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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处在成长、成才过程中剧烈变化的时期,在大学时期的受教育者,他们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可塑性很强。因此,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针对大学生做好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时期,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发展欠平衡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较多,各高校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认识深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存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收到的效果甚微。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发展欠平衡,在把学生培养成符合时展的专业化人才上有明确的要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不能很清楚的表现出来。另外,高校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教学和管理有时脱节,不能很好地与学生的思想实际情况相联系,例如,有些高校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有效的重视,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很少开设或基本没有,心理辅导机构不够健全,手段较为落后,方法较为陈旧,不能很好的适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一旦有了心理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疏导,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健康成长。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发展有待完善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发展较为缓慢,对大学生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不能及时、准确的回答,在某些方面所给出的现有回答说服力不强,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产生了模糊不清的认识,不能够充分理解问题的实质。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靠机械的说教方式,填鸭式教育,而不能使其对象得到启发,学生纷纷在学习过程中感觉所学的理论单调乏味,在指导实践方面,作用也不是太明显。而学生们所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滞后性,不能紧跟时代的发展进步和环境形势的瞬息万变,以最新最快的速度反映的中国化成果,致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有所降低。
(三)思想政治教育氛围欠佳,相应配套设施有待改善
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效果,常常在以下两方面表现欠佳,一方面是在学校的内部组织上,大学校园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平台,然而,当下大学校园虽然很重视活动的举行,却常常忽视了活动的质量,出现了能参加的学生不能很好的展现,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能参加的学生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学校的外部运作上,学校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有效的发掘校外资源,外联工作力度较小,例如邀请名家讲座,邀请知名校友给在校学生作报告等类似活动。同时,相应的配套设施不足,硬件和软件建设不能适应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发展程度而实现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下拨学生工作经费方面不能及时有效,预算费用也较低,不能很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推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
(一)国家、社会、高校更加紧密协调,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事关为国家民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工程,使命重大,任重道远。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社会应给予更多关注,高校应高度重视,三者通力协调,形成关心和支持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共同为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谋划策,献智献力,让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点上,落到实处,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受到教育,受到启发,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线,创造良好教育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高校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佳场所,对大学生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发扬中国精神的优良作风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高校学生管理者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课堂上教育,课下组织学生参加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的形式,例如让学生们参加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创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引导当代大学生积极乐观向上。
(三)建立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提高教育水平
高等学校在对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教育队伍,提高教育队伍的整体教育水平。大力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建设,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比例配备思想政治辅导员,在引导政工干部队伍自觉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要提供给辅导员应有的进修和提升机会,以便其增长本领,增加才干,更好的满足学生对更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要,我们必须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提高和创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富于创新的采取相应对策,为培养出一流的社会有用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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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长春.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政治教育,2011,2
论文关键词:三圈理论,企业管理,价值,支持,能力
“三圈理论”作为一种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近年来,“三圈理论”这种工具被引入中国,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得到了广泛关注,其应用的范围大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小到一个工作方案的确定,并且实施效果良好。本文认为以“三圈理论”为战略分析工具,将其引入到企业对管理人员的选任中,能够有效地分析企业在选任管理人员时应考虑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采取改进措施,为企业领导者在管理人员选任中提供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的支撑和依托。
1. “三圈理论”的理论诠释
“三圈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马克·穆尔(Mark. Moore)教授提出的[1],是一种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该理论认为[2],公共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首先任何一项好的公共政策要具有公共价值;其次政策的实施者要具备相应能力,以提供管理和服务;第三是政策的实施还需得到政策作用对象或民众的支持。这就形成三个相互重叠的圆圈,其中最上面的一个圆圈代表公共价值(V)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下面左边的圆圈代表能力(C),右边的圆圈代表支持(S)(如图1)。只有三圈相交,即图中阴影部分,这项政策才可得到有效执行,达到预期效果。
V: value;C: capacity; S:support
图1 “三圈理论”示意图
根据“三圈理论”,每一项决策都处于由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影响因子构成的圈形之中的某一区域中,从而形成了三圈理的主要框架[3](具体如表1)。
表1“三圈理论”的主要框架
名称
区域
含义
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它可以提供部分公共产品,提升公共管理绩效,促进社会自治和秩序稳定等,但目前政府在第三部门的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滞后。
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民主、法治与开放的社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公民共同治理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走向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地展开,以及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三部门正在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第三部门问题研究也由此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还是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以第三部门为基石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也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作为传统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积累了大量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资源优势以及它作为权力掌握者的优势地位,政府仍然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社会转型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定位,促进社会前进,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计划地培育公民与第三部门的自治能力,并引导、规范社会的自治活动,从而选择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转型。”’
但是事实上,第三部门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总体呈现弱小态势,真正的职能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等,这些问题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是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本论文以第三部门为研究对象,对于正确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功能,预防、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进而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对于推进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等,无疑都是一个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同时,政府仍然担负着管理社会,包括对第三部门进行合理有效监管的职责,本文选择了从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第三部门及其治理路径,这对于政府实现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即以政府改革中进行的角色转换来促进第三部门的成长发育,并以第三部门的良好治理框架来推动政府加快职能的转换,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2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从‘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硕士论文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围来看,第三部门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各个国家在对第三部门的称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学者在这类概念上也是见仁见智,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偏好,对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称呼: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CivilGroup)、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Vo)、公民社会(eivilSociety)、第三部门(Thirdse。tor),也有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汪玉凯等)。
因此,本文之所以选用“第三部门”的称法,一方面也是沿用部分学者的见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认为单独用“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等来指称这一类部门,都是不太精确的,正如奥斯本所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名字,只好称它们是‘第三部门’。”‘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
1 公共政策的定义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公共性、权威性及合法性等本质均蕴涵公平理念,要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功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公共政策是以政策问题为起点的,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越明确,就越容易实现公共政策的目的,越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公平性贯穿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始终,也是在构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务必在构建政策问题这一起始的重要环节就注重公平性的体现。公共政策研究中有许多基本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定义,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美国着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为了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有更明确的理解,可以把“价值”一词直接改为“利益”,即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作权威性的分配,而且利益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我们还必须探究何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即政府为什么要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的失灵。因为市场只解决私人产品的供求,不提供公共产品,也不能解决经济中各种外部性问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决定了政府必然要介入。市场立足于效率,那么公共政策就应立足于公平。罗尔斯着名的“正义原则”第二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也就是说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最有利。这条原则实质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
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最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在“公平”上。毫无疑问,政府通过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分配,这确实是它要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应该如何评判;一项公共政策结果的公平是否就等于其过程的公平;一项公共政策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致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最低的生活保障,那么这项公共政策算是成功的吗?这些不公平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对我们政府在今后制定政策又有什么启示呢?
2 关于政策的构建
构建政策问题是分析人员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持的相互分歧的意见中连续地、反复地探究问题的阶段。政策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被明确提出的,而是源于一种扩散的忧虑和初始的紧张迹象。这些忧虑和紧张并不是问题,而是由政策分析人员、决策者及其利益相关者感受到的问题情势。这一问题情势是客观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通过语言描述并能够运用广泛的符号系统表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相统一的过程。这也是构建政策问题的第一步——问题感知。构建政策问题的第二步——问题搜索。政策问题的存在并不仅仅只需通过决定在特定的情形下有什么样的“事实”而得以建立,不同的政策利害关系方对同样的事实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政策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构建政策问题的第三步——问题界定,即对问题进行特定解释的过程,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对问题从最基本或最一般的方面确定问题,如根据政策问题的性质可以把其界定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根据政策问题的作用范围可以把其界定为全局的、局部的、国际的、国内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等;根据政策问题的作用方式可以把其界定为指导性的、分配性的、限制性的等。目的是把问题情势转变为实质问题。从实质问题到规范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构建政策问题的最后一步——问题详述。也就是运用可操作性的语言或模型对问题进行明确表述的过程。构建政策问题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首先,问题构建可以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构建问题通过对问题的感知、搜索、界定过程充分掌握问题产生的背景、社会环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等资料,这对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制定过程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其次,问题构建从不同的利益相关人的不同观点中界定出政策问题,有助于发现隐含的假设、判断成因、勾画可能的目标、综合冲突的观点以及设计新的政策选择方案。最后,最为重要的一点,构建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分析人员的失误似乎更多地来自对错误问题的解决,而非他们对正确的问题找到了错误的解决方案。感知问题时没有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搜索问题时不能完成搜索或过早地停止搜索,界定问题阶段在为问题情势形成概念时,选择了错误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以及在详述问题阶段信息传递失真或选择了错误的模型,以上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综上所述,政策问题的构建对公共政策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政策功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
3 构建政策问题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政策问题过程中应注意的公平问题公平是人们对待需要与能力,权利与义务,获取与贡献,平等与效率等对应关系的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均衡状态,是对人与人之间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关系之平等状况所作的肯定性评价。实际上公平蕴涵着一种合理性。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公平就是分配人们利益要求的价值合理性。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平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因此,公平是服务于公共领域的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决定公共政策具体功能的发挥。在构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大体存在以下不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性的问题:第一,由于在构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容易诱使政府利用其地位优势,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导致出台的公共政策避重就轻、缺乏实效。第二,现代政府的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是对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现实公共问题的某种反应。对政策问题严重性的认定及政策决定往往只有法定的公共政策主体根据客观公正的原则才可以作出,并排列出轻重缓急的顺序。第三,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非常快,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得复杂多变且相互牵扯,识别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第四,不同社会群体在同一问题认识上常常存在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当这些社会行为主体或者公共权力主体就观点不一的问题向政府提出来、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要求时,政府在构建政策问题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要求,这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第五,在通常情况下,政策问题的提出过程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过程。因此,应该表现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使政府能更多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努力避免凭领导、专家的所谓经验和以个人的利益、价值观念为基础,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政策问题。
论文关键词: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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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执行手段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更多地是关注政策的制定而不是政策的执行。但如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所言:“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则取决于有效地执行。”因此,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和解决政策问题的直接途径。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政策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也与政策的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系列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各种公共政策,能否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和达到良好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它们能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强有力的执行。而在改革的过程中,执行主体的选择执行方式时墨守成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采取合理而有效地执行手段,使得许多科学而合理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扭曲造成各种社会危机引发。因此,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就需要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一、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的研究还是很比较多的,这些角度一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政策制定主体为视角
张玉强(2010)认为除了传统的意义上的理想化的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外,公共政策制定主体也应该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不仅因为其与政策的质量由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在整个执行过程中都少不了政策制定主体参与和支持。因此,在分析执行偏差原因和寻求矫正之策的时候都应该对其给予充分的考虑。
2、以政策执行主体为视角
闫超(2011)在进行执行主体因素研究中指出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从主因上来说主要是由于执行主体的异化所造成的,执行主体受利益的驱动、本身对于公共政策的认同程度、他们各自的职业素质和执行能力以及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这些都会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使得科学合理的政策得不到好的实施。
3、以制度角度为视角
李斌(2010)认为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是在制度的框架内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策执行效果如何取决于制度的好坏。完备有效的制度保障是应对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出路,因此要将合理政策的宏观逻辑与有效执行的微观机制统一起来。
4、以利益为视角
李戈(2009)认为充分的发掘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因素并予以矫正是规避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各种偏差,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而作为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角色的地方公共部门,他们的自利性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要慎重的对待。贺庆鸿(2008)在论文中指出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的利益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公共政策执行偏差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
5、以公民参与为视角
程名(2011)通过对影响政策执行偏差的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政府这一执行主体是个主要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因此也就凸显出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必要性。叶大凤(2006)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这些文章都从各种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各种原因,但通过分析发现在分析政策以及执行主体方面的文章较多,但是从执行手段方面来研究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文章较少。因此,本文从执行手段这一工具性的方面来出发,研究它对于政策的执行效果的影响。
二、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执行手段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手段是执行机关和人员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贯彻落实政策的措施和方法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手段运用的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执行力的大小。目前公共政策执行手段主要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思想教育手段和技术手段。虽然执行手段很多,但是在手段的选择上面还存在很多令人深思的地方。
(一)执行手段单一,粗暴
一些执行机关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往往难以考虑到政策目标群体的想法,就一味的采取最为简单原始的行政手段,利用组织的权威采取行政命令、指示规定及规章制度来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如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保安打人,对城管打人,开始还“认识”不足,以为,毕竟是国家公职人员,是执法部门,人的素质应该是高的,是应该讲道理的。可是随着城管打人事件的频频发生,使得人们对于国家执法机关印象越来越停留在粗暴上,这就造成了一些好的科学合理公共政策的实行得不到社会的认同,难以推行。
(二)法律手段执行不够
法律手段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法律、法令、规章、司法、仲裁等工作,他被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方式来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关系方法的方法。政策的执行机关可以通过有关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或则对政策执行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但就目前而言,出现了一些扭曲法律手段的现象存在。2009年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案”,交通执法大队在收集证据时采取“放倒钩”的“钓鱼式执法”,认定私家车主张军非法运营,同时非法限制张军的人身自由。查处私家车非法运营的目的是规范出租车运营市场,打击“黑车”,为群众出行提供安全、便捷的乘车环境。但本案中的执法者凭着自身利益执法犯法,主观上有故意陷害之嫌,客观上有栽赃他人的行为。这种执法方式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也与社会中提倡诚实信用的原则不符。因此,人性化的执行方式才能使政策执行客体积极配合,才能使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忽视思想诱导手段
思想手段它倡导的是人本管理,是希望通过制造舆论、说服、劝导或者精神鼓励等方式把需要执行的公共政策转化为人们的信念,引导政策对象自觉地主动地去执行公共政策。当前政策制定缺乏普遍的公众参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医院,政策透明度很低,缺乏公众参与执行中目标群体地处较大,往往对政策内容和目标一知半解,因而很难认同这些政策,而在政策执行后期也缺乏信息的反馈机制,缺少双向互动,不能及时修正政策,这些都可能造成执行偏差的发生。
(四)政策执行手段和方式的选择使用缺乏成本效益意识
政策手段的使用,既能获得利益即能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也要付出一定代价,这种代价表现为操作这种手段所需的人力、物力、时间的费用,可以称之为手段的操作成本。政策执行者在选择手段时需要注意手段的成本效益比,亦即要衡量比较各种手段所需操作成本与期望取得的效果的大小,如果成本大于预期收益,那么这种手段即使能实现政策目标也不能称之为有效手段。政策手段具有操作成本,但政策执行者较少注意到这点,许多时候选择的政策手段也能实现政策目标,但其手段成本很大,管理效率不高,不能称之为有效的执行手段。
三、关于公共政策执行手段选择的建议
第一,充分使用思想诱导手段。在选择、确定政策执行手段时,优先考虑使用思想诱导手段,只有在说服教育无效后才寻求强制或制裁。这种手段代表了“自由、平等、民主、责任、宽容”的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该手段应优先采用。因为从根本上讲,该政策与中国传统落后的“多子多福”价值观相冲突,所以政策执行中起关键作用的手段应是宣传教育手段。另外同时辅以经济、行政等其他手段,发挥手段的综合配合作用。在使用宣传教育手段时,应讲究思想诱导的艺术,坚持说服力、生动性等原则,注意避免宣传教育的僵化和空洞说教,否则引起执行对象的反感,结果是适得其反。
第二,行政手段的使用应注意发展行政指导。从形式上讲,行政指导是以劝告、指导、希望、建议、协商等方式为主。行政指导手段的特点在于它的非强制性和可变通性,目的在于较好地解决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目标对象对政府的行政指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不遵循行政指导;另一方面,目标对象也有可能愿意遵循行政指导的方向,避免违规风险。在过去,我国常用的行政手段是以直接命令、强制规定、领导指示等方式为主,旧有的行政手段方式已经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社会的发展相符合。在新形式下,公共政策执行中行政手段的合理使用依然是必要的,它有利于一些政策目标的高效完成。但在选择行政手段时,应注意发展行政指导等形式,变直接行政干预为间接行政指导,这不仅是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公民社会对政府管理的要求。
第三,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市场经济社会遵循物质利益原则。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就需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来办事,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将实施政策的任务与物质利益挂钩,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给人以内在的推动力,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从根本上讲,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采用最终都要由法律加以确认,纳入法制化轨道,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因此,在政策执行手段的选择方面,能多用法律手段,就少用其他手段。为此要不断完善法律手段,使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等都有法可依。
第四,寻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新手段、新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迫使目标对象服从政策”的舆论监督手段。因为有关公众服从政策的原因之一是怕名声扫地,政策执行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相关不服从的目标对象进行必要的新闻曝光,这对注重公众形象的目标对象来说,将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使之选择服从政策的道路,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其二是探索解决执行者与执行对象间争端的途径。政策执行手段在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产生执行者与目标对象间的争端,如行政手段的合法性争议等,如果双方都想避免进入法院和不利宣传,那么解决的途径应该是寻求“非正式的途径”,它包含谈判、交易、协商、妥协等手段,通过某种形式的独立机构调解来实现。在美国,有专门解决此类问题的“联邦仲裁和调解局”这种机构。在我国,政策执行手段产生的冲突,并没有一个非正式的专门机构来受理。有时候局扮演着冲突者倾诉对象的角色,但自身解决争端问题的能力有限,并不能完全满足目标对象的诉求。所以,建立相关的调解机构是化解执行中的矛盾、保证政策目标顺利实现的途径之一。
总之,在选择、确定公共政策执行手段时应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同时注意控制执行手段操作成本,还应充分考虑我国的人文、社会、政治等环境条件等,获得既能有效实现政策目标,又不付出较大成本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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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一、MPA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一)MPA办学自主性有限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已经给予了高校一定的自主权,但是目前还存在“政校不分的情况”,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干预过多,没有做到“抓大放小”,依然存在管理过细的情况。专业学位办学尽管相对于其他学位来说自主权较大,但是在招生政策和培养方案等方面,规定依然过细。这使得MPA的办学机构有时不能够发挥本学校现有资源的特色,也不能够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反应。例如,各地民族大学的招生群体就具有民族地区公务员报考较多的特点,各地民族大学中的教师相较于一般大学教师也更关注民族地区各类政策问题的发展与研究,因此对民族地区公务员的需求更加了解。西部民族地区的公务员在学历、民族具有与沿海、内陆中部地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招生政策、课程设置方面更需要灵活性,适应民族地区公务员的多元化需求,不能仅仅使用单一的培养模式。过渡行政干预会阻碍束缚MPA教育机构自身的创新性,不能调动办学的积极性,导致学校在申报过程中过于侧重动员各种力量来影响审批决策权。
(二)课程设置问题
专业教育的核心往往体现在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内容。以公共管理专业为核心内容的学位类铟主要有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即MPA。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主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研究水平和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以实践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在二者的课程设置方面的区别并没有较大差异。据2004年《全国MPA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28%的学员认为现在各高校的MPA教育偏重理论,这与MPA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相矛盾,也使得MPA教育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的学员认为,教学方式不够灵活,与MPA教育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比,实践及案例教学还比较少。从中可以看出,我国MPA教育尚处于重理论轻实践的阶段。并且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违背了MPA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初衷,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2011年的MPA教学纲要中,社会实践所占的比例小,仍然只有2学分。学生主要是在导师、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在政府部门、公共组织具体岗位进行社会实践,时间为三个月。社会实践结束后,学生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但是,这一社会实践学分的要求距离我国目前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比还是相距甚远,并未体现出与学术型硕士课程的主要区别。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包括一年左右的行政实习,课程还涉及专题研究和自修,充分重视了公共管理教育专业硕士中的实践特点。在教学方式上,应该以实践教学为主,如突出案例式、研讨式、模拟训练式教学。但是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公共管理案例资源库资料比较匮乏,质量不高也是案例教学等授课方式受限的重要原因。
第二,方向必修课划分过细,不符合MPA教育对通才的培养。我国MPA教育目前在方向必修课上设置了9个方向。而据美国1989年的数据调查显示,美国MPA教育机构中有23个机构未设立专业方向,在设立专业方向的MPA教育机构,平均专业方向数目达到4.89个。我国方向必修课的设置数目是美国的两倍,专业设置过于细化不利于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MPA教育。
学分制强制MPA学生选择方向必修课也不利于MPA研究生将自己的需求与课程设置相结合。因此,MPA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具有多元化特点,但是方向不宜过细。
(三)培养方式与MPA研究生的应用性教学目标不相符
MPA教育目前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修课程学分和撰写毕业论文。学分过多以及撰写毕业论文的形式往往与部分MPA研究生的社会需求不相符,也不符合其应用性特点。第一,根据MPA教育的学分设置,一般需要修17门课程,其中7门为必修课,10门为选修课程。MPA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允许其不脱产进行学习。大多数MPA研究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需要平衡工作、家庭和学习之间的时间。MPA的学习时间一般为2~4年。最后一年一般为撰写毕业论文。这样就要求大部分在职的MPA学生在2~3年之内修满17门课程。在部分课程设置不符合MPA研究生需求的条件下,使其压力较大,忙于课业的应付,使得本应加大比例的社会实践等同虚设。第二,撰写毕业论文的培养方式不符合MPA研究生的应用性教学目标。学术型硕士培养方式的教学目标是以研究为主,因此撰写论文就颇为重要,能够通过撰写论文达到提高研究生学术水平的目的。但是,MPA研究生的教学目标更多是以应用性为主,在国外MPA教育的培养方式中,大多以实践为主,多数大学没有论文要求,以便符合MPA教学的应用型目标。
二、对我国未来MPA教育的建议
(一)加大实践教学、案例教学的比例
MPA教育应以应用型为目标,因此在师资上除了有理论素质较高的教师对公共管理相关课程的理论进行讲授以外,还应该聘请校外一些有政府管理经验的导师给学生讲授一些有关政府管理实践操作的讲座或者课程,更符合MPA学生的实际需求。笔者所在的MPA教育中心就聘请过一定比例的具有政府管理经验或者正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MPA实践导师讲授MPA实践课程,深受MPA研究生的欢迎,并且安排MPA实践导师与MPA研究生进行互动,使得学生可以就目前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MPA导师共同探讨。但是在引入有政府实践经验的MPA导师讲授MPA课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引入的比例,不能弱化MPA研究生理论素质的培养,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不断互动,才能够引起MPA研究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其对MPA理论的理解。
(二)注重MPA教育的国际化
发达国家开设MPA课程的历史已有近80余年,我国自1999年开设MAP课程,到目前为止已有13年,尚处于初步发展、摸索、模仿阶段。无论是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教学方式上,我国都在向发达国家的MPA教育学习。但是,随着我国MPA教育的发展,应该尽快跨越模仿阶段,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MPA研究生实际需求的MPA教育方式,并且在此基础之上,积极与国际MPA教育合作,开展联合授予学位、学分互认等有益合作。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日趋加强,需要加强国际事务协调,因此对我国公务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目前MPA课程设置主要是本土化,没有国际化倾向。但是公共管理需要按照国际管理办事,公共管理的实际过程必须面对世界通行的一系列国际准则,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处理经济、政治事务的视角更应国际化,研究本土问题也应该具有国际化视角。由于许多MPA研究生有政府工作的背景,属于在职学习,国际化的合作、联合办学等项目可以使得我国MPA研究生具有国际化视野,整体提升参加MPA学习的公务员素质。
(三)注重跨学科的发展,教师资源的多元化
MPA教育与学术型硕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应用性和实践性。由于报考MPA学位的研究生专业背景千差万别,因此在求学过程中,MPA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往往会结合自己的工作领域进行选题。但是,实际从我国已毕业的MPA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题目的统计分析看,还尚未达到跨学科发展。有学者曾经选取9所大学对2002年MPA专业的950篇硕士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选题所占总样本比例超过10%的为经济、政治、财政收入、人力资源四类选题,所占比例分别为、18.10%、14.63%、12.63%,四类选题总和占到样本数的67.68%。但是有关国际问题、航天航空、安全、文化、司法、人口六类方向的选题占所有样本的选题比例不足2%,分别为、0.63%、1.05%、0.94%、1.26%、1.89%。由上可以看出,“冷门”选题仅仅占“热门”选题的六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在师资方面主要是以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理论分析的硕士生导师为主,但是MPA教学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师资要求有很大不同,不仅需要公共理论知识的培养,还需要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如果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程序不熟悉或者社会实践经验有限,是很难满足MPA教育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研究“扎堆”,不能够将公共管理理论与更多的研究领域相结合。因此,我国应该在MPA的教学环节中,应引入一部分跨学科的教师,满足MPA教育的实际需求。
(四)注重对公共行政精神的培养
社会科学研究学院ISS座落在海牙。于1952年由荷兰的大学创办, 其初衷是为培养专业人才,特别是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培训和更深入的研究。 是一所研究社会和经济变革尤其着重于研究发展过程的国际高等教育学院,提供高质量教学、综合学科研究和咨询等学术性工作,设有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法等领域的硕士、博士学位项目, 所有课程均为全英文授课。ISS是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世界学术权威中心之一,其学位世界公认。
ISS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它从多学科角度比较,分析全球性和区域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院的教职工来自世界各地,其中30%来自发展中国家, 一半以上来自荷兰以外的国家。 他们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与之相对应, 学院提供非常广阔的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方式灵活多变,不仅包括课堂授课、讲座、辅导、小组讨论,还包括课题论文、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至今共有来自160个国家的8500名学生在此研修过。毕业生大多在政府部门、计划署、国际性机构、法律和高等教育部门中担任领导职务。
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机构, ISS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 它是很多国际协会的成员, 包括国际发展协会、 国际教育联合会等。 ISS为加强荷兰高等教育和研究在国际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中国,ISS与南京大学缔结合作伙伴关系。
专业设置:发展研究博士:学制四年,开学日期为每年的1月1日,每学年学费约为5,000荷兰盾。
研究方向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国家、社会和世界发展、人力资源与地区发展、农村发展、环境和人口研究
申请条件:已获得社会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经历、成绩为B+或2.2以上、TOEFL550或IELTS6.0以上。
发展研究硕士: 学制15.5个月,由9个月的授课和6个月的研究论文写作组成。 开学日期为每年的9月。学费共计约为6,150荷兰盾。
专业有:发展经济学、人力资源和就业、地区和区域发展、可替代性发展政治学人口和发展、公共政策和管理、农村生计和全球发展、妇女、性别、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和发展。
研究生水平的专业证书项目: 根据专业需要课程期限短, 约为6-10周, 灵活性强, 致力于当前相关的发展政策的准备和实施。 学费因方向不同从725到3,500荷兰盾不等。
方向有:儿童、青年和发展、法律和社会公平、人类发展有效的社会政策、全球化和发展、政府管理、民主和公共政策、人权、国际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与自然资源冲突的管理、可持续发展模型与计量、转型经济政策分析技能、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保障、女权主义发展经济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现设有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信息与工程学部、医学部等5个学部,共53个直属院系,120个学士专业,242个硕士专业,212个博士专业。全校专任教师6441人,其中教授1701人,副教授203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63人,工程院院士8人。学校每年邀请大批世界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目前,北京大学有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6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8所附属医院。
根据2013年10月的统计,北京大学共有来自116个国家的长期外国留学生3574人,其中攻读学位的有2540人。尽管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北大学习,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毕业后都选择回国。回国后他们和北大的联系并没有结束,相反,他们在本国成立了北大校友会,推动了北大和留学毕业生的交流。北京大学在国外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
韩国北京大学校友成立于2005年,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的约200名韩国留学生出席了成立仪式。韩国北大校友会是首个海外成立的北大校友会。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从北大毕业和正在就读的韩国留学生已近5000人,他们是北大留学生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北大韩国留学生校友会对于整合北大毕业生的海外人力资源、加强北大与韩国大学的交流和合作及提高北大的国际声誉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自1993年第一名韩国留学生进入北大学习以来,每年到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的数量正在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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