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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新的信息载体出现,信息的产生和表现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呈现方式的数字化与多媒体化数字化与多媒体化是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典型特点。数字化指的是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包括图像、文字、音频、视频等,在采集、加工、存取、管理、传播过程中都进行过数字化转换,在信号传输与播出形式上都采用数字信号模式。多媒体化指的是新媒体消解了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四大传统媒体的边界,聚合了媒体在视觉与听觉方面的功能,借助于文字、图像、声音、图形、视频等多种媒体形态,使信息的呈现模式更加形象化和立体化,营造生动形象的信息传播情景,增强信息感染力,在向用户传递信息的同时带给用户全感官式的体验,有助于用户能够形成关于该信息的更加深刻的整体印象。2.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互动性具有互动性特征的并不仅仅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也具有交互、互动的特点,但传统媒体的互动只是有限程度、有限范围内的互动。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互动实现了人机之间或多用户之间,同时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不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新媒体用户可同时拥有信息生产者、信息者、信息接受者的多重身份,在与其他用户的多方互动过程中,新媒体用户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体现。3.新媒体信息传播有个性化的特点新媒体传播的个性化主要指:一是媒体选取个性化,用户在进行信息、检索及获取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选取不同的媒体形式;二是信息内容个性化,不同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目标,对信息筛选定位,或是对信息内容进行个性化组织加工,然后传播出去;三是在网络通信技术支持下,移动新媒体的信息传输系统能够针对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要进行精准传送,这是新媒体个性化传播的典型表现。4.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具有碎片化特点这一特征是当前新媒体信息传输形式所独有的,指的是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时间碎片化与信息内容的零碎性。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一是时间碎片化,用户可以充分利用随机或零散的时间,随时随地获取想要的信息,或进行信息的即时;二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新媒体中的微博、博客、手机短信等在技术设定的限制下,信息内容因被分割而变得零碎。5.信息传播即时性与超强的地域覆盖性新媒体传播在互联网支持下,突显了信息传输的无障碍性,尤其是利用移动新媒体,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新媒体则可以把信息瞬间传递到网络中其它节点,对社会事件的实时报道和文字直播尤其便利。互联网把世界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网络的范围决定着新媒体传播空间的大小,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11]互联网覆盖到的地域也是新媒体信息所能够传播到的区域,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具有超强的地域覆盖性特征。
二、新媒体应用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影响
(一)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与内涵研究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指的是与科学有关的素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引起人们对科学素养的关注。科学素养对培养公民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思维方法,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具有重要影响。1.国外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与内涵研究首先,科学素养的定义。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教育家柯南特从科学教育层面首次提出科学素养的概念:一种能够理性选择专家,并能够与那些正在发展科学并应用科学的人交流的能力。[12]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家赫德把科学素养作为科学教育的主题,将科学素养解释为:理解科学及在社会中的应用。首次将社会与科学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联系起来对科学素养进行研究。美国学者乔恩•米勒从人的个体出发,认为科学素养是指一个人能阅读、理解科学问题,并能表达见解的能力。[13]除个人研究以外,也有机构将公众科学素养教育视为国际组织社会行动的一项内容,将科学素养定义为关于科学概念和过程的知识和理解;[14]1997年,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指出,科学素养是一种能力,是运用科学知识对现实问题进行确定,以便改造自然和决定社会活动的能力。[15]其次,科学素养的内涵分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素质研究中心的佩拉等人在对大量文章进行了系统分析后,将科学素养的内涵归结为6个方面: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家工作的伦理原则;科学的本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异;基本的科学概念;科学和人类的关系,[16]这一研究理论形成了科学素养研究的基本框架。本杰明•沈将科学素养的内涵扩展至功用性、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问题、科学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内容,认为科学素养的内涵包括实践科学素质、公民科学素质、文化科学素质。[17]后来,米勒经过多次实际调查和研究,将科学素养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到科学世界观、科学事业、科学习惯等方面,并于1983年提出基于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标准,即:关于科学概念的理解;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认识;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18]在具体实施测评之后,1998年米勒对这一标准进行改进,将科学素养标准阐释为:对科学词汇和科学概念的基本理解;对科学本质和研究过程的理解;对科技影响的理解,[19]并尤其强调了科学素养对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为各国的科学素养测评体系提供了样本。2.国内关于科学素养的定义及内涵研究首先,科学素养的定义。我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有着显著的本土化特征。钟启泉是我国较早进行科学素养研究的学者,1997年,在其文章中提出科学素养是借助理科教学中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普通教育部分培育公民素质。[20]王有志、梅伟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将科学素质定义为:对个人决策、参与公共和文化事务、经济生产等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过程知识的理解。[1]2006年,国务院制定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中,对科学素养作了明确界定: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21]其次,科学素养的内涵分析。我国关于科学素养内涵的认识同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为科学素养的内涵包括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道德规范、科学的性质、科学概念的知识、科学与技术、科学和人类等方面;80年代中期科学素养的内涵扩展到科学世界观的性质、科学事业的性质、头脑中的科学习惯以及科学和人类事务等。《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中规定了科学素质的内涵包括:科学探究(过程、方法与能力),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四个方面。[21]总之,每当新的科学技术出现时,就会随之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科学素养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人们对科学素养内涵的认识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当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人们对科学素养的理解不断深入,从最初的注重智力层面发展到对科学能力的关注,再拓展到对公众科学素养及其与科学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关注,而这一系列过程都与媒体的传播、推介密切关联。
(二)新媒体应用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活动,还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行为方式;新媒体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也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研究发现,科学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到被社会认可、接受,到转化为人的素质内容,最主要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学校科学教育;二是社会性科学普及教育。这两个方面都是科学教育与传播的必要过程。媒体作为科学传播的媒介手段和重要载体,是科学向社会公民拓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新媒体充分发展、广泛应用,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电视、移动手机等各种新媒体已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工具,[22]新媒体参与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是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趋势。1.新媒体对公民科学素养培养的促进作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的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为公民接触科学、学习科学、理解科学等带来了便利条件,在普及科学常识、宣传实用科学知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新媒体为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提供了便捷途径。传播途径与教育途径的改变是新媒体带给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的最显著变化。新媒体传播模式极大地满足了用户随机利用可能的时间,随时随地获取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的需要。同时,新媒体大大提高了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保证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前沿的科技信息等能够在第一时间流向用户群体,特别是有些现场直播式的科技发明介绍,更是体现了信息传输的时效性与直观性。为社会用户群体补充新知识、接受科学教育、了解科学发展趋向、提升自身科学素养水平提供了方便迅捷的途径。其次,自主互动的参与模式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新媒体自主参与、平等对话等模式,拉近了科学与大众的距离,使用户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筛选和获取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的机会。普通社会群体在接受科学知识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用户或媒体进行对话,可以获取更多的相关科学内容,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整合加工,可能创造出新的知识内容。同时,为专业学者和专家级用户提供了信息跟踪及信息传播的监督便利,可以对新媒体中出现的错误信息进行及时纠正,防止误传和误导,对网络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起着调整、纠正、规范作用。这些方面对公民形成对科学的正确理解与认识都有很大帮助作用。再次,大量的信息内容及有针对性信息传递为人们学习科学、提升科学素质提供了条件。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新媒体体现出超强的信息聚合功能,实现了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全球范围的聚合与共享,为用户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内容,以及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等,为公民研究、学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帮助。同时,新媒体具有个性化与针对性的传播特点,能根据用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对科学知识进行各有侧重的指向性传输,有效解决了人们在不同知识程度下,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中,快速获取科学知识、进行科学学习的问题,使利用新媒体成为帮助用户提升自己科学素养水平的便利模式。最后,多媒体的信息呈现方式强化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的效果。新媒体将VR(VirtualRe-ality)技术、Flash技术、Audio技术、Video技术等组合一起,实现了对科学信息的多媒体贮存与传播,使抽象的科学概念、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等变得形象、生动;对科技成果展示、培训及科学实验过程进行动态图形录入和模拟声控交流等技术处理,把科学传播融入身临其境的现场模拟,消解了科学知识的抽象性,增加了其形象性和直观性,易于公众的理解和接受,使科学传播变得更具说服力,增强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效果和教育效果。2.新媒体对公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阻碍作用新媒体作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基础上产生的,其形态及功能特征上必然受技术发展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参与主体多元化因素的影响,新媒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阻碍性因素,影响到新媒体在公民科学素养教育中发挥作用,阻碍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提升。首先,新媒体发展的自身技术制约。技术方面的制约是影响新媒体在公民科学素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体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形成的自由参与模式,对各类消息与传播的限制功能较低,无法完全杜绝一些虚假信息或是错误信息掺杂其中,这些信息必然影响到公民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另外,各类新媒体都具有自身的优点与缺点,不可避免地通过对科学知识及相关信息的定位态度与定位倾向显示出来,无疑对公民的认识与判断等科学行为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其次,参与者主体的行为多元化影响。媒体行为及新媒体的参与主体的网络行为总是在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在新媒体的信息生成与传播中,受自身因素影响,不同用户对问题或事件的看法、认知、解读会各不相同,从而表现为对同一问题或事务,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生成不同的信息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他用户对其所传递的科学知识、科技信息、科学方法的理解与掌握,进而影响公民科学素养提升。
三、利用新媒体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对策探讨
结合我国已有的公民科学素养教育措施,新媒体环境下的公民科学素养教育,应该建立在对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中的优势充分关注的基础上,制定与之密切联系的公民科学素养提升措施,以达到有效推进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目的,具体做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掘新媒体的信息资源优势扩大公民的科学知识与科技信息量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在扩大人们的科学知识量、拓宽人们的视野方面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许多专业性科学网站,在许多非专业性网站中也设立了与科学相关的版块,这些资源对于发挥网络信息资源优势、整合网络科学信息资源、推进网络科学教育、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很有帮助。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用户的反馈信息,使新媒体的科学信息建设更有针对性,更具规划性,提高公民对新媒体科学信息的有效利用率。同时,将网络科学信息资源与学校科学教育紧密结合,发掘其中与课程教学相关的具有典型科学价值的内容,使之融合进课堂教学中,扩大学生的科学知识面;学校教育中,做到时时关注网络的最新科学知识与科学研究内容。另外,结合新媒体信息内容,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科技实践活动,通过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科技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知识、掌握运用科学方法的主动性。
(二)发挥新媒体的多媒体表现优势强化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效果多媒体的信息呈现方式远比单纯文字的表述更有助对科学的理解与接受。在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优势,将科学知识的抽象性、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等结合起来,形成对科学的通俗化解读与趣味性介绍,使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工作做到对高层次用户与较低水平用户的兼顾,提升科学教育效果。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课堂新媒体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和信息表现方式,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
(三)利用新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形成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社会性环境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应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新媒体终端,宣传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精神,形成社会性宣传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大环境。在加大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力度的同时,向人们推出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等,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放在实用性的基点上,并适时推出网络模拟学习体验等,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们受到熏陶和教育。
四、结语
民间文学教学教法的改革与实践
1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
只有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的民间语境,才能让他们初步体会民间文学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家乡故事传说的讲述。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是指教师应该对民间文学中“民间”(folk)进行详细的梳理,让学生了解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是谁、在哪。在这方面,笔者直接继承了北京大学陈连山先生的相关论述,让学生明白“民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④,民间文学--曾经是先辈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种独特的“遗留物”多少仍遗存在他们身上--就在他们身边,。让学生讲述家乡故事传说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置身于自己熟悉的家乡文化传统中来理解那些他们貌似非常熟悉、事实上又有些陌生的民间文学传统。讲述的过程是对其家乡民间文学知识的回忆,更重要是对学生自身对民间态度的一次检视。笔者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些讲述,在重新理解家乡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能对更多民间文学文本保持一种敏感的感悟力。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如果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具备这种对民间文本的感悟力,在课间、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也能够保持着这种敏感;那么笔者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的课堂实践就算成功了。事实证明,大部分认真的同学确实做到了。
2让学生自己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
“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不能只在字里行间把握和认识民间文学。”⑤作为民间文学的学习者,更不能停留在民间文学的记录本上,虽不能像专业研究者那样“浸润”(deepimmersion)在民间文学场中,但至少可以自己来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但在体验之前,教师的理论阐释和经验介绍也是必要的。正如马林若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中所言:“……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作业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⑥尽管让学生体验民间文学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是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体验者,学生先行了解这些“初始条件”毕竟没有坏处。学生以正确的视角观察日常民间文学场域中的传承人或普通民众,才会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个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从根本上,笔者的这种尝试还是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学传统的实践,或者说得更远些是对北大歌谣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学生“到民间去”是对自身所掌握的民间文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课堂的延伸--课堂与民间的对话。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文学文本的活动或许是一个开启通径的有益尝试。
3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
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是指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相关的民间文学文本。笔者之所以重点强调这一点,缘于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对话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同学讲述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问题。当时讨论很热烈,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方认为传说是虚构的,一方认为传说是真实的。这次堂课讨论却让笔者一直在思考学生的一句话“民间传说是没有理性的,没什么价值”。这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同学的真实想法,因此如何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传说的理性”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笔者通过理论阐述,辨明神话、史诗、传说中的历史真实与虚构是有理性的,这种“民间理性”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笔者通过让学生梳理自己调查所得的传说文本对“民间理性”进行反思,从而正确认识不同种类的民间文学文本的价值。
4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
前文所述,本课程的设置的大背景是国家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浪潮,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会不时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笔者的理念是要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汉文07级的两个学生跟随笔者在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玛纳斯等县市做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对自治区非遗项目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有了深入的了解,其中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便以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为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的切身参与调查永远要比课堂讲述来得丰富、真实。笔者赞同长江大学“非遗”社团的家乡调查,这是一个参与“非遗”保护的好方式。如果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学生完全可以深入了解一个“非遗”传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那些非书面的传统如何被激活、被创造的观察和思考,来反思那些“非遗”传统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生的种种关联及其隐含的内在意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当下这个变动的缤纷世界。
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1传统教学手段的运用
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固然十分必要,但传统的教学手段亦不能丢;这对高校民间文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故事讲述能力,或者说良好的“口头表演”的能力。无论讲述神话、史诗,还是讲述传说或民间故事,教师都应该把学生的带入民间文学文本的“天空”,正如美国学者麦地娜•萨丽芭所言:“据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始讲故事,夜幕就会降临。带着特定的意图,用特定的方式讲述某种特定的故事,可以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还会有皎洁的月亮从黄昏或从天边升起,悬挂在听故事的人们的头顶上方。”⑦如果教师能够“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我们说他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头口表演”能力。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会运用或了解更多民间文学类别,特别是民歌、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教师在课堂中的现场展演要比相关的理论讲述丰富、生动得多,还会激发更多学生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兴趣。因此,传统的教学手段不仅丢不得,还应该提高、加强。
2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多媒体手段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地讲述、阐明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学课程的兴趣和热情。首先,适度、恰当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民间文学教学而言更是如此。其次,要尽可能多地使用教师原创性的多媒体素材,教师可以把自己田野作业的图片、音频和视频灵活地运用于教学过程,让学生切身感受民间文学的魅力;因为教师自己的田野材料更客观、更可靠,对学生也更具有说服力。最后,教师要慎重地使用影视中的视频片段,因为影视中的叙事往往与真实的民间文学叙事有差距和隔阂;即使要使用一些影视片段,也要给予深入的辨析。
(1)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认知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活动后发现,我国大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同时通过对相关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有大概23%的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意义非常了解,有近30%的民办高校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近40%的大学生表示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有所了解,有6%的高校大学生表示对人文素质教育了解较少,剩下1%的学生表示对此问题不是很了解。
(2)民办高校学生文化素质知识的情况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的民办高校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较为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更有一些学生对人文素质一点都不清楚,同时也没有对知识的渴望心理。通过相关权威部门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办高校要想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重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由于民办高校办学的体制以及条件等各方面与公办高校有所差别,这就造成了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的体系构建并不全面,在相关的教学政策、组织管理、以及师资建设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还有相当的欠缺。通过与公办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同相对比后可以发现,虽然民办高校的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强的特点,但是在价值取向、理论修养以及文化素质方面与公立高校的学生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种情况的出现不符合国家对高人文素质人才的培养理念。但是我国民办高校也是我国对学生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渠道,其同样承担着培养祖国后备人才的任务。
2我国民办高校存在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1)我国民办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就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情况来讲,从学校的校领导到各级的基层领导等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重视。如果想要在民办高校中建立起相应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在我国开展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定位过于理想化宏观化,导致了绝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不能能很哈的理解,造成了目标模糊的情况出现。同时民办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没有足够的实力,这将严重的影响文化素质教育情况。
(2)课程单一、师资力量不足
就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特点来讲,民办高校应该具有非常高的自主办学能力,同时在学科设置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受到教师能力以及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大多以公办院校所走的道路作为标准,只是一味的走公办院校走过的路,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方面也以达到教育部的相关要求为主,并不追求教育的效果,这就造成了民办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教育质量较低,只是单纯的进行知识的传授,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品格的塑造。
(3)形式较为单一,文化素质教育系统构建
传承区域文化知识,拓宽旅游者的文化知识面
东北民间文学作为东北区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东北区域文学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着东北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发展史,由此可以看出,东北民间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具有显著的传播便捷性。在东北各个旅游景区所蕴含的各种民间传说、民间奇闻异事,它们都是旅游景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为广大游客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一段往事或故事,极大地满足了广大游客的求知欲。与此同时,与科学、哲学、艺术不同,东北民间文学在传播东北区域文化之余,也对各种知识进行了广泛的传播,让人亲身、具体、可感地触摸到、感觉到各种东北区域知识。东北民间文学,通过其各种丰富的民间传说故事发挥着它独特的知识传播功能,将东北地区的地理、气候、人文、民风、民俗、建筑、饮食、历史等区域文学知识传播给广大游客,使广大来东北的旅游者在一览秀美风光之余,还可以轻轻松松地享受各种区域文化知识大餐,极大地拓宽看自己的文学知识面。例如,素有“吉林小江南”之美誉的吉林省边陲小镇集安,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发展的古镇,早在汉魏时期,集安就是高句丽的都城。时至今日,集安还保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也遗留下了不少独具传奇色彩的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在关于集安各种独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描述中,广大游客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当年高句丽王朝建立时的那种恢弘气势之余,还可以一览高句丽王朝在祭祀、狩猎、出游、婚嫁等宏大的场面。同时,在集安众多的遗留文物古迹中,其绚丽的古墓故事,也向广大游客展示了高句丽普通百姓人家那种家居、歌舞、宴饮、出游、战争等场面,而那些刻画着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壁画却深入地为广大游客揭示了高句丽百姓对于神的崇拜、对于人类起源以及人类发展路径的看法。
传播东北区域文化精神,净化游客心灵
东北民间文学在传承区域文学,拓宽广大游客知识面之余,还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东北民间文学,作为东北区域文化、东北民族发展的重要灵魂,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北的区域文化底蕴和区域文学精神内涵,也记载着东北人们最为基本的精神资源和心理根据。因而,民间文学不单单是一件供人消遣娱乐的艺术品,它更是广大东北人们立身处世的一种行为准则。一则神话或一句歌谣就能唤起大家的美感、唤起大家的协调之心,可见东北民间文学具有良好的教育职能,它是对广大民众、广大游客进行教育与自我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生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的广大百姓,具有勤劳勇敢、诚实老实、善良、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品质,在丰富的东北民间文学中,经常可见对于东北百姓的优良传统品质赞扬与歌颂。因而,将东北民间文化融入东北旅游文化之中,在东北旅游文化中将民间文学彰显出来,通过各种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将东北百姓的优良传统与优良品质传播给每一位游客,使广大游客在尽情享受东北山川美景的同时,在心灵和思想上也能够得到潜移默化的净化与教育。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市郊的官马溶洞,在时期,曾是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活动之地,不仅具有幽美的景观,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相传,抗日英雄杨将军就是住在这个仙洞里的时候,受到仙人的指点,才能够在指挥抗战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胜利,溶洞中光滑的石桌就是这一段光荣而不屈不饶的历史见证。在旅游景区,将这一段传奇佳话传播给每一位游客,游客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将会油然而生,起到良好的净化心灵与精神教化作用。
传播东北区域民俗文化,愉悦旅游者身心
[关键词]民俗志;实践性;反思性
[作者]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47-006
一、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位置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即口头艺术、物质生活、社会习俗、表演艺术。这个四分法并不能够网罗所有的民俗事象,而且四个部分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个四分法只是民俗学家们为研究方便而提供的一个工具性的分类系统。
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其他学科所未曾关注的一些特殊的事象,那么,民俗学家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学者群吗?民俗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独特性何在?是什么样的独特性可以使它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任何一个职业民俗学家都可以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必须掌握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赋予了他们独特性,比如,田野作业、对于田野调查报告与录音档案资料的使用、对于民间博物馆资料的使用、对于图书索引的使用(尤其是对阿尔奈一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使用)、对于术语表的使用以及对于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多种能力。此外,民俗学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科,因此,民俗学家们需要具备国际性的交流技术,他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传统当中的民俗事象,因为民俗事象本身恰恰可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民俗学家们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家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组织、讨论会与论坛,建立个人的、职业的以及学术的联系。而且,他还必须熟悉民俗学的历史,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对于特定民俗事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轮廓做出判断,理解其特殊性、民族性以及理论的优劣得失。
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当然,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既然民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们也接受并需要获得多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的研究目标何在呢?他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独特的知识与概念框架是什么呢?从民俗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提供十二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历史一地理学派、历史一重构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口头程式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学派、民众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半球理论(文化接触学派)、情境学派。这些理论都有坚定的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具有严密的概念体系,都试图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解释全部民俗事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的整体背景下,“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具有何种意义呢?其理论根据又在哪里呢?
二、民俗志与民族志
作为民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民俗志”指的是对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它对应,“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
钟敬文在讲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时说,“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钟先生把民族学与民族志看作各有所专的两种学问,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区别。一九九七年,在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钟先生提到:民俗学者应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⑤。这里,钟先生对“民俗志”有一个简单的界定。对照上述两处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
当然,把钟先生关于“民俗志”这一术语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一个,即民族学,显然是简单化了,只有全面考虑到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的借鉴,考虑到钟先生对于日本民俗家所创立的地域民俗学传统的借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志”这一基本术语在学界的地位。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后两个学术来源也许是钟先生“民俗志”这一学科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思想来源。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民俗志的概念,是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先生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得到最完整的、明确的界定,这种民俗志要求尽量明确民俗事象的时空维度,明确特定时空维度当中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倡议在一定的调查基础上绘制民俗地图。钟先生在谈到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时讲:“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是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
显然,钟先生理想中的民俗志不同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开中药铺式的列举式、机械性地按照民俗调查表格调查并撰写的民俗志。
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做这种区分的意思,比如,高丙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都称为“民族志”,它是对田野工作的直截了当的分析性和描述性记述。所以,从根本上讲,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研究方式。刘铁梁教授强调“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式”对于借鉴“民族志”研究模式以矫正对于“民俗志”的误解具有意义。
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钟先生曾引述柳田国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中的观点,认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即游客之学,寓公之学及土著之学,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乃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他对土著之学大加赞扬,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出民俗事象的潜在意义。但是,钟先生的观点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任何一个“土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民俗志学者”。刘铁梁教授并不反对土著之学的价值,但是,他更主张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行民俗志撰写,而非过去的民俗志撰写者们简单地开中药铺式地罗列材料。钟先生关于民俗志的概念更近于日本民俗学界
对民俗志的界定,比较倾向于记录;而刘铁梁关于民俗志的概念则是与欧美民族志的概念相接近,已经把记录与研究合二为一了。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波”:反思民族志
在整个民族志发展史上,曾先后经历了“印象主义(或者猎奇)民族志时代”与“科学主义民族志时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又掀起了“反思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与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写作民族志与阐释民族志材料时,人类学家们自身体现在哪里?人类家学们努力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即,为了寻求理解,人类学家参与其他人群,进行对话与解释活动。他们开始关注“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性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不同风格的民族志被创造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的大讨论。这种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进行的审视,不只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除述,而且使得更多的东西都受到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民族志撰写的实验与探索合法化了。
也许,人类学家们反思民族志经典文本并不完全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仅仅是在从基于同一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人类学学位论文与其他类型的论文的文体转化经验中产生的一种体验与实践,他们试图摆脱保守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唤醒被遗忘或被尘封的田野经验与体验,这种基于不同的田野经验而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把实验民族志称为“互惠的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性的解释超过了个体的、学者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说该民族志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显然地,学术化的话语结构了全部材料,学者的声音还是最强音,学者的观点也是合理化的。互惠民族志的撰写者并不是要放弃作为解释者、思考者和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只是放弃了所谓学者的声音是最有权威的声音的观念。这一方法论主张,迫使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同时,也要引导他者通过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被表现的必要,^类学家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对话是整个田野图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不会掌握“最终的真谛”,他们只是享有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只有通过长时段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互为客体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总之,互惠的民族志的反思性工作关注的是:人类学家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身处一个与我们的文化情境不同的情境时,如何影响了这一情境?我们的出现,以及我们所携带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表述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
反思的民族志给民俗志的启示是:民俗志不应该只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式,而且可能是“多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
四、来自布迪厄的重要启示:“实践性”与“反思性”
1、实践性
在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受经验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集中关注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然而,作为沉淀或结晶的“物化”或“形式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这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中介化的文化固态物,区别于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因此,布迪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应当采用“整体式的研究方法”,即把文化生产与产品作为一整体,研究生产活动中诸因素之间及生产过程、文化产品乃至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过去――现代)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传统人类学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作该文化产品的形成之“因”,甚至把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表现。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的想法。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还应该考虑它们与人类学家现实的研究活动之间的联系。比如早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活力,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实在,是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终止,人类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成为历史的潜伏形态,从而满足于对于已经被割裂出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产品的静态研究。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试图透过文化事象,揭示出推动着文化主体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的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观念动力是同某种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
此外,布迪厄还发现,人类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但展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控制研究者,将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就无法脱离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西方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自外于人类文化。事实上,他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本来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者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忘却了其从事文化创作的实际地位。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布迪厄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向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研究其动力机制――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以全新的模式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
布迪厄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社会,不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通盘考察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三个方面。
2、反思性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20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深信社会科学可以因此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20世纪“泛科学主义”倾向甚嚣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发展起一种自觉地反思科学的局限性与自我怀疑的意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既尊重科学知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正在建立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文化、语言、权力是相互缠绕的,需要从人类行动
和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机制人手全面分析;社会研究者本身并不外在于研究活动本身,研究者介入研究对象并不断地自我复杂化使得社会研究进一步复杂化;研究过程的实施是一个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使得“反思社会人类学”成立。反思社会人类学自然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视其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历史与现时因素的综合体。二是研究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通过各种中介性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三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要充分估量思想本身的界限以及思想所不能想到的复杂因素,充分估量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布迪厄告诫说,只有通过反思性才可以逐渐接近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展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总是蒙着一层纱幕,犹如“坐井观天”或“盲人摸象”,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的真正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有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其同质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网,既是象征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条件,因此,场域、生存心态、人的象征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实践性”与“反思性”对于民俗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传统上把研究对象视为“物化”的“产品”加以分析,“二元论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表征工具三者都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反思。
五、对于民俗志方法论的评介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民族志,因此,当反思民族志的实验蓬勃开展起来时,民俗志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了。这就意味着,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民俗志的撰写应该包括多种模式,而不只有一个模式。
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内容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民众生活无所不包,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俗事象不应该是仅仅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而故意抛弃另外一些部分。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分布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记录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传媒再生产民俗事象,半圈理论着重记录处于混杂、共生状态的民俗事象被保留、修正、改造与遗弃的过程。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情境学派”,他们倾向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化方面。这一学派成员都非常重视特定文本所处地“情境”,而反对文本被抽离于语言的、行为的、交流的、表达的、表演的语境。他们从语言学家那里习得了“口头行为”这一概念,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功能主义”,从社会学家那里习得了“角色展演”的概念,从心理学家那里习得了“自我技巧”,并综合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
情境学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性的宣言,但是,他们都反对静态的民俗文本的类型学研究而强调三维的情境,他们提出了“小群体内的仪式流”,“复杂交流的事件”,“交流的文化类型”,“机理、文本与情境”,“一个特定的现实的、艺术性的、交流性的过程”。
接受的艺术教育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素质教育吗
1.民办学校的艺术教育。一般来说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来源以个人或企业投资办学为主,小学教育为主要办学层次,学校多设立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城乡结合地区。上海的转制民办学校都是在教育局的统一管理、管辖下,它按教学要求设置了音、体、美、劳等素质发展课程。以美术学科为例,一至三年级每周两课时,四五年级每周1课时,这与公办学校一致。但是相对于公办学校,民办艺术教育资源缺乏,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很多学校没有固定的艺术教室,没有钢琴,没有画架等等,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为缺少了这些配套设施,许多课程无法进行,老师只能凭借一张嘴,一只笔,没有硬件保障是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
软件方面: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人为的把所开设的课程分为主科和副科,从一学期课程的设置和时间的分配上来看,主科远远大于副科,那么人的主观意识强迫人们不得不承认艺术教育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语文数学英语。主科老师拼命的“抓成绩”而占用大量的副科时间,艺术课程的开设也变得形而上学了。另一方面,很多学校没有专业艺术老师,艺术课程就由语、数、英老师兼任,由于他们缺少专业知识,课堂上谈不上艺术的指导了,放任学生随便画。
2.民工家庭里的艺术教育。曾在几个班做过一个对家长的学历、职业、工作时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本科的凤毛麟角,高中学历的占1/3,初中学历的1/3,有1/3的是没有念过书的;他们的职业也受学历的影响,有一部分是给别人打工的,一部分是自主创业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比如说一些家长是卖菜的,他们晚上7点多睡觉,早上3点多要起来进货,有的家长是晚上10点多才回来。由于民工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工作比较繁忙,思想比较封闭,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阶段,认为艺术学不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的三科成绩。有的家长连画笔这样的基本绘画工具都不能满足学生,家长的配合度决定了学生的艺术成绩。另一方面,很多民工的家庭居住环境恶劣,生活都不安定,更何谈艺术的熏陶。笔者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她很有艺术天赋,也很积极参加各种美术比赛,每次发给她的画纸,第二天带给我看时都会弄得皱巴巴的,我心想: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这么脏呢?我试着问问她怎么弄的?她说在菜摊上弄脏的。原来她的父母是卖肉的,她每次都在肉摊上画画和写作业。所以这样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审美。
3.社会对民工子女的艺术教育。教育公平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所有的人都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但是落在实处,是否是平等的呢?每学期,社会各种组织的美术活动很多,但是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的学校很多都是公办学校的,民办学校往往变成了弱势群体,常常被忽略。这也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正如前面说的,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相对薄弱,社会上也就不会重视,正是因为减少了参观、参与的机会,孩子们的艺术修养也减少了,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教育公平与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用工制度。孩子的艺术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两个学期就能转变的。当我们努力的在改变落后的艺术教育的同时,孩子却因为种种原因转学了,又有一些新的学生转来,我们的教学计划不得不相应的调整,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孩子的艺术水平,另一方也要兼顾基础薄弱孩子的水平,所以想要达到所有孩子的均衡发展,困难重重。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用工制度是先让一切都稳定下来,一切都不稳定,让人无心谈教育,我们的硬件软件设施都是为孩子服务的,孩子的流动性大,我们的努力转瞬即逝。
2.加大对学校软硬件投资力度。为了提升孩子的艺术素养,各个学校的举措有所不同,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我所在的学校在软硬件投资力度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现将经验总结如下:(1)将三十多个教室全部配有多媒体设备,实现教学设施现代化,并配有学生电脑房,做到一人一机。(2)配有专门的艺术教室和展览室。(3)学校聘请上海市认定的一级校长主持工作。(4)学校招聘音体美专业专职教师。(5)学校引进华师大熊川武教授提出的“自然分材教育法,”有专家团的指导帮助,教师的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
3.配有专业的教师加以指导。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教师专业化的基本含义是:第一,教师专业既包括学科专业性,也包括教育专业性。国家对教师任职既有规定的学历标准,也有必要的教育知识,教育能力和职业道德的要求。第二,国家有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专门的教育内容和措施。第三,国家有对教师资格和教师教育机构的认定制度和管理制度。第四,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过程,教师专业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民办学校的专业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了解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耐心辅导。可以说老师的教是从零基础上开始的。这样就要求美术老师的课程要不断的拓展,向课前延展,向艺术前沿延展,向课后及生活延展,向其他学科的延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要求教师对小学课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4.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家长的配合度会提升教育的效果。多利用家长会等形式与家长沟通,转变家长的观念,让素质教育的观念落在实处。不断的用学校宣传橱窗展示孩子们的作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家长的认可度,家长认可了,才能配合。家校联合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30-03
民俗文化是与民族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是民族特征和个性内涵的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体现。中华民族是由56个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多民族色彩斑烂的民俗文化,汇集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谱写的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华美篇章。
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刚刚通过决议,赫哲族“伊玛堪”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第29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黑龙江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一、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地处祖国边疆,为保卫祖国边疆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为祖国的统一和建立巩固边疆建功立业。并为中华民族的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包括确立了直到今天中国的版图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少数民族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在民族大融合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共同发展。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在学习先进文化中,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它民族当中去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演出过生动的历史剧。也创造过中国历史上的“升平盛世”。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是从八百五十多年前的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王从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开始的。从金、元、明、清以来,北京的发展和故宫的建设,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来完成,是依靠民族融合来完成的。
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经是游牧民族。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有着开放的思维。很少保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俗文化,不能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并从中发现“根”和“源流”的蛛丝马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还保留着祖先的遗迹,还带着大自然的和谐信息的记忆。在发展中、进步中,还存留着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的印记。有史书中漏记的历史和往事。
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应该重笔重墨研究和发掘。
二、边疆少数民族民俗保护状况
边疆少数民族地处我国边远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欠发达,文化发展滞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复苏。民俗文化研究曾一度兴起,后来相继建立了一些民族、民俗博物馆。是一些可喜的收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民俗学的研究相对落伍,消逝的东西不会再来,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使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悠久历史的积淀。我们纵观历史留给后人的也只有“文化”这两个宇,当然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文化的延续,只有传承才能延续,也就是有“根”有“蔓”,有“源”有“流”。
在世界的文明历上,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她的基本品质,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这项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今天应该比以往作得更好。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条件来做好这项工作。“三个代表”就包含了先进文化,能够传承下来的也都是先进的文化因素。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受教育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乏民族大学、民族学院。也有一些研究民族文化的机构和学术组织。但是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在。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俗的消亡加速比我们想象的速度要快得多。1999年我们建立了一座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征集民族民俗文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简直是大海里面捞针。想找一副木制的弯钩犁都找不到。找一领炕也没有,买炕也没卖的,最后在粮库找到一领类似的炕。我们手里拿着拟定的征集文物清单成了一纸空文。
农村房舍改造。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满族、达斡尔族的房合。现在各民族服装都是仿制的,平时大家都穿一样的现代服装没有什么区别。
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是目前世界上满语保留最好的满族村屯。三家子村被学术界誉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调查研究满语、满族文化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也很危急。据2000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显示:能流利说满语的只有3人,并且当时70多岁。能听懂会说大部分满语的只有5人,年龄已近70岁。剩下40岁以上的也只是一知半解。从总体情况看,三家子村现在满语的衰落趋势明显加速。
面对现在满语的现状和研究人员的稀少,还有北京历史档案馆尘封者的50多吨“满文老档”,给我们的启示大概不仅仅是一种担忧。
1998年北方的洪水之后。黑龙江兴建了一个达斡尔族新村和一个赫哲族新村。都是清一色的“洋房”,失去了民族特色,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标准民族村。继鄂伦春猎人下山之后,鄂温克也赶着鹿群内迁了,他们不再是“林中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民俗也势在必改。这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曾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加大研究力度还是当务之急。原来烧牛粪,现在用液化气罐了。不会用。不习惯。因为没有个性了,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要比我们预料的还多。
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
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离不开大自然的,所以我们才是地球人。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所说的民族特色,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为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远地区。大自然还没有被完全改造,或多或少的还保留着一点儿原生态的原汁原味,还存留着一些相对古老的民俗民风。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活化石”。
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数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他们是多神论者,山、树大自然中他们认为可崇敬的都是神,认为万物有灵,萨满是神的使者,或是人和神的中介。由于萨满教并没有被列入正式宗教的范畴,只是不公开的存在于民间,我们很难看到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但萨满教和这些少数民族一样同时并存。
有些民族传承着祖先崇拜的古老习俗,他们以天为大,民居开西窗,西炕、西墙是供奉祖宗的地方,他们还要年年祭祖。求得祖宗的保佑。民族的传统节日“那达慕”,祭“敖包”还在延续。
祭天地是必不可少的,就连日常生活中比较正式的场合,饮酒也要先祭天地才可以喝酒。
少数民族擅长歌舞。歌舞是民族习俗的一部分。折射着
来自远古的血脉。
民族学的研究已经为考古学所采用,在边疆考古中,结合得尤显重要。我国历史上有些民族已经消失了,但在考古发现中发现了遗迹。例如鲜卑、匈奴、契丹等。有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现在无影无踪,就要靠考古学和民族学来探索。有些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民族却得以延续,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这是靠人传承下来的。
考古学是以物为本,民族学是以人为本,物是由人创造的承载了人的信息。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考古问题,民族学为考古学提供了“活化石”。
内蒙古发现了一座契丹墓,墓主人的身份难以确定。开始认为'墓主是位公主,但后来从服饰上的左肩太阳和右肩的月亮图案,用民族学来破译,墓主是位萨满教的巫师。
边疆考古基本上是民族考古,但还没有民族考古学的定义。有些民俗传承的历史轨迹相当久远。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毁器”的古老习俗,最早的距今七千多年。北方民族一直延续着“毁器”习俗,青铜时代有,现代葬俗还有所反映。我们还在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头骨变形的习俗,满族曾盛行“睡头”的头骨变形习俗,头骨变形来源已久。
契丹族有“青牛白马”说,现在北方葬俗男人亡扎纸马,亡女人扎纸牛焚化,这种习俗已经扩展到北方的汉族人。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习俗互相影响,超出了一个单一民族的范围。
民俗没有硬性条文规定。但却认真遵守着、执行着、由人一代一代的传承着。
民俗形成的历史是久远的。存在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中互相学习,形成了共同的或不同的民俗文化,有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但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河南濮阳出土了仰韶文化的蚌龙。辽宁出土了查海文化的石龙和红山文化的玉龙。山西龙山文化出土了彩绘龙。黑龙江阿城出土了金代的铜坐龙,这些的形象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传承和中国的龙文化传统。
四、加大工作力度拯救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能创造民族文明,也有能力传承和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立竿见影”的实效和经济效益。无论从点上,还是面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缺少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规划去实施。民俗学的研究是一项软任务,没有硬性的规定。
上个世纪杰出的民俗学家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精力,作了大量的民俗学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劈了研究道路。新世纪到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我们感到民俗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学研究更显得十分紧迫。
首先是缺少民俗学研究人员。边疆地区很少有人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只是集中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民俗学研究人员出现了断档和青黄不接的状况。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到了上个世纪末,也进入了尾声。年轻的致力于民族民俗学研究人员,不敢说寥若晨星,也是人员太少、缺乏一支专业队伍。
再就是应当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的培育。过去的文化体制“三级文化网”十分活跃。由于经济发展,这个网络已经不健全。不太发挥作用了。这不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缺失。
在乡镇改革和村屯合并中。加强民族乡和民族村的建设也很重要。尽可能的保留原生态的民族村屯和民族文化生态,吸取人为建新村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不一定非要农村城市化。要按民族化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觉得搞得挺好,改造后的房舍,民族风格不变,藏民仍然按着自己的民族传统生活着。只是新与旧的变化。“味儿”没有变。
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田野工作,多调查、多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在很多人很少下乡,深入实际,就连面向农村的文化单位也不下乡。我提出下乡,他们反而觉得奇怪,我们都不下乡,你下什么乡。看来很少有人愿意搞田野工作了,但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你浮在上面研究什么昵。我们不否认信息时代网络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依靠网上的东西抄来抄去,编造一些自己都信不实的“论文”。
更有甚者,把网络看成是万能的,学问都在网上,网上什么都有。上网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必须自己亲自去作,去研究、去调查、去感受、去发现,必须自己去变革“梨子的汁味”。
田野工作也存在机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有了。我们八十年代调查的材料,现在也很难再找到了。所以要发现机遇,搞好调研,溯本逐源。
要重视民族考古工作,其实边疆考古就是民族考古。边疆的民族考古添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民俗学宝贵资料。
拯救边疆民族民俗文化,光摘自发的工作是不行的,应列入国家和地方的长远规划。象自然科学一样,例如“登月规划”有近期的长远的工作规划,水到渠成。
民俗学的研究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靠“单兵作战”是很难有成效的。必须设立科研项目,建立课题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一个大的项目,取得硕果。
弘扬民族文化,是提高对民俗文化认识的基础。历史上曾出现偏差,把民俗看成是“四旧”扫地出门。现在仍有人把民俗看成是落后的东西,民俗调查中也有部分人误认为是找少数民族的“阴暗面”,不予配合,工作难做。
由于民族文化工作的缺失,出现了一些扭曲。传统的中华民族节日受到了“洋节”的冲击。莫名其妙的炒作洋节,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盲目崇洋,弄得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洋人一头雾水。也有为经济利益驱使,打着民族文化的招牌,变味的商业化开发民俗,给民俗文化造成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损失。保护和破坏同时并存,有时我们低估了破坏的力量和速度,使得我们的保护变得很“苍白”。新世纪的到来,推动了民俗保护的车轮,增加了民俗保护和研究的紧迫感。中国的传统重大节日“端午节”,被韩国抢注了成为了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刺激了国人,我们丢了“国宝”还能无动于衷吗!但是现实已成定局,无法挽回。我们该继承的没有继承,不知我们的“国宝”还会不会再遗失。什么是挑战,两千多年的品牌如此下场,还不是挑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遗产,是民俗文化集中留存的一块阵地,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宝藏。这个阵地,还是在策略上应当坚守,宝藏还是应当开发利用。加强边疆地区的民族民俗工作,不是一己的利益,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工作,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工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能够延续下来的文明。没有保护就没有传承,不能传承也谈不上延续。中华文明是先进文化的融合,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56个民族的魅力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缺一不可,社会的发展,势必带来文化的繁荣。加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抢救工作。势在必行。
五、以人为本的民族民俗文化传承
民族民俗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人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主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在自然界生存中,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遗存,是人类的印记。
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包括衣、食、住、行、信仰和宗教意识等。“人”有生以来就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民俗的取向是由他们的生活空间、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念来决定的。
民俗的形成、经历了人类生长的久远过程,民俗同民族并存,具有很强烈的个性,和潜意识的存在。所以无论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用民俗这把尺子,找出你是“中国人”。
民俗是丰富多彩的,通常说“百里不同俗”,在多民族聚居区,个性和共性并存,体现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
边疆的少数民族。多数没有文字,民族文化是依靠人来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千百年来,以人为本,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我们要注重保护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赫哲族现有四千余人,只有五个人会“伊玛堪”说唱,就靠这几个人传承这项世界文化遗产。满族村,只有几位长者会满语。民族民俗文化已经濒临抢救的边缘,保护传承人,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挖掘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中,要注意发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要把保护传承人放在首位。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培养继承人,并以现代化的多种手段记录和传承传统文化。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保护和传承民族民俗文化。繁荣民族文化。
六、关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有“清”一代称之为“龙兴之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白山黑水蕴育了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演变,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克尔克孜族、锡伯族等,仍活跃在他们自远古生息的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腹地;仍保留着他们血脉传承的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和传统民族文化。
英文名称: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主管单位:青海民族学院
主办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青海省西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5681
国内刊号:63-1016/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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