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贷款季度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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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贷款 风险控制 利率 利率监测 利率监测系统

针对贷款利率的监测问题，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独立系统。多数银行都在贷款系统中设有对每笔贷款的使用利率查询模块，然后由人工进行监测。银行的上一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贷款系统，查询到下一级人员对自己所完成的每一笔贷款或对自己所管理的部门的每笔贷款，检查其使用利率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越权或错档等问题，同时对自己的上级负责，且接受上一级部门的监测。本文在分析了银行贷款过程中对利率运用的监测需求的基础上，归纳了各种贷款类型和利率政策即规定，建立了监测和违规处理模型，最后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利率监测分析系统。

一、现行贷款与利率监测存在的问题

在贷款利率监测，主要靠人工进行。造成的困难有一是工作量大：由于采用总行监测省行，省行监测地区支行，支行监测县级行的方式，越往上一级，工作量越大；二是容易出错：由于是人工方式，故因疲劳、心情等影响，很容易出现监测不到或判断错误的情形；三是易受干扰：人工在贷款利率监测过程中，很容易会因为人情、关系或某种压力而干扰到其监测的公正性。

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由计算机自动进行贷款过程中对贷款利率使用情况的监测系统，能够按每笔贷款，监测到放贷人、执行时间、使用利率等情况，尤其是是否有错档或越权行为，并及时提出警告并从中干预，保证贷款的正常进行，同时保护银行和存款人的利益不收侵害。

二、银行利率监测系统的设计和功能

我们设计的银行利率监测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一）数据导入与导出功能

由于本系统是依据业务人员在完成贷款后对其使用利率合规性的监测，故其数据来源于贷款系统，需要将贷款系统的数据导入到本系统，方可完成相应的监测工作。其次，现有的贷款系统一般都有数据导出功能，故刚好满足本系统的需求。

（二）基础数据维护

该功能主要包括利息信息、利率浮动区间、银行内部机构编码、审批权限设置四大维护功能，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不同权限对上面四个功能进行维护和调整。

（三）汇总统计

生成中国人民银行和行业银行总行要求上报的12种报表，一般按季度生成报表上报。根据提供的利率分析系统增加的表格.xls和省级分行-人行利率报表（表样）得到12种报表的模板。系统报表主要包括：分企业类型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分布表、人民币贷款浮动利率水平表、人民币贷款浮动利率区间分布表、人民币贷款固定利率水平表、人民币贷款固定利率区间分布表、人民币贴现利率水平表、银行分贷款类别和信用状况的贷款浮动利率水平表、个人住房贷款固定利率水平表、个人住房贷款浮动利率水平表、累放人民币贷款利率执行报告表、季度贷款不规范定价报告表和季度贷款定价监测情况通报表。

（四）分析与监测

分析与监测功能主要包括数据查询、数据分析和错档越权管理。用户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数据进行查询和简单汇总、分类分析，并依据数据结果进行文字分析。

（五）数据的备份与恢复

为了防止数据库因异常情况损坏数据导致系统无法运行，要求系统具有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其中备份功能可以经常随时进行操作，但每天系统运行结束前必须备份全天的数据。但恢复功能一般慎用，只有在确认数据库出错时才会使用。除了原始数据之外，一般备份两份。恢复时按照三分之二多数正确进行恢复。

（六）用户及权限管理

该功能主要是对系统用户根据职权不同设置用户、用户等级和相应的权限，该功能的设置下，可以明确各级用户是否具备上面五项职能的权限及各项子权限的范围。从而确定人员权限和业务信息的保密范围。

三、系统性能需求

（1）统一数据交换平台：系统要按照“一体化”的原则进行设计，采用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统一的管理使用平台，统一的数据接口平台，使用户的总体投资小，售后服务成本低、升级容易、管理简单。更为重要的是一体化的架构使得系统平台结构关系变为简单，各个应用子系统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操作，会降低应用系统的扩展和实施的难度。

（2）灵活性：可以对软件进行很方便的配置。

（3）速度要求：按照总行要求每天回报各种业务数据的需求，本系统能够在20分钟内处理完省行一级的监测、监测报表生成工作。

（4）可扩展性。当有新的贷款品种出现时，所开发的软件能够很容易地添加新贷款品种的有关信息。

（5）接口简单：本系统上接贷款管理系统，从贷款系统中读取与利率应用相关的数据，然后进行监测与处理。同时下接银行内部管理系统，为银行对职工的工作业绩、奖惩提供部分依据。

四、数据需求

系统涉及的数据共有10类，分别为：法人贷款合同信息、个人贷款合同信息、法人贷款凭证信息、个人贷款凭证信息、基准利率信息、利率浮动区间信息、机构编码信息信息、二级分行编码分段信息、用户信息和贷款类别信息。

五、银行贷款利率监测系统设计

（一）业务流程设计

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二）数据库结构设计

系统的数据库共含有11种表格，具体如包括法人合同表、个人合同表、法人凭证、个人凭证表、利率信息表、利率浮动区间表、机构代码表、二级分行编码分段表、用户信息表、贷款类别表和日志表等。

六、银行贷款利率监测系统实现与测试

本系统是以内蒙古农业银行为例实现的，故下面的界面标题和内容均针对该银行。

（一）报表查看模块

报表查看模块主要是根据所属机构、时间段（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和报表名称查看所生成的12种报表。报表查看的程序流程如下图所示。

（二）数据查询模块

数据查询模块主要根据客户类型、所属机构、查询参照列、借款日期（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参照列内容查询相关信息，同时可将查询结果导出。本模块处理流程如下图所示。

（三）数据分析模块

数据分析模块主要帮助用户对数据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比较数据的借款金额、加权利率、加权基准利率、上浮幅度%、最高利率、最代利率。该模块的处理流程如下图所示。

（四）错档越权模块

（五）区间管理模块

此界面不仅可以查看利率浮动的基本信息，还可以对基本浮动信息进行编辑（即修改）和删除操作。用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给出的利率浮动标准设置一级分行利率浮动下限，再根据一级分行给出的标准来分别设置二级分行（支行、营业室）的利率浮动下限。各二级分行（支行、营业室）的浮动下限可以相同，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标准。在进行“越权查询”时系统要以此为标准判断数据是否为越权数据。在进行“违规定价”（计息方式错误）查询时系统也以此为标准判断包括贴现利率在内的贷款利率是否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最低利率；利率下浮幅度是否超过人民银行规定区间；错误套用贷款利率类别。利率浮动区间应由管理员来设置。

（六）机构管理模块

此界面不仅可以查看机构的基本信息，还可以对基本机构信息进行编辑（即修改）和选择操作。机构代码为生成报表、查询数据、数据分析、错档越权查询等操作提供区分所属机构的标准，根据机构代码区分所属机构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原始数据中有比较准确的代码或名称。采用两级查询。用户可以对“机构代码”进行 “添加”、“修改”操作。

六、总结与展望

因此，目前的利率监测功能，实际上是依附在贷款系统上的一个具体功能，且只有单独的一项功能，在可以形成有关贷款信息报表之外，并不形成相关的监测报表。而且贷款系统庞大，安全级别高，不适合于在贷后随时随地启动系统进行监测活动。如果建立相对独立的利率监测系统，则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各级领导可以随时掌握所属区域的贷款利率运用情况及违规程度和处理结果。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利率应用过程中的监测系统，实现了对贷款利率应用的监测，减少了认为因素，提高了监测的自动化程度。也实现了总行对报表的要求，满足了统计汇总需求，缩短了银行的统计汇总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于本系统开发在后，所以与主系统，即整个存贷款系统是独立的，这是由本系统开发时的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带来的不利之处是系统每次须从主系统导出数据，方可运行本系统，完成利率监测。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本系统与主系统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在每笔贷款完成后即进入本系统，完成对该笔贷款的监测，以及时监测，早一点发现问题并纠正错误，尽可能减少银行的损失，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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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一）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做好2013年信贷工作。完成一季度信贷调控任务，实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信贷平稳增长。完成2012年涉农和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发挥再贴现工具引导、调节作用。一季度，共办理再贴现4541万元，支农再贷款1000万元。

（二）发挥金融对科技、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会同市科技局、文产办等单位（部门）拟订了《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三）做好全市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洽谈会会务准备工作，指导金融机构加快项目对接。做好全市房地产市场监测引导工作。组织开展2013年银行贷款增长风险补偿奖励资金申报工作。

（四）会同市民宗局赴邳州实地考察民族贸易特需商品生产企业并召开现场推进会。完成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贷款贴息申报材料初审工作，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优惠利率政策。

（五）积极推动企业开展直接债务融资工作。

二、金融稳定工作

（一）开展2012年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情况评价工作。

（二）拟订中心支行《“两管理、两综合”系统管理办法》。

（三）制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辖区新设银行业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完成新沂汉源村镇银行开业管理工作。对睢宁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徐工集团财务公司进行开业辅导、预审核。

（四）制发《市2013年金融生态县创建考核方案》。组织辖区县（市、区）开展2013年金融生态县创建自评、申报工作。

三、金融服务工作

（一）完成2013年一季度各期金融统计报表。完成统计集中系统中金融机构信息、报表合法性关系维护工作。带领新沂汉源村镇银行人员参加总行存贷款综合抽样统计试点培训，指导其完善台账，完成首次数据报送工作。完成2012年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2012年四季度工业景气、物价、企业家、银行家、储蓄问卷、民间融资等调查及分析报告。完成2013年省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9个指标的预测工作。完成存贷比监管情况等5项调查。召开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年会，编制《小额贷款公司操作手册》。

（二）组织完成银行卡刷卡手续费调整工作。对非金融支付服务机构开展调研。完成《市支付机构2012年综合监管情况的报告》。完成同城资金实时清算系统风险排查工作，减少同城清算实物票据交换场次，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向辖区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部署票据凭证印制管理系统试运行工作，开展操作人员现场培训。做好淮海农商行账户批量迁移工作。总结2009-2012年农村支付结算工作改善情况。

（三）开展TCBS（全国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业务操作培训，做好TCBS上线准备工作。组织县（市）国库做好系统参数设置、数据移植演练等工作。在全辖开展TCBS第一、二轮联调测试工作。做好“区级集中支付业务系统”与“财政与人民银行信息共享无纸化系统”的接口开发工作。完成“财政与人民银行信息共享无纸化系统”升级工作，做好该系统向区财政推广应用工作。完成2013年第一期凭证式国债发行工作。完成2012年已兑付无记名国债复点、销毁工作。对辖区国债承销机构开展季度考评。完成对市本级、区2012年12月及年度财政库款、预算收入的对账工作。

（四）加强春节期间现金投放回笼预测分析工作，保证了节日现金供应。顺利完成2013年贺岁普通纪念币发行工作。组织召开年度货币金银工作会议。完成辖区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年度考核工作。贯彻落实分行残损币回收会议精神，向社会公布纸币兑换硬币自助设备网点，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行首兑负责制，实现了残破币、小面额货币兑换“零障碍”。召开“冠字号码信息系统”建设推进会，系统试点工作开展顺利。举办现金消费者权益保护集中宣传活动。

（五）做好贷款卡行政许可及个人信用报告查询工作。完成各类征信报表和报告上报工作。保持非银行信用信息报送的连续性。完成农户系统数据上报工作。开展《征信业管理条例》宣传，举办机构信用代码专项宣传月活动。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代码推广应用监测制度。开展担保机构信用评级。实施征信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工程，编制《金融机构征信管理操作手册》，完成“个人信用报告互联网查询平台”内部测试工作。

（六）完成了一季度存贷款、国库存款的计息工作。

四、外汇管理工作

（一）举办外汇检查内控培训班，汇编、印刷《外汇检查工作手册》。对全市435家重点企业进行监测分析，全面了解市进出口企业状况。制定中心支局《2013年外汇年检方案》。积极推进中心支局“外汇监测分析室”建设工作。利用外商投资信息服务平台上挂各类业务规定、表格。完成对丰县、睢宁县港华燃气公司外汇收支业务的现场检查。参与省分局对徐工集团开展的内保外贷业务调研、非现场检查系统可疑线索筛选工作。

（二）完成国际收支申报数据日常非现场核查工作。召开市外汇管理工作会议、一季度外汇形势分析会议。完成对外汇指定银行2012年外汇管理政策执行情况的考核工作。完成对浦发银行分行国际收支申报现场核查、结售汇业务回访工作。完成对淮海农村商业银行开办银行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内控制度初审、上报工作。做好银行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和机构信息变更备案工作。完成对县（市）支局内控集中检查的后续跟踪、整改落实工作。承担省分局澳大利亚经济形势监测工作。

第3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信贷扩张;不良贷款;票据融资;银行

2008年11月份以来中国的信贷呈现井喷性扩张。2008年11月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12725.13亿元,2008年12月份就达到320048.68亿元,2009年1月份更是达到创纪录的335997.235亿元。2008年12月份和2009年1月份的贷款余额达到23272.10亿元人民币。到2008年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4.17%,增幅比上月末高2.84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再创近年新高。银行体系对政府4万亿计划的积极响应,也让市场越发担忧不良贷款是否会激增,现在的巨额投放是否会对未来埋下隐患。

一、对贷款结构的分析

(一)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的贷款结构分析

我们对贷款结构的分析选取的主要是2008年10至2009年2月间的信贷数据。在2008年前10个月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贷款增幅不大,甚至在2008年5月、9月、11月还出现小幅回落。但随着2008年10月以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深,国家开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放松银根。尤其在11月份以后,贷款增量明显加大。其中的贷款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占很大的比重,尤其是票据融资增幅惊人。

票据融资在2008年前10个月一直表现得十分平稳,但在10月份以后迅速增长。短期贷款在前10个月平稳增长,在11月份突然大幅回落,但很快在12月份和2009年1月份反弹,但总体水平仍和2008年10月份相当。反而是中长期贷款一直平稳较快增长,在2008年最后两个月和2009年1月大幅增长,出现翘尾。票据融资激增的原因可能在于:1.银行和企业出于降低融资成本、降低风险的考虑,更多使用票据融资来代替短期贷款。2.也可能是由于企业财务的套利行为,由于票据融资利率短期内急剧下降到1.5%,已经低于3个月和6个月的官方的定期存款利率,企业可以直接票据融资后存到银行以赚取利差。

(二)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贷款投向行业的分析

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的贷款主要投向了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5个行业,以上5个行业的新增贷款为2608亿元、1508亿元、1407亿元、1125亿元和1073亿元,占各自全年新增贷款的比重分别为:25.7%、27.3%、36.6%、24.9%和20.7%,5个行业新增贷款合计占11—12月全部新增贷款的66.9%。2008年10月后,第三产业贷款增速明显。2008年12月,第三贷款同比增长18.3%,较10月末提高5.5个百分点。

中国-主要金融机构新增中长期贷款4526亿元,占全年新增中长期贷款的18.4%,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和制造业,3个行业的新增中长期分别为2477亿元、281亿元和244亿元,占11—12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4.7%、6.25%和5.4%,投向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占据半壁江山。

总结以上数据,联系同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式及政府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次信贷激增的原因如下:

1.为配合4万亿投资计划而将信贷资金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刺激计划相关的行业、部门和项目。自从政府提出4万亿计划以来,新增的配套信贷资金也在增加。2008年11月总理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同期银行贷款余额也同比大幅增长。显示银行系统对政府投资计划的支持,而同期M2的高速增长也从侧面印证了政府的投资加大,4万亿投资计划的初期投资效果已经显现。

2.由于贷款的表内外腾挪也是贷款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在2008年的信贷规模紧缩的情况下,大量银行将存量贷款通过信贷资产理财产品转出表外,这样对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如果企业得到融资后存入银行,银行的存款没有影响,而贷款却相应减少。而今年的情况恰好相反,企业提前终止信贷资产理财产品而重新借入贷款,银行的贷款增加而存款不受影响。高胜的分析认为,这一部分的贷款虚增可能高达人民币3000亿元。

3.票据融资的激增。2008年最后两个月的新增贷款中,票据融资4300亿元,2009年1月份票据融资6239亿元,2月份略有下降,仍高达4870亿元。银行选择票据融资也是因在经济走势不明朗,而资金面又较为宽松的情况下,加大发行风险小但相对收益高的票据融资的力度,以便通过增加信贷资金量来弥补由于利差缩小而对银行收益产生的影响。

二、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分析

经过几年的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已经今非昔比,是可以应对适量的信贷增长的。自2008年10月以来,已经先后有5家国有商业银行准备增发次级债。工商银行准备在2011年底以前发行不超过1000亿元的次级债券,交通银行于2009年2月9号宣布将于2011年底前发行不超过800亿元的次级债券,建设银行于2009年2月24日宣布准备发行人民币300亿元的次级债券,农业银行也宣布表示将发行次级债券来充实附属资本。

自2003年以来各个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在稳步上升的,因此发行次级债券并不是“近忧”,而是未雨绸缪。交行金融市场部预计,2009年银行贷款余额将增加约4.8万亿元。信贷规模的高位运行会使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出现动态下降趋势,制约信贷资金发放。安信证券一位分析师指出,发行次级债,还表明商业银行正在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资产质量下滑风险早做准备。国际金融危机传导和国内经济下滑,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还将继续显现。各个商业银行都在为未来的可能由于经济下滑而导致的风险提前做准备。

这张图显示的是各个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在第四季度锐减的不良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下降幅度最大。联想同期金融机构的巨额放贷,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发行次级债券和大规模削减不良贷款也许都是在为投放巨额信贷资金做准备。这次信贷投放中,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政府发放贷款的指令,银行也有着自己的打算。首先现在处于低利率阶段,而低利率有助于企业增加对贷款的需求。而贷款利息收入仍在银行的盈利中占据重要地位,贷款的增加会增加银行的盈利,而且这次贷款发放主要有政府背景的项目,风险较小。其次降低存款准备金、减少央行票据的发行有利于使银行拥有了充足的流动性。最后,2008年12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措施,内容除要求贯彻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外,还包括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等举措,这将改善银行信贷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的稳步增长。自身利益和政策的支持也让银行有发放贷款的动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2008年10月至2009年2月份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有很大比重。而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主要是由于满足08年由于信贷紧缩而抑制的贷款需求,此外贷款的表内外腾挪也是银行贷款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长期贷款仍占有全部贷款的半壁江山,而中长期贷款又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行业、采矿和制造业,这就造成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而同期M2和M1的剪刀差已经拉大到12.11个百分点,显示大量资金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不愿进入到实体经济,造成“信贷热,经济冷”的局面,如果近期没有改观,那么信贷拉动经济的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

第4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软信息 关系借贷 违约风险 房地产公司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进入复杂的调整阶段，行业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房地产公司的经营风险陡然增大；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开发的支持力度持续减弱。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国内贷款占比从2009年的19.8%下降到2012年的15.3%。在业绩低迷和融资受限的双重约束下，房地产行业资金链日趋紧张，公司违约风险对银行信贷质量造成了实质性影响。根据银监会年报，2011年房地产开发不良贷款余额353.2亿元，占全部不良贷款的8.3%，不良率为0.97%，无论是绝对额还是不良率在各行业中都处于较高水平。在这一背景下，准确度量我国房地产公司信贷违约风险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外文献多采用财务数据等硬信息度量违约风险，而相对忽略了软信息的作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软信息在度量信贷违约风险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公司违约风险度量模型。

文献回顾

根据可传递性的不同，金融市场上存在两类信息，Stein（2002）将其分别定义为“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和“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其中，硬信息是指可以被直接证实的信息，如公司财务信息，这类信息通常可以量化并记录在纸面或电子文档中，能够准确无误地在市场上传递；软信息则是指除了信息供给者以外无法直接被其他市场参与者证实的信息，如借款公司管理者的品质或能力等，这类信息难以量化和传递，具有不可保证性，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被熟悉的市场参与者了解和掌握。软信息的获取依赖于融资双方之间长期、密切的接触，而财务报表等标准化方法在这方面通常无能为力。与软信息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关系借贷（Relationship Lending）。Masahiko Aoki和Dinc（1997）认为，银行关于特定借款人的软信息属于专有知识，能够避免其他银行的“搭便车行为”，因此关系借贷作为一种融资制度，能够激励银行通过生产软信息来获取垄断租金或信息租金。Boot（2000）指出，关系借贷是银行为获取借款公司软信息，并通过长期交易不断评估这类信息实际价值而进行的一种投资行为。

软信息和关系借贷理论在银企间信贷交易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多数文献聚焦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Chang等，2010），对公司违约的研究较为有限。在少数相关文献中，Grunert等（2005）针对德国公司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财务因素或者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中反映的非财务因素，两者的组合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公司违约。Chang等（2010）对我国某国有商业银行借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借贷关系中包含的软信息能够显著改善违约预测结果，软信息相对硬信息的重要性取决于借贷关系的深度以及硬信息的可靠程度。目前，国内公司违约研究多基于财务数据等硬信息，而相对忽略了软信息的作用。本文基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数据，通过设计一种实证研究方法来检验软信息在度量公司信贷违约风险中的作用。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在借鉴Kau等（2012）基础上，设计如下实证检验方法：假设银企关系R由硬信息H和软信息S决定，对于一个同时包含硬信息H和银企关系R的违约风险度量模型，如果银企关系R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则说明银企关系R能够提供硬信息H以外的有效信息，即软信息S；如果银企关系R完全由硬信息H决定，则银企关系R的回归系数应该是不显著的，因为银企关系R反映的所有信息已经全部包含在硬信息H中。本文采用Logit模型建立公司违约模型，令P表示贷款发生违约的概率，则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表示为：

（1）

在Logit模型中，解释变量是二分变量，即贷款违约和非违约，用yi表示贷款状态，如果公司发生违约，取值为1；如果按期偿还贷款，则取值为0。Xi是第i笔贷款的协变量向量，包括所有影响该笔贷款违约风险的因素。为了检验软信息对模型风险度量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同时设计了两个模型，分别称为模型（I）和模型（II），其中模型（I）采用财务变量等硬信息，而模型（II）在财务变量基础上进一步加入银企关系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在沪深A股市场筛选房地产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手工翻阅公司公告，得到522笔贷款，贷款期限为2002-2010年，其中违约33笔，占比6.32%。样本包括82家公司，平均每家公司记录贷款6.37笔，平均贷款期限2.11年，违约贷款涉及11家企业，占全部样本的13.4%。本文定义的信贷违约是指未能按期偿还本金或到期时未能获得银行同意达成贷款展期、延期、续期或勾销，属于狭义定义，与是否违反贷款合同的其它条款无关。相关财务数据取自RESSET数据库。

（三）变量选取

1.银企关系变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选取变量：银企关系的持续时间（Duration）。关系借贷离不开银企间的长期交易，保持长期关系有利于双方增进信任，从而为软信息的有效传递奠定基础。由于在公开市场上很难直接获得该变量，本文借鉴隋毅（2012）的做法，采用样本公司成立时间作为银行关系持续时间的替代变量；银企关系的多样性（Multiplexity）。采用银行或银行控股的其他金融机构是否是房地产公司前十大股东作为银企间多样性关系的表征变量，如果是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银行与借款公司之间同时存在债权和股权关系，将更加有利于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企业的政府背景（Background）。如果公司具有较强的政府背景，则往往意味着该公司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和调动所需的政治或政策资源，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种好的软信息（殷孟波，2012）。在银行看来，政府的支持表明了政府在项目中的隐性担保，即便项目最终失败，政府也会进行救助。因此，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来反映企业的政府背景。

2.财务变量。本文在总结一般财务分析方法和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基础上，首先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和资本结构等方面选取24个备选变量，然后采用统计检验方法进行筛选。统计检验包括两个步骤，先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方法来计算特定财务比率在违约样本和非违约样本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得到初选结果后测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终得到10个财务变量进入模型，包括：净资产收益率X1，由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得到；销售净利率X2，由净利润除以营业收入得到；利息保障倍数X3，由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费用得到；营业收入增长率X4，由本期营业收入除以去年同期营业收入后减1得到；净利润增长率X5，由本期净利润除以去年同期净利润后减1得到；净资产增长率X6，由本期净资产除以去年同期净资产后减1得到；应收账款周转率X7，由主营业务收入除以应收账款得到；总资产周转率X8，由主营业务收入除以资产总额得到；资产负债率X9，由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得到；固定资产比率X10，由固定资产净额除以资产总额得到。为了克服离群值影响，对前述变量进行头尾各1%的Winsorized缩尾处理。

在数据处理方面，银企关系变量和公司财务变量均调整为季度数据，本文采用贷款合同约定到期日之前一个季度的数据进入模型。

实证研究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在样本中，银企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0.79年；银企关系的多样性指标平均值为0.76；公司国有股比例平均为16.75%。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5.19%；销售净利率平均值为12.61%；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为7.35；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15.10%；净利润增长率平均值为22.12%；净资产增长率平均值为10.74%；应收账款周转率平均值为18.29；总资产周转率平均值为0.15；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66.78%；固定资产比率平均值为1.52%。

（二）模型回归结果

在模型回归阶段，对模型（I）和（II）分别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筛选和参数估计，只保留显著性水平低于10%的变量，其他变量自动剔除。从结果来看，对于模型（I），最终有五个财务变量经过筛选，这些变量的系数方向与预计方向均保持一致。在模型（II）中，反映银企关系的变量Duration、Multiplexity和Background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从而证明了在房地产上市公司违约风险度量中，银企关系包含了财务数据等硬信息以外的有效信息；同时，上述变量的系数方向均为负，与预期完全一致，说明银企关系的持续时间、关系的多样性以及企业的政府背景都是“好”的软信息，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违约风险，结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有效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比较模型（I）和（II）的有效性差别。根据模型（I）的回归结果，违约概率可以表示为：

（2）

根据模型（II）的回归结果，违约概率可以表示为：

（3）

本文将样本贷款到期日之前一个季度的数据分别代入式（2）和式（3），计算得到每一笔贷款的预期违约概率。在此基础上，把各笔贷款按照违约概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将该序列十等分，其中序列越高的部分代表违约概率越高，序列越低的部分表示违约概率越低，之后计算每一部分实际发生违约的贷款占样本期内全部违约贷款的比重，最终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十等分的最高部分（1）代表了对公司违约贷款的正确分类，而最低部分（6-10）则可以视作是犯了第一类错误，即对公司违约贷款的错误分类。从结果来看，模型（II）在度量违约风险准确度方面明显优于模型（I）。模型（II）将75.76%的违约贷款归类到最高风险等级；而模型（I）只能把60.61%的违约贷款归类到最高风险等级。因此研究结果表明，软信息有助于提高模型的风险识别和判断能力。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可以从关系借贷的角度间接度量并考察软信息在度量违约风险中的作用。基于2002-2010年期间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数据，本文首先从银企关系的持续时间、多样性以及企业的政府背景等方面选取银企关系变量。在此基础上，同时构造了两个可供比较的信贷违约风险度量模型，其中模型（I）采用财务变量等硬信息，模型（II）在财务变量以外进一步纳入银企关系变量。实证结果表明，银企关系变量包含了财务变量等硬信息以外有关公司违约的重要信息。与仅采用硬信息的模型（I）相比，包含软信息的模型（II）大大提高了违约风险度量的准确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软信息和关系借贷理论在公司违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且发现，软信息和关系借贷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增加资金可得性、降低贷款利率和抵押担保要求等方面（崔向阳，2007），还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对公司违约风险的判别能力。同时，本文对于改进和优化信贷违约风险度量模型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银行信贷行为与证券投资行为存在较大不同，证券投资者可以在任意时间买卖公司证券，很少有动力去监督企业；而银行贷款流动性较小，为了保障贷款安全性，银行有足够的积极性来生产借款公司的软信息，因此准确的违约风险度量不仅建立在硬信息基础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软信息。

参考文献：

1.Stein J C.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5）

2.Boot A W A. Relationship banking： What do we know？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0， 9（1）

3.Chang C， Liao G， Yu X， et al. Information from relationship lending： evidence from loan defaults in China [J]. European banking center discussion paper，2010 （2009-10S）

4.Kau J B， Keenan D C， Lyubimov C， et al.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n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J].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 44（1-2）

5.隋敏.企业社会资本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12

6.殷孟波.金融业全面开放下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7.崔向阳.关系融资研究与探索[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第5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一、银行信贷投入、银企项目对接和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了我市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贷投入。尽管国家近年宏观调控的政策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调控部分行业过热，扶持农业、中小企业等偏冷行业，株洲地区也没有过热的行业，但随着宏观调控操作上的一刀切和调控的力度逐步加大，使得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中小法人金融机构的可用信贷规模减少；调控的结果往往是对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建设影响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建设刚热起来就受到扼制。

（二）与省内其他地市比，信贷增长水平偏低。今年1-7月，全市贷款新增额与增速虽然高于去年同期，但增幅仍低于全省同期水平1.3个百分点，贷款增幅居全省第9位，低于增幅第一的娄底6.67个百分点，低于邻近的湘潭2.28个百分点。显然，这与株洲经济在全省的地位是不匹配的。贷款增长滞后表明株洲市在全省金融资源分配中处于下风。

（三）过于强调贷款风险，束缚了对企业的信贷投入。据商业银行反映，近年来上级行对信贷风险责任追究越来越严格，一是对信贷审批权限的限制，近年来，除农村信用社、市商业银行外，其他各行纷纷上收了全部或部分贷款审批权限。审批权限上收，实际上意味着信贷控制加强；二是激励约束机制失衡限制了投入，目前各行基本上未建立信贷投放激励机制，而约束机制却越来越严格，在不断严格信贷约束机制影响下，一些商业银行不积极主动地开展信贷营销，不深入企业、农村寻找项目，却总是埋怨政府、企业没有提供好的项目，坐等客户和项目上门；三是信贷门槛过高，条件过于苛刻，对信贷投入的规模起点也不断提高，达不到规模的一律不准上报，这种极不对称的机制严重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员信贷营销的积极性，影响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四是限制票据融资和贸易融资，影响了信贷投入。由于近年来一些行在票据、贸易融资方面出了问题，今年各行对下级行的票据贴现，关联企业间的票据融资贴现限制严格，致使这一块业务出现萎缩，2005年我市贴现余额大幅下降11.4亿元，2006年只增加0.1亿元，2007年又比2006年减少2.57亿元，今年1-9月票据贴现余额和累放同比分别减少5亿元和10亿元；五是商业银行与本埠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停顿。受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业务合作风险指引》、担保机构代偿风险和株洲市“901”案件影响，目前我市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处于停顿状态，银保合作不畅，使该市中小企业融资更加雪上加霜。

（四）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影响银行信贷投入。一是中小企业内部管理欠规范。表现为相当部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会计制度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银行监控难度大，没有在银行形成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贷款能力差。二是企业管理为家族式、个体私营或粗糙式的股份制模式，缺乏有效的决策监督机制，决策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做假报表、隐瞒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屡见不鲜，增加了企业信用评级和银行贷款审批、风险管理难度。有的甚至缺乏诚信意愿，逃、废、甩、赖银行债务现象依然存在。三是企业抵押担保条件欠缺。企业普遍存在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无法达到金融机构贷款的条件。

（五）信用环境对株洲市融资影响较大。世界银行近期了我市在投资环境上还存在8个方面的问题。目前银行“评级”和“授信”系统实行打分制，其中贷款项目所在地区信用环境整体评估所占权重较大。据统计，2007年全市有2332户企业逃废银行、信用社和资产管理公司贷款15.1亿元。年末银行、信用社向法院累计申报诉讼案件2302起，计金额8.19亿元，已处理执行304起，占13％；执行金额1.35亿元，仅占15.8％。今年1-7月我市又有9家银行信用社进入司法程序的债权标的2.513亿元，法院判决胜诉1.954亿元，其中未执行的1.22亿元，占胜诉案件标的的62％。

（六）项目优劣影响银行信贷投入。近几年来，全市各级和有关部门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高度重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优质、较大的项目和条件成熟的项目还是相对较少。政府和银行每年举办的政银企项目推介、项目对接融资洽谈会，贷款签约、授信的笔数、额度虽然不少，但因种种原因，履约率较低。

（七）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功能弱化。目前株洲市虽然有7大融资平台，但融资过多，融资主体资产负债率很高，57亿元的融资额度已经达到极限。且各自为政，资产、资源、力量分散，还本付息压力大，融资功能日趋弱化甚至丧失，应予以整合，使之增强融资功能。

二、完善金融服务，支持株洲市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增强五大意识。一要增强服务意识，努力满足经济社会需要。二要增强创新意识，着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三要增强营销意识，积极推介金融业务品种。四要增强协作意识，加强政银企合作。金融五要增强全局意识，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优化融资环境。打造良好金融环境，营造资金“洼地效应”，政府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大力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多途径、多方式重构社会信用，让银行“敢贷”；实施信贷奖励，减免银行贷款抵押担保相关费用，让银行“想贷”；搭建银行企业真实信息交流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让银行“放心贷”。有所不为就是不干预信贷行为，不插手信贷纠纷，不为难银行依法维护债权。良好的信用环境是银行、企业和外来投资都很看重的。要通过营造好的融资环境，增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信心。一是深入开展金融生态模范城市创建和金融安全区的创建工作，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切实为金融机构办实事，解决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后顾之忧。建议将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纳入市政府对县市政府的考核指标；二是减少中小企业资产抵押担保登记、评估费用，简化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抵押和银行抵贷资产处置手续，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继续深入开展企事业单位和自然人拖欠银行贷款清收工作。四是依法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债权。要依法打击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不良贷款“双降”工作。五是继续加强政银企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开好3个会议，一要开好每个季度的金融经济形势分析会，二要开好信贷目标管理考核总结表彰会，三要进一步做好政银企信息交流、项目推介工作。政府部门应培育和储备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优质项目，实行以项目引资引贷。对一些大项目建议指定银行提前介入，由银行提供相关服务，让项目业主放心满意，争取金融机构支持。充分利用长株潭建立“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争取相关政策支持。重点抓好已经立项的

“清水塘循环工业园”、“株洲电厂B厂”等本地重大项目的建设工作。

（三）拓展服务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投入。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切入点，贯彻执行人民银行总行《关于进一步支持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支持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鼓励金融机构在确保贷款安全的前提下，将新增贷款的30－50％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各行已将中小企业业务发展提升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视中小企业为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农行、中行通过银行卡透支服务等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服务，并积极争取上级行中小企业信贷在株洲试点。工行总行创新的沃尔玛供应商融资方式，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提供了借鉴。根据株洲市实际情况,各行应拓宽信贷服务领域，为客户“量身定做”，推出“收费权、仓单、出口订单、专利权、商标权质押”、“保兑仓”等“中小企业商务套餐”服务。对企业开办库存商品、材料抵押与真实贸易背景合同做保证的抵押担保贷款；开办联保和互保贷款；对高科技企业开办以自主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的贷款业务，帮助企业突破生产经营扩张的资金瓶颈。

（四）支持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作为一种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以其自身的信誉作保证，承接和分散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在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信用桥梁，弥补了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缺陷。对于提升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解决有市场、有效益但抵押担保不足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延伸信用链条，具有“四两拨千金”的杠杆效应。对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题、增加财政收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和融资担保补偿机制，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和担保机构担保代偿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信贷投入和贷款担保积极性。建议市政府近期召开一次政府相关部门领导、银行主管信贷的行长、信贷部门人员和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上担保机构负责人会，协调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业务合作的问题。

（五）加快政府融资平台改革。给政策、给机制、给环境。学习长沙武广铁路客运站、滨江新村项目融资办法，整合我市融资资源，做大做强我市政府融资平台，明确融资主体还款来源，增强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有效解决政府融资难题。

（六）重视银行信贷规模的引进。目前，株洲市信贷投入是有资金，但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规模紧张。建议市委、市政府像抓招商引资一样抓银行资金引进。为我市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最大限度地争取信贷规模，这是实打实的、最大最直接的、成本最低的招商引资。请求市委、政府主要领导适当的时候带领有关部门和银行到各省级银行分行走访、通报情况，争取各行支持。

第6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文章从剖析消费金融业务的基本概念出发，总结归纳了国内外消费金融的基础理论，概括介绍我国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现状，案例剖析银行系（如：南京银行、平安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消费金融的业务实践，提出国内消费金融发展策略探讨：一是在产品设计创新上，要利用互联网+思维，创新线上、线下消费金融产品，实现O2O营销方式；二是在业务流程再造上，提出分散营销、集中作业的运营方式；三是在风险控制优化上，要研发个人信用评分模型和反欺诈系统，以实现风险预警和监控。

关键词：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1-92 -02

一、消费金融业务概述

消费金融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实践始终和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政策要求紧密相关，并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GDP收入的稳步增长、国民消费升级的进程同步，因此消费金融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创新空间，而且对金融运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回顾我国消费金融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消费金融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2005年）。90年代初，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起步，房改房、福利房向市场化的商品房过渡，央行于1999年3月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这一阶段金融机构的消费金融产品围绕住房需求衍生而来，主要集中在家装贷款领域。

第二阶段：消费金融启动阶段（2005年～2010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因此出现消费金融公司这一新兴事物。银监会出台《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先后成立“北银消费金融公司”、“中银消费金融公司”、“捷信消费金融公司”等四家试点公司。

第三阶段：消费金融拓容和创新阶段（2010年～至今）。电子商务的崛起、互联网、大数据的创新，使我国消费金融的业态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0年6月阿里巴巴小贷公司成立，2013年9月银监会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城市进行扩容并修改了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放松了监管要求，可引入非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设立。

消费金融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三大西方经济理论：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预期收入增长理论、消费者信用评分理论。国外关于消费金融不仅仅涉及经济学概念范畴，还与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密切相关；国内关于消费金融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体系，但其研究始终和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政策要求紧密相关。

二、国内消费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消费金融发展整体概况

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我国2001～2012年间消费信贷余额的变动情况（图1）如下：

从上图1可见，我国消费信贷余额从2001年的0.7万亿增长到2012年的10.43万亿，增长15倍，消费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6%上升到2012年的16%，消费贷款已经成为银行贷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贷款的成长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密切相关，我国消费信贷余额与GDP的比重变化情况（图2）如下：

从上图2可见，我国消费信贷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1年底的6%上升到2012年底的20%，其消费金融市场体系（表1）如下：

（二）银行系消费金融典型案例

国有商业银行追求稳健、厌恶风险的信贷文化，均未将消费金融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导向进行开发。然而，股份制商业、城市商业银行中均有发展消费金融的成功案例，如：平安银行。平安银行是本土银行中最早将消费金融定位成战略品种的金融机构，截至2013年12月末，该行消费金融产品“新一贷”的贷款余额已达到270亿，借助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平台的整合优势，“土洋”结合：其土之处在于从现行中国实际出发，采集可信赖、可验证的第三方数据，以叠加增信的方式，确定客户授信条件；其洋之处在于，最早开创大规模电话直销、依托综合金融平台实现消费金融交叉销售，在数据挖掘和客户资源整合方面，着力甚多并采用多项国外先进技术。其发展情况如下表2所示：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和网站信息整理

（三）消费金融公司系消费金融发展现状

欧美等国主要以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形式满足国民消费融资需求，已经历约400年的发展历程。而我国现仅四家，表3如下：

资料来源：实地调研和网站信息整理。

（四）小额贷款公司系消费金融发展现状

自2008年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截止2012年底，我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629家，贷款余额5329亿元，2010年6月成立的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最为市场所关注，2012年一季度末，阿里小贷已经累计服务小微企业13万家，累计放贷260亿元，年利息收入已达到3.65亿元，贷款年利率平均在17%左右，不良率为0.9%。

三、消费金融发展策略探讨

（一）产品设计创新

消费金融的产品策略最为关键的是实现客户需求个性化、产品标准化的统一。消费金融是以大众客户为目标的小额信贷产品，它的构建应实现以下三种功能：

1.实现产品智能化。消费金融以大众客户为目标，必须接受海量的数据信息，因此消费金融的信贷产品必须基于信用评分和信贷自动决策系统，实现产品的智能交易、信贷审核管理平台，应对客户“贷与不贷”“能贷多少”由系统给出自动决策结果。

2.实现产品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迅速满足客户的需求，跟上市场变化节奏。消费金融产品必须优化申请、授信、发放等相关流程，为消费金融提供标准化、模块化的综合服务功能。

3.实现产品开放式。消费金融发展需要借助多种外部渠道的合作，会面对多种类型客户，消费金融应当能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快速适配和部署信贷决策模块，并为前端的营销提供最大便利性。

总之，消费金融业务的产品设计应当追求高度标准化和个性需求多样化相统一的目标，其产品应具备“无需担保、申请便捷、规则标准、对象广泛”等特征。

（二）业务流程再造

银行信贷产品在应对互联网金融竞争时，应当更为强调客户体验感和服务效率。客户能够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或手机发起贷款申请，只需在网银或手机银行输入简单的需求信息，该请求通过后台的消费金融信贷产品智能交易管理平台快速分析处理后，客户即可实时得到适合的信贷产品信息。

（三）风险控制优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同业已普遍意识到将风险管理作为发现和处置“风险”的中后台环节是远远不够的，建立支持业务快速发展和以盈利为导向的风控模式是消费金融发展的趋势。消费金融业务的风险控制体系应包含两大支柱：一是建立以客户信用评分卡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系；二是建立以防范欺诈为核心的风险防控体系。同时，构建客户信用评分卡模型、开发信贷反欺诈技术、建立黑名单风险排查以及建立交叉验证识别欺诈制度。

第7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民贸民品；贴息贷款；影响因素

“十一五”期间广西有116家企业被国家确定为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1]至2008年6月末，广西有南宁、柳州、桂林等6个城市开展了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以下简称民贸民品)贴息贷款业务，北海市民贸民品优惠贷款利率政策还处于落空状态。本文从影响北海市民贸民品贴息贷款的主要因素入手，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期望能够对我国的民贸民品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一、北海市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民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民委发[2007]228号)文件，北海市有6家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以下简称民品企业)，其中合浦县有1家。“十一五”期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十一五”期间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利率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06]315号)文件规定，各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实行比正常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利率政策，优惠贷款利率不得上浮。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成立较早，但生产规模普遍不大，实力不强，6家企业有5家是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具有民族特色的金银珠宝饰品、缸罐、角雕等工艺品，产品生产成本低，收益高，目前都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但是经过调查，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都没有获得过优惠利率的流动资金贷款。

二、影响民贸民品贴息贷款的原因分析

1.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一是宣传的对象受限制。在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之前，北海市民族宗教局按要求对生产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对相关企业进行了政策的宣传。这种“点对点”有针对性的宣传虽然效率高，但是没有普遍性，政策宣传的广度不够，社会上很多生产有少数民族特色商品的企业对相关政策缺乏了解。二是宣传方式单一，宣传渠道狭窄。北海市有关部门对民贸民品政策的宣传主要体现在转发文件、电话解释，宣传方式比较单一，宣传渠道狭窄，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宣传。三是宣传主体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据北海市民族宗教局的反馈，有些实力较强的企业怕麻烦，不愿申请成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实际上，民贸民品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是一项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企业可从中真正得到实惠的长远政策。[2]一般只有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透彻的企业才不愿申请。另外，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确定之后，有些企业相关负责人并不知道其企业已成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之一，不了解其可以享受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有些企业不了解如何申请优惠利率贷款。据调查，有民品企业曾经咨询过民族宗教局如何申请优惠利率贷款，但民族宗教局具体负责人不知情，也未咨询过人民银行，从而导致优惠政策落空。政策宣传的力度不够使得政策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2.民品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无法享受优惠贷款利率政策

一是企业不良贷款记录制约其新增贷款的注入。民品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优惠利率贷款，首先必须符合银行一般贷款的准入条件。根据现行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规定，如果贷款人已有贷款违约记录，形成不良贷款，那么贷款人很难再次获得银行的新增贷款。[3]作为民品企业之一，广西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亨通珠宝公司就遇到这种情况，其在1995年、1997年分别向建行北海分行贷款累计470万元，后来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形成315万元不良贷款。建行已把该债务转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虽然目前该公司生产运营正常，而且这几年该公司一直积极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征求减免债务、协商还款之事，但是毕竟存在不良贷款未清的事实，对于该公司新增贷款的申请，银行都表示拒绝受理。二是企业未能提供贷款要求的财产抵押或者担保，银行不予发放贷款。目前银行发放的贷款一般都是财产抵押贷款或者信用担保贷款，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大都是生产金银珠宝饰品或者工艺品，产品加工后即可卖出产品，技术水平含量低，资金实力较差，没有大型或者高精端的设备，有的甚至没有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因此，这些民品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由于未能提供财产抵押而无法获得贷款。而且，北海市担保机制不健全，几家担保机构由于自身实力较差而难以在担保方面取得良好的公信力。因此，很多企业包括民品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的信用担保贷款。由于民品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的一般条件，民品优惠利率贷款也只停留在文件层次上。

3.银行贷款手续繁琐，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

由于银行贷款手续较为繁琐，程序复杂，准入门槛高，从贷款申请到贷款审批需要的时间较长，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为此，有些实力较强、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并不十分愿意向银行贷款。

4.信息沟通机制缺失

一是牵头部门的主动性没有发挥出来。民委没有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没有与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过有效沟通交流，也没有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相关政策宣传活动。二是联席会议制度没有形成。目前北海市尚未建立有关民贸民品方面的联席会议制度，没有组织召开过民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民品企业和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民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民品企业等有关部门缺乏信息交流的平台，造成银行等有关部门不了解企业、企业不完全了解相关政策等现象。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无法使优惠贷款利率政策真正有效地落到实处。[4]

三、完善民贸民品贴息贷款发放的对策建议

1.完善相关政策

一是放开优惠利率贷款发放银行的限制。目前参与民贸民品优惠利率贷款发放的仅限于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由于这些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市场开发理念、贷款准入门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性，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弱势群体金融业务的拓展方面显现出一些不足。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建议放开民品优惠利率贷款发放银行的限制，允许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也成为成员，发挥它们的优势，实现金融机构优势互补，为民贸民品企业创造更优良的融资环境，支持民贸民品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民贸民品的繁荣。二是放开贷款合同基准利率的限制。按照现行规定，优惠利率贷款一律不准上浮，也就是说只有民品企业与贷款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是基准利率时才符合优惠利率贴息政策，否则不予贴息。这种赢利锁定的规定对商业银行开发此类贷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所限制。为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建议修改相关政策规定，放开贷款合同基准利率的限制，给予企业贷款实实在在的比正常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补贴。这种政策修改不仅可以让民品企业在优惠期间切实得到政策支持的实惠，推动民品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也给予了商业银行对民品企业贷款业务的利率定价权限，调动它们营销的积极性。三是赋予商业银行权限对优惠利率贷款实行封闭式管理。政策规定“享受优惠利率贷款政策的企业，其利息优惠部分的70%以上应用于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为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也为了加强银行对企业贷款资金流向的跟踪，确保资金安全，建议新增政策，规定商业银行有权对优惠利率贷款实行封闭式管理，民品企业生产资金的支付与回收均可由贷款行负责监控。

2.商业银行创新观念积极扶持民品企业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品企业生产的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不仅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也传承与延续着中华文明。因此，商业银行应创新观念，积极扶持民品企业，为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商品提供优质、特殊的金融服务支持。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信贷政策不要“一刀切”。商业银行在贷款决策、约束机制等方面应当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点和民品企业的特点，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制定与此相适应的信贷政策，适当降低优惠利率的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提高贷款效率。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要主动与民品企业建立联系，优先考虑并保证企业的贷款需求；同时，严格执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协助做好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宣传工作，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民品企业真正享受优惠政策，从而达到银企双赢的效果。

3.多部门联动推动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落实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民委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交流平台。建议民委牵头，金融机构、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民品企业、商业银行、人民银行、银监局、财政局、工商局、经委、人事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民品企业可通过这个平台主动向银行、民委等相关部门通报信息，让银行、民委等相关部门了解企业经营动态；民委、人民银行可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宣传解释各项政策；各与会单位通过交流信息，协助解决企业困难，推荐项目与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实质性的服务。二是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民委应突破“点对点”的政策宣传模式，积极拓宽政策宣传的渠道，变化宣传方式，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范围宣传。通过宣传，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争取成为政策优惠的企业，从而促进民品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持续发展，让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建立责任考核制度。贯彻落实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是民委等多个部门的一项工作，建议各有关部门把落实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支持民品企业发展的工作列入责任考核内容，并定期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使有关部门执行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具体行为透明化，推动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有效落实。

4.发挥人民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

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银行，应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工作。一是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不断完善每年年初对辖区金融机构的信贷指导意见，引导商业银行对民品企业的信贷资金及时投入跟进。二是利用季度金融分析联席会议，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好政策宣传，交流相关信息，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三是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指导及其他事务工作。四是创建平台，邀请商业银行和民品企业召开座谈会，交流信息，做好民品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参谋。五是加强调研，人民银行要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商业银行、民品企业，了解各方实际存在的困难与需求，掌握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

5.提升企业竞争力

一方面，企业要提升产品质量的竞争力。民品企业要抓住机遇，用足优惠政策，加强内部管理、产品技术开发、市场开发与营销，大胆引进人才，提高产品质量，研发特色产品，使自身能够在竞争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另一方面，企业要提升品牌的竞争力。民品企业要用好优惠政策，诚信守法，不逃废债务，为自身塑造良好的信用记录。

参考文献：

[1]国家民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Z].[2007](228).

[2]淡亚君.青海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青海金融，2006，(5).

第8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惠誉为何对中国降级

惠誉的上述论断出自2011年3月4日彭博社对惠誉驻伦敦资深总监理查德・福克斯的一次电话采访，虽然至今惠誉并未就此发表正式的报告，但福克斯声称该评估结果出自惠誉采用的“审慎宏观监测体系”（MPI）。MPI是惠誉于2005年开发的一种预测银行潜在危机的分析监测系统。惠誉用一个基于信贷增速和资产价格增速的公式计算MPI，并根据MPI得分将各国银行体系分为三类，其中的MPI1风险最小，MPI3风险最大，而中国在2010年6月就已被归入MPI3之列。根据惠誉的研究结论，新兴国家一旦被评为MPI3，三年之内爆发银行业危机的概率将高达60%。过去三年，被归入MPI3类别的国家中，巴西、法国、丹麦和新西兰幸运逃过此劫，而爱尔兰和冰岛则被不幸言中。

实际上，惠誉对我国自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信贷激增一直持悲观态度。早在2010年2月2日，出于对中信和招商两家银行2009年前9个月贷款规模激增和随后贷款损失拨备下降的担忧，惠誉将其评级由C/D下调至D。次日，惠誉对亚洲银行机构的评估报告称“如两年间累计出现超过50%的信贷增长，则肯定存在信贷发放不合理的问题”。4月14日，惠誉金融机构部资深主管李信佳对媒体宣称，中资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令中期内出现坏账及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加大，内地存在的资产价格泡沫，将使这些贷款或将变成不良贷款。6月，惠誉金融机构评级团队高级董事朱夏莲在香港的某论坛称，2008年以来，中资银行新增贷款主要流向地方政府项目和房地产行业，而这两大板块的中期收益并不乐观，因此“未来的资产质量恶化几乎已成定局”。

在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中，惠誉偏重于对金融机构的评级，因此其关于中国银行业的评价也更有影响力。2010年，朱夏莲因为正确预言中资银行将贷款转移到监管较松的信托公司以躲避监管而为惠誉赢得了“美名”，不过惠誉在2011年初投下的这记重磅炸弹则受到了多方的质疑。

综合惠誉近期的公开表示，惠誉对我国银行业的担忧集中在对信贷突增之后贷款质量的怀疑：贷款多数流入了房地产行业与地方政府项目，房地产业存在泡沫，而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也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因此虽然短期内中国银行业的各项数据都基本达标，但长期来看出现大面积呆坏账的情况难以避免。

那么，假定房地产行业确实出现了问题，中国银行业是否会必然产生系统性危机？房地产行业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传导：个人购房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房地产关联行业（钢铁、水泥、建材等）贷款和与地价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本文将分别对这四种传导途径进行分析。

个人购房贷款：不必过分担忧

人民银行的《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至2010年底，全国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9.35万亿元，其中购房贷款余额6.2万亿元，占比66%，占人民币贷款总余额的13%。虽然购房贷款余额总量很大，但不必对此过分担忧。

首先，在6.2万亿元的购房贷款中，真正需要引起关注的仅是2010年的新增部分。我国商品房价格除2008年金融危机时短暂下降外，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以北京为例，即使经过了自2010年4月以来的“组合拳”调控，2011年2月的商品房均价（26247元/平方米）较2007年的均价（11454元/平方米）也上涨了近130%。因此，如果消费者在2010年前将贷款购房作为投资，则已经从房价上涨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增值，不太可能拖欠银行贷款。如果是作为自住用房，其财富也不会轻易缩水。因为即使保守估计，以2009年12月份购房的消费者为例，如果房价在2011年2月的26247元/平方米基础上下跌30%，其水平仅与2009年12月份时的18478元/平方米的价格持平，消费者财富并无损失，因此也不影响还贷能力。此外，2010年前的购房者至少已经过一年的还本付息，购房者的违约成本较高，因此对于银行，这部分购房者的贷款是相对安全的。

其次，较高的首付比例与较小的总量决定了2010年以后的新增购房贷款也难以出现大的风险。2010年是全国房地产市场密集调控之年：（1）1月10日，“国十一条”严格购房贷款管理，要求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首套房首付款不得低于20%。（2）4月14日，要求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对购买首套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这意味着当房价在购买价格水平下跌20%～30%时，房地产资产仍然不是负资产，即使购房者违约，银行也可以用拍卖收入弥补损失，因此不会产生不良资产。此外，2010年新增的购房贷款为1.42万亿元，仅占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96%，即使这部分贷款全部违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只会在现有水平（1.14%）基础上升至4.1%，仍远低于8%的警戒线。

第三，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表明，购房者的违约只是危机的开端，以房贷为基础的衍生产品才是将风险放大至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关键。而在我国银行业分业经营背景下，商业银行基本没有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化产品，与房贷相关的衍生品也几乎没有。因此，即使购房贷款的质量恶化，损失也不会被市场放大而引发系统性危机。

开发商贷款：形势仍然可控

截至2011年3月20日，根据已公布年报的42家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总经营性现金流量净值为-513.26亿元，较2009年下降306%。出现下降的公司有29家，占比近七成。这些数据表面上对开发商的贷款融资非常不利，但本文认为风险仍然可控。

首先，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的财务状况已有较大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报告》，2010年的销售额比投资额多1.8万亿元，比2008年的水平增长了8.27倍。从现金流量来看，虽然近七成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值较2009年有所下降，总体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但2008年时的情况则更为严峻――超过七成的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净经营现金流为负，甚至作为行业“龙头”的万科公司的净经营现金流量也仅为-3415.18万元，但2010年该数字上升为22.37亿元。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由于投资规模大，伴随着现金的大量流出，在收入未得到确认时会表现为现金流的不足，但只要日后销售良好、回款及时，现金流将会得到保证。实际上，上述42家房企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值在2010年四个季度分别为-355.83亿元、-259.47亿元、64.37亿元和37.66亿元，呈现逐渐回升的趋势，这表明房企自身也十分注重控制财务风险。考虑到在2008年的恶劣形势下房企也并未出现大量破产，而现在的形势比2008年好很多，因此本文认为开发商集体违约的概率很小。

其次，银行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已有防范。从总量上看，截至2010年底，全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8325.8亿元，房产开发贷款余额为2.3万亿元，两者之和仅占人民币贷款余额的6.53%。2010年两者总计新增0.59万亿元，仅占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余额的7.48%。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0年年末，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中只有17.3%来自国内贷款，同比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质量把关程度上看，随着国家楼市调控政策的陆续出台，银行对开发商贷款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大部分银行在审批开发贷款时，都要求绑定一手住房按揭贷款，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在2010年10月底即已停止新增开发贷款审批。因此，在总量有限、审查严格的形势下，本文认为即使开发商违约，其程度和影响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房地产关联行业：负面影响有限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对钢铁、水泥、建材等关联行业的需求，虽然各界对这些行业的贷款数量看法不同，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银行总贷款中所占比例不低。如果房价下跌，这些行业的贷款质量是否会恶化并进而引发银行业危机？本文认为以下因素可以减轻这种忧虑。

首先，尽管房价下跌会抑制商品房开发，进而减少对关联行业产品的需求，但保障房的建设会分担这部分产能。在“十二五”规划中，未来五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2011～2012年每年1000万套，2013～2015年共建1600万套。按每套住房平均面积50平方米计算，2011年保障房的建设将达到5亿平方米，而2010年我国商品房总销售面积为10.43亿平方米，这意味着即使房价下跌使商品房的开发面积下降50%，保障房的建设也能把对关联行业产品的另外一半需求承接过去。

其次，对于关联行业产品的价格，由于保障房销售价格低廉且对上游原材料的采购多为集中采购，因此能够压低关联行业产品的整体价格。但是，考虑到建安成本的刚性特征，以及保障房的低廉价格主要源自较低的土地成本，因此本文认为关联行业产品价格的降幅不会太大，对关联行业贷款的影响有限。

地方平台贷款：动态化解风险

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土地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抵押品，而土地出让金水平与房地产价格息息相关，因此如果房价下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质量将受到威胁。本文认同这样的逻辑推理，但同时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质量所受威胁的程度尚不至于引发银行业系统性危机，并且该风险会在动态中得到化解。

首先，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并未失控。我国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三部分：地方本级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与房地产相关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本级收入中“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和地方政府基金本级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两者之和约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该比例虽然较高，但假定房地产价格下降30%时以上两项收入也相应下降30%，那么传导到地方政府的总收入下降幅度仅为7.5%左右。可以预见，这部分收入下降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增加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抵消。除了与房地产相关的收入占比较高外，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总收入的比例过高也是大多数人担忧地方平台贷款质量的重要原因。从表面上看，该指标预示着地方政府将不得不拿出当年收入的80%来偿还融资平台的欠款，从而有可能拖垮地方经济。但实际上，这些欠款并不需要在一年内还清。理论上，只要每年的偿还额超过新增贷款的本金与利息之和，平台贷款的余额就会逐年下降，直到比较低的水平。

进一步分析来看，一方面，由于自2010年起我国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高度重视，中央政府与各级银行对平台贷款的审查更加严格，因而每年的新增额度很有可能会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发展，地方本级收入逐年增长，GDP的增长也会相应增加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额度。因此，平台贷款新增额与贷款利息之和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比例将会逐年下降，从而在动态中化解可能引发的危机。

其次，我国整体财政状况非常健康。国际上通常用两大警戒线来预示一国的财政风险：一是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二是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60%。从我国的财务状况总结表（表2）中可以看出，即使将第二个指标中的国债余额扩大为政府债务，即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也纳入其中，我国的财务运行也远在警戒线以下。这意味着即使平台贷款大量违约，我国也能通过现有财力积极地干预和控制风险，防止银行业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结论

针对惠誉宣称“中国在2013年中期前有60%的可能性将爆发银行业危机”的“预言”，本文通过对资产价格下跌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四种传导途径的详细分析，认为该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相关风险。即使房价下跌，个人购房贷款的质量也不必过分担忧，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形势仍然可控，房地产关联行业贷款所受负面影响有限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也可以在动态中被化解。事实上，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我国商业银行都可以说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

不过，惠誉的判断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国内商业银行不能忽视房价进入下降通道时，市场非理性因素可能造成的重要影响。只有未雨绸缪，在购房、开发、关联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四大领域切实做好风险控制，我国商业银行才能避免相关风险的发生，在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走得更远。

第9篇：银行贷款季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横扫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力,使得对于目前金融监管系统普遍产生了质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更是倍受关注,特别是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将次贷危机的责任推给资本约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预防危机发生中的失职之责,需要全面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行长发文明确指出资本约束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资本约束有效,一般指在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资本约束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风险。本文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风险、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长期竞争力三个方面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面评价了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试图指出资本约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资本充足率管制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会有所提升。然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资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还要看商业银行风险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资本约束主要经历了主观资本充足率、客观资本充足率和《巴塞尔协议》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管制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管制效果的结论也不一样。本文根据资本约束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一)主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监管部门设计了一套ABC率制度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机构对个别银行的考察结果的主观资本标准,典型的办法是把同一组内(根据共同特征如资产规模分组)不同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相互比较,促使资本比率低于同组平均水平的银行提高资本比率。

最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Peltzman(1970),他对美国银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商业银行投资的资本投资模式,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银行的投资行为并没有与监管部门颁布的标准相对应;二是政府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可能会削弱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最后Peltzman总结说,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并没有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分支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1]

随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国银行的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Dietrich和James(1983)继续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国银行1971到1975年的数据,并且增大了银行数量,得出了类似Peltzman的结论,他们认为Mingo的结论是受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响。[3]

(二)客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1981年12月,为了迅速脱离这种管制的主观形式,给资本管制带来统一性和客观性,美国三个联邦管制机构宣布了专门的最低资本标准:除了最大的17家跨国银行以外,所有银行和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银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级资本至少应为银行资产的6%;资产在10亿或10亿以上的机构应为5%。1985年,美国宣布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7%,地区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5%。对这段时期资本约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国商业银行业1981-1986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不过他的研究说服力不够,因为他不能够决定非管制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国1800家银行1983到1987年的数据,利用考察管制资本标准影响外部股权注入商业银行之程度的双对数模式,分别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和风险变化两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在资本约束下,资本充足率小于7%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显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平均每个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尔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国际业务的银行,到1992年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并对相关方面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期,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资本充足性原则对大BHCS的影响,结论显示,在1989年大多数美国银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场压力和几乎不存在的监管压力去调整他们的杠杆比率,然而当监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监管压力时,大多数银行在这三年里都对杠杆比率进行了调整,并且在后两年的调整速度会更快。同时研究认为在任何时期,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实际变化是因监管压力变化和因市场压力变化两者间的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对美国银行1990至1991年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时,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对风险的变化只采用了一个方程表示,对目标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也有所改变,对监管的压力的表示也不同。综合起来,Jacques和Nigro 认为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规模(LNSIZE)、是否属于某个集团(BHC)、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银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净收入与总资产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础之上对美国银行1991到1993年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7]与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弃了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因素,并且对监管的压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带来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压力时,他们可以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率很好、资本充足率达标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三种。因为面对资本充足率管制时,银行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逃避因为资本充足率不够带来的惩罚时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反应。得到的结果与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们特别检验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矫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对银行业的影响,发现资本不足的银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资本的银行在提高资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国银行业1989-1995年的详细数据,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收益和损失状况等,在他的计量方法中运用了随机效果纵向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不影响银行对资产选择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稳定性。研究发现,在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时,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最低标准附近的银行做出了较大的反应,并且大多数银行是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缩减信贷来提高自己的资本充足率。[8]

Rime(1998)认为很多文献集中于监管资本要求对于美国的影响,而对欧洲(除了英国外)银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验证了监管资本要求对瑞士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瑞士的大银行并没有比其他银行持有更高的资本比率,可能是因为大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普遍地持有资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虽然瑞士所实施的资本监管比美国和英国更为严格,瑞士银行业的资本比率对实施资本监管要求的敏感程度(为2.4%)低于美国银行业和英国银行业(分别为5.6%和4.8%)。这反映了瑞士银行业,尤其是小银行在一个相对流动性低的市场里,调整资本是很困难的。瑞士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权的成本比调整资产组合的成本要低。[9]这与Aggarwal和Jacques(1997)发现美国银行中资本不足的银行更能降低其资产组合风险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反映了美国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发达为其调整资产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对1997到1999年印度银行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目标对银行行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银行主要通过调整资本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风险贷款。[10]总体来说,印度资本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加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又没有影响到银行对贷款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管制能够影响到银行的决策,高水平的资本能够有效地阻止系统性灾难,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没有发生像广泛的观点认为的,在监管的压力下,银行资产将大规模从贷款转向债券。银行资产组合在管制的压力下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譬如像上述现象,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对贷款的需求量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国存款银行对资本和风险资产的调整。与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对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约束。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调整资本的速度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试图去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通过增加资本金和降低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试图去保持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增加的时候,会相应去增加他们的风险资产,然而当风险资产发生变化时不会去调整资本;资本充足率适中的银行基本上不会去调整他们的资本和风险资产。[11]

张强,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从2002-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不管是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银行,还是资本充足情况不好的银行在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本约束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不过,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约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从上述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在全球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贷危机中大量银行倒闭说明资本约束降低银行风险的能力还待提高,各位学者也需要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二、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中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资本约束对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来影响宏观经济及经济周期。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而影响宏观经济。

(一)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

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是指资本约束引起的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变化,不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影响;二是不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如何。

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忽略,直到《巴塞尔协议》实施一段时间后。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银行资本“信贷渠道”的存在及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他们将“信贷渠道”分为三个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通过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供给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是指不同资本充足水平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一样,所以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不一样。[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对于不同资本充足状况的美国银行,利率的变化引起他们信贷的变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中小银行来说。[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研究发现了奥地利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而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研究不能够去证实银行资本渠道发挥的效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影响。刘斌(2005)通过显性解的形式研究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传导、信贷及经济的影响,了解资本监管与准备金管理对信贷及经济影响效果和途径的差异性,并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建议。[14]

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不过也有些学者不这么认为。Borio et al. (2001)研究认为经济周期会影响到银行信贷的变化,资本充足性要求要远远小于经济周期对信贷的影响。

在得出了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保持怎样的资本水平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较大,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长期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依赖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本充足率较差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资本充足状况较好的银行;同时发现了“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资本充足状况不同的银行通过信贷对货币政策和GDP的影响也不同。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好的银行能够有效的抵御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这和“银行信贷渠道”理论一致。同时,“银行资本渠道”也发挥了效应,尤其是对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银行。

也有学者认为不仅仅是高资本充足水平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资本充足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其有影响。Tanaka(2002)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非常严格或者银行资本充足性不好都会使货币政策传导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和总结,大多数研究认为,资本约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更能反映货币政策。

(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约束是否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二是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将会影响到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而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对宏观经济的活跃性有很重要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个关于包括家庭和商业实际资产借贷增长的银行资产组合调整模型去测量银行的资本压力、全国经济环境指标、该州的经济环境指标和其他指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居民借贷,实际商业借贷更容易受到银行资本变化的影响,商业借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证实了资本约束这个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贷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国银行业1988-1992年的年度数据去检验在资本约束压力下是否小型银行(总资产小于3亿美元)的贷款供给减少会被大银行增加信贷所抵消。研究结果表明,小银行资本每减少一美元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大银行资本减少一美元,资本约束对中小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大银行的影响。G.Choi(2000)对韩国银行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资本约束导致了银行贷款供给的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了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为:第一,资本约束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较弱银行的信贷供给,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第二,对金融危机后实行资本约束的国家而言,这一负面影响更大;第三,资本约束对国外大型银行分支机构影响较小,开放银行市场将有利于减少管制的冲击。Hahn(2002)采用奥地利银行业1996-2000年数据,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会通过银行信贷影响宏观经济。我国学者刘斌(2005)运用中国16家商业银行实际数据,从分机构和总量两方面研究资本约束对中国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不同,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的贷款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较大。从总量数据来看,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百分点,使贷款下降2.6个百分点,使GDP增长率下降0.27个百分点,使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率下降0.25个百分点。刘澜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测算方法,通过计算和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加强资本管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对该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发现,这样的举措在经济低迷时期不但不会改善宏观经济状况,反而会恶化经济的发展。[15]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Heid(2005)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虽然资本成本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剧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对1994-2004年德国银行业的研究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实证结果出现了与理论的背离。

从以上研究来看,资本约束会在短期内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但在长期内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从理论模型上分析了银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可能会扩大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总需求下降导致对贷款需求减少,而资本约束进一步使银行紧缩贷款,从而影响生产投资和宏观经济,具有顺经济周期效应。Tirole(1997)用静态模型研究,同样也表明了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将进一步加重经济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却表明资本约束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减少顺经济周期效应,他们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银行业季度数据,解释了由于银行资本和风险厌恶,银行借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不对称性,发现资本充足性较好的银行相对来说顺经济周期性效应小。

从上述研究来看,大家普遍的结论认为资本约束确实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不过在其对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时,并不是所有学者均如次贷危机下大家所指责的那样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是顺周期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同样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的影响

如果资本约束能够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同时也不对宏观经济构成影响,我们也不能认定资本约束是完全有效的,因为资本约束还影响到银行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关于资本约束是否会伤害银行的长期竞争力,许多学者进行过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证券市场相比,是否降低了银行业在金融系统的影响力;二是是否影响了银行的盈利性。

(一)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比较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为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和风险权重的扩大导致银行业相对于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下降。许多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资本的融通从银行逐渐转向商业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趋势,但是很难去判断这种转变有多少是由资本约束引起的。研究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还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变动;二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国管制较松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不能就银行在不同市场占有份额的变化去判断资本约束对银行长期竞争性影响造成的。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损伤了银行竞争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论上分析了资本约束对借款者融资的选择。研究认为,质量中等的借款者数量会因银行资本约束而减少,这是因为资本约束会提高借款成本和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下降,这些都会引起银行贷款需求减少;质量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选择资本市场融资,他们认为面对资本约束时,资本市场流动性更强。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提高了银行竞争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业内部竞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本约束更有利于银行业的优胜劣汰,尤其是在对国际银行业的开放下。结论认为资本约束可以提高银行业整体水平,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其提高了银行业与其他非银行业的竞争力。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Arikawa(2008)对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之间融资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后认为,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进行融资选择时,主要依据公司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且面临风险较低时,会倾向选择资本市场融资。相反,则会选择银行贷款融资。由于对于影响银行和资本市场间竞争力的因素太多,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各异。

(二)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直接研究资本标准颁布后银行盈利性和银行业成长性的变化可能价值不大,因为在短期内,他们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检验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盈利性影响的方法是观察市场对管制的反应。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对银行股票价格进行研究来检验资本约束对盈利性的影响,在资本标准颁布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对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应该不会被宏观经济和其他长期因素的影响。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对主要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发现这三个事件造成了股票价格的反常下降。这三个事件为:一是美联储颁布被提议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声明确定一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意图(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尔协议的颁布(1988年7月11日)。这三个事件造成27个大银行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影响了银行的长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们发现那些超级大银行股票价格会因为资本约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27家大银行在12次资本约束条例宣布时股票价格的反应。研究发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银行股票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国最为明显,而日本银行股票价格变化没有明确结论。随后Wagster(1996)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将资本约束条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国、荷兰和瑞士三个国家,银行数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对模型也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发现,这七个国家每个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价格反应是显著的,但是整体上只有日本银行是显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银行面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应,是否银行会增发股票去达到资本约束要求。研究认为,如果资本充足率标准明显改变了银行目前的最优资本结构,迫使银行增发股票或者债券,这都会影响到银行的股票价格。然而,如果银行自觉地去增发股票或债券,说明银行所有者对银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为资本约束,并不能说明银行前景不好,所以应该不会使股票价格下降。那么资本约束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十分不明确的。他们对1983-1989年美国176家银行的491次股票获债券发行进行了分析研究,对非自愿发行证券银行发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价格变化与那些没有发行的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资本约束导致的银行非自愿发行证券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明显小于自愿发行;投资者对非自愿发行的银行预期要好于自愿发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商业银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证券发行进行了研究,这段时期刚好是美国资本约束完成时期。研究发现,一般的股票发行会让股票价格下降1.6%,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票增发会让股票价格下降2.74%。虽然这个反应比较小,并且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含义,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者对资本约束会影响银行长期竞争力的预期。

尽管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投资者短期的反应造成的股票价格变化就一定能反应银行的长期竞争性。也有少数学者从理论模型上对其进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双寡头模型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会加重高质量银行的负担,并指出管制仔细调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双寡头模型(BDM)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对资本状况较差银行利润的影响要大于资本状况较好的银行;当银行在面对非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时,由于资本约束导致银行利润的减少程度明显要高于银行在与同样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或者是没有竞争时利润的减少。

四、结论

众多学者研究来看,实行资本约束比较有效的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尤其是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然而次贷危机爆发说明资本约束在降低风险上还做得不够;在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是具有顺周期性的,也有学者认为其具有逆周期性,还有学者认为其两者都有;而关于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影响,在影响银行与资本市场竞争上没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影响到银行盈利能力。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次贷危机,我们认为资本约束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提高资本约束降低风险能力。次贷危机表明资本约束并没有很好的控制商业银行的高杠杆化运作,未能有效的监管表外风险。

二是降低资本约束的顺经济周期。虽然从理论分析资本约束确实具有顺周期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资产权重的重新设计或者其他政策与其配合来降低其顺周期性,让资本约束能够起到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缓解金融危机的产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渠道。众多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资本约束的长期竞争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资本约束对信贷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资本金补充渠道更加丰富和有效,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资本金,那么银行就不会面临缩减信贷给其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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