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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 启示
一、欧洲债务危机现状
2009年10月新上台的希腊政府宣布本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上限,希腊债务问题就此浮出水面。随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债务问题。虽然2010年5月10日欧盟设立了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用于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还是难以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欧债危机继续给欧元区带来巨大的冲击,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经济走势持续低迷。2011年11月10日 欧盟委员会经济预测报告说,欧洲经济增长恐将陷于停滞,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5%。业界还普遍认为,2012年欧债危机还将蕴含经济二次探底、信用评级下调、银行业债务危机、欧元区“缩编”乃至解体四大风险。
二、欧洲债务危机起因
(一)过度举债
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导致国家的信用缺失。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不应超过GDP的3%和60%,但是欧洲许多国家并没有严格遵守公约规定的条款。2011年,PIIGS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由最低的63.9%(西班牙)到最高的158%(希腊),并仍在增长之中;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同样存在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且债务负担均超过了欧盟规定的标准,其中情况最好的德国政府负债已占GDP的73.2%。正是因为欧洲各国没有很好遵循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同时欧洲国家相互交叉持有债务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了这些国家形成高负债率,政府的信用随之降低,令投资者不能安心的充当债权人的角色。
(二)经济发展失衡
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由于欧元区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比如希腊)的大规模连续加入,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加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不一致迫使欧洲按发展水平实施“多速欧洲”战略(即允许成员国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实施核心和国家分步走),这无疑更进一步加大发展的差距,使欧盟国家分为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两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并且呈强国愈强,弱国愈弱的恶性发展态势。
(三)体制弊端
欧元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中的关键因素体现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内,欧洲央行负责实施整个区域的货币政策,各成员国自主实施财政政策。在这样分离的货币财权体系下,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然而,在经济危机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而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本国的危机。
(四)政府失职
由于体制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欧债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但必须看到只要各相关政府切实履行其职能,定能很好的控制欧洲债务危机。但是在危机爆发初,德国为首的欧盟核心国家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未施以援手,危机蔓延后才开始策划救援方案,动作迟缓耽误了救助的最佳时机。而出现债务危机的当事国政府则乱开“药方”,单纯的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本国的财政支出,这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不相协调,远远达不到使本国脱离债务危机的目的。因此,政府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三、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
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到2011年9月,我国的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但必须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同期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0.7万亿,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因此,中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否则,任由我国隐性债务提升将增加我国的财政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完善我国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有效的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状况,实现财政风险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其次,强化内部审计部门在防范地方政府风险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地方财政资金的综合监督部门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地方财政风险的评估、处理和预警上应发挥积极作用。最后,建立比较健全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扩大融资渠道,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优化政府负债存量,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包袱。
(二)扩内需减少外需依赖
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区的经济状况恶化,欧元区经济的萎靡状况可能带来其外需整体性收缩的影响。2011年12月我国出口174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为2011年连续第5个月增速下滑,低于17.4%的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2012年欧债危机仍然会严重影响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中国政府要坚持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才能弥补出口损失带来的负效应,防止经济增长放缓。
(三)探索区域化货币政策
在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欧元区仍秉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体系的失衡,在此情况下,危机爆发时,债务国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而最终导致了本国更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鉴于此,我国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努力探索更合理的区域化货币政策,从而避免类似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不协调而爆发的债务危机。
(四)亚洲共同货币区的设立条件仍不成熟
长期以来,关于亚洲成立共同货币区乃至“亚元”的呼声高涨,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理论,只有成员国在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趋同等情况下,加入共同货币区才能带来各成员国福利的增进,条件不成熟却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欧债危机中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亚洲各国不管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政治文化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区的条件尚未成熟。
四、结语
此次从希腊爆发随即几乎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给了世界各国一个警示,不管任何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与否,都应该高度正视本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和公共债务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督预警机制,扩大对本国的财政披露力度,同时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上注意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建立与统一货币政策制度相配合的财政政策制度。
参考文献:
[1] 赵长宝. 建立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J]. 中国财政, 2009, 6: 79.
NBW特约记者梁俊
当前,发达经济体在慢慢复苏,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却在逐步放慢。
美国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下称“QE”)仍在继续,日本也采取了大规模宽松的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但到了6月19日,美联储预计将在2013年晚些时候逐渐减少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规模,直至2014年年中结束QE3。美联储退出QE会对全球市场造成何种影响?
6月28日,凯投宏观数据公布的数据显示,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是4%。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是6.4%。其增长速度已放缓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吗?未来将面临哪些挑战?
回到中国市场,“钱荒”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焦点,中国式短期流动性紧张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过去五年信贷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些金融市场风险,地方债务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国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专访了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步亦特博士(Willem Buiter),花旗新兴市场经济与战略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蒙迪诺(Guillermo E.Mondino),以及花旗中国研究主管、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
美退出QE非坏消息
6月26日,花旗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与策略》报告下调了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了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原因是什么?
全球经济下半年会略有改善,明年或比今年更好。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差距还很大,但是差距在缩小。从某种程度上讲,发达国家经济在好转,新兴市场的经济实际上还在继续放缓。
美国经济显然对财政紧缩的抵抗能力非常强,美国的房地产和消费这两个传统需求在不断改进。日本最近的QE史无前例,甚至美联储也相形见绌,其目的是希望能够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实现1%左右的GDP增长速度。在美联储和日本特别激进的宽松政策下,欧洲央行也开始跟随推出一些QE政策,表明了欧洲央行在当下变得更加激进,欧洲有可能走出负增长,明年实现零增长或略正增长。
新兴市场经济面临不同的问题。巴西的财政和金融的流动性非常宽松,但有些政策没有很好地组织,导致整个经济混乱;印度的主要问题是供给这一段的效率低下;俄罗斯的能源价格走低则对其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中国来讲,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原来的增长方式可能已接近尾声,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重叠,这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6月19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强调,美联储将在经济增势稳固的情况下,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渐减少QE规模,直至明年年中结束QE3,这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经济稳定的复苏是看得见的,可能明年的增长会比今年好。美联储可能开始QE的逆转。我们要强调一点,美联储的QE退出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
因为美联储的QE退出是“数据驱动”的,经济好QE退出就快,经济差QE退出就慢。今年下半年可能有QE的逐步减少,甚至未来的退出、零利率的结束,都不能当作坏消息,特别是对新兴市场来讲,美国的进口需求肯定会有改善。
你对全球经济存在哪些方面的担心?
日本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供给方面效率的提高,这是它未来的挑战。欧洲需要改革它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为银行重新注资,一些国家面临债务重组。
从长期来讲,欧洲整个银行体系的债务、家庭债务和债务都需要进一步去杠杆化,这些改革在未来几年可能推行。
中国方面,不能只靠提高利率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中国债务比较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可能产生更多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需要提高,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系列宏观和微观政策的组合来解决当下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失速”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备受外界关注,未来几年新兴市场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出口对新兴经济体来说,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新兴市场过去几年面临低利率、经常账剩余、去杠杆化和快速的信贷扩张的环境。
过去新兴市场依靠信贷的快速扩张拉动经济,但未来几年整个环境的变化不利于新兴市场的整体发展,通过信贷扩张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力量将会逐步衰减。
短期来讲,新兴市场资金成本将逐步上升。从今年5月2日以来,新兴经济体的融资成本已经大幅提升,长期资金成本迄今上升了1.5个百分点,预计未来12个月还可能上升0.5?1个百分点。
长期资金成本的上升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是巨大挑战,但也并不一定会使得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骤停。
政府决策者未来面临三个问题:一是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二是经济增长放慢可能改变国内政治生态,三是如何维持经济增长的问题。
面对新兴经济体“失速”的问题,业界也进行过许多讨论,然而挽回颓势却很难,新兴经济体决策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通常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通过减息拉动经济增长,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减息对经济拉动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这就需要深化结构改革,但结构改革在政治上来讲通常比较困难,也是缓慢的过程,需要更多资源投入改革。
预计未来几个月,中国会有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出。印度去年9月就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也面临大选的一些干扰。墨西哥也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巴西则是说得较多,但具体措施还没看到。
最近新兴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导致发生类似墨西哥1994年、亚洲199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吗?
除非新兴市场的政府犯了很大的政策错误,否则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过去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国内经济失衡严重。第二,负债率较高。在过去进入危机的时候,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都在5?6个百分点,但当下很多新兴市场经济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都在1.5?2个百分点间,负债率的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第三,在以前发生危机时,政府负债高,但现在尽管经济总体负债率高但政府负债并没有那么高。此外,过去是固定汇率制,而目前大多数新兴市场的汇率都不是固定汇率。
从国内失衡、负债率、借外债和固定汇率等因素来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小。
要允许金融机构破产
今年初花旗预测中国GDP增长7.8%,现在下调为7.6%,下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看法相对谨慎。有几个原因:
第一,过去中国经济高度增长靠加杠杆化实现,现在资金还有,但是资金没有原来想的那么多,地方政府面临资金压力,那么杠杆率到了一定水平,如果不能继续加杠杆的话,中国经济就会放慢。当然,不是说今年一定会“去杠杆化”,但加杠杆的幅度一定会下降。
第二,投资效率因素。资金去了什么地方?地方政府和制造业相比、大企业和小企业相比、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前者都能拿到更多的钱,但这三个部门恰恰是经济中杠杆率最高的部门,需要拿到更多的钱才能投资,结果是高杠杆部门拿到1元钱能带动多少钱投资的问题。地方政府本身没有钱,借1元钱可以投8角钱;但如果借给中小企业1元钱,它自己本身就有了1元钱,那么这1元钱至少可以带动2元钱的投资。只要我们的信贷继续往高杠杆率的部门集中,未来就需要更多钱才能拉动同样的GDP增长。
第三,要化解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任何改革都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短期内放缓。我们的这些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限制地方负债率、去产能化等,长期而言是利好的,但短期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很多人担忧地方债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地方债整体可控,这点我同意。我们的财政能力、政府持有的资产甚至政府强大的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都可以避免短期地方债务危机的爆发。区别在于对时间点的认识不同。尽管当下地方政府有一些会违约,但这很正常,有局部违约就可以释放风险。
最令人担心的是,每年都可控,可控到什么时候?我个人判断,未来三五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如果不改变增长方式,未来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水平可能继续上升。如果不能在未来三五年内使得政府的杠杆率保持在合理水平,那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前不久审计署的报告显示,部分地方政府借新还旧;财政部6月发债也显示,一部分发债是为了偿还之前三年期的债券。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借新还旧”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给政府一个预期,明确地对地方政府说,未来三五年举债空间还有但空间不大,使得地方政府在安排未来三五年的资金时也会合理考虑。要告诉他们,过去宽松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就是要量入为出,从这个角度迫使地方政府提高投资效率、开放一些行业、接受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最近中国出现银行间的“钱荒”,为何会出现这种短期流动性紧张局面?市场上有很多分析和很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你认为应如何解决当下金融市场的问题?
关键词:高等学校;财务风险;评估与控制
一、关于高校财务风险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首先,这是一所高校能能够正视重视自己财务状况的表现。如何用准确的数据以及一整套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地体现出这所高校的财务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为高校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指标信息。其次,其研究可以给予国家的教育部门一些有用的信息,由于随着教育机制的改革,国家现在对教育部门宏观调控并不是很多,管理的也并不十分细致,因此当高校进行一个财务风险的研究时,可以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一些有用的数据,有利于国家在大方向上对高校的发展进行正确的引导,也有利于国家政策进一步的制定和规划。再次,这是对高校内部本身的管理公开化、透明化给予了保障和依据。对高校的财务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研究的研究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对高校内部的经济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价与管理,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发现和改进,并对以后此类问题的产生进行预防分析,使高校能够在财务状况方面有着明确的分析,长足、稳定地发展。最后,高校财务风险的研究数据能够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提供信息,这些社会公众主要指与高校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包括投资人、可能有投资倾向的投资者,国家政府,银行等提供借贷的利益关系群体。高校自身的财务状况也会影响到高校的声誉,对高校吸纳资金,扩大规模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高校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与成因
一般来说,高校作为一种教育体系而并非企业,也需要进行财务风险的检查和预防吗?答案是肯定的,最初,财务风险的预防可能针对的是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后,财务风险就不是仅仅存在于企业之中了,高校对于资金的运用,用途也极其广泛,比如学校扩建,相关产业的投资,但还是要与企业进行一定的区别,企业进行资金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而高校进行资金管理的意义大体上来说是为了满足一种业务活动的需要,企业属于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企业以营利为目的;高校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盈利,它是一种社会需要,高校凭借自身的经济来源取得的并不能满足其存在和发展需要,大部分还要依赖于国家的提供支持,大部分资金还是来自于国家的拨款,因此,高校的财务风险主要还是划分来自于大致以下四个方面:主要是资金运作、财务状况总体失衡、债务和连带责任。
1.资金运作风险
所谓的资金运作风险指的是,高校在对取得的资金进行安排和调配,进行合理的支配,但由于各种外界条件可能发生的变化,就会导致实际发生的收入支出与预计的并不一致,这个时候就是在运作过程中可能风险的发生,但由于投机性不大,所以这种风险发生的与预计的偏离程度也不是很大,但也应该注意。对于高校内资金运作方面风险的防范,是高校财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校各项工作的进行、其他活动的开展都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比如计划内的科研经费、后勤保障。同时,对高校资金运作方面的风险进行研究和预警也是对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事业单位改制成果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高校内整体稳定长足的发展也有着很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我们也应该能注意到,在高校内的资金运作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十分大,类似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影响,都可能会对高校的经济造成一定的运作风险,因此,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财务状况失衡风险
还存在这一种风险叫做财务状况失衡,这主要表达的是在高校之中,一定要考虑到长期发展,站在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不能因为其他情况比如投资而导致企业短期内的经济失衡比如不能按期发放工资等资金短缺的情况发生,对于长期来说,可能会负债压力过大无法按期偿还,这些都是财务失衡的表现。而这种财务状况失衡大致是由于以下几点造成:首先就是对待风险没有足够的重视,依旧停留在过去那种国家政府宏观把握的思想之中,导致在新的大环境下,没有适应市场发展,对市场经济风险没有合理的认识,导致资金错放、闲置,这就给高校经营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其次,是高校还指望于国家拨款,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国家的财政力度尽管很大,但是也不能满足高校目前招生规模日益增长,学生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而且当今高校开支日渐增多,仅凭借财政补助是无法完成正常的资金运转的。除了在收入方面,还需进行控制的就是支出方面,由于很多高校并没有整体的财务方面的衡量,导致支出琐细而繁杂,并没有对支出方面设立一个门槛,用硬性控制指标来规范高校在具体方面的支出,否则就会产生资源、资金浪费的现状发生。
3.规模扩建带来的债务风险
这是一种存在高校机制中非常常见的财务风险,这主要是由于高校为了生存发展,也伴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需要进行扩建、或者改善校区等,都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贷款,但是向银行贷款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比如高校预计不足,不能按时偿还债务,或者其举债太多,或者依靠贷款来提供平时的开支,这都是高校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为了校区的建设而背负巨额债务,而还贷能力不强导致债务危机加剧,财务状况恶化,给高校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财务风险。同时,高校可能会有一些校办产业,这也是一种投资,但是高校也可能会对其投资的产业承担着连带的风险,也就是说一旦投资的产业发生了财务危机,那么高校很有能要对其负担相应的债务,同时这也是由于对校办产业疏于管理,监管不到位所产生的风险。
作者:赫艳辉 单位:齐齐哈尔市农民科技培训中心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地方债务融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它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项制度创新,在地方政府调控地方资源配置、拓展地方融资渠道、推动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各国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带动下,投融资平台更是成为地方政府完成中央下达和制定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配套资金任务和保持经济增长目标而争相采用的治病良方。然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诞生和发展,往往有着自己特定的环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何用发展的眼光来正确地认识和解读这种创新;如何解决这种创新所带来的问题,最终达到兴利避害、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目的,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的理论依据与实际意义
1、从公共财政理论视角来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一种地方政府行为和手段,与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密不可分
市场和政府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系统,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资源配置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方面肯定了市场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多级政府体系中,纯公共产品和混合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地域空间差异性往往会导致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责权方面的矛盾。为了协调矛盾,中央政府常常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分权。中央政府着重提供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全国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主要承担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职能;地方政府在管理和调节地方事务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地方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来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本地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相对独立,各级政府财政都有相对独立的收入作为行使事权的保证。财政分权理论强调了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弥补市场缺陷、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本地区居民对准公共产品多样化需求的作用,要求健全地方政府职能。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筹资将有助于提高地方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
2、从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一种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式创新,有着自己特定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
制度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T.W.Schultz(1968)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比如降低交易费用、影响生产者之间风险配置、确立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框架等。Douglas North从制度演进的历史角度将制度的功能定义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林毅夫和J.B.Nugent(1995)明确指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节约和再分配。
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其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生产关系能否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上,只有两者保持一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经济的动荡甚至是退步。经济增长理论将制度的作用体现在全要素分析中的索洛余量中。Douglas North认为有效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我国,作为地方政府重要投融资渠道的融资平台,其产生有着自己特定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无论是对经济结构的升级还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满足不了经济飞速发展、城市扩张、城乡统一、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加快城市(城镇)化的建设具有突出意义,但城市化建设需要政府进行引导性开发投资。在功能财政框架下,这种建设大部分都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然而地方政府由于资金缺乏、投入不足,抑制了城市化应有的进程。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直接融资受限,我国《预算法》第28条明文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务。”《担保法》第8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融资平台的产生对于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难题来说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模式创新,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中国式创新。其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但可以避开有关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又由于有地方财力、土地、信用做后盾,使其容易通过发债来获取公众资金,或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它给予了政府摆脱现有法制环境约束、整理自身资源、更广泛地参与区域资源分配的能力,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9年的保增长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对资金的渴求和银行信贷投放的欲望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也让地方融资平台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同时,它使地方债务风险的大小与地方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有机结合,如果地方政府的融资、投资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则会放大债务风险,否则就会收敛债务风险。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的制度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制约。中国当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地方政府有大量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导致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巨大,然而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存在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存在资金缺口,需要对外融资。而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既不能举债,又不能担保。如何弥补这个资金缺口,是各级政府都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的问题。
(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自身制度不健全。首先,地方政府还没有建立规范、完整、统一的投融资决策管理机制,投资、融资、决策、管理等功能分散于政府各个行政部门之中,导致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科学决策缺乏制度保障,造成超前发展、过度负债和风险失控的现象。其次,尚未建立财政风险和投融资责任机制,部分项目效率不高,容易导致债务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缺乏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缺乏信息披露,或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使其在违约责任发生后容易形成政府信用危机。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平台存在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经营效率低下、财务风险巨大等问题,与改革前期的国有企业如出一辙。
(3)地方政府自身行为不规范。首先,政府职能越位现象突出。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应体现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但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仍然较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既扮演市场的监督者,又扮演市场活动中的交易者,即使在地方财力不足的形势下,各级政府将举债所得资金用于竞争性领域的情况仍然频频出现。其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以各种方式为所属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担保,为自身增加了隐形风险。最后,政府官员盲目追求GDP,大搞形象工程,过度举债倾向严重,为地方政府增加债务负担的同时,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2、对策建议
(1)妥善处理现有融资平台债务,做好各地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规范工作。首先,在对现有债务进行分类的同时,地方各级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有关债务人偿债责任。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融资平台公司等要统筹安排资金,制定偿债计划,明确偿债时限,切实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其次,针对已经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以下要求进行清理规范: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担融资任务,相关地方政府要在明确其还债责任,落实还款措施后,对其做出妥善处理;对承担上述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同时还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运营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在落实其偿债责任和措施后剥离其融资业务,不再保留融资平台职能;对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充实公司资本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要通过引进民间投资等市场化途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融资平台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其他兼有不同类型融资功能的融资平台公司,也要按照上述原则进行清理规范。
(2)遏制和杜绝地方政府变相私下举债行为。今后地方政府确需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足额注入资本金,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不得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改变唯GDP论的政绩观,以服务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3)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长远来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化解取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因此,应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调整现行分税制,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降低地方政府对外融资的依赖性。要以自行发债试点为契机,积极尝试建立规范的公债制度,授予地方政府有限的发债权。要结合当前宏观调控导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及其动态改进、修正过程中,在国家适度提高长期国债规模的同时,改进地方政府融资的渠道,加快市政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从以融资平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市政债券为主,引导地方政府形成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下的阳光融资机制。
(4)强化对地方债务的监督管理,建立财政风险监督和预警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结合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清理,利用现有的信息便利条件,中央应逐步形成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针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风险,应加强监控,实现财政风险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管理。
【参考文献】
[1] 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高奎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分析[J].辽东学院学报,2006(3).
[3]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不良债务 对策
1 我国国有企业不良债务的现状分析
当前国有企业巨额的不良债务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障碍。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企业具有还本付息能力,但暂时出现还款困难;二是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发生了根本性的债务危机,近期和远期都没有能力还款。据统计,截止2003年底,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已经达到3 000亿元,占到银行贷款总额的30%。国有企业的负债程度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相对值上看都是相当大的,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到8 000亿元,占流动资金总额的近90%。根据1996年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统计数据,国有企业总资产为7.28余万亿元,总负债5.17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其中银行贷款则占70%~80%。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一方面使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形成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障碍,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不利于其商业化改造。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不良债务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
2 我国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形成的原因探析
国有企业不良债务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也有政府、企业和银行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此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分析国有企业不良债务的成因。
从宏观层面上讲,我国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是转型经济的产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决策权和资金都高度集中于中央部门,国有企业的固定资金和部分流动资金的供应均由财政的直接拨款解决,无需偿还,企业投资所需资金只需向上级申请,因此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和内在的投资冲动,各企业为争取到更多的资金,纷纷争着上项目,而不充分考虑项目的可行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国有企业的资金实行“拨改贷”,由原来财政的直接拨款改为由银行贷款,财政部不再向企业提供资金,而完全由银行解决。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观念尚未发生转变,在没有形成利益约束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从银行获取资金,扩大投资规模,导致投资效率低下,难以偿还银行贷款,从而形成不良债务。
从微观层次讲,可以从政府、国有企业自身和银行来分析不良债务的形成。政府作为国有企业产权的主体,过去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对国有企业管得过死,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任命到企业的项目的投资决策权完全由政府掌握,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自主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造成了经济效益低下。长期以来,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扮演了“运动员”的角色,又扮演了“裁判员”的角色,这一方面使企业不能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对于市场信号难以做出灵敏反应,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责的需要往往将一些政府的责任转嫁到企业身上,使原本已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具有内在的投资热情,存在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超越职能范围帮助辖区内的国有企业从银行系统套取资金,而国有企业却没有形成“借债还钱”的习惯,从而形成了不良债务。从国有企业自身来讲,主要存在产权不明晰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有企业财产实行全民共有制,而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是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是一个“虚”的主体,并没有界定为某个具体的部门或经济实体所有,国家对所有权的行使往往由某个部门,而这些部门由于不是真正的产权主体,其利益目标会同国家的利益目标出现差异,从而导致国家的利益难以保证,又由于具体形式所有权的部门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着委托关系,委托人与人之间利益目标的差异同样会出现企业管理者按照自身利益的考虑,造成经营决策的短期行为,而委托人由于不是真正的所有者,没有剩余索取权,因此没有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的政府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这样一种状况,使企业的项目投资很少考虑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大规模的项目投资,不惜大肆举债。从银行的角度讲,银行与国有企业都属于国家所有,对于同一个产权主体,银行的盈亏均由国家承担,在进行贷款决策时缺乏风险约束,往往很少考虑贷款能否收回,同时也由于其经营的非商业化,其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一个附属部门,本身承担了支持国家发展国有企业政策的任务,以致在向国有企业贷款时不能对贷款项目的前景和盈利性进行严格的审查,也缺乏动力对贷款的用途和效率进行监督,从而使银行的资金不能按照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行分配,最终形成大量的不良债权,即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
3 解决国有企业不良债务问题时存在的误区
不良债务作为困扰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毒瘤,阻碍了我国企业制度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进程。为此就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许多建议措施,但有些措施缺乏长远的考虑,没有真正的可行性。这些观点主要有:
(1)由政府直接对国有企业的债务进行核销,一次性解决问题。具体做法为,先核销企业债务,在从银行资产中将部分贷款核销掉,同时从银行负债中核销相应的坏账准备金或资本金。该措施的支持者认为不良债务本身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政府改革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来执行最终债务人的义务,因此,政府应一次性核销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这样可使企业摆脱沉重的包袱,改善经营管理状况。该方法可以使国有企业在短时间内解决债务问题,但是却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不仅仅是体制改革造成的,国有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底下也是不良债务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不良债务的成本全部由政府来承担,则会增强国有企业利用各种权利套取银行资金的动力,硬约束难以形成。此外在核销不良债务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寻租行为、道德风险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通过核销的方法会降低银行资本金的充足率。
(2)进行债务与股权的转换。企业的债务转变为投资银行对企业的股权。该方法是将商业银行进行内部划分,分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股权。企业的债务转换为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则消除了企业还款压力,对国有企业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应该严格区别银行债券变股权与银行的投资业务,在国外银行的资产业务中大约有20%~30%的投资业务,但投资品种主要限于政府债券,股权的投资很少,而且是管理流动性和获取收益为目的的。而我国银行的债权变股权实质上形成了对企业的控制,这样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业务的经营,而且为帮助企业改善经营可能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形成对银行发展的拖累。因此,简单的债权变股权是损害了银行的利益,必然很难推行下去。
(3)由财政筹集资金向企业注资,核销不良债务。即通过财政注资给企业,企业还款给银行,银行再还贷款给中央银行的方式在不增加社会信用总量的基础上解决不良债务问题。实质上,该方法与直接核销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债权的方法是相同的,最终都是由财政对不良债务买单,因此也不可行。
4 国有企业不良债务的解决途径
解决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问题决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逐步化解的过程。但是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与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需要,也不能仅采取从增量控制的方法来逐步稀释不良债务。比较合理的选择是采用短期治理与长期致力相结合的方法。
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资本运作、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解决。具体来说有:(1)利用债权市场,将银行对企业的不良债务按照市场原则向投资银行或是具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并允许这些投资者采取债权转化为股权的方式。(2)暂时挂帐,停止利息支付。可以暂时减轻企业负担,让其休养生息。(3)进行资本运作。对于发生暂时性收支困难的企业,可以注入部分资金,盘活存量资产;而对于一些经营不存在根本性问题的,可以让一些资金实力较好、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对其实施收购、兼并;对于仍存在部分优良资产的企业可以实施资产剥离,将一些效益较低的资产或不属于企业主营业务的非盈利性资产剥离掉,保证优质资产的营运;而对于收不抵支、资不抵债的企业,在不影响安定团结的情况下实施破产。
从长期来看,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应该有一个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安排,以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可以认为短期的一些措施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暂时缓解改革面临的矛盾,但是必须采取治本的措施方能标本兼治,从不良债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出发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企业融资现状 财务状况分析
房地产是我国民众最为关注的行业,它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整顿房地产市场的秩序,一直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从2003年8月《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国务院明确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到2013年2月20日的“国五条”。表示了政府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和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强硬态度。现在不仅仅是土地获取端还是销售端,房地产企业经受着宏观政策和资金短缺的双重压力,房地产企业应该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一、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融资现状的分析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血液”,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七个方面――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自筹资金,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购房者的定金和预付款以及其他资金。
自筹资金主要有企业自筹和向关系人借贷两种形式,自筹资金表现为在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向职工集资;向关系人借贷。两种方式的利率一般高于同期货款的利率,而且金额较小,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对于长远的发展没有根本的影响。
我国许多房地产企业是通过外资融资的直接融资方面,去获得资金。这要分两个部分来说,对于很多已经进入资本市场的大型房地产企业,他们可以通过股权和债权融资轻易的获得大量资本,去购置土地,去公关,去扩张。但是由于整体宏观政策的影响,房地产企业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以及购房人愈来愈理性的购房需求,导致很多房地产企业的净利润不足以支撑高额的负债,于是债务危机频现,而且有进一步滑入深渊的危险。从债券融资看,目前我国企业的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大企业都难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融集资金,规模小、信誉等级相对差的中小房地产企业就更不用说了。靠股权和债权融资来解决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现实。
在当前调控政策的背景下,国民对于买房抱有观望的心态,这就抑制了房屋销售。销售量的降低,为了回笼资金,大企业尚且需要降低房价来保证资金的流通,更何况中小企业。然而中小企业在拥有房源的数量以及其他一些软实力上都存在明显不足,也就造成了房地产企业较少的预售房款。所以就目前来看,在房屋预收款下降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
(二)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
财务控制薄弱,缺乏具体的财务制度。当前,中小房产企业普遍存在财务控制薄弱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现金管理不严,导致资金闲置或不足。在中小企业中,很少有一家制定出较完善的正式财务制度。一些企业的资金使用缺乏计划安排,使财务陷入困境;二是在资金流入不足的情况下,企业资金支出的审查显得不够严格,职工各项费用的报销过于宽松,造成了部分员工的投机行为;三是缺乏对收入、成本、利润的分析,平时只关注现金流,缺乏对项目工程投入产出比的考虑。
管理模式僵化,管理观念陈旧。中小企业典型的管理模式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统一,表现出企业领导者集权现象严重。现场调查发现,多数管理者思想落后,管理能力差,仅凭经验和感觉管理,缺乏对财务管理理论方法的认识和研究,更缺乏现代财务管理观念,使其职责不分,越权行事,财务监控不到位,财务管理失去了在企业管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少数纳税人文化层次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欠佳,不能按照《征管法》和税务机关的要求建账,主观随意性太大,收支无发票,收入随意报,记账的业务只是非开票不可的业务,有的记账只是形式主义,为了应付税务机关。财务人员、办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由于新办企业不断增加财务人员紧缺,老会计有一定水平,但一人代几个单位的帐,时间上不能保证;新会计不是缺理论知识,就是少实践经验;更主要的原因是企业是老板,工资由老板发,不听老板的就被炒鱿鱼,所以会计只能根据老板提供的票据“做账”、“圆账”。
二、解决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对策
随着中小房产企业的财务问题日渐突出,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走得更深更远,工作任务就更加艰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制定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加强企业的治理建设,逐步改变企业用人方面任人唯亲,家庭成员占据重要的管理岗位,决策上独断专行的现状。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来吸引外部投资,争取银行贷款。
这份名为《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一场针对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风险的“排雷”风暴骤然拉开。自此,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监管措施日渐趋紧,但这似乎无法阻挡融资平台和银行“精诚合作”的步伐:如借力影子银行、以保障房建设名义和质押远期信用证等手段,地方融资平台继续获得银行资金支持。
即使进入2011年,地方融资平台梳理工作已接近尾声的一季度,大量平台贷款仍在继续投放:今年年初几个月的银行新增贷款中,有40%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安邦咨询研究员李浩表示,银行贷款持续流入,说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有继续扩大趋势。
4月初,银监会果断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该类贷款的审批权统一归属于总行,并明确表示除投向与保障房建设的项目贷款可以有少量新增外,其余一律堵死。
至此,银行终于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平台无论其状况如何、资产负债如何,在未来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都很难从银行获取资金。 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谓“祸不单行”:一边是银行“断”了融资平台的“奶”,另一边则是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下房地产调控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土地财政在未来几年难言乐观。
很显然,刚刚享受了国家融资盛宴的各地政府,又要为筹钱搞建设伤透脑筋了。而承担地方政府融资重担的各色融资平台,不得不在调整清理中谋求新生。
“在新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在融资问题上需要有新的格局,新的思路。”北京市政府参事柴晓钟表示。
土地驱动模式不宜过度使用
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谈到中国银行的房贷压力测试时,认为中国老百姓贷款买房的房地产泡沫是可控的,因为首付比例高,银行贷款处于安全界内。
可是当他提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模式时,却只有两个字:完了!
在这位日本同行看来,日本的经济倒在住专(日本的住宅专业金融公司,政府参与房地产公司贷款开发,赚钱,模式类似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可控的房贷上,中国的经济如果要出问题,也会首先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因为政府的贷款主要以高价土地做抵押,在银行贷款中,对应的土地价格一旦下降,银行就有危险。如果中国在这条道路上不急刹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且不论这位日本同行说的是否正确,不容置疑的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已经巨大到对金融系统的安全产生威胁。
地方平台债务的本质,就是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借用融资平台的壳拿了银行的钱,形成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 这种“隐性债务”有多大规模呢?2010年中金公司出报告预测: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预计2011年底达到约10万亿元。报告称,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中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当年中国外汇储备的70%!
记者了解,地方融资平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既承担了融资功能,又承担了投资和经营功能。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不仅把土地作为资本金,而且还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很多建设项目不仅效率低,而且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率低、信贷风险高,完全依赖地方财政收人偿还。这样一来,平台和土地之间逐渐划上了等号: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是出让土地的收入,而平台资本金的重要部分也是土地,平台申请贷款时抵押给银行的抵押品还是土地。很多地方政府不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的状况,仅寄希望于土地价格的攀升,“大胆”融资,“大胆”建设。
据悉,在2009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1.6万亿元。2010年和2011年,各地楼市调控举措不断升级,由于土地和楼市的前景不明,未来债务风险也在继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信用贷款仅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偿还将面临着巨大风险。
银监会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截止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约7.66万亿人民币,其中,按公司化运作、有独立和稳定第一还款来源、项目现金流能够覆盖偿还本息的贷款约有2万亿元,只占比27%。而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测算认为,平台贷款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8%-20%,其本身不良贷款占比或达30%。由此预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将令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5-6个百分点,这将是中国银行业不能承受之痛。
从2000年前后那场声势浩大的“银行剥离坏账行动”开始,直到农行上市,中国银行业剥离了几万亿的坏账,其中绝大部分由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构成。“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并无大碍,但金融系统承受不起。不能再因为地方政府融资难就把银行拖下水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浩认为,这次声势浩大的“排雷行动”目标是“围魏救赵”:明打地方政府,实保银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今后仅靠政府强势担保和卖地要获取银行贷款恐怕是越来越难了。其实,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经体会到在目前的大形势下,“土地财政”不能寄望过高,须设法逐渐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以北京为例,我们再来看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继2010年北京土地交易突破千亿元大关之后,今年的土地交易强差人意。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和储备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1至4月北京共成交60块土地,土地出让金规模仅为223亿,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21%及55%。
4月26日,丰台区长辛店新区、成寿寺及通州新城3块居住用地虽然均以最高报价成交,但是溢价率都偏低:溢价率最高仅为22%,最低仅为8%。此次成交的3块居住用地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不错,却接近底价成交。
“高地价、高房价难以持续。”袁钢明明确表示,高地价对城市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作为政府可把控的资源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来源,同时也伤害了城市发展的创新与活力,由高地价引发的房产泡沫显然已经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并危及社会稳定。从这一年多来国家出台的系列针对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看,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趋于明确。
在采访中有专家提到,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平台清理和调整带来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许经过这次的清理和整改包装,一些符合政策要求的平台也会很快脱颖而出,重新获
得银行的青睐;但地产调控看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离开高地价,平台运作恐难持续,这需要新的思路。
“过犹不及,土地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宜过度使用”。柴晓钟表示,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整,不是做简单的加减法,而是要从观念上、制度上做文章,显然北京市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了。
“分类清理平台债务的原则是把项目划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大类。”他指出,对于纯公益类项目,政府要切实承担投资责任,对相应的平台实施明确的“兜底”计划;对于可经营类的项目,可通过理顺价格机制、充实资本金,逐步增强平台市场生存的能力,让平台真正走向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类公司,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项目融资的计划管理和审批,编报计划项目,明确具体金额、期限、费率、还款计划和资金来源等信息,以便从源头上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审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在中国,政府的手是‘闲不住的手’,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手’;国家4万亿砸下后后,‘闲不住的手’更闲不住了,‘看不见的手’彻底看不见了。”这个调侃背后折射的是:2008年之后,投资这架马车的连续狂奔使得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以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记者了解,2007年、2008年,这个数据大概是3800亿左右;2009年为4800亿左右{2010年升至5500亿;2011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为6000亿。从这一组数字中可见:三年连续上了三个台阶,金融危机时政府的投资拉动应急措施已经变成了常态!
那么,这种投资冲动的原动力是什么?
一组有关各地2011年各地经济增长速度的数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这组数据中,全国只有五六个省份将今年GDP增速定位在8%-9%,其余大部分都在10%以上,更有甚者希望在未来5年实现GDP的翻番。
显而易见的是,保GDP稳定增长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地方收入和城市化发展同样也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城市迅速向城郊扩展,郊区土地大幅升值,政府从土地中获得更大收益,然后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北京国际有限公司王洪涛博士指出,投资冲动既是地方发展的冲动,也是地方在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情况下不得不追求更多非税收入的结果。
这样的投资冲动常态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后果?
仍以北京为例:由于出口所占比重很小,北京经济的拉动主要靠投资和消费两架马车。2006年后,消费超过投资,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两年投资又有回升的趋势。王洪涛认为,投资应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准备,当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过后,未来几年内应该带来新的增长,但从北京目前的投资形势来看,并未带来大规模的预期收益。
其实不仅是北京,这几年来各地投资增长速度大都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而在可见的将来,亦基本看不见经济发展降低对投资依赖的迹象。这说明体量越来越大的投资既未在当期产生应有的效应,亦未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投资效率越来越低了,未来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愈加困难了。
缺乏市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冲动,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资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这种冲动下缺乏效率支撑的城市超前建设,有可能透支了城市的未来财力,使政府和金融系统陷于险境。目前各地政府,基本都是围绕着土地做文章,城市的发展、资金的筹措,多建立在土地价格维持高位并不断上涨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问题呢?
首先,地方政府正常的建设需求需要得到满足。这需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记者了解,一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使得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这是地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出现的根源。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税收大头归中央,小头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事权多,财权少,对于掌握大量财权的省级政府还好一点;对于财权少的县一级政府,缺钱的地方更多,这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50%在县一级,风险敞口也压在县一级政府可见一斑。
“解决办法有三条”,李浩谈到,一是中央让更多利给地方;二是立法规定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可举债;三就是征收新的税种,增加地方政府可持续收入渠道。
“在征税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所言:东部开征房产税,西部开征资源税,这些税种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稳定而有增长。”李浩表示。
有办法并不意味着问题好解决。第一条和第三条需要中央拿出大勇气、大魄力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恐怕才是顶层设计的真正含义,但这是一个系统性、战略性的解决方案。第二条则需要地方政府拿出勇气和诚意,为立法的修改创造必要的条件,目前的平台清理也算是朝着地方公债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
其次,要用市场的力量去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政府要朝着投资决策民主化、财务信息透明化、融资过程市场化、投资管理规范化的方向走,避免政府利用公权力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
在这一点上,李浩认为我们可借鉴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的经验,比如日本做投资,政府提供规划,特殊法人报方案,由政府审查,社会力量进行决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投资透明化和民主化。
财政部财政所金融室主任赵全厚指出,地方债务隐性化是“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投资者对政府融资缺乏信心的根本所在。
呼吁政府负债显性化
在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过程中,该不该“一刀切”呢?
中央收紧平台贷款对地方的影响已经普遍显现。据记者了解,目前一般的平台公司想从银行获取资金变得十分困难。以北京为例,很多融资平台“从上到下都缺钱”,由于地方融资主要投向基建等方面,因此受到最大影响的或是基础设施建设。有些平台不得已与当地大型国企或央企合作,由企业做担保,间接获得在建项目的持续投入。
王洪涛指出,这种类似“一刀切”的做法,一方面的确是堵住了已不具备融资条件的地方政府再融资,但另一方面也卡住了一些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发展势头不错的城市的融资需求。
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专家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政府负债尚在“良好”的范围内。
截止2010年6月,北京市共认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44个,融资余额2073亿元,形成政府债务802亿元。赵全厚指出,总的看来,北京市区县的融资平台债务状况相对好于大多数国内其他地区;但就北京市2009年18区县共通过融资平台融资391.26亿元的现实情况看,新增债务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也需要适当控制债务增长的节奏。
我们先看看国际上对政府负债安
全性指标是如何界定的。据记者了解,国际上常用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GDP),美国规定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在13%~16%之间,最高不得超过25%;
第二个是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财政收入),国际上通行的债务率是100%,美国是90%~100%;
第三个是新增债务率(新增债务余额/当年财政收入增量),巴西规定,新增债务率不得高于18%;
第四个是担保债务比重(年末担保余额/当年财政收入),一般来说,这个比重要低于20%,巴西是小于22%。
“应该着重考虑新增债务率和担保债务率。”李浩分析,上一级政府要控制增量的话,用新增债务率控制比较好;而下一级政府融资平台往往绕过银行担保规定,强势融资,如果考虑担保债务率,就可以使融资按正规流程走。这些指标对于我们对政府债务的研究、管理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前银行对平台“一刀切”的做法,其实是“孩子脏水一起泼”,原因是没法分清“孩子”和“脏水”。
“对投资者而言,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基本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只能得到一些显性负债消息,而对于占比巨大的隐形负债消息却一无所知。”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银行人士表示。
对于在台理负债水平之内的地方政府,很多专家认为是可率先启动负债显性化进程的探索。
赵全厚提出,政府债务的显性化进程,首先是财务信息的公开透明化。比如他认为有条件的政府,可率先建立比较完整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把隐性债务显性化,使之进入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这样做既是对上一级政府负责,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对投资者负责。
他继而表示,中央此次平台清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地方负债的真实情况。地方政府需要为利益相关方提供足够的透明的信息,以重塑信任关系。
“对投资者负责,要让投资者看到政府的负债边界,重建投资者信心,这是各地政府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袁钢明指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阳光化也是当前政府需要做的一件事。
“对于经营类的项目,须建立市场化的约束机制,使平台成为一个有自己公开透明的资产负债表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去融资。”柴晓钟谈到,让平台按市场规则办事,这是地方债务风险防范的最有效方法,也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必要条件,“按市场规则办事,这样投资者才能放心。”
李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政府只有更多考虑平台融资由政府主导变为民间资本主导,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这样才能杜绝政府用非正当手段融资,使融资平台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他举例谈到,澳大利亚的麦格理基金就是代替政府做城市公共事业投资的,他们可以发债,做股权基金,最后通过上市等渠道退出,整个操作过程都是透明的,有效保证了政府公共事业建设的可持续性。
“此外,政府还应综合考虑,在财税、准人、政策等方面,政府是否要主导,如果政府不主导的话,要设计什么考核指标使得整个投资阳光化。”李浩补充道,此外,还应避免新人不买旧帐(避免随意投资决策);发债和运营必须分开。
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化、融资平台阳光化,将为地方试点市政债创造条件;而地方自主发行公债,被视为解决地方融资问题的“终极”方案。
有专家提到,此前的2009年和2010年,在地方建设资金告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采取发债的方式为地方政府融资,从“国债转贷”到“地方政府发债”。表面看来,地方政府融资似乎逐步接近建立地方公债融资制度,因为地方政府在法律名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债务。但赵全厚认为,这些改进,虽然能发挥地方债作为一项临时性筹资工具的作用,也能相对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无法形成长效机制。
“这相当于风险中央背,蛋糕地方吃,地方无风险,直接拿到大蛋糕,只是权宜之计。”对于若隐若现的“市政债试点”呼声,赵全厚表示,他本人很赞成市政债的发行,一方面可以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市场限制投资者行为,但目前发市政债的时机和市场环境并不成熟。
李浩指出,市政债发行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修改《预算法》(《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第二,公开地方财政信息(从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的现实状况来看,这一点很玄);第三,利率市场化(目前国内利率处于管制,虽有浮动,但浮动空间不足以体现不同地区市政债差异);第四,给地方一些硬约束;第五,人大必须负起责任。
创新融资模式
“调整融资平台、创新融资模式是解决地方政府当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规范,并因地制宜地创新融资模式。
对于重点建设项目,该负责人以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为例说明:目前计划建立南水北调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工程建设问题,贷款本息利用水费收入和水资源费偿还。
又比如对于重点功能区项目,由于项目集中在该区域内,与主体功能区的开发建设密不可分,需要整体统筹安排。可以考虑建立区域性融资平台,采用BT、PPP、基金,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手段解决资金问题。
对于融资工具的使用,他认为,对有经营收益的项目,积极采取考虑资产售后回租、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等多种融资方式和金融工具,有效盘活利用存量资产,降低融资成本,解决当前建设资金需求。
关于重点功能区建设,柴晓钟补充介绍:北京市正在考虑设立重点功能区建设发展基金,即通过市区两级基金和项目公司的三级放大,形成循环调度的资金池,既可以解决投资即期和收益远期的结构性矛盾,又可搭建社会资金供给与重点区域建设的对接机制。
对于该基金的筹备设立,专家们均持肯定态度。在一些人看来,北京市很早就开始了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模式的新探索:比如北京推出的1+3+N模式股权投资基金,即以引导基金形式放大政府投资、吸引PE在北京发展。北京在这方面有经验教训,有心得体会。
“基金成功的关键,是基金管理机制和退出机制的设定”李浩表示,要让社会资本放心,第一是要把包分拆,明确到项目,这样才能有明确的收益;第二,要以市场化的手段运营基金,避免行政干预;第三,退出机制要明确,如采取项目回购,需要明确回购的条件、比例和价格。
“面对地方政府资金短缺的现有困境,我非常赞同厉以宁的观点,成立一个公共事业投资基金。”
李浩表示,这样的基金由中央、地方、银行三方合作成立引导基金,发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用这些资金做投资,不断放大政府投资的效应,真正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李浩指出,在一个基金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可以不断扩大范围,形成一系列的公共事业蓄水池。比如高速路、水务、垃圾等领域,这样可以把政府财政预算杠杆化,不仅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开支,给地方形成长久稳定的财源,还能改变政府投资低效率运作,可谓一举数得。
王洪涛提到,当下,对于那些缺钱的地方政府来说,当务之急不妨借鉴在美国实施50多年,最早是为解决地方财政不足问题所采用的租税增额融资制度(TIF),引进该制度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筹措建设资金的能力与弹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系统;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79-02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大体可以梳理为以下几大流派: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归因于货币和信贷的扩张收缩,引起经济的繁荣和衰退。认为货币是影响总需求的最基本的因素。扩张时,利率下降,投资增加,经济走向繁荣;收缩时,利率上升,投资减少,经济则走向衰退;二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乘数―加速模型认为,I增加―产量y增加―I更大―y更大―经济的繁荣;产量Y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总需求和资源的限制会使产量增加困难―I下降―y的下降―经济萧条;萧条持续,产量回升―I的上升―产量增长-经济复苏繁荣―该模型说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导致总需求的规律性变动,从而引发经济波动;三是政治周期理论,代表人物诺德豪斯。经济波动是政治因素的作用,新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影响国民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从而使得经济同政治同一个周期发展;四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根源。技术变动会引发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实际变量的波动,而且技术是最持久的变动因素;经济周期导致的产出波动不是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而是潜在GDP自身的变动,即周期表现为经济趋势本身的波动,不是经济围绕某个趋势的波动,也就是周期不是偏离均衡,而是均衡自己变动。既然本身经济是均衡的,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代表人物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普雷斯科特,基德兰德;五是建立在信息障碍条件下的货币周期模型,代表人物―卢卡斯。价格和工资变动的错觉会使得人们提供的劳动力过多或不足,从而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性变动;六是心理周期理论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乐观和悲观的预期态度会引起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更替,媒介是投资。但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并不能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所解释。例如,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全球融资成本急剧上升并加剧了经济衰退。此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让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直接破产清偿,反而不惜对金融系统注资超过7 000亿美元之巨,拯救了包括AIG、花旗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重组了美林证券,华盛顿互惠银行等其他一些金融机构。2009年2月到5月,美国政府对国内的主要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检测了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最差情况下,美国银行系统是否仍然安全,需要补充多少资本金。并随即向社会公布了压力测试结果。虽然压力测试的结果在公布之后一直备受置疑,但是今天回头看来,压力测试及其结果的公布极大地缓解了市场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疑虑,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并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清偿会立即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融资困难并加速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允许通用汽车公司破产清偿,但却不能再接受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清偿?为什么调查美国银行系统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任何其他行业的健康状况、竞争力水平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避免经济持续衰退、促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金融系统如此重要?这引起了学术界对金融系统功能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重新思考。显然,金融系统运行是否正常,也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原因。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忽略了金融系统及其功能。本文试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二、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
现代经济体中金融系统最基本的功能是融资。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拥有富裕资源的人是储蓄者,他们带来了储蓄(S),而需要富裕资源的人是投资者,他们需要投资(I)。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等式就是:
也就是所有的储蓄刚好等于投资。这时,整个经济的整体收入正好等于消费(C)、投资与政府支出(G)的和,总收入正好等于总支出,宏观经济也就自然达到了平衡。
但是,令储蓄转换为投资的现实过程总是存在种种问题与风险。美国学者米什金(Mishkin)指出,在所有的投资和融资过程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的存在正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问题而应运而生的。例如,一个家庭主妇面临借款给钢铁公司让其新建生产线的机会,但这个家庭主妇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了解钢铁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产品的市场前景等等,更不用说进一步监督钢铁公司是不是将这笔资金用于投资金融衍生品等高风险活动。由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银行,个体储户不会借钱给自己不熟悉的钢铁公司。反过来,钢铁公司得不到千千万万个如同家庭主妇的贷款,也就无法新建生产线。现代金融机构如银行出现之后,许许多多个体储户把钱放在银行,银行就可以给钢铁公司贷款新建生产线,委派专业人员核查企业的财务状况,了解产品的市场前景和后续监督钢铁公司有没有将贷款挪作他用。这样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不仅商业银行,包括证券研究(提供各种报告说明宏观经济、公司、行业的状况和前景)、信用评级机构(提供借款者偿债能力和意愿的评级),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公司的经营,财务等等判断公司前景的信息)等等一系列金融机构、制度和金融产品的存在,都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关。正是金融系统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相关制度与产品的正常运作,才使得宏观经济保持了稳定与增长。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一方面企业家无法获得资源进行新的投资,而没有投资就没有新的产能扩张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每一分钱的储蓄对应着相应的产品和劳务,企业家不能获得体现这些产品与劳务价值的资金去投资,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与劳务的产出过剩。当储蓄转换成投资的通道不畅通之际,被宏观经济学家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等式:I = S
就不再成立,宏观经济就会失衡,于是经济萧条就出现了。
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包括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在内的许多借贷利率都出现了飙升,许多短期借贷几乎在一夜间消失了,大量实体企业出现了融资困难,导致了实体经济进一步衰退。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表现,直接显示了金融系统融资功能受损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金融系统功能受到损害并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典型案例。由于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会影响整个市场对于金融系统的信心,影响储蓄向投资的传导渠道,对宏观经济正常运行构成系统性风险,因此美国政府不惜斥巨资拯救其主要金融机构,同时要进行“压力测试”,向社会说明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而通用汽车公司破产,只对宏观经济造成局部影响,这就是美国政府对待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态度差异巨大的原因。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从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来看,90年代日本的劳动力供应,土地供应,技术水平与80年代并未出现巨大的差异,但日本经济增长却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原因是日本银行系统处理坏账用了太长的时间,造成了投资者信心低迷,金融系统的“亚健康”状况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三、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应当包含对金融系统的研究
金融系统运行及其功能对于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探讨,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宏观经济模型应当讨论金融市场的功能和稳定性并将其作为研究经济周期的重要变量。因为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是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可能造成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因素也将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造成影响。例如,对于金融系统的一个分支银行业而言,存在着包括流动性风险、财务风险(高杠杆风险)、信用风险等多种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导致银行业的危机,进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经济学家需要从理论上去关注银行业出现的中观层面的问题,并将其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加以考察。除了银行业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系统的其他行业有哪些内在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出现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应作进一步研究的讨论与研究。
其次,在政策层面上,宏观经济的决策层应当将金融系统的安全性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例如,是否应当持续性的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否应当加息,不仅应当关注就业、通胀、经济增长等宏观指标,同时也应当关注中观的金融系统的安全性指标,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信贷占GDP的比重等。以2009年中国银行业近10万亿的信贷为例,由于信贷投放过猛,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整体健康状况已有下降趋势。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银行信贷支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更加谨慎小心。我国政府在实践中已开始关注金融行业的中观指标并将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但如何将其理论化,值得宏观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
最后,米什金还指出,在储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说储蓄者不知道那家银行是健康的,因此当一家银行破产之际,所有人都会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市场恐慌而引发的“羊群效应”也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通常情况下,是政府提供储蓄保险(如美国政府提供的储蓄保险是,无论哪家银行破产,个体储户的储蓄总能够得到国家全额赔偿)或者是银行国有化(如近期爱尔兰对于国内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处理就是将其国有化,中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被普遍视作为国家信用支持),通过国家信用让储蓄者放心,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再重新着手解决银行系统内部的问题。但现在许多国家经济体都负债高昂,希腊等国出现了债务危机,国家信用亦受到质疑。如何解决对国家信用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笔者以为,加强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是一个好办法,美国政府进行的银行压力测试提供了一个良好范本。通过公布更多的关于银行的信息,美国政府解决了区分好银行和坏银行的问题,进而恢复了整个市场对于国家金融系统的信心。因此,金融系统应当定期提供有关自身的更多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维护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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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Ouarterlv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4, pp. 488―500 .1970.
美国华尔街曾经流行一句名言:“如果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当年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从其出现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我国引入了资产证券化,并将它视为解决商业银行风险、资本充足率以及不良资产等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及欧州债务危机恶化,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金融风险”的代名词。
从金融创新角度看,资产证券化是债券市场深度发展的必要过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种短期融资工具。虽然,美国次贷危机与资产证券化直接相关,但是应该理性地分析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不应该因噎废食。在美国,后危机时期重启了资产证券化之路。根据美国债券市场协会统计,2011年,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已达到1.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债的发行量。其中,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我国,因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实体经济持续低迷,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暂停了四年之久的资产证券化于2012年重新启动。2012年8月,旨在将非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也尘埃落定。2012年9月7日,国家开发银行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规模为101.6644亿元的“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美国次贷危机后的首单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式发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意味着我国资产证券化重启后,其力度和进度都在加大。如果试点顺利,未来的资产证券化额度突破1000亿元将只是个时间问题。
众所周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的规模庞大,发展十分迅速,在整个经济运行体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1年,我国 GDP的65%、税收的40%和就业的75%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或是提供的。但是,中小企业只得到了贷款授信总额的40%。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难度大与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及其发挥的作用极不相称,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资产证券化重启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双重背景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对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ABCP的运行机制与国外市场发展
(一)ABCP及其运行机制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s.ABCP)是一种具有资产证券化性质的商业票据,它一般由多个金融机构、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把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的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将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基础发行商业票据,出售给投资者以取得所需资金的短期融资工具。换言之,ABCP就是指原始债权人把应收账款等资产作为抵押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再由特殊目的机构以这些资产作为支持发行票据,在票据市场上公开出售所发行的票据。一般而言,ABCP的发行期限不超过1年,在美国,一般不超过270天。因此,它可以适用于中小企业这类发行主体的短期融资需要。ABCP证券化的过程中还需要信用增级机构、评级机构、票据承销商,以及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参与。此外,资金账户的托管、票据的出售、日常事务的管理、基础资产的回流等都需要发行人和服务机构的参与配合。评级机构的初始评级和跟踪控制、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等都是ABCP证券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图1为一个典型应收账款资产的ABCP证券化运作示意图。
ABCP作为一种短期融资工具,其具有资产证券化和商业票据的双重特点:①要求信用级别高,违约率低;②发行期限短,流动性强;③支持资产丰富,选择权多;④风险控制全面,安全性高等等优点。与此同时,ABSP又有自身的特色:企业资产进入证券化后,其应收账款是不断发生的,则企业能以循环的方式进行融资。与企业债不同,ABCP因需要相应的资产作为抵押,融资风险相对企业债来说更低。因此,市场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中小企业给予信任,ABCP可以作为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融资难的一种渠道。
(二)国外ABCP发展
20 世纪70年代,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商业票据的融资成本相比于银行贷款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自1981年美国美林集团发行了一期中期的票据以填充长期贷款和商业票据之间的空隙之后,美国福特公司作为首家非金融机构也发行了中期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从此诞生。与此同时,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崛起,众多公司期望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务形式的工具筹集资金。199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修改了控制货币基金投资的条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评级在A2/P2及其以下公司商业票据的数量被严格限制。随着资产证券化的技术不断创新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基金投资条款的修订,美国ABCP市场步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ABCP这一融资工具使得众多中小企业能够进入票据市场,其重要性和市场地位也逐年上升。由图2可知,从2001到2007年,ABCP发行总额及其所占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1年,美国ABCP市场的发行量为6897亿美元,其余额占商业票据总额的47%;到2005年,ABCP市场的发行量达到了8692亿美元,其余额占商业票据总额提升至53%;至2007年,ABCP市场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峰,超过了1.2万亿美元。但是,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截至2012年12月,商业票据的市场中ABCP的发行规模只有2994亿美元。
对于ABCP市场而言,美国市场规模最大,欧洲的市场次之。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票据市场也有较快发展,ABCP流通额已从1997年的258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074亿美元。2004年,欧洲ABCP发行在外总量达到2768亿美元,占欧洲商业票据市场的比例超过25%。总的来说,从2001年至2007年,无论从发行总量还是占整个票据市场的比例方面,欧洲ABCP市场都有明显上升。日本的ABCP市场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有着长足的发展。日本ABCP项目的大部分是由信用评级机构提供100%的全额保证,因其ABCP安全稳妥的优势,日本ABCP发行金额基本已经和商业票据发行总额相等。
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票据市场也有较大的发展规模。ABCP市场规模从1997年的258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的4074亿美元,占欧洲商业票据市场的比例稳步提高。日本的ABCP市场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有长足的发展,其ABCP项目的大部分是由信用评级机构提供100%的全额保证,因其ABCP具有安全、稳妥的优势,在日本ABCP发行总量与商业票据发行总额基本相等。
三、ABCP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及ABCP发展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存在着规模小、管理不到位、抗风险能力差等种种缺陷,在融资中始终处于劣势,融资成本也不断攀升。近年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推行集约化和授权的经营,贷款审批权逐级上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这种严格集中的信贷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12年12月,中资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额度超过34万亿元,其中只有不到4万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全部贷款比重不足15%,中小企业面临着极大的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难以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缓慢,退出机制不健全,加之中小企业信用水平整体不高,直接导致风险投资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微弱。
2000年,中集集团通过国际贸易短期融资的方式首先尝试ABCP,开创了国内企业利用ABCP进行短期融资的先例。中集集团用14天的时间,把原需138天才能回笼的资金全部回收。更重要的是,该应收账款被中集集团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既用低成本获得了资金,又降低了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优化了资本结构。2005年12月,30.17亿元建元证券和41.77亿元的开元证券的问世,100亿元的联通CDMA租赁费收益计划和华能澜沧江水电收益资产支持计划等9家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获批,标志着我国在企业资产信贷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8年10月,我国银行间市场启动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截至2009年10月末,已有8家中小企业累计发行2.65亿元短期融资券。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也此停滞了四年之久。事实上,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我国绝大多数是优质资产的剥离,其安全性极佳,与美国的资产证券化有着本质的区别。2012年以来,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步伐越走越快,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闸门也再度开启。
(二)ABCP融资工具的优势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ABCP融资工具具有以下优势:
1.票据可以循环发行。一般而言,ABCP不是操作一次而是可以循环发行,特殊机构可以通过新一轮的滚动融资方式偿还已经到期的ABCP。
2.支持资产丰富多样。ABCP的基础资产种类非常丰富,应收账款、设备租赁等都可作为支持资产。
3.发行审核制度宽松。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是ABCP的主要管理部门,发行实施备案制且优于发改委、证监会等部门产品的审批。特别是在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宽松政策扶持下,企业使用ABCP的审批时间将大大节约。与此同时,在我国银行间市场发行公募,投资需求旺盛且资金普遍充裕,相比其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场所,ABCP交易流动性更强、更加活跃,也更有利于发行。
4.发行期限灵活。在美国,ABCP的基础资产一般为企业应收账款,其期限短且流动性强,发行的期限为90天到180天不等。在我国,ABCP的发行与国外成熟产品有一定区别,发行期限可以灵活多变,可根据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行设定。有些ABCP的期限甚至可以达到五年或以上,这样可使得企业更好的安排资金,这也是ABCP与其他资产证券化产品最本质的不同。
5.企业融资成本较低。ABCP使用信用增级和流动性资产支持等结构设置,大大降低了票据的信用风险,使得原始票据的级别达到更高的评级。因此,ABCP能以比银行借款和商业债券更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
6.资金使用效率提高。ABCP的发行实际上是将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以出售债券的形式提前变现,企业则可取得资金并进行再投资,从而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
此外,拥有大量应收账款的中小企业,其ABCP的发行规模不受净资产规模的限制,解决了中小企业无实物资产融资担保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募集的资金使用受限较少,资金只要在规定文件中披露用途,且用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即可。
四、ABCP回归正轨面临的风险与对策
(一)我国ABCP发展面临的风险
在我国,ABCP仍属于萌芽阶段。由于金融市场环境和法律规定的不同,我国的ABCP融资工具与国外成熟产品存在着许多不同,这也就导致一些新问题的出现,使得ABCP的发行面临新的风险。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一方面,我国还不能实现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且商业票据的发行流通的范围和规模非常有限,ABCP的发行、定价、风控等都会受此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设立公司型的特殊目的机构,这使得ABCP发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证券法》也有规定公司发行债券不能超过其净资产的40%,这也使得ABCP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从微观操作方面来看,一方面,我国基础资产池相比也国外证券化资产池而言,结构单一以致信用风险不易被分散,且资产的现金流不容易确定;另一方面,我国ABCP的期限与国外发达产品相比要长很多,这对于经验不太丰富的国内信用增级机构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在信用评级方面,企业在发行ABCP的过程中,行政性和计划性的评级仍占主导。另外,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波动性大,很难找到稳定的现金流规律,从而难以对ABCP进行恰当地定价,中小企业的应收款规模较小、分布较广,这与ABCP资产规模和实际操作的要求不相符,可能会带来较大的风险。
(二)应对风险的解决方法与对策
1.产品条款设计保持灵活性。多资产出售方的融资结构,它在美国市场中也是最为传统的,占比最大的融资方式。融资的发行方由多个公司客户构成,这种方式下出售方不会披露给ABCP的投资者,因此,出售方可以匿名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避免基础资产被清算的风险。
2.确实做好信用评级。采用多资产出售方的融资后,资产出售方的信息将会被隐瞒,相关的信用保护机制无法运作,这就需要对ABCP交易进行评估。ABCP主要靠潜在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偿付,因此,我国在信用评级过程中应注重基础资产的质量,集中分析基础资产的特征、出售方资产质量及其债务人的风险,重点关注破产隔离的状态、利益真实的转移状态、证券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分配等方面。在构建产品的风险识别、计量评估方面,可以引入经济资本、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等方法,全面详尽地反映基础资产运作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从根本上防范ABCP的信用风险。
3.拓宽基础资产的资金池。在基础资产的种类方面,只有扩大基础资产的种类和范围,才能有效分散风险。常用的基础资产包括信用卡应收账款、企业应收账款、贸易应收账款、汽车贷款、设备贷款和租赁等。中小企业发行ABCP是应尽量拓宽基础资产池,这才能使得ABCP发挥其特有的优势。
4.优化发行程序。ABCP在美国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可以规避1993年证券法对于发行注册的诸多要求。因此,我国ABCP的发行制度制定,应在考虑风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对产品发行进行简化,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简捷的发行管理程序是我国发展ABCP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我国ABCP融资项目还处于探索发展和试行阶段。从ABCP融资项目开始推行至今数百亿的规模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资产证券化和企业短期融资市场的发展,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信用评级能力的提升,ABCP这种低成本而且便捷的融资工具必然会迅猛发展,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也有望得到很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刘传哲,史国庆.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中小企业融资新渠道[J].证券市场导报.2006(07):6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