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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制缺陷是成就伟大公司的绊脚石 曹健
(6)《反垄断法》的存在价值在于严格执法 无
(7)企业级移动应用强势来袭 罗梅
(8)视频行业的“地盘”格局正在变化 无
(8)迷途羔羊的自我救赎 无
(9)免费的公共wifi能长久吗? 李佑聪
(9)宽带堵年给中国带来什么 魏雅华
(10)内生机制完善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 厉以宁
(12)领先报道 无
(12)论坛热帖 无
(13)新闻网消息 无
(14)外刊速览 无
(16)双周新闻:头条 无
(16)国际 无
(17)热点人物关注 无
(18)国内 无
(20)柳传志运筹帷幄加快布局 联想控股a股上市露出眉目 傅若岩
(22)2012:那些人,那些事 曹健 张里 李琦 徐上峰 丁乙乙 刘媛 宋艳红
(39)名人写微博 无
(40)用数字说话 无
(42)微博商业化失败诱发新浪地震 李萧然
(44)苏宁电器获颁快递牌照 物流将成电商终极战场 蓝齐
(45)亏损成行业桎梏 招聘网站遭资方抛弃 蓝齐
(47)民营快递十亿利润被迫“上供” 邮政基金师出无名遭吐槽 宋滟泓
(48)软硬一体化成主流模式 三星为持续竞争力推自有系统 徐涵
(50)三星力推柔性屏幕手机要革谁的命 牧野
(52)国产手机相继发力高端市场 欲先摘低价标签后远走海外 蓝齐
(53)电广传媒抢建下一代广电网 电信运营商垄断地位岿然难动 宋滟泓
(55)国美苏宁殊途同归“去电器化”成家电连锁业趋势 干晔
(56)黄宏生家族重掌创维 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遇挫 余骅
(58)高通缓解夏普财务窘况 “液晶王”转型综合家电商 余骅
(60)lumia 920:诺基亚的绝地反击 牧野
(62)白领要做职业的主人 王树彤
(63)人多不一定是生产力 丁辰灵
(63)“心系天下”w2013耀世登场 无
(64)认购证事件催生了证监会 陆一
(65)tcl冠名好莱坞中国大剧院 开辟中国品牌国际化娱乐营销新时代 无
(66)vc常用的忽悠用语 桂曙光
(67)说真话的赵普为何躲在央视 郎遥远
(68)从变更国籍看外企“超国民待遇” 乔新生
r> (69)中国人为什么爱钱甚过爱家 闻声
(70)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商机 丹尼尔·迪麦尔
(71)总裁声音 无
(72)首席执行官是企业创新的领头人 萨蒂什·南比桑
(74)谷歌不甘再为他人做嫁衣 宋艳红
(74)微信已成马化腾甜蜜的负担 李国琼
(75)股价上扬并非手机巨头复苏信号 小刀
(76)《新闻周刊》之死非中国新媒体的 杨磊
(77)中国彩电企业或错过oled班车 刘步尘
新年新气象。
读者朋友们一定已经发现,2007年的第一期《互联网周刊》发生了全新的变化(确切地说,上一期我们的杂志就已经变了,在2006年的最后一期,我们做了一期试刊):杂志的开本变小了,杂志的纸张换了,杂志的图片、版式变得更加精美了,栏目调整了,印刷质量提高了,骑马钉改成了胶钉……
所有这些变化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展开:不断提升杂志的品质,从内容到版式、包装。而最最重要的变化是,杂志的出版周期从周刊调整为半月刊。
我们深信,在一个信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杂志的生存空间,就在于其深度与品质。《互联网周刊》通过对出版周期的调整,将能够让我们有更从容的时间来打造更加精美的产品。而一本杂志的版式、包装的精美与否,对一个读者来说,其重要性也绝不亚于内容。很高兴,在我们上一期试刊推出后,短短几天内,我们就收到了众多积极而正面的反馈,让我们对2007年改版后的《互联网周刊》的发展更加充满了信心。
借这一次改版的机会,我们也对杂志的定位做了更加清晰而准确地梳理。我们从杂志的主要报道对象和主流读者的角度出发,将《互联网周刊》定义为“新生代企业家的商业读本”。我们将上世纪60、70、8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定义为新生代,他们是这个时代创新的主体,也是商业的最中坚力量,我们为他们服务。
“新”,是我们的特色。
《互联网周刊》是一本着力报道、介绍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趋势、新生代企业家的新锐商业读物。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会以全球化的视野,加大对全球商业动向的报道。
很荣幸,《互联网周刊》从创刊之日起,就一直以IT、电信、互联网为核心的报道领域,成为新经济的积极而热情的吹鼓手。而正是这三个产业日新月异的创新与彼此之间的不断融合,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趋势―在风靡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们,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产业的诸多革命性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如Windows操作系统、互联网、工作流软件、免费软件运动、外包、搜索技术、无线技术等等,碾平了全球的竞技场,全球化进入了3.0时代。世界从小号进一步缩小到微型,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团体从此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
作为这一趋势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在兴奋之余,也进一步领悟和明确了《互联网周刊》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所在:我们将紧紧抓住3C融合的大趋势,继续以IT、电信、互联网为核心报道领域,进而延展到传媒娱乐、消费电子及资本等相关行业。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角度切入金融、零售、物流、制造等诸多传统行业,用我们独特的视角去把握现代商业发展的脉搏。
即使是央企中海地产,也开始研究龙湖业绩何以飙升。2010年11月中旬,中海地产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坦言,“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龙湖在北京的业绩为什么上升这么快?”
国都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龙湖2011年的毛利润率可达50%。一位行业分析师更认为,“开发商的最佳组合就是万科的规模加龙湖的业绩。”
国信证券分析师表示,多家房企在调控之年业绩大涨,主要原因为布局二三线城市,政策压力较小。而龙湖则在调控区域和调控人群上双双受益,“因为高端楼盘的客户群受冲击不大,在通胀压力下,反而催生保值避险需求。”
2009年底赴港上市前后,龙湖扩张速度加快,从初期的布局重庆、成都,到进入环渤海和长三角的多个二线城市。除却布局变化之外,其产品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秦力洪认为“低容积率土地会越来越少”,龙湖需在产品线上扩张,比如商业地产。龙湖近期于山东、云南跑马圈地,预示着其与万达、万科一样,又开始瞄准旅游地产和老年地产。
一位长期关注龙湖的分析师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窗口期的成功上市,龙湖已经显示出其对市场周期及政策的准确判断。行业低潮期拿地、在资金困顿期圈钱,在地产调控之时,龙湖又开始调整节奏开始做商业。其把握周期下的扩张之路可为房企样本。
2011年1月12日,龙湖集团执行董事秦力洪为《财经国家周刊》解析龙湖发展之路。
北京市场超预期
《财经国家周刊》:龙湖全年333.2亿元的销售业绩,结构是怎样的?
秦力洪:龙湖目前形成三个百亿圈,分别为中西部区域、环渤海和长三角。中西部签约134.4亿,以成都、重庆为核心,两个分公司都很大;环渤海118.1亿,收入主要来自北京公司,贡献超过100亿。青岛10月才开盘,销售时间比较短。还有一个是沈阳,受季节影响,第一年销售时间也比较短;长三角区域签约80.7亿,2010年形成了两个点,一个是上海,一个是苏南。杭州是一个新城市,相对来说小一点。从2011年来看,环渤海和长三角的比例会有进一步的增加。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的调控主要针对一线城市,龙湖能在北京营收过百亿,如何做到的?
秦力洪:北京的确是发展得比较好,也略略超过预期,比原来规划提前了一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方方面面条件都达到了。但最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战略,一个是品质。
战略主要在于布局,我们在北京市场采取先后中央的拿地策略。从地理分布说,五环六环外,其实也是好的项目了,因为四环内基本没有好的地块供应了。
我们和万科一样,把高周转放在第一位,从来不捂盘。
《财经国家周刊》:龙湖进京初期,主要做高端楼盘,是否此次受调控冲击较小?这是否支撑了北京的业绩?
秦力洪:我们在北京的布局其实相当完整。北京现在单套价格最高的、最顶级的别墅是龙湖的,单价最低的双限房、政策房也是龙湖的,从几千万的独栋别墅到4800元/平方米的政策房,业态非常多。
政策对低容积率土地的限制,也促使龙湖产品业态的丰富。这不是针对部分企业的差别性政策,而是全行业的环境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就是适者生存。
龙湖的扩张策略之一是区域聚焦,北京是样本。 比如我们在顺义已开始做第四个项目,在通州做了第三个,在海淀做了第二个,完成这些积累后,最近才开始在大兴拿地。北京是个大市场,而我们过去也只是集中在三个区域,一共做了9个项目,累积销售额200多亿。
把握周期
《财经国家周刊》:在窗口期上市可以称作龙湖的转折点,龙湖如何把握住这一周期的?
秦力洪:在窗口期上市,肯定是内外力因素都有。但在2009年做上市决定的时候,我们预测9月到11月有个窗口期,这个决定是我们独立做的。之后在上市处理流程上,以非常快的速度,采取了执行力非常强的一些方法去做,这是我们主动的安排。
《财经国家周刊》:不少分析师认为龙湖从上市开始,每一步都找到合适的市场周期,你如何归纳龙湖近两年的战略?
秦力洪:龙湖发展最核心的链条是提前把握节奏,前瞻性战略布局。别人不敢拿地时,龙湖正好处于扩张期,别人缺钱时,龙湖上市融了一笔钱,别人在消化期时,龙湖正好开始调整节奏开始做商业。龙湖的业绩在于周期把握得比较准。
《财经国家周刊》:龙湖对2010年市场如何判断,又有怎样的应对之策?
秦力洪:主动改变自己来适应市场变化,龙湖在这方面做得比较上心。对未来的研判,2011年我认为是平稳修复的一年。开发商需要修复高速扩张中带来的组织上的张力,客户关系张力,品质上的张力等等。政府则把政策进一步地合理化和修正,但是调控会一直在,而不是一波又一波。房企要学会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龙湖已经着手商业地产的布局,这将是龙湖非常重要的战略补充。龙湖未来所开发的建筑面积中,将有10%到20%用于商业类建设。我们也希望商业在营收和利润当中占比得到提升,现在还比较小,不到10%,我们希望提升到百分之几十的概念。这个当然需要很长时间,3到5年后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变化,现在还只停留在规划图和工地上。
凡是我们判断适合做商业的地,我们都比较热衷,对区域没有特别要求。
《财经国家周刊》:龙湖前段时间在山东、云南拿到不少大体量地块,用于旅游地产的开发,这是否同样基于对市场的判断?
秦力洪:旅游地产未来是我们重要的产品分支,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大家生活习惯相匹配。未来10年的老龄化趋势会催生这一度假行业。这也是龙湖为了应对10年后城市人口生活方式的变化,提前布局。
融资之道
《财经国家周刊》:行业分析人士都表示,政策对地产信贷的限制至少在明年不会放开,龙湖在融资上有何计划?
秦力洪:融资方面的具体计划不方便透露。但有几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最可靠的融资是销售回款,我们继续保持高周转的销售策略。把销售规模提上去,加快销售回款速度,缩短现金流回正的时间,这是重中之重的第一条。
二是和所有开发商一样,利用商业银行的项目贷款。龙湖维持一个记录,从来没有任何一笔贷款晚还一天。在很多银行的信用评级都很高,比如在农总行、建总行都是3A级的。即便在调控时期,我们也被列为最优质的客户。
我们的贷款基本上都是以基础利率拿到的,没有上浮,这是十几年积累起来的优势,这个贷款基本满足开发需要。
上海
继2007年成功举办首届长三角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以来,在业界产生热烈反响、区域互联网经济发展获得社会广泛关注。5月19日第二届长江三角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在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举行,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其传统产业的集群优势为长三角地区的互联网经济提供了成长的土壤,长三角互联网产业已然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源头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已占据主流地位,纵观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脉落,长三角地区互联网经济呈现出特有的特点:依托传统产业的集群优势行业网站迅猛发展其次是与本地生活相关的新型网站在网民中的知名度迅速上升。阿里巴巴策动了中国电子商务全球化;中国互联网第一股网盛科技风光上市;以盛大网络、第九城市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国际资本上倍受追棒;贝壳网、卡当、搜捕新型等WEB2.0网站层出不穷……,这一切表明互联网应用正推动着当地经济的高速增长。
恰逢全国哀悼日第一天,到场观众在大会开场前全体肃立,首先对512四川地震的遇难同胞沉痛悼念。随后,论坛正式开始。在主题为“长三角地区互联网的创新和生态”环节中,各界精英纷纷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广州
首届珠江三角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于5月29日在广州举行,在广州炎热的天气里,思维的碰撞、火花可以给参会人员带来很多收获。纵观珠三角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形态,以广东、深圳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中,区域门户网站、服务类网站以及社区类网站占有较大的份额。
以网易、搜房网、世界之窗、深圳热线、深圳新闻网、广州视窗、深圳之窗、奥一网、IT世界网为代表的区域门户不仅在当地,在全国都做得颇具规模。网络服务的厂商就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名噪全国的迅雷公司,在积累了庞大的下载用户的基础上,全面进军网络营销领域。以芒果网为代表的新生代旅游资讯类网站,其发展趋势直逼携程、亿龙。嫁我网主打专业婚恋交友网站,成为婚恋交友类网站的一匹黑马崛起华南。八戒网以在线城市指南的黄页导航类网站为全国各地的网友提供信息量最全、覆盖面最广的生活服务信息。而以39健康网为代表的垂直行业门户网站更是具有显着的专业性特色。就连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也将全力进军互联网领域,即将亮相的万科会网站将成为万科旗下的第一个房产社区类网站。信息与应用的区域化特征决定了互联网内容与定位的区域化,同时,区域化推广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重重阻力。《互联网周刊》全面展现了珠三角地区互联网发展的现状和远景,集合全国互联网、传媒业类精英,深入探讨区域互联网发展,把相关信息传达给全国相关客户、投资商、同行,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助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艾瑞咨询集团的吴畏说“今年是《互联网周刊》十周年的生日,我自己也是《互联网周刊》众多读者之一,我深深感觉我从《互联网周刊》上学习到很多知识和观点,在我互联网的从业经历中,《互联网周刊》一直陪伴我成长和学习。”
成都
如何更快地应用互联网的信息新技术,更扎实的立足于商业运用、更切实地关注互联网络推动整个传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是举办会议的真正目的。
6月12日,首届西南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于下午在成都举行,西南地区企业信息化的从无到有,到现在迅速发展,紧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成为中小企业获得新发展、实现新飞跃的助推器。四川电信作为四川的主体电信运营商,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十年来,四川的互联网产业逐步走向成熟。特别是网络基础建设的高速发展,为四川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宽带娱乐的发展,如视频、网游等,给用户提供了多元化的互联网娱乐享受。西南地区的互联网经济正在崛起,为区域传统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企业家提供了全新议题。
―Shear
深交所认为这违反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指引》)第2.1.9条和第4.2.10条的规定,所以要求其整改。
甘薇是费影视的实际控制人。就在几天前,乐漾影视刚宣布完成A轮融资,估值达12亿元,该公司最出名的作品是《太子妃升职记》。乐漾影视2月增资后,甘薇合计持有的乐漾影视股份已达92.07%。
花儿影视则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制作和发行电视剧,是《甄执》《幸福像花儿一样》等热播影视剧的出品方,2014年3月重组完成后被乐视网收入囊中。甘薇与乐视CEO贾跃亭的夫妻关系,是深交所认为乐漾影视与乐视网构成同业竞争的重要原因。
其实,《公司法》对同业竞争没有具体定义,但规定董事和高管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而证监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首发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则出现了“同业竞争”的表述,如“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首发办法》),“控股股东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但是,“同业竞争”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法定概念。一个较宽泛的解释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经营和上市公司相同(完全一样)、相似以及相关(产业上下游,可能带有利益输出)的业务。
同业竞争的审查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收购的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要求最高。设立这项监管要求的目的在于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高管的实际精力有限,既然其旗下的上市公司已经有这块业务,应当全身心管理好,而不应该再分散精力到其他相同、相似或者是相关的业务上。当有一个商业机会出现,高管是放在上市公司做,还是放在自己的公司做?如果有这种矛盾出现,就会产生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那么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就有可能被侵害。
目前,应对同业竞争最为彻底的方式当然是不做该业务,也就是将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企业注销,不过以乐视网的情况来看这不太可能。第二种则是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与自己形成同业竞争的企业,将对方收归旗下。但注入上市公司也绝非易事,比如去年5月,乐视网拟以98亿元的估价置入乐视影业,进程却一直不顺利。当然,还有一个方式是甘薇转让股份,找人代持―贾跃亭夫妇将如何选择呢?
《第一财经周刊》记者 李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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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果Co:一财君应该能体会到:作为16G手机里一直保留的应用,我是有多么喜爱一财 吧。
RE:喜欢你的表达,拥有好的表达能力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可惜这一点还不算众所周知的事情。
停云止水大官人:《三联生活周刊》和《第一财经周刊》明明是两本方向不同的杂志,内容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只在某些选题上可能会出现交叉的现象,简直不懂部分读者为什么非要搞出“二选一”的问题出来,我猜可能是他们的阅读量从小到大都有所不足,导致现在只能逼自己两者择其一。
RE:呃,主要可能是比较节约 吧。
链家马红:随手翻《第一财经周刊》,里面有篇《如果给18岁的自己写封信,你会说些什么?》,看了看,18岁时,留下了最多遗憾的是高考,告诫最多的有两个:买房,趁早买房;小心中国股市。
RE:如果如果有用……
读者来信
对家政服务机器人的期待
一财君你好!
在阅读了2017年第6期中《老年人爱上机器人》一文后很有感触。机器人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但国内的机器人产品针对家政服务领域的还没有看到。本人觉得这是个刚需的产品,不光是独居的老年人,很多上班族也需要。而国内的家政服务收费已经越来越高了,雇佣一个全职家政服务员每月光工资就要5000至6000元,还要再加上家政人员住家的食宿费用。如果能用相当于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家政人员的开销来买个能承担同样工作的机器人,相信是很多人和家庭都愿意做的选择。希望有同样见识的有产品生产能力的企业能抓住商机,推出产品。相信这是个很大的市场。
―读者 周先生
RE:的确,我们都是刚需。市场快点起来吧,给你送钱的人都坐不住了。
用商业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赵老师好!
前两期的周刊送达时间都比正常时间稍晚,于是发现好像少了些什么东 西。
在如今这个碎片化阅读和追求快的时代,为什么自己还能够用一周时间去等待一本财经周刊呢?
原因可能有两点吧!第一,感觉《第一财经周刊》一直都在追求着一种从最纯正的商业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第二,作为一本每周出版的商业新闻杂志,它所有文章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而非是一时的“哗众取宠”。
现今这个娱乐至上、精英课程满天飞的时代,当我们每天被那些纷杂的娱乐新闻充斥朋友圈的时候,当别人感叹赵薇怎么就从小燕子变成了女版巴菲特的时候,当别人叹息着那个做着红烧肉爬着珠峰没事留学的王石原来是万科的创始人的时候,选择在某一时刻,静下来,认真阅读一本有态度的商业周刊,并学会用商业的眼光看待这个变化的商业世界,何曾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餐饮O2O的喧闹到黄太吉的衰落,从小米手机的所谓互联网营销到“OV”组合的线下门店的飞速发展,抑或是那个曾经被誉为改变出行习惯的打车软件现如今需要不断加价才能出行的“现状”,这一切的发生其背后都有自己的商业逻辑以及规律。
选择用商业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待某项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虽说并不能立刻看透它的本质,但也许是一个最有效,最快捷去认知新生事物的角度。正如杰克・韦尔奇所写《商业的本质》开头中文版序的标题,商业是探求真实,建立互信的过程。
另外必须赞扬周刊的工作人员和快递的小哥,新一期的周刊,到得非常地准时。一个尊重读者尊重消费者的出版社和商家才能走得更远。写这封来信完全是因为看到了微信好友中有人吐槽滴滴的服务越来越差并且怒删App。与优步中国合并以后,缺少了竞争对手后的滴滴,如果采取如此的服务态度和“派单逻辑”,是否还能赢得用户的青睐?
―乖乖隆地动
RE:谢谢忠粉来信,到得准时都能得到夸奖,受宠若惊。希望做得更好一点,对得起这份喜爱。
一财伴我整个青春
一财君:
你们好,我应该是你们最忠实的一批老读者了吧。2009年我刚上大一,从学校的报刊亭无意看到你们的杂志,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期必买的标配。连报刊亭的老大爷也都认识我了,他说小伙子现在买商业杂志的不多,我每次给你留着,你将来会有大出息。哈哈,可当时的我对未来一样有迷茫感。
在中南财政政法法学读管理的4年中,慢慢对marketing感兴趣,立志于在市场研究领域做得更深,当然现在的工作也是在做市场,在国际教育行业做市场。而这一做就是4年,这一家也是我实习的岗位。
这些都深受一财的影响。一财换过几次主编,从伊主编到李主编到现在的赵主编,一财始终不变的是对于新事物以及商业的深入报道,这点也是我关注你们8年的原因。
如今世界变化太快,碎片化快餐化的信息早已占满大家的时间,但是深入的报道、严肃的分析我想才是知识的来源和力量的来源,也是我始终对一财情有独钟的理由。
一财9年了,看一财8年,基本上我见证了一财的发展,一财也伴我成长,成为一个公司人。
最后祝一财9周年快乐,希望能跟你们一起走^下一个9年……
―叫我酱油张
RE:谢谢酱油张的刻画,可以看出你这些年来的收获。唯一不同意见是标题,才陪8年嘛,不要说“整个青春”,贵青春应该还能续8年。
喜爱周刊的理由
在现在这个报刊杂志日渐式微的时代,看的人越来越少,内容也是越做越糟。然而,《第一财经周刊》仍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杂志之一。喜欢一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章里面有很多思考,能很深入地就事情问题本身展开思考、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让人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另外一方面是一财文章的风格很多样,或深情或理性都很精彩。我喜欢富大人那些家长里短小故事背后的人情味,也喜欢“商业就是这样”的干脆与理性。谢谢一财,祝越办越好~
―来自152xxxxxx92
RE:这厚爱既让一财君很受用,又督促着我们,要当得起这份“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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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媒体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也是全球媒体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仅杂志类的周刊就有116份,其中,发行量和影响力较大的主流周刊 20份。据权威的尼尔森(AC Nielsen)媒介研究机构对于香港2004年的研究报告披露,香港周刊每周总发行量平均为200万本,每月杂志总发行量为900万本,以杂志销售和广告收益为主要利润来源,周刊的全年广告营业额达62亿港元。
香港周刊杂志的主要类型可以归纳成六类:一类以时事新闻为主,快速反映一周内发生的重大时事新闻事件,往往有观点分明的评述,并链接许多与事件、人物相关的背景。这类周刊往往以夸张的封面设计、“重处理”的标题引人注目;第二类以娱乐为主。这类周刊销量较大,主要为娱乐八卦内容,是“狗崽队”们的消息中心;第三类为生活潮流类,内容多为香港本地和国际流行的时尚;第四类为美容时装类,第五类为年轻人的内容,第六类为财经企业内容。从类型分布可以看出,香港的周刊市场已经实现了细分,每一种类型的周刊,大都有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和稳定的广告投放企业。
在香港这样国际化、商业化的城市,庞大的媒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浪淘沙式的竞争,最终形成了报纸、电视和周刊杂志三分天下的格局。2004年,香港媒体市场广告投放总额为407亿港元,其中,电视占41%,报纸占37%,周刊杂志为15%,其余7%,由电台和户外广告等分享。与许多城市媒体市场情况不同的是,在香港,周刊杂志分割了相当大的一块市场蛋糕。香港周刊杂志市场的繁荣,有长期的商业文化熏陶和城市生活压力下,市民养成了阅读休闲报刊的习惯的因素,也有媒体紧贴市场、立足服务、创新经营的因素。
香港的周刊,在内容和运作形式上大体有以下特点:
一、报道较快的突发事件和最新的生活资讯,紧贴市场。香港周刊激烈的竞争态势促使经营者在新闻性与服务性上做足文章,每期周刊一般都有一个主打专题,以“抢眼”为卖点,不惜版面,连篇累牍,极尽详实。
二、强调栏目的专与杂,形成读者的追读习惯。香港的周刊周报,往往精心打造一个或几个精品专栏,这些专栏或以深度新闻和观点文章,或者以财经评论和娱乐焦点,形成抓人的内容,着力培养读者的追读习惯。为了适应较多的读者的不同需要,报刊社在结构版面的时候往往设计针对不同群体的特色专刊专栏,使内容在“专”与“杂”上实现和谐。
三、与广告客户实现互动。配合广告客户的促销活动,许多周刊精心策划颇具创意的方案,并与客户一起展开市场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使广告效果得到强化,使投资回报更理想。同时,也为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奠定基础。
与香港的情况相近似,目前,内地的许多大城市的媒体市场活跃着一份或者几份城市周报。许多有规模的报业集团在确定内部报刊结构时,也往往选择新办城市周报作为优化报纸结构实现错位竞争的手段。立足生活服务、以时尚消费为特色的城市周报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许多特大城市,城市周报已经成为市场翘楚。如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和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以及天津的《假日100天》、重庆的《新女报》等。这些报纸不仅以时尚可读的内容赢得读者青睐,而且在经营上的业绩令人称道。《精品购物指南》的广告总量一直位于北京主要媒体的前列,2004年的广告增量为主要报纸第一位;《申江服务导报》2004年上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纯利润达5500万元,每期报纸的纯利润达100多万。同时,在媒体竞争激烈的城市,如何在报纸林立的市场上闯出城市周报的一份天地,也困扰着城市周报的经营者和从业者。从香港周刊市场的生态和经营之道,可以给内地城市周报一些启示。
一、周报产品定位的独特性是城市周报发展的前提
独特性是城市周报的生命,创新求变紧跟市场是城市周报经营的必由之路。
这里讲的独特性,包括报纸内容的独特性和经营方式的独特性。一份报纸要在城市立住脚,必须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城市周报面对成熟的日报和都市报的挤压,要在内容的独到与精致上下足工夫。香港的众多周刊,之所以在市场上能够立足并共同分割了一块不小的广告蛋糕,与他们的独特性密不可分。
报纸市场的迅速发展,已经使报纸的功能由原来的信息性为主过渡到信息性、服务性、审美性、知识性相融合。信息性依然是都市类报纸的首要功能,而作为城市周报,服务更显重要。或者,把报纸的功能具体为新闻性和资讯性,都市类日报以新闻性为主,城市周报以资讯性见长。
资讯性,是城市周报区别于其他报纸的显著特点,也是城市周报的经营重点。分类广告是城市周报的资讯性的首要体现,也是经营的重要特色。
翻看香港的周刊,以餐饮、娱乐、旅游、赛马等为主要内容的分类广告占有很大篇幅,既构成了好看的内容,又是非常“见钱”的版面。在内地经营较好的城市周报,分类也已成为重要的内容构成部分和重要的经营单元。《精品购物指南》分类广告的收入,2003年达到7000万,2004年接近8000万元。《申江服务导报》的服务性分类广告也占了很大数额。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收益,是因为城市周报的读者相对素质较高,阅读周期相对较长,阅读习惯容易形成。
功能性,是城市周报优于其他报纸的重要部分。立足生活服务内容的城市周报,各种功能性版面既是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报纸经营的特色单元。功能性版面对于广告的吸附效果明显,房地产、汽车、化妆品、旅游、百货超市等功能性版面成为城市周报广告增长最快的部分。这类功能性专版或专刊,与其他主流日报比较,在内容深度以及对于行业的亲和力,以及版面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容易受到市场认同。
二、广告和自主经营的结合,仍是城市周报经营工作的首选
城市周报由于在出版周期和内容定位上与日报有显著不同,在经营模式上也和传统日报有很多不同之处。就香港的城市周报经营来看,自主经营为主,这是因为香港的媒体市场化程度较高,对于媒体的服务功能要求较高。因此,香港的城市周报作为媒体产品的产品特质更为明显,这就决定了香港的周报运行方式上与内地不同,经营媒体的色彩更为浓郁。
在内地,城市周报的经营方式呈多元化,既有以广告制为主,又有以自主经营和广告制相结合的运行形式。一般来说,广告制推行较为完全的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城市周报,如《申江服务导报》和《精品购物指南》等。这些城市的广告市场较为成熟,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较高,容易和报社达成报纸经营的战略共识。但在具体运行中,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也在显露。比如双方在媒体的市场战略认识上以及对于报纸长期培养和短期利益的关系处理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容易对于报纸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许多城市周报,包括精品购物指南等运行良好的报社,在广告运行中也逐渐采取几家公司分包的方式,选择若干家公司,分行业广告业务,并留下部分行业自主经营,这样,就使报社的经营自主性大大加强,有利于报纸的长期发展。而在济南等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媒体整体经营运做能力和媒体战略投资意识的广告商很少,广告公司参与城市周报,往往是选择一两个行业,以包版或买断行业广告的形式,以获取短期利润为目的。因此,在这类城市,广告制的全面推行尚需时日。而采取广告与自主经营结合的方式,更适合城市周报运行的需要。比如大众报业集团旗下的《城市信报》,提出“豪华列车加挂利润车厢”的运行方式,区分不同行业,形成若干经营单元,拆分自如,报社集中精力做好内容,形成强劲牵引力,带动经营车厢的运行。这些“利润车厢”,可以由广告公司买断经营,也可以由报社人员以市场化方式自主经营。这种方式,使报社的经营掌握着主动权,有利于城市周报的健康发展。
三、媒体服务及社会联动是城市周报做大做强的必要因素
城市周报是近几年刚刚形成的一种报纸业态,其操作者大多有晚报都市类报纸的从业背景。这就使城市周报的具体运行中容易沿袭既有的思维方式,使城市周报的报纸内容和经营方式上可以见到其他报纸的印记,特色和个性不突出。究其原因,对于城市周报服务功能的认识和开发不足是主要因素之一。城市周报从市场定位和产品特性上,服务性是它的鲜明特色和内容特质。
这种服务性,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服务,更强调媒体的全方位服务。
香港的周刊,在报纸服务性概念开拓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在香港,报刊的产品属性体现得更为充分,与其相关联的服务功能的开发也较为彻底。这种服务性在报纸内容上,以读者需求为先。编辑部通过读者会或问卷了解读者的要求,从而制定报刊内容的发展方向;在具体编辑中,以独特、精要、专业为内容发展的原则,编辑部与营业部紧密沟通,共同策划各种专辑或特稿,力求达到读者、广告商和报刊社三赢的目标。这就从源头上使内容为读者和广告商“量体制作”,使服务性得到了深度体现。同时,香港的周刊或周报社一般设有创作及客户服务部,专门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广告服务。包括为客户策划各种专案推广计划,提供概念、创意、设计及制作的服务。并且建立客户档案,为客户提供长期的媒体服务。
相比而言,内地城市周报的媒体服务意识尚不理想。作为立足城市生活服务的报纸,建立稳定的读者队伍,培养读者的忠诚度非常重要,而媒体服务是提升城市周报亲和力的重要途径。这种服务,应该从理念上形成共识,在实践上形成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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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视光产业园整体建设规划模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坚贞I摄
6月下旬,丹东新区视光产业园的86亩工业用地,一片狼藉。因为长期荒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大垃圾场,烈日下发出阵阵恶臭。
李小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回丹东投资视光产业园是他“此生最愚蠢的商业决定”。
李小丹,北京三幸环球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5年前,他衣锦还乡,回到丹东老家,以企业家的身份,投资建立了丹东新区视光产业园,因此成为政府的座上宾,风头一时无两。
李小丹最辉煌的片段浓缩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共计约5分钟的辽宁卫视新闻里。在他提供给记者的新闻视频里,他不止一次陪同辽宁省主要领导出现在丹东新区视光产业园的办公室里、奠基仪式上,声势浩大,场面壮观。
但如今,李小丹在丹东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别:项目停滞,债务缠身,无奈之下政府……
而在丹东新区,李小丹的遭遇并非个案。
招商会上省领导“钦点”的项目
这一切需从5年前的一次招商会说起。
2010年10月10日,李小丹称之为自己人生里“十全十美”的一天,应丹东市政府的邀请,他与50余位中外企业家,参加了辽宁省在宁波举办的招商推介说明会。
查看近年的新闻,每年由一位省领导带队、到长三角地区举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推介会,承接那里的产业转移,是辽宁省的一件大事。
2010年10月10日,李小丹带着他的视光产业园项目,在宁波见到了带队招商引资的辽宁省领导。他这样向该领导描绘了视光产业园所要投资的眼镜业的前景:眼镜行业是富民的产业,世界上眼镜产业集聚的地方都是富裕地区,例如日本的鲭江,韩国的大邱,还有中国的深圳、温州和丹阳,因为眼镜行业不可能实现全自动化,通常是半自动化、半手工,家庭作坊多,因此老板也特别多。而目前眼镜产业正从东南沿海地区往北转移。丹东地区的轻工业基础好,水质也好,特别适合发展眼镜业。
领导问,这个产业大概有多大?李小丹说,在美国,这个产业产值已经过万亿,但目前中国才几百亿。
李小丹说,这引起了辽宁省领导极大的兴趣。“他说,这个产业有这么好?我说,确实是。眼镜已经不是一个解决视力问题的产品,而是一个多功能的高科技产品。”李小丹告诉他,自己想要做一个上千亿产值的行业。
《丹东日报》随后刊发的报道称,辽宁省领导对国际视光产业园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丹东市招商局当天的会议纪要显示,辽宁省领导当场答复将视光产业园区升级为省级重点园区,免土地出让费,给予贴息贷款……
这让李小丹很激动,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商机。
李小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此时的丹东市政府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落地,“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并且对外发表。”
2011年5月18日,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与李小丹的北京三幸环球光学有限公司签订《投资项目合同书》。丹东临港产业园区下辖丹东新区等多个功能区,其中三分之二多的面积为丹东新区。
该合同书约定了产业园工业用地(86亩)和服务配套区商住用地(86亩)一共172亩用地无偿出让给三幸环球光学公司建设辽宁(丹东)国际视光产业园区起步区项目。在商业用地方面,三幸环球光学公司须在工业生产区主体工程竣工后一个月内,才能取得商业用地使用权。
《投资项目合同书》签订之后,视光产业园随即在丹东做了一次近400人的推介会,这被认为是当地规格最高的一次招商推介会。据李小丹说,全世界来了近400个企业家,在这次推介上,视光产业园与德国、日本等国内外的50多家企业签订了协议,由视光产业园提供厂房,他们来投资生产隐形眼镜、镜片、医疗器械、眼科设备等。
李小丹当时的设想是,他将盖成最好的厂房、提供最好的配套,吸引德国、日本的企业来投资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再由他,向全世界销售。
逆转从市领导变更开始:缴纳土地出让金3年后仍未获净地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
2011年5月末,丹东市主要领导发生变更,时任市长调离。“视光产业园项目就被搁置了半年。”李小丹说,他很着急,多次催促,“得到的回复都是,新任市长要熟悉情况,要重新研究,你先等等。一直就这么等。”
在李小丹看来,“研究”就是“拖”。
“国外的企业都很讲诚信,我跟他们的投资合同都签了,我看这样拖下去不行,便给辽宁省领导写了封信。”李小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辽宁省领导很快批示,并亲自带队到视光产业园开现场办公会。在这之后,视光产业园项目也重新引起了丹东市政府的重视。
2011年11月,新任丹东市市长签发了《政府公文承办单》。不过,这份文件改变了上述《投资项目合同书》中“172亩用地无偿出让”的约定,其中的86亩服务配套商住用地不再免费,须以80万元/亩的价格出让。
“他们研究合同后认为,工业用地可以零地价,但商住用地零地价不妥。”李小丹说,当时股东们对政府这一决定是有抵触情绪的,毕竟原来的《投资项目合同书》里白纸黑字约定好了,基于此大家才来投资的。“我很努力地说服他们,政府有政府的难处,我们也应该适度退让。”
最后,86亩工业用地以每亩19.5万、86亩商住用地以每亩80万的价格摘牌。2011年12月9日,丹东临港产业园区国土资源局代表管委会与视光产业园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2年3月6日,视光产业园分别缴纳了1675万元工业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和6873万元商业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其中,按约定,86亩工业用地零地价,1675万元于2012年3月14日以基础设施补偿款的形式全额返还了视光产业园。2012年3月21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根据双方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2012年3月31日前,政府须将土地净地交付。但直到2013年初,86亩工业生产区用地才开始动迁。
视光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及该工业用地所在的文安村村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3年4月,辽宁省领导到视光产业园视察,头天晚上政府动员村民拆迁,达成拆迁协议;第二天,政府组织的推土机、挖掘机、工程车、拆迁队及武警全部在现场待命。“领导一来,大家热火朝天地开干。然而,领导前脚刚离开,所有的推土机、挖掘机、工程车、拆迁队及武警全部立即撤离。”视光产业园的行政负责人王鹏说,“直到2014年中,才基本完成了工业用地的动迁。”
而另外的86亩商业用地至今一户未动迁。李小丹说,签约当时政府表示,与农民的动迁协议已经签完,只要他们交完钱,商业地块上的住户就会搬走。“结果交完钱之后,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迁,半年过去了,也没有动迁,到现在3年过去了,还没有动迁。”
“动迁是一个全国性难题,很难很难。”丹东临港产业园区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学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业用地由于种种原因,动迁时间确实晚了。同时,因管委会资金困难,86亩商业用地确实未动迁。
吴学连在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的安排下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他表示,根据2011年5月签署的《投资项目合同书》约定,三幸环球光学公司须在工业生产区主体工程竣工后一个月内,才能取得商业用地的使用权。因此,管委会方面所持的立场是,在工业生产区尚未动工的情况下,商业用地未动迁,这是正常地按合同程序走。
“这根本不成立。”李小丹认为,《投资项目合同书》这一约定的前提是商业用地零地价。“政府后来的文件强行了无偿转让商业用地,原来的《投资项目合同书》已经作废,现在这86亩商业用地是我们花钱买的。如果政府同意执行《投资项目合同书》的约定,那就意味着86亩商业用地零地价,6873万元土地款就要返还给我们。”
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吴学连也曾表示:李小丹的钱确实交了,应该给他净地。“但动迁是有钱才能动迁,没钱是动迁不了的。”吴学连说,这一事件导致了企业的损失,“我们也非常理解,但碰着管委会是一个穷家,你说怎么办?”
不满的村民:未获足额补偿,阻挠项目施工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多方采访获悉,86亩工业生产区用地上已经搬迁走的农民,至今仍有1000余万的动迁补偿款没有拿到。
吴学连说,“管委会现在外债很多,确实没钱了。”
已经从工业用地上搬走的文安村村民刘志(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还有几十万的补偿款没有拿到,他的邻居们也跟他一样,大部分的补偿款都没拿到。
因为政府的补偿款未支付完,视光产业园进场施工的时候,受到了村民们的阻挠,搭建好的围挡已被拆除。这也是导致视光产业园工业区至今未完工的原因。
村民们的态度很明确:补偿款一天没补偿完,他们就不可能让视光产业园施工。 文安村的农田早在几年前已被征收,因一直未开发而荒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坚贞I摄
“农民阻挠施工,视光产业园应该来找我们,我们的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去协助他们进场施工啊。但他们没有向我们反映过。” 吴学连说。
在他看来,李小丹是因为资金不足导致的施工拖延。但李小丹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自己曾多次反映情况未果,无奈之下,才写材料向上举报。
在李小丹举报之后,丹东临港产业园区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向上写了一份汇报材料。李小丹提供给记者的这份汇报材料显示:86亩工业用地已动迁完毕,共动迁户数108户,动迁补偿总费用3920万元,其中已支付动迁补偿款2810万元,未支付18户动迁补偿款1110万元。
但无论是文安村的村民还是李小丹,均否定了“动迁户数108户”的说法。根据卫星图像的显示以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文安村走访调查的结果看,在86亩的工业用地上,动迁户数为20户左右。这与108户的说法相距甚远。
吴学连解释说,挨家挨户走点的户数要小于动迁的户数。“一个房子里,可能住着几户人家,例如老人、儿子、姑娘都住一起,就有三个户口。再有,一些农民可能还盖了临建房,农民补偿存在很多问题和多种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此外,据村民的说法,2810万补偿款大部分并未到他们手里。
“那么,他们所汇报的2810万补偿款到哪儿去了?” 李小丹问。
吴学连说:“当然,动迁究竟有没有黑幕,我也不了解。如果他们认为这其中有问题,应该去向纪委举报,查出来我们绝不手软。”
债务缠身的政府:20多家企业、数十亿银行欠款、数十亿工程欠款
李小丹至今不理解,他的土地出让金早已经缴纳给了政府,为何政府却说没钱拆迁。“那钱去哪儿了?”
吴学连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钱用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不只视光产业园,现在正式我们的有20多家企业,都是交了钱没动迁的,大开发、大建设时期,拆了东墙补西墙,都用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了。”这些年,企业给了钱,却没给他们动迁、没交付净地的现象太多了。
这令作为继任者的他们非常头疼。“不只是头疼,死的心都有了。”吴学连抱怨道。
在过去的数年里,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所在的丹东新区,在一片荒滩之上拔地建起一座城市新城,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的多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因为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管委会欠银行贷款几十个亿,拖欠工程款几十个亿。“现在都到了偿还期,管委会根本没有钱。”
“你看看,这些道路都是钱铺出来的。”吴学连指着窗外的马路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按照规划者最初的想法:丹东新区要成为未来丹东新的行政中心、经济和文化中心。主政者希望以现代化的新环境吸引人们纷至沓来,从而提振房地产价格和当地经济。但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因为交通、学校、医院等配套仍不完善,这里的房子入住率非常低,商铺大多空置。在高楼林立的丹东新区,罕见人烟,丹东人甚至将其称为“鬼城”。吴学连说,“‘人流’太少,商户也始终在观望,‘商流’和‘人流’一直在较劲。”
李小丹说,“政府的难处我们当然理解。但我们多次打报告反映情况,政府至今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式的回复。拿了我们的钱3年多,政府哪怕有一纸公函回复,跟我们说句对不起也行啊。为此,我每年要支付1000多万元的利息。”
吴学连说,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例如,我们曾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86亩工业用地收回改成商业用地,再以80万一亩挂牌卖出,拿了钱给他做动迁。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因为现在根本没人摘牌,不要说80万一亩,现在50万一亩都没人要。”
据吴学连透露,如今新区的房子3000元一平米都卖不出去,今年以来,尚未卖出一块地。
新官不理旧政?5年换了两任书记3任市长
在辽宁省的经济版图中,丹东的排名始终靠后。仅以2013年为例,丹东的人均GDP 7918美元,远低于辽宁省的平均水平10615美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官员分析说,“丹东的经济总量太小了,没有龙头企业,没有支柱产业,又是交通上的‘死角’,根本没人愿意来。”
由于紧邻朝鲜,朝鲜半岛复杂的局势一直被认为是丹东经济发展的制约。吴学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很多企业家过来看看就走了,都不敢在这里投资,担心受到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的影响。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过来考察的投资者,但观望者居多,落地很少。
与此同时,丹东市主政官员的频繁更迭,也被认为是影响丹东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不到5年的时间里,丹东市换了两任市委书记、3任市长。“领导们换得非常频繁,最近一次,2015年初,书记、副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段被调走了。”上述不愿具名的当地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这致使很多政策和项目不具延续性。新官不理旧政,这也是导致视光产业园项目久拖不决的原因之一。
据这位官员说,视光产业园提出的完成1000亿产值的目标,也被后来的丹东主要领导看做一个笑话,“因为整个丹东市的经济总产值也才1000亿多一点。”
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罗文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解释道,这个项目引入的时间较早,当初引进这个项目的所有领导均已调走。“现在的领导都是新接手的,都不了解情况。我们总需要时间来了解情况和重新研究。”
而在李小丹看来,这对企业恰恰是致命的,每换一任领导“研究个一年半载”,企业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今年5月,视光产业园将丹东临港产业园区国土资源局至丹东市中院,称其违反合同约定未交付净地,请求判其支付违约金和在规定时间内交付净地。
6月15日,在丹东临港产业园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办公室,该局局长刘玉军拒绝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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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光大安石首席执行官潘颖。
社会财富从不动产向金融资产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行业,即便是告别“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在“资产荒”中也依然存在结构性机会。房地产金融工具就是一个承接这种长周期转移的角色。
2015年11月12日,光大安石首席执行官潘颖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的专访。这家房地产基金在“黄金时代”用8年时间做到了国内行业的金字塔顶尖。出道自国家外储资产管理部门、信奉自上而下投资逻辑与长期配置理念的潘颖表示,光大安石未来将会谨慎地走向一个不动产跨境资产管理平台。
在潘颖看来,房地产依靠粗放式开发与销售赚钱的时代结束之后,游戏规则变成了通过运营能力提升利润,诸如大数据分析、线下与线上互动、提升服务水平、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都是全方位改造传统商业地产的手段。而权衡风险与收益之后,房地产金融亦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房地产金融要挣运营的钱
《证券市场周刊》:如何对现存的各类房地产金融产品进行分类?
潘颖:可以从现金流来源的角度看。像我们的基金主要是持有商业地产项目,靠租金收入产生现金流。有一些金融产品对应项目本身是有销售的,通过开发销售产生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还有一些产品是相当于经营性物业抵押的模式,用成熟的物业作为抵押物来借款,其还款模式主要是靠再融资。其他的由于不符合规定或者杠杆比例不合要求,可能使用信托或资管来作为开发资金的补充,未来再通过销售提供还款来源。大概就是这么几种。
《证券市场周刊》:龙头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向轻资产运营转型,寻求脱手物业,为何房地产基金反而越来越多地持有物业?
潘颖:持有分为不同的模式。如果资产是在资产负债表内,就是一个重资产的持有模式。但我们不是用自有资金而是采取基金的形式来持有。未来我们会把这些基金持有的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在资本市场转让。
《证券市场周刊》: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下行和房地产基金在其中的机会?
潘颖:房地产有很多不同的业态和产品。比如住宅里面分为刚需型和改善型住宅;工业地产包括例如物流和产业园;商业地产又分别包括零售、购物中心、写字楼等;另外还有文化产业。这些不同业态会有各自的周期。房地产的资本密集特征又跟利率、市场流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大的下行周期里就要把握这些规律和细分行业周期做投资。
房地产基金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统一管理的模式。其实对于想转型的房地产公司来说,它们就是渴望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模式。比如万达,它不是不做购物中心了,而是希望继续设计、开发、运营、管理这些购物中心,但只是输出管理服务,由其他投资人来持有这些购物中心。
房地产企业转型就要降低负债率,或者它们有一些优质资产因为运营问题没有形成收入或需要一段时间培育才能形成收入,但被迫出售这些资产,这对房地产基金来说是一个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房地产基金在选择一个开发商合作伙伴时,会考虑哪些核心因素?
潘颖:以我们的角度而言,我们看重的是合作伙伴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体量和规模。
比如重庆英利,英利比不上龙湖和金科这些重庆本土大开发商的体量,但它的优势是定位比较高端,在核心区和核心地段开发持有这些优质资产,能吸引重要的、国际性的企业总部设在里面。上海嘉宝是我们另一个合作伙伴。它们是做一线城市的新城,也在朝着轻资产的模式转型,在住宅开发管理、特别是在改善型住宅方面,它的经验不输一些大型高端房企。
用大数据分析来做运营
《证券市场周刊》:以光大安石为例,房地产基金如何去对项目个案风险进行防范呢?
潘颖:我们对项目进行动态的评估,发现收益率低于预期就进行即时的调整。首先要分析原因,是市场因素还是我们自己的因素。如果是市场的因素,作为一个投资人肯定要承担市场风险。如果是进入市场时的估计过于乐观了,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判断:是要调整价格来实现现金销售,还是持有一段时间、暂缓一下开发的节奏并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后续调整。另外,我们做未来项目敏感性分析时,就可能对市场调整的幅度做更保守的估计。如果是我们自己团队定位或是执行的问题,我们会对团队做调整。
《证券市场周刊》:在中长期看来,随着经济下行,未来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面临变数。如何评估宏观风险对商业地产项目收益的影响?
潘颖:首先,经济下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房地产依然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行业。中国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然后就是如何靠运营能力赚钱了。比如分析商业地产定位,周边是什么样的消费群体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定位。另外,定位也由规划面积来决定,比如一个5、6万方的购物中心和一个12万方的购物中心定位是完全不同的。从拿地到定位,到设计,再到最后招商运营,后期不断地调整租户,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
比如我们刚接手重庆观音桥“大融城”的时候它是个烂尾楼,但现在改造完了在我们的运营下,平均日人流在8万人,2014年它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3亿元。当然也有客观因素,重庆房地产市场本身比较健康,当地商业氛围好,消费增长也非常快。
《证券市场周刊》:您刚才提到客流量和营业额数据,商业地产项目如何提高将客流转化为消费者的比率呢?
潘颖:我们现在是靠对大数据分析来改善运营,提高效益。我们通过科技系统抓取人流数据,对诸如年龄层次、性别比例、平均逛店铺的频率、餐饮消费的频率、在每一家品牌店逗留的时间等因素进行分析。这里的工作量非常大。
比如一个特定的消费者逛某家品牌店,一个月来了三到四次,我们就要求这个店的新品上市频率更快一些,否则就满足不了顾客,无法提高转化率。再比如一家餐饮,顾客一个月来三次四次,那餐厅菜品各方面的情况也要有创新。
《证券市场周刊》:商业地产运营者如何看待来自线上消费的冲击?
潘颖:以我们商业地产项目的大数据分析,我们会了解到哪些品牌受电商冲击比较大,哪些品牌的消费者更注重体验和感受,去做必要的调整。
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线上线下未来肯定要相互结合,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说法。美国的电商排行榜除了亚马逊之外,其他的电商全是基于实体,像梅西百货、沃尔玛这些大的实体店同时占据了电商的前列。而亚马逊现在也开设了线下店铺。
互联网只是一种手段,一个交易的平台,它提高交易效率,提高透明度,减少交易成本。消费需要体验,有一些消费是网上代替不了的,特别像餐饮、儿童用品,还有一些潮品。另外被忽视的是服务水平,中国的购物中心因为服务差因而给人的消费体验太差,特别是传统百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日本很多家庭经营的、面积很小的零售店铺还存在,就是因为他们给人的体验特别好。消费者不仅买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得到某种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电商没有像国内电商这么火爆的原因。所以,随着实体服务水平的提高,互动体验的改善,实体会有它的发展空间。
《证券市场周刊》:房地产基金的投向是否会有一些“雷区”?
潘颖:这需要具体项目具体分析。硬性约束方面,你要看具体的还款来源,项目的位置、项目的价值、能否覆盖你的投资成本。另外是谁在操盘、谁在运营、谁在管理,这些软实力也很重要。
总的来看,我们对酒店抱有比较审慎的态度。酒店业主关心入住率,而为了提高入住率,需要聘请国际上的酒店管理集团,因为它们有庞大的网络优势。但如果酒店要接入酒店管理集团的网络,使用品牌,就需要按照酒店管理集团的要求投资改造。作为业主承担投资风险,酒店管理集团运营得好皆大欢喜,但如果运营不好,则是业主承担风险,酒店管理集团还会收取固定的管理费。
这是普遍的商业模式决定的。所以对于酒店,在我们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之前,投资会比较审慎一些。
获取房地产的配置价值
《证券市场周刊》:商业地产如何在物业的流动性和物业整体价值的完整性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潘颖:我们是不认同把商业地产进行切割销售这种模式的。这个模式下没办法统一运营和管理,如您所说也会降低项目本身的价值,这恰恰是我们非常担心发生的事情。
作为有金融基因的企业,我们拥有资金成本低期长的优势。像我们通过地产基金来持有的上海“大融城”项目,是“7+1+1”的年限规划。所以,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去持有资产,等到资产产生稳定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现金流收益水平再去处置,而不刻意去追求短期流动性。
《证券市场周刊》:房地产基金参与资产证券化有什么要点?
潘颖:通过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转化成新的轻资产的模式会是一个趋势。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产得是收益型不动产(Income Property),不能拿一块地或者一个在建工程来做资产证券化。
目前很多房企想做资产证券化,但它们并不持有收益型不动产。很多人看重万科的开发量和销售金额,这些数字比长实、新鸿基等香港的地产商还要高很多倍,但现金流收益方面万科并不如后者。这是因为万科做的是大规模的住宅开发销售,并不持有这些优质的资产。
很多房地产公司由于资本市场的压力要降低资产负债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在金融方面的优势收购、运营和持有这些资产,最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形式来实现收益,这是我们参与的方向。
《证券市场周刊》:REITs作为海外主要的资产证券化形式,目前在我国有哪些障碍?
潘颖:现在障碍主要是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收问题。因为把一个资产装到一个特殊目的公司里面去做REITs的话,按国内税法的规定,交易的发生和所有权转移会征收,甚至会让整个交易在财务上变得不值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冲税务风险,但毕竟缺乏明确的规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REITs主要还是取决于监管部门推动的力度。
《证券市场周刊》:光大安石做海外房地产投资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潘颖:母公司光大控股是一个跨境的资产管理平台,光大安石也要做一个跨境的不动产资产管理平台。我们在海外的投资目前主要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原来人民币资产多,如果未来人民币汇率还有贬值压力,海外配置需求增加,我们就要做一些调整。
投资本身是一个风险收益的平衡。有一些开发商在海外拿地,打算复制国内的模式,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来说这样复制还不是很成熟,所以现在海外第一步就只做资产配置。从风险的角度来说,我们承担不了海外开发和运营的风险,只愿意承担资产本身的市场风险。所以,我更愿意收购那些成熟的物业。
从国别看,海外目前主要还是在美国。我们在海外的第一单投资是跟KKR合作的一个基金,在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和盐湖城持有18栋单一租户写字楼的产品组合,现金收益率在4%以上。虽然欧洲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说也有吸引力,但人民币对欧元还是升值的,所以对冲汇率风险还会产生一些成本。
《证券市场周刊》:我知道您有一段管理外储资产的职业经历很特别。能否谈一谈这对后来的投资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
潘颖:我在外汇管理总局工作了六年,三年在北京总部,三年在当时初创的香港华安公司。这一段的经历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一种资产配置的视野。
当时我们作为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一线团队,会先理解对宏观和利率走势判断,接下来再做对资产的配置。而且因为有美元、马克、日元、英镑,也有固定收益、股票、另类投资,怎样做到币种的合理配置,怎样做到跨资产类别的合理配置,让我学到了很多。
3个月前,侯小强创业的一款新媒体产品,基于图书和电影的社交APP――“毒药”正式上线。他的另外一家公司――中汇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也在迅速发展。
生于1975年的侯小强,2001年研究生毕业进入新浪读书频道,4年后升为新浪副总编辑,主推新浪博客,使之成为新浪的主要业务。他2008年加入盛大文学担任CEO,5年中盛大文学几乎垄断了国内网络文学业务,盛大文学年收入也从几千万元增长到十几亿元。
而他生命中的另一个节点,是2013年底身陷团队管理漩涡,从盛大文学离职。那之后他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大多都在解释这次风波。
无论如何,10多年时间,侯小强从IT界无名小卒到风云人物,一路顺风,过去的一年是他的一段低谷。
侯小强说,此次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算是他创业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每天都在考虑活着的问题
“我不愿意再做一个体面的、富裕的职业经理人,我要开始新的人生了。”侯小强说,“做同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挑战,人生的魅力在于不确定性。”
离开盛大文学后,大互联网公司的老板几乎都找过他,许以高薪,但是侯小强选择了创业。
站在现在的人生节点上,总结自己的人生,侯小强说,在新浪时,“感觉自己是非常有力量的人”。当时三分之二的频道在他的管理之下,而且通过新浪博客,他与大量媒体人、商人、明星“建立了非常好的通道”。
到盛大文学任CEO,侯小强从媒体人转型成为企业管理者。他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做媒体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主意和兴奋,做企业管理,其实就两个东西:第一,把你的想法砍掉,专注在某一个事上。第二,每天逼迫自己赚钱。”
现在创业,侯小强最大的感受是“每天都在焦虑地考虑活着的问题”。他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在“毒药”上发书评影评,直到晚上12点他还在线与“大神” “毒友”点赞、互动,“有一些时间不工作,就会觉得荒废,会责怪自己。创业就应该这样。”
此外,每天从他郊区的家到公司,路上的两个小时都坚持诵经。
《t望东方周刊》:选择创业,是否因为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毕竟作为职业经理人,只是帮老板做事。
侯小强:别人问我,你的野心是不是赚更多的钱,更能主宰自己?我觉得只说对了很小的一部分。我出来创业,不是因为掌握不了我自己的命运,而是因为我想挑战自己。大家都说,盛大时,陈天桥很强势,实际上我们的沟通是非常友好的。现在只要他来北京,就会和我见面,我们俩特别像师长和好朋友。
《t望东方周刊》:这种职业和身份的转变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侯小强:以前我有两个司机、两个秘书,去哪儿都坐头等舱,住最好的酒店。现在只有一个司机,还不经常用,去哪儿都是经济舱。但我作这种转型特别容易。我觉得,自己比一般职业经理人创业更想得开。有一些职业经理人,觉得出去还是需要面子,不能露怯。我早就不把这些当回事儿了。
我的创业有两个地方,起点比别人高。第一,我资源比别人多,获取资源能力比别人强。第二个,我心态特别容易转换。我找90后聊天,给人家开门、倒水,向对方学习,有人觉得我混得很惨。作为一位70后,我是引领文化的职业经理人,但是那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必须迎合80后、90后。
而且,现在我基本上屏蔽了所有的社交。有时候也很困惑,是不是该和这拨人见见,后来我发现离开我地球照样转,而我也没有失去什么。这是我创业的基本感受。
越受追捧的IP越传统
“我认为中国的电影公司有三代:第一代就是华谊这样的公司,以制作为中心;第二代像乐视、光线,以发行为中心;第三代以IP为核心。”侯小强对本刊记者说。
侯小强的中汇影视公司已经有签约作家近百人,版权作品40部,其中大部分属于系列作品。虽然数量不是最多,但“起码建立了中国最好的IP买手团队”。 2015年4月19日,毒药第一次线下沙龙,毒药联合创始人杨浩讲话
一般认为,对于IP来说,最核心的元素是情节和人物,侯小强有自己的看法:成功的IP最重要的是抓住时代的情绪。
《t望东方周刊》:看你写东西会觉得你是文艺青年,但看你做事,发现你是商人思维。
侯小强:很多人觉得我是文艺青年,其实我不是,文艺青年爱看的书我都不爱看,文艺青年不喜欢的我都喜欢。比如,中国票房高的电影我都喜欢看,有时候我看得要睡着,都津津有味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方法论。我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别人,我找到之后,把别的去掉,把核留下,就是我学到的东西,很兴奋。
《t望东方周刊》:你做过网络文学,虽然摸索出新的商业模式,但也引发一些质疑,比如用大量注水的文字增加收入。如何引导提升?
侯小强:我觉得不要对网络文学寄予太高的期望,网络文学最早的商业模式是,(阅读)1000字付费两分钱。所以出现你说的情况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要赚钱。不能说我要提供精神食粮,就不赚钱。贾平凹、金庸也要赚钱,只不过他们写不了这么长。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靠新的商业模式去驱动。
大家对IP争吵得这么热,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了。最受追捧的IP不是越来越长,而是相对接近传统题材,文笔也都还不错。实际上它是一种网络文学新的商业模式,作者不是靠网络收费而是靠版权,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路。
《t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什么才是好的IP?
侯小强:“网生一代”八九岁就接触网络,他们发现在网络上看到的世界和影视剧呈现的不一样,他们要自己喜欢的世界。因此,影视剧就要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所以IP起来了。有人说IP之争是编剧和作家之争,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好莱坞绝大部分电影都是根据畅销书改编的,如果导演自己编一个故事,通常用于文艺片或者独立电影。
IP现在确实有泡沫,资本、庄家,很多炒作者进来了,价格太高了。在好莱坞,一般的IP价格占整个制作费的1%~3%,中国现在都炒作到5%~10%。我觉得是中国人有击鼓传花的毛病,做任何事情都要搅得天翻地覆,特别不理性。
《t望东方周刊》:你的影视公司有没有受到影响?
侯小强:太贵的我不要。我认为好IP不是价格高的,而是性价比高的。我花了2000万元买一个IP,制作费1个亿,演员2000万元,那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情绪的商机
其实,侯小强很早就签下了号称“微博上最会讲故事的畅销书作家”张嘉佳,但是他并没有购买对方的版权。他不会跟在其他投资者背后,靠高价收购版权,对于IP他有自己的一套考量方法。
《t望东方周刊》:一种声音说,现在因为投资商疯狂地抢资源,中国的IP价值被高估了,实际创造力远没有美国动漫的IP那么强,你怎么看?
侯小强:我这样理解IP:第一,只有经过市场检验的才能叫IP,粉丝多、有点击量、销售量、关注度高;第二,创造独特的形象、独特的世界,才能叫IP;第三,一定有强情节推动;第四,一定要可转化,在中国的现有环境下,可转化成影视、游戏等其他产品。
过去中国的影视剧市场是个封闭的市场,做电影,只要有导演、编剧就可以。但今天“网生一代”已经起来了,电影冲破影视剧由少数人控制的局面。
《t望东方周刊》:有人说,IP之争是编剧和作家之争,你怎么看?
侯小强:现在骂IP的是编剧。IP要经过市场检验,它创造出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变成畅销书了。编剧写一个剧本,不需要检验,只要导演认可就行了。一个剧本放网上,不可能点击量巨高,没有人愿意看一个剧本。所以IP之争是编剧和作家之争。
你看好莱坞得奖的《鸟人》《万物理论》等,还有李安的电影都是小说改编的,美国的很多大片也都是畅销的小说、漫画改编的。
《t望东方周刊》:一般认为人物和情节是IP最核心的东西,但你说有的时候一种情绪也是核心。比如,何炅的电影《栀子花开》算是情绪IP吗?
侯小强:什么叫情绪呢,时代美学,时代的情绪,这个时代的主流消费观众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喜怒哀乐维系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被震撼。情怀是你希望能更高一点,在情绪上面还能有点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文化的从业者、引导者,我得去理解这个时代的情绪。不理解、就拧巴,一拧巴、就会失败。左手情绪,右手情怀,但要把情怀藏起来,情怀要等你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再去展示。
情绪是第一位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名字和歌都可以做IP,《同桌的你》和《栀子花开》确实可以,因为这个里面已经有你的想象力和情绪在了。新华字典可没有情绪。
《t望东方周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是可以把一种情绪做成电影,也可能会有高票房,但是,看完之后很多人都会骂,电影很烂。
侯小强:我跟我团队的人讲,不要随便说烂片。别人在说,为什么票房这么高还这么烂?我们该问,为什么这么烂票房还这么高?我们要理解这背后的逻辑,我们是商人,愤世嫉俗,违背商人的伦理。比如说《同桌的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到电影院的时候,情绪就开始了,我们的互动就开始了,故事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再比如说《小时代》里面,有友情、青春、成长、闺蜜,有小鲜肉,它符合时代的情绪。
有一个投资人要投我的电影公司,他希望我的公司不要做《小时代》这样的烂片。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觉得《小时代》烂呢?他说《小时代》拜金。我说,你说《小时代》烂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说他拜金,我不同意。他为了钱让大家坑蒙拐骗偷了吗?在那个年纪,想有个名牌的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
20%的机会加坚持
“我是处女座的,很没有安全感。”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朋友聚会,侯小强多次这样说。
在日常交往中,他是非常平和的人,侯小强的朋友和下属都这样说。但是在工作中,他很强悍,意志坚定。
“我人生的成就和喜悦,都是来自不断的探索和挑战,那些在不确定中藏着的机会。”侯小强对本刊记者说。
“什么是正能量?挫折才是正能量。”在本刊记者旁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侯小强向员工们强调道。“毒药”刚刚开始了半年的创业团队,员工的流动很大,因此,在会上,他用了很长时间,来讲“心灵鸡汤”以调动团队的情绪。
《t望东方周刊》:你说自己是处女座缺乏安全感,但你做的事情,却不像是缺乏安全感的人做的。
侯小强:我离开新浪到盛大文学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从北京到上海,从一个轻车熟路的媒体到一个看不到前途的行业。确实是冒险,后来离开盛大,也是冒险,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机会都藏在风险之中。
如果一个机会被90%的人看到,就不是机会了;如果被60%的看到,机会就不是我的了。我需要看到30%,但有的人看到20%的机会,就去做了。人家马云看到5%~8%的机会就敢去做。对机会风险的承受能力,决定你的走向。
《t望东方周刊》:这种冒险的动力是什么?
侯小强:在我的方法论里,四个东西特别重要:经验、数据、直觉、想象力。我作所有的决定都是这四个方面综合衡量的结果。
《t望东方周刊》:从盛大出来之后,本来想去美国做访学,但后来决定创业,是哪个因素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