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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地选择;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2-3212-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2.054
Abstract: Using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of 406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ir families in Hubei,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ettlement choice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personal annual income, the main relative location and the native complex. Amo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average annual income was negative, the migrants with lower income we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in-place urbanization, while the higher income were easier to realize remote urbanization. The main relative location and the native complex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ttlement choice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The settlement choice was not only an individual economic decision, but also influenced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and the local complex emotional factors.
Key words: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settlement choice; influence factors; Logistic model
推动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为配合城镇化战略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2014年7月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此次改革的亮点主要在三个方面: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使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变得更容易;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消除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后的不公正待遇;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打消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后的顾虑。此次户籍制度改革较以往更彻底,不仅统一了居民身份,更重要的是实现了附着在身份之上的权利平等。此次改革必然会提升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未来有望逐步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流动。
劳动力的贡献(人口红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劳动力要素在中国也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由于农村转移人口有就地转移和异地输出两种方式,因此农村转移人口既可以就地市民化也可以异地市民化[1,2],在进行落户地选择时有落户省内或落户省外两种选择。正常的劳动力迁移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但是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影响是不同的[3,4],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从微观方面看是一个个体决策的问题,从宏观方面看则是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直接影响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城市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布局[5]。因此,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选择行为的规律性认识,为合理引导其迁移行为、促进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以往的文献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宏观体制的影响、改进和政策布局方面,突出了政府的作用[6],而缺乏对农村转移人口个体市民化决策方面的分析,忽视了农村转移人口的自主性,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分布及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则更是不足[7,8]。本研究试图从农村转移人口个体的市民化落户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入手,探析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空间分布形成背后的微观原因。
1 湖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情况
数据来源于对湖北农村转移人口及其家庭信息的问卷调查。将农村转移人口界定为居住在农村的一年内在外务工超过6个月的未享受高等教育的人员,这些人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以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也是未来有可能转变为市民的主体。调查对象为随机选取的湖北省十余个地级市的406个有效样本农村转移人口及其家庭,为避免样本的相似性和重复性,调查的每一个农村转移人口均来自不同的家庭。调查时间为2014年8-9月,调查主要采取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其中,406个有效样本中愿意市民化的有216个,占53.2%;不愿意的有180个,占44.3%;不确定的有10个,占2.5%。新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湖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具有如下特征。
1)湖北农村转移人口落户省外的比重超出20%。劳动力的贡献(人口红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关系到人口输入地和输出地的人力资本和可持续发展,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方面。调查结果显示,216个愿意市民化的农村转移人口中有146个愿意落户在省内,占比67.6%;有48个愿意落户省外,占22.2%;还有10.2%的人不确定自己的落户地(表1)。
为进一步了解落户省外的农村转移人口的个体信息,课题组对落户省外的48个农村转移人口样本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发现落户省外的湖北农村转移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0岁,高中学历者占60%,年均务工收入为6.1万元。可见,落户省外的农村转移人口是湖北农村转移人口中素质较高、年纪较轻、经济实力较强的一部分人。
2)湖北农村转移人口落户省内的主要原因是主要亲属关系在省内、省内生活成本低、房价相对较低以及乡土情结的存在。在选择落户省内的146个农村转移人口样本中,有64个样本是因为务工地在省内,占比43.8%;有82个样本虽然务工在省外但在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时仍会选择定居省内,占比56.2%。落户省内的农村转移人口有一半左右是在省外务工回乡定居的人。农村转移人口选择在省内落户的原因是多样化的,最重要的是主要亲属关系在省内,比重达到100%。另外,84个样本是因为省内生活成本低,占比57.5%;78个样本认为省内房价较便宜,占比53.4%;62个样本是因为有乡土情结,不舍离开家乡,占比42.5%;12个样本认为省内环境较好,占比8.2%(表2)。
农村转移人口在做出市民化落户地选择时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其中家庭因素是首要因素,生活成本、房价等经济因素以及情感因素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为推进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依据,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又要考虑情感因素等多个方面。此外,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也体现在是否能包容更多的人居住,市民是否能安逸地居住。
3)湖北农村转移人口省外落户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选择落户省外的48个农村转移人口样本中,分别有18个样本将落户地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占比37.5%,落户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数占据了样本总数的75%,有12个样本落户于其他外省,占比25%(表3)。
2014年7月的新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各地政府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及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使得跨省迁移变得更容易。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薪资待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优于内陆和沿边,必然会刺激农村转移人口向沿海地区跨省迁移。特别是年青的农村转移人口在进行落户地选择时会因为更多的考虑就业机会、发展前景而选择落户沿海地区。
4)湖北农村转移人口省外落户的主要原因是发展机会大、工作在省外以及薪资待遇高。在落户省外的48个农村转移人口样本中,有44个是因为工作在省外,占比91.7%,绝大多数落户省外的农村转移人口都选择了工作地点作为落户地,这也说明了就业机会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落户地选择具有决定作用。而且选择工作地点作为落户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发展机会多,薪资待遇高。湖北农村转移人口选择落户省外的共同原因是认为省外的发展机会大于省内。另外,48个样本中有32个样本是因为省外的薪资待遇高于省内,占比66.7%,有10个样本觉得省外的环境好,占比20.8%(表4)。
表4反映了农村转移人口在做出市民化落户地决策时首要考虑的是落户城市是否具有发展机会,落户省外的湖北农村转移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青年人最关注的就是未来的发展。另外,薪资待遇和环境也是被考虑的因素,虽然省外的房价与省内房价相比不具有优势,但是由于落户省外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年均务工收入为6.10万元,高于整个样本的平均值4.73万元,所以即使房价较高,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薪资待遇抵消了房价对农村转移人口落户的抑制。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研究对象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即决定农村转移人口选择就地市民化还是异地市民化的原因。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根据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结果,解释变量确定为落户地的平均房价(具体数据以落户地的实际房价为准)、农村转移人口的工作地、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亲属所在地、农村转移人口在外务工的年均收入、家庭在外务工人数、农村转移人口的年龄、乡土情结等7个变量。由表5可知变量的定义、取值。表6为上述非虚拟变量的统计描述,由于有22个样本不确定自己市民化的落户地所以予以剔除,剩下样本数量为194个。
2.2 计量模型与分析结果
根据对变量的定义和取值,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和落户地的平均房价、农村转移人口的工作地、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亲属所在地、农村转移人口在外务工的年均收入、家庭在外务工人数、农村转移人口的年龄、乡土情结之间的关系,以及被解释变量的特征(只有就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两种情况的虚拟变量)建立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Stata11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表7)。
从计量结果来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主要受到个人年均务工收入、主要亲属所在地和乡土情结的影响。第一,年均务工收入对落户地选择的影响为负,即收入较低者更多地选择就地市民化,收入较高者更容易实现异地市民化。因为异地落户面临更多的费用,经济成本可能更高,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农村转移人口一般会选择在本地实现市民化,而有条件的高收入者则会选择异地市民化。第二,房价、工作所在地并不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地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这也说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不仅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其他一些情感因素、人为因素比如主要亲属所在地和乡土情结也是落户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主要亲属所在地也是影响落户地选择的显著变量,且具有正向影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不仅是个体决策,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在进行个体决策时往往会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和情况,即使自己工作在外地,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还是选择回乡定居。第四,乡土情结也对落户地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乡土情结较重者更多愿意就地市民化,乡土情结较轻者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异地市民化。所以,对家人的牵挂和自身乡土情结的存在使大多数农村转移人口选择了就地市民化。第五,家庭在外务工人数和农村转移人口的年龄对落户地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进行市民化落户地决策时更多地会考虑整个家庭成员的意愿和整个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仅仅只是农村转移人口自身的意愿,所以务工人数和年龄并不能显著地影响落户地选择。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显著地受到自身务工收入、家庭主要亲属所在地以及乡土情结的影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不仅是一个个体决策,还是一个家庭的集体决策,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还受到情感因素、人为因素的影响。理解和分析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地选择有助于加深对其规律的认识,并有利于合理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迁移行为。因此,为从政策层面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正常流动,促进地区城市化的有序形成和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各地政府特别是劳务输出大省应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本省的竞争力。因为农村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落户地选择时首要看重的是当地的发展机会和薪资待遇,只有富有就业机会和满意的薪资的地方才能留住人口,有了人口才有城市化的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泉[9,10]。
2)由于农村转移人口在进行市民化落户地选择时会考虑主要的亲属关系是否在当地以及乡土情结等情感因素的存在,各地政府特别是劳务输出大省应该打“亲情牌”,鼓励农村转移人口家庭的整体迁移,留住本省的农村转移人口。在福利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村转移人口还是会选择就地市民化。
3)各地政府应该根据新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积极落实本省的户口迁移政策,贯彻落实新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即让城市真正留住农村转移人口,改变农村转移人口以往“离土不离乡”、“候鸟式迁移”的行为和农村社会“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现象[11-13],用优惠的落户政策吸引农村转移人口家庭的整体迁移,留住本省农村转移人口,从而实现人口的正常迁移和各地区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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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海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新上海人”打开了落户大门――居住证积分入户制度启动。当年7月1日,《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实施,居住证积分时代正式到来。
事实上,近十年来,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增长迅速,目前外来常住人口总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外来常住人口的密度与比重均居全国之首。
上海市政府这样解读《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实施宗旨:探索特大型城市人口管理之路,为来沪人员提供透明的、可预期的未来和尽可能好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
根据这一办法,持居住证的人可根据国家和上海市规定,享受子女教育、社会保险、证照办理、住房、基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达到标准积分120分的居住证持有者,所享待遇与上海户籍居民基本相同。
居住证积分入户制度实行一年多,对于积分制细则却一直争议不断。近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了两项相关的问卷调查,一份是关于“完善居住证积分制的民意基础”,另一份是“上海非户籍人口的户籍心态”。通过1500个问卷样本分析,了解市民对现行居住证积分制的看法,以及非户籍人口如何看待户籍政策等问题。
“唯学历论”
根据居住证积分落户办法规定,积分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和一票否决指标组成。
基础指标包含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指标。
其中占分值最高的是教育背景。持证人按照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取得的被国家认可的国内外学历学位,可获得积分。积分标准从低到高依次为:大专(高职)学历,积50分;大学本科学历,积60分;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积90分;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00分;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10分。
而在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指标中,取得技能类国家职业资格一级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可获最高分值,140分;取得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类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且专业、工种与所聘岗位相符,可获得积分,从15分到100分不等。
就目前的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来看,年限的起步分值只有3分,技术技能起步分为15分,学历起步分值50分。学历具有很高的权重,应届本科毕业生或拥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非户籍人口,基本上都能达到享受准市民待遇的积分标准。
而那些没有高学历但已为上海服务多年,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可能获得的积分则比较低。比如,一名在上海工作20年的普通技术工人,他能获得的分数基本上就是3分×20年+15分(或30分)=75分(或90分),远远达不到120分的标准分值。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这一政策取向有异议。调查者中有78.8%的本地户籍居民认为,作为户籍政策标准,“有一技之长比学历更重要”,而不同意者为21.1%。这说明,本地户籍居民认为,上海吸纳外来人口的标准不应该“唯学历论”。
同时,上海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控制人口,但不控制人才”的城市人口发展战略。从目前的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办法来看,本科学历者基本上被视为上海城市发展欢迎的人才,而根据上述问卷调查结果,80.9%的户籍人口赞同“将本科学历作为上海人才引进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太低了”。这说明在本地人心目中,本科学历者不宜等同于上海需要的人才。
获益差别
问卷还调查了本地户籍人口对普通劳务工作者的态度。普通劳务工作者包括家政护工、环卫工人、快递员、保安、保洁员等,以及无照的自雇业者,如没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流动商贩等。
调查发现,61%的本地户籍居民认为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普通劳务工作者,46.3%的人认为普通劳务工作者对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而认为他们影响社会稳定的比例仅为7%,认为他们增加了上海的财政负担的比例只有2.3%。
由此可见,提供劳务的普通体力劳动者对上海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他们对上海的贡献也得到了本地户籍居民的普遍认同。
但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居住证积分制度中却处于不利位置。比如,对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就业于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和“工作并居住在远郊重点区域”这三项以年限积分的指标,分值的获得都有限,每满一年只有2分到4分,且都要满5年后才开始计入总分。
因此,未来居住证积分制应不应该考虑如何在学历之外制订更多元、有效的评价标准,尤其加强对劳务工作人员类的规定标准的探索,是值得研究的。
非户籍人口对户籍政策满意度分化较大
问卷对上海非户籍人口的户籍心态做了专项调查,通过对城市非户籍人员有关户籍政策、户籍改革以及落户意愿等户籍心态的研究,以当事人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民间版本的另一种解读。
对上海户籍政策的总体满意度方面,35.60%的非户籍人口表示“一般”,“比较满意”的约为28.48%,“比较不满意”的27.24%,“非常不满意”的占5.58%。
总体来看,对于现行户籍政策持满意态度、中立态度和不满意态度的上海非户籍人口几乎各占1/3,说明这一群体对于户籍政策的满意度呈现出较大的分化。
谁最想取得上海户口
此外,问卷还区分了不同年龄段的非户籍人口对取得上海户口的意愿强弱。
数据显示,31?45岁的非户籍人口取得上海户口的意愿最强烈,比例达66.92%;30岁以下的人群次之,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6.58%;而比例最低的年龄组是45岁以上的人群,他们愿意放弃家乡户籍与土地等利益而获得上海户口的比例为42.11%。
负责项目调研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朱志燕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非常复杂,而非户籍人口子女就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Pierre
里约奥运会的预算一再增加,到了今年4月上升至194.5亿美元。而6月公布的预算显示,巴西已经为奥运会的举办投入了至少110亿美元。对于经济陷入萧条的巴西来说,它需要不断压缩开支,比如开幕式的预算就削减了一半。
数据显示,里约奥运会大部分支出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共计123亿美金,建设奥运比赛场馆支出为35亿美元。此外,赛事运营各项支出达到37亿美元,包括安保支出16.5亿美元、政府办公支出9亿美元,以及技术支出7亿美元等。
近250家公司为里约奥运会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比如,老牌电信设备公司思科在里约安装了超过60吨的设备为奥运会增建网络。已为多届奥运会提供计时装置的欧米茄(Omega),这次带来了包括光感应终点摄影机、电子眼、违规起跑监测系统等重达450多吨的高技术计时设备。欧洲的IT集成商 Atos则开发了一个比赛管理系统,以支持比赛的规划和运营。
IT技术的引入,让这届奥运会呈现出来的竞技画面更加完美了。这得益于美国Getty Images公司应用的全新机器人拍摄技术。这些智能机器摄像头安放在20个场馆中,摄影师可以预先设定摄像头的拍摄角度、模式,并在比赛过程中远程控制摄像头360度转动,以此呈现比赛的各个瞬间。而过去摄影师往往会预先摆好摄像设备,拍摄过程中仅能调整摄像机的焦距和曝光 率。
现场观众的观看体验也获得了提升。射箭项目在传统靶纸上添加了传感器,箭头击中靶标时信号会亮起,1秒后即可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成绩。相比于此前的纸张传感器,甚至更早期裁判通过特质望远镜人眼判断,新技术让整个比赛不再拖沓。重回奥运家庭的高尔夫球项目则引入了新的记分牌。记分牌放置在4个专用球座上,并安装了雷达测试系统。球员开杆后,它们可以为观众呈现开球速度、开球距离和高度的预估值等信息。
比赛成绩的精度因技术的加入得以提升。游泳运动员触碰池壁触摸板后,水下数字计圈器就会自动更新圈数。游泳起跳台配备了全新的传感系统,可以确保运动员在相同时间内听到比赛开始的哨音,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失误。田径赛场的终点线,设置了每秒可拍摄1万帧照片的终点摄像机,能更精确地判断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名次。
实际上,奥运会的技术支出正逐届增加。奥运会主办方需要对比赛和训练场馆的技术和设备现代化改造,包括数据处理系统、比赛结果传输和电子显示等。8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技术支出为4.8亿美元。而4年后的东京,这项支出或许会再创纪录。
《第一财经周刊》记者 智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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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学子:二三线城市房价调整已从按月变为按天,幅度已经由几百变成几千,地产泡沫的疯狂已超出了政府的掌控,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已经气势汹汹……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巨大成功让政府变得超自然地自信。敬畏自然,尊重规律,因势利导,或许是政府应该学的下一课。@央视新闻 @财经网 @第一财经周刊
RE:政府不爱听这些。
停云止水大官人:@第一财经周刊 有一个小建议,将图例放在下方可能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呢。
RE:有的是放在图表下方,有的是在上方,的确下方更适合一点,搁上方还得抬眼看。
庭有南木:表白一财,这期超级好看(当然了往期也是啦),圈圈画画用了大半天才看完。没拍照放图是因为都被我剪开收集起来啦哈哈[好爱哦]@第一财经周刊
RE:是真爱,鉴定完毕。
读者来信
小感受
你们好!
能否多关注一点风雨飘摇的实体经济?当然是民营实体经济,国有垄断实体经济不参与市场竞争,不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以参照国有实体经济制定的政策、法律都是不全面的,有些是专家们的自娱自 乐。
实体经济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产能过大造成的供大于求?大部分实体经济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在我们看来更多的是那些不差钱的国企重复投资造成的恶果,大部分民营企业会自我调节,不会死磕没有供给侧这个问题。
一财关于民企的内容很多,但是我觉得不够。首先谁能够代表民营企业?我觉得产出在5000万元左右,税收在200万元左右或者更低的民企在大部分县城才算是“明星”。它们构成了我们目前地方经济的大部分,它们是市县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它们。没有它们就没有阿里巴巴,没有它们产生的就业机会就没有小城市房地产稳定需求。
谈谈自我感受,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是三方面:1.资金:小地方四大行的网点少或者没有,或者有网点有没有权力,或者有奇怪的资料要求从而提高准入门槛。中行一个小小的车贷竟然要省里批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信用社一支独大,利息非常高,民间高利贷顺势而上。这是不是专门为遏制民企设的局?2.劳动法等法律政策:专家搞了绝大部分民企都不能够执行的法律,是挂在大部分民营企业主头顶上的一把大斧头!是大部分民企有问题,还是那些法律专家是国外派来的?呵呵!还是为下面的钓鱼执法埋下的伏笔?很多民营企业主担心继续固定资产投资,如果秋后算账那就是往监狱前进!哪个不怕晚节不保?民企大部分员工是农民工,很多还是农闲时间上班,怎么界定工作规范?央视宣传的农民致富带头人哪个能够执行劳动法?还有目前的残疾人方面,一方面为了申请福利企业,看上去平平常常的清水衙门残联―呵呵,你懂的!残疾人指标好难搞,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力关心残疾人形象却大力推进企业收费,不遗余力增加企业负担,好奇怪!3.教育和人才是实体经济需要生存发展的核心支撑。现有的人才机制基本是老毛后期老邓初期时代的。现在的教育体系?哎―技能,职业化教育,人才配比?没有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德国、日本的职业化教育都非常好,怎么就这么难学呢?虽然人口出生率降低,但是毕竟是人口大国,基础建设大潮过后,就业怎么办?一方面是大把的人,一方面是技工奇缺!没有技工队伍的培养,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家专门的职业教育形式化,却依赖企业承担国民职业教育的责任,真是奇怪啊!
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梦想,每一个人和财富都没有仇,在个人追求财富的同时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企业主,在实行个人财富梦想的同时奉献了社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一不小心成为仇富者攻击的对象。那么社会信仰的缺失、舆论主渠道的不明朗是否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阴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20多年的个体户,我是有感而发,随便一说,一财是国内财经老大,希望记者们能够多写一些影响财经进程的文章!
此致敬礼!
―凡夫俗子
RE:感悟非常直观,忧患意识跃然纸上,谢谢你恳切的来信以及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朝这方面努力的。
资本的短视
一财哥:
表衷心的话即使肉麻还是要说:哥,我是你的脑残粉,从创刊号开始。当初介绍我认识你的爱人走了,但是你留下了,始终陪伴我,带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感谢!
最近看崔鹏老师的《日元还会上涨吗》,感触颇深。日本央行在做在飞机上撒钱的事,难道中国央行没有?我是宁波人,今年宁波地王频出,让我明白谁才是金主―央企,宁波一块又一块地王的制造者,直接把面粉炒得比面包贵,让普通老百姓担心手里的货币贬值,蜂拥而入。刚刚了公布7月的信贷数据,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只有4636亿元,环比少增9164亿,其中居民中长期贷款4773亿,这告诉我们两个信息:1.老百姓现在很多都在借钱买房,加杠杆买房;2.实体经济又差到了一个新高度,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扩大投资了。
资本总是短视和逐利的,中长期的引导还是要靠国家、靠政策,不然短视的资本泡沫催生的怪物终究有一天会带来灾难。我是不是有点担忧过度了啊,希望不会如此。
―Lesley
RE:谢谢你的告白。过去的爱人走了,新的爱人还会来的。你对经济的担忧很正常,保持警觉之心是好事。感觉我们的国民真是操碎了心。
积分落户
一财报道“北京积分落户细则”,在征集意见稿8个月后,北京市政府正式了积分落户细则。这份名为《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然后又开始有钱有权人的造假了,就和汽车摇号是一样的!各种造假,比如什么创新评选,造假投资个啥公司,造假个荣誉表彰,造假年龄记录等。
―安东尼斯Adonis
RE:呃,也不要如此悲愤。这种乱象有没有积分细则都有可能存在,公允地说,并非是细则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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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上的乒乓球选手
乒乓球赛场上,认真投入的运动员们在打球时一不小心就容易被拍出扭秧歌既视感,特别是马琳老师,不考虑发展下其他项目吗?
求贤若渴,特定人才买房五年可落户
对于上海而言,无论是户籍政策,还是房地产政策,都可以极大挑动人们的敏感神经。一条“在临港新城买房5年可落户上海”的消息前些天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根据会公布的细则,这样的说法存在一定的误读。
“临港三十条”中规定:临港地区重点机构引进的紧缺急需人才可直接落户。临港地区企业、重点机构引进的紧缺急需专业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可以申办人才居住证,享受上海市市民同等待遇。在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制度中,对工作和居住都在临港的,可专项加分。目前,在上海申办常住户口,一般需要持居住证7年。专项加分后,转户口的年限可相应缩短。
除了户籍优惠外,为吸引和集聚人才,临港新城在其它方面也不遗余力。在人才引进方面,对引进的高端人才,在国家、市、区奖励的基础上,临港管委会另外给予区级同等的奖励。高端人才和总部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对区级的新增贡献用于奖励该类人员;对重点基础教育、医疗机构的人才,每月给予临港津贴。在住房和养老保障方面,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以购买公共租赁房、个人可以购买“双定双限房”;率先在临港地区试点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和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
所谓“双定双限房”,“双定”指的是限定区域和对象,“双限”指的是限定价格和年限。目前制定的“双定双限房”主要面向三大人群:一是张江地区的创新创业人才;二是与大飞机产业有关的人才;三是临港地区包括综保区、原新城区、原产业区的这些人群。“双定双限房”三年内均价为7500元/平方米,10年内不得上市交易。公共租赁房三年内均价6500元/平方米,现在只能单位购买,可用于员工生活。十年后单位可以出让给员工。
临港新城“双特”政策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能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到此工作落户直至购房。
但专家提醒,临港新城“双特”政策在利好楼市的同时,要防止短期内的市场炒作。
不惜工本,资金扶持助力产业发展
相关负责人透露,预计未来3年,临港地区将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1000亿元,未来5年则将达到1800亿元左右。
市政府法制办张忠玉副主任介绍,根据“双特”政策加强临港地区财政扶持的规定,《上海市临港地区管理办法》在第六条作了三方面规定:一是设立临港地区专项发展资金;二是加大市级有关产业支持专项资金向临港地区倾斜力度;三是要求浦东和奉贤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专项资金市级出资在保持第二轮专项资金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将注册地和经营地均在临港产业区内的企业缴纳的新增市级税收收入部分,核定一定比例,经市政府批准后,用于增加专项发展资金。浦东新区、奉贤区对于临港税收区级所得部分全部留在临港地区。临港地区内土地出让市、区两级所得收入,在扣除国家及本市规定计提的专项资金后,全部用于支持临港地区发展,切实做到“临港钱临港用”,市区同步支持。
同时,为推动临港地区真正成为上海面向未来的重要发展引擎,“双特”政策提出:要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海洋经济产业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和发展生产业、城市功能性生活业两大配套产业。
首先是扶持高端制造业发展,资金支持方面,在市、区进行倾斜扶持的基础上,临港管委会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7大类项目。在金融支持方面,设立以国资为主的10亿元种子基金,吸引带动社会资金设立100亿元临港产业基金。新兴产业方面,本市承接国家17个重大专项的项目以及航空零部件配套、新能源装备、工业机器人、精密制造、电子信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优先在临港布局。市级财政安排的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10%,由临港地区管理机构根据上述专项资金规定的用途统筹使用。
同时,大力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如在“三新”企业方面,扶持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等“三新”企业、软件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生活服务业方面,对具有连锁品牌的城市生活服务企业和社区商业必备业态,给予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奖励。另外,据悉16号轨交线有望2013年建成试运营,届时人们出行会更加方便。
为什么是临港地区?为什么是“独有少有”?
会上,记者们针对临港新城和独有少有政策之间的联系等连续发问。
问:现在上海已经确立了6个下一步发展重点地区,包括迪斯尼、后世博,其中也包括临港。到目前为止,唯独针对临港地区推出了特殊的政策,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肖林:这个问题非常好。现在讲的世博园区、虹桥商务区、临港地区等六大区域是上海今后5-10年,或者说是到2020年前的新增量部分。从主要功能来看,前五个区都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临港地区是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区域范围大、空间大,有315平方公里,发展后劲和潜力巨大,这是临港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目前临港有四大独特优势:区位优势、成本优势、体制优势以及基础优势。经过近年来的开发建设,临港地区已经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和较高的发展起点。但从发展阶段来看,临港地区目前还处于大规模投入、大规模开发阶段,所以市委、市政府明确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临港地区发展,这也是市委、市政府出台“双特”政策的主要因素。
问:30条中有的是全国独有,有的是上海独有,充满创新性,能否请朱书记具体举例介绍一下?
朱嘉骏(临港地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刚才提到“双特”政策设立产业专项发展基金。在上海市产业发展的“大盘子”中,这次市委、市政府切了一块给临港。市级财政每年安排的5亿专项资金和临港管委会每年安排的5亿元专项资金,共同组成临港地区每年10亿元的产业专项发展资金。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是,因为临港离市中心较远,过去新闻媒体报道员工早晚上下班像潮汐一样,势必会制约临港的发展;现在,临港要产城融合,把在临港创业、工作的人留在临港。这次就推出了人才居住证加分政策,公共租赁房,双定双限房。在临港地区,规划建100万平方米双定双限房,现在正在建6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以吸引创新创业人才今后到临港生活工作。概括来说,我们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产城融合、人才集聚、服务配套四方面。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制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土地流转随之加快,并呈规模化和多样化趋势,如何因势利导,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已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 望江县土地流转现状
望江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全县10个乡镇,129个行政村,农业人口57.5634万人,耕地面积75.866万亩。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传统农业生产中摆脱出来,常年性地转移到城镇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由此腾出一大批闲置土地在村组农户之间自发或有序流转。据调查统计,到今年2月底全县耕地流转面积达33.6538万亩,占集体农用地总面积的35%,涉及全县的129个行政村,4.6186万农户,主要形式为转包、出租两种形式,面积分别为20.3538万亩和12.3745万亩,分别占总流转面积的60.48%和36.77%。其中流转期限1年的占15.3259万亩;流转期限2年的占3.1776万亩;流转期限3-5年的8.3392亩;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占6.8111亩。我县实行5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农户有1168户,经营的土地面积达27.7441万亩。这些流转面积都是流转双方之间自发进行的,只有少数镇、村在流转中参与了协调。
2 望江县农村土地流转存在问题
现阶段,望江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尚处于农户自发和流转无序的状态,还存在流转行为不够规范,因土地流转引发的矛盾纠纷较多,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流转土地使用效益不高等诸多因素,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不断加以解决。
2.1 部分群众存在三个疑虑
一是,对流转本身心存疑虑。一些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不清、情况不明,特别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不甚了解,担心流转后会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影响切身利益。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严重,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二是,对流转价格存在疑虑。从全县流转的情况看,不同的乡镇、不同的地段、不同的经营模式,土地流转价格也不一样,有高有低。同时,国家对农村实行“一加一减”政策(增加涉农补助,减轻农民负担),农民承包地不用负担什么费用,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加之土地流转市场日趋活跃,大家对土地租金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三是,对流转年限存在疑虑。农民流转承包地怕期限过长。期限长了,流转收益不好测算,特别是怕村组调整土地时吃亏,怕有流转纠纷;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担心找不到事情做,回乡后怕流出去的土地要不回来,没有地种,不愿将土地流转长时间。目前,农民承包的土地流转合同一般是一年一订,长的3-5年;村集体发包的土地期限一般在5年左右。而流转主体考虑到规模经营的稳定性,心理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之间的差距较大。
2.2 流转主体存在四大困难
一是,集中连片流转难。目前大部分土地流转都是自发行为,涉及千家万户。这种情况下,一旦个别农户不愿意流转,规模经营就可能“流产”或受到影响。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难。尽管这几年骨干水利条件不断改善,但农田水利基础仍然薄弱,流转主体从事规模经营同样要“靠天吃饭”。他们有心改善农田基础设施,但由于承包期限短,没有稳定预期,不愿投入;或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没有能力或不敢投入。三是,贷款融资难。农业是个弱质产业,一方面,生产周期较长,比较效益低,回报见效慢;另一方面,流转主体从事规模经营前期投入较大,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但是,因为缺乏有效抵押物,他们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影响了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四是,晾晒仓储难。水稻集中收割、脱粒后,因为没有足够面积的晒场晾晒,没有仓库储存,很容易霉变造成损失,很多流转主体只好将稻子尽快处理,直接卖给农业龙头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在价格上往往吃亏。这些在种植大户和农村经合组织中表现更为突出,对其发展影响尤甚。
2.3 地方政府存在三个不到位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乡镇、村干部普遍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成流转双方的经济行为。大家都知道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但因土地政策较敏感,且没有硬性指标要求,乡村两级对土地流转持谨慎态度,一般很少主动参与,即使参与也是流转主体找上门请他们出面协调工作。二是,政策引导不到位。近几年,县委、县政府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也出台了一些激励政策,但工作导向还不够鲜明,既没有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又没有相应机构和人员管理,土地流转缺乏统一指导和监管,导致操作程序、合同管理不规范,容易引起纠纷。三是,流转服务不到位。主要表现为土地流转信息不畅,纠纷调解难。由于供需双方的信息不能及时沟通,许多农户有意流转土地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难以找到有流转意向的农户,造成转入转出两头难。发生纠纷时,没有专门管理服务机构调解、仲裁,特别是目前流转大多是私下行为,一旦产生纠纷,更是难以处理。
3 推动望江县土地流转的几点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推进望江县农村土地有序高效流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为发展方向,着力在政策引导、规范管理、延伸服务、优化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3.1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配套政策
一要,摆上位置。推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建设必须经过的一道“坎”,是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对全县发展具有牵动性作用。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将该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纳入年度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二要,广泛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讲《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政策,把土地流转政策和规模经营的好处宣传到村组、到农户,使他们消除误区、转变观念。三要,完善政策。按照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原则,尽快制定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和扶持政策,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价格、程序、管理和服务等作出指导性规定。对符合农业产业规划、达到一定面积的规模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奖补,引导各类主体投资现代农业,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
3.2 健全管理机制,规范流转行为
一要,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县、乡(镇)成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村级成立土地流转工作站,配备专门人员和力量,具体负责业务指导、流转服务、合同管理、纠纷仲裁、监督执行等方面的工作。建议将土地流转服务纳入为民服务全程范畴。二要,以实施流转合同制和备案制为重点,在尊重群众意愿、保障流转双方利益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合同签订,建立登记备案制度,探索实行风险保障金制度,推进土地流转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三要,建立信息网络,建议以村为单位收集土地流转信息并建立台帐,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库,在县政府网站开辟专栏即时土地流转供求信息,以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信息不畅的问题。四要,全面落实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位”,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让群众放心流转,同时也有利于村组进行土地调整,实行集中连片流转。同时允许村组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对土地集中流转地块上少数不愿流转的农户,可按照“就便、同质、等量”的原则,由村级组织给予承包地置换;对弃耕抛荒一年以上的承包地,可由村级组织给予流转。
3.3 提升服务水平,促进科学发展
在继续搞好政策、法律、信息、科技和生产环节服务的同时,注重研究解决土地流转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规模经营水平。一是,强化规划引导,完善制定县域农业发展规划,优化产业布局,明确各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以规划引导土地流转,以流转促进规模经营,打造优势特色产业板块。二是,改善规模经营基础设施条件,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地方,在农田水利规划设计上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在项目立项上要优先支持。同时落实规模经营主体配套用地政策,对流转期限在5年以上,合同规范、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各类经营主体,允许其按照经营面积的1-3%安排附属设施用地。三是,重视农产品流通环节服务,引导流转主体与农业龙头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及时为他们提供农产品供求信息咨询服务,防止“谷贱伤农”。四是,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将流转主体纳入重点服务范围,允许有条件的流转主体开展信用合作,多渠道缓解融资难问题。五是,探索建立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财政补贴、商业保险政策,降低规模经营风险。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望江县土地流转形式多样,但是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开展的规模经营不仅容易被群众接受,而且在资源整合、科技创新、产业提升上优势明显,代表着土地流转方向,要大力培育,给予重点扶持,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等方式走合作化、规模化经营道路,激励合作组织因地制宜开发经营优势特色农业、拓展生产加工领域,使其成为引领农民发展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六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体系建设,加大对乡镇、村仲裁人员的业务培训。
3.4 促进农民转移,创优流转环境
促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关键在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拓展土地流转空间。一要,建立健全农民就业培训体系,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有针对性地加强技能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提高培训实际效果,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二要,加强就业服务网络建设,及时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引导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他们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增加收入。三要,逐步推进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住房安居等配套制度改革,给予进城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准许农民携带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城落户和定居,并依法享有和承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从根本上减轻他们对土地的依附,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永久性、实质性转移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OL].http:///,2002-8-29.
(一)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0.7亿元,增长15%,超计划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7.4亿元,增长5.1%;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11.3亿元,增长18.4%;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332亿元,增长12%。农业保持平稳发展。积极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粮食产量26.9万吨,油料产量9.8万吨,蔬菜产量72万吨,肉、奶、禽蛋产量达到7.2万吨、12.5万吨、0.7万吨,分别增长6.4%、10.8%、20.9%。工业发展稳中有升。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家,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356.3亿元,增长20.3%,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6.2%。经济开发区完成工业增加值197.8亿元,增长26.7%,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55.5%,已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三产业繁荣活跃。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顺利推进。乡村游、农家乐等生态休闲旅游不断升温,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981.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6.2亿元,增长20.6%。
(二)投资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增长释放新动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28亿元,增长31%,超计划11个百分点。其中:市属完成投资424亿元,增长35.3%。23项重点监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1.5亿元。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46%,第三产业投资增速较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较上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种类日益丰富、社会各项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和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1.3亿元,增长17.1%,超计划1.1个百分点。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8.2亿美元,增长22.3%。招商引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76亿元,其中:省外到位资金119亿元。
(三)经济效益持续向好,运行质量得到新提升。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工业效益向好,物价总水平高位回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842元,增长12.5%,超计划2.5个百分点。随着各项惠农补贴资金增加和务工工资水平提高等因素拉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634元,增长21.4%,超计划8.4个百分点。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5.3亿元,增长31.1%,超计划14.1个百分点;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50亿元,增长38%,其中:新增财力的80%用于社会民生建设。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776.8亿元,增长19.5%;利润总额36亿元,增长21.7%。贯彻落实《平抑市场物价保障市场供应工作方案》,严格执行“四包四定”和社会义务价格监督员工作制度,实施了批零差率控制、政府补贴、蔬菜调运储备、集贸市场专项整治等一系列平抑物价措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累计涨幅5.7%,较涨幅最高的3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
(四)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市建设获得新突破。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注重城市功能配套建设,城市运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坚持规划先行,突出“现代、大气、特色”的城市品质新要求,全面完成了《市2030年城市空间总体发展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和城市部分详规的修编工作。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顺利实施,新庄路、小寨规划路等市政道路开工建设,南山路二期、享堂路、七一路东延段等道路建成通车。继续实施畅通交通工程,建成人行过街天桥7座、地下通道2个、机械立体停车场4个。海湖新区开发建设全面推进,科技馆正式开馆,大剧院试运行,海湖广场全面开放,城市品味得到提升。全年房地产投资完成117亿元,增长22.9%。商品房施工和竣工面积分别达到1276万平方米、427万平方米。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工建设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31905套、163.2万平方米,实施农村奖励性住房30250户、危旧房改造18000户。
(五)宜居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大南山生态绿色屏障二期、园林绿化等项目进展顺利,新增园林绿地40公顷。主题公园建设有序推进,6个示范片区、83个村的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顺利实施。启动“清水入城”工程,加快实施排污口综合整治,停产和取缔了一批违规采砂场。细化分解节能减排任务,强化目标责任,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7.36万吨、0.4万吨、6.58万吨以内。推进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煤烟尘、扬尘综合整治,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6天,比上年增加5天。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我市被列为国家餐厨垃圾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
(六)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呈现新亮点。全面完成了10大类62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民生幸福指数显著提升。以创业带动就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7万人,各类失业人员再就业1.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2%以内。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35.1万人次。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顺利启动,新农保参保率达92%。为困难群体发放低保金1.75亿元,其中临时补贴5307万元。顺利通过国家“两基”验收,加快教育布局结构调整,湟川中学、二十一中迁建项目交付使用,建成了一中、胜利路小学等44个校舍安全工程和10所幼儿园。市中医院门诊综合楼、大通县和湟源县医院住院急救楼交付使用,6个卫生监督所和4所乡镇卫生院项目进展顺利。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稳步推进,积极开展文化“三下乡”、“村村通”建设等工程,建成352个农家书屋和11个乡镇文化站,嘉禾数字影院投入使用。实施了72个村整村推进和10个村易地搬迁项目,惠及4.7万人。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努力打造具有特色的社会管理“三加六”模式,实现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建成社区服务中心8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30个,社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七)各项改革继续深化,体制创新迈出新步伐。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加强人才引进和智力引进,政府雇员制度顺利实施;推动政务公开和透明,制定了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民旁听、涉及民生的听证会现场直播制度。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成立了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市医疗机构药事服务监管中心。出台了《市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和《市迁入户口管理实施细则》,全年共办理落户手续5452户、16034人,办理居住证31507人。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组建了湟水投资管理公司、园林旅游体育资产经营公司和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运营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全市确权集体林地面积188.4万亩,发放林权证2900本。加快园林体制改革,5个市级公园免费开放。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和主要措施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主线”和“主要路径”,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方针,大力实施“一统三基”发展战略,围绕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目标,围绕“五个三”工程,加快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注重投资拉动和产业支撑,牢牢抓住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提升、民生保障等重点,抓细节、做精品,全面加快“四个发展”,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用新举措丰富生活之城、幸福之城的新内涵。
围绕上述总体要求,要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精品理念,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以精细化规划、精细化建设、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为支撑,打造精品城市,增强城市竞争力。二是坚持项目带动,着力扩大投资规模。以城乡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建设为重点,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切实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三是坚持优化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为着力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成为全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排头兵。四是坚持规划引领,不断增强承载功能。以东部城市群建设为契机,深化细化城市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五是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促进社会和谐。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对城市的满意度。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4%;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旅游总收入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2%以内,农村转移劳动力30万人次;节能减排控制在省上下达目标以内。
年,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省委关于要实现“三个新突破”的要求,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突出重点,狠抓落实,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围绕投资消费协同拉动扩需求,为率先实践“四个发展”蓄势能。深入开展“项目推进年”活动,继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确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630亿元。千方百计统筹项目建设资金。围绕“十二五”规划、国家和省上重点投向,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的支持。推动政银、银企合作,努力扩大信贷支持规模。落实重大项目市级领导干部联系工作责任制、重大项目工作例会制,推行建设项目ABC分类管理制度。加大全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力度,对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核实现全覆盖。优化投资结构。确保工业投资达到290亿元以上,争取社会事业、民生领域和服务业投资有新的增长。引导非公经济主体加大投资,力争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继续提高。落实促进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旅游、健身、文化消费和社会化养老、家政、医疗保健服务,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15亿元。加快城乡流通体系建设,支持“万村千乡”、家政服务、早餐工程、标准化市场等工程建设,降低商贸物流成本。
(二)围绕现代服务业引领中心抓提升,为率先实践“四个发展”闯路径。扎实推进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巩固提升传统服务业,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力争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2.5%。研究编制全市服务业发展战略。加快落实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信贷、土地、价格等政策,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深层次开发文化旅游,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型。加快景区设施、综合配套设施和接待服务设施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游客服务中心、海湖新区五星级酒店、体育公园、青藏高原现代林业科技产业示范园区、鹞子沟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以“环湖赛”、“世界青年电影展”等赛事和节会活动为载体助推会展业快速发展,建成国际会展中心C馆。合理布局商业网点,抓好商业巷、水井巷商务区、建国路等重点商圈建设,建设海湖新区商业中心和三榆商业广场,提升商业中心档次和竞争力。加快商贸流通业发展,引进华润集团、北京新华联、大连万达、家乐福等商贸企业,不断完善购物、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功能。培育发展生产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做大做强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引进2家金融机构,成立10家小额贷款公司。推动总部经济发展,引进大企业总部、区域性总部和管理中心、营销中心及研发中心。实施好朝阳物流园区商务中心、物流大厦等项目,积极培育物流企业群体,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
(三)围绕现代工业集聚中心促转型,为率先实践“四个发展”强支撑。积极应对当前工业经济突出问题,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工业“双百”行动,确保工业增加值增长17%以上。落实省政府促进工业稳定发展的十大措施,全力做好运输、电力等运行环节的协调服务工作,积极争取省上财政扶持资金,协调解决电解铝、多晶硅、铁合金等行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进工业持续稳定发展。聚力推进园区建设,全力做好征地拆迁、水电供给、社会保障等工作。在着力帮助企业克服当前困难的同时,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硅铁、铬铁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轻工业。加快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帮助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加大锂电、铝箔、电子材料、高档电解铜箔等领域技术研发力度,为促进项目发展创造条件。大力发展轻工业,支持藏毯、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动植物资源精深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增强综合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强化工业企业财税支持和信贷倾斜。落实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措施,积极构建企业信用信息辅助平台,提高担保机构的融资担保能力,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积极争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快技术改造,提高装备水平,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四)围绕现代农业示范中心增供给,为率先实践“四个发展”夯基础。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和设施农业建设步伐,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竞争力。扩大农畜产品生产规模。加快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积极发展设施农业,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新建冬暖式日光节能温室3000栋、大棚3000栋,改造旧温室1500栋。新建畜棚4000栋,建设奶源、肉牛(羊)、生猪基地各10个,禽类基地5个。加快防洪及流域管理、灾害沟道治理、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设施建设,抓好安全饮水、设施农业和养殖基地水利设施建设。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抓好以工代赈和易地搬迁项目,实施60个村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解决5万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五)围绕东部城市群建设拓空间,为率先实践“四个发展”寻突破。适应东部城市群建设新要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步伐,切实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围绕东部城市群“一核一圈一带”空间格局,继续实施“东延、西扩、南活、北优、中疏”发展战略,逐步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力争启动多巴综合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海湖新区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城市重点片区开发,启动“城中村”改造,实施好火车站综合改造、中心广场北扩等重点项目。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加快京藏高速公路南过境公路建设,完成祁连路道口、南山路二期、德令哈路南段和柴达木路二期综合整治工程,开工建设凤凰山快速路、德令哈路北段、兴贸路、民和路(桥)等道路,打通果洛路、门源路等断头路。抓好畅通交通工程,加快实施新宁广场地下停车场,建设2个客货运换乘枢纽中心。加强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开工建设热电联产项目,实施东部城市群东区供水工程、第七水源配套供水管网改造一期等项目。加快房地产开发步伐。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约束”的总体要求,加快城市房地产综合开发、重点片区改造和海湖新区建设,积极发展旅游地产、商业地产和办公地产,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持续发展。适度发展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13758套,开工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5000户、奖励性住房17000户。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完善扶持政策,加快县域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县城和重点城镇整体形象和聚集人口、产业的能力。继续推进人口、土地、产业“三集中”,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实施“千村建设”、“百村示范”工程、“党政军企共建示范村”活动,推进农村公路、安全饮水、信息通讯、环境整治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六)围绕“创模”攻坚推宜居,为率先实践“四个发展”增绿色。按照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冲刺年的目标任务,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检工作,推进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高原山水花园城市。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加快城市出口道路绿化美化和城区“三河六岸”绿色滨河景观带建设,构建以城区为核心、南北两山为屏障、县域为纵深的三环生态布局。完成“三北”防护林、公益林等造林工程26.3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6.2万亩,封山育林10.1万亩。实施北山危岩体综合治理四期、河湟公园、文峰耸翠景区、城市绿地和休闲场地建设项目。实施《至2015年大气综合整治方案》,重点治理城市扬尘、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工业废气排放,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保持在85%以上。深入推进湟水干流及支流污染源管理和治理,实施“清水入城”项目,加快再生水利用一期项目进度,积极争取资金开工建设第四、第五污水处理厂,启动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继续实施一批节能示范项目,从源头强化节能减排,推进铁合金、水泥等行业余热发电,工业窑炉改造,电机变频技术,鼓励和督促高耗能行业做好节能降耗工作。完成50万平方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抓好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发展,在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硅材料、化工、“三废”综合利用、餐厨垃圾再生利用等方面积极谋划一批技术和工艺先进的循环经济项目,推行清洁生产。抓好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利用,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