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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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我国经济法学界众多学者认为该部门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维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因此，经济法属性在本质上就是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惩罚性赔偿使原告获得比实际损失更多的赔偿额，这部分更多的赔偿就是对其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奖励。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不但会对特定的利益受损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还会对市场上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从而侵害整个消费群体的利益。利益受损的消费者对经营者的这一不正当行为提出诉讼，主张权利，从表面上是为了其个人利益的实现，弥补他个人本身的损失，但是，我们追其行为的本质就会发现，他的这一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行为，首先是对经营者的不正当销售行为的惩罚，也是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起到有效的维护作用，存进市场经济的整体利益长远发展。因此，这部分额外的赔偿就是其行为维护了整体社会利益，社会对其提出了公益诉讼从而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进行的奖励。这样的奖励，才能够促使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维权，与不法销售行为作斗争，确保整个消费环境良性运转和社会整体利益，这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经济法宗旨的实质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宗旨的内容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和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惩罚性赔偿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惩罚，它能够使违法行为人不但要赔偿相应的受害者的损失，还要对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埋单”，保持社会成本之间整体平衡。当赔偿金大于非法获利的情形时，它能使蠢蠢欲动的违法者放弃实行违法行为的念头，懂得违法行为损失较大不值得那样去冒险，还不如进行合理合法的市场交易。不过它不可否认的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正效应。这样一来，违法行为人在事后因惩罚不但没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损失自己更多的利益，可谓得不偿失，所以，可以引导行为人改变原来的计划，“弃恶从善”。不仅有助于按市场机制保障受害者的公平竞争权，更有助于维护健康、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三、经济法内在精神的追求深入推敲

惩罚性赔偿的实质，它的确具有经济法的内在精神。从维护社会全局利益方面还是实现实质正义理念方面，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时无刻不追求着经济法的精神。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其功能方面的体现，从激励功能来讲，受害者从违法行为人的赔偿中得到多余损害的利益，这无非也从侧面激励了受害者进行诉讼的底气；从惩罚和吓阻功能来讲，把实行违法行为的违法人苛以较重的负担，使其“永远记事”，而下次他们在实施违法行为前，他们的心理预想就会多几分顾虑，预期利益值比违法成本相减得出负数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人就会放弃自己的念头和行动，实现惩罚和吓阻功能的完美呈现。这一点对经济法所倡导的优化资源的配置相契合。所以由此得出该制度最适合在经济法所管辖的领域广泛运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对惩治违法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威慑其二次违法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笔者并不是认为任何地方、任何情况都可以运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民事损害赔偿就无力可使了。笔者认为两者还要配合一起发挥其整体的实效，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相得益彰，他们都使得法律责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功能

第2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1.学习主体的特殊性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学生作为课程学习的主体并没有多少相关法学背景知识。大多数高校的经济法课程都是安排在大二、大三阶段，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有一段间隔，且任课教师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弱化法律基础这部分课程内容，导致学生在学习经济法课程时与法律基础知识无法很好对接。同时，在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认知、学习热情、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等方面，较法学专业学生也有一定的差距。但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金融学等基础知识掌握较好，反而对经济法课程的部分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应该更多地考虑到适时原则、量力原则和满足原则。

2.经济法课程内容的特殊性

近年来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经过多年的研究也确定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法。但多年来由于受“大经济法”观点的固有影响，经济法课程内容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还包含民法、商法、诉讼法等内容。就学生的未来应用角度，经济法学以外的民商事法律可能更贴近实际，但是因此也造成了学界的经济法学和所谓“经济法课程”内容产生冲突，实属不该。同时，经济法相关教材五花八门，有针对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也有针对各种考试的经济法教材。单看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适用的经济法教材，体例多种多样，包含法律法规众多，品质参差不齐，内容设置缺陷也是不一而足，以民商法内容为主已经不甚稀奇，有的教材放弃了经济法基础理论部分直接用民法基础理论取而代之，有的教材混淆相关概念。对于学生来说，教科书很可能就是他们了解经济法这门课程的主要渠道，如果产生了错误的第一印象，学习了错误的知识，后果将会很严重。

3.教师要求的特殊性

经济法课程的学习主体以及课程内容的特殊性也对教师本身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法学相关知识要深厚、保持与法学前沿问题接轨，教师的知识面也一定要广博。法学是注重逻辑思维的一门学科，如果只按照法学教育的思路去面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一定能够取得相同的结果。教师应该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知识与思维也要有所涉猎，与经济法学知识相互结合，才能在经济法教学中游刃有余，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教师的责任心也要更强，如面对学生对经济法课程学习热情不高的情况，不能对课程敷衍了事，充分的课前准备、情绪饱满的课堂表现、细致耐心的课后辅导，都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不仅是传道授业，也是引领者、示范者。尤其是法学教师，对于法律精神的弘扬，对法的信仰，遵循法律的谨慎态度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以学术和道德为重，对学生尊重、用心，学生自然会感受到，进而亲近教师，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反过来促进课程教学。

二、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实践的策略

1.激发学习兴趣，间接开展法制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求知的不竭动力，也是非智力因素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越来越倾向于功利性，认为理论性的知识没有实际用途，并且枯燥乏味，需要死记硬背，往往以期末突击作为应付考试的方式。在经济法教学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激发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在兴趣的带动下，学生往往会变被动为主动学习，深入思考。首先，教师要转变教学思想，突破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换位思考，创设情境，将课程内容带入到日常生活中，以小见大，使学生充分领略经济法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学设计要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与循序渐进相结合等原则，由讲授为主转向指导学生独立学习与研究。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摒弃沉闷的灌输式教学，用活泼幽默的语言将经济法课程知识轻松地展示出来，循循善诱，先提出问题，再引导学生思考，自己解决问题。改变以往对法学类课程就是“催眠”课的成见，使知识富有魅力，提高课堂实效。第三，激发学生对知识的高层次追求。人的好奇心都是与生俱来的，对知识的渴求也是一种天性。但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部分学生开始信奉“读书无用论”，或将学习视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用知识的吸引力感召学生，弘扬正能量。使学生体会学习与不断探索的乐趣，培养受益一生的学习习惯。多数经济管理类专业在整个大学期间，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之外，再无其他法学类课程，在法律基础逐渐被弱化的背景下，经济法课程便间接承担了普及法律常识、培养法律信仰和树立法制观念的作用。经济法教学中经常涉及各个法律部门的一些基础知识，介绍给学生时可以同时进行懂法、守法的法制教育，培养学生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

2.因材施教，注重实用性

经济法课程涉及法律法规众多，但一般高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均为一个学期，课时较少，无法容纳全部课程内容。针对经济管理类的不同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要有所区别。比如对财会类专业要注意结合相关资格考试；对经济学类专业要侧重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内容；对于管理类就应该将合同法、企业法和社会保障法等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使课程内容安排各有侧重，详略得当。同时对本科和专科学生，即使是相同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也要有所区别，课程内容安排方面，专科学生课程的难度以及理论所占的比例都要比本科学生低，应保留重要的知识点，向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目标倾斜，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另一个要点就是注重实用性。与法学专业不同，非法学专业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不需要过深过难，经济法课程知识与非法学专业知识的结合点多体现在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当中。理论知识不能完全摒弃，但要把握深度，理论的学习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理解立法原意，掌握相关知识点，进行实际应用。教学中切忌本末倒置，过于强调学理知识，激起学生的厌烦和逆反心理，起到反作用。

3.选取适合教材

对于不同专业的本科、专科学生，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对教材的选用也是不一样的。选好教材，是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一环。针对目前市面教材的混乱现状，选择教材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教材内容能够反映我国当前经济法律制度的最新进展；二是教材难易适中，体例明晰，重点突出，便于学生学习，减少额外的笔记，将注意力集中至教师的课堂讲解；三是穿插典型案例，带有课后练习题。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并无法学思维的训练，如果在学习中辅以案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习之后有配套的习题作为课后训练，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课堂实效，实现教学目标。

4.教学、考核方法得当

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除了传统的讲授法，更应灵活加入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以及实践教学法等。在众多教学方法中，多数教师都非常推崇案例教学。诚然，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优越性无可比拟，能够将枯燥繁琐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手段。但由于非法学专业学生往往不具备相关法学背景知识，在案例的选取上不能够采用法律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案例，会喧宾夺主，于课程学习无益，还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在教学中只要刚好能够说明知识点就可以。案例可以在课堂知识学习之前作为导入，也可在学习之后作为知识的巩固，也可以典型案例的分析作为学习知识的方式。无论哪一种，都要注意整体比例，如果一味安排案例，会打乱课堂情境创设，使学生陷入目不暇接、囫囵吞枣、知识学习出现半生不熟的状况，事倍功半。

三、结语

第3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经济法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

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对我国法学研究现状曾形象地评述：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旧房装修”，即在外国民法学和台湾民法学的框架内和蓝本上，联系我国实际深入研究，精雕细刻，硕果累累；劳动法学基本上是“旧房改造”，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学，对沿袭于前苏联模式的我国劳动法学，重构体系，更新内容，初步形成了一套既吸收国内外劳动法学成果、又在体系和内容上与外国劳动法学和我国原有劳动法学均有不同的劳动法学理论，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即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在传统法学体系之外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并且至今尚未完成“新房设计”而处在“无房可居”的境地，以致受到“经济法学没什么理论”的非议和讥讽。可见，我国经济法学所走的是一条比民法学、劳动法学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自始就未能走上“旧房装修”或“旧房改造”的道路，而选择“新房建造”的道路，其原因在于：（1 ）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个新学科，其历史远远短于民法学和劳动法学，更不象民法学和劳动法学那样有一套定型和公认的理论体系。（2 ）前苏联的经济法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产物的经济法学，当然不能照搬前苏联的经济法学。（3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因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也不能搬入我国。

正因为如此，要建造我国经济法学的大厦，即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务必正确认识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下述几点：

一、我国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某些国家已有成功先例，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史无前例，以致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异体排斥”的关系。所以，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难度上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克服“异体排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为己任，进行制度设计。这就给我国经济法学提出许多特殊课题。例如，我国的国有资产在地位、职能、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有资产，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对此应当如何界定和落实。又如，国有资产一方面由于具有以全民利益至上、承担更重社会责任、肩负宏观调控职能等有别于非国有资产的特殊性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市场主体应当统一运行规则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一般法，这就需要研究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的范围和条件，以及如协调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再如，国家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肯定国家所有权的哪几种实现形式，如何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各种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协调规则。

二、我国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较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差别。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理论的借鉴，要受到许多局限。因此，我国经济法学虽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但更应当注重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家干预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国家干预的目标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家干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则不一定有效，这就需要研究国家干预在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地位、目标和手段。又如，我国经济呈现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生产力水平、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在城乡都有所不同，进而城乡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要求城乡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既分别研究城乡经济运行的不同机制和规则，又研究二元机制和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再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性发展目标，这就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以及这种特殊规则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特殊要求。还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遇到在国内市场上为发育竞争机制而要求反垄断、在国际市场上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两难选择，这就需要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在任务、规制对象和规制措施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

三、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自由竞争（即单纯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是在不断发现市场失灵和缺陷并且不断积累干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这在法律上表现为私法公法化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此即由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和直接指令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放活微观经济以形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形成间接控制为主的国家干预机制，这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法私法化过程。所以，我国经济法学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学在研究思路上应当是相向而行而不是同向而行。于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西方国家经济法学不曾研究过的许多新问题。例如，为培育市场主体，应如何重新配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为在改革中能维持宏、微观经济协调，应如何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的同步配套关系，为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应如何确定双轨制之间的界限和联系，以及规范双轨制并轨的过程；等等。

四、我国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人将其分为物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和产权商品化等若干阶段，一般是在前一阶段完成的基础上进入后一阶段，循序渐进，顺其自然。而我国要求在本世纪内基本实现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就只得将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于是，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因素同时并存，应当先形成的因素尚未成熟，而应当后出现的因素却已早产。这样，就给国家对市场化过程的组织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带来了困难。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着力研究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则如何协调的诸多问题。例如，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因素的滞后或超前出现，国家应如何部署和控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立法中应如何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发生冲突，应如何缓解和救济；改革进程中法律的超前性、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等。

五、我国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完备的民主和法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提高国家干预效率。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目前尚不完备，封建因素残存，民主和法制观淡薄，权力制衡机制欠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发生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等现象。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研究与政治学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应如何界定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社会经济调节中心和资产所有者的三重身份和职能，以及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如何规范政府行为，防范政府滥用国家干预权；应如何规制行政垄断，制止权力进入市场；等等。

上述表明，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只要坚持和发扬立基本土资源“建造新房”的传统，就一定有辉煌的前景。

第4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对于课程教学而言，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这需要依托一本具有权威性的教材。对于成熟学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其内涵外延学界已有定论，尽管理论和写作水平有高低之分，各教材在侧重点和某些理论观点上存在的差异不会过大，当然在教学体系上也不会有太大差异。然而，对于经济法学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以我国经济法学界主流教材来看，漆多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要有总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的原理和基本法律制度等四编20章组成;［1］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要有经济法的一般理论、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经济监管法律制度、经济法责任与司法救济等6编33章;［2］史际春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则分为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制度、公共经济管理法、经济活动法等四编;［3］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共4编20章，第一编经济法总论，第二编经济法主体，第三编市场规制法，第四编宏观调控法;［4］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则分别对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进行了讨论;［5］王保树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原理》则由总论、市场管理法、宏观经济管理法、对外经济法、经济监督法等五大部分23章构成;［6］顾功耘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教程》则有7编37章，分别是经济法总论、经济法律制度变迁史、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国有经济参与法律制度、对外经济管制法律制度和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等7大块。［7］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到，我国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体系极为不同，以至于难以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教学内容体系。而这源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不同见解。尽管比起30乃至20年前，对于什么是“经济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共识，但就其内涵和外延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经济法究竟包括哪些制度、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经济法学教学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体系的大问题，也为我们选取合适的教材带来了难题。本文没有能力、也无意比较各理论体系和各种教材的优劣。但是，从完成经济法教学的实用立场出发，在考虑到学时约束的条件下，对于教材选用来说，可以考虑以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找出主流学者们共同承认的部分，然后以此为基础确定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体系。目前，经济法总论或者说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规制法或者说市场管理法，以及宏观调控法这三大块属于经济法学的固有内容业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主要围绕以上三大部分构建经济法学教学体系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至于漆多俊教授和顾功耘教授主张的国家投资经营法或者国有经济参与法部分，在其他学者教材中，有的部分体现在经济法主体制度之中，有的则分解到宏观调控法之中。这部分亦应考虑纳入教学之中。以上选择的几个考虑因素是:第一，最大限度地回避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让学生主要掌握经济法学界业已获得共识的部分，并了解那些有理论争议之处，其中后者为任课老师留下一定的个人空间，可以就个人心得予以发挥，如此可以较好地平衡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老师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第二，符合减少学时的客观需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专业培养目标也在发展变化，专业课时的减少也是一个趋势，因此，选择最为简洁的经济法学体系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也能够符合这一趋势，在减少的课时中把有限的内容更深入地传授给学生;第三，可以借机完善整个经济法学的课程群。尽管专业课时的减少是一个现象，但是，另一个应有的趋势则是多设选修科目。因此，如果就名为“经济法学”的课程予以简化，则也为开设更多的与经济法相关的选修课程留下了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包括“经济法学”、“竞争法学”、“金融法学”、“财税法学”、“消费者保护法学”、“房地产法学”等在内的经济法课程群，为对上述方向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好的专业教育。

二、从人才培养目标之争看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的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建设直接由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的人才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法律事务从业人士?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亦或仅仅是培养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高等教育的一环?还是兼而有之?根据1998年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法学专业的任务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不少较具历史的法学院的培养目标选择了与教育部保持一致。例如:四川大学法学院提出，其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学基本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从事法律工作及法学教育。［8］安徽大学法学院提出，其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具有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理论法学、实体法学、程序法学、国际法学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能够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和法学原理处理各类法律事务的高级法律人才。［9］但是，随着高校扩招、全国法学院系和法学本科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国家司法考试改革，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人们对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思考。

近些年来，法学教育界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地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改革、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形成了三种鲜明的观点:第一，精英说，即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定位为法律精英教育，认为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经验理性、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的法律人才;第二，职业教育说，即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当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第三，通识说，即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应当是一种通识教育。［10］经过多年讨论后，2012年教育部最新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提出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掌握基本理论，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国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涉外活动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兼顾培养能够在各高等、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就教育部2012版本的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文中强调的诸如“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等用语，无疑偏向了前面三种观点中的“精英说”。然而，在目前中国法学教育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该要求与现实有相当距离:第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600余家法学院系，各培养单位之间水准参差不齐，毕业生的素质也层次分明，有相当数量的法学院系从师资到生源，根本上难以达到教育部的高要求;第二，在目前中国一流的法学院系中，也有相当部分毕业生难以达到上述高标准，特别是那些招生人数较多的培养单位，很难保证足够的资源投入去帮助每一位毕业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之下，教育部是本着“宁缺毋滥”的标准痛下杀手，停止一批根本无法达到上述目标的法律院系的招生资格、严格法学毕业生毕业条件，还是承认现实、维持现状，而将“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仅仅是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更有一个特别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那些办学较早、具有法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培养资格的法学院，博硕士生的人数往往数倍于法学本科生。在各类法学专业研究生人数极大扩张的今天，在法律硕士乃至法学硕士已经无法被社会普遍承认为“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的情况下，要求法学本科毕业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另外，教育部2012年版的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中还有“兼顾培养能够在各高等、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之说，显然这也非常不具有现实性。从高等院校来看，普通本科院校大多已经将新进教师门槛提高到法学博士，在法学硕士都难有机会走上讲台的今天，很难想象法学本科毕业生会有这个机会;从中等学校的教师需求来看，也基本上没有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用武之地。与之有关的是，2011年12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建设目标，并在此后开始在全国遴选，并在2012年11月公布了首批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8所高校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22所高校为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内蒙古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12所高校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期为5年。就上述入选的法学院而言，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基于自身较为雄厚的师资条件，加上进行4+2等从本科到硕士阶段的连续培养，①更有可能实现教育部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目标。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本科阶段能够独立完成的了。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应着手构建分层次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985”、“211”工程高校应偏向培养研究生后备人才;一般本科院校应走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主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法律人才;至于民办本科和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应明确为培养应用型的基层法律人才。［11］笔者以为，这是对中国现阶段法学教育的更清醒的认识，也是更好的解决办法。无论如何，今后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面，应用性、实践性的要求将会大大增强，从而需要对传统的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例如强调案例教学，开展更多的模拟法庭活动，引入诊所式教学，等等。经济法学的教学也不例外。然而，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和司法体制下，上述实践教学环节的增加仍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一，就经济法学教学时间的安排方面，究竟如何在课堂传授理论教学和各实践教学环节之间分配，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毕竟现代各国调节经济已是常态，这方面立法极为发达，经济法学理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需要传授的经济法学理论知识之多可想而知。在法学各门专业课课时一直在减少的背景下(例如不少院系经济法学教学时间都从原有的108课时甚至更多，减少到了72甚至54课时)，如何从本已有限的经济法学教学时间中拿出相当部分满足实践教学环节的需求，是一个颇为头疼的问题。第二，经济法学中的很多内容，具有交叉学科的色彩，这为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展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难题。例如，就国内外发生的反垄断案件来说，往往需要结合经济分析才能定案，竞争法学中的不少理论也直接与经济学理论相关，其复杂性导致无论是经济法模拟法庭还是经济法法律诊所，都难免出现力所不逮的现象。第三，对于最接近“实战”的实践教学环节———法律诊所而言，源自美国。但是，美国社会，特别是司法界对于诊所式教学普遍认同和支持，使得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可以获得“准律师”的地位，有资格提供法律意见和服务，这为法律诊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司法环境。

第5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项目化；应用流程

《经济法》属于经济专业的一项专业技能课程，也是该专业学生在参考会计师考试和注册会计师必考科目，然而这经济法课程当中那些繁杂难懂的规律法规和繁乱庞大的经济法律体系结构，一些讲授经济法课程的教师有时都会感到头疼，在加上陈旧的教学方法严重的缺乏科学合理性，导致专业学生缺乏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以及单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学生在课程学习当中仅仅了解和学习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完全不具备实践运用的能力。大部分高职院校当中对经济法课程不断进行教学改革，通过运用项目化教学是进行专业教学革新、优化经济法课程及职业教育培养的切实需求，也是助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举措。

一、简述在经济法课程教学当中项目化教学法所包含的内容

在高职院校当中所使用的项目教学法就是让学生单独的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实践项目教师在其中给予正确的指导来实施的教学行为活动。项目教学方具备‘将项目作为核心、教师作为引导者、学生做为教学的主体’的特点，将陈旧的教师为教学主体，学生被动接收和学习的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革新，探索出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合作、探究创新的全新教育教学模式。以往的经济法教学方法将教材的章节作为教学内容的主线，专业课程教师就是依据教材章节当中的各个理论知识点依次的向学生进行讲授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方法就是把教学内容设置成为让学生独立进行完成和学生主动参与，教师给予正确引导，在实践当中获得知识的过程。学生在专业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将项目作为核心，以实践工作任务当做依据，努力打造以学生为教学主体，教师为教学引导者的学生自主学习、探讨的专业教学模式。

二、项目教学法在高职经管专业经济法课程中应用流程分析

1.项目教学模式的项目确立阶段。项目确立阶段就是进行项目教学法的准备时期。教师应依据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专业技能和实践当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做出单个或者多个项目和任务。所建立的项目当中必须包括课程教学的所有内容，在其中有机的深入各种理论知识点和专业技能，并在项目当中适当的深入职业态度教育、价值观念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内容。在确定项目任务难度的时候应依据专业学生具体状况确定。2.项目的实施阶段。该阶段主要为项目教学的实施阶段。通常情况下都是由专业教师来确定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热情的教学形式，比如，在实践性方面、以学生感兴趣的形式将项目展现给学生。在项目的实际实施阶段，教师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和帮助，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进行项目任务实践的团队，可以将班级分为几个项目小组，或是将一个班级当做项目任务完成的团队。在向项目小组下达项目任务书，明确项目任务。实践项目当中所制定的任务难度及教学目标应依据学生实际学习状况和特点来确定，若是学生还处在课程学习的初期，就要对项目的具体流程及任务进行详细的说明。在项目团组内部学生通过探讨明确各自任务之后真正的展开项目进入到项目的实施阶段，学生单独进行资料的查找、分析、探讨和模拟。3.项目评价阶段。在项目的评价阶段是该教学模式重要的巩固时期。在项目任务完成后教师应组织学生对各个项目小组所完成的结果及时的进行评价，同时记录到学生的考核成绩当中。学生评价应采取团队小组委派代表表述与学生自由表述相结合的形式，教师应给予适当的归纳和评价，并对学生在项目实践结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指出和纠正，并给学生指出今后在学习当中应努力学习的方向。在评价阶段详细流程为：团队小组分别进行项目成果展示、教师给予客观评价、团队小组进行总结和反思。

三、运用项目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1.项目教学中项目的难度不宜太大。想要在专业教学当中取得更加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对学生对课程有关法务知识与基础性理论知识的学习状况有个充分的了解，也要对班级人数、进行教学所使用的各种设备配置状况进行充分的考量，继而提升项目化教学的实际可操作性。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近些年以来不断加大扩招力度，学生综合素质平均水平逐渐降低，因此在实施项目化教学时应充分考量学生的具体状况和能力来设置科学合理的项目化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

2.实施项目化教学应和经济法的其余教学手段互相配合。项目化教学仅是经济法诸多教学手段当中一种教学方法，以往的教学方法也是有一定优点的，所以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形式，与经济法的传统教学方法互相配合的来实施。与案例教学对比，项目化教学更加重视项目的课外实践性、整体性和学生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

3.制定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考核标准与相关机制。项目化教学的考核方式，尚在探索阶段。在项目化教学大纲编写时就要考虑考核的方式，以适应项目化教学需要，达到项目化教学的效果。项目化教学的考核方式可以用综合成绩(100％)＝项目成绩(50%)＋作业成绩(20％)＋期末成绩(20％)＋平时成绩(10％)进行考核。这种评价机制更注重考查学生对项目的理解、项目的操作和结果上。

4.培养项目化教学教师。从事经管专业经济法教学的教师，应当了解会计、税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了解实际工作中常见的法律问题，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完成专业理论的系统学习，而且其实务能力和实务素养能够帮助学生较好完成项目化教学的任务。最大的问题是教师，不具有实务经验和能力，很难接受和推行项目化教学。

作者:徐东妮 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9).

第6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关于课程教学的有效性，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如余文森认为“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不会到会；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钟作慈认为：有效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主旨，强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关注教学的有效性，提倡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有效教学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必须以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为前提，以合乎教学目标为实质，以实现教与学的统一为关键。这些见解实际上都强调了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学习不局限于获得知识，还在于掌握知识的运用技能。因此，笔者认为：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获得教师教学中传授的知识，并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按照思维方法，在课程教学中，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主体因素是教师和学生，要提高教学有效性，必须要加强主体的能动性。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师生的互动参与必不可少。教师要取得良好的课程教学效果，需要自身首先吃透教材，对课程内容掌握透彻，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习课程内容。同样，学生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研读教材内容，对不了解或一知半解的问题要积极寻求教师的答疑解惑。客体因素是教材，好的教材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教材的编写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知识掌握度，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要有不同侧重点的教材，忌各个专业采取同样教材，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程教学的效果。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主要的问题

1.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互动参与不足。经济法课程教学目前相当部分高校已经采用多媒体教学，但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学生仍然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发挥不了主观的能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分析的思维能力，也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互动不足，教学气氛沉闷，也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热情。

2.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需要提升。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基本上局限于理论研究和学习，真正参与经济法相关学科的实践活动太少。这一方面与缺少实践活动平台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目前教学环境是紧密联系的，需要加以改革和创新。教师若没有实践经验，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很容易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经济法的专业性强，其专业性体现在经济法教学内容的特殊性上面，如金融法、证券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法等法律的教学需要教师具有相应的金融、证券、财务会计、审计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具备这些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就很难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做到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体现出教学的实效性和有效性。

3.教材同质化严重，难以适应不同专业要求。从目前课程教学来看，各个专业学生学习经济法的教材要么内容大同小异，要么教材突出的是学者自己的观点，造成学生无所适从，专业的针对性不强。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也往往就是相同的教案相同的教材适用不同专业，导致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学习效果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教师应针对不同专业做到教学内容的侧重方向不同，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效果。

三、提高经济法课程教学有效性的探讨

经济法是一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法律学科，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就提高经济法课程教学有效的途径进行如下探讨：

1.根据不同专业要求选择教材和调整教学内容，促进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根据影响教学效果因素分析，教材的好坏是影响教学有效性的因素之一，好的教材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认为好的教材应该是适应学生专业发展要求的教材。不同的专业，由于培养要求不同，其掌握知识的体系和侧重点就不同。教师应该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要求选择教材，而不能选择一套教材来教不同的专业，也就是要做到教材的专业适用性和针对性。同时还要根据经济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化及时更新教材，确保教材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教师还应根据专业需要来调整教学内容，对不同专业所需法律知识选取不同的体系和内容，使教学内容有增有减，突出不同专业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使经济法课程更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促进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何提高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互动性？笔者认为最重要是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人，而不是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教学手段。首先，在教学活动中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启发引导学生思考，调动学生的思维，促进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经济法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有些课程内容由教师重点进行讲授，有些内容要引导学生进行自学，还有些内容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和学习。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和讨论。这样的教学方法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其次，要在教学活动中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经济法的课程内容既与生活相关又是比较抽象的，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热情。在教学活动中要让学生通过具体案例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既激发学生的思维，又提高了学生对经济法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因此在进行教学时，教师要有意识地讲解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或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案例。最后，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其学习的主体作用，还可以采取法律诊所式教育。法律诊所式教育是一种直接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执业技能为目标的教育方式，它引导学生以自己所学理论知识直接去面对和处理一个个没有现成答案的法律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判断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诊所法律教育法弥补了我国学生法律实践教育的缺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其运用经济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理论与实践要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现在教师和学生都要加强实践活动，注重实践性经济法教学模式。既要发挥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又要激发学生主体意识，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活动中注重创造和应用等无形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活动。如何提高实践能力？教师要经常深入生活实践，比如到律师事务所进行案件活动，用亲身经历的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等等。教师在实践活动中同样提高了自己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而这种能力与认识的升华对学生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教师是教学的引导者，他们的实践经验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对于学生而言，可以进行一些校内和校外的实践教学活动。校内实践教学活动譬如常规的经济法模拟法庭与案例研讨、开展经济法问题调查问卷与研讨活动、举办经济法论文竞赛与年度模拟法庭大赛等等，还可以邀请经验丰富的律师、法官到学校作专题报告。一方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学生对经济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他们运用经济法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7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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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第8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第9篇：经济法学论文范文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