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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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职；国际贸易；校本教材；实训教学

中等职业教育是有别于普通教育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重在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第一线的实用型人才。入世以来，众多进出口企业反馈：对学历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最主要的是能力。面对市场有利契机，中职国际贸易教学采用几近真实的国际贸易模拟环境，让学生在其中亲身实践。并建立起以实训为主体，理论为支撑的任务引领型教学体系。只有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才能使中等职业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1、任务引领、创新教材。

长期以来，中职国际贸易专业教材传统，与实际就业岗位脱离，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和职业能力的养成。校本教材的开发以长期进行国贸专业教学的一线教师为主体，以工作任务为中心引领知识、技能和态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发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以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国际商务实训指导》为例，教材以进出口业务中最常见的结汇方式（L/C、T/T、D/P或D/A）和成交方式（FOB、CFR、CIF）分别设置T/T+FOB、T/T+CIF、T/T+CFR、L/C+CIF、L/C+CFR等项目；项目下各设一对“教学活动”和“体验活动”；“教学活动”以生活中的实例为“项目背景”，通过“项目分析”要求完成“项目任务”；然后在“项目实施”中分步骤以各角色模拟从签订外销合同，到备货、租船订舱、报检、保险、报关、出运、制单，直至付汇/结汇、退税等进出口的必经过程。“体验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学生按项目要求，对项目背景进行分析，继而完成项目任务。事后学生和教师都可以根据任务完成的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活动能力。通过技能水平的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

另外，校本教材整合了其他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内容，反映出中职特色。比如英文函电的使用以及英文单证的制作与国际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训练，部分外贸函电的内容也被整合进去。教学中，业务流程的讲解和外贸函电的应用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环节中英文相对应，步骤力争和实践环节相符。

任务引领型课程打破了过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二元分离的局面，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的教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

2、技能训练、理论检验。

模拟操作贯穿于国际贸易专业实训教学的始终。理论变成了实训的附属。实训不仅把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得丰富精彩，更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理解记忆。比如《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解释贸易术语CIF：卖方必须支付合同规定货物运至内定目的港的运费，并自付费用办理投保手续，但很多学生经常混淆买卖双方的权力义务。在模拟实训中租船订舱，填写投保单都必须在“出口商”

角色下完成。再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所谓“单证相符”、“单单相符”也在实训过程中得以很好的体现。以L/C+CIF为例，在履约操作中我们需要制作合同、信用证、商业发票、装箱单、汇票、投保单、报检单、报关单、核销单等众多单证，只要单据之间表面不一致，单证中心将提示单证错误。除此之外，实训还给学生提供了进出口报价及核算等练习。

国际经贸局势瞬息万变，国际贸易政策也是重出不穷，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及时补充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进展和实际业务需求。比如汇票通常被作为重点放在“支付工具”上，而国际贸易实际使用的汇票是由出口商开出的“收钱工具”，这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汇票。

教师可以讲明这种“国际贸易汇票”的特点和使用，以免与后续的托收、信用证涉及的汇票相混淆。全方位、多角度、大容量的技能训练解决了学生的学习难点，检验了书上的理论知识，使教学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

3、综合实训、培养创新能力。

从技能到能力，这是质的飞跃。综合职业能力既包括专业业务能力，又包括社会能力。中职生可具体为：实践动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现在，许多国际性大公司在招聘人才时，十分注重应聘者的能力。能力的类型不同，培养也就各有差异。

首先，要了解和分析预测今后学生可能就业的相关岗位，明确各专业的职业能力结构，确定专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并建立健全考核评估体系，把能力培养始终作为教学设计活动中的一条主线。其次，在教学中始终贯彻启发性教学原则，以因材施教为基础，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积极开展综合实训，全面进行综合性的职业学习和训练。

国际贸易专业实训课与文化课不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讲解者，而是指导者、咨询者；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获取。自始至终主体是学生，他们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让学生分组组建公司，自己在实训平台上寻找商品和客户，自己设计产品目录、宣传广告。以进出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具体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为背景，针对进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往来，包括出口报价与还价，核算、交易条件的磋商、出口合同的订立、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检通关、办理保险、结汇、退税等主要业务为序进行训练。

国际贸易专业核心技能课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模块，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集中的综合训练，涵盖了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物流与货代、报关理论与实务等多门课程，通过全套单据的制作，让学生掌握了与外商建立业务关系的整个流程。系统所属部分项目与职业资格证书接轨。采用这样的综合实训，把看似繁杂的贸易流程，通过真实案例进行展现，并使之与实际操作环节相沟通，不仅强化了学过的知识，还培养了学生们的上岗能力和创新精神。

4、校企互动，可持续发展。

由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工人、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因此，实训期间可让学生看到真正的运输工具、集装箱、海关监管场所，参观海关报关大厅和检验检疫机构，还可以直接聘请有经验的从业人员来校讲课，使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对行业及时了解。

学生未来职业的变化与他们自身的发展要协调起来，光靠课堂上的动手操作和模拟实践是不够的，学校教育应该和社会实践渗透结合。学生进入进出口公司实习，企业成为学校的实训教学基地，不仅使学生加深了专业理论知识，熟悉了企业业务的具体运行，而且还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综合知识应用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同时，外贸企业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实现用人单位“零磨合”期的需求。校企合作培养了学生在未来实际工作中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使学生既具备上岗就可以较好地上手工作，又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红燕。高职类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山东农机化，2004.

第2篇：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小学语文；备课工作；建议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对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工作也更加重视。教师的备课工作不仅仅只是将教学要求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样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学习热情。

一、教师备课活动中面临的问题

1.复制已有的教学课件

备课工作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关键步骤，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时间一久又会丧失新鲜感，会觉得十分疲惫，所以许多教师就将它当作一种很耗时间而又没有乐趣的无聊的劳作，在上课之前没有安心下来认真做好备课工作，只是在网络上复制已经有的教学课件，不管不顾地复制，也不想想这些教学课件是否适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虽然相同的教学文案能够学目的与练习，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成效是有一定好处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学文案的活动中也会出现错误，某些教师就会依靠整体的力量，变得更加懒惰，致使自己的教学技能落后，出现语文课堂的教学成效不佳等情况。

2.过分依赖课本

很多语文教师在备课活动中只是重视课本中需要教学的重点知识，而忽略了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与经历，致使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因缺乏教学经验而无法应对一些意外情况，师生之间就缺少了那份沟通。另外，因为太关注课本上的知识，教师不重视知识的开拓与创新，跟不上时代步伐，而备课的东西又枯燥单调，有些已脱离时代的发展了。此外，有的教师不仔细，在平常写字写得很不错，可是在备课活动中完全看不出来，字写得很乱。还有一些教师的备课很仓促，内容简单，毫无新意。许多教师在上完当天那节课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没有对今天所传播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许多教师的教后语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没有教学活动的优点与缺点，无法起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积极作用。

二、对于小学语文教师备课工作的建议

1.仔细研究课本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点，不仅要分清各个专题在课本中的位置，还要把握好每册之间的关系，做好章节的处理工作，仔细思考每册课本之间的关系，做到从整体上了解课本，进而确保备课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在讲解《草》时，一定要仔细地钻研课本，对于不了解的生词一定要查找有关的教学信息，传授给学生正确的“枯”与“荣”的关系，不可以轻视。并且教师自己也要多多诵读课本，还要带着感情地去朗诵，才可以了解作者当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教师还应认真研究教材，在每个教学步骤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对教学过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师还要努力做好一节课的备份工作，查询资料，准确把握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对于语文课文的知识要保证非常熟悉，做好课堂练习的准备；还应正确地认识学生，设计好教学活动。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一定要具有较高的责任意识，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此，我们才可以确定教学工作。

2.要多储备语文内容

课堂教学的好坏和教师的知识积累是有联系的，所以，语文老师在准备教材课件的时候要查找很多教学资料，以更多地累积有用的教学材料，为上课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可以仔细查找有关作者生前的事迹、写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学材料，来更好地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另外，还要仔细考虑怎样将这些教学东西传播给学生，让学生懂得语文教学的意义。在查找教学材料的时候，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查找，也可以阅读有关的教学刊物等。

3.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备课的活动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重视学生个人的发展，争取备课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准备备课工作的时候，教师还要预设在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处理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知道教学的主次，努力思考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挑选适合学生的学习能力的。例如，当教师在教学《笋芽儿》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教学导入环节可以出示笋的图片，给大家看笋尖在哪儿，学生一个个指着笋尖所在的位置，这样就能激发起学生对小学语文的学习热情，不但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笋，也能让他们了解到生活中笋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识，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教师只有将上课的知识和学生实际的学习科学地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地跟着老师的思维去学习，才能够有效加入教师的课堂教学，和教师进行有趣的沟通，才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李海旭.浅谈小学语文教师的备课[J].教育实践与研究：小学版，2009（02）.

[2]赵亚红.加强教学反思，促进教师成长[J].新课程：上，2012（07）.

[3]张燕林.小议备课过程中的要素[J].人力资源管理，2010（02）.

第3篇：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学；医患关系；道德缺失；伦理建构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由以医者为主体的人群与以患者为主体的人群构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①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医患矛盾就已突显出来。一些国家随即出现了保护病人权益的运动和法案，描述医患关系的世界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医患关系逐渐恶化，许多作家也敏锐捕捉到这一社会痛点，并通过作品对此进行了思索与反映，如陆星儿的《精神科医生》，徐世立的《儿科医生》，毕淑敏的《术者》等系列小说，江灏的《夏天的太阳》、六六的《心术》等作品真实描述了疾病对人身心的戕害，再现了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医生与病患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和伦理关系。

一 目前医患关系中的道德缺失

医患关系是医疗过程当中医生和病患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信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医患关系中的道德缺失主要体现为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双方关系物化和彼此缺乏理解信任。

1.医患双方权利泛化而义务弱化

和谐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由于医生与患者在医学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一些医生往往凭借自己在医疗中的主导地位，忽视病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毕淑敏在《术者》中对医生的这一职业弊病进行了诘问。某医院的外科主任要求手术中的主刀医生把病人套叠的肠子用温盐水热敷半个小时，肠子如果依然是暗淡的颜色，才能进行切除。主任退场后，其中一个医生因要参加一场篮球赛而准备不观察就直接切除肠子。这样做不仅伤害了病人的身体健康，更是对病人权利的剥夺。“大多数医生的那种法权、那种话语权和那种对病人的惯有模式，使病人丧失了对医院的信任，变成了讳疾忌医的鸵鸟” ②。

与此同时，少数病人不遵守就医道德，在发生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后,部分患者或家属采用恐吓、打骂医护人员等过激方式维权。六六的日记体小说《心术》中的脑外科经常上演全武行，“我”的女朋友小蕾因为患者闹事被打得鼻青脸肿，眼角缝了三针，嘴巴肿得像桃子，腿上软组织挫伤，小蕾在上级卫生局通知医院应以大局为重、强调和谐后愤然辞职。“患者道德义务履行的下落，强化了医生对患者的不信任。这样的结果是医患双方诚信关系的流失，造成了患者不得不追求更具外在强制性的法律权利，而医生出于风险逃避，越来越满足限于法律义务的履行”③。

2.医患之间关系物化与情感淡化

第一，医疗目标日趋利益化。改革开放以来，医药卫生行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的经济意识浸染了。陆星儿的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徐世立的长篇小说《儿科医生》 集中刻画了经济利益对医德的倾轧和腐蚀。《精神科医生》中的院长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为此他对病人的病情不管不顾，因为病人呆在精神病院里就能为医院赢利。《儿科医生》中的副院长李大元不懂医术但给医院带来了好的经济效益而当选为院长，淡泊名利、德高望重的儿科主任白人初却落选了。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话语里，一些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宗旨已完全让位于经济利益，医学人道主义患上了“失语症”。

第二，诊疗手段高度科技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高新医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但有些医生过分依赖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只凭收集到的病情报告结果而不是依据自己的诊断开处方。这种以机代人的诊断方式，淡化了医患之间的思想情感交流，使得医患关系进一步物化。毕淑敏意识到唯科学主义的膨胀，使医学越来越依赖于层出不穷的冰冷的器械，醉心于攻克各种医学难题而不择手段，而忽略了高科技同时也给生命带来了无法言说的伤痛。她的《血玲珑》集中揭示了生命与医学、人本伦理与科技进步之间的矛盾纠葛。

第三，患者被逐步机器化。当今的医疗界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病人为中心，病人进入医院后就被称为某床某号，被视为一架零件出错的生物机器，而医生自己则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员，每个医生只治疗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六六在《心术》中记录了某医院在收治一个脸部受伤的患者后，护士找来三个医生进行缝合，眉毛以上归脑科，以下归眼科，脸颊属于口腔科。毕淑敏《红处方》中的简方宁是一个献身于戒毒事业的好医生，但在人性化地处理医患关系上她却存在着致命的盲区。她对患者庄羽有意无意表现出的冷淡和拒绝，不仅使庄羽重新开始了吸毒，也让自己走进了庄羽设置的陷阱染上了毒瘾并最终自尽。这是医生对病人的冷漠酿成的一剂致命毒药。

3.医患之间信任不足而防范有余

当今社会中医生和患者之间失去了应有的信任。患者认为医生金钱至上、草菅人命，将医生定义为“红包加工机”甚至“有执照的杀人犯”。医生把病人视为毁坏自己职业声誉、威胁自己身家性命的“医闹”，因而彼此都心存戒备，如履薄冰。

首先是患者不信任医生。一些患者或家属在手术前要求进行医疗公证，有的甚至拿着录音机或摄像机来求医。网上曾经流传着一首《病人写给医院的诗》：“他身着白衣的时候我不信/他拿手术刀的时候我不得不信/他翻开账单的时候我睁大眼睛我不信/他让我付钱的时候我口喊冤枉不得不信/这个世界真的很奇怪/你不知相信谁却还是相信了他/你什么都不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你相信他了却不相信自己了。”这首诗生动刻画了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信任危机。

更可怕的是医生对病人的防范。医生的任务本是治病救人，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变为努力保存证据：“我们花大量时间不是在研究如何提高医学技术上，而是撰写病例上，每一份病例放在你面前你都要考虑它未来如果作为呈堂证供，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利。”④医生对病人的防范还体现在对其定位和诊治上。所有患者都被医生视为潜在的“医闹”：“我们也知道90%以上的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但我们判断不出谁是会制造事端的10%，为保护自己，防患于未来，所有的人统统被假定为闹事患者。”⑤在诊治方面，很多医生表示，过去病人有1%的生还希望，我们就尽100%的努力；现在没有100%的把握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有些医生为避免误诊或漏诊，采取小病“大检查”，或不认定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等。这样又增加了患者的医疗开支，使原本紧张的医患双方始终在信任缺失的状态里痛苦循环。作家晋橹的长篇小说《医闹》反映了“医闹”的种种现象，揭示了我国当前的医患信任危机。

二 构建和谐医患伦理关系的有效途径

医患伦理关系是医患关系最基本、最普遍的内涵，是一种双向关系，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在医疗实践中开诚布公、共同努力。

第4篇：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学术背景。如果我们把“百家争鸣”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自觉建构的话，那么“三代”文化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则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这一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因为，它不仅渗透和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诉求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帝时代既是华夏文明的开创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有关的神话和传说中，圣人崇拜与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联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层原因。《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为行陆，作舟以为行水，皆圣人之所为也。”《韩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易·系辞下》云:“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称“伏羲作八卦，结绳而为渔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德意象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趋向。而依照诸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和对圣人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社会和治世之道，进而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基因。可以说，这种非西方式的“创世神话”，使中国文化不仅呈现出以人为本和向内探求与外在超越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致思，也未形成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与“神文”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和紧张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五帝时代的文化传说集中体现为融神祗、英雄、祖先为一体的圣人崇拜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而成为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那么，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则无疑为这种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将本来只是根据血缘关系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改造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与此相适应，周人则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学到人学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灿然完备的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德”为核心的礼乐人文文化。然而，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至春秋时代，特别是进入春秋后期社会巨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对历史文化的全面反思和价值重建则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对社会治乱的深切关注，对以前文明的反思、存有和超越，对人生存状况和命运的终极关怀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思考，既是“百家争鸣”的实质和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的动力机制和学术语境。因此，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等问题，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既追寻“礼崩乐坏”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既探寻人性的最后根据，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质，从而建构了一个以人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的雏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诸子之学在存统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三大传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早期建构的真正完成。

可以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主题，既是“百家争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自然、人文和科学相统一的文化模式建构的内在机制。

(二)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不惟道、儒、墨三家。老子、孔子、墨子亦非道家、儒家和墨家之创始者。其所以以老子道家、孔子儒家和墨子墨家为代表，完全是因为他们既是原始道家、儒家和墨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的奠基者和开创者。而以其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结构模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的本质规定和绵延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

吕思勉说:“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汉志》说道家之学“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术也。”“清虚以白守，卑弱以自持”，实为道家最要之义。《礼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其所言者，为君人面南之学可知。而其下文云:“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能不治。”又云:“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清虚以自守”之注脚。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这既深刻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又表明了道家与儒、墨、名、法诸家之学的内在关联。

史称老子“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不仅主张回到结绳而治、小国寡民、民无知无欲、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而且更以极富历史哲学的慧眼和宏大的宇宙精神视野，省察现实，反思历史，既看到了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盛极必衰的发展规律，又批判礼乐文明的暂时性和儒家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内在而超越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不彻底性;既追溯宇宙人生的最后本质，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道法自然、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既以自然之道为最高价值追求和目标境界，极力倡导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文明主张，要求人们“见素抱朴”，“返朴归真”，“复归于婴孩”，“比于赤子”，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传统的先河，而且赋予中国文化以博大的自然情怀和精神特质。庄子继承老子思想，更以审美的眼光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遥的心性人格，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孔子祖述尧舜、文武，取法三代之礼教，并以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的正统之居，建构了一个以“仁”为本，以“礼”为“文”和纲纪，而注重内在超越的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为古之“为己之学”的内容;“正南面”为古代礼制，二者都属于先王礼教。孔子儒家认为，“天有四时，……无非教也;地载神气，……无非教也”(《礼记·孔子闲居》)。《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曰:“夫圣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教”指“礼教”、“教化”之义。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仁里》)但他同时认为“恭己”是“礼制”得以施行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求诸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仁里》)。“复礼”就是恢复礼制、礼教。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中重礼乐教化和道德内省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先河。

孔子以下，儒分为三，“内圣之学逐渐发展为以《中庸》、《易传》为代表的宇宙本体论传统和以思、孟为代表的心性论传统”互补、互动的道德人文主义，〔4〕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统一，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但就其本质而言，儒家所竭力倡导的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和科学，而主张“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见闻所知”与“德性所知”的统一、“格物致知”与“穷理尽性”的统一。其天道性命思想中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但并不是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之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儒家以人为本，强调内在超越而非外在超越。可以说，仁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独特文化价值理想。

墨学源于儒学，但它不仅与儒学相对立，而且与道家思想相异趣，完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学派。《淮南子·要略》说:“墨者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其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别亲疏。”正如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所说:“墨家薄礼乐，而不废《诗》、《书》。不废《诗》者，取其民间生活之记载。不废《书》者，以其载古代帝王之勤劳务实之事业。最能表示中国古代人之勤劳笃实之精神之古代人物，无如平水土躬稼穑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爱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实，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不重少数士君子之盛容修饰，弦歌鼓舞之礼乐生活。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会经济。”〔5〕其实正如韩愈所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为孔、墨。”〔6〕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墨家的思想核心则主要体现在“百姓日用”方面。当然，儒家所谓“知”，主要还是道德知识、道德本心或天理良知，而不是关于外物的科学知识，而墨家也不仅仅停留在“百姓日用”的层面，而是科学形态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说儒家学说是价值论的，那么墨家学说则是事实论的或真理论的。而后期墨家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墨子思想中的知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成分，不仅建立了可以与亚氏逻辑和因明学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提出了大量的科学思想，从而使墨家真正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

孔子、老子以后墨家包括名家多受非难，但也不是全盘的否定，如孟子、司马谈、欧阳修等人对于墨家“强本节用”等主张则给予了明确而充分的肯定，不仅认为“有足取焉”，“不可废也”，而且认为“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其实，儒墨之争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最有价值和最具特质的知识论和逻辑学思想却很少提出异议，当然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当然，在正名问题上儒墨两家亦有不同。孔子主张“以名正实”，而墨家则主张“以实正名”，并进而探求正名之则，可以说儒墨两家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道家不仅主张“无名”、“非言”，而且反对“为学”、求知，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强调超越知识和理性的直觉思维的至上性，并以此作为达致无欲无为而同于“自然”的心灵境界的唯一途径。但这只是就形上本体而言的，在形而下的范围内道家如庄子同样对语言概念和知性思维的功能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道家和儒家都是通过内在超越而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境界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与儒家既有相通之处，但同时又与墨家强调天人、物我、主客对立和外在超越的工具理性与逻辑心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说，墨子和后期墨家立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主张外在超越，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关注外物知识获得的可能与方法，以强烈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形成了与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老子道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异质互补的科学主义，而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并蕴涵着向民主和科学道路上前进的文化基因。

(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富于自然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文化。以道、儒、墨三家之学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从本质上说根源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模式，不仅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而且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

道、儒、墨三家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要素和基本模式，首先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春秋以降，学术下移，第一次出现了“殊途百虑”的文化重构的历史机遇，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思想家，不仅对从传说时代到殷周时期的学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且以其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熔铸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从而成为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战国及其以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出现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趋势(《庄子·天理》)，各种思想相互对立、碰撞、交融、吸收，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也”，显示出学术交融的博大气象。而经过孟子、庄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则从根本上确立了由孔子、老子、墨子所开创的老学、儒学、墨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基础地位。可以说，直到汉代儒家独尊和佛教中国化以前，以儒、道、墨为代表，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并未改变。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所说:“孔老墨之盛，非徒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时代之终，其余波及于汉初，犹有鼎足争雄之姿。”从思想内容来看，在这一文化模式中，既包含了对现实的人的心灵与肉体、理想与现实、形上与形下、德性与知识、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矛盾的揭示和理解，也包含了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方面的智慧。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绵延发展的深层原因。

尽管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各自的地位在不断的变化，但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则以其原创性和全面丰富性而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更不以地位的变化和学派的解体而使其思想消亡。换句话说，这种学派地位的变化固然可以左右其思想的影响力和发展状况，使文化模式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形，但并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结构模式、基本精神和文化性质。以墨家为例，秦汉以后几无传人，但其思想多为名家、法家、农家、杂家等其他学派所吸纳，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重要支点。如果说离开了现实生活的物质层面的支撑，只有儒家日常生活的精神超越和道家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墨家这种对现实性物质生活的追求和浸润，才有了向外探求的欲望和冲动，也才有了中国古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发展，也才使儒家和道家的超越性追求有了现实性的基础。反过来看，道家与儒家对于超越性人格理想的无限追求又在一定意义上抑制了人的现实性物质欲望的膨胀，甚至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墨学在晚清及其近代的复兴，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或缺性。当人们为“李约瑟难题”而费劲思量的时候，或者在苦苦探寻墨家中衰原因的时候，或者为西晋学者鲁胜的呼吁无人响应而扼腕叹惜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将墨家学派与墨家思想区别开来。事实上，随着秦的统一，文化整合以成定势，特别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整合以来，作为墨家思想内核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已融入文化传统之中，并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当然，这种学派地位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从客观上抑制了墨学的发展，而且也抑制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代技术发达而科学相对落后的深层原因。可以说，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失落，正是由于发展中的这种片面性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既是深刻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第5篇：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嘉道之际 江南 大疫 社会变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宁刚刚继承大统，当时最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风调雨顺，丰乐祥和，然而一场该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瘟疫却悄然登场了。在此后的数年中，这一据称自闽广地区由海路传入的疫病，迅速在该地区蔓延，并继续向西向北流传，酿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灾难。真性霍乱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开。

对这样一次大疫，尽管目前学术界已有所注意，但对这次疫情的具体情况，现有的研究或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讨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论述，尚未有人将其置于历史演进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难明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寓意。本文试通过这一疫情在江南地区的发生情况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对中国近世生态与社会的变迁作一审视和思考。不当之处，敬望方家读者教正。

一 背景

嘉道之际，江南风调雨顺，自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无天灾光顾，社会稳定，民情祥怡[1] 。自古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就当时的江南社会，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灾疫发生的征兆。然而正当人们正在庆幸这几年上天保佑之时，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数年前，即1817年，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加尔各答腹地爆发了一场严重非凡的霍乱。霍乱在印度一种古老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过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别关注。关于何以这一地方病在1817年时忽然变得空前严重，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一般认为当时气候的变化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因素[2] 。

当时，离一般所谓的近代开埠虽然还有些时日，但在中国沿海，“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已颇有一派繁荣景象。对清前期海外贸易与海上交往过去由于一般抱有满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观念，所以多有忽视。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来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较宋明两代，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主要外贸口岸的粤海关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年）的贸易总值为288，045，650两，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年（1788—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两，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721，050，150两，分别比第一个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 。这些货物无疑基本是通过海上运输的。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尽管中国行的远洋帆船航运业，已出现衰败之势，但外国来华船只则明显增加，从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仅英国进入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达54艘[4] 。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特别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沿海与印度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不仅如此，“清代得国内帆船航运业，特别是沿海的帆船航运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维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长江、大运河等的内河航运亦长期繁荣[5] 。根据樊百川的估计，以前，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10，000艘之间，总吨位在150万吨左右[6] 。其中江南地区的上海港，每年的进出船只不下300万吨（包括内河航运），已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另外宁波港也相当繁忙，1840年前，每年来往海船约有一千数百艘[7] 。

以上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嘉道之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却把它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气候突然变化使得印度的霍乱变得空前的严重，同时借助当时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中国近海乃至内陆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国沿海进而在内地迅速蔓延。

二 嘉道前中国之霍乱

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8] “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9] 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10] ，所以又称绞肠痧[11] 。虽然，现代一般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肠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12] 。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与中国旧有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的霍乱的一种变形，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是他在其所著的《霍乱论》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13] 不过是转筋霍乱而已[14] 。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15] 。而且，根据程恺礼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Dudgeon，1872）和汤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建议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 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乱和传染之证，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17] 。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18] 。那么，它究竟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恐怕还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不过，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两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其显然有两点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伴有腹痛[19] 。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20] 。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物也基本一致[21] 。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它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霍乱证[22] 。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它在实际临床治疗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显然与中国传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详情见后）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关于后者，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的有关嘉靖甲子（1564年）的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23] 。西蒙则认为真霍乱的第一次造访中国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亚传入[24] 。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佐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25] 。

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从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在此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是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过，虽然它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就此，我们认为，真性霍乱尽管可能在嘉庆季年前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但在当时，至少对包括江南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仍是一种新的疾病。（进一步讨论见后。）

转贴于 三 疫情

对这次大疫传入和流传的情况，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陈方之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据部分医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乱发现”[26] ，也就是说，真霍乱是到道光元年传入我国的。1950年代，罗尔纲从部分文集和江苏的一些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乱的传入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推测《东华录》中记载的道光元年北京的大疫大约就是从江苏传去的[27] 。之后，范行准指出，“最早记载十九世纪初传入的真性霍乱，盖为道光元年”[28] 。陈胜昆在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后认为，“自嘉庆二十五年流行于广东、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远及燕京，其传染至猛烈，不是中国传统医书上所说的霍乱，其杀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证明是近代流行的亚洲霍乱。”[29] 程恺礼最近的论文揭示了一些20世纪早期的研究和不少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的记录，根据程的论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乱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传到中国，然后从温州和宁波往北方移动”。不过，多数专家同意，真霍乱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陆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其中西蒙斯指出，这一流行病1817年就经陆路“移动到西藏和中国的西南边界”，1820年又经曼谷传到广州和宁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区流传。米尔恩则指出，他在嘉庆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从暹罗带到福建，然后移动到广州，然后由那里进入到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进入宁波[30] 。程对其列举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说法基本未给予必要的判别和考释，不过，她主要根据井村哮全从地方志中搜集的疠疫资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乱流行病”图倒是可以让人较为直观地、全面地了解当时霍乱在我国的流行情况[31] 。从图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闽广、江南、黄河下游地区，云贵和陕西也有分布。

从上述可见，对这次大疫的疫情，现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述，不过对疫病传入时间、流行地点、传播途径和方式以及症状等显然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认识也不尽一致。以下我们就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对江南这场大疫具体情况作一揭示。

对于这一瘟疫的症状，很多的文献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较为典型的叙述一般是这样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32] 。

由于真霍乱症状的特点较为明显，而且文献中的记载也相对比较详细，因此，在认定这次疫病为真性霍乱这一点上，并无争议。有关这次瘟疫的具体流行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以及部分文集、笔记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秋，鄞县大疫，其病脚筋缩即死，名吊脚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名吊脚痧，死者无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定海疫，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间。秋，镇洋大疫，患者手足蜷挛，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贤亢旱，秋大疫，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华娄秋大疫。南汇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秋，昆新民疫。锡金大疫。冬，乌程乌镇时疫流行。冬，嘉兴府时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镇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经脉挛缩，俗名蜘蛛瘟。宝山夏秋大疫。锡金大疫。江阴夏秋大疫。武阳秋疫。宜荆疫盛行。富阳大疫。新城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症大行，患者腹绞痛，吐泻不出，四肢厥冷，逾时即不可救，死者甚众，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脚痧，死者甚众。六七月间，嘉善大疫，名钓脚痧，死者无虚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乡青镇夏大疫。乌程南浔夏大疫。双林夏大疫，俗称吊绞痧，死者无算。德清夏大疫。长兴大疫，死者无算。镇海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渐差。慈溪夏又疫较上年庚甚。定海疫。会稽疫。萧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岁大熟，其证似干霍乱，手足拘挛，须臾不可救，有一家丧数口者。苏州府大疫。昆新夏秋大疫，吴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阳疫。丹阳疫。[34]

道光二年：秋，宝山大疫。镇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见红色，人饮之辄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汇大水，疫疠证并作[36] 。

道光四年：镇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苏州城时疫盛行[37] 。

由上举资料可以看出，这次瘟疫在江南出现的时间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年，流行也没有完全结束，三四两年江南仍有时疫发生，虽然在我们搜集的资料中没有可供确定四年之疫情可以为何种疫病的详细记录，不过像镇海、苏郡，两年前曾发生过真霍乱，疫情又出现在夏秋，是真性霍乱的可能性较大，而道光三年南汇发生的疫疠，则有文献可征，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周浦镇诸生姚炜球曾于该年“七月中病霍乱卒，年仅二十四”[38] 。由此可见，江南的这次大疫始自嘉庆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元年夏秋达到，秋冬霜盛势头转衰，但余绪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关于这次瘟疫的传播路径，已有的研究虽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广东、福建通过海上交通北上，首先到达宁波，并从宁波向北移动，远及燕京，但在诸多细节问题上，各种说法还不无龃龉，另外，对瘟疫传到宁波后的传播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为了更直观地考察传播途径，还是让看看根据以上的资料制成的图1。（见上图）

根据图1和以上所述疫情状况，首先可以看出，所谓瘟疫有由广经海路带到宁波，然后由宁波向北传布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宁波府的鄞县、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发生于嘉庆季年秋季，与太仓州的镇洋、嘉定，松江府所属各县以及苏州府的昆山、新阳等地发生的时间相同，而离宁波较近的绍兴府、杭州府当年没有疫情发生，同时紧邻松太的嘉兴府和苏州府却发生了瘟疫。可见，霍乱病菌应该是在宁波和上海同时登陆的，然后各自沿交通线向内地传播。这两条路线的传播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1、在宁波，嘉庆季年，霍乱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县四地出现，定海为孤立岛屿，象山与其它地区也有较多屏障，在这两地，疫情基本各地独立发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该地停留了三年，而象山之疫病从石浦港出现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 。在慈溪和鄞县两地，疫情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过从慈溪没有比较重要的海港这一点来看，很有可能有鄞县传至慈溪。但是鄞县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没有重新发作，而慈溪的疫情却更加严重，并向东波及镇海，向西沿姚江传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东运河向西渐次延及（上虞[40] ）、会稽、山阴、萧山，然后可能由萧山传布到杭州[41] ，从杭州经钱塘江水系传至富阳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萧山通过钱塘江水系波及富阳和新城。2、在松太地区，病菌首先在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陆，利用当地便利的水陆交通线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蔓延，向西传至青浦、华亭等地，西北方向传入嘉定、镇洋、昆山、新阳等地（唯离上海紧邻的宝山似乎幸免于难），并跳跃式地延及无锡和金匮，向南则流传到川沙、南汇、奉贤、娄县、金山等县，并于初冬开始在嘉兴全府和湖州的乌程和归安流行[42] 。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区重新发作[43] ，同时地处有疫诸县包围之中的宝山未能再次逃过此劫。并继续通过长江、运河、太湖等水路及陆路交通路线向西，向北流传，苏州府属各县无一幸免，其它运河和长江沿线，太湖周边的各县也基本都被波及[44] 。到这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结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数地区仍有零星流行。

这次大疫前后延续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个县，是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传播的方式向外扩散，有疫地区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内地一些重要交通线上或周围，浙西西部、浙东南部、宁镇地区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区的大多数县均未受到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病菌登陆后，虽然肯定存在着陆路传播，但内河航线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受波及地区，危害程度也不尽一致，在人多地狭、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区，霍乱弧菌一旦上岸，便四处蔓延，而在相对闭塞的象山县，却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区，这一凶猛无比的疫疠曾令时人瞠目不已，而在离登陆地点较远的江宁，其危害似还远不如11年后发生的那场有可能是伤寒的大疫[45] 。另外，在易感人群中，儿童受感染的机率似乎也较成人低，比如在镇海，“惟僧尼孩幼少犯”[46] ，钱泳讲述的一则报应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张氏一家十八口除两岁幼孩幸免外全部疫死的事实[47] 。而郑光祖的邻居，“季龙生一家四口，龙生先死于床”，其妇和十岁的女儿相继死去，而刚满月的幼儿最终因无人照顾而夭折[48] 。表现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乱的流行特点。

四 当时的社会反应与后果

尽管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清代江南面对瘟疫，无论是官府还是社会力量，一般都不会坐以待毙，而会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 。这次自然也不应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疫情发生后，“邑尊刘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50] 。不过总体来看，虽然当时的各种文献，有关这次疫情的记载相对较多，但关乎救治的内容却明显稀缺。个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传统的救治方法，对这一独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对于瘟疫强力、迅速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这种救治也就很难对时人产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该瘟疫的凶猛和前所未有，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手忙脚乱、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碍了进一步救治措施的举办。对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宝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

在其他地区，也多有“针刺医药，百无一效”[52] 之类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这次大疫，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种种医疗手段，但效果却明显不尽人意。

这样的大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见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据估计，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在5%以下[53] 。这一比例，与近来有些研究者高达四五成估计相比，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它与当时霍乱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据麦克尼尔的说法：“1831年，当这种病第一次侵袭开罗时，该城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在欧洲城市，霍乱所造的人口损失从来没有这么大。”[54]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当可观，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松太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50万以上[55] 。除了损害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无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甚至可能导致生产停滞，市面萧条。比如，疫情爆发后，在宝山的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56] 。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响外，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霍乱这一杀手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虽然瘟疫对江南的民众来说，并不鲜见。但这次却让时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这次大疫来到时，明明是承平丰乐之年。其次，在时人的经验中，疫疠“所行之地，远不过数百里，从无延及各省者”[57] ，然而这回，“瘟疫流行，几遍天下”[58] 。再次，该疫发病之暴烈、症状之奇特也令时人甚感恐惑不解。在当时的记载中，像“顷刻殒命”、“即刻毙命”、“不逾时而死”之类的用语随处可见。对霍乱发作时，手足痉挛，两脚麻木，特别是泄泻一如无收束、身体顿然形销骨立等症状，时人困惑不已，郑光祖曾感叹说：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无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知消归何所[59] 。

柳树芳也在描述这次瘟疫的诗中云：“肠胃先巳伤，肌肉登时削。往往一饭顷，便不可救药。人言鬼作祟，纵疫为击缚。”[60] 最后，在瘟疫传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现象也让时人产生种种猜疑。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与疫的关系问题上，当时到处传言，“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61] 。根据我们现代的认识，西瓜与霍乱显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在当时夏秋季节，苍蝇飞扬，以及小贩往往会用已经污染的水喷洒没有及时卖出去的西瓜以保持持湿度，故西瓜成为传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开而没有妥善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肠道传染病的流传媒介。不过，江南是肠道传染病的多发地区，显然这不是江南肠道传染病的第一次爆发，那么，何以西瓜的传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呢？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发病特点相关。虽然西瓜既能传播霍乱病菌，也必然会传播伤寒和痢疾等其它肠道传染病的病菌，但我们知道，伤寒起病缓，潜伏期长[62] ，使人难以察觉；而痢疾虽潜伏期并不长，但一者该病常见，危害较小，二者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霍乱弧菌强得多，除水果外，几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为传播中介[63] ，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别的注意。由于时人感觉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同时这次的疫情又特别严重，所以，猜忌纷起，认为是西瓜中毒，说：“每每破瓜，其中辄物。”[64] 甚至见到“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65] 。有人根据自己的经历斥责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见认为并非无稽[66] 。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时人又对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再加上传统的救疗方式很难取效，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时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无状的恐怖气氛。当时之江南，“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 “啸樑啖宝，草本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67] 。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着整个大江南北。嘉庆季年，疫病虽未传至江北，但有关瘟鬼将至的传言早已病菌到达之前捷足先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将有鬼夜半叫门，应之即吐血而亡，须遵书符咒避之，乃免。……当时人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68] 。陕西西安也“人情汹汹，流言四起”[69] 。

由此，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江南地区的这次大疫实乃超出时人经验和记忆范围的一种新疫病，故而，尽管真霍乱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对包括江南在内大部分地区来说，应该基本可以认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霍乱、全新而且凶猛异常的疫病。

注释:

[1] 在江南众多的地方志的“祥异”中，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间，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见有其它自然灾害的记录，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岁大稔”。桐乡的柳树芳的《纪疫》诗则指出：“比来屡丰年，户口占和乐。日常餍膏盘，几不识藜藿。”（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2页）

[2] 参阅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2—303页：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页。

[3] 黄启臣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的数字计算而得。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页。

[4] 参阅陈尚胜：《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8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5]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5—83页。

[6] [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78页。

[7]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4—49页。

[8] 转引自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册，第814页。

[9] 转引自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页。

[10] 俊著 赵旭初点校：《温热暑疫全书》卷3，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1] 如陆以湉指出：“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沙，不急救即死。”（《冷庐杂识》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7—408页）

[12] 参阅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229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195页；陈胜昆：《中国疾病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9页。

[13] 道光以后，文献又常称这种威力巨大的疾病为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

[14] 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30—31页。

[15]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见陈修园编撰：《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1961—1962页。

[16] 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5—766页。

[17]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715页。

[18] 莫枚士：《研经言》卷4，《瘪螺痧辨》，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557页。

[19] 有关古代医籍对霍乱的描述可参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第6册，第814—834页。现代医学认为，真性霍乱开始发作时，即突然发生极剧烈的腹泻和呕吐。腹泻先是黄色稀粪，以后，即泻出米汤样的水，这是霍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呕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泻的特点都呈喷射式。一般无腹痛症状。经过几小时至十几小时，病人由于严重缺少水分，皮肢干皱，指纹下陷，两额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盐而痉挛抽搐，特别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为俗话所说的“吊脚痧”。最后往往因严重脱水而死。（ 参阅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余氵贺：《急性传染病》，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而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亦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因剧烈呕吐、腹泻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或发生休克，而表现口溜、尿少、皮肤干燥、眼球下陷、极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压下降等。一如真霍乱，但无霍乱菌，而且整体上症状较轻，传染性不强。（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商务印书馆1950年修订版，第25—26页。）

[20] 比如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载《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7—1970页。

[21]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8、111、114页。

[22] 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中册），第194页。

[23]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24] 转见程恺礼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7页。

[25] 陈修园原评：《急救异痧奇方》，见《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3册，第1947页。

[26] 《急慢性传染病学》，第193页。

[27] 《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58页。

[28] 《中国医学史略》，第245页。

[29] 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29页。

[30] 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71—777页。

[31] 程恺礼前揭论文，第770页。

[32] 费善庆：《垂虹识小录》卷7，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本，第477页。

[33] 同治《鄞县志》卷69，《祥异》，光绪三年刊本，第15a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213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版，第4册，第1201页；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丛书·华中”，第196种，第10册，第3131页；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转引自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第58页；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丛书·华中”，第176种，第6册，第1969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见 “集成·江苏”，第8本，第129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丛书·华中”，第143种，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丛书·华中”， 第169种，第8册，第2623页；光绪《青浦县志》卷29，《杂记·祥异》，第4册，第2055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丛书·华中”，第174种，第2册，第703页；光绪《娄县续志》卷12，《祥异志》，“丛书·华中”，第138种，第2册，第453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丛书·华中”，第42种，第3册，第1480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集成·江苏”，第15本，第637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5，《行义》，“丛书·华中”，第21种，第2册，第443页；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丛书·华中”，第53种，第2册，第841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丛书·华中”，第59种，第2册，第681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

[34]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第6册，第196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第8本，第129页；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乡镇志专辑，第4本，第65页；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丛书·华中”，第407种，第4册，第1559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第2册，第535页；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丛书·华中”，第457种，第3册，第927页；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9，《杂事·祥异》，“集成·江苏”，第37本，第749页；光绪《宜兴荆溪县志》卷8，《人物·义行》，第3册，第1110页；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丛书·华中”，第199种，第5册，第1662页；民国《新登县志》卷20，《拾遗·祥异》，“丛书·华中”，第73种，第4册，第1484页；光绪《金陵通纪》卷3，“丛书·华中”，第37种，第531页；甘熙：《白下琐言》卷1，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印本，第23b—24a页；光绪《平湖县志》，卷25，《外志·祥异》，第8册，第2429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第2册，第681页；民国《新塍镇志》卷4，《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8本，第944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丛书·华中”，第54种，第3册，第816页；民国《德清县新志》，卷13，《遗闻》，“丛书·华中”，第60种，第2册，第835页；光绪《长兴县志》卷9，《灾祥》，“丛书·华中”，第586种，第2册，第781页；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丛书·华中”，第478种，第8册，第2885—2886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第4册，第1201页；民国《南浔镇志》卷29，《灾祥二》，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305页；道光《会稽志稿》卷9，《灾异志》，“丛书·华中”，第531种，第1册，第164页；来裕恂：《萧山县志稿》卷14，《杂记·历年祥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7，《祥异》，“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130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第8册，第2624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第2册，第703页；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第3册，第771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第6册，第3391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第15本，第637—638页；光绪《吴江县续志》卷38，《杂记·灾祥》，“集成·江苏”，第20本，第557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丛书·华中”，第153种，第9册，第3165页；光绪《溧阳县续志》卷16，《杂志类·瑞异》，“丛书·华中”，第471种，第215页；光绪《丹阳县志》卷30，《祥异》，“丛书·华中”，第135种，第4册，第1511页。

[35] 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第4册，第155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第九册，第3165—3166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 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

[36] 民国《杭州府志》卷143，《义行》，第8册，第2725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

[37] 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6页。光绪《溧水县志》卷1，《舆地志·庶征》，“丛书·华中”，第12种，第1册，第90页；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9上，《祥异》，“丛书·华中”，第133种，第6册，第2110页；石韫玉：《独学庐诗文稿·四稿》卷2，清刊本，第26a页。

[38] 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记·遗事》，第3册，第1598页。

[39] 据民国《象山县志》记载，当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第10册，第3131页）

[40] 在上虞县的地方志中，光绪以前的疫情失载，根据图1揭示的流行路线，上虞发生疫情的可能性极大。

[41] 钱塘和仁和两县在康熙以后基本没有可供利用的县志，而著名的民国《杭州府志》中也基本没有这两个县的疫情记载，按照一般理解，杭州作一个当时著名的通都大邑，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说，道光元年这场全国性大疫没有波及是颇为奇怪的。道光三年，仁和多疫，但疫情系何种性质，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根据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中所录的医案，道光十七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但在此前的道光九年，已存在霍乱的病例，（卷下，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673页）可见霍乱当十七年流行之前已经传入，而在江南，从道光元年到十七年间，并无有霍乱大流行。而且常熟的郑光祖在这次大疫过后，曾听说这场瘟疫延及杭州。（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3b页）因此杭州的霍乱病菌当在嘉道之际这次大疫中传入，道光三年仁和之疫也应该是真霍乱，但道光三年之疫不过是这次大疫的余绪，显然，对杭州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在疫病流行是未受到影响，反而要道瘟疫基本结束始才传入，可能性甚小，何况与杭州相邻的萧山和富阳均有疫情发生。所以，笔者认为，道光元年，霍乱曾传及杭州。

[42] 霍乱的流行时间一般多在夏秋两季，嘉兴和湖州府的疫情出现在冬季，颇多疑惑。不过，在当时的一些记载中，疫情到初冬仍在继续的情况的确存在，比如，次年昆新等地发生的大疫，入冬才停止（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一种新的疫病对该种病菌的处女人群所具的威力应该不能完全按常规来理解，霍乱孤菌在初冬抵达嘉湖，并发生流行，也不无可能。

[43] 例外的情况是嘉兴府的石门和海盐，他们均处离松江府较远的嘉兴府南端，可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海盐的地方志对疫情没有记载，上年的情况是根据府志得到的，因此海盐也可能是因为缺乏记载。

[44] 唯一出人意料的例外是镇江府城所在的丹徒县没有疫情记载，这究竟是真的未发生瘟疫，还是因为失载或我们资料搜集不够全面，于此不敢断言。

[45] 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是这样描述道光十二年之疫的：“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而道光壬辰最为甚。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至立秋，患乃息，诚有生以来仅见之大灾也。”（卷7，第5b—6a页）而关于道光元年的瘟疫，除了描述症状等外，只是说：“道光辛巳夏秋之交，痧症大行。”（卷1，第23b页）有关这次疫病的分析，请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60页。

[46] 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5—2886页。

[47] 钱泳：《履园丛话》卷17，《报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1页。

[48]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b页。

[49] 具体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49—164页。

[50]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51] 道光《寒圩小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本，第429页。

[52] 宣统《信义志稿》卷19，《志事·灾疫》，乡镇志专辑，第8本，第489页。

[53]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54] 卖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3页。

[55] 嘉庆二十五年苏松太人口总数为10，398，156，（该数字由吴建华根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调整而得。参见氏著：《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该地区几乎每个县都受到瘟疫的侵扰，不过严重程度并不一致，即使以较低的5%计，也在50万以上，若按8%算，则为83万零。

[56] 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6—327页。

[57]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2b页。

[58] 孙兆溎：《花笺录》卷17，同治四年刊本，第37a页。

[59] 《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60] 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第872页。

[61]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2] 3—35天，平均10天。（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7页）

[63]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0、104页。

[64] 孙兆溎：《花笺录》卷17，第37b页。

[65] 张畇：《琐事闲录》卷上，第12a页。

[66]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7]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 —23b页；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7页。

[68] 张畇：《琐事闲录》卷上，第11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