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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这些经济现实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Dixit)、诺曼(Nonman)、埃蒂尔(Fihier)、克鲁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继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对本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关税等支持保护手段使产业中的企业迅速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开发能力,依靠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化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构筑起新贸易理论体系。新贸易理论在政策上的含义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构成:一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第一: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国内厂商提供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的让步,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此扩大。这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导致福利恶化。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他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该论点为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兴贸问题,因此这里重点论述一下该论点。该论点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特权,受保护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会增加,企业由此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失去规模经济,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企业除了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之外,还会由于累积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积累职工的生产经验,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
“外部经济”理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相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和厂商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二、战略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出口现状及面临问题
1998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1996年机电及运输设备业的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的出口总额,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加工装配业务的出口,并未脱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联系较少。换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为出口以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为载体的装配劳动。这种贸易结构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工资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使我国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如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贸易结构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能否长期化?
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新说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O理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里昂惕夫对美国的200种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分析后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对此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则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也要投入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同较多的资本结合进行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劳动生产率。面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贸易障碍增多:虽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发达国家进口会进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仍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从1995年开始,加工贸易开始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从1998年统计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额1730.4亿美元,出口额1044.7亿美元,分别占该年进出口总额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是1991年的3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为2.4倍,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增速快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发展速度。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五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合计占到8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据1995年与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广东上升了42.1%,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的压力,如何使外贸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显端倪,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飞速发展,据OECD统计,其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到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迅速,到2002年OECD国家此类服务出口将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南》的资料,1996年的一些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相当高水平,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台湾省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科技与产业巨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因此,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外贸跨世纪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启示与对策:走科技兴贸之路
我国要想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兴贸是必由之路。科技兴贸是产业科技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最终才能体现于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此要想实现科技兴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高科技产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为扶持其发展,根据战略贸易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适度保护。首先在关税方面:尽管随着“入世”的临近,我国关税税率在不断下降,但政府仍应以有效保护率理论为指导制定适宜的关税税率,设置合理的关税结构,对高科技幼稚产业维持适度的高关税。其次,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等非关税手段。对政府采购、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实行招标制度,将招标的收入补贴给消费者,尤其是被保护行业的下游工业。最后,对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要有合理的期限。当被保护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作用,更多的使用生产补贴,这不仅能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而且还能针对不同的产业灵活实施有差异的补贴率,更好发挥政策对产业的作用。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第一,交易方式网络化和交易市场垄断化。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电子方式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也有实物产品交易。目前,网络贸易发展十分迅速,2002年全球网上贸易总额高达3490亿美元。网络贸易将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领域中一朵鲜艳的奇葩。由于跨国公司垄断了国际技术创新的70%-8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90%,因此,在国际交易市场中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日益加强。
第二,交易对象高级化和利益分配两极化。在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今天,国际贸易交易对象逐渐高级化: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的构成中发展十分迅速;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都普遍重视科技的开发研究,实行科技发展战略,把高科技产业作为制高点。(2)世界技术发明创造与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也是加快国际技术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3)与技术贸易有关的社会条件日益完善,尤其是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努力,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法律环境。(4)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使各国的经济合作与依赖进一步加深,国际技术交流更加频繁。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两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即所谓“中心-化”趋势。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中心化”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中处于不对称地位,发达国家基本垄断了世界科技发明与创造;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发达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
第三,发展动因知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为主要标志的知识革命迅猛发展,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以智力资源和知识要素占有、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缺盈余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状况的重要性日益被削弱,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因。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也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的。
二、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的贸易对策
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加大科技投入,加速产业升级换代。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这也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国际贸易的关键。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新机制,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其次,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这是我国面向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它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第三,要改善科技投入渠道单一,科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第四,要树立技术创新意识,发掘、培养、保护高技术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转为企业,培养产业技术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的商业运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因此,面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快科技的转化,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战略取向。而且我国目前基本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可能性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共享性、可学性、易传播性、变动性和经济效应外溢性特征。现实性主要是指有两大发展机遇可以充分利用,一是国内科研机构和国家科技投入体系正在面向市场经济改革,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势在必然,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加快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二是国外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以知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即加大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比重,把一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继续发挥其“剩余的价值”,这对我国企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2.发展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网络贸易日益成为拓展海外的贸易的重要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网络贸易具有传统贸易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贸易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生产厂商也从中受益,通过网络企业可以开辟新市场,增加了贸易机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也可以获得好处,网上虚拟的世界市场,价值规律发挥更充分,激烈的竞争使产品质优价廉,一些特殊商品成本下降的好处可完全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消费福利得以提高。然而,我国目前高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缺乏,网络基础设施滞后,企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贸易在未来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没有形成网络贸易的国内环境和市场,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反差。因此,必须从以下几点来切实推行网络贸易的发展。首先,要进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教育与宣传,培养计算机专门人才,树立网络贸易意识;其次,要加强网络贸易方面的各种立法,特别是电子认证、保密、网上交易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最后,国家应制定一些优惠措施,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争取跟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
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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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21世纪,我国对外贫易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对外贫易的发展。
一、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一)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增长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凸显
2004年,全球货物贸易名义增长21%,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和国际市场对能源、原材料商品需求旺盛的带动及美元贬值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2004年近11万亿美元,增速达到20%,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际贸易的增长率连续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率,导致世界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保持不变,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亮点”
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既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国际贸易中也居于主导地位。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区域贸易合作和控制多边贸易体制来主宰国际贸易秩序,并在国际交换中获得了大部分贸易利益。中国是近年国际贸易增长中最显眼的“亮点”,表现为中国不仅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和排名不断攀升,而月.对全球贸易增量的贡献也更为显著。自2001年加人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排名以年升一位的速度上升一。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8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分别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量的6.4%和增量的20%。
(三)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
WTO新一轮谈判自启动以来进展缓慢,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谈判一度陷人停滞状态。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147个成员就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框架达成了协议,但协议的内容较为原则和笼统,各成员在农业、非农市场准人等问题土仍存在很大分歧。与此同时,以区域贸易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发展,并呈现出不少新的趋势。一是区域贸易安排迅猛发展。二是主要贸易大国者随追求区域贸易安排的主导权。三是区域贸易安排成员间的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
(四)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方兴未艾
国际贸易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依托,从其变化趋势看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伴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在行业结构上,服务贸易日益向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倾斜,传统的运输业、旅游业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在地区分布上,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所占份额继续扩大,东亚地区的增长尤其显著。二是高技术产品在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最快。
(五)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
一是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6.2万家,它们不仅掌握着全球1/3的生产和70%的技术转让,更掌握着全球2/3的国际贸易和90%的外国直接投资。二是国际贸易基础已由比较优势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具备国际竟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三是国际贸易格局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主要表现为,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增加。四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增长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达48%,占据了半壁江山。
(六)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随着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前,各国经济景气的不均衡性、产业和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区域贸易集团的排它性、贸易分配利益的两极化以及经贸问题的政治化都是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二、我国发展国际贸易应采取的措施
(一)对外贸易向质量提高方面转变。积极发展对夕卜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贸易方式转变上做到:优化出口结构,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竟争力;积极扩大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积极应讨和解决各种贸易摩擦。一是要运用多边规贝U处理贸易争端。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凋酉己合,争取更多支持。二是要抓好仅边贸易摩擦大要案应讨。进.步完善贸易摩擦预警监控筛,密切贸易摩擦最新动向,增强应对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三是依法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国内产业。进一步完善产封员害预警机制,抓好产业安全数据库扩容,深人开展产业竟争力调查与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一是从意识抓起,让整个社会充分认识到在新形势下,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要高起点、有新思路,更要切到“实”处。二是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保护鼓励进行发明创造活动的积极性;要健全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四)信息、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突出,其中最典型的应用是电子商务。据我国权威调查机构赛迪顾问的数据,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在2006年已突破工万亿元,是2003年的3.6倍。我国互联网协会DCC工数据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B2B电子商务交易增长超过百分之二五,交易现模达到一万两千五百亿元人民币。我国的电子商务已步人成长期。
(五)提高综合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只有在自主创新上持续占有突出地位的国家,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注重培养、扶持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使我国在世界贸易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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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日用瓷及电磁器、未锻轧锌铅银铟钨等、无机碱硫酸盐碳化物等、涡轮喷气及螺桨发动机、铁道机车及配件、摩托车、烟花爆竹、刀头、机器切削刀片、滚动轴承、火花塞等。以上十种商品出口占2003年出口总量的79.24%,占2006年出口总量的89.02%,2009年出口总量的75.66%。这些产品所在产业多属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使株洲市面临着较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不利于株洲市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株洲市出口产品主要集中于工业用品,日用消费品除日用瓷及电磁器、烟花爆竹外所占比重较小。2010年,株洲市棉浴巾出口额仅为31万美元,而进出口总额达69330万美元。2009年株洲市农产品出口额仅为53万美元,2010年降至13万美元。
株洲市相对周边城市而言加工贸易企业较少。2010年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仅为16家,郴州为30家,长沙达到70家。2012上半年,有业绩的加工贸易企业仅有11家。现有加工贸易企业大多集中在城区,所辖5县市中醴陵市有2家,其他县为空白。近年来加工贸易在株洲市外贸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2008年占6.29%,2009年占4.45%。株洲市对外贸易对一般贸易依赖性较强。2008年株洲市加工贸易额为7217万美元,同期一般贸易额达107416万美元;2009年加工贸易额为5161万美元,一般贸易额达108374万美元。株洲市对外贸易方式严重不合理性。
株洲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的对策
⒈优化商品结构
株洲市外贸商品结构存在着不平衡性,影响到株洲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株洲市要依托两型社会建设的良机,不断调整和优化商品结构。要逐步淘汰资源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大对农产品经营的投入力度。引导农产品经营企业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壮大农产品产业,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控制好进口商品结构,鼓励企业进口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技术型产品和设备。株洲是一座新型工业化城市,要大力引进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降低资源和环境压力。
⒉优化产业结构
株洲市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失衡问题。2010年株洲市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9.7%、58.5%、31.8%。株洲市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要依据株洲市农业优势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加大对株洲县和炎陵县特色蔬菜出的扶持力度,依托特色蔬菜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加快调整工业结构,以5115工程为依托,培育产业集群,加快已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
⒊优化贸易方式
株洲市对外贸易方式存在着不平衡性,以商品贸易和一般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比重较低。株洲市要积极优化贸易方式,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要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有效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株洲市工业园区众多,但尚无加工贸易专门园区。株洲市要积极规划和构建加工贸易园区,完善园区配套服务,为发展加工贸易创造便利条件。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制定和完善服务贸易战略,完善相关政策,发展适合株洲市情的信息、文化等服务产业,促进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
⒋完善对外贸易配套服务
一是要进一步发展现代物流业,完善物流网络,降低外贸企业物流成本。目前株洲市大部分企业海运出口货物需要用汽车运到长沙霞凝港装船,增加了企业进出口成本,给外贸企业造成诸多不便。株洲市要加大铜塘湾港区的改造力度,增强其货运能力,以铜塘湾港区为依托建设外贸物流园区,以减少外贸企业物流成本。二是要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进一步支持,充分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开拓资金,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鼓励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降低企业的收汇风险。三是要搭建外贸企业客户开发平台,利用会展的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展览会,扩大其客户资源。2011年,株洲西迪硬质合金有限公司通过参加美国、荷兰、英国的展览,获得557万美元的出口订单,增长了近2倍。这一案例充分证明通过政府各项扶持政策有助于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对外贸易。株洲市要构建服务于本地外贸企业的专用电商平台,对外贸企业提供线上和线下的撮合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信息化不足的问题。四是引导外贸企业建立行业协会机制,通过行业协会的作用协调企业开展国际业务,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外贸风险,共同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二)微观对策
⒈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践
开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践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企业要在内部大力践行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模式。要在生产经营中贯穿国际环境标准和安全标准,将绿色观念融入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以及废旧产品的处理等环节,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实行清洁生产,实现资源消耗的最小化、排放物的减量化甚至零排放。开发、生产和销售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无害的产品,积极开展绿色营销活动,提升企业产品的综合竞争力。积极推行ISO14000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认证,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促进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应对国际贸易保护壁垒。
⒉加大投入,提升国际竞争力
外贸企业要加大各方面投入,走科技兴贸之路。一是增加资金投入,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株洲市绿色农产品出口市场前景良好,但其经营过程中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不高、品牌价值低等问题,农产品经营企业要对农产品进行精加工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要创建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二是要加强相关人才培养,要依托株洲市高校优势与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适应外贸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摘要:当前,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面对新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服务贸易;政策;选择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加快服务贸易发展,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国面对新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一、发展务贸易急需更好的政策环境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未来几年服务贸易发展的目标: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目标是4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力争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稳步提高。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1.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把发展服务业上升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为发展服务贸易创造了基础条件。
2.世界经济结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高端,以发展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业加快转移重组为特点的新形势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制造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过程,全球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货物贸易的增长,国际投资更加倾向于服务业等因素,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以服务外包和承接服务外包为重点,将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稳定快速增长。
3.我国近几年服务贸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最好时机
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2165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位于全球的第七位和第五位,其中出口超过意大利,进口超过法国和意大利。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全球占比分别为37%和42%。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各国对中国的开放,将使中国的服务贸易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部分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加快发展,出口增速正在赶超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
(二)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5%以上,其中美、英、德三国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30%左右。很多发达国家制定了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建立了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立法机构、主管部门、中介机构有机协调。发达国家利用其服务贸易水平领先的优势,通过各种多双边谈判要求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成为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谈判的主要议题。在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越来越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服务贸易也处于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端,创造了较高的价值和附加值,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2.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趋激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整体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与离岸服务贸易的能力迅速提高,使服务贸易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和调整,成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一个新特点。
在服务贸易全球自由化的大趋势和全新的开放环境下,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仍比较落后,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着层次低、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不足、服务贸易部门结构不平衡、市场和地区发展过于集中、统计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亟待完善等问题。这与发达国家和世界整体水平,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都有较大差距,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各方面的要素资源,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
总结近几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做法,分享发达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把发展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制定并实施推动其加快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和产业调整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一)研究制定更高水平的全国和地方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2006年我国出台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对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重要推动和引导作用。为了满足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迫切要求,需要尽早研究制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新的更高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保障。
我国必须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思维研究和制定规划,根据近几年服务贸易规模速度显著扩大的实际,确定快于“十一五”期间发展的目标。建议到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000-8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使服务贸易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显著提高。同时,应提出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方向和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与此同时,组织各地根据国家服务业发展主要目标,研究制订本地区服务业发展规划。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服务贸易发展目标,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服务贸易能力,服务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先于全国和各地综合规划,力争在国家和地方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将服务贸易作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工作任务。
(二)研究制定更加优化的发展服务贸易指导目录
目前的国家产业发展目录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上,应该根据贸易结构调整的需要,抓紧细化、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指导目录,明确行业发展重点及支持方向。要根据服务贸易所具有的特殊性,针对其离岸贸易的可贸易、跨度大、领域广、以创意和高技能、高知识的特点,分门别类地调整和完善服务贸易相关的产业政策,认真清理限制服务贸易产业分工、业务外包和承接服务外包等影响发展的不合理规定,逐步形成有利于发展服务贸易的产业政策体系。在国家“千百十”工程的基础上,具有发展基础和经验的地方,要立足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制订并细化本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指导目录,突出本地特色,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使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形成几个象印度班加罗尔那样的服务贸易基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部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在“腾笼换鸟”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中,应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重要战略。通过服务贸易产业指导,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提高我国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运输、旅游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水平,促进出口继续扩大。提高计算机信息服务、通信、保险、金融、文化创意、专有权使用费、特许费、咨询、广告等新兴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力争到“十二五”末期服务贸易达到进出口平衡,改变我国长期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的局面。
(三)研究制定更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顺应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推动服务贸易多层次发展,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就必须使服务贸易领域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修改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基础上扩大服务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利用外资规模。吸引包括新建、并购、风险投资在内的多种服务业跨国投资,扩大在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商业领域利用外资的规模,带动我国服务水平整体提高,国际服务外包承接业务量明显增加,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拓能力大幅提升。提高已经建立的国际服务外包基地规模和水平,引导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外资能力较强的地区和开发区,要注重提高层次和水平,积极向研究开发、现代流通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
要加快实施服务贸易“走出去”战略,推动以商业存在模式为主的服务贸易发展。为发展开放型、走出去的服务贸易创造良好环境,研究采取具体措施,为服务企业“走出去”和服务贸易出口服务。一是积极发展境外服务贸易集群或合作区。鼓励发展贸易采购分销、物流航运、研发设计、远洋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信息咨询、人力资源、留学居住、休闲旅游等境外服务,形成几个境外中资服务企业集群或服务贸易合作区。二是有序促进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密切跟踪国际市场需求动态,鼓励中医药、中餐、汉语教育、文化、体育、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企业和专业人才“走出去”提供服务,扩大医护人员、律师、教师、厨师、农技、建筑、制造、空乘、海运、医护、农林牧渔等领域人员外派规模。三是加大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业贸易在国外提供服务的能力。顺应科技进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稳步扩大信息产业、教育、生物、环保、计算机、电信、金融保险、法律、现代流通、旅游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出口。增设境外经营网点和分支机构,获得国际知名品牌、先进技术以及营销网络,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四是鼓励优势企业到境外设立机构。以优势服务业和大型企业为依托,鼓励各类有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到境外从事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管理、电子信息、旅游、教育、文化传媒和中介服务。五是国家各部门应尽快形成支持保障服务,提供各方面帮助。纳入国家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并尽快简化出入境手续。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国内有条件的金融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我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服务贸易竞争提供金融支持,对软件、流程外包等服务贸易等出口开辟进出境通关“绿色通道”。
(四)研究制定更为有力的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
着眼于全面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构建充满活力、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就要认真研究制定促进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象当年支持货物加工贸易一样支持服务贸易。
1.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应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借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采取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支持服务贸易企业进行服务产品的研发,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按有关政策规定享受所得税抵扣优惠。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所得税、营业税政策试点的基础上,应尽快扩大软件开发、信息技术、知识产权服务、工程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生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试点,促进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对吸收就业多、不占用资源和无污染排放的服务贸易企业,应按照其吸收就业人员数量和创造服务贸易的贡献给予补贴或所得税优惠。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实行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城市规划和土地政策
根据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城市规划和调控土地规划计划时,应对发展服务贸易留有充分的空间,年度土地供应要适当增加服务贸易发展用地,特别是保障国家级服务贸易承接基地的用地。各地区制订城市总体规划也要充分考虑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中心城市应逐步实行土地上的产业替代,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大、占地多等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业企业,退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支持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兴办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
3.加大金融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改进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的金融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开发适应服务贸易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等多渠道筹措资金。修订和完善有关股票、债券发行的基本规则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要充分考虑服务贸易企业的特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优先得到支持和批准。各类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给予货物贸易同等便利,改进服务贸易企业外汇管理,保证合理用汇。抓紧建立中小服务贸易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地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要给予服务贸易鼓励类企业重点资助或贷款贴息补助。加大技术引进和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在业务范围内应积极开展涉及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贷款业务。保险公司在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为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提供保险支持。简化服务贸易对外支付手续,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境外投资。
4.加大财政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在继续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的基础上,根据财政状况及服务业发展需要逐步增加,重点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农村服务体系。整合服务领域的财政扶持资金,综合运用贷款贴息、经费补助和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服务业发展。加大对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和产业基地的资金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要加大对规划内重点服务业项目的投入,同等情况下优先支持服务业项目。有关部门应利用现有渠道继续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资金支持。鼓励国外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发展服务贸易的投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地方政府也要根据需要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引导资金,有条件的地方要扩大资金规模,支持服务业发展。
5.加大对服务贸易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实施服务品牌带动战略,培育发展知名服务贸易品牌,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和市场认知程度的,应将其纳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等国家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大力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注册和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标。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抓好服务贸易、现代服务业发展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重大项目。建立一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产品测试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批技术研发中心和中介服务机构。对服务贸易领域重大技术引进项目及相关的技术改造应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活动应提供研发资助。在政府采购中,应优先支持采用国内自主开发的软件等信息服务,进一步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试点范围。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交易活动,符合规定的应享受创业投资机构的有关优惠政策。鼓励服务业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
三、抓紧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工作
(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统计体系
科学有效地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工作,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提供数据信息服务。加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建立政府统计、行业统计、企业统计和社会抽样调查互为补充的服务贸易统计调查体系,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信息制度。建立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建设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权威统计数据和深入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分析,为国家制定服务贸易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
(二)建设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
建设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系统,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工作。要通过开展服务贸易进出口运行状况的分析,掌握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趋势;开展分行业的国内外服务贸易状况分析,引导服务贸易结构及时调整和优化升级;进行企业发展和运行态势,及时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确定新的政策选择;对于双边服务贸易和多边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把握服务贸易国别(地区)市场发展的重点。建立全口径、多层次的、实时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其价值不在于数据堆积,而在于数据库的分析产品的生产。目前,商务部已经不定期服务贸易进出口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和国别(地区)市场分析报告等,对推动服务贸易起了很大作用,随着国内外服务贸易统计信息的收集、展示、预警、分析与构建基础性平台的建立,我国服务贸易统计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服务贸易信息资源必将得以较好地开发与利用,为国家制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交流与谈判提供数据支持。
(三)加快推进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化
建立更为完善和迅捷的服务贸易信息服务体系,使服务贸易政策透明化,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条件。建设和提高服务贸易指南网站的水平,为国内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和海外进口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特别是适时公开、公布和解读服务贸易政策。应建立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驻外使领馆为主体的境内外服务贸易支持网络和服务支持体系,为中外服务贸易企业的交流合作提供信息服务和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网络支持和服务支持体系,要向所有服务行业、企业和自然人公开,使在世界各地的服务贸易经营者,都能获取最新的和准确的政策信息。
(四)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服务贸易标准化体系
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必须抓紧研究制定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服务贸易标准体系,提高标准的整体水平和透明度。制定服务贸易标准,重在引导我国的加工贸易形成先进的经营方式、先进适用技术、管理理念和经验,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境外在服务贸易中的经验和做法,加快形成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开展国际安全认证、质量认证、环保认证等标准。同时,鼓励企业从国际上获得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资格,为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
1.1文化贸易出口总体规模较小,文化服务出口比例较小。宁波2011年和2012年文化产品出口总额分别为4.6亿美元和4.8亿美元,文化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连续两年0.8%,总体文化产品出口额增幅很小。文化贸易出口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性文化产品,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而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类产品比例微乎其微。1.2文化贸易平台还不完善。完善的文化贸易平台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对文化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完整的文化贸易平台包括展示平台、产权交易平台、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等各种类型。而宁波目前只有文化展会平台一个。1.3文化出口企业实力不强。宁波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发展速度较慢,民营企业为文化产品出口的主力军,2013年上半年,占同期出口总额的78.3%。但自身自主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品牌文化营销能力较弱。1.4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不协调。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园区的设立,一些园区对于自身缺乏科学定位和整体策划,产业同质化倾向严重,竞争加剧。另一些园区对产业延伸,整体区域协同发展缺乏长远考虑,降级入园门槛,使得园区内的企业良莠不齐。此外,贷款融资难的问题也阻碍了文化产业园区的正常发展。
二、宁波市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建设“新亮点”
1.宁波市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建设目标定
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强。2013年,宁波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003.3亿美元,同比增长3.9%,为浙江首个外贸总额超千亿美元的城市。此外宁波有着优越的港口和国际物流优势,较好的金融信息服务业支撑。综上,定位宁波为以货物贸易为基础、服务贸易和转口贸易初具规模、高能级贸易集聚,以浙江省长三角地区为主要腹地并向中西部市场延伸的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
2.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
2013年,宁波市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2119亿美元,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1340亿美元,增长8%;进口779亿美元,增长6.2%。传统出口商品市场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从商品进口贸易来看,宁波积极发展进口商品消费市场,由此带动消费品进口;开拓内陆腹地扩大进口规模;加快设备进口为产业转型升级增添动力。
3.贸易模式创新。
宁波依托港口优势创新贸易模式,建设进口商品交易市场和全球采购基地。目前宁波典型进口商品交易市场有保税区、国际贸易展览中心、梅山保税区三家进口商品交易市场。其中梅山保税区域2008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重点打造了进口酒类、石化产品以及进口汽车整车等特色交易市场。此外,吸取广州、上海等城市全球采购基地建设经验,加快发展物流、信息、金融等配套服务业,聚集一批采购商和供应商,强化专业人才以及政策支持,从优势产业入手,打造宁波全球采购基地。
4.经济贸易环境改善。
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宁波同上海的政策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相关产业优势削弱。面对挑战,细化外贸服务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空港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设立综合保税区,整合目前宁波海关特殊监管区管理分散的问题;完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政府、民间行业、外贸企业三大主体的协调运作,提升平台服务功能。
5.外贸特殊功能区发展建设。
外贸特殊功能区是指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主导和引导,通过划定一定的区域范围,提供相应基础设施作为硬件,再辅以特殊海关监管方式,各类优惠政策等为软件,促进对外经贸发展的特定区域。宁波拥有宁波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和慈溪出口加工区和梅山保税港区共五个外贸特殊功能区。其中宁波保税区成立于1992年,是宁波最早设立的外贸特殊功能区。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亿元,同比增长10.1%;外贸进出口116.3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12.2亿元,同比增长17.7%;实际利用外资1.05亿美元,同比增长0.6%(以上数据包含宁波出口加工区)。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外贸特殊功能区的监管、税收、外汇法规,有效提升各类功能区的自身发展水平,协调整合实现保税加工、保税物流、服务贸易、航空运输和口岸通关等功能齐备的宁波自由贸易港区。
三、在区域经济建设中推进文化产业贸易发展
1.进出口贸易发展、贸易模式创新应对文化出口规模较小的问题。针对文化贸易出口规模较小,文化服务出口比重较小的问题,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创新等举措加以改善。首先,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重点从劳动力密集型、低档文化制成品出口转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文化产品。例如,增加传统文具文化用品技术含量;优先发展视觉艺术,影视传媒等优势产业。其次,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优化出口市场结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制定了旨在优化我国出口市场结构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宁波已增加了对东盟、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出口量。再其次,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带动货物出口。宁波中小企业较多,中小企业通过政府辅助融资跨国经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选择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拉动货物出口。此外,依托现有宁波典型进易市场平台,打造文化产品(服务)出口(外包)交易市场平台,拓宽贸易渠道。通过宁波全球采购基地的建设,完善文化产品的供应和销售链。
2.国际经贸主体培育应对文化企业主体较弱小问题。
民营企业是宁波文化贸易的主力军,但存在规模较小,竞争力弱,营销链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需要引进具有自主营销、货代物流、品牌研发等外贸经验的综合大企业来带动文化贸易企业的发展。首先,努力提高外资利用率。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引进文化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项目,吸引跨国公司来宁波设立文化研发设计总部和市场营销总部。优化外资利用方式,坚持直接引资和间接引资并行,鼓励海外宁波帮回乡投资,推动市区县联动招商。其次,加强各类平台建设。构建贸易内外一体化平台,以文化产品零售业或文化服务贸易企业为主体,培育本土跨国企业,推进文化企业走出去。再其次,加大经贸主体培育,塑造有活力结构层次优化的主体。争取相关管理部门的支持,有针对性地放松对外贸易主体在宁波集聚的限制。吸引国际化跨国企业在宁波设立总部、办事处,营造更加适宜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
3.经贸环境建设应对贸易交易平台不完善问题。
面对文化产品贸易在发展壮大的进程中遇到的出口保障力度不够,贸易交易平台不完善等问题,构建良好的经贸环境,特别是有效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其一,推进政府、民间行业、企业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特别是政府,应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对于公益效果显著,经济效益周期长的项目予以支持。其二,提升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好电子信息化口岸平台、口岸通关中心监督平台,提高口岸服务能力。实现经济与环境并行,建立外贸安检环保监督平台以保证对外贸进出口产品的检测。其三,强调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及有效评估机制。充分调动政府、民间行业及企业的三大主体能力,保证服务平台的资金运营链通畅。完善平台的科技评估体系和群众共同参与评估机制。
4.外贸特殊功能区和文化产业园区的有机结合。
宁波市的各类文化产业园区大多有着鲜明的地方区域特色。例如象山利用其海洋资源优势,结合影视产业,推进了象山影视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余姚、镇海等工业技术发达地区有效地推进文化创意设计类,信息类文化园区建设。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科技园区。城市中心区,依托其人才,信息,金融等资源优势,形成了多类文化产业园区,如宁波和风创意广场等。但是众多的文化产业园区内业态分布不均,有着同质竞争的现象,没有得到资源的有效整合。而城市外贸特殊功能区的建设正好有效地解决了文化产业园区的现实问题。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产业间协作发展,如文化服务类产业同工业制造业相结合。有利于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的经贸环境,资金融资,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配套服务产业。宁波力求推进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在宁波保税区内设立“文化保税区”项目,使得保税区这一外贸特殊功能区向文化产业延伸,为文化产品的展示、交易、研发、生产提供保税服务。进一步建设国际文化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文化产业贸易展示中心。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