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优复查汇报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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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优复查汇报材料范文

衣向东，1964年生，山东栖霞人，当代著名作家。1991年毕业于艺术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路兵歌》、《在阳光下晾晒》，小说集《我是一个兵》、《老营盘》、《吹满风的山谷》等。其中，中篇小说《吹满风的山谷》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中篇小说《初三初四看月亮》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过渡的阳光》获第十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短篇小说《列兵的回忆》获第九届中国人民文艺大奖，中篇小说《老营盘》获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

去年的春上,我还是名新兵。

刚从新兵连分到中队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唇边长出毛茸茸的东西,心中便有一份异样的愉快。我站在操场上,让目光越过兵营的围墙,落在墙外那排树梢上。柳树已绽开嫩绿的叶子,温暖的风从脸颊和指缝间滑过,留下对春天的记忆。

我就让目光长久地栖息在嫩绿的柳叶上,一面用拇指拂动唇边疏黄的毛发。这时候,我听到背后一声叫,立即不假思索地答“到”。作为列兵,我使用的最频繁的语言,就是“到”和“是”。

叫我的是班长,他说你立即卷起铺盖去中队部报到,你已调到中队部当通信员了。班长用他素有的严肃表情,向我介绍了通信员的职责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通信员,我不停地答着“是”,心里的那份喜悦已从眼角流到嘴角。于是,严肃的班长也笑了,说道:

“你个臭小子,长得就是惹人爱。”

从我发现自己唇边不再是不毛之地的那天之后,中队部的楼道和宿舍内,便不停地响起我答“到”和“是”的声音。以及我急促的脚步声。

中队长是位又矮又瘦的上尉,在中队的几名干部中是老大哥,唇边和下巴的胡须又黑又硬,最有特点的是咧嘴一笑,那笑纯真透明清澈。自见到中队长的那一天,我就希望自己的嘴角边,也能长出像中队长一样的胡须。指导员与中队长相反,宽肩高个子,嘴角边没有那些黑东西,肩上扛着中尉衔,我不太喜欢指导员,觉得他人高马大的块头,嘴角和下巴却没有胡须,这算什么男人呀。于是,我经常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摸弄着唇边发育不良的毛发,盼望这些东西茁壮成长。

这天我正照镜子的时候,中队长在门外喊我。上边来了位首长,让我去倒茶水。中队长先把我叫到他屋子里,教我倒茶水的要领,说拿杯子盖应该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杯盖的尖蒂,倒放于桌子上,开水不能倒得太满,递给客人时应将杯把对着客人的手。他说记住了!我用力点点头,就走进会议室操练。我一边倒水一边暗诵中队长教的要领,背诵到“杯把朝着客人的手”时,两手捧起杯子递给首长,没想到杯子很烫手,我的手就猛地哆嗦一下,茶水洒到首长的手背上,烫得首长“噫”地叫一声。首长盯着我说道:

“列兵、列兵,对我有啥意见你就当面提,别这么整治我。”首长说话的时候,面带和蔼的微笑,摸弄着烫疼的手背,中队长站在一边沉着脸,狠狠地瞪我两眼。我愧疚地说:

“对不起首长……”

说着,我欲伸手去抚摸首长烫红的手背,中队长急了,说道:

“你，你一边站着去。”

我答“是”。立即靠紧墙角站着,背贴墙壁。在新兵连时,教练班长说“你一边站着去”,就是这样贴了墙壁拔军姿。但中队长的意思是让我出去,不是在首长面前拔军姿。命令士兵站墙根是一种体罚行为,上级早已三令五申明文禁止。于是中队长更急了,说道:

“你个傻样,站在这儿显什么丑呀。”

首长就笑了,说这个小列兵挺有意思,给我们当公务员吧。中队长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忙着去给首长端水了。

中队长是位老上尉了,兵龄16年,虽然已到了随军的年限,但因职务提不上去,一直是正连,家属已在家乡多等了一年,等得不耐烦了。但中队长还是很踏实地抓工作,上级机关的参谋干事下来检查工作,尽管挂着中尉衔,且兵龄比他少得多,但中队长还是精神抖擞地跑上去,举手敬礼,认真汇报中队的工作。参谋、干事针对中队的工作提出建议时,中队长立正站立一侧,回答“是”的声音,比我的“是”还干脆洪亮。

在中队部,几名干部都很尊敬中队长,把他当成老大哥。但却常让他开心,尤其在饭桌上的那些时间里,中队长喜欢吃牛肉,遇到炊事班做土豆炖牛肉,就高兴地咕噜“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撑得放屁。”分菜的工作由我做,我总是给他的碗里多盛一些。一次,指导员和副队长趁中队长还没到饭桌时,把他碗里的牛肉用筷子挑出来,只在碗顶上搁了两三块肉。人家都低头吃饭,中队长也欢欢地吃,吃完了上边的肉,见下边没有一点肉渣子,就偷偷瞟指导员几个人,见他们都夹了肉吃,便不动声色地用筷子朝碗底翻开,翻完了仍不见内容,就沉不住气了,斜眼瞅我,嘴里低声叫“咦――”。我知道他是责备我怎么分的菜,忙用眼去瞅指导员,大家憋不住笑了,中队长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明白了又被几个人作弄了一次。指导员就把藏起来的牛肉端上来,并且还要从自己碗里挑一些给他,他便红着脸说够了的够了的。

人家拿中队长开心的材料,更多的是从他妻子身上选取。我因为刚到中队部,只在照片中见过他的妻子,个子似乎比他高出两公分,模样很美,一看就是个城市女人。听指导员和副队长与他开的玩笑话,可以推断他是很怕老婆的。指导员那次故作认真地问中队长:

“你老婆的力气真的有那么大,能一脚把你从床上踹到床下,你还教战士擒敌技术呢,咋不擒她?”

中队长也很认真地说:

“你知道什么,踹到床下是真的,可那是我还没有拉开擒敌架子的时候呀。”

中队长每月的工资,去了伙食费只有600多元,妻子的工作单位几乎倒闭,他每月要寄500元回去。他家中还有位60多岁的老母亲,也需要隔一两个月寄去50或100元。我调到中队部后,寄钱的工作都让我去做,因为他妻子住在娘家,所以妻子和母亲的钱分两边寄去。到月底发了工资,指导员就笑着对中队长说:

“快给你家领导寄去吧,寄慢了,下次见面,她又要把你从床上踹下去。”

中队长就笑着让我去邮局给妻子寄钱。

有很长时间,中队长没让我给他老母亲寄钱。这天,他突然接到母亲托人写来的信,忙去司务长处,借了100元钱让我快去寄走。我就捏着两张50元的票子,急急奔邮局去。

在邮局门口,我被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拦住,她说自己到北京给孩子看病,身上的钱被人掏了,回去的路费都没了。妇女一脸疲倦的神色,怀中的孩子眼角还留着泪痕。她可怜巴巴地说:

“现在没有人帮我,俺见到解放车就像见到亲人。你们是活雷锋,给我几个买车票的钱吧!”

我瞅着她怀里的孩子,犹豫着。她就又说:

“俺回了家,就把钱寄还给你,你留下个地址。”

“你需要多少钱?”

“50就够了。”

我捻着手中的钱,脑海里出现了雷锋冒雨送大娘的情景,想起雷锋把自己的津贴捐给灾区的感人故事,于是我不再犹豫,热情地交给她一张50元的票子,然后把我的地址留给了她。她也主动把她家的地址留给我,并激动地说:

“俺回去给你部队寄面锦旗。”

就这样,我把剩下的一张寄给了中队长的母亲,然后带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返回中队。大街上偶尔有人向我瞟一眼,我就走出标准的齐步让他们看,心里美滋滋地说你们看见了吧,我是个武警兵,刚才还学雷锋呢。

回去后,我激动地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了中队长和指导员听,然后去看他们的脸,等待他们的表扬,却发现他们的脸色不属于要表扬我的那一种,正暗自纳闷的时候,中队长忿忿地说道:

“你个木头脑子!”

说完,中队长转身走了。我心里发慌,抬了眼皮去看指导员,虚虚地说:

“她说回去很快寄钱来,还说要寄锦旗……”

指导员恨恨地瞪我一眼,说中队长的钱是寄给他母亲买药的。然后指导员叹口气,从自己兜里掏出100元钱,说道:

“去,寄走,你个傻子。”

对于我被骗钱的事件,中队长并没有批评我,只是把这件事当成笑料,经常笑着问我:

“你还没有收到锦旗呀?”

我知道他已经原谅了我这个木脑瓜子。但因为我没有耐心,做事慌张,他已不只一次地严厉批评我。中队的文书准备考学,去补习班学习了,我顶替文书的工作,虽然字写得不坏,但抄材料经常错字漏字。起初中队长发现后让我重写,但重写仍免不了有错误的地方,他就不让我抄了,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去炊事班要一碗大米。”

端了碗去找炊事班长要大米,炊事班长皱着眉头说队长要大米干啥,现在没有好米了。不管好坏,我端了一碗米送到中队长宿舍,他板着脸说道:

“晚上在屋子里数一数,明天早上告诉我有多少个米粒。”

我不知道他数米干啥,但他叫我数就一定有用处。晚上我就在宿舍里数,一五一十数得很认真,数了一万一千三百零八个,第二天告诉中队长时,他却摇头说:

“你数错了,今晚重数。”

于是晚上又数,连续数了几天,每一次的数字都有变化,因为米粒有许多残碎的,很难数准确。后来我就不太认真地数了,第二天随便说个数字。中队长盯住我的脸,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然后突然问:

“你是一个个数的?”

“前半部分是一个个数的,后半部分是一对对数的。”

他气愤地说谁让你一对对数的,你必须一个个数。我就只好打着盹,一个个地数。如此数了半个月,中队长才让我停止了这项枯燥的活动。说如果你再没耐性,就让你去数小米粒。于是我才明白中队长让我数大米,是磨练我的耐性。那碗大米也就放在我的床下,闲静的时候便去数一数,日子久了,白米粒变成了黑米粒。

中队长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小相框,里面嵌着他6岁儿子的照片。这个小东西长得像队长的妻子,一脸调皮的神态,确是可爱。中队长在难得闲静的时间里,常常对着小东西的照片愣神地瞅。一天,我在他身边站了很久,他才蓦然发现,从照片上挪开温馨的目光,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你嫂子要带小方来了。”

我兴奋地说小方来了我哄他玩,而在我心里呢,还是想看看能够一脚把队长从床上踹下去的漂亮嫂子。于是,隔几天便问一次队长,问小方啥时来中队。终于在一个初夏的傍晚,从一抹夏日的余辉里,我们迎来了俏丽的嫂子。

嫂子细挑个子,走路腰身扭动,富有一种韵律。她走进兵营的时候,夕阳正从中队长宿舍窗口透进来,流泻在她的披肩发上。她一副恬静的神态,全不像能把队长踹下床的样子。

嫂子来到中队后,我更忙乎了,要哄男孩小方玩,还要帮嫂子干这干那。嫂子是“半个中队长”,喊我的时候,我也要答“到”。但嫂子不喊我通信员,却叫我“小伙子”,且后音上挑得很高。嫂子泡了一大盆衣服,让我帮她抬到水房,就拖着腔喊了:

“小伙子,小――伙――子――”

我答了“到”,一溜小碎步跑到她面前。

中队长站在一侧,瞅了她一眼,眉头微微一皱,说还是叫通信员好吧,什么小伙子大伙子的。她眼皮没抬,说:“他又不是我的通信员。”然后示意我抬盆。

嫂子来队后,中队长就不与指导员等人一个桌子吃饭了,而是在宿舍里陪嫂子吃饭,饭菜也是我从炊事班领的。中队长偶尔改善一下伙食,炖只鸡或一条鱼,中队长就让我给指导员几个人送一些。而我由于在嫂子身边跑前跑后,小腿儿挺勤快,小嘴儿也怪甜的,嫂子改善伙食的时候,就留我与他们一起吃。中队长常常不能安稳地吃饭,班里的战士吵架或是蒸的馒头不够了,他都要亲自去看一下。有时正吃着饭,上级来人检查工作,他便丢下饭碗,慌慌地去了。嫂子冲他的背影,有些讥讽地说道:

“瞧你那傻样。”

嫂子常说中队长混得窝囊,说与他搭班子的前两位指导员都提升了。他还在这儿愣头楞脑地傻干,与他一起入伍的干部的家属都随军了,他还说让我再忍耐一下,一下是多久?别人把他当猴子耍,他却把别人当爹供着。

当着中队长的面,嫂子这样埋怨的时候,中队长就很不服气地说:

“我又不是工作没干好才没提,上级不是说了么,这是个重点中队,怕勤务出事。”

嫂子就反诘道:

“就你能,你走了勤务就出事,你在这儿呆一辈子吧。”

“谁说呆一辈子的……”

“那你提呀,有本事别让我和小方在家里受罪!”

“上级不是说了嘛,这个中队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合适,就你这种傻子才好耍弄!”

中队长用力咽口吐沫,气得不吱声了。

指导员多次提醒中队长,说你家属来队只住一个月,你多陪陪她,让他多踹你几脚也是幸福的。指导员总是不声不响地把队长要做的事情去做了,中队长就显出很愧疚的样子。

嫂子也知道部队只允许家属一年探亲30天,探完了30天要走人,所以想在30天里多寻些浪漫和温存。晚饭后,暮色朦胧了面孔的时候,她便让中队长陪她去兵营外散步。中队长却总是寻不到那种情调,喜欢晚饭后去哨位上转悠,去离兵营很远的猪场察看,这样晚上睡得才踏实。于是中队长常常对嫂子说道:

“让通信员陪你在附近遛遛。”

嫂子哼一声,气呼呼地叫“小伙子”,我便牵着男孩小方的手,或是把他扛在肩上,陪着嫂子走出兵营,兵营对面有一条河,两岸垂柳拂动,花香暗溢。那里有洁净的石凳,有孩子们喜欢在上面翻筋斗的草坪。我们朝河岸走去,夜色淡淡地罩着散步人的身影,风是柔和的,很适宜吹弄薄薄的裙裾和煽动缠绵的情感。

我总是不知疲倦地和小方在草坪上翻筋斗,或是踢足球,嫂子在石凳上看我们,也看四周石凳上的对对情侣。一次,我正尽兴地翻筋斗,听到嫂子一声叫:

“小伙了――”

我习惯地答了一声“到”,站到她的面前等待她的吩咐。我答“到”与周围舒缓的气氛不太和谐,她觉得我的憨笨与忠诚有些可笑,于是就抿着嘴笑了,指了指石凳,并学着中队长的语气说道:

“坐下!”

“是。”

坐在她身边的石凳上,她又说靠近点,我答着“是”,又向她身边动了动。我早就说过我是名列兵,服从命令不打折扣,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她见我真的傻乎乎地朝她身边靠,就不敢继续下达口令了,吃惊地瞟我一眼。我觉得四周突然寂静下来,听得清邻近石凳上的男女的低语声。

于是都不说话,去看黑黢黢的一条河。隔河的对岸灯火闪烁,有笑声隐约传来。沉默了半晌,听见嫂子一声轻微的叹息颤悠悠划过耳边。嫂子说道:

“你看你们队长,傻乎乎卖命干,有什么用呢!”

“我们队长不傻。”

“我要当初不嫁他,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那些追我的男同学,现在都混得牛乎乎的,当官的当官,挣钱的挣钱,可我当初就喜欢当兵的,嫁了这么一个傻子。”

“我们队长不傻。”

她突然在我肩上打了一巴掌,提高声音说道:

“你也是个傻子!”

我点点头,说自己真是个傻子。然后,我把如何给队长的母亲寄钱如何被骗的过程,当做笑料讲给她听,以证实自己傻里傻气的。她却没有笑,问我给队长的母亲寄了几次钱,我如实说了。半晌,她才轻轻“哦”了一声。当晚,我还没有睡熟的时候,隐隐听到吵架的声音,开门走到楼道里,见指导员已经站在中队长宿舍的门外,仔细听屋里的动静。我只听了零星的儿句,就知道嫂子正为中队长给母亲寄钱的事吵闹,中队长似乎失去了冷静,语气粗硬,后来就听到屋里传出“叮当”的声音。

指导员在门外犹豫着欲敲门,终于没有敲,瞅见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就瞪我一眼说道:

“你呀,你――”

指导员转身而去。我回到宿舍用被子蒙了头,流一会儿泪,想了想,觉得因为我而让中队长挨骂,或许还要被嫂子从床上踹下去,就又流了一会儿泪。这时候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中队长站在外面,不等我说话,他就低头朝屋里走,往我的铺上一躺,说你睡里边我睡外边。我明白他是被嫂子赶出屋子,比从床上踹下去严重了。这一夜,他便和我在一个床上迷糊了几个小时,等到我睁眼起床,他已经在操场上站着。准备带领兵们出早操。

早饭的时候,嫂子仍没有起床,中队长只好又回到中队部的饭桌上,我注意到他的眼角处,贴着一张创伤膏,指导员他们也一定看到了,却佯装没看到,只有我瞅了一眼又一眼,心里推测是被嫂子的指甲挖的呢，还是碰到什么棱角上划破的。指导员偷偷地白了我一眼,我忙从创伤膏上收回目光。

中队长知道大家都看到了他眼角的创伤膏,就试图开个玩笑解释一下,于是笑了笑:

“嘁,昨晚她没用脚踹,只用肚子一挺就把我掀下床了。”

然而谁都没有笑,只听到“吧唧、吧唧”吃饭的枯燥声。

直到嫂子离队的时候,我再也没有与她聊天,她仍旧喊这干那,我也仍旧答着“到”,一溜小碎步跑来跑去,但却极力躲避着她的目光。

嫂子离队的半个月后,中队长在去查哨的路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说感觉发烧、头晕、肚子痛。其实他发低烧有几个月了,没有当回事儿去看一看,但这一次觉得撑不住了,才去总队医院查了查。从医院回来,指导员询问情况,中队长笑着说:

“啥事也不会有,我还真想病一次,让那些自觉清高的小护士伺候我几天。”

然而几天后指导员接到上级电话,通知中队长准备好洗漱用品去医院治病,什么病没说。指导员的脸色有些灰,沉思很久,才走到中队长宿舍,笑嘻嘻地说上级来电话,你必须去医院休养一些日子,好像血压高一点儿,我想肯定是那群小护士想让你享受一次被伺候的待遇吧。中队长也笑了,摇着头说不去享那个福,没闻惯医院那股怪味。

中队长本想去猪场转一转,看看几头宝贝猪崽,还没出兵营,上边派来了一辆小车,他就被指导员连推带拖送上了车,洗漱用品都没带。

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医院对他再次复查的结果,证实他得的是肝癌,病情已到了晚期。他却能撑得住,医生深感惊讶。上级首长都先后到病床前看望他,虽然医生对他保密,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得的不是一种小病,也不是一种好病。当首长们问他是否让家属来队照料他时,他坚决反对。

中队长在医院住了5个月,从夏天住到雪花飞舞的冬季。这期间,指导员每个月都让我去邮局,给中队长的家属和老母亲寄钱。最后一次,我把自己刚领到的30元津贴费,也一起寄给了他的母亲。我一直想去医院看望中队长,但因为我是个列兵,根本没有这种自由。

一个飘雪的天气里,指导员匆匆忙忙要去医院,据说中队长的病情已进入危险期,我就壮着胆子要求指导员带上我,指导员略微一怔,说道:

“去了不准多说话。”

我怀着一种紧张的心情见到了中队长,却觉得他不像进入危险期的病人。他精神还好,只是瘦得面目全非,下巴的胡须又长又乱。我看到许多干部站在病床前,自己就躲在后面,从人缝中凝望着中队长。他却突然发现了我,招了招手。我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含着泪花想说句安慰话又不知咋说,中队长就先说话了,说了句只有我和指导员能听懂的话:

“你收到那个妇女寄来的锦旗了吗?”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仍旧是那种纯真的笑。

中队长去世的前几天,部队才通知了他的家属。嫂子刚下火车,就被等候在火车站的小车直接送到医院。据说嫂子伺候在中队长病床前,几天几夜没合眼,一直紧紧攥着他的手,担心他跑了似的,医生和护士都受了感动。

一个寒冷的凌晨,嫂子终于没能拽住中队长,她从他的手温上感觉到他渐渐离她远去,这时候她看到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图案丰富美丽。

大约凌晨4点,指导员敲响我的门,我跟着他赶到医院时,看到病房外的楼道里,站了几个参谋干事,病房里挤满了人,中队长的面部已被白布遮住。我又一次见到了嫂子,面容憔悴是不必说了,人已哭得没有力气。她看到我像看到亲人一样,突然又放开嘶哑的嗓子哭泣起来。

忙乱了一阵子后,中队长被送到太平间。我站在楼道里,看到那个经常与中队长开玩笑的年轻参谋红着眼圈对一位干事说:

“命令已下,还没公布……”

事后才知道,中队长已被提升为支队训练股长,但还没有公布,他就住院了。在中队长被送往太平间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平时总是一副严肃面孔的大校首长,竟掩面而泣。早晨的大阳正升起在楼顶,似乎被寒冷凝固在天边,有微弱的暗红色的光勉强透进楼道里。

午饭前,我和指导员带着嫂子返回中队,嫂子仍住在中队长宿舍里。由于见物思人,嫂子在宿舍里一边收拾中队长的遗物,一边低声呜咽。中队干部和上级首长都劝慰她,希望她过些日子再收拾遗物,她却执意不肯,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也许是寻找往日的温情吧。

部队开饭集合时,指导员站在队伍前说道:

“今天中午不唱歌了,告诉同志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中队长今天凌晨去世……”

兵们一下子寂静下来,片刻就听到低泣声,后来一个兵控制不住哭出声音来,100多名兵便一下放开了喉咙。这哭声是正值青春旺盛时期的100多个男人的齐声痛哭,气势磅礴。

没有一个兵去吃中午饭,但是所有的人都想劝嫂子吃一些东西,她却滴水不进。傍晚时分,她突然晕倒了,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似乎准备将她送往医院。指导员敲我的门,急促地喊道:

“通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