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行政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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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兽医主管部门。根据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除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许可外，其他动物卫生许可均由兽医主管部门实施，包括动物防疫条件审批、动物诊疗许可审批、执业兽医注册、以及兽药生产、经营、进口等的审批、实验室生物安全方面的许可，等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的规定，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许可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实施，即出具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包括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许可、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及其、胚胎、种蛋审批、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检疫审批等。
二、动物卫生行政许可的程序
1.申请与受理动物卫生行政许可与其他行政许可行为一样都是依申请而启动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动物卫生行政主体提出申请。申请人申请动物卫生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动物卫生行政主体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申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向申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申请书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第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第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第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第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第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2.审查与决定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动物卫生行政主体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动物卫生行政主体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动物卫生行政主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印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第一、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如《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兽药生产许可证》等；第二、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如《兽药GMP证书》等；第三、动物卫生行政主体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如兽药产品说明书等；第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动物产品实施检疫的，可以在符合加施检疫标志条件的包装物上加贴检疫标志，或者在胴体上加盖检疫印章。
3.审批期限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如，《动物诊疗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应当在二十日内作出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或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对动物卫生行政许可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动物卫生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述规定的期限内，但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如，对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检疫，其隔离期间不计算在法定审批期间内。动物卫生行政主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4.变更与延续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变更是指对获得许可事项的非主要内容的变动，如，取得动物卫生行政许可的单位其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发生变化等；对实质内容的变更，如，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饲养场其饲养地点的变化，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的诊疗场所其诊疗地点的变化，则不属于变更，而应当重新申请许可。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提出申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动物卫生行政许可的撤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对于因下列原因而撤销的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给予赔偿：第一、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工作人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第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第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第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第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此外，对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也应当予以撤销，被许可人因不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被撤销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动物卫生行政主体应当不予撤销。
三、动物卫生行政许可的注销
第2篇：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1978年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
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核心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超级秘书网
5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参考目录：
⑴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整和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2）
第3篇：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一）从协同创新到管理创新
学界认为，协同创新原本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是企业提升投资回报率、增强和谐的组织文化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本质上应是一种管理关系［1］。学者熊励、孙友霞等人对协同创新的研究表明，协同创新正日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主要路径。不管是内部协同创新，还是外部协同创新，都需要企业这一产业组织进行组织、指挥、领导、协调、控制等，这完全是企业管理的重要职能。因此，协同创新是一种管理创新［2］。从协同学理论和国内外协同创新实践来看，所谓协同创新，就是多个独立的、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组织形成的目标趋同、知识互补、运作配合、收益共享的创新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创新［3］。而管理创新原是指企业或相关组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原有的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创新可有很多分类，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知识、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等的创新，其具体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管理思想理论上的创新；（2）管理制度上的创新；（3）管理具体技术上的创新。三者位阶从高到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4］。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的角度看，教育管理是管理者通过组织协调教育队伍，充分发挥教育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信息的作用，利用校内外各种教育条件，高效率的实现教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教学管理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按照教学规律和特点，对教学过程的全面管理；科研管理是遵循科研规律的一种动态的全过程管理。长期以来，无论是教育、教学管理还是科研管理，无论是政府的宏观管理、高校自身的中观管理还是教师的自我微观教学科研管理，都存在着理念落后、方式单一、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弊端，缺乏共享、参与、协作的精神，不单是政府主导的教育思想和制度滞后，而且学校和教师也没有充分发掘利用自身的资源和潜力，闭门办学、闭门授课、闭门研究的做法成为一种难以跨越的藩篱。尽管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科研队伍和科研资源，但却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效率不高。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高等学校担负着不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的重任，但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等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5］。这就要求高校面对国家的创新战略，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创新管理思想，更新管理理念，创建协同创新平台，提高管理水平，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政府部门等展开深度融合。笔者认为，协同创新、管理创新不仅仅是高校自身的单方面行为，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各方参与主体目标一致、相互配合、和合共同，必须在宏观、中观、微观即政府、高校、教师三个维度全方位展开才能臻于实现。
（二）从政府的宏观管理到高校的中观管理再到教师的微观管理
从宏观角度而言，政府应当做好整体部署、政策引导和法规制度设计，统筹规划，主动干预，整合有利于协同创新的各种资源，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和有关的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凝聚共识，通力合作，使协同创新既有制度支撑，又有强有力的管理者、监督者和协调者，通过高效的管理确保协同创新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即“2011计划”）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突破制约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的内部机制障碍，打破高等学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把人才作为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通过系统改革，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活力，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氛围［6］。政府在做好协同创新顶层设计的时候，应当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建立健全人事制度、财政扶持制度，鼓励、引导高校积极参与协同创新。“必须由过去单纯政府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学校、教师个人行为三者结合，必须鼓励三者的协同创新。否则，教师教育改革将处于‘一头热两头冷’、甚至互相扯皮的不和谐状态，从而直接影响改革效果”［7］。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协同创新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管理、协调职能。从中观角度而言，高校作为协同创新平台构建的重要主体，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为平台的运行提供技术、人才、设备等资源的储备，是平台创新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8］。在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的协同创新更为强调的是大学的主体作用，或者是基于大学的应有职能进行协同创新，并在协同创新中增强主体性，发挥指导、参与、控制等作用。高校要从学校内部体制机制的改革入手，克服协同创新的制度障碍，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战略。在构建科技创新平台的基础上，高校还应围绕协同创新的目标，培养高素质的领军人物和专门人才，联合组建创新团队，不断提高协同创新的能力与水平。在教育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上，应更新管理思维，创新管理方法，改革考核评价内容，注重管理的动态性、过程性、开放性，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发展路径。从微观角度而言，高校教师应当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育思想，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在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具体实践，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探索不同学科、不同课程协同创新的方式方法。《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即“高教三十条”）指出，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要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指导学生进实验室、进研究基地、进实践教学基地，支持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早进课题、早进团队。要改革考试方法，注重学习过程考查和学生能力评价［9］。教师的教学改革和课堂教学管理，要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重结果轻过程、重课内轻课外、重逻辑思维轻实际运用的旧思维和旧习惯，把参与性、过程性、动态性等元素贯穿到日常教学、科研工作过程中，以协同创新为思想导向，实现教育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二、协同创新、管理创新视域下的行政法学教学改革
近年来，笔者承担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行政法学教学工作，在国家教育改革、协同创新精神和政策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尝试将新的理念、新的方法融入到教学工作中，以参与性、过程性、动态性等元素为导向，运用多种方法改进课堂教学，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行政法学授课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从协同创新、管理创新的角度看，需要对行政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总结、提炼的地方，确有不少。
（一）宏观视域下行政法学教学改革的协同创新
从宏观角度看，任何一项好的教学改革，都离不开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不能把教学工作当成教师、学校“闭门造车”式的内部行为，而应当把它作为一个综合的、开放的系统。教学离不开各种社会条件的支撑，否则，教育事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在行政法学教学过程中，不断通过各种关系建立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联系，带领学生观摩案件审理、参与行政服务中心行政许可的工作流程，为传统的课堂教学尽可能多打开一扇窗。但同时认为，如果建立与社会各界联系的桥梁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政府的主导，通过明确的政策加以推进，将会大大减少实践教学的沟通联络成本，进而提高教育教学的成效。在这里，宏观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主动介入、主动干预，率先实现对教育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变革，创造协同创新的制度环境，显得十分重要。
（二）中观视域下行政法学教学改革的协同创新
高校作为协同创新的主体，一直将发挥直接的指导、参与、控制作用。为此，高校要推进协同创新，就需凝聚共识，紧密联系实际，制定符合本校特点的协同创新战略。在教学管理与科研管理上，应改革考核评价的内容与方法，注重动态性、过程性、开放性。如，学校教学督导工作不应仅重视课堂教学的评价与管理，还应当加强对课外实践教学的督导，把现场教学、学生实践情况等元素，纳入到对教师的教学评价项目中，丰富评价内容，增加评价手段，改进评价方法，这样才能跟上协同创新发展的时代节拍。
（三）微观视域下行政法学教学改革的协同创新
近年来，笔者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不断尝试采用案例分析法、问题教学法、情景体验法、课题研究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方法，努力使教学过程体现师生之间的协同、学生相互之间的协同、校内校外的协同、教学与科研的协同，改变了原有的“填鸭式”“满堂灌”和教师的“一言堂”现象，以及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重结果轻过程、重课内轻课外、重逻辑思维轻实际运用的旧习惯，课堂教学管理也不再是一种僵硬、静止、封闭的管理，而是赋予了许多生动丰富的内容，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精神，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具体而言：第一，师生之间的协同。师生之间教与学的过程，是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学工作绝不是教师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师生们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任务，教师若要教好课，没有学生的参与、支持，是不可能的事。明确了这一点，就要在思想上树立和学生是一个“教学共同体”的意识，并把这个意识转化为师生们上下协同、共同参与的自觉行动。要努力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系统”中能动的一员，而不是被动的“一大堆”。第二，学生相互之间的协同。学生们朝夕相处，共同在一个集体中求学，他们自身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影响，有时比从老师那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加上他们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思维敏捷，如果老师给他们正确的引导、布置合理的任务，使他们通力合作，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注意利用学生的这一特点，授课前给他们布置小论文、研究专题、社会调查等作业，并以3～5个人为一组，分工协作，让他们分别承担资料收集、内容撰写、PPT课件制作、小组负责人公开演讲的角色，然后根据每组不同的表现给他们打分。通过这种方式，锻炼了学生们组织协调、文献收集与整理、语言表达、多媒体课件制作等多种能力。第三，校内校外协同。法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行政法学也不例外。为增强学生对法学理论和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就必须走出校门，深入社会生活，走向行政执法的第一线，让学生感同身受，积累丰富的感性认识。那种关起门来侃侃而谈、闭门造车式的授课方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近年来，笔者利用自己兼职律师的便利，带领学生到现场观摩法院行政审判厅处理宅基地纠纷、参与人民检察院办理公诉案件、带领学生参加城管局“市民开放日”活动，还受邀为城管局举行讲座等。多种方式与平台的采用，进一步提高了教学效果。第四，教学与科研的协同。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必须从事科学研究，教学与科研始终是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历程中的两个核心工作。教师的专业发展历程是自我专业发展意识、自我认识、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的变化发展过程，是专业自我、专业理想、职业体验的结合体［10］。教学与科研作为大学的两个基本功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学对科研具有促进作用，是科研的基础和保障；科研对教学具有支撑作用，是教学拥有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教师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通过科研带动教学，不断用科研的实践和成果去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共同发展是提高教师个体创造效能和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11］基于此认识，笔者在从事行政法学的教学工作中，坚持教学科研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引导学生申报科研项目、创新创业项目，培养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习惯。本人也积极申报教研课题，发表教研论文，使教学与科研不断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当然，协同创新、管理创新不仅是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校内校外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协同等四个方面所能完全概括的，实践中需要反思、总结的还有很多。
三、结语
第4篇：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摘要：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学科的完善和发展关系重大。传统法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对个体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理论也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一、经济法对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对于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传统法学方法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而经济法学是在传统法学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双重缺陷无能为力的背景下，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建立的新型学科，如果囿于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新视角审视经济法学的特有理论内涵，也难以探索实现经济法学价值目标的路径。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标志。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法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引入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就是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多维度地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等理论进行诠释。本文试图论证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体主义在哲学范围内的发展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争论是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整体主义认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个体主义认为整体主义强调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的存在正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幸福和利益。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互指责对方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着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使得人们难以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情境来解释，因此，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因此，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而且会因为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整体主义方法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认为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属性，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社会整体显着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依此方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三、整体主义作为经济法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界定了研究活动的思维体系、考察研究的切人点、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问题。
(1)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视角之考察
传统民法认为，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要充分保证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会活动参与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学理论的架构往往诉诸于人的生物属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格在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为原则，通过法律关系模式来安排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然而民法忽视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在社会利益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某一个体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场对此冲突无可奈何。历史证明：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个体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动下，沿着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走向了垄断。经济个体合理的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整体秩序，市场失灵了，而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没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于发生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借助新的法律制度来完善其经济管理职能，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法学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经济法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从整体出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
(2)经济法学的理念体系视角之考察
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确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和谐。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具有趋利的本性，如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有遭受损害之虞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个部门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认为个体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进而着重考虑个体利益的保护，因此不过分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而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不足而产生的。经济法学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个体行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肩负着从“社会本位”出发，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整体经济生活的介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稳协调地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增长，以消除个体权利无限制行使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有时需要对个体的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过限制个体的部分自由去为其换取更大的自由，牺牲个体部分利益去为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3)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之视角考察
经济法就是将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条件，及克服市场缺陷的方法等理论的制度化。经济法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与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论主导地位。他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体愿望和追求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民法学认为，经济活动应当排斥国家的干预，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走向幸福和繁荣。
第5篇：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政治学方法论，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34 ― 03
一、我国国内的政府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我国政治学界的有关政府理论的研究，其研究基本上是以“政府要素”考察分析为主，如对政府体制、政府权能、政府文化等进行专题研究等。由于政府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以，尽管学者们各自的研究主题有所不同，但内容上难免相互重复。另外，会忽略政府作为组织的自主性。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先后历经以政府机构精简为重心的改革阶段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的改革阶段之后,世纪之交我国的行政改革在摸索中进入了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为中心的新阶段，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性政府的改革目标。服务型政府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政府作为服务者的角色，通过法定程序并由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国内现有的有关中国政府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即为不是或主要不是从现实政府活动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中考察、总结和归纳政府活动中的一般规律，而是基本上从原则、概念、理论和法律文献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和论证，重点在于解释和说明按照理论原则或宪法规定，中国政府的制度、规则和程序应当这样或那样。虽然，这种对当代中国政府的静态层面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在上述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政府，基于大量的实证资料来对政府活动进行观察、描述和归纳。本文中准备考察的张光教授的《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主要从动态层面，着重考察了居民对服务型政府的评价。同时，张光教授所运用的方法论技巧也是近年来研究政府理论的新尝试。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吸收了国外学者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中国政府问题的传统研究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结构-功能主义则试图将结构和功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政府的各种实际功能以及履行这些功能的相应结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的结构分析和单纯的功能分析的片面性。
二、《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在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新突破
1.张光教授在确定因变量“农村居民”和自变量“对政府满意度”后，文章运用了相关分析模式，从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测试，验证了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
2.使用了抽样逻辑的方法，确定了调查总体与抽样范围，调查问卷中的本地政府指的是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公安、交通、民政、计生委、工商等）。问卷从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维度进行了设计。农村调查样本涵盖了26个省（直辖市），共调查了257个乡镇的1600多名农村居民。从观测对象的总体中进行抽样并可以抽取相当数量的个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所有观察对象构成的整个总体中随机抽取。所抽取的样本，我们能确信所关注的因果关系能够如实反映在样本里，但是即便是随机抽样偶尔也会偏离总体。我们抽取样本时要避免抽样误差，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样本容量或者增加个体的同质性来减少抽样误差。
3.《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以农村居民对政府满意程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了满足研究者了解某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第二，探索开展更为周密的研究的可能性；第三，发展可用于更为周密的研究的方法。张光教授的文章属于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及运用结构性问卷探测这种问题的方法。探索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但其缺点是难以对研究课题提供满意的答案，缺乏确定性同抽样的代表性问题等。
4.张光教授的文中运用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收集第一手数据来描述一个难以直接观察的大总体的最佳方法。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入户调查的长处就是回收率高，从问卷内容来看，访员到场一般会减少空着不填的项目的比例。另外，可以减少答问者对问题的误解。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村居民对与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需求的评价，以此来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农村居民对本地政府的评价。调查方法也有其得失，调查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描述一个大总体的性质。运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采用的样本容量达到1600多名。大样本对于描述性或解释性分析的结果是很重要的。调查的方法也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标准化的要求常常导致复杂的题目流于表面化；其次，调查很难触及社会生活的背景；此外，调查像实验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人为性质。调查不能度量社会行为，而只能收集对行为的自我报告。调查的一般特征是准确性较低而可靠性较高。《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通过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和归因性统计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和期望，并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结果很明显的是其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5.从不可控因素分析、可控性分析以及哪一级政府或组织对农村居民生活影响最大和地区的比较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其中可控性分析包括政府的施政方式和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表1、2（见《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问卷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效率和一些具体的政策等，都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总体评价。
研究报告往往要计算和说明平均数。使用平均数时要注意，它对极端值很敏感。一组数据中极大或极小的数对平均数影响比较大。表中1用容量为3的参照平均值为样本来估计平均值，不仅有平均数还描述了离散趋势。我们在抽样的过程中要注意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抽样误差，另外还要注意代表性和选择的概率。概率抽样的优点是它虽然不能完全精确地代表总体，但由于避免了偏差，可以比其他类型的样本对总体更具代表性。再者，概率论可以对样本的精确性和代表性做出估计。然而如此大量抽样，并且将结果平均，最终得到的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行为的评价差异平均值几乎会如实地反映了整个总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样本量越大，我们每次抽取样本分析关系的差异就越小，对事物观察的偏差就越来越小。
6.《居民眼中服务型社会》表1、2中通过实地研究进行直接观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可以节省经费，如张光教授文中的入户访问调查，只需要研究者本人和他的纸笔就够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缺陷，首先，作为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它很难产生对总体的精确描述。其次，取得的结论常常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确实的结论，即为其准确性、可靠性及概括性。
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常常容易流于表面而缺乏准确性，《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文中所采用的实地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度量方法，使其评价结果具有深度。实地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性，通过比较研究使其结果更可信。但是，在某项观察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概括性的问题，抽样误差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
7.张光教授文中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分析方法，调查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来筛选出对总评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最能够用来解释市民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进入模型，并按照解释能力大小进行排列，而那些不能解释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被剔除。
标准回归系数值β（Beta值）的大小反应了多元自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即为标准回归系数越大的变量，对政府总评价的影响力越显著。（如表3）回归分析技术是统计检验的方法之一，是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检查手段。通过观察数据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技术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观测资料中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不必把这些数据分成单个的小组），并在没有任何其他变量变化，即为其他每一个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因变量和任何特定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估计。但也会产生很大的局限性控制定距层次上测量的变量划分组数会太多，另外，直接保持变量不变会使得研究者用以测量变量关系的对象个数太过于稀少。再者，直接控制会产生对变量关系的多重测量，使得测量结果难于处理和吸收。我们在实验的过程中要注意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将方法和计算机分析作为工具使用，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是什么状态？分析的数据会告诉我们一切。
三、运用科学方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
农村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令农民满意的政府，也有助于政府不断改进其绩效。科学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尤其是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改正缺点，特别是那些我们尚未察觉的缺点，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技巧来规避误差的产生，严谨我们的治学态度。
公民的评价已经成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高民众的满意度，成为政府提高治理和服务水平，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我们通过方法论方法了解到中国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主要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上。
另外，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是对服务型政府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即便有一些基于实践层面的讨论,也多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层面的介绍和分析,真正能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并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不多。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谋发展。离开这一目的,对理论的研究再深入也不会有更多的价值。所以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实证分析也要有所突破,并力争做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而随着现实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逐步展开,可以预计,立足国内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对服务型政府及其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将成为之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