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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科学素养;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
Abstract:ThegeneralthreedimensionalconceptsofcivicscientificliteracyandrelatedtestitemsfromJonMillerandOECD’sPISAarereviewed.Itispointedoutthattherearestillalotoftheoreticalandpracticalproblemstobeconsidered,thatthebasicframeworkinvolvedshouldcomefromsciencestudies,andthatChinashouldsetupitsownmeasurementandexplanationsystemtocopewiththeseriousasymmetryofitslocalsocialandeducationaldevelopment.Theproblemsfoundinthetestpartlyrevealthelimitsof“deficientmodel”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KeyWords:civicscientificliteracy,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sciencecommunication
公民科学素养(civicscientificliteracy)是公民文化素养(culturalliteracy)的子集,是指一个社会中成年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通常指最低要求。它有4方面的问题:①它指的是什么?即如何定义它?②它是干什么的?即用这个术语要做什么事情?③我们如何测度它?即如何设计指标体系实际测量它?④如何解释调查得到的数据?据了解,我国只有中国科普研究所、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少数研究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过科学素养及其测试问题,其中李大光等人做了大量先驱性的工作[1-4]。现在看来,国内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当不足(国际上研究得也不充分,只是近些年研究的人员才多起来),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讨论科学素养问题,广义的科技传播是一个良好的框架,《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一书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合适的语境[5]。无疑,科学素养问题只涉及科技传播学中极小的一部分。
一、公民科学素养的含义
乔治??梅森大学物理系的JamesTrefil教授给出的定义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科学背景,以应付其日常生活中所涉事物的科学成份,则他或她就具备科学素养。”[6]由于我国城乡差别极大,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别很大,人们的“日常生活”很不相同,其中关注的自然科学问题也有相当的差别。科学素养是文化素养的一个部分,而后者可以形象地比作一个庞大的知识母体(alargematrixofknowledge)。此知识母体具有马太效应,基础越好就越容易增添新内容,基础越不好就越不容易补充新内容。这里“知识”一词要做广义的理解,包括事实、术语、方法、技能、观念、哲学、历史等等,并且它们彼此紧密交叉、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于是,“科学素养由一系列事实、概念、历史、哲学和观念组成,它们彼此通过逻辑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科学素养的人关于宇宙运行的方式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得到那些知识的。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处理进入他或她视野中的科学和技术事务,就如同他或她应付经济、法律或政府事务一样熟练。注意,在此科学素养定义中,我没有包括做科学(doscience)的能力。当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我不希望在前厅中被拦住并被要求展示对小提琴具有精湛技巧,方能进入音乐大厅。同样我认为不应当要求人们会做科学,方能算作具备科学素养。”[6]
科学素养与科普、科学传播(SC)及科学教育关系甚密,近些年国内许多部门都不断地谈起这个概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引入并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到目前为止已于1992,1994,1996,2001,2003共5次开展公众(18~69岁)科学素养的全国性调查。5次调查均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组织实施,功劳巨大。
1992年米勒在《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上著文《通向对“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一种科学理解》,较全面地总结了此前10多年的研究进展[7,8],当时他为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的主任,此中心隶属于芝加哥科学院。米勒指出,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经验研究始于1957年由美国科学作家协会(NASW)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次全美成人调查。此调查的目的是想了解科学写作的读者规模及需求,样本为1900个美国成人,问卷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科学技术问题。1972年,美国科学委员会(NationalScienceBoard)决定出版双年度《科学指标》(ScienceIndicators,后来名称略有改变,加上了“工程”,成了科学与工程指标),以反映美国的科技状况,其中有一章是关于公众对科技的态度的,并在全国实施了问卷调查。1972,1974,1976年的《科学指标》所开展的研究属于第一阶段。米勒讲,这一阶段被认为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开始征集新方案,米勒与普莱维特(KennethPrewitt)拟定的一项建议被选中,于是开启了《科学指标》系列出版物的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1979年的《科学指标》具体反映了新阶段的调查设计。正是在1979年的研究中米勒第一次实施了他所拟定的科学素养问卷调查,他把科学素养定义为一种三维建构物,具体包括:(1)科学术语和科学概念的基本词汇;(2)对科学过程的理解;(3)知道科学和技术对个体和对社会的影响。[6]实际上这一指标骨架依据的是米勒于1983年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的文章《科学素养:概念评论与经验评论》。
1985,1988,1990,2000年上述三维测度方案又有所修订。1988年英国的调查研究采用了米勒的体系,1989年加拿大的研究、1989年欧盟的研究及1990年新西兰的研究,均采用米勒的三维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米勒的体系进一步流传,同时多国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针对特殊群体的科学素养调查研究也纷纷开展起来,如针对在校某一年龄段学生的调查研究。
到了2000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著名的PISA项目(三个一轮:2000年,2003年,2006年。现在2003年的报告已经出版),32个国家(其中28个是OECD成员国)共有25万学生参与了科学素养调查(另有13个国家准备加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重视科教的中国反而不加入),有趣的是年龄一律限定在15岁。为什么选在15岁呢?因为对于多数OECD成员国,15岁的学生马上就要结束义务教育了,选择这个时期进行测试能够对义务教育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PISA测试范围较广,包括3大类: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其中只有后者与米勒的测试有直接关系。
PISA科学素养测试仍然采用了与米勒类似的三维结构体系,但阐述得更为清楚。PISA报告指出:科学素养是指,在科学技术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条件下,科学地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素养包括理解科学概念并运用科学观念的能力[7]。
第一维:科学概念(scientificconcepts)。指为了理解自然界及其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变化,学生们需要掌握一系列基本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学科。
第二维:科学过程(scientificprocesses)。PISA考察学生运用科学知识及对科学过程的了解。要求学生有获取证据、解释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具体讲,考察5个方面的过程:①辨识科学问题;②识别证据;③得出结论;④交流或传播这些结论;⑤用演示表明自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除了最后一条,其余几条并不直接要求具体的科学知识。当然,其他过程严格说也不是与“科学”内容无关的。
第三维:科学境况(scientificsituations)。科学素养测试想了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涉及的科技问题或科技事务与人们的关系。2000年的测试主要涉及3个方面:生活与健康中的科学;地球与环境中的科学;技术中的科学[7]。
二、公民科学素养的测试
以一种方便有效的办法真正测试这三维,是相当困难的,问卷极难设计,特别是针对后两维。据我们考察,米勒在实际测试的问卷上也没有真正反映他的理论构想,中国历次的测试中针对后两维的试题设计也有明显不足。OECD的实际测试采用的主要是塞麦尔维斯(IgnazSemmelweis,1818~1865)日记中的段落,而采用这个例子大概受到了著名科学哲学家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的影响,亨普尔讲述那个例子主要根据的是辛克莱的《塞麦尔维斯:他的生活和学说》(1909)一书。OECD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测度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一个新的评估框架》详细阐述了PISA科学素养评估的潜在概念框架。
现有的测试方案对于科学的社会运作(涉及后两维),并没有给出很好的测试题目。这方面的测试应当主要考察人们对“大科学”时代“同行评议”、“科学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的了解,这也是未来科学传播的重点。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科学素养体系及相关的测试方案,重点加强科学社会学的内容,更好地反映科学—社会—个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初步的设想仍然是三维:①科学概念维;②科学(内在)过程维(对应科学哲学);③科学(外在)运作维(对应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等)。这需要一系列经过良好试测的试题作为支持。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涉及许多学科,其中的知识可以说是海量的,终生也学不完。但是,这些知识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对每个人差不多都是重要的,或者说应当知道的。
对第一维的测度,应当把握一个基本原则:不是多多益善。大量科学知识是相当专门化的;大量知识更新速度很快,即现在看来很准确,不久后就会过时甚至成为谬误;拥有更多的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不说明问题,还要看这些知识的时空分布状况等。对于测试而言,要求公众掌握的是有一定时效性的、通用的、各学科均有分布的、难度适当的知识(包括事实、原理)。
科学素养包括许多内容,一般来说不容易简单地概括为几个方面。《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认为,“科学素养包括数学、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包括:熟悉自然界,尊重自然界的统一性;懂得科学、数学和技术互相依赖的一些重要方法;了解科学的一些重大概念和原理;有科学思维的能力;认识到科学、数学和技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认识它们的长处和局限性。同时,还应该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9]在这种理解中,采用了科学的广义用法,科学一词包含数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等,而狭义的用法中科学只指自然科学。在OECD的PISA项目中,科学也只指自然科学,在那里分别考虑数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
无论按广义的理解还是狭义的理解,科学都是十分复杂的,科学素养也都包含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自米勒始,为了测试方便,人们常常将科学素养简化为三个维度。但是这三个维数与数学上的三维是不同的。数学上讲的三维,彼此是独立的,而这里仅仅是借用“维度”的概念,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科学素养的三维之间有着内在的复杂关联。
在通常的认识中,三维素养呈现正相关变化,即第一维测试的数值越高,则第二维第三维测试的数值也高,反之亦然。笼统讲,这不算太错,但不准确。细致分析,其中会存在反相关的情况。假定测试结果大致反映了实际的情况,针对不同的人群或者个体,完全有可能对于第一维测试的数值高,而对于第二第三维反而很低,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第二第三维数值高,而第一维相对较低。这种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来。它的含义是,对科学事实的了解,不等于对科学过程、科学本性、科学的社会与境的了解。
随着科学本身的复杂化,科学传播过程日益复杂化。三个维度的科学传播之间可能还存在一种新情况:即相互冲突。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OST)与威尔康信托基金(WT)2001年报告指出,科学传播系统中的不同主体(players)之间,关于向公众传播什么、为什么传播和怎么传播等,会存在一定的张力。试图传播关于科学的确定的“事实”的欲望,与试图传播科学之运作过程的需求之间,可能相互冲突[10]。前者力图提供相对简化而明确的科学信息,而后者试图让公众明白科学发现过程中的接连不断地提问题的过程,即关于科学本身也要不断地问为什么。前者强调信,后者强调知。“更好地理解科学的过程是重要的,如果非科学家试图搞明白被接受的理解如何可能被过高估计,以及新的解释和结果是如何领先的。这样,当新发现被宣布时,可以防止科学和科学家受到冷落,也会防止所谓的新发现产生误导作用[10]。
这就自然引出科学传播的两类不同模型。一类是传统的欠缺模型(deficientmodel,也译作缺失模型),它是自上而下向群众教授科学的模型(这个模型相当有效,但也有一些问题);另一类是介入模型、与境模型、民主模型、对话模型(这个模型听起来十分动听,但操作起来有相当的困难)等。
威尔康信托基金1998年的研究表明,非专家不需要了解一大堆科学的细节才能够讨论科学的社会与伦理问题[10]。因为科学是高度分科的,就某一学科或者专门问题,确实存在专家与非专家之严格分界,但就整个科学而言,很难说谁是专家谁是非专家。比如,院士是科学家,是在某一专门领域有很高成就的科学家。通常人们以为他们对于科学的任何事物都是专家,即不仅仅是在他擅长的那个领域是专家而且也是其他领域的专家。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一些院士知识面很广,但仍然得不出院士比普通人对其他学科了解得更多。比如陈景润是数学中数论领域的专家,他对物理学、对社会科学可能就比较外行,甚至不如普通的文科大学生及普通市民。这也非常正常。
在科学的社会与境一维,更多涉及情感和价值观。公众与科学家更站在几乎相近的平台上。科学家群体可能更倾向于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而公众可能更关心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可能相差很远,也不能简单地称科学家的判断更客观、更合理。这时需要对“合理性”制定标准,而这个标准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不同也会有变化。
三、现有测试方案关于第二和第三维的处理及其问题
科学素养定义中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也因而给进一步的界定和实际的测度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其中包括若干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米勒的三维体系谈论起来非常合理,但极难测试,实际上各国在测试中也都做了灵活处理,包括米勒本人所做的测试。第一维涉及的主要是科学事实和原理,基本没有问题,但第二第三维问题很多。
宏观上讲,第一维涉及的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第二维涉及的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第三维涉及的是科学社会学和STS等。对于普通公众,对于第一维可能还算容易掌握,但对于第二和第三维就显得相当困难了。即使对于专门学习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属于较难掌握,另一方面这些学科、问题仍然处于广泛讨论、争论之中,很难给出唯一能让大家认可的选择。
米勒对科学素养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很大,但是因为他不是专门从事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工作的,他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后两维测试的困难。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1)对第二维的出题,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文不对题,即所出题目并不能实际反映对所声称的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测试。
(2)第三维干脆不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不直接计入科学素养综合指标的计算。这相当于说由原来的三维简化为二维,而两维也不够全面,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所做的测试只做了一个半维,即第一维加上第二维的一半。
RichardCarrier坦率地道出了公众拥有科学素养的困难性,他于2001年指出:“你可能很吃惊,科学素养很难获取也颇难传播。毕竟,科学是一种极为复杂而且精致的事物,只有博闻察验、深思熟虑才能真正理解科学。人类文明用了数千年才算明白了它的道理,也许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掌握它。最近的一些著作已经揭示了科学的非同寻常、反直觉和极其麻烦的本性,拒斥了天真的启蒙观点,启蒙观点认为科学不过是学科化了(disciplined)的常识。”[11]
RichardCarrier指出:“在我的研究和随后的测试中,‘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不是指科学的内容(content),而是指科学的本性(nature)。科学内容会铺天盖地地涌向公众。许多科学事实是常识: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也比古代最有学识的人知道更多的科学事实。”[11]
的确,这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现在的普通人,也比古时的学者更理性、更懂得思考、探索?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另外,如今电视上播出的所谓科学知识“闯关答题竞赛”,测试的只是记忆力和条件反射速度。如果让一位实验室里成熟的科学家与一位初中生同台对阵,按现在的标准,很可能那个初中生获胜,这能说明他更懂科学、更懂科学方法,更具有科学素养吗?一些电视台以科学的名义所做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有令观众弱智化的倾向,对一个问题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是对科学问题做了极端的简化,在不列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鲁莽地下结论。以那种方式传播科学,实际上等于歪曲科学,是提高真正的科学素养的一种反向作用,即它甚至能够降低人们本来可能具有的一点点本能的怀疑精神、探索求证精神,即降低原有的科学素养,对科学产生更大的误解。
科学的本性,是科学哲学专门探讨的问题,也很难理解的。根据Carrier,自然科学的本性有许多方面,但至少包括如下7个方面:①科学的结论是暂时性的;②科学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信念(ScienceisanEmpirical“Faith”);③科学不是指某种单一的方法;④实验是一种目标导向的科学观察形式;⑤科学理论是对科学事实的说明;⑥科学定律是对自然行为的描述;⑦科学是一种创造性事业。[11]
现在许多国家采用的测试中,有两道测试科学方法的试题,实际上它们是推理题。
“208.科学家想知道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新药是否有疗效。在以下的方法中,您认为哪一种方法最正确?1.给10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然后观察有多少人血压有所下降。2.给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病人不服用这种药,然后观察两组病人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3.给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无效无害、外形相同的安慰剂,然后观察两组病人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4.不清楚。”[3]
这是一个改进后的试题。原来的试题选项中意欲的答案是2,当时没有选项3,也没有选项4。应当说,这一改进是必要的。但是,这类医药检验方面的试题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不严格的地方。这类题从正面补充,总是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公众科学素养测试并非要求只从正面测试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正如,逻辑经验论者从正面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寻求科学划界问题的解答通常不成功,但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波普尔不是从证实而是从证伪的角度考虑,模棱两可的情况就好办一些。
“H02某药厂欲测试两种感冒药的疗效,3个患感冒者自愿测试。第1个人只吃A药,第2个人只吃B药,第3个人只吃一种安慰剂C。经过3天的吃药测试,第2个人痊愈,另两个则仍然处于感冒状态。请问下面的陈述哪个结论是较合理的?1.第2个人身体素质好。(1分)2.A疗效好。(0分)3.B疗效好。(3分)4.无法判断。(10分)5.不知道。(0分)”
这里,选项4是意欲中的答案,因为样本数太少,如此简单的测试不能说明关于医药疗效方面如此复杂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可能是:A可能比B好,B也可能比A好,两者也可能都无效,甚至两者都可能有反作用。这道题当然设置了陷阱,3选项好像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通常是这样判断的,比如比较两种感冒药的好坏。某次家人吃A,很快就好了,某次吃B,好久也没好。于是得出A比B好。其实很难说,情况可能非常复杂。特别是感冒病毒几乎每次都不同,人们患病程度也可能不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对待药物的态度,可能不够科学,此题恰好可以测试出其间的差别。此题给分也可以模糊处理,比如选择1给1分,选择2和5给0分,选择3给3分,选择4给10分。注意,试题中用语是“哪个结论是较合理的”,没有问“哪个结论是科学的”。回答1或3是不科学的,但现实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可以给一定的分数。选项1虽然无法直接推出,但有相当的合理性,给1分。选项2虽然在科学意义上有成立的可能性,但现实中这种回答是荒唐的,无法从题目中直接推出,因此给0分。选项3,似乎直接可从题目中推出、现实中多数人也会如此推断,但不够科学,给3分。
之所以给错误的“回答3”以还算高的分数3,有这样的考虑:①它与题目中的条件相符,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虽然是科学上错误的;②它比其它回答毕竟有相当大的差别;③这是一个陷阱题,有的人细心考虑可能会选择4,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了解命题者的动机,可能误选了3,为避免与选择4所得分数相差太多,故给3一定的分值;④减少因为用纯逻辑推断手法而选择4所造成的不真实所带来的分值差。有的人可能善于分析命题者的动机,从分析5个选项角度,有可能故意选择4。
但是值得说明一下的是,经常采用的两个测试题本身并不真正涉及“经验科学”的内容,即不直接属于经验科学。所谓的经验科学就是指人们平时所讲的狭义的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与“形式科学”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平时讲的广义的“科学”。如果要测试科学方法的话,更重要的是测试经验科学的方法。现有的测试中的不足之处也在这个地方。OECD的测试采用了塞麦尔维斯的案例,同时设计了一组问题[12]。这样做确实反映了实际的科学发现过程、对科学数据的理解等。应当说OECD关于科学方法的测试要明显优于米勒的做法。OECD此测试题的缺点是,叙述较复杂,答题者需要耐心和判断力。OECD测试的对象是在校的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15岁的学生,他们的素质平均起来应当是较好的。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人,如何测试其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
第三维测试的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看法。这方面的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是未来此类调查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此类调查一方面想了解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掌握的程度,另一方面想知道公众对当前的科技有什么样的看法。后者更显得关键,这些看法对于制定公共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也是从事科普、科学传播必须关注的问题。
关于第三维,中国科协的测试中设计了一个大题,大题下面包括许多有趣的小题,题目尚好。但据说,在中国的实际计算中,这道题的得分并不计入实际的平均科学素养值的计算。因为历次调查均没有详细说明平均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与每道小题的关系如何,人们也就无法作进一步的评论。其实,具体的算法应当是透明的,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核对其计算的准确性,其他人才能够也做类似的调查并作对比研究。特别是由国家公共资金资助的调研项目,应当以某种形式公开、部分公开或者通过内部报告发表其调研的具体方法、计算方法和程序。
此道题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必再专门讲述。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在宏观层面上大致反映出当代大科学的社会运行。公民理解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们日常是如何运作的,科学成果是如何发表和确认的,科学家是如何申请和运用研究基金的。在此一系列过程中,“同行评议”是十分关键的。中国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出现,就与此有关。据我们了解,社会公众普遍不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方面的不了解程度要甚于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甚至也不如对科学方法的了解。
四、细致分析大科学时代科学的本性是做好公民科学素养测试的前提
科学早已不是二战前或19世纪以前的那种小科学。当代科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建制,是与国家行为、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庞大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其中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因素。在当前时代,仅仅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科学,是显然不够的。对国家、对每一个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活动。但是依据传统的科学观,人们习惯于只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科学,这种想法也在公民科学素养测试过程中有所表现。一项反映时代状况的有水准的测试,应当反映学术研究在半个多世纪内的重大进展,把其中的一部分吸收过来,因此科学史的一些新结果和新理论、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进展(关于观察与理论、科学事实的建构性,科学说明、科学还原与统合等)、科学社会学(经典学派与SSK)的新探索等,都应当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即使不直接体现出来,也要对此有所关注,正视这些学术的进展。但可惜的,无论我国的工作还是米勒的工作,都显得对这些进展比较麻木,这也许与当事人的背景有关。作为初始尝试,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事情总得启动起来,再一步一步改进。问题是,多年过去了,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
公民科学素养测试题要反映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进展,充分利用它们的成果,通过专项研究,提供一套或多套合格的测试题。此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其复杂性在于:①摘取知识中的核心知识涉及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随意性;②学术界关于许多重要论题长期以来就在争论,如何从争论中提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念?③如何把学术性的内容通俗化,变成可用于测试的具体题目,同时还保持了叙述的准确性?这三个环节在目前的测试实践中均没有认真考虑,国际上也如此。
中国的科学素养测试要坚定地吸收米勒开创的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简化的测试方案。具体讲有如下基本设想:
(1)公民科学素养测试是想通过一系列试题,了解中国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2)这种了解包括3个大的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过程;科学的社会运作及影响。上述3个方面同等重要,在测试题的分值安排上基本上做到1﹕1﹕1。(3)测试题总量不宜过大或者过小,而且要方便被测者答题。题目应当均为正误判断题,共计60小题,每题基本上是一句话的篇幅。(4)此难度需要反复试验,要与中国国情联系在一起,在各地做一些试验性测试。试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科学的整体趋势相一致。至少10年不要做根本性的改变。试题应当有良好的区分度,能够反映中国公众各个层次之间有差异。
有几点附带的说明:①测试的难点在于,对于后两维,很难出题。②试题的形式要整齐,不必与国际的做法完全一样。国际对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自身对比。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不妨同时做两套调查,一套严格按国际规范,一套按中国国情做,两者可以不直接相关(总的趋势相关,但侧重点、区分度肯定不同)。③为便于统计,为使算法简明,各地方各部门可自行进行局部调查,试题形式统一,分值统一。④试题需要反复做试验性的测试,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经费。
公民科学素养测试的理论基础是科学传播第二阶段“公众理解科学”框架下的“缺失模型”,许多测试困难也与此模型的局限有关[13-16]。从广义的科学传播角度看以及从当代科学日益分化的局势看,不但存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也广泛存在科学家理解科学甚至院士理解科学的问题。著名学者哈丁甚至提出第二种“科盲”(scientificilliteracy)的概念[17]。许多科学家固然不是第一意义上的科盲,却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科盲。于是,谁最了解科学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简明的答案。专家通常只对科学的某一个局部细节非常了解,而对横向上的其他学科非常陌生,对科学的历史进程及社会运作也可能不甚了解。这也透露了科学传播的一种发展思路,通向“对话模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民主的要求,也是客观现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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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教学教法的改革与实践
1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
只有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的民间语境,才能让他们初步体会民间文学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家乡故事传说的讲述。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是指教师应该对民间文学中“民间”(folk)进行详细的梳理,让学生了解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是谁、在哪。在这方面,笔者直接继承了北京大学陈连山先生的相关论述,让学生明白“民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④,民间文学--曾经是先辈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种独特的“遗留物”多少仍遗存在他们身上--就在他们身边,。让学生讲述家乡故事传说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置身于自己熟悉的家乡文化传统中来理解那些他们貌似非常熟悉、事实上又有些陌生的民间文学传统。讲述的过程是对其家乡民间文学知识的回忆,更重要是对学生自身对民间态度的一次检视。笔者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些讲述,在重新理解家乡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能对更多民间文学文本保持一种敏感的感悟力。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如果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具备这种对民间文本的感悟力,在课间、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也能够保持着这种敏感;那么笔者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的课堂实践就算成功了。事实证明,大部分认真的同学确实做到了。
2让学生自己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
“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不能只在字里行间把握和认识民间文学。”⑤作为民间文学的学习者,更不能停留在民间文学的记录本上,虽不能像专业研究者那样“浸润”(deepimmersion)在民间文学场中,但至少可以自己来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但在体验之前,教师的理论阐释和经验介绍也是必要的。正如马林若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中所言:“……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作业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⑥尽管让学生体验民间文学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是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体验者,学生先行了解这些“初始条件”毕竟没有坏处。学生以正确的视角观察日常民间文学场域中的传承人或普通民众,才会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个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从根本上,笔者的这种尝试还是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学传统的实践,或者说得更远些是对北大歌谣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学生“到民间去”是对自身所掌握的民间文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课堂的延伸--课堂与民间的对话。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文学文本的活动或许是一个开启通径的有益尝试。
3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
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是指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相关的民间文学文本。笔者之所以重点强调这一点,缘于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对话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同学讲述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问题。当时讨论很热烈,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方认为传说是虚构的,一方认为传说是真实的。这次堂课讨论却让笔者一直在思考学生的一句话“民间传说是没有理性的,没什么价值”。这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同学的真实想法,因此如何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传说的理性”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笔者通过理论阐述,辨明神话、史诗、传说中的历史真实与虚构是有理性的,这种“民间理性”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笔者通过让学生梳理自己调查所得的传说文本对“民间理性”进行反思,从而正确认识不同种类的民间文学文本的价值。
4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
前文所述,本课程的设置的大背景是国家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浪潮,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会不时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笔者的理念是要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汉文07级的两个学生跟随笔者在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玛纳斯等县市做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对自治区非遗项目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有了深入的了解,其中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便以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为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的切身参与调查永远要比课堂讲述来得丰富、真实。笔者赞同长江大学“非遗”社团的家乡调查,这是一个参与“非遗”保护的好方式。如果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学生完全可以深入了解一个“非遗”传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那些非书面的传统如何被激活、被创造的观察和思考,来反思那些“非遗”传统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生的种种关联及其隐含的内在意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当下这个变动的缤纷世界。
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1传统教学手段的运用
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固然十分必要,但传统的教学手段亦不能丢;这对高校民间文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故事讲述能力,或者说良好的“口头表演”的能力。无论讲述神话、史诗,还是讲述传说或民间故事,教师都应该把学生的带入民间文学文本的“天空”,正如美国学者麦地娜•萨丽芭所言:“据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始讲故事,夜幕就会降临。带着特定的意图,用特定的方式讲述某种特定的故事,可以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还会有皎洁的月亮从黄昏或从天边升起,悬挂在听故事的人们的头顶上方。”⑦如果教师能够“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我们说他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头口表演”能力。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会运用或了解更多民间文学类别,特别是民歌、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教师在课堂中的现场展演要比相关的理论讲述丰富、生动得多,还会激发更多学生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兴趣。因此,传统的教学手段不仅丢不得,还应该提高、加强。
2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多媒体手段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地讲述、阐明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学课程的兴趣和热情。首先,适度、恰当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民间文学教学而言更是如此。其次,要尽可能多地使用教师原创性的多媒体素材,教师可以把自己田野作业的图片、音频和视频灵活地运用于教学过程,让学生切身感受民间文学的魅力;因为教师自己的田野材料更客观、更可靠,对学生也更具有说服力。最后,教师要慎重地使用影视中的视频片段,因为影视中的叙事往往与真实的民间文学叙事有差距和隔阂;即使要使用一些影视片段,也要给予深入的辨析。
(1)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认知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活动后发现,我国大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同时通过对相关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有大概23%的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意义非常了解,有近30%的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近40%的大学生表示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有所了解,有6%的高校大学生表示对人文素质教育了解较少,剩下1%的学生表示对此问题不是很了解。
(2)民办高校学生文化素质知识的情况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的民办高校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较为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更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素质一点都不清楚,同时也没有对知识的渴望心理。通过相关权威部门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办高校要想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重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由于民办高校办学的体制以及条件等各方面与公办高校有所差别,这就造成了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的体系构建并不全面,在相关的教学政策、组织管理、以及师资建设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还有相当的欠缺。通过与公办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同相对比后可以发现,虽然民办高校的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强的特点,但是在价值取向、理论修养以及文化素质方面与公立高校的学生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种情况的出现不符合国家对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培养理念。但是我国民办高校也是我国对学生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渠道,其同样承担着培养祖国后备人才的任务。
2我国民办高校存在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1)我国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就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情况来讲,从学校的校领导到各级的基层领导等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重视。如果想要在民办高校中建立起相应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在我国开展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定位过于理想化宏观化,导致了绝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不能能很哈的理解,造成了目标模糊的情况出现。同时民办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没有足够的实力,这将严重的影响文化素质教育情况。
(2)课程单一、师资力量不足
就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特点来讲,民办高校应该具有非常高的自主办学能力,同时在学科设置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受到教师能力以及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大多以公办院校所走的道路作为标准,只是一味的走公办院校走过的路,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方面也以达到教育部的相关要求为主,并不追求教育的效果,这就造成了民办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教育质量较低,只是单纯的进行知识的传授,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品格的塑造。
(3)形式较为单一,文化素质教育系统构建
传承区域文化知识,拓宽旅游者的文化知识面
东北民间文学作为东北区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东北区域文学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着东北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发展史,由此可以看出,东北民间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具有显著的传播便捷性。在东北各个旅游景区所蕴含的各种民间传说、民间奇闻异事,它们都是旅游景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为广大游客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一段往事或故事,极大地满足了广大游客的求知欲。与此同时,与科学、哲学、艺术不同,东北民间文学在传播东北区域文化之余,也对各种知识进行了广泛的传播,让人亲身、具体、可感地触摸到、感觉到各种东北区域知识。东北民间文学,通过其各种丰富的民间传说故事发挥着它独特的知识传播功能,将东北地区的地理、气候、人文、民风、民俗、建筑、饮食、历史等区域文学知识传播给广大游客,使广大来东北的旅游者在一览秀美风光之余,还可以轻轻松松地享受各种区域文化知识大餐,极大地拓宽看自己的文学知识面。例如,素有“吉林小江南”之美誉的吉林省边陲小镇集安,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发展的古镇,早在汉魏时期,集安就是高句丽的都城。时至今日,集安还保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也遗留下了不少独具传奇色彩的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在关于集安各种独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描述中,广大游客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当年高句丽王朝建立时的那种恢弘气势之余,还可以一览高句丽王朝在祭祀、狩猎、出游、婚嫁等宏大的场面。同时,在集安众多的遗留文物古迹中,其绚丽的古墓故事,也向广大游客展示了高句丽普通百姓人家那种家居、歌舞、宴饮、出游、战争等场面,而那些刻画着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壁画却深入地为广大游客揭示了高句丽百姓对于神的崇拜、对于人类起源以及人类发展路径的看法。
传播东北区域文化精神,净化游客心灵
东北民间文学在传承区域文学,拓宽广大游客知识面之余,还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东北民间文学,作为东北区域文化、东北民族发展的重要灵魂,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北的区域文化底蕴和区域文学精神内涵,也记载着东北人们最为基本的精神资源和心理根据。因而,民间文学不单单是一件供人消遣娱乐的艺术品,它更是广大东北人们立身处世的一种行为准则。一则神话或一句歌谣就能唤起大家的美感、唤起大家的协调之心,可见东北民间文学具有良好的教育职能,它是对广大民众、广大游客进行教育与自我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生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的广大百姓,具有勤劳勇敢、诚实老实、善良、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品质,在丰富的东北民间文学中,经常可见对于东北百姓的优良传统品质赞扬与歌颂。因而,将东北民间文化融入东北旅游文化之中,在东北旅游文化中将民间文学彰显出来,通过各种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将东北百姓的优良传统与优良品质传播给每一位游客,使广大游客在尽情享受东北山川美景的同时,在心灵和思想上也能够得到潜移默化的净化与教育。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市郊的官马溶洞,在时期,曾是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活动之地,不仅具有幽美的景观,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相传,抗日英雄杨将军就是住在这个仙洞里的时候,受到仙人的指点,才能够在指挥抗战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胜利,溶洞中光滑的石桌就是这一段光荣而不屈不饶的历史见证。在旅游景区,将这一段传奇佳话传播给每一位游客,游客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将会油然而生,起到良好的净化心灵与精神教化作用。
传播东北区域民俗文化,愉悦旅游者身心
[关键词]民俗志;实践性;反思性
[作者]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47-006
一、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位置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即口头艺术、物质生活、社会习俗、表演艺术。这个四分法并不能够网罗所有的民俗事象,而且四个部分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个四分法只是民俗学家们为研究方便而提供的一个工具性的分类系统。
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其他学科所未曾关注的一些特殊的事象,那么,民俗学家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学者群吗?民俗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独特性何在?是什么样的独特性可以使它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任何一个职业民俗学家都可以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必须掌握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赋予了他们独特性,比如,田野作业、对于田野调查报告与录音档案资料的使用、对于民间博物馆资料的使用、对于图书索引的使用(尤其是对阿尔奈一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使用)、对于术语表的使用以及对于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多种能力。此外,民俗学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科,因此,民俗学家们需要具备国际性的交流技术,他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传统当中的民俗事象,因为民俗事象本身恰恰可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民俗学家们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家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组织、讨论会与论坛,建立个人的、职业的以及学术的联系。而且,他还必须熟悉民俗学的历史,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对于特定民俗事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轮廓做出判断,理解其特殊性、民族性以及理论的优劣得失。
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当然,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既然民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们也接受并需要获得多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的研究目标何在呢?他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独特的知识与概念框架是什么呢?从民俗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提供十二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历史一地理学派、历史一重构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口头程式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学派、民众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半球理论(文化接触学派)、情境学派。这些理论都有坚定的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具有严密的概念体系,都试图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解释全部民俗事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的整体背景下,“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具有何种意义呢?其理论根据又在哪里呢?
二、民俗志与民族志
作为民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民俗志”指的是对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它对应,“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
钟敬文在讲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时说,“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钟先生把民族学与民族志看作各有所专的两种学问,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区别。一九九七年,在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钟先生提到:民俗学者应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⑤。这里,钟先生对“民俗志”有一个简单的界定。对照上述两处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
当然,把钟先生关于“民俗志”这一术语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一个,即民族学,显然是简单化了,只有全面考虑到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的借鉴,考虑到钟先生对于日本民俗家所创立的地域民俗学传统的借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志”这一基本术语在学界的地位。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后两个学术来源也许是钟先生“民俗志”这一学科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思想来源。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民俗志的概念,是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先生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得到最完整的、明确的界定,这种民俗志要求尽量明确民俗事象的时空维度,明确特定时空维度当中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倡议在一定的调查基础上绘制民俗地图。钟先生在谈到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时讲:“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是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
显然,钟先生理想中的民俗志不同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开中药铺式的列举式、机械性地按照民俗调查表格调查并撰写的民俗志。
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做这种区分的意思,比如,高丙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都称为“民族志”,它是对田野工作的直截了当的分析性和描述性记述。所以,从根本上讲,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研究方式。刘铁梁教授强调“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式”对于借鉴“民族志”研究模式以矫正对于“民俗志”的误解具有意义。
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钟先生曾引述柳田国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中的观点,认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即游客之学,寓公之学及土著之学,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乃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他对土著之学大加赞扬,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出民俗事象的潜在意义。但是,钟先生的观点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任何一个“土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民俗志学者”。刘铁梁教授并不反对土著之学的价值,但是,他更主张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行民俗志撰写,而非过去的民俗志撰写者们简单地开中药铺式地罗列材料。钟先生关于民俗志的概念更近于日本民俗学界
对民俗志的界定,比较倾向于记录;而刘铁梁关于民俗志的概念则是与欧美民族志的概念相接近,已经把记录与研究合二为一了。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波”:反思民族志
在整个民族志发展史上,曾先后经历了“印象主义(或者猎奇)民族志时代”与“科学主义民族志时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又掀起了“反思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与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写作民族志与阐释民族志材料时,人类学家们自身体现在哪里?人类家学们努力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即,为了寻求理解,人类学家参与其他人群,进行对话与解释活动。他们开始关注“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性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不同风格的民族志被创造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的大讨论。这种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进行的审视,不只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除述,而且使得更多的东西都受到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民族志撰写的实验与探索合法化了。
也许,人类学家们反思民族志经典文本并不完全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仅仅是在从基于同一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人类学学位论文与其他类型的论文的文体转化经验中产生的一种体验与实践,他们试图摆脱保守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唤醒被遗忘或被尘封的田野经验与体验,这种基于不同的田野经验而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把实验民族志称为“互惠的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性的解释超过了个体的、学者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说该民族志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显然地,学术化的话语结构了全部材料,学者的声音还是最强音,学者的观点也是合理化的。互惠民族志的撰写者并不是要放弃作为解释者、思考者和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只是放弃了所谓学者的声音是最有权威的声音的观念。这一方法论主张,迫使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同时,也要引导他者通过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被表现的必要,^类学家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对话是整个田野图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不会掌握“最终的真谛”,他们只是享有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只有通过长时段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互为客体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总之,互惠的民族志的反思性工作关注的是:人类学家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身处一个与我们的文化情境不同的情境时,如何影响了这一情境?我们的出现,以及我们所携带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表述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
反思的民族志给民俗志的启示是:民俗志不应该只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式,而且可能是“多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
四、来自布迪厄的重要启示:“实践性”与“反思性”
1、实践性
在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受经验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集中关注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然而,作为沉淀或结晶的“物化”或“形式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这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中介化的文化固态物,区别于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因此,布迪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应当采用“整体式的研究方法”,即把文化生产与产品作为一整体,研究生产活动中诸因素之间及生产过程、文化产品乃至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过去――现代)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传统人类学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作该文化产品的形成之“因”,甚至把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表现。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的想法。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还应该考虑它们与人类学家现实的研究活动之间的联系。比如早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活力,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实在,是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终止,人类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成为历史的潜伏形态,从而满足于对于已经被割裂出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产品的静态研究。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试图透过文化事象,揭示出推动着文化主体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的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观念动力是同某种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
此外,布迪厄还发现,人类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但展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控制研究者,将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就无法脱离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西方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自外于人类文化。事实上,他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本来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者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忘却了其从事文化创作的实际地位。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布迪厄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向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研究其动力机制――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以全新的模式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
布迪厄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社会,不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通盘考察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三个方面。
2、反思性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20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深信社会科学可以因此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20世纪“泛科学主义”倾向甚嚣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发展起一种自觉地反思科学的局限性与自我怀疑的意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既尊重科学知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正在建立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文化、语言、权力是相互缠绕的,需要从人类行动
和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机制人手全面分析;社会研究者本身并不外在于研究活动本身,研究者介入研究对象并不断地自我复杂化使得社会研究进一步复杂化;研究过程的实施是一个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使得“反思社会人类学”成立。反思社会人类学自然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视其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历史与现时因素的综合体。二是研究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通过各种中介性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三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要充分估量思想本身的界限以及思想所不能想到的复杂因素,充分估量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布迪厄告诫说,只有通过反思性才可以逐渐接近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展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总是蒙着一层纱幕,犹如“坐井观天”或“盲人摸象”,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的真正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有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其同质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网,既是象征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条件,因此,场域、生存心态、人的象征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实践性”与“反思性”对于民俗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传统上把研究对象视为“物化”的“产品”加以分析,“二元论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表征工具三者都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反思。
五、对于民俗志方法论的评介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民族志,因此,当反思民族志的实验蓬勃开展起来时,民俗志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了。这就意味着,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民俗志的撰写应该包括多种模式,而不只有一个模式。
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内容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民众生活无所不包,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俗事象不应该是仅仅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而故意抛弃另外一些部分。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分布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记录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传媒再生产民俗事象,半圈理论着重记录处于混杂、共生状态的民俗事象被保留、修正、改造与遗弃的过程。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情境学派”,他们倾向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化方面。这一学派成员都非常重视特定文本所处地“情境”,而反对文本被抽离于语言的、行为的、交流的、表达的、表演的语境。他们从语言学家那里习得了“口头行为”这一概念,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功能主义”,从社会学家那里习得了“角色展演”的概念,从心理学家那里习得了“自我技巧”,并综合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
情境学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性的宣言,但是,他们都反对静态的民俗文本的类型学研究而强调三维的情境,他们提出了“小群体内的仪式流”,“复杂交流的事件”,“交流的文化类型”,“机理、文本与情境”,“一个特定的现实的、艺术性的、交流性的过程”。
接受的艺术教育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素质教育吗
1.民办学校的艺术教育。一般来说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来源以个人或企业投资办学为主,小学教育为主要办学层次,学校多设立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城乡结合地区。上海的转制民办学校都是在教育局的统一管理、管辖下,它按教学要求设置了音、体、美、劳等素质发展课程。以美术学科为例,一至三年级每周两课时,四五年级每周1课时,这与公办学校一致。但是相对于公办学校,民办艺术教育资源缺乏,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很多学校没有固定的艺术教室,没有钢琴,没有画架等等,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为缺少了这些配套设施,许多课程无法进行,老师只能凭借一张嘴,一只笔,没有硬件保障是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
软件方面: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人为的把所开设的课程分为主科和副科,从一学期课程的设置和时间的分配上来看,主科远远大于副科,那么人的主观意识强迫人们不得不承认艺术教育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语文数学英语。主科老师拼命的“抓成绩”而占用大量的副科时间,艺术课程的开设也变得形而上学了。另一方面,很多学校没有专业艺术老师,艺术课程就由语、数、英老师兼任,由于他们缺少专业知识,课堂上谈不上艺术的指导了,放任学生随便画。
2.民工家庭里的艺术教育。曾在几个班做过一个对家长的学历、职业、工作时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本科的凤毛麟角,高中学历的占1/3,初中学历的1/3,有1/3的是没有念过书的;他们的职业也受学历的影响,有一部分是给别人打工的,一部分是自主创业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比如说一些家长是卖菜的,他们晚上7点多睡觉,早上3点多要起来进货,有的家长是晚上10点多才回来。由于民工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工作比较繁忙,思想比较封闭,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阶段,认为艺术学不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的三科成绩。有的家长连画笔这样的基本绘画工具都不能满足学生,家长的配合度决定了学生的艺术成绩。另一方面,很多民工的家庭居住环境恶劣,生活都不安定,更何谈艺术的熏陶。笔者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她很有艺术天赋,也很积极参加各种美术比赛,每次发给她的画纸,第二天带给我看时都会弄得皱巴巴的,我心想: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这么脏呢?我试着问问她怎么弄的?她说在菜摊上弄脏的。原来她的父母是卖肉的,她每次都在肉摊上画画和写作业。所以这样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审美。
3.社会对民工子女的艺术教育。教育公平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所有的人都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但是落在实处,是否是平等的呢?每学期,社会各种组织的美术活动很多,但是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的学校很多都是公办学校的,民办学校往往变成了弱势群体,常常被忽略。这也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正如前面说的,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相对薄弱,社会上也就不会重视,正是因为减少了参观、参与的机会,孩子们的艺术修养也减少了,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教育公平与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用工制度。孩子的艺术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两个学期就能转变的。当我们努力的在改变落后的艺术教育的同时,孩子却因为种种原因转学了,又有一些新的学生转来,我们的教学计划不得不相应的调整,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孩子的艺术水平,另一方也要兼顾基础薄弱孩子的水平,所以想要达到所有孩子的均衡发展,困难重重。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用工制度是先让一切都稳定下来,一切都不稳定,让人无心谈教育,我们的硬件软件设施都是为孩子服务的,孩子的流动性大,我们的努力转瞬即逝。
2.加大对学校软硬件投资力度。为了提升孩子的艺术素养,各个学校的举措有所不同,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我所在的学校在软硬件投资力度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现将经验总结如下:(1)将三十多个教室全部配有多媒体设备,实现教学设施现代化,并配有学生电脑房,做到一人一机。(2)配有专门的艺术教室和展览室。(3)学校聘请上海市认定的一级校长主持工作。(4)学校招聘音体美专业专职教师。(5)学校引进华师大熊川武教授提出的“自然分材教育法,”有专家团的指导帮助,教师的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
3.配有专业的教师加以指导。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教师专业化的基本含义是:第一,教师专业既包括学科专业性,也包括教育专业性。国家对教师任职既有规定的学历标准,也有必要的教育知识,教育能力和职业道德的要求。第二,国家有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专门的教育内容和措施。第三,国家有对教师资格和教师教育机构的认定制度和管理制度。第四,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过程,教师专业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民办学校的专业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了解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耐心辅导。可以说老师的教是从零基础上开始的。这样就要求美术老师的课程要不断的拓展,向课前延展,向艺术前沿延展,向课后及生活延展,向其他学科的延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要求教师对小学课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4.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家长的配合度会提升教育的效果。多利用家长会等形式与家长沟通,转变家长的观念,让素质教育的观念落在实处。不断的用学校宣传橱窗展示孩子们的作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家长的认可度,家长认可了,才能配合。家校联合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30-03
民俗文化是与民族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是民族特征和个性内涵的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体现。中华民族是由56个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多民族色彩斑烂的民俗文化,汇集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谱写的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华美篇章。
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刚刚通过决议,赫哲族“伊玛堪”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第29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黑龙江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一、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地处祖国边疆,为保卫祖国边疆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为祖国的统一和建立巩固边疆建功立业。并为中华民族的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包括确立了直到今天中国的版图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少数民族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在民族大融合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共同发展。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在学习先进文化中,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它民族当中去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演出过生动的历史剧。也创造过中国历史上的“升平盛世”。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是从八百五十多年前的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王从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开始的。从金、元、明、清以来,北京的发展和故宫的建设,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来完成,是依靠民族融合来完成的。
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经是游牧民族。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有着开放的思维。很少保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俗文化,不能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并从中发现“根”和“源流”的蛛丝马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还保留着祖先的遗迹,还带着大自然的和谐信息的记忆。在发展中、进步中,还存留着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的印记。有史书中漏记的历史和往事。
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应该重笔重墨研究和发掘。
二、边疆少数民族民俗保护状况
边疆少数民族地处我国边远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欠发达,文化发展滞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复苏。民俗文化研究曾一度兴起,后来相继建立了一些民族、民俗博物馆。是一些可喜的收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民俗学的研究相对落伍,消逝的东西不会再来,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使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悠久历史的积淀。我们纵观历史留给后人的也只有“文化”这两个宇,当然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文化的延续,只有传承才能延续,也就是有“根”有“蔓”,有“源”有“流”。
在世界的文明历上,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她的基本品质,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这项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今天应该比以往作得更好。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条件来做好这项工作。“三个代表”就包含了先进文化,能够传承下来的也都是先进的文化因素。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受教育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乏民族大学、民族学院。也有一些研究民族文化的机构和学术组织。但是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在。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俗的消亡加速比我们想象的速度要快得多。1999年我们建立了一座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征集民族民俗文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简直是大海里面捞针。想找一副木制的弯钩犁都找不到。找一领炕也没有,买炕也没卖的,最后在粮库找到一领类似的炕。我们手里拿着拟定的征集文物清单成了一纸空文。
农村房舍改造。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满族、达斡尔族的房合。现在各民族服装都是仿制的,平时大家都穿一样的现代服装没有什么区别。
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是目前世界上满语保留最好的满族村屯。三家子村被学术界誉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调查研究满语、满族文化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也很危急。据2000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显示:能流利说满语的只有3人,并且当时70多岁。能听懂会说大部分满语的只有5人,年龄已近70岁。剩下40岁以上的也只是一知半解。从总体情况看,三家子村现在满语的衰落趋势明显加速。
面对现在满语的现状和研究人员的稀少,还有北京历史档案馆尘封者的50多吨“满文老档”,给我们的启示大概不仅仅是一种担忧。
1998年北方的洪水之后。黑龙江兴建了一个达斡尔族新村和一个赫哲族新村。都是清一色的“洋房”,失去了民族特色,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标准民族村。继鄂伦春猎人下山之后,鄂温克也赶着鹿群内迁了,他们不再是“林中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民俗也势在必改。这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曾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加大研究力度还是当务之急。原来烧牛粪,现在用液化气罐了。不会用。不习惯。因为没有个性了,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要比我们预料的还多。
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
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离不开大自然的,所以我们才是地球人。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所说的民族特色,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为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远地区。大自然还没有被完全改造,或多或少的还保留着一点儿原生态的原汁原味,还存留着一些相对古老的民俗民风。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活化石”。
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数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他们是多神论者,山、树大自然中他们认为可崇敬的都是神,认为万物有灵,萨满是神的使者,或是人和神的中介。由于萨满教并没有被列入正式宗教的范畴,只是不公开的存在于民间,我们很难看到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但萨满教和这些少数民族一样同时并存。
有些民族传承着祖先崇拜的古老习俗,他们以天为大,民居开西窗,西炕、西墙是供奉祖宗的地方,他们还要年年祭祖。求得祖宗的保佑。民族的传统节日“那达慕”,祭“敖包”还在延续。
祭天地是必不可少的,就连日常生活中比较正式的场合,饮酒也要先祭天地才可以喝酒。
少数民族擅长歌舞。歌舞是民族习俗的一部分。折射着
来自远古的血脉。
民族学的研究已经为考古学所采用,在边疆考古中,结合得尤显重要。我国历史上有些民族已经消失了,但在考古发现中发现了遗迹。例如鲜卑、匈奴、契丹等。有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现在无影无踪,就要靠考古学和民族学来探索。有些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民族却得以延续,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这是靠人传承下来的。
考古学是以物为本,民族学是以人为本,物是由人创造的承载了人的信息。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考古问题,民族学为考古学提供了“活化石”。
内蒙古发现了一座契丹墓,墓主人的身份难以确定。开始认为'墓主是位公主,但后来从服饰上的左肩太阳和右肩的月亮图案,用民族学来破译,墓主是位萨满教的巫师。
边疆考古基本上是民族考古,但还没有民族考古学的定义。有些民俗传承的历史轨迹相当久远。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毁器”的古老习俗,最早的距今七千多年。北方民族一直延续着“毁器”习俗,青铜时代有,现代葬俗还有所反映。我们还在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头骨变形的习俗,满族曾盛行“睡头”的头骨变形习俗,头骨变形来源已久。
契丹族有“青牛白马”说,现在北方葬俗男人亡扎纸马,亡女人扎纸牛焚化,这种习俗已经扩展到北方的汉族人。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习俗互相影响,超出了一个单一民族的范围。
民俗没有硬性条文规定。但却认真遵守着、执行着、由人一代一代的传承着。
民俗形成的历史是久远的。存在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中互相学习,形成了共同的或不同的民俗文化,有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但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河南濮阳出土了仰韶文化的蚌龙。辽宁出土了查海文化的石龙和红山文化的玉龙。山西龙山文化出土了彩绘龙。黑龙江阿城出土了金代的铜坐龙,这些的形象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传承和中国的龙文化传统。
四、加大工作力度拯救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能创造民族文明,也有能力传承和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立竿见影”的实效和经济效益。无论从点上,还是面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缺少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规划去实施。民俗学的研究是一项软任务,没有硬性的规定。
上个世纪杰出的民俗学家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精力,作了大量的民俗学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劈了研究道路。新世纪到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我们感到民俗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学研究更显得十分紧迫。
首先是缺少民俗学研究人员。边疆地区很少有人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只是集中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民俗学研究人员出现了断档和青黄不接的状况。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到了上个世纪末,也进入了尾声。年轻的致力于民族民俗学研究人员,不敢说寥若晨星,也是人员太少、缺乏一支专业队伍。
再就是应当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的培育。过去的文化体制“三级文化网”十分活跃。由于经济发展,这个网络已经不健全。不太发挥作用了。这不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缺失。
在乡镇改革和村屯合并中。加强民族乡和民族村的建设也很重要。尽可能的保留原生态的民族村屯和民族文化生态,吸取人为建新村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不一定非要农村城市化。要按民族化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觉得搞得挺好,改造后的房舍,民族风格不变,藏民仍然按着自己的民族传统生活着。只是新与旧的变化。“味儿”没有变。
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田野工作,多调查、多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在很多人很少下乡,深入实际,就连面向农村的文化单位也不下乡。我提出下乡,他们反而觉得奇怪,我们都不下乡,你下什么乡。看来很少有人愿意搞田野工作了,但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你浮在上面研究什么昵。我们不否认信息时代网络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依靠网上的东西抄来抄去,编造一些自己都信不实的“论文”。
更有甚者,把网络看成是万能的,学问都在网上,网上什么都有。上网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必须自己亲自去作,去研究、去调查、去感受、去发现,必须自己去变革“梨子的汁味”。
田野工作也存在机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有了。我们八十年代调查的材料,现在也很难再找到了。所以要发现机遇,搞好调研,溯本逐源。
要重视民族考古工作,其实边疆考古就是民族考古。边疆的民族考古添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民俗学宝贵资料。
拯救边疆民族民俗文化,光摘自发的工作是不行的,应列入国家和地方的长远规划。象自然科学一样,例如“登月规划”有近期的长远的工作规划,水到渠成。
民俗学的研究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靠“单兵作战”是很难有成效的。必须设立科研项目,建立课题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一个大的项目,取得硕果。
弘扬民族文化,是提高对民俗文化认识的基础。历史上曾出现偏差,把民俗看成是“四旧”扫地出门。现在仍有人把民俗看成是落后的东西,民俗调查中也有部分人误认为是找少数民族的“阴暗面”,不予配合,工作难做。
由于民族文化工作的缺失,出现了一些扭曲。传统的中华民族节日受到了“洋节”的冲击。莫名其妙的炒作洋节,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盲目崇洋,弄得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洋人一头雾水。也有为经济利益驱使,打着民族文化的招牌,变味的商业化开发民俗,给民俗文化造成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损失。保护和破坏同时并存,有时我们低估了破坏的力量和速度,使得我们的保护变得很“苍白”。新世纪的到来,推动了民俗保护的车轮,增加了民俗保护和研究的紧迫感。中国的传统重大节日“端午节”,被韩国抢注了成为了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刺激了国人,我们丢了“国宝”还能无动于衷吗!但是现实已成定局,无法挽回。我们该继承的没有继承,不知我们的“国宝”还会不会再遗失。什么是挑战,两千多年的品牌如此下场,还不是挑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遗产,是民俗文化集中留存的一块阵地,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宝藏。这个阵地,还是在策略上应当坚守,宝藏还是应当开发利用。加强边疆地区的民族民俗工作,不是一己的利益,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工作,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工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能够延续下来的文明。没有保护就没有传承,不能传承也谈不上延续。中华文明是先进文化的融合,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56个民族的魅力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缺一不可,社会的发展,势必带来文化的繁荣。加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抢救工作。势在必行。
五、以人为本的民族民俗文化传承
民族民俗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人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主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在自然界生存中,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遗存,是人类的印记。
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包括衣、食、住、行、信仰和宗教意识等。“人”有生以来就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民俗的取向是由他们的生活空间、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念来决定的。
民俗的形成、经历了人类生长的久远过程,民俗同民族并存,具有很强烈的个性,和潜意识的存在。所以无论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用民俗这把尺子,找出你是“中国人”。
民俗是丰富多彩的,通常说“百里不同俗”,在多民族聚居区,个性和共性并存,体现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
边疆的少数民族。多数没有文字,民族文化是依靠人来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千百年来,以人为本,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我们要注重保护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赫哲族现有四千余人,只有五个人会“伊玛堪”说唱,就靠这几个人传承这项世界文化遗产。满族村,只有几位长者会满语。民族民俗文化已经濒临抢救的边缘,保护传承人,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挖掘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中,要注意发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要把保护传承人放在首位。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培养继承人,并以现代化的多种手段记录和传承传统文化。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保护和传承民族民俗文化。繁荣民族文化。
六、关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有“清”一代称之为“龙兴之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白山黑水蕴育了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演变,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克尔克孜族、锡伯族等,仍活跃在他们自远古生息的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腹地;仍保留着他们血脉传承的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和传统民族文化。
英文名称: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主管单位:青海民族学院
主办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青海省西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5681
国内刊号:63-10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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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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