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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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2002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一，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放眼世界，在欧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泥淖，新兴市场国家正遭遇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加剧的双重压力，世界经济徘徊不前。而一个西部民族自治区是怎样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有效遏制经济下滑趋势，使经济逐渐回升，并好于预期的？有人将内蒙古的高速发展归功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将因资源的过度开发而放缓，甚至引起经济的倒退。那么，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不是这样？同样是资源大省的山西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像内蒙古这样的经济增长呢？这不得不让学者们重新思考这种特有的“内蒙古现象”。因此，我们分析这种经济增长是以什么为依托，其增长的动力源自何处，是否可持续？倘若不能持续，它又该如何调整其产业结构？解决这些疑惑变得非常迫切。

目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增长，而大多数学者仅分析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因素，少于聚焦宏观层面分析整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影响因素角度来讲，我们很难从宏观层面具体了解到哪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很难据此研究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与这个地区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关于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方面，冯丽英、李海霞（2011）依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确定是生产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内蒙古经济增长。张璞、张北（2010）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并分别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认为，虽然索洛模型能很好地分析是资本、劳动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但索洛模型的诸多假设条件很难满足，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不成立，因此，使用该模型解释经济增长的可靠性是值得思考的。国内外关于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王思斯等利用模型分析我国三次产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第二次产业的经济增长会拉动能源的消费，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会带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本文亦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但不注重分析某个领域对我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分析三次产业整体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产业发展的相关可行性产业发展政策。

在上述产业现实和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揭示当前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产业贡献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时滞影响，也可近似地表示为GT=ΔYT/YT-1;其中ΔYT表示产业增加值。根据不同产业分，ΔYT=ΔY1T+ΔY2T+ΔY3T，而YT-1=Y1T-1+Y2T-1+Y2T-1，因此有：

其中ΔYiT(i=1，2，3)分别表示T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ΔYiT-1(i=1，2，3)分别表示T-1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一般将上述公式称为三次产业各自对GDP增长的百分点贡献，计算值与GT相比，则称为百分比贡献。由此可见，某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第T期该产业的增长速度；二是该产业T-1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公式中所分解出来的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称为产业贡献度。理论上讲，产业贡献度的大小是由各个产业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而增长方式与各产业要素投入的贡献状况密切相关。

三、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将对内蒙古近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样本进行测算。如图1。

图1 1980—2010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

如图1所示，其中，GDP表示全区生产总值，PRI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SEC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TER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我区经济飞速增长，其中第一、第三产业上升较缓慢，而第二产业上升势头强劲。根据自治区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在我区GDP中的占比，如图2。

图2 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如图2所示，其中，X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从图2可以知道，1980—2010年间内蒙古三次产业在GDP 中的占比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整体来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比呈稳步上升趋势，第二产业的占比有一个先减少后持续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占比基本与第二、三产业保持相同水平，之后渐渐让位于其他产业。

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我们得到，第一产业的贡献度波动最大，1981年我区第一产业的贡献度为95.8%，而1989年其贡献度为-5.1%，1990年贡献度又升至88.2%，而后逐渐下降。第二产业贡献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从1981年的-2.3%上升至2011年的67%。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凸显，说明我区已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贡献度呈周期性波动，从1981年的6.5%增至1986年的67.9%，又大幅回落至最低点-1.3%，之后有起有落，至2011年其产业贡献度为24.7%。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内蒙古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就不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而言，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论断，但其产业贡献度以及劳动力情况与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理论等不符，下文我们将继续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其中，Y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图3 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四、定量分析三次产业与内蒙古经济增长

第2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换档期；社会保障体系；人口老龄化；公共养老金制度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9-05

中国正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从过去30年的接近10%高速增长进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时期。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与中国的国情十分相似。从1997年开始也逐渐进入了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并且在这段时期，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本文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增长换挡期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提出我国当前建立公平可持续养老金制度的政策构想。

一、经济增长换挡期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动因

韩国在1953年至1996年间高速的经济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经过“汉江奇迹”韩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在此阶段韩国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为8.65%。1953年人均名义GDP为67美元，1996年人均GDP名义为12587美元，人均名义GDP增长了187.9倍。在这段时间内，韩国政府相继于1961年建立了公务员年金制度。1963年建立了军人年金制度，1975年建立私立学校教员年金制度，1988年实施国民年金制度。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初步建立，为公民享受基本养老保障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从1997到2010年，韩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速轨道并且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伴随着经济增长换挡期的到来。韩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四个方面因素严重冲击了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造成了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人口结构、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不匹配。公共养老金运行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与分配公平性下降问题同时出现。

1.韩国经济增长中高速化减少了公共养老金收入

1997-2010年韩国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为4.47%，经济增长进入中速轨道并且经济增长率呈长期下滑的趋势（图1）。1997年人均名义GDP为11582美元，2010年人均名义GDP为22174美元，人均名义GDP仅增长了1.9倍。伴随着韩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韩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快速变化。在工业部门中，采矿和制造业份额从1990年的34.5%下降到2007年的25.9%，与此同时服务业份额则从46.7%增长到66.7%。在1997年至2010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4.97%，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4.85%，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使得在此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由于韩国公共养老金主要来自参保人员和所在企业雇主缴纳的保险费，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引起参保人员收入和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影响到韩国公共养老金数额。根据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从1980年以来国民养老金收支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盈余额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下滑，1998年增长率为38.6%，到2007年降为14.9%，目前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以下的低水平，2008年和2009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2.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公共养老金财政风险和支付危机

根据OECD数据（图2）显示，1975年韩国的总生育率水平为3.4%，1998年降为1.4%，2013年进一步降为1.3%，且这种总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明显。此外1975年韩国6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为3.5%，1998年上升为6.6%，而2000年该比例为7.2%，2007年更是达到9.9%，这表明韩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表明，1995年韩国劳动力适龄人口为3176万人，2015年劳动力适龄人口达到峰值3621万，随后劳动力适龄人口快速减少到2100年劳动力适龄人口仅剩2015万人。1995年65岁以上老人2639万人，2010年高达5368万，65岁以上老人的峰值预计在2060年达到峰值为1813万人。0到14岁的人口在1970年达到峰值为1325万，随后迅速下降一直到2015年之后趋于平稳。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和抚养人数趋于稳定，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加大，韩国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也随之增大。

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要求社会福利的扩张，与此同时，由于韩国快速的老龄化使得养老金的缴纳者不断地减少，但同时养老金的受益者却在不断地增加。这种不平衡结构的存在必将使得养老金出现赤字状态，而且赤字将会随着不断加深的老龄化而不断扩大，这会导致养老金财政风险和支付危机。预计2036年国民年金支出将超过收入，2047年准备金完全耗尽；公务员年金与军人年金在2007年已赤字运营，私学年金到2018年支出超过收入，2026年准备金也将耗尽。

3.劳动力就业结构非正规化形成了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新盲区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快速下滑，韩国维持高的就业率已不现实。在1997年以前，韩国的失业率基本维持在2%水平，但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韩国1998年的失业率从2.6%直接突破到7%，尽管1999年以后失业率逐渐下降，但绝大多数年份仍然在3%以上。在经济增长转换期，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引起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正规化。1980年韩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37%，2006年猛增到66%。第三产业中非正规就业者比重迅速增长，1990-2008年韩国非正规就业者的比重则从40%上升到50%。在2008年，非正规工人占据了韩国劳动力市场的26%，大约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并高于2001年的17%。同时政府推进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家庭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妇女参与到经济活动增加和少子化加剧，妇女经济活动参与率从1985年的41.9%增加到2005年的50%。每个家庭平均人数从1985年的4.5个减少到1995年的3.3个直到2005年的2.9个。同时独身家庭的比重也从6.9%增加到12.7%，2005年达到20%。就业状况的不断变化，使得现有公共养老金制度存在死角地区，无法保障非正规就业者、临时工和妇女的养老权利。

4.贫富差距扩大化减弱了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功能

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韩国政府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得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的巨大财富得以均等地分配到各个职业阶层。1997年以前，基尼系数明显降低，收入分配均等化。韩国平均基尼系数1988-1997年间只有0.29，但1998年的经济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失业率达到7%，失业造成贫困人口增加，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贫困率由1996年的3.1%增长到1998年的8.2%。基尼系数也从1996年的0.291增加到1999年的0.32，韩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2010年间基尼系数达到0.310。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深，老年人贫困日益成为突出问题。2007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贫困率达到了44.6%，远高于OECD国家15.1%的平均水平。公共养老金具有防止老年贫困、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功能，但韩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大量老年人被排除在国民年金制度之外。

二、经济增长换档期韩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目标、内容和成效

1.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分配公平性与运行可持续性

分配公平性和运行可持续性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两个重要主题。分配公平性包括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以及老年人贫困的缓解等方面内容，实现分配公平是养老金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强化养老金制度的分配公平性有利于提升贫困救济能力和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分配公平是建立在制度运行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养老金制度的有效运行包括制度收入能力增强、支出调节机制灵活和管理水平高效率等三个方面内容，丧失了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分配公平性也无法有效实现。伴随着经济增长率放缓和人口结构变化，养老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就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财政风险。如果不能积极应对养老金不可持续风险转化的财政风险，就会继续扩散为整个经济系统性风险，无疑会对已经缺乏活力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应该积极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化解由此产生的财政风险甚至是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体公民的养老保障。同时如果仅仅追求可持续性单一目标，必然会使得国民年金制度偏离社会共济的轨道，失去社会公平这一本质目标。当国民年金制度遭遇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下行时，如何协调好公平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不仅对该制度自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宏观经济实现稳定增长也有重大影响。

由于20世纪60-8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目标，韩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较低，往往较少顾及社会不平等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原有的养老也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公共养老金最初的适用对象也主要是公务员、军人和私立学校教职员等特殊职业年金，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低，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才开始重视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建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现有的养老保险政策不能有效地消除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贫富差距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经济增长下行、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快、劳动就业市场结构非正规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韩国分别在1998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国民年金制度改革，协调分配公平性和运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

2.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内容

一是推进国民年金的全民化和基础养老金制度，提升社会公平。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韩国政府在1998年进行了国民年金的全民化改革，在2007年为老年人构建了基础养老金制度。（1）推进国民年金的全民化，提高代内与代际公平。1986年颁布的《国民年金法》（NPS）自1988年实施以来其适用对象就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只适用于10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到1992年扩大到适用于5人以上的企业劳动者再到1995年扩大到农渔民。然而即使在国民年金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公民被排除在年金范围之外。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国民年金的覆盖面仍然较窄。同时在这个时期，韩国老年人口的赡养率和国民年金参保率都不是很高，因此，韩国在此阶段改革更加重视加快提高国民年金参保率。国民年金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直到2006年扩大到1人以上企业职工以及非正式职工。通过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韩国政府将正式和非正式职工统一在一个制度框架下，应对人口环境、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所导致的老龄、失业和贫困风险，通过一个再分配功能较强的养老金制度提高代内与代际公平。（2）建立基础养老金制度，缓解老年人贫困。消除老年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是国民年金制度设立的初衷。但在国民年金的初设期，韩国老年人比例只有5%，且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当时人们并未过度关注养老问题。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衰减，老年人养老问题在韩国日益突出。由于国民年金的限制性标准，韩国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法享受国民年金，这使得大量韩国老年人陷入贫困。为了保障低收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韩国在2007年正式建立了基础养老金制度，为年龄在65岁以上并且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70%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其领取额为平均工资的5%。通过基础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进一步缓解了国民年金边缘化问题，同时给予低收入的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

二是实施国民年金的参数改革和基金制改革，提高国民年金运行可持续性。为了应对韩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和预算平衡能力的减弱，韩国政府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参数改革和基金制改革。（1）实施制度参数改革，完善抵御人口老龄化的自动平衡机制。韩国《国民年金法》最初规定，韩国国民年金参与者的初始缴费比率为3%，以后每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直至达到9%的缴费比率，投保20年即可获得全额年金，投保40年的平均收入替代率将达到70%。韩国的“低缴费-高收益”结构是在经济成长和老人抚养率不会急剧上升的前提下设计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低缴费率-高收益”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经济转入中低增长时期，继续实施“低缴费率-高收益”必然带来不可持续性。为了应对国民年金不平衡的收支结构，韩国对养老金替代率进行调整。2007年政府将投保40年的年金受益人的平均替代率从70%下降到50%，以后每年以0.5%递减，计划2028年前调整到40%。在缴费比率上，由于职工对提高缴存比率比较敏感，韩国政府没有改变9%的缴费比率。但是对农渔民的缴费比率进行了调整，2000年农渔民的缴费比率为4%，但是以后每年将会增加一个百分点，到2005年增加到9%的水平。（2）调整国民年金最低领取年龄，应对国民年金财务不可持续风险。韩国国民年金初始的缴费率以及替代率是依据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水平制定的。随着人们预期寿命不断地增加，势必造成年金领取者缴费时间相对较短而退休后年金领取时间相对较长的不平衡结构。这种不平衡的缴费和领取国民年金年限将会造成国民年金收支出现赤字，其自身可持续性难以为继。为了应对最低领取年龄标准过早对年金财务不可持续风险，韩国制定了在1999-2033年间逐渐推迟退休年龄计划，调整国民年金最低领取年龄。从2013年开始在现有60岁最低领取年龄的基础之上，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每期将最低领取年龄在原有基础之上提高一年，直到2033年达到65岁的标准。（3）改善年金基金运营，提高国民年金运行可持续性。韩国国民年金具有不完全积累性质，保持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有助于实现运行可持续性。在1998年之前国民年金是由财政部来直接管理，同时由于公共资本管理基金中存在强制存款制度，国民年金投资收益率相对于进行其他金融投资的收益率较低。在1998年国民年金制度改革中，韩国废除了公共资本管理基金中的强制存款制度，确定卫生福利部作为国民年金主管机构。同时成立国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专门进行国民年金投资，国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成立以来积极进行国内外各种金融领域的投资，通过扩大投资范围实现投资风险分散化，国民年金的投资收益率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

3.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成效

通过改革，韩国在公平和可持续性两大目标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建立基础养老金制度和修订《国民年金法》的适用对象，使得国民年金真正实现了全民化，全部公民均可以享受年金制度带来的收益。通过调整缴存收益比率以及提高年金领取的最低年龄标准，解决了由于制度设计之初内在的不平衡所带来的不可持续性风险。同时独立、科学的基金管理也使得年金盈余收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进一步降低了年金不可持续性风险。经过近些年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韩国国民年金的缴费人数迅速增加。1999年只有1626.2万人，2013年已经达到2074.5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2008年65岁以上老人共有5069273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为2897649人，受益率达到57.2%，到了2013年65岁以上老人共有6250986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数为4045311人。受益率提高到64.7%。200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前，韩国养老金将在2046年左右枯竭，2007年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将养老金枯竭的时间向后推迟到2060年，缓解了养老金财政压力。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不仅注重其对退休者的保障功能和在福利分配上的公平性，还重视其经济功能，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和结构进行调整，努力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社会托底作用。

三、经济增长换档期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方案预测，我国将在2024年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要远快于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制度，要更加注重公平和可持续的协调问题。

1.建立与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相匹配的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制度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应具备足够的活力，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纵观韩国的公共养老金改革，我们发现韩国政府能够很好地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参数和结构进行调整，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人口结构、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匹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和人口老龄化加速都对当前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巨大的挑战，养老金制度改革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制度体系内部调整，仅仅实施短期的参数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要把养老金制度改革置于宏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框架之中，构建与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这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通过完善养老金的制度规则，理顺养老金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关系，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

2.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要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性两大目标的动态一致性

从2005年开始。我们国家就着力建设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2014年人社部就启动了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便是基于社会公平目的，确保全体公民特别是社会中低收入者都能参保并享受应有待遇。加快居民养老金城乡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并轨等制度进程，消除身份和地位的差别，也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但与社会公平取得的巨大进步相比，养老金自身的可持续性却令人担忧，养老金缺口的不断扩大导致财政风险甚至是经济风险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实现全体国民的体面生活，又要实现国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性两大目标的动态一致性。

首先，通过建立国家层次统筹的养老金制度防止碎片化带来的抵御风险能力下降。我国当前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实现全国层面统筹，这导致养老金政策碎片、制度设计和福利享受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提高或降低养老金的缴费水平和养老待遇，这使得当前养老金制度的抵御风险能力差。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国家层次统筹的养老金制度。实现养老金账户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转移衔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第3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关键词：地方财政 财政可持续性 跨期预算约束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构建了我国财政分级分权框架，使我国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地方和谐发展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主体地位，这与世界各国的分权化大趋势相一致（Oates，1999）。然而实践证明地方财政预算约束不力、地方领导利益短视以及我国事权下移、财权上移的不规范财政关系等成为导致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关键原因。因此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对于控制地方财政风险、防范地方财政危机以及发挥地方财政职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近些年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尤其是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上较为一致，都比较注重地方财政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郭代模、杨涛，1999；张雪平，2002；匡小平，2004；翟璐、金明玉，2012等）。但在评价方法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他们的研究均没有系统回答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文献，探索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新思路，旨在为我国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现有文献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解释及相应衡量标准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最初主要以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由政府部门和学界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部门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和预测国家财政的长期挑战，如挪威财政部自1993年开始每四年提供一份《挪威经济长期前景》报告，预测未来50年的财政长期挑战、经济前景与政策选择。此后丹麦的《持续性未来》、澳大利亚的《代际公告》、新西兰的《长期财政状况报告》、英国的《长期公共财政报告》、德国的《公共财政持续性报告》以及《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瑞士公共财政长期持续》、《老龄化与荷兰公共财政的持续性》等，尽管报告的名称不同，但均是通过预测财政未来的收入、支出来评价财政长期持续性。另一方面，学界也将此作为重点课题加以长期不懈地研究，目前西方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我国学者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运用西方现有理论和方法检验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梳理现有文献，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理解与衡量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运用会计方法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衡量和解释

最早提出“财政可持续”概念的Buiter（1985）从政府偿债角度将其阐释为“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财政的存续状态或能力”。并运用会计方法计算和衡量满足可持续财政条件的政府偿债能力。实际上，此前Domar（1944）通过简单的数学论证提出最优债务负担率，已经包含了财政可持续的思想，即将“债务增长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作为财政可持续的判断标准。Buiter将Domar“保持当前债务负担率”的财政可持续狭隘思想向前推进，提出了“保持当前政府净值”的广义标准，但由于计算手段及数据限制，Olivier Blanchard（1990）退回到Domar的财政可持续思想，他将财政的可持续性界定为财政收入水平确定条件下，可预见未来时期内的净债务占GDP比重恒定的财政收支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预算缺口”和“税收缺口”等较为容易操作的指标。Ariyo（1993）和Dinh（1999）进一步沿此思路，将可能的经济增长率和真实利率以及一定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不通过提高债务负担率就能弥补的赤字称为可持续赤字，即可持续财政的判断标准为实际赤字小于可持续赤字的财政。国际上著名的《马斯特里赫条约》据此方法规定了欧共体成员加入欧盟组织的入围标准，即财政赤字率小于等于3%，债务负担率小于等于60%。然而，这些研究是对已经存在状态的总结和检验，因此在财政可持续研究中忽略了经济自身波动难以预测的现实，只能就债论债。同时，以上研究以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机制比较健全的欧美国家为例，没有充分考虑或有负债，而在不同的国家或有负债转化为现实负债的可能性不同。

为弥补这些缺陷，学者们做了如下尝试：Barnhill & Kopits（2003）运用风险价值法考察政府净值的概率分布，进而通过政府净值概率分布考察财政的可持续性。显然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就债论债的观点。Mendoza（2004）提出了“自然债务限度”（Natural Debt Limit，NDL），即政府可能出现的最差财政盈余或赤字时的债务负担率，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政府偿债能力，而非政府能够承受的最大债务负担率，也非最优债务负担率。不过，如果用政府偿债能力表示财政可持续的话，显然需要回答的是政府在最差条件下的偿债能力，而非最优条件下的偿债能力，因此用比较保守的“自然债务负担率”表示政府的偿债能力更有意义。

从单纯计算上看，这类方法比较简单，但需要设立判断标准。对于社会经济条件、社会性质以及全球经济参与度等各不相同的国家，其标准自然不同，也正是这种难以确定的标准，增加了该类方法的实际操作难度，因此这类方法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普遍采纳。

（二）运用“跨期预算约束”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衡量和解释

从计量模型上看，运用跨期预算约束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中，具体有两种常用方法：第一，通过非蓬齐博弈规则检验政府债务或赤字的平稳性。采用该方法的学者有Hamilton & Flavin（1986）、Wilcox（1989）和Wickens & Uctum（1993），其中Wilcox和Wickens & Uctum分别对欧美国家政府债务的时间序列进行考察，并检验这些国家债务的非蓬齐博弈条件，认为理性人只有在一国政府最终的债务现值为零时才选择购买政府债券，否则理性人不购买政府债券而选择现时消费，因此只有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债务增长率小于利息率）时，该国财政是可持续的，反之则需要调整财政政策来满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Hamilton & Flavin（1986）对此提出疑义，他们运用回归分析法检验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债路径，发现美国财政在该段时期内通过以债养债的财政融资方式，同样在不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而满足蓬齐博弈条件下能够持续运行。可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政府可以进行蓬齐博弈。这说明：“跨期预算约束”的实质，即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借贷来解决当期的预算不平衡，因此政府不必保持每一期的预算平衡， 但如果要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跨时期的预算平衡；运用非蓬齐博弈规则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和经济运行有效。理性经济人在经济运行动态有效时，自然会出现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大于等于债务增长率，从而利率大于债务增长率的情况；当经济运行动态无效时或者人们非理性时，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大于等于债务增长率，则利率可能大于、等于甚至小于债务增长率，因此会出现蓬齐博弈规则下的财政可持续。由此可见，政府可以顺利通过借贷解决预算不平衡的前提条件是借贷市场成熟、有效，并且人们处于理性状态，这使得该方法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地区。

第二，通过协整模型检验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间的长期协整关系。采用该方法的学者有Trehan & Walsh（1988）、Hakkio & Rush（1991）、Quintos（1995）、Bravo & Silvestre（2002），他们认为满足财政可持续的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应该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Quintos认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协整向量 [-1，β] ，满足0

从以上衡量标准看，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理解仅仅考虑了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没有将财政和经济有机结合，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不确定性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以及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而现实中财政、经济、社会是紧密结合的，因此这里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可持续”仅仅涉及财政自身的可持续（杨志宏，2010）。而财政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可持续性概念的延伸，它除了财政自身的可持续性外，还包括财政对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翟璐、金明玉，2012）。也就是说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应该采用系统论的观点，即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形成的系统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予以分析、研究财政的本质与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在界定财政可持续发展时要把握以下三点：首先，财政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即要树立公共财政的思想。其次，财政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促进社会更和谐地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自然要求财政提供更多、更高级别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财政应该是发展的，即要树立发展财政的思想。最后，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考虑代际公平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财政可持续发展重新界定为：政府在不影响代际公平的前提下，合理组织资金以弥补其维护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所需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支出的过程。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一国经济、社会运行中应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央财政主要在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国家安全等宏观领域发挥作用；而拥有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更加知道当地居民的偏好，因此地方财政应该在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地方经济效率方面发挥作用。这为各国分权化改革提供了依据，但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在经济效率的追逐中，由于其短视行为，可能会增加同级财政竞争的“用脚投票”（Tiebout，1956）成本和外部性成本（Gordon，1983），从而影响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使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掠夺之手”（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2002），最终影响地方可持续发展。可见，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是地方政府在不影响代际公平的前提下，满足其财政责任的长期能力（契布曼，2008）。据此定义，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该解决如下问题：一是自身的平衡、可持续问题。依据系统论的观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这个子系统由于其具有财政调节功能，因而在促进整个系统可持续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可见，地方财政自身的平衡、可持续是其发挥财政职能的基础和保障。二是市场失灵问题。地方财政作为政府调控手段，在市场失灵时，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地方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基础设施、基本保障等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地方财政从本质上讲属于公共财政，理应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即要根据当地发展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本地，发展本地经济；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本地社会可持续发展。四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代际公平问题。地方财政既要满足地方当前财力分配的现实需要，又不会损害财力的未来需要及后代人的利益（郭代模、杨涛，1999）。有鉴于此，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地方财政自身的平衡和可持续

反映地方财政收入满足当地财政支出需要程度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常被用来衡量地方财政自身的平衡状况（郑斌，2008），但该指标属于静态指标，不能反映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对此，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第一，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产业来源是影响地方财政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李芳，2010）。据此应该研究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协整关系、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产业来源。第二，地方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与效率影响政府配置资源解决市场失灵效率，因此放在下文论述。第三，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平稳性。依据前文对财政可持续性衡量标准和解释的梳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可以通过协整模型检验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间的长期协整关系来评价。

（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地方政府运用地方财政配置资源主要有三种方式：转移支付，引导产业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为当地产业发展搭建平台，引导资源在产业间流动；通过地方财政政策配置资源，比如税收制度等。前面两种方式主要涉及财政支出问题，第三种方式则涉及财政政策或制度，因此需要研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地方财政支出与当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协整关系、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调整的支持、地方财政政策或制度。

（三）解决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提供问题

该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地方财政的支出问题，重点研究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效率以及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等指标。由于在上文已经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四）解决政府融资代际公平问题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中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地方政府履行其财政责任的资金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包括取得财政收入以及债务融资。其中财政收入可持续性研究已做分析，此处重点探讨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按照负债经营理论，地方政府负债融资既会影响代际间的公平，又可能通过负债经营提高地方经济运行效益，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债务融资时应权衡利弊。依据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在二者权衡比较时关键看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孰高孰低，当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后的实际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会影响代际公平，即扣除经济增长红利后的当期地方政府负债利息将会影响债务到期时的财政支付；相反，当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时，显然政府应该抓住机遇发展本地经济。

根据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该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笔者将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框架归纳为表1。

结论

综上，应用会计方法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衡量和解释，尽管方法简单，但由于地方性差异使得难以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因此有时并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跨期预算平衡表明财政可持续性是跨时期的财政平衡，其中非蓬齐博弈规则和蓬齐博弈规则旨在通过检验政府债务或赤字的平稳性来指导政府创造财政可持续的经济条件，而财政收入、支出协整检验则通过财政收支的自身关系指出财政可持续的可行条件。这些研究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十分有用的计量方法，但没有揭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本文通过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新阐释，指出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地方财政帮助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研究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应该采用系统论的观点，从地方财政应该解决的问题入手，在解决地方财政自身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发挥地方财政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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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郭代模，杨涛.论可持续发展财政[J].财政研究，1999（10）

第4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另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非常严峻，2015年全国债务余额平均增长速度虽然未到50%，但其中115省份的增速超过了全国的水平，有几个地方的增速还超过了100%。

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支缺口问题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的严峻状况，反映出我国财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国的财政就不可持续了？其实财政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看我国将如何调整财政的体制和机制。

判断指标

财政的可持续性是指国家财政的一种存续状态或者能力，是衡量财政风险重要指标之一，一个国家的财政如果不可持续，就说明这个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支出，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公共服务了。

我们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如何，其实在学界也有一些探讨。有专家分析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在新常态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新常态后，一些专家采用的是分诊时间序列的方法，发现我国财政具有弱可持续性，但中长期仍然存在风险。还有的学者从社会结构变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做了分析，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也有不利的影响。

到底新常态下财政可持续性该如何判断？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邓晓兰告诉记者，首先是从财政依存度这个指标来分析，财政依存度指标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过去经常说的财政集中度，它反映的是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配置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和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程度。目前，财政依存度这个指标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经验数据，因为财政依存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找不到统一判断的标准。通过1978年到2015年我国财政依存度与GDP增长率、财政缺口之间的数字变化规律的分析得出，我们国家财政依存度的合理区间在15%到22%。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支出的缺口就越大，一直到15%以上。相反，这个缺口下降，增速也就上来。但是超过了22%以后，尤其是2015年依存度已经达到了22，49%以后，支出缺口猛增，15%到22%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目前超过了，所以财政发展的前景还是有些令人担忧的。

另外，还可以通过赤字率和债务率来分析，这些都是很直观的指标。从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2.3%，到2016年已经设定到3%来看，我们财政的收支压力还是很重的，遇到了挑战。目前，按照欧盟的经验，3%是国际上所谓的经验标准，算是上限了。当然中国是不是3%还值得研究，但是已经是比较高了。从全国的水平来看，负债率好像离国际所谓的警戒线60%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从地方政府总体的负债率来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地方财务问题反映的是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当然解决地方债，同家已经提出厂债务置换，而且现在还如火如荼，但是这个做法只是暂时缓解风险，把债务问题往后延期，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邓晓兰还做了一个跨时预算约束下的协整，来判断财政的可持续性。一般来讲，财政可持续性的充要条件就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其中贝塔系数在。到1之间，如果贝塔系数等于1，财政就有强可持续性；当贝塔系数在。到1之间，财政具有弱可持续性。“我们选择了两个样本，就是2012年1月到2016年2月，新常态以后的数据，以及新常态以前，就是2007年1月到2011年12月这个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的数据，贝塔值的结果是0.5和0.69，都在0到1的区间内，说明我国在新常态前后的两个区间内的财政都是具有弱可持续性，但是新常态后的财政可持续性的强度更弱一些。”邓晓兰说道。

时此看出，我们国家新常态下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存在着地方巨额债务问题，虽然在可控范围，但财政赤字率在提高，我们国家在全国层面上可以说还是处于弱可持续性。

倒逼体制改革

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强也好弱也好，说到底是财税体制的完善与否。回顾我国税收制度发展的历史，能够代表税收制度演变的基本上都是从增值税开始的。从1984年的工商税制的改革，到1994年的财税体制的创建，到现在又是以增值税制度改革作为一个前提来展开的。同时营改增也是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军，也就是说现在营改增迫切的倒逼着财税体制发生转变。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李万甫认为，这次改革既总结了前期试点的一些经验，又预估了此次试点改革的难度，体现出营改增试点由易到难的一个改革路径。从2012年1月1日到“3+7行业”领域进行试点，又到推开四个领域（即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的全盘改革，都体现出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探索。尤其是这四个领域，在世界上都是公认为最棘手、最复杂、最难的领域。比如金融保险业增值税制度，我们国家做出了非常勇敢的探索。

这次营改增既体现宏观层面的减税诉求，也为微观主体释放改革红利来助力供给侧改革。还有这次营改增既有国税部门的参与，也有地税部门的参与，对二手房和房屋租赁的问题，应该依然维持地税局米进行征管，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种现象。因为按照增值税的原理来说，不应该由两个部门共同来管，但是现实的这种状况下，地税来负责管理，会有助于这项改革的逐步推进。所以这次营改增体现出一种多维角度，它是提升我们税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支撑点。税收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要发挥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的作用，这个支柱怎么来体现，这次营改增则是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很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

解决之道

接下来又该如何理顺财政收入机制？目前国家提出来了供给侧改革，就是一个解决之道。其实，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对需求端的否定或者对需求管理的否定，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经济周期性的问题，而长期性的经济增长问题是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的。

邓晓兰说：“新常态下，我们国家经济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属于中低速发展的态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它是一个通过结构性变革使经济朝更加合理化发展的一个经济稳增长的问题，所以把供给侧改革归到了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去理解，发力方向应该作用于生产要素，通过提供制度供给和优化结构等有利于生产要素配置的外在环境，来提高投资效率，为经济增长不断培育新动力。”

在新常态，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说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和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为经济增长发展提供新动力，经济发展了，收入机制完善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就有了保证。而财政如果助推了供给侧改革，那么对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5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关键词 传统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自然资本；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4-0163-03

经济学由于其经世济民、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学科与社会性质，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人们期待着经济学能为解决当今各种重大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答案。但由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固有缺陷，它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使命，相反，有时甚至成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当今绿色经济的时代，需要采用新的更广阔的视角，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扩展，生态经济学这一跨学科的思维范式就是人们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之一。

1 环境问题与经济学的变革

在过去的30多年里，环境与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新的环境威胁层出不穷。由于未考虑生态限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扩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的程度令人震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重大而艰难的环境与发展任务。

2006年9月7日，《中国环境经济核算2004》绿皮书正式公布。这是我国首次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报告，仅计算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农业和材料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以及固体废弃物侵占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10项污染损失，就占到了2004年GDP的3.05%， 为5 118亿元。其它环境污染如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10多项损失以及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生态破坏的成本还未进行计算。

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研究机构测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增长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实现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和粗放型资源开发方式是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已是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方面，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分配为己任的经济学责无旁贷。

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对人与人的关系（消费者、厂商和政府）进行分析，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传统经济学认为，增长不仅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认为能够同时取得可持续性与增长两个目标，而不必通过向环境上和谐的模式调整人类的行为来限制消费本身。由于经济生活是由真实的人们而不是非人格的因素如家庭和厂商进行的，我们应当对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进行重新思考。简单化的理性假设与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不相符合，关于经济生活的更加开阔的思想也不可能是价值中性的。由于自然界与人类行动间的明显的相互作用，环境不应看作外部问题，而是经济运行的中心问题。

经济学的绿化就是从经济学要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的推理、结构、方法和范式进行审视，扩大其领域，把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应当通过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健康，所以，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当是全面考察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的跨学科的学问，经济学有理由进行变革，应当着重把公平与可持续性看作自己研究与解决的中心问题。

丁言强等：传统经济学的绿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4期2 生态经济系统观与传统经济学的缺陷

生态经济学认为，自然环境包含了人类经济系统，而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人类经济系统从自然生态环境中取得有用资源，并将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人类通过占有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生产出产品，而环境则在一定程度内吸收人类经济系统排放的废弃物，并提供人类经济系统不能供给的满足自身需要的其他服务（如水资源更新等生态服务）。 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自然环境的支持下进行的，所有经济生产也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费。自然资源的存量（传统经济学称之为“土地”），生态经济学称之为自然资本。

传统经济学将环境（一般以土地为代表）仅仅作为生产的一种要素，认为环境从属于并且在人类经济系统以内。尽管并不存在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分离的经济系统，人们现在所认为的经济学主要是对“孤立的”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对社会和生态问题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正是这种颠倒的经济系统观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埋下了祸根。

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源相对丰富的时代。在过去的2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动员了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本。在自然资源较为丰富时，这种权衡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由于生命支持资源快速枯竭，这种交换就不再可取了。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然资本的观点――自然资本只是一种不太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是一种严重的理论缺陷，并产生严重的政策后果。把自然资本从资产负债表中排除在外，是一个极大的疏漏和失误。市场价格没有提供正确的信号，在会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中，自然资本没有包括在资产平衡表中，混淆了资本与收入，提供了不适当的信息，使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众看不到经济规则调整的必要性，造成自然资本的过度利用。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为了追求理论的纯洁性，主流经济观点仍然固守一些值得怀疑的假设。

（1）环境（或称自然资源、“土地”、自然资本）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是人类经济系统的一部分，环境提供物质资料和服务，吸纳废弃物，使人类经济成为可能的作用被忽视。

（2）即使环境提供的物质资料和服务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也不被看作是不可缺少的。认为，人造资本几乎可以完全替代自然资源。

（3）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之一就是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自然地，无限替代性这一教条认为，增长没有极限，即使是热力学的限制。以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源，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人类技术永远能克服资源稀缺性，不间断的增长不仅可能，而且是最好的，可能是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唯一解决方案。这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

（4）把人们看作是“人类原子”――理性经济人，在通过市场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必然促进社会利益，即所谓看不见的手原理，认为，没有必要从生态观点认识事物，否认相互作用、相互依赖、集体主义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非经济联系。

（5）如果一种事物是好的，则越多越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指出，“有一个原则是生态扰乱者，――如果一种东西是好的，则越多越好。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可以长久地保持线性。”

虽然这些假设曾经相当有效，它们赖以产生的条件已经消失。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地球上人烟稀少，人工物品和废弃物不多，新古典经济思想就产生于这一长时期的末期。现在，世界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相比已经非常大，地球上人口众多，资源消耗量与废弃物产生量已经超出了生态系统的容量，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否仍然正确，令人怀疑。

3 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学认为，地球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一系列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服务，是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生存所必需的，不能为人类劳动、人造财富和技术的任意组合所替代。自然资本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基础，正确处理人类与生态圈的关系是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地球上的自然资本禀赋正遭受迅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巨大压力，许多形式的自然资本正日益退化和稀缺。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剩余的自然资本将不足以支持人类的继续生存，更无法扩大全球经济，因此，保持和投资于自然资本是我们最紧迫的优先考虑。不考虑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的流量，任何有组织的经济系统都无法存在，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相结合，自然资本就成为满足人类需要和保存甚至恢复自然生命系统的纽带。

一般认为，自然资本由三种主要类别组成：自然资源存量、土地和生态系统，由于它们对人类经济以及经济之外的其他生命提供各种服务，所有这些自然资本对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都是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本的服务可以分为四类：资源服务包括经开采进入经济以便于转变为对人类有益的物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如矿藏、原始森林的原木和深海鱼类；沉淀服务吸收生产和消费的没废弃物，这些废弃物被排放到空气、水体（包括海水）中或埋进填埋场，这三种去向通常称为“沉淀”；生命支持服务提供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栖息环境，如果生存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下降了，物种多样性就受到了威胁，包括人种在内；娱悦服务是指自然环境能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如提供用于休闲活动的怡人风光。

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自然资本的维护（除了其他形式的资本以外）。如果自然资本存量下降到不再能够充分地提供上面列出的服务的程度，任何依赖于这些功能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可持续性要求自然资本存量与其它形式的资本分开，单独保持完整。在实践中，这要求在作出自然资本使用决策时，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可持续性是一个与眼前问题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长远问题。可持续性所呼唤的慎重常常表述为如下的“预防性原则”：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不应超过其自然再生能力；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必须谨慎而有效，要留意同样的功能后代人也能拥有，比方说，通过技术开发或转向使用可更新资源；沉淀服务的利用不能超过其同化能力；应当避免或者至少最小化导致生命支持服务恶化的活动。

在今后的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合理选择是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力，把生命系统的动力学原则与现实经济活动及政策相结合。生态经济学认为，正确估价自然资本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对经济生产做出的不可缺少的贡献，较正价格，提高真正的经济效率，是走向可持续性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一步。 最近，定义为可以在无限时期内保持不变的总效用水平的可持续性概念受到特别注意。理论上已证明，扣除了因非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造成的资产耗减的国民产出可表示经济的可持续生产潜力。实行绿色GDP核算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4 结 论

由于目前和不断升级的环境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可以描述为发生在对立的增长悲观派与增长乐观派之间。前者认为，指数增长与有限资源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后者相信替代、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作用。虽然要求经济学进行根本的范式转变实际上是过于极端，问题是经济学家如何找到一条走出理论、经验和政策死胡同的途径。爱因斯坦曾说过，“当今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无法在造成这些问题的同一思维水平上得到解决。”所以，对经济学这一学科来说，应当对已确立的理论进行深刻的重新思考，向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进行重新定向，修正过时的或不符合实际的假设，将经济增长置于自然的限度以内，在遵循生态经济学原则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公平分配，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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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其实，中国出口以加工装配为主，附加值很低，只有很小的比例同GDP增长相关。中国平安渡过这次经济危机就充分证明，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由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所带动的。有些政客想借打击中国出口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也是徒劳的。中国的出口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对其限制将会影响整个产业链，也会伤及美欧日经济。

中国经济能持续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方兴未艾，远未达到所谓的效益递减程度。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正处于起飞阶段。居民的高储蓄率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力，只要政策得当就会很快形成巨大内需。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刚走了一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规模，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优先发展行业，这是又一个新增长点。

具备如此多的积极因素，为何外国舆论始终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其中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这种怀疑可以警醒我们避免盲目乐观，而要决策谨慎。

外国人仍用“重商主义”观点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奖出限入，以邻为壑，因此总想用保护主义手段来限制中国出口，殊不知中国的出口产品内含着他们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交出了一张十分漂亮的成绩单。虽然在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也同样面临保护主义压力，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反对保护主义，外资政策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开放。

第7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先让我们看看投资的重头――房地产投资。历史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确实是销售的滞后指标，但这一次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变数，过去的从房地产销售到房地产投资，再到经济总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在2015年不一定有效。

首先，房地产销售回暖不一定具备可持续性。认贷不认房和降息等措施确实激活了2014年12月的房地产市场，但却是以透支刚需主力的婚龄人口加速入场为代价，可能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一系列刺激措施并未扭转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的颓势，3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是2075亿平，仅占全国的15.7%，广大三四线城市才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主力，因此，只要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销售不见底，房地产投资转暖也就遥遥无期。

其次，房地产库存和存量在建面积压力山大。即使是十大城市的商品房可售套数和可售面积也在不断地刷下新高，更不谈销售陷入水深火热的三四线城市。除了高企的待售库存，目前巨大的在建面积存量也是阻碍房地产开工的巨大障碍。

最后，政府棚改思路也在发生变化。为了减轻房地产库存压力，政府拟采用回购或回租成熟的存量商品房项目实施棚改。考虑到房地产库存未有效去化，至少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上半年缺乏内生动力，若失去了和2014年同期一样的增量棚户区改造投资的支撑，2015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还看不到上升的拐点。

因此，2015年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上半年企稳无望，房地产投资下半年能否转暖还需看地产销售能否持续。

由于当前的产能是根据过去总需求扩张（以地产投资扩张为主）“量身定制”的，当房地产新开工长周期下降和债务扩张的空间受限，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开始凸显。与房地产开工直接相关的制造业产业链主要有化工、非金属、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机械设备等行业，涉及的制造业投资约6.3万亿元，占制造业总投资规模的43%。

在漫长的去产能过程中，企业自身增加资本开支的意愿不足。此外，产能收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对多数制造业企业的信用风险偏好是回落的，会造成企业真实的财务费用负担加重，进而抑制资本开支。

制造业投资上升会滞后于终端需求。制造业企业对当下经济总需求的感知和未来预期是决定其投资是否扩张的重要因素。当经济总需求处于上升周期时，供不应求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上升和库存下降，然后才有制造业企业追加杠杆去补库存和追加投资。因此，制造业投资回升需要确定两个关键点：需求端扩张引起的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回升和产成品库存经历了可观的去化。

第8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区域经济；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的协调、全面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存在不协调、可持续性弱、不平衡的等发展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的解决，“木桶效应”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会愈加明显，在“十三五”期间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区域经济与供给侧改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既要把握好两者之间的统一性，也要有条件的转化两者之间的对立性，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具有一定的发展意义。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思考，并提出全方面的建议，促进两者的平衡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供o侧改革是改革深化和精神回归的必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速度备受世界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政府过多的干预到经济的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政府过度刺激总需求为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在政府干预过多的行业中，使企业产量过剩并很难被去除，导致企业信贷增加是金融行业一直处于高处，难以控制，使很多行业缺乏有效的供给。而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可以有效的解决目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通过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加强有效供给。将政府的职能定位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框架及制度环境中，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统一性。推行供给侧改革，使区域制度的供给创新得到有效的增加，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和制度供给目标的匹配，加快区域经济升级和转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补短板、降成本的五大任务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完成这五项任务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以去产能这一项任务为例，这一任务就是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遵循多兼并、多重组的原则。可以将各区域之间产能过剩的企业进行重组，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占有率。不仅可以使重组企业获得一定的市场定价的权利，避免非法降价的不竞争局面出现，也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规模化效益得以实现，有效的解决了企业产业过剩的经营状况。

2.对立性。以“去产能”为供给侧改革落脚点为例，要求淘汰产能过剩及无法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淘汰的过程中，区域的就业总量与财政收入会受到无法避免的影响。目前东北地区的面临着去产能的任务，也面临着区域经济的深度调整。由于东北地区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依赖个别产业，黑龙江省的石油煤炭产业占工业产值比例的60%，冶金石化、装备制造是辽宁省产业的支柱，吉林省的一汽占GDP的40%。这种产业结构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会增加行业和企业的风险。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东北三省的GDP在名义上仅增长了0.26%、-0.29%、3.4%，东北三省在调整中区域经济几乎是“硬着陆”。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1.加快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技术含量低、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积极推进侧供给改革政策，能够使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而高投入、高污染的工业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些高能耗、高污染、科技水平较低的产业严重的破坏了生态环境。供给侧改革政策则提倡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可持续、高效益的科学发展模式，使我国的区域经济更加协调发展，使区域经济发展转向污染小、高质量、科技水平高的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供给侧改革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更加有利于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2.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的解决这一问题，“木桶效应”将会更加明显，极大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任务，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我国四大地区的发展特色，东部地区有效的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提高科学技术创新水平，率先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创新能力与升级，有效的带动其它区域的经济增长；东北地区进行工业机制的转变以解决东北地区转型困难的问题，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西部地区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优势，大力发展西部区域特色产业；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区域的地理位置优势，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优化区域的交通运输系统，加快中部区域的经济发展。

3.促进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协调，是目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到良好的发展，供给侧改革倡导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文明的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建设中，供给侧改革提昌引用能源消耗低、污染小的生产技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绿色发展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实现协调、可持续性、绿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使区域经济能够得到可持续性的、稳步发展。

供给侧改革为区域经济发展带了机遇和挑战，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区域经济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根据区域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思考，积极改革，充分发挥自身的发展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良好、稳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阶段性 实施

经历了“增长”与“发展”的困惑，以及要不要增长，如何增长等争论后，人类终于在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模式）上达成了共识，即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实现这一理想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限制，人类不得不在许多的问题上做出两难选择。本文提出并初步论证了可持续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一观点，力图为各地结合自身特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实施上的理论依据。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尽管是西方国家明确提出的，但可持续性的概念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出现的一些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初步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萌芽。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特别是自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的大量使用，生产效率猛增，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带来了局部的环境污染，人们纷纷呼吁保护环境，各地也出现了各种环保组织。在出现了臭氧层损耗、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人口剧增、资源浪费和急剧缩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仅只依靠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应寻求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的模式。经过提出“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各种构想后，人们终于提出并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经历了种种灾难和痛苦后，经过深刻的思索，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树立的科学的发展模式。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可持续发展（的产生、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本身包含有阶段性特征

1.可持续发展时间上的阶段性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的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时间上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他提倡首先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当代人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后代人发展，应有义务保护后代人发展的自然、环境及经济支撑力。很显然，这一阶段性表现在把优先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的发展。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划分。由于人们的环境意识不同，对可持续性途径的认识不同。皮尔斯把可持续分为极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以及极强可持续性四个阶段，指出任何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是缓慢的，向可持续发展面临政治、制度上的挑战，过渡共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极弱可持续能力，第二阶段为弱可持续能力，第三阶段为强可持续能力。并指出：“可论证的是，英国甚至还没有完全处在第一阶段，甚至在政党的政治条文中还没有把政党放在通向第二阶段的途径上，第三阶段还没出现在各党战略家的心目中。”根据不同资本之间替代程度的大小，可持续性分为四种:弱可持续性，中等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和绝对强可持续性。很显然，这种认识的潜在假设就是：可持续发展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

2.可持续发展空间上的阶段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可持续发展的见解不一。可分为三层次:第一层次，芬兰、瑞典、挪威、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层次，包括第一层次以外的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准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第三层次，几乎全部是发展中国家，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保护环境。

3.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如果将可持续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那么可持续发展是二者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只强调任何一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图示分析。

图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强度矩阵

处理二者关系有四种方案，很显然，方案C不可取，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而贫穷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障碍；方案D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环境保护，这是一种传统的增长的观点，应向B转化；方案A是一种极端的环境保护思想，不顾经济发展而人为地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这在理论上得不到支持，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只有方案B既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关注了环境保护，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在“生态―经济―社会”这个三维系统里，生态子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子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社会子系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由于各国、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他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的步骤及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体现了一定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在了第一位（当然是可持续发展思想下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阶段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之有条件加大环境保护的投资――阶段Ⅱ；在实践中经过不断调整，使得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Ⅲ。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各子系统的内部，也存在着阶段性，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公平有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首先考虑代内公平，而代内公平的实现也具有阶段性，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德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可见，“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并不排斥各子系统及其内部按阶段性实施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三种具有典型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区:东部沿海属经济高速增长、资源与环境危机区，其面临的是工业污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中部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资源与环境破坏区，面临的是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如何寻求有质量的增长问题；以西部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生态环境脆弱区，面临的是贫困所带来的温饱问题，并非环境问题。因此，东部地区在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同时，重点是提高增长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与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于西部地区来说，重点是消除贫困，加强“发展”所必需的诸如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建设，提高经济对区域开发的支撑能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同，必须从国情出发，有步骤、有重点、分阶段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能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四、结论及建议

可持续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并不否认或抛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整体观思想。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是人类明智的选择，人类的未来发展，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整体指导。但是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理念变为可行的行动，需要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便根据各地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资源环境承载状况，来确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出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行动方案，这样才能做到有序、科学的推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卫・皮尔斯著李巍等译:绿色经济的蓝图―衡量可持续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9、186页

[2]徐玉高侯世昌:可持续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4～7

[3]王伟中主编: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53～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