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务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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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以此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01年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简称税费改革)，2006年实施《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简称新机制)，这两项通知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加大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更多体现的是义务教育局部均衡的思想。而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将均衡教育思想作为新《义务教育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其里程碑意义是将义务教育从过去的各白发展走上均衡发展的道路，且该法律中明确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该部法律的实施，对于缩小生均义务教育经费省际差异，推动义务教育全面发展，实现全国性义务教育均衡的影响是深远的。新义务教育法及其相关的政策措施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0年，那么实施效果如何，对缩小生均经费省际差异，推动全国性义务教育均衡是否起到了作用，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对我国进入21世纪颁布的关于义务教育制度改革的实施效果，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税费改革实施效果的讨论结论为税费改革对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异起到了一定作用[}z}，而对缩小地区差异的效果较差。关于新机制实施效果的讨论，基本结论都为新机制的实施对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异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上对义务教育改革实施效果进行对比量化的研究主要是讨论2001年税费改革对义务教育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的影响，以及2006年实施的新机制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对2006年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变化情况目前尚无实证分析。本文通过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来研究新义务教育法实施10年来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

二、计量模型简介

测度义务教育均衡的指标较多，本文选取生均经费指标来进行测度，通过量化生均经费差异来分析义务教育均衡状况。首先使用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来刻画省际生均经费差异的客观状况，其次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差异的变化趋势。选取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量化差异，是因为基尼系数对位于分布中端位置的生均经费变化比较敏感，分析的是相对差异的变化情况，而极差对位于分布两端的生均经费变化敏感，描述的是绝对差异的变化情况，两者起到了一定的互补作用。空问动态面板模型通过添加省际问资源票赋差异和空问相关性来分析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一)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

基尼系数是根据Lorenz Curve(洛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量化相对差异的指标。本文利用教育基尼系数分析生均经费的公平程度，以此量化省际生均经费的相对差异，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xt(i =1,2,···,n)代表各省的生均经费，f}代表全国的生均经费，n代表全国省级行政区的个数，本文讨论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外31个省(市、区)的教育基尼系数。

极差也称全距或范围误差，是量化生均经费绝对差异的指标，是指31个省(市、区)的生均经费值中，生均经费最大值与生均经费最小值之差，是生均经费值变动的最大范围。极差的计算公式为:

  (二)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空问计量分析是由Anselin首次提出，主要用来讨论数据之问的空问相关性[yob，后由Baltagi et al将其分析具体化，YuJHetal研究了如何对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并使用该模型讨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朱国忠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本文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意义在于:第一，引入空问因素反映生均经费的空问效应;第二，我国地域宽广，各个省的资源i}.,:赋状况必然不尽相同，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虑了各个省的白身个体效应;第三，本文数据为1995-2005年和2006-2013年的数据，通过添加空问维度和时问维度克服了样本数据较短的局限。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讨论生均经费收敛性，以此来分析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的实际讨论问题，将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i，表示第Z个省第t期的生均经费;wi,，表示空问权重系数，本文使用空问邻接标准构建空问权重矩阵，即:

其中，几为收敛系数值，必表示收敛速度。}1代表当期空问白回归项，描述的是各省生均经费与当期其余各省生均经费的空问相关程度，若}1显著，则表示生均经费之问存在空问相关性;R3为滞后空问白回归项，描述的是各省生均经费与其余各省滞后期的空问相关程度;C，代表各省不随时问变化的资源i}.,:赋状况，而}t则表示时问效应。

R2和必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指标。若R2显著小于1，则必大于O，认为省际生均经费存在收敛，即生均经费较低的省份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在若干年后赶上较高省份，并且趋于一致;且正值越大，收敛的速度越快。若几显著大于1，则必小于0，认为省际生均经费不收敛，即生均经费较低的省份恒低，生均经费较高的省份恒高，两者之问的差异将越来越大。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5-2013年共18年数据，包括全国31个省(市、区)小学生人均经费数据②。将数据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1995-2005年的数据，代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前;第二部分是2006-2013年的数据，代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将两部分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来检验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效果。使用MATLAB 13和STATAI2.1软件实现模型分析和计算。

国家每年对义务教育进行专项转移支付，用以弥补落后地区由于财政收入不足而导致义务教育经费的较低投入，所以采用财政转移支付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一)相关统计量的测算

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是直观分析生均经费变化的重要指标，可以对生均经费变化情况进行描述，以更好理解全国生均经费的整体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995-2005年、2006-2013年生均经费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随时问的推移都在不断增加。生均经费最大值在1995年为1957元，在2005年为10139元，增长4.181倍;2006年最大值为11840元，2013年最大值为24659元，增长1.083倍，最大值在1995-2005年的增长速度快于2006-2013年的增长速度。生均经费的最小值在1995年为3 73元，2005年为1293元，增长2.466倍;2006年为1591元，2013年为5912元，增长2.716倍。最小值在2006-2013年的增长速度高于1995-2005年。生均经费最大值对应的省份在2007年以前是上海，2008年以后是北京，两者都属于直辖市，且都是经济发达地区。生均经费最小省份在1997年以前是贵州，属于西部地区省份，在1998年后都是河南，属于中部受义务教育人数大省。

(二)基尼系数与极差的测算

从表2可以看出，教育基尼系数在1995-2013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1997，教育基尼系数为0.25左右，属于生均经费省际差异较小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98-2005年，教育基尼系数在1998年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从1997年的0.251增长到1998年的0.387, 其后略有增加，在2000年达到最大值0.406，后基本维持在0.4左右，已经到了生均经费省际差异较大的边缘。第三阶段是2006-2013年，教育基尼系数在2006年又出现跳跃式的下降，从2005年的0.396下降到2006年的0.333，后逐年继续下降，到2013年基尼系数为0.245，处于较平均的阶段，基尼系数的变化说明生均经费省际差异仍然存在，但生均经费省际差异在缩小。2006年是重要的时问节点，2006颁布并实施新义务教育法。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生均经费快速增长，因而地区差异尽管仍然存在，但是扩大速度有所减缓，使基尼系数整体降低。仅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缩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起到一定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基尼系数反映的是相对差异的变化，且基尼系数对位于分布中端的生均经费变化较敏感，而对位于分布两端的生均经费变化并不敏感。义务教育均衡是全国性的均衡，而不是位于生均经费分布中端省份的均衡，下面通过极差来量化两端生均经费的变化，以分析省际问生均经费的绝对差异。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各年生均经费的极差在不断增大，从1995年的1585元到2005年的8847元，再到2013年的18747元，极差绝对值变化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分别建立1995-2005年，2006-2013年生均经费极差的时问序列模型为:

R=679t-1353600

R=1461t-2922000

拟合优度分别为88.57%和92.29%。由此可知，1995-2005年，极差每年平均增加为679元，2006-2013年，极差每年平均增加1461元，极差增长速度变大。从极差的角度来看，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全国各省生均经费之问的绝对差异仍在不断扩大，说明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缩减极端省份差异的效果较差。结合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分析，认为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对于缩小生均经费省际差异并没有起到很明显的作用。

  (三)生均经费差异的变化趋势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省际生均经费差异的影响，计算生均经费的收敛性，以此来分析生均经费差异的变化趋势，通过差异的变化趋势来检验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效果。

1.空问相关性检验。

在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空问白相关性检验，只有数据之问具有空问相关性，才可以使用空问模型进行分析。分别采用Global Moran' s I(全局莫兰指数I)和Geary' C(吉尔里指数C)指数检验空问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两项检验的结果都支持省际生均经费存在空问相关性，可以进行空问分析。省际之问生均经费都是空问正相关，意味着各省对相邻省份的空问影响应该是正向的，即若某个省份的生均经费较高，则由于空问相互影响，相邻省份的生均经费也应较高。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空问相关性只是引发生均经费收敛的诸多因素之一，各省的白然资源、国家政策也是引发生均经费收敛的因素。因此，空问相关性的存在不能保证生均经费的收敛，但空问相关性的存在可以确保进行空问分析。

2.收敛性分析结果。

对数据进行空问相关性检验，得出数据之问具有空问相关性，可以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收敛性分析，以此来检验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分析结果见表So

由表5可知，1995-2005年的几值为2.507,显著大于1，收敛速度为一0.084，得出我国生均经费不收敛的结论，即生均经费越高的省份，生均经费的增长速度越快，生均经费越低的省份，生均经费的增长速度越慢，两者的差异将越来越大。2006-2013年的几值为2.426，也显著大于1,收敛速度为一0.127，说明尽管实施了新义务教育法，但我国省际生均经费仍不收敛，省际生均经费的差异仍将越来越大。两个时问段Rz值的比较还说明我国省际问生均经费的差异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非但没有呈现缩小的趋势，反而在不断扩大，并且扩大的速度在实施后加快了。从收敛性角度分析，我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并没有起到缩小省际生均经费差异的效果。

3.模型稳健性检验。

以上关于收敛性的研究是基于生均经费白身的收敛性进行研究，没有添加控制变量，会使读者对模型的稳健性产生怀疑。新义务教育法中提到中央要加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所以添加中央对各地的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生均经费的收敛性。

分析表6的研究结果，发现添加控制变量和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的结论基本相似，即国家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生均经费并没有呈现出收敛性，生均经费的差异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更进一步验证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并没有使生均经费的省际差异减小，反而在不断扩大。但是需要注意，增加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控制变量后，差异扩大的速度放缓，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减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起到一定的减缓作用，但是由于投入力度不足，还达不到减缓或缩小差异的程度。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从基尼系数看，省际生均经费差异仍然存在，但和前期相比，差异扩大速度有所减缓，省际差异有所减小。而从极差来看，生均经费省际差异仍在不断的扩大。综合两个结果，说明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明显。

第二，从生均经费变化趋势角度检验实施效果，得出1995-2005年省际生均经费不存在收敛性，即生均经费较高的省份，生均经费增长速度较快;生均经费较低的省份，生均经费增长速度也较慢，两者之问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大。而2006-2013年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省际生均经费仍然不存在收敛性，且差异扩大的速度较前一时问段加快了。从收敛的角度分析说明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并没有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第三，在收敛性分析中，添加了财政转移支付这一控制变量，得出结论和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的结论基本相似。但差异扩大的速度略有放缓，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在短期内儿乎不能显现。

以上结论说明从目前看，我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缩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的效果并不明显。当然，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历史欠账积累较多，各地的经济差异、受教育人口差异也较大，所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蹦而就。这就需要精准量化义务教育差异，建立正确、科学、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法规制度，监督和激励各级政府对教育资源公平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

  (二)政策建议

第一，进行义务教育经费标准的精准量化研究，测算各地区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经费，还应进行深入的调研，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标准，这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平分配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第2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物业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又名“业主公约”、“物业管理公约”、“住户规约”、“管理协议”、“区分所有规约”和“管理组织规约”。但规约的概念究竟如何界定,在学术界聚讼纷纭。有人认为,“规约乃规范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使用以及所有关系的自治规则”。[1]有人认为,“所谓规约,是指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就建筑物与基地之管理、使用及所有关系,以书面形式所为之自治规则”。[2]有人认为“,规约系全体区分所有人就其建筑物与基地之管理及使用方法,以书面为一致决之合意”。[3]有人认为,“所谓规约者,乃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合意或集会的决议所定建筑物的管理、营运的根本原则”。[4]有人则认为,“规约乃是全体区分所有人以书面作成有关建筑物或基地或附属设施之管理使用之一种区分所有人相互间事项之合意”。[5]

以上定义有的强调规约的自治规则性质,有的侧重规约的缔结程序和形式。笔者认为,鉴于规约的效力不仅及于区分所有权人,还及于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继受人；鉴于主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规约均不以全体区分所有人一致同意为其生效要件,把规约界定为合同或契约实有不妥。笔者认为,规约有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之别。实质意义上的规约指多数区分所有权人（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决议程序制定的、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使用、维护、管理以及业利义务的、对全体业主具有拘束力的自治规章；形式意义上的规约则指记载该自治规章的书面文件。

以其发生作用的期间为准,规约可分为临时规约和正式规约。前者指建设单位在销售物业阶段制定的、对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作出约定的临时性自治规章。后者指在广大业主入住小区后由业主大会通过的业主自治规章。临时规约是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由开发商起草,并经由业主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时分别签字承诺的程序而被提升为规约。临时规约由于陆续获得了全体业主的签字,似乎更贴近意思自治的真意,但毕竟未履行业主大会的通过程序、未获得全体业主的充分审议与酝酿,因此临时规约应尽早上升为正式规约。

我国《物权法》先后五次提到了“规约”,并在第83条明确要求业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规约。《物权法》颁布后,国务院于2007年8月26日对《物业管理条例》作出修改,充实和完善了有关规约的规定。鉴于《物权法》使用了“规约”的概念,修订后的《物业管理条例》将“业主公约”易名为“规约”,将“业主临时公约”易名为“临时规约”。

二、规约的法律性质

（一）规约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独门独院的单独所有建筑物上,物权和利益关系较为简单,不存在区分所有的法律关系,也无需规约。但在众多业主共居一座建筑物、共享小区共有部分和共用部分的情况下,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日渐复杂,规约的登场水到渠成。没有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也就没有规约。新《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1款明文要求规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规约看似调整人与物的归属与利用关系,实则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规约的实质是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确认与巩固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规约的效力之源。为充分保护小区业主的财产权利，《物权法》第6章专门规定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约的核心价值在于,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度框架内,进一步确认和维护广大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区分所有权仅指专有权而言,即业主对建筑物内专有部分享有单独或单一的所有权。至于该单独所有权由一人所有或数人（如夫妻或家庭成员）共有,并不影响该单独所有权的性质。专有权是业主享有的核心权利。广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则指专有权、共有权、共用权、管理权（又称“治理权”、“成员权”）四位一体的权利。《物权法》第70条也从广义上界定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只不过这种立法表述没有囊括“共同使用权”而已。[6]专有权的行使以各业主取得的专有部分的面积为边界,共有权、共用权、管理权的行使原则上也以各业主专有部分的面积比例为计算依据,但全体业主协议或规约另有约定的除外。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广大业主必须通过规约的弹性化条款详细规定谋求业主利益共享、多赢的法律机制,并明确禁止任何害及特定业主和不特定业主的行为。例如，《物权法》第77条禁止业主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可见,虽然立法者不禁止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但规约有权禁止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因此,规约派生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且为巩固与落实（而非否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而存在。

（三）规约具有自治规章的性质,但与合同有着严格区别

意思自治、物权尊重与过错责任乃当代民法的三大重要支柱。规约是广大业主意思自治的产物。制定和实施规约是业主弘扬物业民主和业主自治精神的重要方式。规约应当囊括业主围绕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使用和管理所发生的各类法律关系,既包括业主对建筑物的单独所有权关系,也包括业户共同体的共有关系,还包括业主共同体内部的治理关系（如业主大会制度和业主委员会制度）等,因此堪称业主共同体的“总章程”和“内部小宪法”。

有学者认为规约是与买卖、金钱借贷等类似的区分所有权人间的契约[7],有学者认为规约与单纯的甲乙两当事人间的契约并不相同,为更加社会化的契约。笔者认为,规约作为自治规章虽与合同同属意思自治的产物,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合同或契约。严格说来,意思自治派生出来的行为自由既包括契约行为自由,也包括多方行为自由。而规约自治恰恰属于多方行为自由的范畴。具体说来,二者有三大主要区别:

（1）体现的当事人意志不同。在不侵害当事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底线下,合同要体现各方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由于业主人数众多、很难获得全体业主的一致同意,规约只需将在建筑面积和人数上均处于多数地位的业主的意志拟制为全体业主的意志即可。因此,规约要体现小区共同体最高意思决定机构（业主大会）的意志,即大部分业主的意志,而非必然体现每位业主的意志。当然,科学而睿智的规约应当尽量把追求全体业主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追求。

（2）相对性的表现形式不同。依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只能拘束缔约各方,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只能为第三人设定利益；而依《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3款,即便没有参加规约制定和表决的业主,也要接受规约的拘束,履行规约规定的义务。实际上,不仅业主及其受让人（包括概括继受人和特定继承人）受规约的拘束,物业服务企业也受其拘束。此为规约与普通的债权契约又一本质区别。

（3）变更程序不同。依合同法一般原理,除经缔约各方合意,合同不得更改；而依新《物权法》第76条第2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3款,业主大会有权根据面积多数决和人数多数决的双重多数决定原则变更规约中的全部或部分条款,即使某一业主不同意,亦不影响规约变更之效力。可见,将“规约”称之为“合同”或“契约”,可以形象地揭示规约的自治性格、私法性格,更加突出业主在塑造和影响规约内容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问题在于,这种松散的概括在法律上有欠严谨。

（四）规约是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立法的细化、补充和变更

作为意思自治的法律文件,规约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立法作出补充和变更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三种情况:（1）在立法者仅作出原则规定的情况下,规约可以在技术操作层面就细节问题作出详细规定。（2）在立法者未作任何规定的情况下,规约可以根据立法者的授权作出补阙规定。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私法自治理念的重要体现。（3）在立法者作出任意性规定的情况下,规约可根据小区业主的意思自治变更任意性立法规定,改采更适合本小区特殊情况、更符合广大业主切身利益和内心真意的小区自治规则。正因为如此,在法院或仲裁机构适用规约裁判案件时,应当重视规约作为物业纠纷裁判准则的重要作用。

三、规约对人的律拘束力

（一）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物权法》第83条第1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7条第1项均从正面规定了业主遵守规约的义务。《物权法》第78条规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3款更明文规定:“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即使某业主在制定和修改规约时发表了反对意见,也要受该规约的约束。该法第77条还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当然,如果规约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业主均有权寻求司法救济。由于业主委员会委员当然具备业主的身份和资格,规约对业主委员会委员当然具有拘束力。

（二）规约对房屋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规约对于直接从开发商手中购买一手房的业主以及从其他业主继受取得二手房的新业主都具有拘束力。规约约束规约缔结时的业主,其法理依据在于业主人头多数决与面积多数决的双重物权民主机制。规约也约束并未参与管理公约缔结的新业主。其法理依据在于,新业主从前手继受取得二手房时不仅取得了对二手房的物权,而且概括继受了前手作为业主的法律地位或资格。既然前手的业主地位和资格中包含遵守规约的义务,后手当然应当履行该义务。该观点可概括为业主地位移转说。在公司法框架下,股权受让人虽非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者,但由于受让了前手的股东资格,当然继受前手遵守章程的义务。由此可类推,受让人在受让房屋之初已默示承诺接受前手参与制定和修改的规约。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物权编条文修正草案第799条第6款也确认了规约对区分所有建筑物受让人的拘束力:“区分所有建筑物之所有人间依法令、规约或约定所生之权利义务,继受人应受拘束。但特定继受人对于规约或约定之内容,以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为限。”[8]由此可见,规约对继受人生效的前提是规约已经获得登记的公示,或虽未获得登记的公示、但继受人对规约内容明知或应知。

（三）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具有约束力

《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虽然明确规定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但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具有约束力,则语焉不详。例如，《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第1款虽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但也未触及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拘束力问题。

物业服务企业既然与全体业主立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之中,则受《合同法》总则的调整,似乎不必遵守业主群体的意思自治文件。但问题在于,物业服务企业在为多数业主提供物业服务时,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倘若物业服务企业在提供物业服务时漠视规约的内容及其背后的主流价值观,就无法为广大业主提供满意的物业服务。因此,从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的法律事实本身可推定其作出了遵守规约的默示承诺。

无论从圆满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角度看,还是从缓解当前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尖锐对抗的矛盾的角度出发,物业服务企业都必须遵守和落实规约。毕竟,接受委托而提供物业服务是一种诚信密集型、风险密集型的商事活动。物业服务企业本应在接受委托之前对规约作出必要的审慎调查,而取得并知悉规约内容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倘若物业服务企业不愿接受规约的拘束,也可放弃提供物业服务的商业机会。对此可采取举轻明重的解释方法。例如，《物业管理条例》第23条要求建设单位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规约予以书面承诺。既然分散的买房者尚应对业已存在的临时规约作出遵守承诺,那些直接面对广大业主提供职业化、专业化物业服务的企业更应作出遵守承诺。

有人可能担心业主恶意滥用制定规约的话语权损害物业服务企业的权益。此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规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保护的法意和主流价值观（包括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的规约条款无效。《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也明文要求规约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对于内容存在法律瑕疵的规约条款,任何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规约条款无效确认之诉,且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对瑕疵规约的司法审查机制,亦未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请求权。建议立法者修改《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时补阙这一立法漏洞,以充分维护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规约原则上不能当然拘束承租人

规约固然可以拘束业主,但在业主出租房屋的情况下,规约是否对承租人具有约束力,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说来,规约原则上不能当然拘束承租人,但规约设定的可让渡义务可籍由租赁协议转移给承租人,至于规约设定的、与使用人身份紧密相连的义务则可直接拘束承租人。既不能认为规约对承租人丝毫不产生拘束力,也不能认为规约中的全部内容绝对都拘束承租人。首先,规约原则上不能当然拘束承租人。这是由于规约的制定和修改主体是全体业主,而非承租人。承租人要参与规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只能从出租人寻求权的授予。承租人仅凭其承租人的法律资格,缺乏制定和修改规约的主体资格。恰恰由于规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无法充分反映和体现承租人的利益与意志,规约只能是业主的自治自律规章,而非承租人的自治自律规章。相比之下,在房屋转让的情况下,由于业主的法律身份直接让渡给受让人,因此规约可以直接约束房屋的受让人；而在房屋出租的情况下,出租人的身份依然保留,出租人作为业主享有的完整物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业利并未当然移转给承租人,因此规约原则上不能直接约束房屋的受让人。

其次,规约设定的可让渡义务虽然不能直接拘束承租人,但可以籍由租赁协议的转化程序,将规约设定的业主义务转移给承租人。换言之,租赁协议可以把规约为业主设定的某些具有可让渡性的义务转化为承租人的约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拘束承租人的法律文件不是规约、而是租赁协议。基于这一法律思维，《物业管理条例》第48条也规定“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约的有关规定。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规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承租人可以通过租赁协议把规约设定的部分义务转嫁给承租人,但无权把自己基于规约承受的义务全部转嫁给承租人。例如,从表面上看,承租人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物业费的行为似乎源于规约设定的义务,实则源于租赁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协议。业主向物业服务企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是规约和物业服务合同为业主（而非承租人）设定的义务。因此,倘若承租人拒绝或怠于向物业服务企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物业服务企业也只能向出租人追偿,而不能向承租人主张债权。当然,物业服务企业、出租人与承租人可以签订三方协议,直接约定由承租人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物业费、进而免除出租人的缴费义务。但此时承租人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物业费的义务产生于承租人的意思自治,而非源于无法体现承租人意思自治的规约强制。此外,倘若三方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免除出租人的缴费义务,在承租人拒绝或怠于向物业服务企业缴费的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依然有权向出租人追偿。

其三,规约规定的与使用人身份紧密相连的、尊重其他业主物权的义务可直接拘束承租人。此类义务虽然拘束业主,但在业主身份与承租人身份互相分离的情况下,此类义务直接拘束承租人。此种义务与其说是规约设定的义务不如说是《物权法》设定的义务。不动产物权包括其他业主对专有部位、共有部位与公用部位的物权也应受到包括承租人在内的其他人的尊重。例如,作为房屋使用人,承租人必须遵守本物业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必须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相邻关系；必须按有关规定合理使用水、电、气、暖等设施设备,不擅自拆改等。倘若承租人擅自拆改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改变房屋外观,应当对其他业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对于业主的同居者承担的此类义务也应做如此解释。至于规约中载明的与使用物业并不直接相关的义务（如按规定交存、管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义务、参加业主大会并予以表决）就不能拘束承租人,只能拘束出租人。

此外,鉴于开发建设单位是小区物业的原始业主,该业主的身份贯穿于物业销售的全过程,甚至在物业销售完毕之后开发建设单位依然拥有对小区部分建筑物的物权,因此开发建设单位也应接受规约的拘束。限于篇幅,兹不赘述。四、规约的生效时间

（一）成立生效主义

规约的生效时间是指规约开始对相关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均未规定规约的生效时间。根据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民事法律行为原则上自成立之时起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44条亦有类似规定。因此,规约原则上应当自其被业主大会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至于业主大会的通过要件,根据《物权法》第76条第2款之规定,制定和修改规约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能生效。为稳妥起见,业主大会通过和修改规约应当作出书面决议,并由参会业主或其人在决议上签字。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推出的业主规约范本将行政机关的审批与入住业主的签字比例共同作为规约的生效条件。例如,深圳市住宅局1996年11月27日推出的《业主公约》第4条第1项规定“,本公约由开发建设单位或受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报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在办理住用手续时由业主签字,并经百分之十五的已住用业主签字后生效”。行政机关批准的好处在于:有利于运用行政保护手段提升规约内容的合法性水准；但其缺点在于:不利于充分弘扬业主自治的精神,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均未将行政批准或行政登记作为规约的生效前提,不能解释为立法者的无心之失,而应当解释为立法者鼓励业主自治和物业民主的良苦用心。当然,为提高规约的公示力和公信力,方便潜在的购房者前往查询规约内容,立法者应当要求规约在行政主管机关办理备案或登记手续。

成立生效主义原则允许买卖双方依意思自治原则,通过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方式控制规约的生效时间。[9]例如,规约可约定该规约在某一时点届至时开始发生效力,也可约定在某一条件成就时开始发生效力,还可约定自其办理公证之日起生效,但所附条件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和逻辑常理。倘若规约本身并未约定规约生效的时间或条件,规约应当理解为自其被业主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临时规约的生效时间

临时规约与正式规约的生效时间并不相同。《物业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规约予以书面承诺。笔者认为,建设单位在物业销售前起草临时规约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要约行为,物业买受人的书面承诺行为可以理解为承诺行为。因此就买受人而言,临时规约自其被买受人书面承诺之时起生效。由于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存在众多业主,业主买受物业的时间和书面承诺时间又有先后之别,认定临时规约的效力只能采取因人而异的态度。具体说来,临时规约并不像正式规约那样对全体业主具有一体适用的统一生效时间。对于不同的业主而言,由于承诺的时间存在先后差异,临时规约的生效时间也会存在先后之别。

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认识偏差。例如,北京市建委2008年1月10日向社会公开的《临时规约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第42条规定:“本规约作为物业买卖合同附件,自物业第一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制订的规约生效之日终止”。此外,建设部在2004年9月的《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第37条也规定:“本临时公约自首位物业买受人承诺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制定的《业主公约》生效之日终止。”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于2005年1月的《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第14条亦步亦趋:“本公约自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首套物业销售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成立并通过《业主公约》后终止。”此种表述的逻辑并不严谨。既然在第一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尚未出现第二买受人或第三买受人,就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临时规约在第一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就已经对第二买受人生效,而只能认为该公约仅对已承诺的第一买受人生效。建议将该条修改为:“本规约作为物业买卖合同附件,自物业买受人分别签字承诺之日起陆续生效,至业主大会制订的规约生效之日终止”。

鉴于实践中的首次业主大会召开难度相当之大,致使大部分业主入住小区与首次业主大会召开之间的时间旷日持久,为便利业主及时根据入住以后物业管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法治框架内灵活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权利义务关系,笔者认为已经签署承诺遵守临时规约的业主有权根据《物权法》第76条之规定修改临时规约。换言之,在临时规约经由业主大会转化为正式规约之前仍然具有可修改的性质。主要法理依据在于，《物权法》第76条提到的制定和修改规约的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此处的“规约”包括“临时规约”；“业主共同决定”既包括业主大会的决策机制,也包括业主大会之外的决策机制。因此,倘若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修改临时规约,则临时规约的修改行为原则有效。

五、规约的可诉性

（一）规约具有可诉性

规约是业主共同体的自治规则,是业主共同体的“根本宪法”。基于契约自由的理念,可以认为生效的合同等于有效的法律；基于物业民主和业主自治精神,也可以说生效的规约等于有效的法律。因此,生效的规约包括临时规约不仅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也具有在物业争讼中辨别曲直、裁判是非的法律功能。规约不仅可以作为判断侵害业主利益的某一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重要依据,也具有较强的可诉性。而其是否具有可诉性即可裁判性,恰恰是检验规约法律效力的试金石。

可喜的是，《物权法》第83条第1款从正面要求业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规约,第2款则从反面规定了违反规约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这种正反呼应的立法方式无疑提升了规约的可诉性。从立法例上看,立法者在提及“法律、法规”之外,对于现实生活中多如牛毛的部门规章的地方性法规都未提及,却对“规约”情有独钟,并将其与“法律、法规”相提并论,可见立法者对规约效力的重视程度。该条款意味着,作为业主共同体化身和代表人的业主委员会以及作为个体权利人的业主均可依据规约主张相应的民事权利。但无论是共益诉讼制度,还是自益诉讼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实践中,规约的可诉性也受到了应有重视。例如,北京市建委2008年1月10日向社会公开的《临时规约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第28条就规定:“业主、物业使用人、开发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规约约定的,受侵害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商事仲裁的框架下,仲裁和诉讼并非兼容。该条款应当进一步规定可供业主选择的争讼解决模式究竟是仲裁还是诉讼。建议规约范本进一步作出明确约定。

（二）共益诉讼

就业主委员会而言,新《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第4项规定,业主委员会负责监督规约的实施。作为规约实施的监管主体,业主委员会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全体业主的利益而对违反规约、损害广大业主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当然,业主委员会并非独立的法人,亦非直接的物业权利主体,因此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有待深入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确认业主委员会的诉讼地位。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第1条就规定:“业主委员会于下列情形下可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以其主要负责人（主任或副主任）作为代表人:物业管理企业违反合同约定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业主大会决定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企业拒绝退出的；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拒绝将物业管理用房和规定的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的；其它损害全体业主公共权益的情形。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全体业主行使提讼的权利”。

笔者主张,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其法律地位可界定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至于业主委员会胜诉或败诉的法律结果当然归属该业主委员会代表的全体业主。倘若由于业主委员会委员违反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诚信义务,导致业主委员会败诉、业主共同体遭受不应有败诉后果的,业主共同体可以追究业主委员会相关人员的民事责任,并将其依法解聘。

（三）自益诉讼

作为个体的业主也有权以规约为依据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倘若某业主在装修时违反《规约》的规定擅自打孔,把楼上业主的楼板打穿,楼上业主就有权请求楼下的装修邻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业主委员会提讼的目的是维护多数业主的财产利益,而业主个体提起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财产利益。因此,业主委员会与业主个体提起的民事诉讼虽有区别,亦有联系。归根结底,业主委员会维护的多数业主利益要落实到每一个业主身上。因此,业主委员会与业主个体提起的民事诉讼必然会存在交叉。

笔者认为,为避免共益诉讼与自益诉讼之间的不必要交叉以及由此导致的重复诉讼现象,应当确立自益诉讼即业主个体诉讼优位的理念。换言之,只要业主个体诉讼可以救济的业利,原则上应当由业主提起个体诉讼主张权利救济。倘若受害业主数量较多,或单独业主提起民事诉讼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或事实障碍（如受害业主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理性冷漠现象）,则应鼓励业主委员会代表广大业主对不法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例如,倘若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在电梯间和小区门口与广告公司合作放置和播出商业广告、赚取利润,业主委员会就有权代表广大业主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把广告费收入按照业主的不同建筑面积转交广大业主。从长远看,修改《民事诉讼法》,引入集团诉讼制度,与业主委员会诉讼制度相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由于规约可以作为业主争讼的裁判依据,为预防、化解和减少不必要的物业纠纷,构建和谐的物业环境,规约的条款应当尽量详细、周密。实际上,规约只有具备可操作性,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争讼。倘若规约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弱,只能滋生更多的争讼。

六、瑕疵规约的法律救济

（一）瑕疵规约救济的必要性

《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规约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反对解释,破坏社会公德,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约无效。《物权法》第78条第2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5款均规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仅提及业主委员会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未提及规约的司法审查机制,更未在严格区分规约瑕疵的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对瑕疵规约规定不同的救济机制。

鉴于规约是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法律关系的总章程,关系到广大业主的切身利益,为构建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业主与开发商之间和谐相处的法治环境,必须建立健全瑕疵规约的法律救济机制。笔者建议,根据规约瑕疵轻重之不同,增设规约无效确认之诉和规约撤销之诉的制度。

（二）规约无效确认之诉

为确保规约的稳定性与公信力,规约的无效确认应当以诉讼为之。规约无效确认之诉针对实体内容违公德、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约条款而言。倘若某规约规定每位业主在装修时可以随意拆改房屋承重结构和主体结构,就属于违反保护他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侵权法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倘若规约中仅有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其他有效条款的效力。

法律规范包含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前者允许当事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变更或排斥此种规范之适用；后者则不容当事人予以变更或排斥。而强行性规范又有命令规定与效力规定之别,违反前者的行为虽应承受一定的法律责任（即公法上的责任）,但行为本身并不因此而失效；违反后者的行为,不但要承受法律责任,而且行为本身当然无效。因此,对于《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提及的“法律、法规”应运用限缩解释方法将其解释为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规定的情形。倘若规约条款违反了强行性法律规范中命令规定的情形,由于瑕疵较轻,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视为撤销原因。

（三）规约撤销之诉

规约不但应当符合内容合法的要求,而且应当符合程序严谨的要求。所谓程序严谨是指通过规约的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仅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程序规则,而且应当遵守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的程序规则。倘若某规约违反了这些程序规则,业主就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例如,根据《物权法》第76条第2款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3款之规定,决定规约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倘若通过某规约的业主大会在召开之前没有及时通知全体业主,或在业主大会上赞成某规约的业主所代表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尚未过半数,或其所代表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虽然过半数、但其总人数仍未超过全体业主过半数,该规约就存在程序瑕疵,任何业主均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注释:

[1]温丰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研究[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150

[2]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17.

[3]戴东雄.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理论基础（Ⅱ）[J].法学丛刊,1984,（3）.

[4]陈俊樵.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组织[J].中兴法学,1987,（1）.

[5]何明桢.建筑物区分所有之研究,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第66页.

[6]在我国,由于实行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制度,业主对小区道路的共同权利不是共有权,而是共用权,即共同使用的权利。

[7]温丰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研究[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151

第3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理论基础

1.起诉便宜主义。起诉便宜主义,指的是检察官虽认为犯罪已经具备法律上的要件,仍可斟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起诉。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看,自20世纪初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轻罪犯罪人的改造,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附条件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2.恢复性司法理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被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以期尽可能地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该制度弱化个人的惩罚,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时候,考虑被害人的需求、被不起诉人的悔罪情况和人身危险性、证人安全、未成年人的矫正等诸多原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社会关系的修复,促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实现。

(二)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基础

2002年3月,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琐事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严重的故意伤害事件。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起诉决定,规定在3个月考察期内,肇事学生必须履行五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个别检察机关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地区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但称谓不一,如暂缓起诉制度、暂缓不起诉制度、缓予起诉制度。2008年,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中专门提出了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做出规定,该项制度正式确立。

刑事司法监督考察机制之借鉴

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即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借鉴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机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日常工作由司法所承担;参与者包括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此外,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如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执行档案,审批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减刑建议等。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监督社区矫正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到实地了解、核实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组织社区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第4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公民隐私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逐步提高。于之相适应，银行适时推出了旨在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存放贵重物品、重要文件、有价单证等财物的保管箱服务，客户认为有价值的物品，包括有价证券、契约、合同、古玩、祖传遗物、名贵字画、金银珠宝、重要文件等任何许可范围内的贵重物品，均可保存在银行专门提供的相当坚固的保管箱体内。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提供保管箱服务的肯定，特别是实行个人储蓄存款账户实名制后，银行保管箱业务越来越多地受到众人的青睐，同时，保管箱业务也使银行获得了较高的中间业务收益，然而，在各商业银行都加大投入参与到保管箱业务竞争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这项衍生业务中存在的有关法律及潜在风险。因为保管箱业务的实际操作中会涉及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比如押租、保管箱合同是否拥有置留权、保管箱失窃、逾期以及法院是否能对保管箱采取强制措施等都没有相关的法律界定。因此，针对商业银行保管箱业务中存在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建议修改相应的法律条文和保管箱合同，并对银行新业务进行立法管理，以促进保管箱业务的健康。

关键词：

保管箱业务； 法律关系； 合法权益

保管箱业务是银行为了满足人们对贵重物品的保护需求而推出的一项业务。银行为客户提供保管箱服务，为客户承担风险、保密义务，客户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收费不考虑存放物品的价值，只以所租保管箱的大小，因该项业务安全、方便、收费低廉，并能保证客户隐私等特点，使得该项业务在一部分大中城市出现了“保管箱热”现象，随着保管箱业务的发展，其作为一项重要的中间业务已成为各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但客户在享受保管箱提供服务的同时，如何规避和防范保管箱业务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了解和掌握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保管箱业务的相关法律规定

依我国现行法律，保管箱中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合同法》、《商业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部法律来调整。

（一）、《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保管箱合同作为一种租赁合同，理应要受《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约束。根据该法第十三章规定，作为出租人的银行有如下义务：按照约定将保管箱提交承租人（客户）使用，并承担保管箱的维修、养护责任，相应地作为承租人的客户有支付租金的义务。一般来讲，保管箱合同是银行单方面预先拟订的格式化合同，因此，它要受《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规定即第39条、40条、41条的约束。根据《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银行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制定不公平的条款对对方当事人，即客户。银行还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客户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客户提出的要求，对该类条款予以说明。根据第40条的规定，如果保管箱合同有关银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客户损失的免责条款，或者有银行免除其责任，加重客户责任，排除客户主要权利的条款，则该条款无效。根据第41条的规定，对保管箱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应按照可能订立该合同的一般人的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银行的解释。并且，对于银行与客户在保管箱合同外另行商定的非格式化条款与原合同中的相关不相符合，则应采用该条款。

（二）、《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1条规定，商业银行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等。根据第3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提供保管箱服务，可见，保管箱业务的客户理应受《商业银行法》的保护。然而，《商业银行法》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参照《商业银行法》第三章“对存款人的保护”第29条、第30条的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银行应具有如下义务：1、为保管箱业务的客户承担保密义务。因为客户在保管箱中存放物品，主要是出于保密与安全的考虑，银行设置保管箱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满足客户对保密与安全的需要。如果银行随意泄露客户秘密，保管箱的功能就无从体现。《商业银行法》在规定银行为存款人承担保密义务的同时，理所当然地应规定银行为保管箱业务的客户承担保密义务。2、尊重客户意愿的义务。《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银行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同样，银行在办理保管箱业务时，也应尊重客户的意志，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客户。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银行为客户提供保管箱服务，客户为此支付一定的服务费，银行与客户的这种关系显然应当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从保管箱业务的实际运作来看，客户享有的主要权利有如下四项：1知悉真情权。客户享有知悉银行所提供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如银行的保管箱设备及人员配置情况等；2、自主选择权。即客户有权自主选择提供服务的银行，有权对服务进行比较、鉴别和选择，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银行的服务；3、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是指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应在平等基础上达到公正的结果；4、获得赔偿权。如果银行未尽管理人的义务，客户可以要求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规定了消费者权利的同时，也专门规定了经营者的义务。根据保管箱业务的特点，银行主要有如下义务：1、全面履行法定义务及保管箱合同约定的义务；2、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银行应当向客户提供有关保管箱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宣传。对消费者关于服务质量、保管费用等问题的询问，银行应作出明确、符合实际的答复；3、保证质量的义务。银行应保证提供服务的实际质量与其以广告或保管箱合同等方式表明的服务质量一致；4、不得单方作出对客户不利规定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保管箱业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保管箱逾期引发的法律问题

保管箱的租赁期满，客户应当办理退租或续租手续，如果客户逾期没有办理退租或续租手续，那么，也会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

1、银行清箱问题。商业银行是法人，开办保管箱业务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客户逾期不办理保管箱的退租或续租手续，银行如果不清箱，则让保管箱长期无偿被客户占用，造成设备设施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银行的经济效益，银行如何清箱，是否违反保密义务，该如何清法？需要哪些程序？

2、银行对保管箱物品的处置问题。客户租赁期满，既不交租也不退租，银行能否将保管箱内的物品拿出来进行处置，用处置存物的价款来充抵客户所欠的租金呢？这类似于法律上规定的留置权。然而，依照我国《担保法》和《合同法》的规定，留置是因保管合同、仓储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当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但租赁合同不在其中，也就是说，在保管箱合同中，银行不享有我国法定的留置权。

（二）、保管箱失窃引发的法律问题

近几年，我国发生了多起盗窃、抢劫银行的典型案例，一般都是针对现金作案，而很少针对保管箱。不过，如果保管箱真的失窃或被劫，那么，必将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如客户的求偿权问题、银行的责任认定问题等。从保管箱业务特点看，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很容易，下面对这些问题的难点加以论述。

1、银行的防护义务标准问题。确定银行在保管箱失窃上的过错，首先就要确定银行应承担的防护义务，从银行的实际运作来看，其保管自己贵重物品所提供的安全防护及设备远远超出其保管箱业务的标准。其次，即使银行达到了防护义务标准，如果因防护设备失灵或保卫人员被打死打伤等原因而导致保管箱被抢劫或被盗，银行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2、举证责任问题。依据传统民法及民事诉讼法理论，客户对自己请求赔偿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对于物品何时被窃及失窃的种类与价值，应由客户负举证责任。然而，保管箱是在银行的实际管理与控制之下被窃，客户根本没有条件了解被窃的经过。因此，由客户负担举证责任，似乎对客户不公平。但是，因银行和客户之间并未登记、验收被保管物品，由银行承担举证责任则更不公平。

3、损失财物估价问题。这个问题的难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管箱存放物品多为难以估价的物品，大多具有非财产上的价值，其价值难以评估；另一方面，银行与客户之间一般没有办理保管物品的验收手续，一旦事故发生后，任由客户申报失窃物品及价值，银行无法接受。

（三）、人民法院对保管箱采取强制措施引发的法律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银行认为，我国法律只规定了人民法院有权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单位银行存款，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银行保管箱采取强制措施，因而常常拒绝协助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执行被执行人财产和获取有关证据材料。我国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肯定人民法院可以针对银行保管箱采取强制措施，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和31条也规定：“被执行人拒绝按人民法院的要求提供其有关财产状况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进行搜查。”“人民法院依法搜查时，对被执行人可能存放隐匿的财物及有关证据材料的处所、箱柜等，经责令被执行人开启而拒不配合的，可以强制开启”。因此，人民法院是可以对银行保管箱采取措施的，银行也有协助的义务。这样一来，同样也会引发一些法律问题。

1、破箱损失的。人民法院对银行保管箱采取的强制措施，是搜查，是一般执行措施的辅助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然后再适用查封、扣押措施，而查询、冻结、扣划银行存款是一般执行措施。由于银行保管箱业务的性质是租赁合同，银行并不占有保管箱物品和知晓保管箱物品，而个人、单位在银行的存款，银行是知悉的，银行对帐户是有控制权的。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强令银行提供被执行人的保管箱的物品内容，也不能要求银行直接主动交出保管物，只能是人民法院自行破箱搜查。人民法院破箱后，势必会破坏保管箱设施，由此给银行带来了损失。对于破箱损失由谁承担，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搜查措施是人民法院的公务行为，由于法院行为导致善意第三人银行财产损害的，应按照《国家赔偿法》由法院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看法认为，人民法院对银行保管箱进行破箱搜查是案件执行的辅助措施，是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然而，让银行去找被执行人要求赔偿损失，如果被执行人不承担损失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则显然不利于维护银行的合法权益。

2、与案件无关的物品的保管问题。人民法院对在保管箱中搜查发现的财产或有关证据材料，执行人员可以立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但对保管箱中搜查出与案件无关的物品，由于保管箱已采取强制开启措施，保管箱不能再使用，银行与客户即被执行人(被搜查人)的租赁保管箱合同解除。这些物品究竟由人民法院还是由银行保管？若由银行保管，租金由谁支付？

三、针对保管箱业务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款。

（一）、防护设置、标准

银行有关保管箱业务的设备及人员配置，应与自己金库的保护设备及人员相当。细而言之，银行应按保护自己金库的保护设备及人员要求，作为保管箱业务的安全保护标准。即使银行保管箱的保护设备和人员达到了标准，除地震、水灾等不可抗力外，银行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否则，应明白无误的告知客户，以尊重客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二）、举证责任的确立

银行与客户应为保管箱的被窃负共同举证责任。银行负责对被窃经过、向公安部门报案及公安部门的现场勘查笔录等事项举证，客户负责对保管物品的来源、品名、数量、价值举证。

（三）、实行保险制度

实行以银行为投保人、以客户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险制度。由于客户在保管箱内存放的物品价值难以评估和证明，从而造成客户的权益难以保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实行保险制度。具体做法是：银行为投保人，客户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由客户提出保险金额并承担保费。遭遇保管箱失窃时，客户应登记申报物品及估价，保险公司则按保险金额给付理赔。上述客户登记的物品应向公安部门办理报案手续，所有权仍属于客户，不因保险理赔而丧失所有权。如果失窃物品被追回，保险人可就其理赔给付向受领人追偿相当数额。这样做，一方面，银行对保管箱被盗被劫承担了赔偿责任，客户的损失得到了补偿，另一方面，被盗被劫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假如没有发生被盗被劫事故，保险公司则获得保费收益。

（四）、完善保管箱合同

一方面，在合同中约定客户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租用人退租时可凭保证金收据取回保证金。如租赁逾期租户未续交租费，银行有权停止开箱，并从其保证金项下扣缴租费。这种保证金额又称押租。出租人取得押租，在租赁关系终了时，如承租人有租金或其他债务不履行，出租人可以扣去相应金额，只就其差额部分返还给承租人。押租的目的在于担保承租人租赁债务上履行。就保管箱而言，主要是迟延租金以及银行在租用人逾期经催告仍不退租或续租时凿箱等费用的支出。另一方面，约定客户租赁到期后一段合理时间(如3个月、6个月等)里如未能办理退租或续租手续的，银行有权邀请公证部门办理凿箱，若欠交租金的，银行有权留置保管物，并以该保管物折价或者拍卖、变价的价款优先受偿，多余部分应当返还客户或者提存。依照传统民法应当允许在法无明定时双方当事人自行创设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这正是契约自由的体现。因为此时银行所设立的权利是符合法理的，所以并不违背公平原则，也不构成格式合同中对弱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因此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五）、法院执行造成破箱的损失

与人民法院协商，破箱损失从执行费中支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申请执行者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应预交申请执行费，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申请执行人先行承担，否则，强行执行程序无法启动。因此，人民法院为执行案件而采取搜查银行保管箱带来的损失应先由申请执行人承担，以便银行及时修复保管箱。最后，由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追索。

（六）、与案件无关物品的保管

与案件无关物品应由被执行人自行处理，也可以再与银行另行签定租赁保管箱合同重租保管箱存放；被执行人不到场无法联系的，可由银行暂保管或提存，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七）、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

商业银行可根据保管箱业务收入额的一定比例，计提风险准备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八）、加快和完善立法建设

保管箱业务已是全国商业银行开办了数年的业务，由于立法滞后，对于押租、保管箱合同是否拥有置留权、一定范围的司法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对保管箱的查询、查封、扣押等权利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泄密和损失怎么承担等问题都没有作出界定，建议修改相应法律和对银行新业务进行立法规范管理，以保障银行、客户、监管部门、人民法院和有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法可依，促进银行新业务的健康。

综上所述，保管箱业务因其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和尊重个人隐私的特点正越来越受到广大居民的青睐，银行也因此扩大了客户群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在实际操作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在实务工作中认真，积极探索，才能创造出一套完整、规范、的制度来指导、规范实践操作，保障该项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

：

1、朱大旗 《金融法》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

2、韩良 《银行法前言问题案例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年1月

3、《全国律考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司法部律师资格委员会编审

2001年4月

4、《商业银行法》2003年12月27修正

第5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教学；改革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21世纪法学教育的闪光点之一。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从仅招收非法学专业的应届学生改革为允许法学本科应届生报考，从而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个专业的区分。由此，法律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就出现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种。

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统称为“法律硕士”，其目的着眼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实务部门工作职业群体。而法学硕士则主要着眼于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

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生教育的任务都明确规定为教学科研部门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即法学硕士），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制度设计”。法律硕士的引进，为我国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模式。然而囿于研究生教学、培养方式的守旧思维，各大高校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情况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趋同，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及职业能力要求也并未在教学及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这一弊端可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层面予以反映。

一、法律实践性教学简述

法律实践教学是指通过讲授法律实务技能、观摩法律实际运用、分析法律事实及诉讼证据、分析案例、法律实务实习和办理案件等亲身体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专业方法、应用能力、职业经验的教学活动。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要通过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专长和职业（技能）能力的教学活动。

二、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性教学之不足

鉴于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专业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学生现状的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应当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践性教学活动占整个专业教学活动中的比重不同。由于教学模式僵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创意等诸多原因，我国既有的实务教学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法律高端人才的需求。

（一）实务型师资的严重缺乏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师资是制约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大学之大，非因其高楼馆舍，而在于其大师也。”对于学校而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教师，缺乏一个良好的教师队伍，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成一大诟病，这一点在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一，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多，各大院校的招生规模基本在50人以上，政法院校的招生规模更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学校教师的增长，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其二，与法学硕士不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教学对实务型导师的需求较大。而受高校法学硕士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对教师考核制度的影响，高校教师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以学术型教师讲授所谓的实践性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实践教学沦为走过场与纸上谈兵。

（二）大班教学效果不佳

受师资、学校教学设施的限制，加之学生人数众多，法律硕士专业的授课多为大班教学，这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以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例，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一个教学班由一般三个行政班组成，上课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如此一来，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资源便严重不足，教师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讲解，教学之间的互动也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够有幸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讲授，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实现教学效果。否则，学生仅仅观摩其他学生的法律实践，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庭审的效果别无二致。以模拟法庭为例，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前需要对案情及庭审相关程序进行学习和规划，方能熟悉庭审的流程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参与其中，扮演某个诉讼参与人才能真正地学习到庭审的相关技能，这一点是消极地作为一名“观众”的同学无法企及的。

（三）实务课程教授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现行的实务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病，这是制约我国法律实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其一、沿袭专题形式的理论讲授。对法律硕士的培养，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区别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与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教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本科“填鸭式”理论灌输或者以法学硕士“专题教学”为主，其他形式的法律实践训练较为少有，不具常态性，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职业化教育的实践要求。其二、案例教学停留在分析层面上。案例教学帮助我们了解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并得出法律结论，具有深化理解的功能。然而，在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案例教学的运用较为守旧，仅仅停留下“分析”上。在这种案例教学中，所提供案件的案件事实是已经确切知道的，在案件描述中已经对案情做出了认定，而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既有事实进行分析、定性并给出法律意见。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任何裁判作出的前提都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相对于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法律结论而言，如何从纷繁的证据资料中提取案件事实并加以评断，显得更加重要且难于把握。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教会学生做简单的法律判断，无法教会学生提取案件事实并通过举证实现诉讼目的，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案件的综合把握能力。

（四）文书写作教学效果欠佳

某法学家说过：“笔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是法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技能。”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法律文书的写作水平。然而，与法学硕士一样，法律硕士专业学生也鲜有人能熟练地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更何谈深谙法律文书写作之道。原因在于，虽然各高校均开设有法律文书的课程，但多采用理论化的授课方式，讲授的内容也多是“法律文书学”，而非“法律文书实践教学”。学生虽完成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却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写过法律文书，教师也不会针对学生写作的文书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没有针对性地教学和实践，学生写作的法律文书自然也难以符合规范。

三、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异化的管理体制缺陷

诚如前文对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弊端的分析，其实践形态已背离了其培养目标，这一异化反映出法律硕士培养深刻的管理体制障碍。

目前国内的法律硕士培养通常由单设的法律硕士学院集中管理，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第一、二学年，学生所学课程完全相同，也无对应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学业的管理停留于研究部及法律硕士学院的统一行政管理与课堂教学安排，而不是个性化、体现法律实务要求的个性化指导。到了最后一年的论文写作阶段，才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导师库中选择相应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由于导师与学生间接触时间短、接触机会少，谈不上相互了解，更谈不上有何感情，因此对论文写作指导、实务指导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出现个别不尽责的导师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学生、忘记指导从而影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的情形，其荒唐可见一斑。这种培养机制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有研究生部及一个法律硕士学院管理，也有论文指导教师，但最后成了似乎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状态，在这种培养体制下，其实践教学出现前述种种弊端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一体制下法律硕士培养毫无特色可言，都是统一的模型塑造，难以培养出创新性特色法律人才；同时导师队伍也缺乏激情，更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逼出导师在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方面的潜能。因此，现行的法律硕士管理体制亟待进行改革。

四、法律硕士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的特色专业方向——西南政法大学的改革实践

针对前述法律硕士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弊端及培养管理体制的缺陷，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广泛调研、讨论，尝试进行改革，这一管理培养方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律硕士培养管理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以优化机制并激发学院积极能动性

各法学二级学科所属学院在研究生部统筹指导下，制订并实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目标明确的法律硕士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主动吸引法律硕士优质生源。研究生部负责各类别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动态竞争，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

各学院应以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本学院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研究生部根据各学院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的实际成效引导各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各学院之间形成法律硕士生源的动态竞争机制，方案实施后的前三年为培育保护期，此期间由学校根据各学院的师资情况、学科发展水平，统一分配法律硕士研究生数额；三年期满后由学生报名选择各学院特色专业方向，达不到30人报名人数的学科将取消法律硕士培养授权。

（三）分类培养，凸显各类法律硕士培养特色

各方向法律硕士培养方案除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作一般性规定和要求外，还应根据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两类法律硕士不同的生源特征和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论文指导等方面进行不同的特色化安排。

以我院（刑事侦查学院）为例，我院的特色在于证据调查、科学证据及司法鉴定实务等，为此为院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证据应用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以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课程为例，其特色性、实务性体现尤其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及例证可以看出，西南政法大学对法律硕士培养方式的分流改革及特色化培养方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法律硕士培养重法律实务的培养目标，而且推进了培养管理的实质性、竞争性、合作性与有效性，而且百花齐放，不仅发挥了各学院学科的积极性及特长发挥，更能满足实务部门多样化的人才细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王琪，董玉庭.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及相关问题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2] 2009年国务院学位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3] 胡弘弘，谭中平.“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4] 何洪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部分法硕培养单位实践教学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第6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主要采取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本科生毕业论文经历选题、开题到撰写完成交由指导教师审查、通过答辩等各个环节，据此认定被考核的学生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要求。由于毕业论文能够训练学生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案例分析、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能够在检验大学生专业素质、学习能力、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毕业论文一直是大学教育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学理论掌握情况、能否运用法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是，当前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考核以论文为主要方式，而且多为理论性研究论文，学生的论文存在无问题意识、无创新观点等问题，教材表述式和资料堆砌式的论文较多;毕业论文拼凑、应对甚至抄袭的情况严重。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学专业本科生的评价标准，也影响着法学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及其社会评价，甚至有人提出取消法学本科教育。

 

二、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的多样化

 

法学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对学生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要求相对较高。笔者认为，改善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过于单一的办法就是设定更为多元的考核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使其能够按照兴趣和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考核方式。结合我国法学教育的现实，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探索。

 

以个人考核与团体考核为标准，可以将毕业考核分为“独立完成型”和“团体协作型”。

 

第一，“独立完成型”可采取调研报告、专题研究、案例分析、法律文书写作等方式。

 

调研报告方式较适用于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类的选题。同时也适用于法理学中人权保护情况、宪法实施问题等须要进行社会调查、联系实际情况说理的选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调研报告重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结论，更注重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了调查的方法、手段，以及通过一手资料对实际情况的进行总结和分析。表面上看，理论难度比不上论文，但是它能较好地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

 

专题研究方式较适用于对特定法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消费者反悔权问题、证券交易合适性原则等等。专题研究要求对具体问题的产生、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域外借鉴等作详细研究，由一点向纵深挖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务实性，更能突出学生对问题细节的考量。

 

案例分析方式即以现实生活中影响较大、较为典型案例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说明法理、论证制度、提出建议，进行法律分析，较适用于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专业的选题。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案例分析不应局限于法条的解释和适用，而是应结合具体情况，提出既有案例对法律适用的疑问和挑战，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较具特色、也较符合“职业教育”目标的考核方式。法学专业的技能教育“既是一种职业操作技艺培养，也是引导学生像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那样思考的逻辑训练”。法律文书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各种法律文书，所以留给学生选择空间也较大。学校也可以根据不同法律文书的难易程度和考察重点，对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法律文书写作进行一定质与量的限制，如限定在公诉书、判决书、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中选择。

 

第二，“团体协作型” 可采取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专项项目等方式。

 

近年来，模拟法庭已作为法学专业必备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各法学院校普及开来。“模拟法庭的建设与运行使其充当实训基地建设的主力军应为理所当然”，时也可为考核方式多元化提供必要支持。以模拟法庭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可由教师指导学生挑选典型案例，由即将毕业学生自愿结成小组，准备相关材料、分饰法庭或仲裁庭的各方主体。在“考试”过程中可通过考察学生们的起诉书、判决书、辩护意见以及模拟法庭程序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说理是否准确、法条运用是否得当，证据与使用是否正确等判断参加学生是否符合合格标准。这种考核方式不仅能够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也是对学生通过专业训练习得法律实务能力的一种检阅。

 

法律援助专项方式可以看成是高校法律诊所教育成果的考察和延伸。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案件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指导教师自己承办的案件，一是与当地司法援助组织合作获得的法律援助案件，而且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后者的数量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法律援助指国家通过一定的专门机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对确需法律帮助的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扶并减免费用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近几年来，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援助活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校通过诊所教育向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既使学校获得了法律教学的实践渠道和案源，使学生充分参加了案件处理过程，提高了其法律实务技能，又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节约了司法资源。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完成情况，来考察学生法学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的水平。当然，是否要通过这样方式进行考核首先应当由学生自愿选择，由于法律诊所课程一般从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大四上半学期结束，所以学生可以申请以自己处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作为毕业考核方式，学院批准后，可以指派考核教师对该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跟踪考核和指导，综合学生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来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的标准。

第7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学硕士 法律硕士 同质化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108-03

[作者简介]程燃，复旦大学高教所硕士生（上海200433）

一、法律专业硕士的培养现状

据统计，在2012年度法学专业排名前十的我国高校中，2013年计划招收了2560名专业硕士，1844名学术硕士（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两所法学专业高校之外，其他高校的专业硕士计划招生人数均远远多于学术硕士，这导致了近几年法律专业硕士的毕业生大幅增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反，法律人才缺乏与过剩的悖论局面却依然存在。一方面，法律专业硕士在就业时面临一定的歧视，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许多企业、生产部门急需大批优秀法律专业人才，如外事、经管等方面的法律人才缺口尤大。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培养方式同质化导致法律硕士的专业交叉优势和就业优势消减，不被社会认同，就业困难。这一点从复旦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统计的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职业分布情况（表2）可以看出，专业硕士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人去了待遇相对来说差一点儿的民企，而学术硕士毕业生分布又很分散，没有实现预想中的提供博士生后备力量的要求，毕业后升学的只占了10%，其他人则挤占了专业硕士的就业空间。这反映了当前的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模式在适应市场需要、适应不同领域职业的需求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在国外，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在学位上处于同一层次，但培养理念和规模则各有侧重与不同，相应的专业划分、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科研和论文要求、法律职业背景、质量评估体系等都有区别（理想的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如表3所示）。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背景下，不仅很多用人单位搞不清楚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之间的区别，就连高校法学院的教师也不能很好地对二者进行区分，往往采取统一的授课模式。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培养目标方面，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有着不尽相同的培养定位。法学硕士设置的初衷是为法律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Academic lawyers）而非实务法律人（Practicing lawyers）。而法律硕士（JM）的培养目标是“为实际部门培养德才兼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传统的法学硕士教育更侧重于学术，而非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法学家；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是法律家（即所谓的律师），也就是既有一定的法律功底，又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从业人员。法律硕士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重应用、重实务，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突出。相比于法学本科的基础通识教育和法学硕士的学术研究教育，法律硕士教育是一种职业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面向各行各业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方面。根据培养目标，法学硕士应当以学术研究为导向，而法律硕士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围绕培养宽口径、重应用、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来进行。对比复旦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所开设的必修课课程可以看出，法学硕士开设的方法课、对比课突出了研究型特点，而法律硕士所设课程与本科生课程较为接近，体现了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差异。但目前法律硕士的课堂教学基本还是遵循课上满堂灌的教育模式，依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学内容也同样是侧重于理论，实践性课程的设置远远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因课程设置没有实现与其他学科和法学知识的有效结合，致使法律硕士的跨学科优势难以发挥。

科研与论文方面。由于两者培养目标的区别，法学硕士的科研与论文多强调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重视理论分析，而法律硕士的科研与论文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律原理和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应通过多分析实际案例来阐述理论。现实中，大部分高校法律硕士的论文要求与法学硕士没有实质区别，对两者的科研和论文要求混同。加上法律硕士的生源是非法律专业本科生，其法律基础知识积累不够，科研能力也难以得到有效提高，导致其实际水平甚至不及法学本科生。这使得法律硕士不能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影响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评价。

质量评估体系方面。英国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法律硕士培养侧重在本科基本训练基础上提高实际运用技能，学生选课通常集中于某一专业方向，只需选择几门课程，并且一般不写论文，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获得学位，通常以法律实践能力为考察核心；法学硕士则需要写论文，但不需要修习过多的课程，通常以科研能力的提高为考查核心。这既适应了不同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又突出了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区别。

二、大学应该培养法学家还是培养律师

有人说过：在教育和道德方面，如果实践是正确的，那么理论就没有意义。为什么要在理论上浪费时间，而不把时间用在探索实用技术上呢@？如何区别培养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更多的“法学家”还是“律师”？这可以从《耶鲁报告》得到启示：“有些操作可能由那些掌握很少或没有相关理论知识的人实施。不了解力的分解定律的水手可以起航；没有欧几里得原理相关知识的工匠可以把他的框架弄成直角；没有学过化学理论的染工可以调制色彩。但这样的劳动者注定是要被其他人限制在狭窄的职业道路上的，他需要那些拥有更加广博科学知识的人的持续监管。如果他想冒险超越既定规则，而没有现成理论做指导，就会盲目、胡乱地工作；通过长期实践，他可能已经达到熟练操作的程度，但业务计划的安排、机械工程的新组合、技术的发现和改进等却通常来自经过更高级和系统培养的人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精于实践、掌握熟练技术的操作人员，即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又需要精于理论且以研究为主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就是学术硕士的培养目标。

第8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硕士　教育　冷思考　过程教育

前言：“热”现象、“冷”问题。

自1996年我国开办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以来，截止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开展了7次授权审批工作，全国共有8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数量日渐增多和培养规模的日趋扩大，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自然会成为培养单位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如何保证和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就更成为法律硕士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怎样通过教育成为“法律硕士”也就成为此系统内的核心问题和关键。基于此，笔者以自己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西北政法大学的实践经验为鉴并放眼国内外，试图找出一条切实有效、确保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教育之路。

1.法律硕士是高层次的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中国的一个教育学上的概念。最初称“职业学位”，原意是指对经过某种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授予的某种职业性学位，并以此作为从业必备的资格条件。它是在结合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实际以及人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相关概念并予以“本土化”的结果，其英文译名是professional degree。根据我国教育界的权威解释，它旨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的训练，在专门技术上做出成果的高层次人才，所授学位的标准应反映该专业领域的特点和对高层次人才在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学术上的要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首先，设置专业学位的耿业一般都是那些专门技术层次较高，有独特的知识领域并有鲜明的实践性的专业技术职业；这种职业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学历起点，既要掌握本职业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接受高水平的职业技能训练。然而有些职业虽然需要较高的职业技能训练，但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如按摩师等，这些职业设低于术科的学位即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设置相应的专业学位。而我们常讲的“职业背景”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这种职业本身对专门人才在知识、技术、能力、素质和职业道德方而有着较高学历上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一般要求硕士以上的层次；

(2)某一种专业学位通常与某一行业或某一职业岗位相对应；

(3)该行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涉及的面比较广，有的还与人类的生命财产关系密切。

因此，专业学位有着特定的职业背景并与某一任职和从业资格相对应，这是专业学位的一个特点。另外，从培养目标来看，专业学位教育还要求培养对象具有应用和复合有机结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即根据相应职业岗位对人才规格和口径的要求，按照“学科群”或“学科领域”设置课程，而不简单地以某个一级学科，甚至某个二级学种来设置课程，旨在保持培养对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从培养方式上讲，专业学位的举办不是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垄断进行，而要求与对应的职业部门(用人单位)密切配合，如法律硕士教育即是由国务院学位办、政法实际部门和法律院校三方共同组成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这一行业性机构进行统一指导的。可见，“专业学位”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法律硕士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概念的一个教育学翻版。它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法律硕士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另一个视角。事实上，法律硕士教育自开办时起，即在“专业学位”这一概念和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它方便地容纳了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并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制度化设计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发展空间。所以，法律是作为专业表现出它的职业性的木质特点和要求，而学位则表现出它的学术理论性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这样，法律硕士教育就必须既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

2.法律硕士教育，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中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①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②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③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④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⑤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可见，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

一般来讲，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从教育的概念和理念出发，我们认为，法律教育是以法律素质为目标，培养“理实兼备”、能直接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特定意义上的法律人。它以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工作岗位为其直接的服务对象并促进其发展：它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重在“应用”、“实务”或“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方面，并在实施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予以体现。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或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典型的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广义上还包括公证、仲裁、调解、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教师等)一般统称“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因此可以说，法律职业的特定要求决定了法律

硕士教育的职业教育性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所言：“法学教育只有依托法律职业，才有生存的正当性。”只要社会需要法律，就要有维护法律运作的法律人，就需要提供培养法律人的有效机制。法律硕士教育正是培养职业法律人的专门机制。归纳西方的法律教育传统，大抵有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训练两个理念上的类型(Ideal type)：相对比较而言，前者的“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学校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因此。实质上，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层次较高的职业教育，而且这并不是凭空臆想的结果，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针对法律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缺陷，确立依法治国战略和现代化建设急需大量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并在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约束下选择的产物。而事实上，培养任何高级专业人才的活动都存在着素质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惟有培养法律人才需要建立素质教育的概念，而培养医生、工程师、教师、商业管理者、艺术家就不存在素质教育的问题。正如霍宪丹教授指出，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的概念应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具有双重含义：一个是从纵向观察素质教育在小学、中学、大学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要求，从这点来说，可以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一种素质教育，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另一个是从横向观察，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专业教育又具有特定的内容和要求。从JM教育看，学科专业中的素质教育要求又具体体现为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在于解决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伴随职业生涯始终的长期过程。所以，法律硕士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它同时还必须完成素质教育的日的和任务。具体而言，它不仅要完成职业的品质塑造，又要完成相当的理论塑造。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而要实现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目的和任务，即使其既具职业教育性、又具学位教育性，其最终和根本在于过程。

3.教育的过程性是专业学位和职业教育的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怀特海认为，过程体现为转变(transformation)和共生(concrescence)这两个不同的但又密切相关的环节。转变，即一种现实体向另一种现实体的转化，它构成了暂时性，因为每一个现实体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灭亡就意味着转向下一个事件；共生则意味着生成具体，它构成了永恒性，因为在共生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都是“现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永恒的。因此，怀特海认为，教育要提供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最根本的是应提供一种“对现在的理解”。因为过去的知识只有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理解，才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包含一切，现在是神圣的境界，它包含了过去，又孕育着未来”。所以，教育的实质和根本在于过程，而教育的过程具体地体现在教育的节奏上。根据我们的理解，教育的节奏简单地说就是教育必须因时施教、全面互动。对法律硕士教育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节奏的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教育者是主导、主动的，受教育者则是主体，却是被动的。而这一对对立统一关系伴随着教育过程的始终。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过程性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承载于制度之中。进而言之，法律硕士教育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过程性是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而诉求的是蕴涵和承载着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制度。

3.1　“入口”量化录取制度。法律硕士的专业性和学位性要求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时，一定要考察考生的法律业务能力，又要考察学位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录取的考生的质量，为以后进一步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考生首先要参加全国联考，考试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线者，才能到学校参加复试，复试方式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笔试主要考察考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法律职业能力，而不是片面地考察考生对刑法或民法等部门法的掌握程度；面试与政治审查相结合，除了主要考察考生对哲学、经济学等知识的理解和洞察能力外，还要审查考生的政治立场、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等。上述每一项复试内容都按一定的量化标准计算出具体的分数，屉后按综合成绩决定是否录取。该制度不仅能考察考生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还能考察考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及其综合素质。

3.2　“双导师”制。法律硕士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决定了必须有相应的培养模式和适应于该培养模式的导师群体。如果让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就像是以同一种生产模式生产两类不刚的产品一样，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基本上都是校内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其他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担任。作为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其法学理论知识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法律实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法律职业思维特征却并不一定具备或厚实。为此，我院先后从当地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践部门中挑选出一部分具有一定法学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专家担任我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与校内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共同组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群体，即“双导师”制。由这两类导师共同指导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法学理论学习和法律实务能力培养，不仅能提高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法学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能逐步培养他们拥有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思维特征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

3.3　实践教学制度。实训教学或实践教学是学位性和职业性物化的过程，是学校培养人才体系中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早已有之。但是，我校目前所采取的实务训练方法是全国首创，即：实务训练是我校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为期6个月的实务训练方可毕业。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以见习助理法官、见习助理检察官、见习助理律师的身份到司法实务部门参加实训，能够真正深入到案件的办理过程之中，并且可以发挥所学之长协助法官正确办理案件。这种实务训练方式，不仅使学生获得了办案经历，而且能从中发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第9篇：法律实务论文范文

尊敬的西南政法大学的各位老师，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接受各位老师的指导，首先我介绍一下本人这篇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背景。

一、我是一九九三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后一直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曾做过法官，现从事律师工作。在从事律师业务尤其是民事诉讼业务中，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大量的民事纠纷，最终债权人能想到的最后救济手段，就是追究债务人股东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如能证明债务股东确实应承担相应责任，债权人原本无法实现的债权可能就会出现重大转机，本人于一九九九年就曾办理过一起追究债务人股东出资不实案件，案件历经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支持了原告方追究债务人股东承担补充清偿未出资额100万美元的民事责任，后来我又办理了多起类似案件，在办案过程中，我发现关于这个领域的理论论述并不太多，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也不一样，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讨论稿中某些内容又十分值得商榷，这一切促使我以这个为命题，撰写这篇毕业论文。

二、从结构来看，本篇论文就股东出资不实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进行了分析，民事责任部分是重点。

（一）从股东出资不实民事责任来看，这一命题显然是属于公司法范畴，从立法领域来看，除了一九九四年施行的《公司法》外，（当时写论文时，《公司法》修改版尚未出台），最高院并未出台《公司法》司法解释，仅是自1993年以来，分别以会议纪要、批复等形式对这一问题有过不系统的一些规定，而某些省高级人民法院比如广东高院2003年出台了《关于企业解散后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指导意见》，另外，陕西省高院也出台过类似的规定，我在对上述法律规定进行研读时，采取的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态度，对最高院及广东省高院一些法律规定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人这些观点对错暂且不论，但确属本人独立思维的产物。

（二）具体地看，民事责任部分，本人提出了以下几个自己的观点：

1．出资不实股东对公司应承担资本充实责任，《公司法》第28条规定存在三大缺漏。需要补充的是，今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第28条对此进行了修改，明确了股东不如实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

2．出资不实股东对公司债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院曾经确定的根据出资是否达到《公司法》最低出资限额而承担连带或差额清偿责任的观点（二分法）存在偏差，应统一适用补充赔偿责任，即要求出资不足股东对公司债务在出资不足数额及利息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出资不实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的是一种侵权责任，是赔偿责任而不是清偿责任。

4．出资不实股东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不应考量债务形成时间，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做出的《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通知》和2003年作出的《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的问题的复函》两个文件中的观点并不正确，债权人是应以债务人应还款时的公司工商登记文件来确定其偿债能力，而不是以债务人债务形成之时确定其偿债能力。

5．执行阶段不应由法院直接变更或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为被执行人，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的规定，剥夺了出资不实股东承担责任前应进行开庭审理的权利，也剥夺了股东的上诉权，民事程序设计不合理。

三、本文在论述出资不实股东的行政和刑事责任时，提出了以下观点：

1．刑法158条和159条，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抽逃出资罪，而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制定的《关于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不应以给公司、股东、债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标准，其次不应以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无法正常经营为标准，第三不应以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从事违法行为为标准。

2．公司法不应对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行为进行区分，规定不同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