记者首先来到太原市千峰北路的漪汾公园，在公园的西门，各种禁止事项的标志牌格外醒目，禁烟标志也在其中。公园内到处是休闲娱乐、纳凉的人们，在“健康长寿”的木桥走廊上，几位农民工模样的人盘腿而坐，每人手里拿着根烟边抽边聊，毫不顾忌周边的人，记者上前询问公共场所从5月1日起的禁烟通知，几人纷纷摇头说不知道。这时，一位安保人员走了过来，记者向安保人员了解禁烟情况，安保人员说：“公共场所禁烟的通知我们知道，公园门口也设有禁烟标志，但是很难管，有时候管也没有人听，我们也很尴尬。”记者在公园走了一圈，见到有家长领着孩子边走边抽烟，也有坐在长凳上抽烟的，一圈下来记者见到十多位抽烟者。

随后，记者又来到迎泽公园，在公园里的小山包上、草坪中、垃圾桶周围，随处可见丢弃的烟头，一位清洁工人告诉记者，公园里抽烟的多以青年人为主，抽完的烟头还会随处乱丢……

医院院外花池成了烟灰缸

记者来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刚到医院的门口就见到三三两两的人坐在台阶上抽着烟，一位大叔告诉记者，他来陪爱人看病，医院里面不让抽烟，只有出来抽。在医院的门诊大厅，无烟医院和禁烟标志赫然入目。一位安保人员介绍，多年来医院门诊和病房都不允许抽烟，只要发现就会规劝他们到医院外边去抽。记者在医院外边的花池里看到，丢弃的烟头遍布花池。

在山西省残疾人康复医院的四层楼梯拐角处的墙上，用一张白纸写着“禁止吸烟 罚款一百”字样，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一些患者不敢在病房抽烟，就跑到楼梯的拐角处偷着抽，烟头还随处乱扔，所以只能提出罚款一百作为警示。”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诊和住院楼，禁烟和无烟医院的标志也很醒目，记者没发现有抽烟的，但在医院院内的停车场以及树荫下，到处有丢弃的烟头。

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太原市人民医院、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访时见到，医院门诊和病房禁烟的状况都比较好，但是院外的花池却被当成了烟灰缸。

饭店、网吧不愿得罪客人很为难

连日来，记者在多家餐厅、酒店、网吧等室内公共场所看到，虽然有明显的“禁烟”标识，有的甚至在网吧门口竖着“网吧内禁止吸烟”的警示牌，但很多人对此“视而不见”，烟雾缭绕下网吧空气污浊。而在一些饭店内，人们酒足饭饱之后的一支烟，更是常见。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能吸烟。”在太原市师范学院附近一网吧，见一男子点了一支烟，网管即走到他身边说。“劝了也没用，一会儿趁我们不注意又点上了。”网管坦言。

在宾馆、酒店，同样，有不少人在吸烟，服务人员看到后，并无上前制止的意思。当记者建议劝阻吸烟者时，得到的答复多为“饭后聊聊天抽一支烟很正常，我们要做生意，也不能为此得罪客人”。记者在亲贤街上的一家酒店餐厅看到，聚会的人们，找不到烟灰缸，饭碗、茶杯、饮料瓶就成了他们弹烟灰的地方。

禁烟令形同虚设 一纸空文

“形同虚设、半心半意、一纸空文……”连日来的明查暗访之后,让记者很是失望，全国各地的媒体同样为这一口号响亮的禁烟令打出了类似的修饰语。

事实上,这样的意外已难言新鲜。早在1995年,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规定公共场所禁烟的城市之一,珠海就规定,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者可处以20-50元的罚款。然而,15年来,仅开出两张罚单。“珠海公共场所禁烟的尴尬也是全国控烟工作的一个缩影。”珠海疾控中心一位官员如是说。

这样的“缩影”比比皆是。北京控烟法规生效十五年,未罚一人；武汉禁烟条例实行逾五年,未罚一人。2009年9月1日,将办公场所亦列入禁烟范围的广州控烟令出台,然而,投诉接近六百宗,罚单却无一张……

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统计,早在卫生部的禁烟令出台之前,我国已有157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的地方法规,除上海、杭州等极个别城市情况稍好外,其余城市均难掩有令难行的尴尬。在人流密集的餐馆、车站等地,以“禁止吸烟”标识为背景吞云吐雾,俨然已成为一幅幅中国式控烟的讽刺画。“不像其他危害公共健康的因素,二手烟带来的危害是可以很容易就避免的,因为只要室内环境禁止吸烟就可以了。”2006年,美国卫生署的一份报告这样解释。的确,这个“好消息”已经在诸多国家变为现实,中国暂时除外。

口号固然响亮,烟雾依旧缭绕,中国公共场所无烟难道只是梦一场？

求解中国禁烟困境

“关键在于政府的意愿,如果意愿强烈,政府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到。”在中国政法大学控烟法律诊所负责人吉雅杰看来,政府的“做”,首要的就是国家层面的立法。“我们法律的层次比较低。”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说，“80号令”只是公共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提到的简单一条,而非专门的全国控烟法。

在诸多控烟人士看来，“80号令”从一产生就注定了执行乏力。

吉雅杰认为,“80号令”中的禁烟细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可执行,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可操作性却大打折扣。“谁来执法？如何取证？对吸烟者进行处罚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本应与禁烟令密切配套的规定均付之阙如。

世卫组织出台的防止公众接触烟雾的实施细则，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处罚数额应足够大，以威慑违反行为，否则,违反者就会视而不见或仅仅将之视为交易成本。”

该细则还规定了对企业违反者处以更高的罚款，必要时动用“作为最后手段的制裁”――吊销营业执照。“英国的主要成功之处就是人们对于吸烟可引致癌症、心脏病等有很高的认知。”英国慈善组织“无烟日”首席执行官阿密特・阿加瓦尔说，在二三十年之前，英国公共场所禁烟还是阻力重重，但是现在，由于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公共场所的禁烟在更大程度上是自动执行的。中国非吸烟者对二手烟危害的认识仍严重不足。二手烟会令非吸烟者罹患冠心病的风险增加25%到30%,肺癌的风险增加20%到30%。1993年，美国环保署的报告宣布了ETS（环境烟雾，即二手烟）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每年导致美国3000例癌症死亡，且与下呼吸道感染、中耳炎、哮喘等存在因果关联。然而在中国，这样已被确知的风险仅仅被一句“吸烟有害健康”轻巧替代。此外,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吸烟文化可谓根深蒂固，包括一些公务人员在内，诸多国人仍将烟草作为礼品或社交的工具，这已是控烟难的中国特色。但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无烟草行动”技术专员萨拉・英格兰看来，一旦烟盒上张贴了有效的图片警示信息,香烟也就不可能被作为礼物了。“谁会希望收到疾病或者死亡当礼物呢？”萨拉・英格兰不解地说，“这就是香烟的本质,它是一个致命的礼物。”

山西启动“控烟随手拍”行动

今年5月31日是第24个世界无烟日。当天，在山西省卫生厅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来自卫生厅疾控处、省健康教育中心的专家就当前室内公共卫生场所的控烟难点做了探讨。专家表示，控烟工作要落到实处，全民达成共识、公正的立法、强有力的执法三方面要素缺一不可。省健康教育中心有关负责人在会上透露，近期将开通官方微博，启动“控烟随手拍”行动，形成全社会监督的舆论氛围。

新规实施一个多月后，在饭店、茶吧等营利性室内公共场所控烟，成为全国多个城市普遍暴露出的难点。对此，山西省健康教育专家提出，在饭店、宾馆等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不失为一个过渡性的解决办法。针对当前“建立公共场所吸烟责罚机制，加大处罚力度”的呼声，疾控专家认为，新加坡等国家对公共场所吸烟的严惩体制可能并不适合我国当下的国情。因为烟民众多，短期内需让大众对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从这点上，健康宣教必须先行。“对烟民进行健康宣教，是卫生部门目前承担的主要职责。尽管难度很大，但做总比不做强！”山西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董海原表示，这个过程不会立竿见影，但必将在一定时间后显现出成果。“就像20年前，人们在大街上拿气枪打鸟是一种时尚，可经过多年的自然生态方面的宣传教育，这种行为早已被人们不齿了。控烟过程也是一样的道理，在形成严厉的责罚机制前，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让大多数民众达成共识。”

山西省卫生厅于去年率先提出目标，到2011年6月底，全省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在座谈会上，山西省卫生厅再次提出，要求所有医疗机构进一步规范无烟环境设置，在醒目位置张贴警示标志，并加强监测和巡查，单位所有员工都有责任主动戒烟，主动劝阻吸烟，保证做到医疗机构内无人吸烟、无烟头、无烟味。为了巩固控烟成效，山西省卫生厅于6月中旬对全省医疗机构开展了抽查，7月至11月将组织暗访，并向媒体通报违规行为。

国外控烟现状

“我们的《无烟法》执行顺利，服从率达到了98%。”爱尔兰控烟办公室(OTC)主席诺尔玛・克罗宁有些自豪地说。2004年3月29日，爱尔兰成为全球首个在国家层面立法全面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国家，曾一度是吸烟重灾区的餐馆和酒吧也被列为禁烟区。

这一世界首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国家法案在草拟阶段曾引发了反控烟派的强烈反弹。爱尔兰酒商协会等组织指责禁令“过头”、“是建立在虚假经验之上的”，并提出了设立缓冲期、加装通风设施、只让一半的酒吧成为禁烟酒吧等“温和”替代疗法。然而,这些提议最终都未被政府采纳。“除了采取行动,我没有任何更道德的选择。”爱尔兰卫生部长在宣布这项禁令时如是说。法律确定之后,根据OTC的统计,首月即有97%的公共场所实现了全面无烟化。

而早在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正式开始试行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中国卫生部首席卫生经济学专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德伟说，十余年的控烟下来,“加州的吸烟率已经由当年的25%降到了现在的12%。”虽然美国尚无全国立法,但特拉华、纽约、缅因等州也已纷纷效仿加州,加入全面控烟行列。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份不完全名单显示,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乌拉圭等多个国家,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亦都已成现实。

香港早在1982年即颁布了《吸烟(公众卫生)条例》,2007年最新的一次修订中,将法定禁烟区扩展至包括食肆与酒吧在内的所有室内工作间及公共场所。“虽偶有违反控烟法例的人,但绝大部分市民是奉公守法的。”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刘文文说。

然而,“好消息”并不是瞬间炼成的,在全面的禁烟令出台和执行中,来自各方的压力从未消失。

记者手记：

控烟任重而道远

造成中国控烟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控烟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烟草GDP”崇拜。今年5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4个月，我国卷烟产量又同比增长了5.1%。

第3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6月8日清晨，柳芳南里居民庄子喧突然被一股从门缝中传过来的浓重的香烟味呛醒，他知道邻居大妈又在楼道里吸烟了。“这老不死的又在害人了。”庄子喧从床上爬起来拨打了北京市禁烟热线12320，但是令他失望的是，接线员认为居民楼道不属于公共场所，而是私人场所。“楼道里谁都能来，怎么就成了私人场所？”

禁烟标志上没有控烟热线

6月7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落实后的首个工作周结束，市卫计委统计，禁烟头5天执法部门对696个场所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而在控烟热线接到的投诉中，来自写字楼办公楼、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和商场超市的最多。

庄子喧从不吸烟，但是这辈子没少闻二手烟，先是自己抽烟的老父亲，庄子喧小时候有时爱追着父亲闻他吐出的烟圈。长大后庄子喧却没有学会抽烟，老父亲房间中飘出的烟味常常把住在隔壁房间的庄子喧呛得睡不着，直到父亲去世。此次北京开始实施禁烟令，这令庄子喧感到非常兴奋，“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看到抽烟的现象还是减少了，庄子喧会高兴地哼着小曲。新闻报道中说，北京不少公共场所的禁烟标志不够规范，上面只有禁烟的标语却没有举报电话12320。想为禁烟事业做点啥的庄子喧每看到这种不规范的标志就会拍张照片，然后给认识的报社记者发过去。庄子喧发现，除了快客等商家，符合标准、刊登了举报电话的标志比例很低，连麦当劳的禁烟标志都不合标准。

先劝阻 不成再打控烟热线

就在6月3日，在一家烤翅店二层就餐时，他看到几位青年男顾客根本就不把禁烟令当回事，熟练且自如地一棵接一棵地抽烟。“打电话举报吗？”庄子喧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执法部门能快速赶到吗？最近举报电话肯定多，会不会觉得我烦人？”

怕麻烦的心理赢了，庄子喧没有举报，只是用手机偷偷拍了两张照片。但是6月8日早上，庄子喧被楼道飘来的烟味呛得从梦中熏醒，他忍不住举报了一把，结果是工作人员并不认为楼道是公共场所。 禁烟标志上没有控烟热线

“公共场所”这个名字最近成了禁烟令中争议最大的词语。什么是公共场所？禁烟令中并无详细解释。有所谓的社会名人站出来说，“产权私有的地方，例如一些私有的餐厅，就是私人场所，不是公共场所，而不是看这个场所谁能来。”

“放屁，”庄子喧骂道，“要按照这种标准，有些商场也是私有产权，有些写字楼也是私有产权，有些幼儿园、学校也是私立的，难道这些地方都可以随便抽烟了？”

第4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控烟成为每个城市逃脱不了的公共卫生话题。

结束了“要办会、才控烟”的模式后，《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几经讨论和修改，力争于2014年年底通过审议。这将取代举办奥运会时期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

北京：控烟尺度争夺战

“这些年来，很多城市都在做无烟立法，也都在互相学习。但是因为各地的监管措施和系统不同，进展和效果也有差异。”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助理王帆博士对《望东方周刊》说。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2014年9月末进入市人大二审环节。“各个城市的控烟立法中禁烟的范围都越来越靠近框架公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对本刊记者说。

但在北京的控烟立法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哪类场所属于禁烟范围，而北京城市的控烟尺度仍在不停摇摆。

据悉，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一审过程中，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意见中有一条，将草案中的“工作场所”限定为“共用的工作场所”。

“也就是说个人办公室是非公共场所，如果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就可以正当地吸烟。”吴宜群解释说，“虽然是独立的办公场所，你的办公室别人也会进去，吸烟依旧会对他人造成影响。”

最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市人大二审时，并没有给“单独办公室可以吸烟”留出法规空间。

但争执依旧存在。

比如，“酒店客房、机场等一些特殊场所，是否应当允许划定吸烟区”。

“设独立排风系统既不科学也不可行，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的现实意义。国内几乎所有机场吸烟室的门都是敞开的，吸烟室内烟雾浓度极大，不可能做到独立排风，不让二手烟外泄。根据建筑情况，宾馆、旅店也几乎不存在具备独立排风系统的客房，空调、新风系统或者卫生间排风，总有一样是共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允许吸烟，那其他的空间也会有二手烟。在深圳、哈尔滨的立法中，都没规定宾馆酒店房间可以设吸烟客房，也没规定机场可以设吸烟室，俄罗斯也没有。”吴宜群解释。

“为什么立法时要寸步不让，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法规能够依法控烟，我们希望北京作为首都能够在控烟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立法不能越立越滞后。”吴宜群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6月至2014年5月，仅地方控烟立法就有13部。然而，控烟立法却在中国国家层面遇到滞阻。

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城市的控烟立法也将促进和推动国家层面的突破。

中国目前修订中的《广告法》（修订草案）明确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形式或者变相烟草广告，以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医院和学校的建筑控制地带、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烟草广告，并禁止设置户外烟草广告。

深圳模式

北京市的控烟立法并不是先例，到2014年5月为止，银川、上海、杭州、广州、天津、哈尔滨、青岛、兰州、深圳、长春等城市先后通过控烟条例。其中执法效果最好的是深圳。

截至2014年9月末，《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已经半年有余。深圳市控烟办交出“期中考试”成绩单令城市控烟者大受鼓舞。

根据深圳市控烟办的统计，从2014年3月1日开始，截至9月30日，六大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127699人次，检查场所77356处，处罚个人5512人次，个人罚款276050元；处罚场所两处，场所罚款40000元，总计罚款316050元。

“深圳城市控烟立法比较新，所以控烟范围比较明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杨杰对《望东方周刊》说。

《深圳控烟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托儿所、幼儿园等主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教育或活动场所的室内外区域等；主要为孕妇、儿童提供服务的公园、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内外区域等16类场所为禁止吸烟场所。

而酒吧、歌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以及茶艺馆、按摩、洗浴等休闲服务场所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为限制吸烟场所。

“法律的制订重要，执法更重要。”杨杰介绍，“深圳的控烟条例中，对执法主体的要求非常明确，执行方案和计划也非常详细，执法力度够大。”在深圳因为公共场所吸烟被罚，现场收缴罚款的同时，会给吸烟者开发票。

云南：控烟条例“后无下文”

深圳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深圳于1998年在内地率先出台控烟条例，尽管有“在公共场所吸烟将处以50元罚款”的规定，但十几年来，却从未开出过一张罚单。同那时的深圳一样，很多城市的控烟条例依旧是“一纸空文”。

云南是烟草大省，但云南省的城市控烟多以“后无下文”结束。

据昆明日报的某控烟机构的一份 《云南领导干部控烟意愿调查及影响分析》调查显示，云南领导干部吸烟戒烟意愿不高，吸烟者中26%没有戒烟意愿，40%虽然有戒烟意愿但没有作过戒烟尝试，仅有35.2%的受访者认为吸烟对健康有很大影响。

205名云南干部中，吸烟者占42.9%，其中八成是男性，处级、科级干部占大多数，年龄集中在40岁至50岁之间。这些吸烟者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吸11支至20支烟的占比近一半，76.7%的吸烟者有11年以上烟龄。

调查显示，吸烟者吸烟的场所主要是办公场所，占比达51.7%；88.1%的受访者对别人在自己面前抽烟表示无所谓，或是反感但不劝阻。

迄今为止，云南省还没有任何一部地方性的控烟法规。2010年8月底，云南省昆明市卫生局曾就《昆明市公共场所控烟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听证，可最终被暂缓。

虽然如此，据云南超轶控烟中心主任、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晓亮对《望东方周刊》介绍，“云南省昆明市在全国医疗卫生单位创建无烟环境中排名一直靠前。”

上海：志愿者队伍的尝试

世博会的举办加快了上海控烟立法的进程。

“客观来讲，上海的控烟条例距离《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条及实施准则还是有差距的。”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唐琼告诉本刊记者，“但对上海的评价应该是执法有亮点。”

从2011年至今连续四年上海控烟白皮书，公布上年度控烟监督、执法、监测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历年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控烟意识不断增强。除了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和各区县的实名制控烟志愿者，越来越多的投诉源于公众。”

唐琼介绍，从2010年至2013年，上海共受理投诉588次，而从条例实施到2014年8月份，共收到电话举报1530件。

上海正在着手建立新一批志愿者队伍。“在社交网络上经常会有粉丝跟我们互动，也会有一些意见反馈和举报，所以在筹划如何建立这样一支互联网上的实名志愿者队伍。”唐琼说。

志愿者队伍多来自社区街道，而“随时随地”成为志愿者最大的优势，在控烟情况交流会上，劝阻的技巧、经典案例都会被拿来分享和讨论。

第5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据央视报道，《北京控烟条例》将自今年6月1日起实施，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室外排队处等场合均禁止吸烟，违者将被处以最高200元罚款。

其实在禁烟和控烟方面，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早在2003年11月，我国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此公约于2006年1月正式生效，自2011年5月1日起，我国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之后各地也是禁令频出，但直到今天，我国禁烟控烟仍然普遍面临着“禁而不止”、“禁同虚设”的困境。“中国式禁烟”已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如英国有两家媒体都说，中国的“禁烟令”没有惩罚措施，所以禁令注定不会被执行；新加坡媒体甚至断言，中国“禁止吸烟”只是烟幕，即禁烟只是一个姿态……这些外媒报道，其实都点中了我国禁烟失败的死穴所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原因在于，我国是世界头号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国目前尚有3.56亿烟民，烟草行业仅雇员便超过百万，并产生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烟草行业每年上缴的利税，均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至10%。打击这样一个行业，阻力与障碍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有关禁烟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配套禁令并不少，但真正被落实和执行的法觌却十分罕见，大多数地方的“禁烟令”都是空转的。看清这个症结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官员把烟草行业看作“支柱行业”，为什么烟草企业总有“质优价廉”的产品让消费者欲罢不能，为什么很多地方的“禁烟令”会形同虚设，许多年都开不出一张罚单了。应该说，持续发展的烟草行业已经培养出了一个稳定的利益集团，他们以发展国民经济为托辞，以牺牲国民健康为代价，以敷衍的态度抗拒禁烟行动，试图将我国政府大张旗鼓的禁烟行动拖得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第6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我国是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现有烟民3.5亿人,其中男性吸烟率超过50%,遭受被动吸烟的人数高达5.4亿,每年有10万人死于吸烟。这些数据一方面显示我国目前吸烟人数之众,烟草危害巨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目前我国禁烟控烟工作的急迫性和艰巨性。

“禁烟令”并非是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机构的首创。上海早在今年3月初就开始“禁烟”,但落实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虽然禁烟标志随处可见,但服务人员对吸烟的顾客视而不见;而在一些设立了吸烟点的场所,却找不到提示吸烟点位置的指示牌。这样的结果无疑让人倍感心痛和滑稽,究其原因,乃是禁烟工作缺少相关配套措施。

目前,我国337个大中型城市中,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的城市只占45.7%。一半以上城市存在控烟禁烟法规的空白,已颁布禁烟条例的城市在禁烟场所、禁烟范围、执法力度等方面则表现得参差不齐。如果说,之前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的禁烟控烟工作是零星分布、“孤军奋战”,那么卫生部等多部委日前发出的这一“禁烟令”无疑起到了“调动全线,一致禁烟”的作用。但现实的尴尬境况依旧存在:禁烟倡议轰轰烈烈,落实情况往往节节溃败直至偃旗息鼓。

第7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选取徐汇区9个餐厅及宾馆用餐区的工作人员，每家餐厅抽查10名员工，对90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自编，主要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背景资料、烟草有关知识、对吸烟行为的态度、对餐厅控烟的认可等。有效调查问卷89份，采用EPI 6.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用SPSS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男性39人，占43.8％，女性50人，占56.2％，平均年龄26.5岁。已婚49.4％，未婚48.3％。被调查餐厅工作人员吸过烟的有35人，占总数39.3％，每天都吸烟有17人，占总数19.1％(表1)。其中28位经常吸烟者中有19人表示愿意戒烟，有13人认为自己能够戒烟成功。有24.7％被调查者在工作时每周接受被动吸烟为1～2d，每周所有工作日都有被动吸烟情况者占3.4％。

2.2　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识

对香烟中的有害物质比较了解的人有37人(41.6％)；对于低焦油的香烟是否毒害较低，有45人(50.6％)表示不清楚；对我国现行的控烟法规和条例表示了解的有23人(25.8％)；餐厅职工对吸烟会损坏吸烟者的健康非常同意的有51人(57.2％)；被动吸烟会影响非吸烟者的健康表示非常同意的为47.2％(表2)。

2.3　餐厅限制吸烟情况

9家餐厅中有6家有限制吸烟的规定并设置了无烟包房，但是否能够真正执行尚待观察，工作人员对餐厅的相关规定比较了解(表3)。用餐人员对餐厅限制吸烟的规定基本能够遵守，有35.9％的吸烟者能够遵守餐厅规定到吸烟区吸烟。

2.4　餐厅员工对餐厅限制吸烟规定的认同

能够完全支持餐厅限制吸烟的员工有57人，占调查总数的64.0％，而反对的员工仅有2人。对目前的工作场所控烟环境表示满意的有37人，占42.6％，认为一般及不满意的有49人，占55.1％。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控烟工作的有69人，占77.5％。有75人(84.3％)认为，如果餐厅有明确的禁烟规定他们会阻止顾客吸烟。对餐厅开展控烟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障碍认为顾客难以配合是最大的问题，有68.5％的员工选择此项(表4)。

2.5　对控烟措施的认同

被调查者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出的控烟措施表示完全赞成的比例不高，如对全面禁止烟草公司赞助活动完全赞成的只有30人，占被调查总数的40.0％，完全赞成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比例最高，为75人，占84.3％。

3　讨论

此次调查的7家餐厅和2家宾馆的餐饮部均为徐汇区较为正规的大型餐厅，平均每家餐厅的就餐座位在300座左右，整体环境良好。现场观察发现，9家餐厅的入口处都没有禁烟标志，有6家餐厅内部有禁烟标志，一般都在大厅和走廊处。禁烟标志最多的有50个，置于餐桌上，少的只有4个。有5家餐厅和2家宾馆餐饮部都考虑到顾客的需要划出无烟包房提供，但无烟包房或无吸烟区域的标志不显著，顾客对此项规定并不知晓。

近年来上海的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外无烟餐厅的做法也逐渐传人国内，我们调查的9个餐厅中有2家宾馆餐饮部，接待外宾的机会很多，考虑到外宾的需要，他们特别设置了吸烟区和无烟区，在无烟区的每张餐桌上都有提醒顾客不要吸烟的标志，但整个餐厅的环境是一体的，宾馆常开中央空调，吸烟区的环境烟雾还是会影响到其他顾客。

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当人们认识到二手烟的危害，相信有越来越多的顾客要求餐厅区分出无烟区。根据笔者2008年的调查，有7I.2％的市民赞成在餐厅全面禁烟。随着社会经济与文明程度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身在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健康损害已有认识，但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如《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是1997年修订的，与目前的现实情况已不相适应，造成操作困难的局面。目前有100多个国家立法禁止包括餐厅在内的公共场所吸烟。在无烟奥运的推动下，北京也扩大了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包括在餐厅、办公场所实施禁烟。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也是很好的契机，可通过“无烟世博”活动来推动无烟公共场所的建立。

第8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阿华

从“齐二药事件”到“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再到上海数十位患者眼内注射阿瓦斯汀药物后出现不良反应症状,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可谓一桩连着一桩。如今,维C银翘片不良反应,同样让公众感到担忧。

我国人口总量大,每年求医问药、住院治疗的患者众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绝非个别案例。按理说,患者因药品不良反应而健康受损,有权向医院、药厂和药店提出经济赔偿,但由于我国法规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患者往往索赔无门,可能收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

基于此,政府部门应构建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系统,尽早打通救济通道,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只有筹措到数量可观的资金,赔偿患者才有经济保障。而建立救济基金,也有国外经验可供参考,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就是世界上较早建立药物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国家。德国实行药事法危险责任与基金配合制度,根据德国法律,因药品不良反应致死或身体健康受损,主要由药品生产者提供的基金来赔偿。这个基金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者向有权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责任险;二是由生产者与金融机构约定,由金融机构承担,以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或对赔偿义务人提供保证。

当然,构建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系统,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可通过修改现行《药品管理法》或制定《药品不良反应赔偿法》,来明确药品不良反应的救济模式,以及利益关系的具体责任和罚责,从而保障每名受害者的权益。

禁烟令为何屡屡夭折

汤雷

日前,一条关于禁烟的新闻再次引起关注――武汉市政府虽然早就出台了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的规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规定沦为了一纸空文。5年来,没有开出过一张罚单。其实这并不是武汉市一个地方的问题,广州、北京等地的禁烟令也都是形同虚设。为什么禁烟条例频频出台,但执行起来却总是难见成效?

据国家控烟办介绍,中国卷烟市场在世界有3个“1/3”和8个“世界第一”:3.5亿烟民,占世界1/3;烟叶生产量及成品烟销售量各占世界1/3;烤烟种植面积、产量、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卷烟产销量、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及其增加数量世界第一;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受害国,5.4亿人正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1.8亿是未成年人,估计到2020年,每年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将增加到200万。

在控烟专家看来,控烟最有效办法始终是立法,然而要做到这点很难。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理事黄晓军分析,中国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的。不仅立法难,执法更难。好不容易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谁来管,怎么管,罚款怎么用?这些执行问题如“烫手山芋”,最终执行效果自然难见成效。公共场所吸烟有法不依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如果真正落实禁烟令,发现违法者就按照规定进行处罚,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一定能够得到极大的改变。

限制吸烟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保障法规的实施,“罚”并不是其唯一手段,更不是目的。法律不是万能的,“一刀切”式的禁烟条例可能因为受到太多人抵触而适得其反。因此,要达到理想的禁烟效果,不但应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更要加大禁烟宣传力度,取得民众支持,这绝对是一场复杂的博弈,也是一场持久战。

民营医院为何屡成患者鬼门关

刘晶瑶

农民工唐泽志的妻子在安徽含山县平安医院实施剖腹产时大出血,院方宣布其死亡一小时后,妻子“复生”呼救,丈夫四处磕头下跪哀求院方救人,但医生纷纷躲避……日前唐泽志获得31万元赔偿。

第9篇：公共场所禁烟条例范文

为期一周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二次缔约方大会，6月30日在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的联合国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作为缔约方之一的全球第一烟民大国――中国，由发改委、卫生部牵头的17人政府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由于在全球烟草生产和消费中居于龙头地位，中国的控烟立场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 把中国推向控烟舞台中央的，还有即将于2008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早在2004年4月，国务院总理就公开承诺，将把“无烟奥运”纳入“绿色奥运”之中。

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多时，曾经弥漫的乐观情绪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在不少非政府组织及国际控烟专家看来，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系列控烟措施仍趋于保守，而他们一度希望2008年奥运会能成为扭转中国烟草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六城先行

就在中国政府17人代表团远赴曼谷与会之际，另一场关于“无烟奥运”的内部商讨已在北京悄然酝酿。

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7月，北京奥组委、卫生部等部门将邀请六个承办奥运比赛项目的城市共同商讨，正式确定“无烟奥运”实施方案。这六个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青岛和秦皇岛。

早在2006年9月，北京奥组委就已经了《北京2008无烟奥运工作方案(草案)》，其内容主要涉及三块：一是核心区域即赛场，凡2008年奥运会赛场为无烟赛场，且禁止烟草相关广告和赞助；二是次核心区域，即奥运村的酒店、餐厅、酒吧、咖啡厅、娱乐场所等为无烟场所；三是区域，六个奥运城市成为无烟草广告城市，且六城酒店、餐厅、娱乐场所设立无烟区，并禁止在公园、商场、公共交通场所等吸烟。

此外，该草案还做出两点额外承诺：增加奥运城市的政府办公场所、医疗机构、学校“无烟单位”的数量，以及进一步修订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法规。

据悉，此草案的制订是基于当年一项专门调查。受世卫组织、中国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历时十个月，完成了“奥运城市无烟环境评估项目”。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806家星级宾馆中，北京五星级宾馆拥有无烟客房比例最高，达到85.7%。而在沈阳，却没有一家星级宾馆能做到全部禁烟。

在被调查的餐厅中，以上海为例，一些西式快餐厅，如肯德基、麦当劳等均禁止吸烟，而且有明显的禁烟标志；但中式快餐，比如永和豆浆连锁店等均不禁烟，无禁烟标志，且配备有烟具。

六城娱乐场所，如按摩室、美容美发、卡拉OK等，禁烟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以青少年出现活跃的网吧为例，北京已在网吧全面禁烟，但在沈阳，禁烟率只有5%；其他城市均为零。在60家购物中心中，开放式露天场所几无禁烟；即使在封闭式的场所采取禁烟措施，主要原因也不是为了保障公众健康，而是防火。

总体而言，在被调查场馆中，只有医院无烟状况良好；但在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则彻底沦为“重灾区”。

相对现状而言，北京奥组委公布的草案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教授杨焱表示，“这只是提供给六城选择的一个干预式措施，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出席曼谷会议的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也对《财经》记者坦言，中国控烟局势总体而言很严峻，政府所做的还远远不够，“目前的措施，仍不保证能用好奥运这一契机。”

二手烟之争

目前，在“无烟奥运”方面，可资北京借鉴的最佳样本，非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澳大利亚悉尼市莫属。

澳大利亚吸烟与健康行动首席执行官、北京奥组委控烟顾问安妮琼斯（Anne Jones）告诉《财经》记者，悉尼“无烟奥运”有两个核心理念：一是杜绝因中央空调导致该区域形成二手烟环境；二是避免购物、交通等人群聚集地出现二手烟。

但要完全把悉尼经验移植到北京，目前仍然相当困难。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整体的控烟环境仍然与澳大利亚等欧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很难想象，在一个整体控烟形势较弱的国家，能够空中楼阁似地建起一座大厦。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履约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向《财经》记者表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无烟奥运’在悉尼像是大学生读研，而中国则是小学生读研。”

曾三次受邀访问中国的琼斯对此也深有体会。她十分惊奇地看到，在北京，连一些宾馆的大堂都是烟雾重灾区，这明显违背中央空调环境下应百分之百无烟的国际惯例。

今年6月22日，国务院法制办开始公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在这份由卫生部递交审议的草案中，也包含了公共场所禁烟的条款。然而，在一些国内控烟专家眼里，草案中所涉控烟内容不仅软弱乏力，且有误导公众之嫌。

例如，该草案第十一条规定“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室）、卫生间及浴室应当具有独立的排风系统”。而在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看来，已经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显示，排风系统并不能消除二手烟雾危害。

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在营运出租车、公共电汽车、封闭式空调列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以及吸烟区以外的候车（机、船）场所禁止吸烟。这也被广泛批评为禁烟范围过小。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公开批评说，此次公示的草案较修订之初更为保守，专家及民间意见的表达渠道并不畅通。

实际上，曼谷世界禁烟大会的核心议题，即是细化《公约》第八条――讨论防范接触二手烟草烟雾的准则。第八条承认，科学已明确证实，接触烟草烟雾会造成死亡、疾病和功能丧失，并要求各国采取和实行立法，以防止非吸烟者接触二手烟雾。

今年年初，香港就已通过法案对22类公共场所实现百分之百禁烟。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介绍，香港早年听取烟草商意见，实施分区部分禁烟，“经验表明，这走了一条弯路。”

但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的公共场合，比如餐馆中，分区部分禁烟仍被认为是主流的禁烟措施。

推力与阻力

今年5月31日，一位名叫张跃的“反烟斗士”，在上海街头见到吸烟者就去掐烟头。当听到“这里没有禁烟标志”的申辩时，张跃马上反驳：“这里没有禁止杀人标志，你会杀人吗？”

这一天是第20个国际禁烟日，主题为“无烟环境”。此前的5月29日，卫生部的中国首份控烟报告――《2007中国控制吸烟报告》称，目前中国烟民已达3.5亿；“被动”烟民5.4亿，其中15岁以下儿童就高达1.8亿；每年死于二手烟的人数，已超过10万人。

“泰国的经验表明，民间组织与科研机构的合力，是敦促政府转变控烟政策的主要动力。”东南亚控烟联盟协调人Bungon Ritthiphakdee告诉《财经》记者。

目前，不少国际性控烟非政府组织都希望以“无烟奥运”为契机，敦促中国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仍能全面推进禁烟运动。

可资参考的是，2006年，纽约市长布隆博格个人的基金会向五个非政府组织捐赠了1.25亿美元，用于在全球控制吸烟项目。中国作为项目的重点之一，今明两年将在包括河南、福建等20个省份开展共计40个控烟试点，其中包括20个城市项目和20个农村项目。该项目旨在敦促中国各级政府，能有效地执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

据悉，在中国获得的总计300余万美元的资助中，仅北京市卫生局、市爱卫会和中国疾控中心就分得120万美元，并将主要用于北京“无烟奥运”计划的实施和宣传。

从2005年起，中国已有24省市（不含北京）的控烟举措，获得中央财政不同程度的转移支付支持，但控烟运动仍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以北京无烟奥运项目，目前国内方面仅筹措到数十万元人民币，筹资渠道不畅的状况依然存在。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至今长达20年的控烟运动中，政府并非起到主导作用；控烟的主角一直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等民间力量。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烟草行业仍采取着严格的烟草专卖制度。国家烟草专卖局即中国烟草总公司，身兼政府、企业双重身份，其生产、销售、进出口及政策制订都高度统一。在这种体制下，如何在现实的烟草税收利益和长远的公众健康利益之间进行取舍，注定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纠葛。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仅有的两个实施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之一，也是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中惟一实施这种制度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为朝鲜，至今仍未参加《公约》。

立法承诺

横亘在禁烟运动面前的一个更加不容回避的尴尬现状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法规。仅有的和禁烟相关的规定，也多是出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款或细则中。 据卫生部控烟履约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华介绍，截至2006年10月，中国先后有154个城市颁布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但没有国家一级禁烟法律，且有一半以上的地级市，尚未制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法规。

“在控烟工作中，立法具有突出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以及调控和指引等作用。”崔小波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共卫生的母法，也没有针对个别疾病的专项立法，部门合作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性，这些都直接导致立法以及执法主体十分复杂。

在北京奥组委控烟顾问琼斯看来，要营造良好的无烟环境，另一个方面的立法也至关重要，即通过立法形成顺畅的针对烟草商的公益诉讼制度。

在美国等国，正是由于公益集体诉讼，使得跨国烟草巨头在上千亿美元的巨额罚金的阴影下，不得不采取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任的营销策略。而在中国，虽然也有个人提出诉讼要求，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体系支持，根本无法给烟草业施加足够的压力。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则是加税控烟措施，即通过立法提高烟草的税收和价格，从而实现烟草控制经费的筹集，以及烟草税收的转移支付。东南亚控烟联盟协调人Bungon Ritthiphakdee告诉《财经》记者，泰国吸烟率的下降，有61%的贡献是来自于烟草税收的上涨。

泰国统计显示，1992年至2006年，该国烟草税由55%提高至79%；同期，烟草销售量由203亿支减至179亿支，政府税收却由1543亿泰铢增至3564亿泰铢。在烟草销售不变而税收翻倍的前提下，国民吸烟率已下降30%，尤其是青少年吸烟人群更是出现了锐减。

“中国目前每包烟的平均价格是4.1元，若按《公约》要求，中国还有很大的加税空间。”来自卫生部的另一谈判代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李新华处长对《财经》记者说。据悉，在2008年1月，中国政府将提交第一份履约报告，其中就会涉及控烟立法、税收等敏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