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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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产业结构范文

1.1研究方法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回归)是一种多元回归建模方法,它可以在自变量集合存在严重多重相关性及样本点容量较少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建模,并对两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从而确定两者的相互关系程度[15]。通过对称Logratio变换,可以有效地消除成分数据的定和约束,并且使得变换后的非成分数据更能反映成分数据的特性,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将对称Logratio变换与PLS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建模,不仅可以确定两者的相互关系程度,而且可以排除两者存在的多重相关性对模型的干扰。对称Logratio变换与PLS理论相结合建立成分数据线性回归模型的具体方法可参考文献[11]。

1.2模型建立福建省共九个设区市,根据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山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宁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六个设区市,山区包括三明市、南平市和龙岩市。本文基于福建省统计年鉴[16]、水资源公报[17]的基础数据,以沿海、山区及其九个设区市为研究单元,将1998年-2009年九个设区市和两地区三大产业产值比重的成分数据作为自变量X,以用水结构的成分数据作为因变量Y,建立各地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建模后可以形成以三大产业为自变量,以用水结构为因变量的各区域标准化回归方程,回归系数见表1。利用表1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对原始建模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见图1。

1.3模型验证将各区域2010年产业结构数据代入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对应的目标变量,经逆Logratio变换,最终求出相对应的用水结构的预测值(表2),结果显示,沿海和山区误差可控制在3%以内,大部分城市误差小于6%,总体而言模型拟合精度比较高。

2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性的区域变化分析

为了直观地观察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可以绘制偏最小二乘回归因子载荷图(图2)。在因子载荷图中,w为X数据集权重,c为Y数据集权重,第一个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数据综合权重w#c[1],第二个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数据综合权重w#c[2]。两要素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相关性越强,反之相关性越弱;在相关圆内并靠近与圆心的要素与其他变量相关性均较弱[11]。通过有效因子载荷图和回归系数之间的对比,可对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确定两者的相关程度。

2.1沿海和山区相关性差异分析从偏最小二乘回归因子载荷图(图2)中可以看出如下结果。在山区,第一产业与灌溉用水之间的距离最近,两者高度相关(图2(a));第二产业与工业用水、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距离均较远,说明第二产业与工业用水、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相互关系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直方图(图3(a)),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第二产业对工业用水都起到促进作用,即随着产业的发展用水量和用水结构比重也逐渐增加,并且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近年来山区二、三产业虽有所发展,但是农业仍占重要地位,灌溉用水在用水结构中仍占主导。在沿海地区,工业用水与第二产业距离最近,两者高度相关(图2(b));其次为灌溉用水和第一产业;生活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直方图(图3(b))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第二产业对工业用水都起到促进作用,且后者作用更显著。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用水决定着本区的用水总量和分配,对用水结构影响明显。无论山区还是沿海地区,生活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比重较低,另一方面因为生活用水所包含的数据比较复杂,没有完全与生活用水对应的生产部门。

2.2设区市相关性变化产业结构一般经历/一二三0转为/二一三0,再到/二三一0,最终变为/三二一0的演化过程[18]。用水结构一般从用水量大、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农业用水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9]。目前福建省九个设区市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根据九个设区市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相关性差异,可将九个设区市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厦门市):三大用水与三大产业均高度正相关,在有效因子载荷图中表现为产业和用水之间的距离均较近,几乎重叠在一起(图4)。从1998年到2010年,厦门市三大产业结构从5:52:43转化为1:50:49,用水结构由59:23:18转化为27:30:43[16217],产业和用水结构趋于成熟,使三大产业与用水结构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二类(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第一、二产业与相应的用水结构均高度相关,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些城市均为福建省东部经济较发达城市,工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用水结构影响显著。以泉州市为例,1998年-2010年第二产业从52%逐渐增长到60%,工业用水从27%逐步增长到55%;同时,第一产业和灌溉用水比重均出现显著下降,其中灌溉用水从55%下降到29%;而第三产业和生活用水分别在34%和15%附近徘徊,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规律。第三类(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第一产业与灌溉用水呈较强相关性,工业用水与第二产业相关性次之,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些地区第一产业和灌溉用水在产业和用水结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占当地GDP的近20%,却消耗了60%左右的水资源[16217]。以南平市为例,1998年-2010年第一产业从29%下降到23%,灌溉用水从83%逐步下降到64%。第四类(三明市和漳州市):三大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在因子载荷图中三大用水趋近于原点(图4),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均不显著,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解释能力不足,说明用水结构的变化可能不仅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还与其它因素有关。三明市为福建省老工业基地,1998年-2010年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呈波动变化,并没有明显的演化规律,这可能因为受到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干扰所致。

3结论

第2篇：产业结构范文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第3篇：产业结构范文

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东莞企业发生多米诺效应式的倒闭现象。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东莞外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过度发展将使中国被锁定在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阻碍了产业升级,并有可能出现拉美式的“贫困化增长”的现象。由此,广东省于2008年提出了所谓的“腾笼换鸟”的政策。通过淘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试图将东莞打造成高科技行业聚集的地区。对于“腾笼换鸟”政策的可行性以及它是否有悖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马宇认为,加工贸易有它自己的规律,东部靠近沿海有它天然的优势所在。因此,加工贸易对于东莞来说仍然是应坚持发展的。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从而带动东莞新一轮的发展。王保林(2008)分析了东莞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以及东莞产业链的特点,认为,通过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就地改造和升级是实现东莞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择,而盲目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做法极易使东莞陷入“结构升级陷阱”。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出发,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分为模式A与模式B,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结合买方相对优势、资源需求瓶颈度两个指标对A、B两种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东莞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佳模式与政策建议。

二、产业结构升级模式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本文总结两种产业结构升级模式:(1)A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又称阶段式升级模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①表示):购买者驱动型产业进行沿价值链的升级。沿价值链升级指包含生产过程(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角色升级的动态过程,它最终表现为我国本土加工贸易企业占领价值链的高端,更多地把握战略性环节(营销与售后服务环节)。同时,在这一阶段,东莞还对已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部分生产者驱动型产业的加工贸易进行生产过程(流程)与产品升级,即做好加工制造。第二阶段(用②表示)为链条的升级,即从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条升级到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条。这一阶段的产生是第一阶段对高级阶段所需要的高级竞争力要素和商业环境的逐渐培育与积累的结果。第三阶段(用③表示):生产者驱动型产业的沿价值链升级。这一阶段,以增强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作为产业竞争力与升级的重点并沿价值链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攀升。(2)B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又称跳跃式升级模式。该模式下,东莞的支柱产业将定位在汽车、计算机、航空器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将资源集中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之对应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Ⅱ为从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直接向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环节升级。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企业,试图通过技术外溢效益、信息流动效益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打造与发展新兴产业。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分析

1.升级时间长短:过程化与结果化

两种产业升级模式的最终目标均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但模式A更加注重升级的过程,为渐进式的升级模式。首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内部改造,在高级阶段所需要的高级竞争力要素和商业环境的培育与积累过程中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模式B注重升级的结果,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为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必须不遗余力地发展新兴产业,试图通过集中所有资源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经济主体与动力

外资企业 “嵌入性”本质决定了其候鸟的迁徙特性,因而,唯有本土企业方能成为A型产业升级模式下的主体;B模式试图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提高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其经济主体将定位在具有高新技术、雄厚资金的外商投资企业。

3.政策差异

经济主体、支柱产业的不同定位必然导致政策倾向上的差异。A型模式下,政策将逐渐倾向本土民营企业,解决诸如:资金缺乏、融资渠道困难等问题,同时会更加注重“市场换技术”政策的权衡,避免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度过困难时期。模式B:政策旨在鼓励引进具有高技术、资金雄厚的外商投资企业,重点扶持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4.产业升级的资源需求

模式A下,作为升级主体的企业不仅面临着自身内部资源的瓶颈,还要承受来自国际大购买商与跨国公司的排挤和联合打压等一系列的反升级阻挠,因而对本土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升级过程中企业、行业、地方应重视对软件资源的积累与培育;模式B对东莞的硬件资源要求高,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与完善的基础设施。

5.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

A型产业升级模式旨在解决东莞外向型经济模式下本土企业边缘化、产业空心化问题而逐步地向内向转变。“引进来”和“走出去”在①、③阶段的沿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均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以提高企业“走出去”能力为核心,通过适度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作为提升“走出去”竞争力的手段;B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注重“引进来”,实质上仍为一种向外型经济。

四、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选择

模式A与模式B的差别首先在于选择何种类型的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进而进行沿价值链的升级。链条的选择需要考虑到现实的可行性。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本文总结东莞产业升级的现实阻碍因素,并归纳为买方相对势力与资源需求瓶颈。

买方相对势力是指全球价值链GVC中,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 购买者驱动) 或跨国公司( 生产者驱动)凭借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对参与GVC 的我国本土企业的控制与反升级力量。之所以称之为相对势力而非绝对势力,是因为这一控制与反升级的力量是由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实力决定的,受双方升级与反升级的努力而缓慢或激烈地变化。由于这一相对势力的存在,我国本土企业在实现由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过程中,受到控制并有可能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

资源需求瓶颈度是指处于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条的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时缺少所需资源的程度。对于购买者驱动型产业(链条)的升级,所缺资源为企业的管理能力、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软件型资源,其本质是具有上述知识与能力的人才的稀缺。对于生产者驱动型产业(链条)的升级,资源需求瓶颈表现为缺少技术开发、融资渠道、基础设施等硬件型资源。资源需求瓶颈一部分源于买方相对势力,买方相对势力的存在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提高参与GVC的我国本土企业的资源需求瓶颈度。渠道1:对特定资源产生需求瓶颈效应:例如,一定时期内,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是有限的,因而,发达国家大购买商与跨国公司对于品牌与营销渠道的控制阻碍了我国企业上述资源的获取。渠道2:买方相对势力的存在引发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加剧了资源的分散,产生了资源需求的瓶颈。此外,向外资企业的倾斜政策、本土企业有限的融资渠道等内在因素也导致了资源需求的瓶颈。从资源需求瓶颈的构成来看,随着买方相对势力的削弱以及相关积极政策的出台,我国本土企业的资源需求瓶颈度会有所降低,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买方相对势力。

引入了买方相对势力与资源需求瓶颈度这两个概念后,我们便可从微观层面对两种产业升级模式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企业升级的收益表现为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张,利润的增长,地位的提升以及成为行业的领先者的机遇;而升级的成本源于脱离原先的品牌商独自运作的市场压力与短期利润的损失,甚至面临停产倒闭的风险。(1)当企业为挣脱买方势力与获取、创造资源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企业会选择沿价值链进行升级;(2)当企业因此得到的收益小于付出的成本时,企业会认为继续从事价值链的低端会更加有利,企业便失去了升级的动力。买方的相对势力越强,企业因此而付出的成本也会越高,自身反升级的愿望就越强。然而,收益和成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企业的升级,买方的相对势力会因企业实力的增强而减弱,从而收益上升而成本递减。同时,资源需求瓶颈还源于政策因素,这时候,如果存在外力的干预,譬如政府通过给予融资上的优惠政策,那么就会加快企业成本的减少与收益的上升。(3)当收益等于成本时,是否进行升级对企业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企业可能会认为集中自己已有的核心资源和发展基础做好加工制造会更有利。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在国内外新形势下,为适应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企业往往会做出升级与否的决策。

一般说来,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下,买方相对势力更强,技术开发、融资渠道、基础设施等硬件型资源的需求瓶颈度会更高,一般表现为短期内收益小于成本,企业、地方、政府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才会扭转净损失的局面。因此,对现阶段的东莞来说,A型的升级模式更具有可行性。

五、政策建议

1.不同的驱动力决定了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以及企业所应着重培育的核心能力。但其本质均为本土加工贸易企业能力的提高。因而,企业,应该具有长远眼光,将加工贸易作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手段,通过边干边学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信息流动效应逐步发展委托设计制造和创建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削弱买方相对势力,努力沿价值链攀升,提升自己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与地位。

第4篇：产业结构范文

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务。拥有较多固定资产的工业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以无形资产为主的服务型企业更适合借助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可见，产业结构可决定和影响一国的金融结构。运用38个国家1992—2011年的相关数据可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国家，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迅速发展，这就对金融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随着产业发展对直接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将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扩大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是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匹配度;经济增长;固定效应模型;股票市场;直接融资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学界便开始关注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起初，学界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本文中的金融结构是指融资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资，一类是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这两者的变化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金融结构是否应该与产业结构相适应?这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现有文献一般将金融结构分成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分别探讨这两种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说来，主要有4种立场:1．支持银行主导型;2．支持市场主导型;3．金融结构无关紧要;4．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不同的金融结构。支持银行主导型的观点认为，银行在收集和处理企业信息方面更有优势，不仅能够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还能对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撤出资金，尽可能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风险，从而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Stiglitz，1985;Shleifer＆Vishny，1997;Allen＆Gale，1999，2000)［1－4］。支持市场主导型的观点指出，银行常常处于强势地位，挤占企业利润，加上银行先天的风险厌恶，会削弱企业创新和冒险的积极性。金融市场能够为不同的风险进行定价，可以针对不同的融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和融资工具，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还能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和兼并收购，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Weinstein＆Yafeh，1998;Boot＆Thakor，2000)［5－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体系主要提供投融资服务、流动性供给、风险分散、价格发现、信息传递和公司治理等基本功能，能否及时地提供这些服务，是衡量金融体系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金融结构只是次要问题(Merton，1995;Merton＆Bodie，1995;孙立坚，2003)［7－9］。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评价金融结构的优劣应该和产业结构联系在一起。一国的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最优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融资需求决定了最优的金融结构。只有当金融结构有效地满足不同产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时，才算得上“最优”金融结构。撇开实体经济的需求来研究最优金融结构有失偏颇(林毅夫，2009;Demirguc-Kunt＆Levine，2011;Cull＆Xu，2011;Kpodar＆Singh，2011;佟健等，2015)［10－14］。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何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并未达成共识。大量的文献主要探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了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林毅夫(2009)［10］有洞见性地指出，一国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该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只有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金融才能真正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两方面的特性，提出假说，建立计量模型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二、相关理论分析及假说

(一)几个重要的概念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指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和联系。从量上来说，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或者各产业内部的数量比例关系，反映在产值比重、劳动就业比例以及其他可以量化的指标上。从质上来说，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的分布状态，可以从加工深度、附加值、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产值比重等方面来考察。产业结构主要有4种分类方法:两大部类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法、资源密集度分类法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本文研究主要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法。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产业结构处于从无到有、从不合理到合理化、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古典经济学家配第(1672)［15］发现，工业比农业的收入多，商业比工业的收入多。克拉克(1940)［16］解释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关联，重新发现了配第定律，后来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库兹涅茨(1971)［17］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了57个国家的数据，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将这一过程称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一国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2．金融结构戈德史密斯(1969)［18］认为，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同数量、种类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白钦先(2003)［19］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金融相关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层次性，有许多不同的排列和组合，构成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形成不同的金融结构。林毅夫(2009)［10］将金融结构定义为各种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根据金融活动是否需要金融中介，可以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比例构成，主要可以分成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而不同金融行业内部又可以考察行业规模和集中度。根据金融活动是否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可以将金融结构分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由于本文主要关注金融的融资功能，因此我们利用融资结构来刻画金融结构，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从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获取信贷资金。

(二)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产业的企业不仅在经营能力和信用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还在资金规模、技术创新和市场风险等方面有所不同。企业所处的产业决定了其技术特征、融资规模、市场风险及融资方式。由于现代国家的第一产业比重较小，且较为稳定，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特性及融资需求。第二产业主要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企业，一般拥有较多的固定资产，可通过抵押固定资产获得银行贷款。其中，重工业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采掘、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其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有些甚至接近50%①。银行往往要求企业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当企业无法按期还款时，银行有权对抵押品实行清算，甚至要求企业破产，这有利于银行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银行更乐意借钱给拥有较多固定资产的企业。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企业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为主，拥有的主要是版权、知识产权、创意等无形资产。由于企业本身的固定资产很少，且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易评估和量化，与以抵押担保为融资先决条件的银行经营模式存在较大反差，因此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一些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如互联网、计算机等)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创新型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需要较多资金进行市场的前期开拓和推广，特别是处于初创期的创新型服务企业，面临更多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多变性，投资回报期长，投资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银行出于风险的考虑，并不太愿意将资金借给这类企业。而金融市场能够对不同的风险进行定价，具有投融资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定价市场化和服务多层次等机制特点，创新型企业可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进行直接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特性及融资需求，需要不同的融资渠道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第二产业更适合以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第三产业更适合以股市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资。总体说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国家，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则更有利于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家。只有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时，金融体系才能够真正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提出一个假说:当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和间接融资(相对于直接融资)比重同时增加，或者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和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比重同时增加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计量模型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检验假说的正确性。因此设定被解释变量为各国人均GDP的增长率，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交叉项。此外，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还要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GROWTH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人均GDP增长率;FINSTR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金融结构，本文以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量与股市市值的比值来刻画［20］，该值越大，表示该国的金融结构越倾向于银行主导型，反之则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INDSTR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产业结构，本文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刻画。该值越大，表示该国的产业结构越倾向于第二产业主导型，反之则越倾向于第三产业主导型;FINSTRit×INDSTR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X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控制变量，包括:LOGGDP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人均GDP的对数值，用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INFLATION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通货膨胀率，用来衡量国家宏观环境的稳定性;POPDENS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人口密度，用来衡量国家的人口资源;EDUEXPCENTit是国家i在时间t教育支出的GNI占比，用来衡量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TRADEit是国家i在时间t进出口总额的GDP占比，用来衡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FDI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外国直接投资，用来衡量国家对于外资的吸引力;CAPit是国家i在时间t的资本形成总量的GDP占比，用来衡量国家资本积累的程度。本文关注的是β、γ、υ的估计符号和统计显著性，如果本文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υ的符号应该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β反映的是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按照银行优越论，它的符号应该是正;按照市场优越论，它的符号应该为负。γ反映的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由于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同，因此可以推断，γ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38个国家在1992—2011年期间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和世界银行Finstructure数据库。样本分布情况见图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计量结果及解释

根据豪斯曼检验，拒绝没有个体效应的假设，因此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计量结果显示(见表2)，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υ在1%的统计区间上显著为正，和预期的结果相符，支持了本文的假说。β在1%的统计区间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市场优越论的观点。γ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均GDP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具备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由于人均GDP越高的地区具备更好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过分地依赖进出口贸易会阻碍经济增长，可能是由于进出口贸易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一旦外部局势出现剧烈变化，相对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将会受到较为沉重的打击。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通货膨胀率、人口密度、教育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均不显著。为了考察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不同定义是否会明显改变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要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我们考察改变经济增长的定义是否会改变原有的结论。在基本的计量方程式中，我们定义经济增长为人均GDP的增长率，现在我们定义经济增长为GDP增长率(记为GROWTH2)，并重新进行回归，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皆没有改变(见表3)。另一方面，我们考察改变金融结构的定义是否会改变原有的结论。我们重新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银行资产与股市市值的比值(记为FINSTR2)，并进行回归，结论并无改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最优”金融结构应该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以满足不同产业的金融需求，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假说并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说，即在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匹配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当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和间接融资(相对于直接融资)比重同时增加，或者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和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比重同时增加时，经济增长更快。可见，只有同时调整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才能使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政策含义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逐年增大。2012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差距呈逐渐拉大的趋势。而我国的金融结构仍然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2014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9．6%，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仅占2．7%。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轻资产重知识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而重化工业等传统重资产行业的比重则会逐步降低，“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①，这无疑对金融结构的调整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

第5篇：产业结构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新型工业化；湖南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14-03

一、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产业结构指不同产业之间关系的总和，即指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联系，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高度是同步演进的。从深层次看，经济发展核心是产业结构的演变与优化，而产业结构的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研究和探索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能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理所当然地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重点。

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高度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如下几种规律性：

1　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来看。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如下几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五个阶段。

在前工业化时期，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有一定发展，第三产业的地位甚微。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产值在同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第二产业有较大发展并占主导地位，工业重心从轻工业主导型逐渐转向基础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比较小。在工业化中期，工业重心由基础工业向高加工度工、Ik转变，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继续快速发展，其中信息产业增长加快，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的地位占有支配地位，甚至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知识化成为主要特征，教育、研究与开发和信息服务等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产业导致经济结构软化。产业结构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由低级向高级走向高度现代化的。

2　从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来看。根据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演进过程。每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总会有一个或几个主导产业在发挥作用，而后又有新的主导产业替代先前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先行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以主导产业为划分标志的各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多元结构不断地一元化。在不同阶段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

(1)在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农业比重占有绝对地位，只有农业能提供剩余产品时，非农产业才能得到发展。(2)在轻纺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轻纺工业既有需求拉动、技术要求简单、投资成本低、投资周期短、效益高等特点，又可以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市场等优点。第一产业的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地位有所削弱；重化工行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慢。这时轻纺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3)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磁场、电的发现推动了电力设备、钢铁、机械、化工等一系列工业的发展。列宁把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工业优先增长的规律。他的结论是，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而生产资料工业主要是重化工业。(4)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工业化过程表现为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的同时又表现为工业的高加工度化。高加工度化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化，意味着加工组装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5)在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也就是产业结构的高服务化。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且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后来库兹涅茨对产业结构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得出农业部门的相对国民收入即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大多数国家都低于1，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相对国民收入则大于1。农业部门劳动力相对比重和国民收入相对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前者下降的程度低于后者。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相对比重普遍上升，但劳动力相对比重是微增或变化不大，因此工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是呈上升趋向的。服务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但劳动力相对比重却是上升的。这两大理论都说明了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长足发展。(6)在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信息产业结构的成长遵循了从信息工业到信息服务业再到“知识产业”的顺序。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产业得到大力发展，数字化音视频、新一代移动通信、高性能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等信息产业群得到重点培育，信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共享，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地普及和应用。

二、湖南的工业化以及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经济增长十分显著。各项经济指标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从反映工业化阶段演进内容的人均GDP、产业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湖南工业化水平。

1　湖南人均GDP的动态分析。人均GDP是工业化成果的直接反映。从数据来看，湖南省人均GDP在1997年为4643元，到2006年12156元。人均GDP持续增长，这说明了湖南省经济一直处于较快发展的状态，但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湖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2　湖南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趋势。改革开放以后，湖南的农业占湖南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42.3％不断向下滑动，2007年为17.6％，但湖南第一产业绝对比重较大，将近20％而且层次比较低。而工业占GDP的比例却是先波动下行后平稳回升，但第二产业比重太小，服务业则一直呈比较平稳的增长态势，由1980年的17.5％增长到2007年的39，7％。湖南三次产业产值的变化体现了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的过程，符合库兹涅茨定律。但湖南的工业化进程缓慢，2007年湖南工业化率仅为29％，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3％也低于中部的平均水平。湖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为2655.97亿元，只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1％，比湖北少167亿元。工业化进程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3　湖南产业就业结构现状的比较分析。从就业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已从1980年

的77％下降至2007年的50.7％，降幅达26.3％。与之相伴的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平稳上升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快速提高，2007年分别为19.6％和29.7％，比改革开放前提高6.2％和21.5％，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于2001年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湖南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构，也印证了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和库兹涅茨定律。但是同全国比较而言，湖南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仍然维持在一个高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9％，相应的第二、第三产业从业比重低7.2％和3.7％。由此可见，湖南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重之所以表现合理的“三二一”形式，是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基础上形成的低层次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庞大，第二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从而导致湖南整个产业发展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因此，目前“三二一”的产值结构并不能真正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历史趋势，是一种不规律的产业结构演进。

4　从工业结构变化趋势分析，工业结构水平较低，尚未走上结构顺利优化升级的良性循环轨道，整体结构效益差，资源配置存在扭曲。湖南工业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片面推进的，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出现了工业比重大幅度上升与农业比重依旧很高的并存局面；湖南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严重影响着消费需求的扩大；湖南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性，高耗能行业和企业多，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湖南创新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市场化效率低，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点晚，发展缓慢。产业集群化不高。

从整体来说，湖南现在依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湖南三次产业结构已开始向非农化、高度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得到根本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成功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需从我省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顺应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充分发挥潜在的后发优势，加快湖南省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和转型进程。走湖南省特色新型工业化，是湖南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三、湖南省特色新型工业化――湖南产业结构调整必经之路

湖南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从湖南省的资源禀赋出发，遵循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将湖南省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特色优势所走的一条适合湖南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1　以现代农业为核心优化第一产业。发展湖南知识型农业，使科学技术融入农业经济的运作之中，特别加快以粮农为主体的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与科技农业的结合，提高农业的“知识含量”，构建知识经济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并提升农业持续发展能力，以无限的无形资源替代有限的有形资源、构筑融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一体的复合型的农业生产系统。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做好当地优势资源的整合开发工作，以市场为导向，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一批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实力强的大型龙头企业，优化其运营环境，以工业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优化农业资源配置，通过拉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其农业产业化的带动和支持能力，提升其促进农产品加工工业化的水平。

第6篇：产业结构范文

一、主要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将随之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演化，呈现出有序性、阶段性和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一)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就业结构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

各国产业结构的重心明显地按一、二、三次产业的顺序转换，就业结构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三次产业结构转变首先集中在农业向工业转变上，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脱离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比重由快速上升逐步转为下降，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经历了上升、徘徊、再上升，直至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产业的过程。农业产值及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较低水平上基本稳定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二战后各国大都经历了“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三、二、一”的转变。从就业结构来看，上世纪80年代后，第三产业就已经成为各国就业比重最大的产业。

(二)三次产业趋向融合，产业结构的软化和高技术化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产业结构演变的深入，三次产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同时服务业迅速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扩张和渗透，信息技术服务成为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各国产业结构软化首先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的迅速提高，其次表现为各产业内部技术含量的增高。同时，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使整个工业日益高技术化，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高技术化发展也在逐步加强。新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传统产业的衰落速度，使部分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人均GDP1000-5000美元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若干共同特征

一是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美、英、德等国的产业结构在人均GDP2000美元向5000美元过渡阶段，都呈现出一产产值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稳中有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均已达到50％以上。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快速上升。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国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加强，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技术创新由引进为主到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三是城市化发展加速，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各国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率是工业化起步期的2倍左右。四是资源环境及社会稳定方面的压力加大。在人均GDP向5000美元迈进的阶段，随着劳动力转移的加快，经济发展对土地、能源等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作为后发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逐步丧失。

二、主要国家产业政策比较

(一)各国产业政策的共同点

1、财税政策是各国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政策手段

在财政支持方面，直接投入、财政补贴、贷款援助等是较为常用的政策手段。各国政府普遍采用财政直接投入的方式来支持技术研发活动，促进科技创新；通过直接财政投入或提供财政资助来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使用财政补贴来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资源投入产业发展。优惠贷款和贷款担保也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普遍使用的财政支持政策。此外，日本、美国、韩国等国还利用各种手段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援助。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各国政府较为注重间接税收优惠(税基式优惠)政策的运用，涉及较多的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税种。政策目的为加快技术创新、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美国、日本、德国等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采用的手段包括税收扣除、加速折旧、提取转向准备金等。

政府采购也是各国政府扶持新兴产业发展、保护和扩大本国产品市场的重要政策之一。如美国政府一直通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产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实行保护性采购，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日本和韩国政府也强调政府采购产品的国产化率，优先采购本国产品。

此外，各国还针对环境保护的需要出台了相应的财税政策，以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

2、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各国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领域

日本偏向于扶持钢铁、煤炭、冶金、化学、机械等基础工业，而美国则倾向于扶持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部门，同时，政府还长期为农业研究注入资金并致力于农业推广。韩国注重对农业的扶持，1986年公布了《农渔村综合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放松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其产业政策在对钢铁、电子等产业的扶持上也有所侧重。英国政府也采取许多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建设。

3、各国产业政策都重视科技创新，促进高新技术发展

美国为保持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一直集中大量财力人力，投入到风险大、耗时长、费用高的自主型技术创新领域。在半导体微电子技术、光纤通讯、基因工程、软件开发、网络技术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美国都占据了产业技术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制高点。战后日本为了短时间赶上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包括：实行“重要技术研发经费补助金制度”和委托开发制，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政府为多用途关键技术研究提供巨额资金支持，力争在生物、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英国大力支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通过对一些“夕阳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创新和经营改革，使其获得生机，实现新的腾飞。德国也不失时机地制定了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精细化工和生命科学等高科技产业的实施计划，把培育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战略措施。韩国政府一直将科学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注重制定与经济发展计划紧密配合的技术进步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开始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企业成为研发主体。

4、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都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

日本在出口产品具备一定竞争力之前，实行严密的保护政策，限制“竞争性进口”和外国企业在日本投资设厂。针对不同的情况，多次调整了进口商品的税率，加强关税的保护作用。在非关税壁垒方面，通过外汇配额、外汇预算、进口担保金等制度，对与国内保护产业相竞争的产品，实行严厉的进口限制。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本国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5、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法制化程度较高

为更好地对垄断性行业进行管制，美国制订了反托拉斯政策，并用法律形式强制实施。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有效的竞争，通过法制化的市场竞争规则来规范垄断集团的行为。《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实施后，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反垄断的具体措施，构成了美国抑制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框架。德国也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结构调整。《地区结构政策原则》(1968)，《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1969)，《托管法》(1990，统一后)，《产业结构调整法》(1995)。通过这些法律手段，保障了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了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上世纪60--80年代，韩国政府也先后出台了《特定工业培育法》、《税收减免法》、《产业发展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和扶持特定产业做大作强，并通过《奥地开发促进法》、《农渔村开发促进法》、《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法》等法律的推行进一步促进其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各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差异

尽管各国产业政策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

1、各国产业政策干预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不同

美国是典型的自由竞争型市场经济。其私营产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87％以上。产业政策也尽量不直接干预经济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分配，主要是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英国也主要是依靠市场力量引导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同时，政府从宏观上给予政策引导和鼓励。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市场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任务是管理与监督市场的竞争，校正市场结果，消除在市场运作中的经济不均衡。

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的各种支持性政策占据主导地位。两国政府的直接介入程度都较高，主要通过财税政策扶持主导产业发展，实现结构调整，引导社会资源重新组合和再配置，实现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协调统一。日本为了实现其赶超战略，政府精心制定产业结构政策，主动促使经济资源分配于各个产业，其产业政策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韩国在工业化初期主要采取了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其中包括通过政府直接干预金融活动而使金融业成为“政策金融”，为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低息政策性资金；采取强有力干预，促进企业合并，扩大企业规模，以提高产业的集中度等。

2、政策手段的着力点和作用效果不同

日本、韩国的产业政策中，计划手段有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国和德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计划的作用较小。韩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了水泥、化工、钢铁、纺织等产业，二五重点扶持了机械、造船、电子、钢铁等，三五、四五重点扶持了重化学工业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批支柱产业并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而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其政府功能转向秩序导向为主。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准确把握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业政策

国际经验表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不同。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既要注意消除在市场运作中的经济不均衡，比如工业与服务业、农业的不均衡，产业发展的空间非正常性不均衡等，又要注意实现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协调统一。既要注意产业的发展导向政策，又要注意产业的秩序导向政策。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2000-5000美元迈进的特殊历史时期，更要吸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

(二)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美国克林顿政府以产业技术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造就了美国新经济，而日本的产业技术应用能力强，基础研究不够，制定的产业政策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再加上日本缺乏能开展经济业务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及水、电和物流等费用极高，各种限制多，吸引外资乏力。不仅在力图超越美国时后劲不足，而且导致本国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因此，制定产业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只有从国情出发，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国在资源和经济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存在空间的巨大不平衡性、行业发展的巨大差异性，所以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功能导向是复合性的，需要政府主导扶持的是技术创新及其服务，以及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前后向联系与环节。我们应当吸取美国的成功做法和日本的经验教训，利用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努力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之路。在技术引进时，要从总体上对我国的生产要素现状、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消化吸收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突出重点，多渠道、多形式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要明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根据我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条件，全方位地选择适用的关键技术。

(三)产业政策制定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和附加值低的产品，使这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合作，进一步推动国内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凭借自身在信息产业等领域的科技领先优势，美国占据了国际分工中的领先地位。日本通过产业政策来进行产业扶持也始终建立在开放的思路之上，从一开始就是以打入国际市场为目标。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韩国从其自身资源的状况出发，自60年代初开始实施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调整，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扩大产品出口，推动了自身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国际化。我国的自然资源状况不同于美日韩，制定的产业政策也显然不同于他们，但其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我们要积极利用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加快调整和提升国内产业。在制定促进外资引进的产业政策时，也要按产业部门有步骤、分阶段地对外资开放。

(四)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以企业为核心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美国的产业政策着重于通过营造良好的法律保障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形成有利于主导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韩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也逐渐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为以企业为主体，已经初见成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乏力的教训在于忽视了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来对企业的行为加以引导，但不能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行为中去，不能包办企业的重组进程。目前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相关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要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管制和竞争的关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将产业政策侧重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主要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妥善处理政企关系，掌握好政府干预的时机和力度，应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五)加强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第7篇：产业结构范文

【关键词】产业基金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扩大内需金融市场国企改革

一、我国发展产业基金的必要性

产业投资基金是通过向社会发行基金募集资金，交由专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实业项目，收益按投资分成的金融工具。产业投资基金将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种新的低成本的筹融资工具。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发展产业基金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

1．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来带动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发展已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当前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培育基金市场中青睐于特殊产业的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已是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的客观要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是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实现适度快速增长的迫切需要。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对基础产业、支柱行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可有效地解决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改变国家财政、银行信贷对基础设施的单一投资渠道，使该领域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其次，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必须解决好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一矛盾尤为明显。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按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加大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投入，从而改善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同时，这些富有活力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即高新技术企业随着挂牌上市，将因其良好的业绩，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

2．我国产业结构亟待调整

在工业领域，我国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多，地区间产业趋同，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突出。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大量产品生产能力过剩甚至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中需求的许多产品，不是无能力生产就是因品种、质量满足不了需要，而不得不依赖于进口。供给与需求结构之间的严重不适应导致了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过剩。二是一批在过去二十年间曾经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增长点趋于成熟或衰退，其带动作用明显减弱甚至丧失，而拉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未能及时形成，出现了主导产业的阶段性“断档”。三是产业整体素质低，技术开发能力严重不足，产品更新缓慢、工艺陈旧、设备老化，没能跟踪市场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些衰退行业和企业没能及时退出市场。四是生产集中度低，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结构相对分散，企业长链条、“全能型”生产组织方式没得到脱困，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产品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规模效益不足，难以适应买方市场下用户对多品种、高质量、个性化、低成本、短交货期的要求。五是企业经营机制落后。受短缺经济的影响和体制的制约，大多数企业重生产、轻开发、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重近期、轻长远，对市场变化反应迟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市场约束的增强，以上这些结构性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企业间出现恶性竞争，亏损增加，不少企业停工半停工，大量职工下岗，使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异常突出[1]。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之一就是改革我国的投融资体制，积极组建多种类型的产业基金组建，充分发挥基金这一“资本放大器”的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高新技术企业亟需发展

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有着充沛的科技资源与科技人才，近年来，在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开发出许多创新科技产品。然而，我国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慢、力度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资金投入，主要是通过政府向科研部门和企业分别下达计划任务和拨款方式进行，但政府财力有限，企业自身也难以承担交稿的科技开发费用，而高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资金需求量大，国家财政无法满足，商业银行资金不愿介入，导致高科技产业往外出现投资主体缺位，资金投入缺乏、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形不成产业规模，作为中间环节的开发投入比例低，成果转化难，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有效激励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难以实现平衡投资和组合投资的快速滚动发展。

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业绩优良、成长迅速，但相对于传统的工业企业而言，许多高科技企业属于新兴企业，规模较小、底子较薄。为了尽快壮大发展企业，高科技企业希望利用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方面的强大功能。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具备大规模扩容的条件，上市额度供不应求，而许多高科技企业成立的时间短、经营规模小，还不具备上市的条件，所以培育与扶植高科技企业、给予直接的融资支持会十分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我国设立产业基金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我国产业基金的现状

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产业基金”这一概念，1985年9月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标志着产业基金在中国问世，上世纪90年代国外产业基金也开始进入我国。这一时期我国的产业基金刚刚起步，产业基金呈小幅增长，增长速度缓慢，并且这些产业基金普遍存在着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投资。

1999年，科技部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建立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若干建议》，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产业基金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产业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99年以后，我国产业基金有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基金和产业基金资本数额开始大幅增加，到2004年中外创业投资产业基金共对253家大陆及大陆相关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产业基金退出也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据对60家产业基金的调查，2004年共退出资金8.02亿美元，是2003年的4倍。

总体来说，我国产业基金事业已经进入到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投资比较活跃，逐步显现出对于发展我国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业企业的作用。但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所需的产业基金相比较，其所占的比重和规模都还很小。与美国9000亿美元的产业基金规模相比更是九牛一毛。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的产业基金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基金投资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要推进我国产业基金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为其创造更为良好宽松的发展环境[2]。

三、产业基金的运作原则

我国现阶段要建立的产业基金，本质上要以实业资本为其运作的手段。作为大众化的中长期投资工具在高扬“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运作规范、共同受益”的旗帜下，积极参与国企存量资产的盘活，大规模地支持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在资产效益的回报中不断提高资产质量，扩大资产规模。其投资的指向应着眼于建设项目的科技含量及其先导性、规模经济及其市场竞争力、瓶颈拓宽及其对国民经济运行性.

基金在发起设立时，要将发起者与管理运作人才的选择放在首位。发起者必须由那些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社会公众公认的形象好、信誉高、知名度广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联合组成，这对奠定其自身素质和社会影响有重要意义。同时，鉴于基金的具体运作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管理人员的素质状况和努力程度，其声誉、成效与运作人员的能力、才智及社会认同度密切相联，应制定从业人员的专业标准并进行严格规范的考试考核，将真正的专家或专门人才挑选出来。基金管理公司要将本机构运作人员的有关情况通过报批文件及募集公告书介绍给社会公众，以便公众通过对本基金运作人员的了解和认同而增强对本基金的信任感。产业基金要具有规模投资效应，力求将失衡的产业结构重组、整合，并对普遍存在的地区产业同构化的企业资产加以盘活。通过设计主向投资和辅向投资的时间构成，以求既能当年给投资者满意的回报，又能抓住回报周期长、效益更好、保障投资者未来利益的项目[3]。四、稳步、健康地发展我国产业基金

我国金融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然而大量资金被迫存放在银行，使金融风险在银行过度集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也不断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小企业想发展需要资金，却因为银行的风险规避政策而难以满足融资需求。这一矛盾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中主要融资活动高度依赖于银行贷款这一间接融资方式。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没有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来分担银行体系的压力。而产业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这个作用。产业基金的成立拓宽了直接融资渠道，对改善我国社会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产生重大影响[4]。

1．加强产业基金的宣传

产业基金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而目前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把产业基金简单地与筹集资金等同。由于我国基金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或部门自发组建，缺乏一个严格的运作规则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在其发展初期存在种种问题在所难免。但是，如果简单地将由产业基金所进行的筹集资金活动等同于一般的筹集资金，这无疑将基金的科学性给抹杀了；二是产业基金的发展不利于其他金融部门的发展，认为产业基金将会与现有的金融部门从资金市场争夺资金份额，二者的发展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让广大投资者真正了解产业基金的内涵及其运作规则，更主要的是其低风险性和高收益的稳定性，克服认识的片面性[5]。

2．产业基金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应鼓励采取合伙制或有限合伙制形式

产业基金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各项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外部监管体制尚不成熟健全，在证券和资产管理机构处于创业阶段的情况下，产业基金采取合伙制形式，具有许多优点：第一，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违法违规成本较高，因此证券及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伙人自我约束和风险防范意识比较强，一般都能遵纪守法、规范经营；第二，有利于赢得客户信任，从而有利于这类机构品牌的创立和信誉的提升；第三，由于出色的业务骨干具有被吸收为合伙人的机会，合伙制可以激励员工进取并对公司保持忠诚，有利于吸引人才，培育高水平的投资管理专家团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等等。因此，产业基金中采取合伙制，对于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保障此类机构的规范经营，对于产业基金的发展壮大，将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6]。

3．制定产业基金相关法律以确保其规范发展

由于没有对产业基金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框架，我国的产业基金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发展缓慢、规范混乱；由于没有对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认可的法律条文，世界上流行的资产证券化要求其资产池(SPV)采用公司型结构，这在我国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大量采用打法律和政策球的方法，埋下许多市场隐患。因此，各方面的因素都形成了对《基金法》进行立法修改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应该在现有的《基金法》基础上尽快做出修改和补充，增加对公司型基金法律地位的认可；另一方面应该抓紧研究制定涵盖各种基金形式的《产业基金法》；同时在过渡阶段，一方面需要责成政府监管部门立即抓紧针对产业基金拟定和实施适用和可行的监管、治理法规；同时应该要求有关部门将目前针对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和治理规范纳入从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和治理的下层框架中去，以便与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和治理做出明确的区别[7]。

4．政府在产业基金的发展中应发挥导向作用

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业性的投融资主体，其市场化运作原则与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政府导向作用并不矛盾。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汇聚广大民众的闲散资金，由产业基金的运营者投资于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基金的运营商可以是专门的投资基金公司，也可以成立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混合的财团，支持并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健康发展[8]。政府不宜干预基金的运作，但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通过对基金的设立审批程序和基金的基本投资限制来发挥必要的导向作用。另外还可以对设立的向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定向投资的基金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产业投资基金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作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投资战略，增加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可操作性。5．拓宽产业基金退出渠道

业界期待良久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终于于2006年在天津设立，它为下一步我国发展产业基金提出了一些急切解决的问题。由于产业基金投资的都是目前流动性较差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项目成熟后主要是通过股权转让或上市退出，而前者不利于股权实现最大价值，后者在制度方面很不便捷。这就使产业基金的投资退出产生了问题。应加快建立无缝对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使不同层次企业的股权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上顺畅退出。可以考虑设立未上市公众公司股权OTC市场，使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的股权转让能够及时规范。也可以考虑鼓励个人的资金介入产业基金，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全民的投资行为应该是最理性的。也可以筹划信托基金交易市场，交易方式类似于OTC市场，定位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产业基金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的报价与询价、撮合与经纪服务、交易过户、权益登记、交易清算、信息披露和查询等[9]。

参考文献：

[1]陈清泰．产业结构调整与老工业基地脱困[R]．2002-03．

[2]谢斐．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J]．全国商情，2005(6)：38-40．

[3]文玲．张国平等，产业投资基金：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J]．特区经济，1999(2)：23-24．

[4]易珏．产业基金：企业融资的新路径[N]．国际金融时报

[5]曹信邦．裴育等，关于建立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考[R]．2006-08-03．

[6]韩世君．发展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问题初探[J]．财贸经济，2006(9)．

[7]陆一．基金业的监管与《基金法》的制约[J]．董事会，2007-03-02．

第8篇：产业结构范文

作为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在保持每年各产业部门都能够快速增长的前提下，江苏省始终坚持对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升级提升明显。如下图所示，1979年至1989年，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序列为“二、一、三”。从1990年开始，江苏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产业结构序列为“二、三、一”。此后，第三产业占地区GDP的比重一直在不断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则一直在下降。2005年江苏省第二产业总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6.6%，是江苏历史上第二产业占比所能达到的最大值，此后就开始逐步下降。随着江苏省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步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企业，工业占GDP比重逐步降低。2015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8.6%，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5.7%，第三产业总值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从2015年以后，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序列就变成“三、二、一”，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标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取得巨大成功，经济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产业结构整体布局更加优化更加合理，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2江苏省就业结构发展概况

产业结构的变动必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图(本图按当年价格计)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1978—2016)。的变动也会影响产业经济的发展。如下表所示，1978年江苏省三次从业人员的总人数为2777.72万人，2015年从业总人数为4758.5万人，40年左右的时间增长了近2000万人。但是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情况较大，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199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为2389.25万人，占比为56.6%，在社会从业人数占比达到历史高值。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及其占比在持续增长，但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5年第二产业从业人数达到2046.16万人，占比为43.0%。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及其占比也在持续增长，2015年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836.78万人，占比为38.6%。截至2015年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始终高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

3江苏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不协调性

从整体上看，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从业人员就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但是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之间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性。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然而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依然较高。2015年第一产业总值占地区GDP比重为5.7%，而当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竟然高达18.4%。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偏高，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就业人口比例向更合理更优化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尽管江苏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15年第三产业总值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江苏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力量和最主要来源。但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一直都达到总体从业人员的40%水平，第二产业始终都是吸纳社会人口就业最多的经济部门。第三产业的产业门类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本该成为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经济部门，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2015年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比重达48%，但就业人口比例只有38.6%，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这说明江苏省不仅需要继续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促进服务业经济产值不断增长，更要注重优化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拓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渠道，推动江苏第三产业更均衡更全面地发展。

4政策建议

4.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当前江苏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农村劳动者人均产出效率低。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者素质，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缩小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有助于提升农业的产出增加值。4.2优化工业结构，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江苏作为工业强省应不断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增加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入，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淘汰落后产能。要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就要逐步控制和降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从而合理控制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进而为优化就业结构创造条件。4.3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第三产业是吸纳社会人员就业的主要途径。江苏省的第三产业总值占地区GDP比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三产业吸收就业人口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江苏省应该不断推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挖掘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

作者:唐军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第9篇：产业结构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

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分析，针对不合理的部分做出战略性调整，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模型建立

经济结构用三次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体现，yit表示第i产业第t时期的产业比重，就业结构用三次产业中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体现，lit表示第i产业t时期的就业人数比重。为了减少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对以上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即lnyit和lnlit，如果上述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积的，就可以对以下回归作协整检验：

lnlit=ηi0+ηi1lnyit+υit

其中：υit为随机误差项，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者之间有一种长期或均衡的关系。但在短期中，有可能会偏离均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模型（ecm）来考察其在短期内的关系：

dlnlit=ρi0+ρi1dlnyit+ρi2υit-1+εit

υit-1=lnlit-1-ηi0-ηi1lnyit-1

其中：d表示一阶差分算子，εit为随机误差项，υit-1即从协整回归中得到的误差的一期滞后值，ρi2的绝对值决定了均衡恢复的速度。

二、变量选取、样本数据分析以及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样本数据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取自于1989-2009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1990-2007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广东五十年》。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确定各变量的单整阶数。检验时采用aic最小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检验顺序如下：首先从含常数项和时间项模型开始，其次为只含常数项模型，最后为既不含常数项也不含时间项模型。时间序列lnli和lnyi的平稳性检验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lnli和lnyi都是1阶单积序列，即都为i（1）。

三、实证分析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整分析

本文的协整检验方法用的是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即eg检验。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检验一组变量（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首先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求出残差序列：

lnl1=2.843487785+0.349565982*lny1

（0.056616）（0.023536）

[50.22439] [14.85267]

lnl2=-2.840089147+1.642818006*lny2

（0.828135） （0.215063）

[-3.429501] [7.638792]

lnl3=-1.949672715+1.41560084*lny3

（0.513461）（0.138495）

[-3.797122][10.22135]

方程中系数估计值下面的圆括号内是渐进标准误，方括号内是t统计量值。模型中的参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通过t-检验、f-检验。通过上述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求出残差序列为υ1、υ2和υ3，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其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检验可以看出，三个残差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lnli和lnyi之间是协整的，上述三个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

（二）误差纠正模型

lnli和lnyi两个变量是协整的，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或均衡的关系，但在短期中，有可能会偏离均衡。下面我们把对应上述三个协整方程的误差纠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dlnl1=-0.02158216284+0.129730744

*dlny1-0.11312212*（lnl1（-1）-2.843487785-0.349565982*lny1（-1））

=-0.02158216284+0.129730744*dl

（0.011804） （0.129616）

[-4.828389] [5.000884]

ny1-0.11312212*u1（-1）

（0.115178）

[3.982151]

dlnl2=0.01048745645+1.156206575

*dlny2-0.1813734319*（lnl2（-1）+2.840089147-1.642818006*lny2（-1））

=0.01048745645+1.156206575*dl

（0.012334）（0.384178）

[8.502833] [3.009563]

ny2-0.1813734319*u2（-1）

（0.194004）

[-9.348954]

dlnl3=0.05439000076+1.025315155*

dlny3

-0.4154723959*（lnl3（-1）+1.949672715

-1.41560084*lny3（-1））

=0.05439000076+1.025315155*dlny3

（0.015609）（0.565639）

[0.348443][1.812668]

-0.4154723959*u3（-1）

（0.243504）

[-1.706221]

估计系数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这表明短期内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这与长期的正效应相反。u1（-1）、u2（-1）和u3（-1）的系数-0.11312212、-0.1813734319和

-0.4154723959表示回复均衡的速度。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由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整分析表明，广东省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就业结构的演变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具体数量关系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提高1%，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0.35%；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提高1%，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1.64%；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1.42%。从数量关系可以看出，广东省第一产业的就业效应最低，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相对比较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极大的缓解了就业压力，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广东省的产业结构以促进就业。

第二，由误差修正模型模型分析表明，我国相对与产业结构的就业结构短期偏离有向长期均衡收敛的趋势。具体数量关系为：第一产业每年就业的短期偏离长期均衡值有11.3%被修正；第二产业每年就业的短期偏离长期均衡值有18.1%被修正；第三产业每年就业的短期偏离产期均衡值有41.5%被修正。从数量关系可以看出，广东省的产业的就业短期偏离回复均衡的速度最慢，促进就业见效最慢，而第三产业促进就业见效最快，第二产业居中。因此，要想尽快解决就业问题，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是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