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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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差不多在三年前，有人预测过国际上几种重要商品的价格：油一百(100美元／桶)、金一千(1000美元／盎司)、铜一万(10000美元／吨)。如今，这个预测已经全部应验了口其中，原油实际上早在2008年就曾经上涨到140美元／桶以上，不过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等的影响，又曾经回落到40多美元／桶，现在则重上100美元／桶大关。

在当今世界上，黄金基本上已经成了投资品，其金融属性非常强，因此黄金价格的上涨，多被认为与人们的通胀预期有关。而铜作为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在商品市场上同样具有金融属性，它的价格变动在反映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多少提示了国际资金的流动性状况及对美元走势的判断。几年来的实践表明，黄金与铜价格的波动本身，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不特别大。而原油就不一样了它是战略物资，其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十分明显。同时，它是当今国际上最能吸收流动性的大宗商品，所以也是国际热钱最为热衷的投资场所。而且，因为原油储藏与生产分布不平衡，且高度集中在一些地缘政治比较紧张的地区，所以导致其价格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这就使得其变化更加引人注目，影响也更大。30多年来，世界上发生过三次石油危机，都是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导致油价大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经济，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某种走向，也相应地改变了有关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所以，当今天人们回味当年对三种主要商品价格的预测时，不能不深深地感叹，原油价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太大了。

原油供应，中国极大的隐忧

在这里，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高油价对中国经济，乃至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是原油的第二大消费国，原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度达到55％。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不但会影响中国的经济运行，而且也会对物价走势带来变数。特别是现在中东与北非的地缘政治形势紧张，这就使得国际原油的稳定供应被蒙上了阴影。海外已经有人在预测，今年原油价格很可能冲破150美元／桶的大关，刷新2008年的纪录。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对中国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

坦率来说，原油供应问题对中国一直是个极大的隐忧，高油价更是中国经济的切肤之痛。中国曾在1960年代实现了原油自给自足，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年产1亿吨的生产能力，一度也成为原油净出口国。不过，随着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原油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原油产量的增加则十分缓慢。近30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40多倍，但原油产量只增加了一倍多。进入1990年代，中国成为了原油净进口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如今已超过50％。到了21世纪，中国的汽车消费也发展起来，现在每年新增机动车高达近2000万辆，由此所形成的巨大的原油需求，使得如何稳定原油供应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大事。问题还在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原油价格很不稳定。如果说当油价达到100美元／桶时就算是进入了高油价时代，那么，现在我们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高油价对中国的拖累

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原油作为基础商品，其价格的上涨，会拉动几乎所有行业的生产成本。有人计算过，在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后，玫瑰花的生产成本也会因此而每枝上涨0.05美元。这是因为种植玫瑰花所需的丰富养料、温暖环境乃至最后的运输，都离不开原油。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其中又以第二产业的规模为大，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有近70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是世界第一。这就带来了对包括原油在内的各种大宗基础商品的需求。中国的现状是能源使用效率低，万元GDP产值的能耗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一半，比日本等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这种对资源及能源的过度依赖，是粗放式经济结构的产物。但是，要真正改变它，需要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面对高油价，中国只能付出比其它国家更高的代价根据计算，当油价从80美元／桶上涨到100美元／桶的时候，会对世界经济产生0.7％的拖累；而在中国，拖累程度可能达到1.2％。

问题还在于，现在中国正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导致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海外商品价格的上涨，即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国际油价的上涨，已经成为这种通胀的重要推手。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多次提高，成为新的涨价因素。正当政府以举国之力抑制通胀之际，高油价的出现，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如果说今年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8％，通胀控制在4％的目标有什么困难的话，其中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原油价格的高企。事实上，高油价通过抬升原料价格，不但输入了通胀，而且压抑了需求，使得中国为进口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同时企业的利润却被明显压缩。

高油价的逆向思考

当然，也应该承认，现今高油价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原油供应正面临日趋严重的短缺状况。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原油交易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金融特性，大量游资集聚其中。已经很难想象还会回到当年的廉价原油时代，为此，大家必须适应高油价的时代。然而，面对高油价，人们也不是无所作为。一方面，因为原油价格的比价效应，人们会加大对其它能源(包括煤炭)的开发力度，特别是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力度；另―方面，高油价也迫使人们减少对原油的使用，注重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第2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营者 激励机制 约束机制

1 研究意义

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经营者是以经营管理企业作为自己的使命，靠发展企业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特殊群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建立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经营者绩效管理体系，以确保企业发展方向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使得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影响因素分析

2.1 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与优化问题。长期以来，经营层、特别是总经理的任免主要由董事决定。而某些职能部门总是将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当作自己的职责，委派的董事等也必须要时刻听命于自己。如此一来，董事会就成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化身，自然不能真正按照市场化要求选聘和评价经营层了。而经营者也就不会对董事会、对企业、对员工负责，而是对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了。所以，董事会的市场化水平和程度，将直接决定直选经营层和总经理工作能否取得成功，能否有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2.2 企业经营者在岗时绩效考核和离岗后薪酬保障问题。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使得对经营者的考核评价始终停留在形式阶段，国有企业现行绩效考评体系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激励措施仅限于在职经营者，而离职或转岗的国企经营者不能享有该项权利。由于国企经营者离职后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直接造成其在岗期间使用各种手段以谋求离职后的生活保障的卑劣行径。

2.3 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制约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政府及相关部门如果彻底放权，不参与企业管理活动，就会造成监督机制缺失，客观上会造成企业经营者欺上瞒下，使得政策信息不对称，并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

3 对策措施的探讨与研究

3.1 建立健全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企业的发展目标是经营者的内在追求。要想使他们更有积极性和承担风险的意愿，就必须建立以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3.1.1 逐步改变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偏低的状况，尤其应注重退休前后的收入反差。要承认其人力资本的价值，使回报与业绩相称；要调整经营者的收入结构，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长期激励，行之有效的方式主要有：增值奖股、直接购股、虚拟股份、分红权、股份期权等。同时需要辅之以精神激励，以激发经营者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对经营者的管理不应仅局限经营者在位时，也应对经营者退位后进行考虑。适当调高国企经营者的退休金和社保标准，提高其股票收入、股票期权收入比重，一方面对经营者来说是良好的激励，另一方面可以调节其退休前后的收入差距，解除其后顾之忧。

3.1.2 建立竞争上岗、优胜劣汰、优化用人的动态机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现代的用人机制越来越灵活，企业间的人才流动也越来越频繁。要使经营者时刻保持紧迫感，企业就必须有一套灵活的用人机制，对员工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建立公平竞争上岗的经营者人力资本市场和自由流动的经营者阶层，推动国企经营者任免机制由任命制向市场化选聘机制转变。

3.1.3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建立接管机制。有了较完善的资本市场就可建立接管机制，接管机制使得企业被接管的威胁始终存在。公平收购或权的争夺，将会改选现任经营者和董事会成员，从而激励和控制经营者行为。

3.2 逐步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有助于激发经营者努力工作，取得最大经营绩效的欲望。而约束机制则有助于防止经营者为谋取私利而损害公司和所有者利益的不良行为。两者相辅相承，共同促使经营者尽心尽力地实现委托人的目标，即实现资本增值和资本利益最大化。

3.2.1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中国企业市场化最薄弱的环节是法制建设，因此应当建立起科学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对国企经营管理行为实施过程管理。按照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成功经验，经营层、特别是总经理理应由董事会来聘用，由董事会来对经营层和总经理的业绩进行评价与考核，由董事会决定经营层和总经理的去留、奖惩。而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以能够在这项工作上取得成功，其核心就是市场化。亦即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市场要求来办事，而不是受制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因为，董事会是由股东决定的，虽然股东有大小，但利益取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在薪酬管理方面，一方面，经营者的薪酬要走市场化之路，一切按照效益和贡献来决定，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居高不下、能涨不能降。另一方面，企业员工的薪酬决定，也要由经营层根据效益状况来决定，董事会可以将相关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委派董事表达，而不要过度干预。另外，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可有效防止决策失误或经营者为谋取私利而发生的有意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追究其经济责任。同时，建立企业经营者个人信誉档案，作为评价经营者信誉的一个依据。

3.2.2 建立对经营者严格而科学的经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绩效考核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董事会的市场化水平和程度，将是这项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按照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成功经验，经营层、特别是总经理理应由董事会来聘用，由董事会来对经营层和总经理的业绩进行评价与考核，由董事会决定经营层和总经理的去留、奖惩。另外，正因为董事会的市场化水平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经营层直选工作的效果，因此，经营层选聘出来后是否具有相应的权力、能否承担好相应的责任与履行好相应的义务，也就成了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如果董事会能够一切按照市场化要求选聘和使用经营层、特别是总经理，并赋予总经理足够的企业经营权，那么，包括总经理在内的经营层，就有可能按照市场化要求经营与管理企业，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反之，则仍有可能换汤不换药。

3.2.3 加强职工民主管理监督，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①建立或完善国企经营者工作成果质量评价机制。对于可以进行质量评价的工作成果，应当按有关规定进行评价，特别是业务工作的成果，更应按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进行质量评价。这项工作做好了，绩效考核的质量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②年终考核时要注意倾听不同层面职工的意见，上级派下来的绩效考核组除了听领导班子汇报一年来的工作、领导干部述职、民主测评、检查工作痕迹材料之外，建议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找不同层面的职工听取具体意见，名单由考核组确定。通过这种方式深入了解企业经营者的情况，要特别注意听取批评和建议方面的意见。有了这些具体的意见，才能更准确地判断经营者的整体业绩。

3.2.4 建立完善离任审计制度。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侧重于对“人”的监督和评价，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要重点关注公费出差等项目支出，将经费使用情况在审计报告中单独提出据实反映，为经费公开提供基础。对审计对象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行为，应当给予处罚的，由审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公司规定作出审计决定。依据审计决定，企业经营者如有侵占企业资产、资金和资源等情况的，要责令有关人员如数退赔，构成犯罪的可向相关行政机构检举揭发，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审计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提请董事会进一步研究审议。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问题，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因罢免、职务终止等原因离职的责任人，未经审计，不得解除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

4 结论

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是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强化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能够增强国企经营者的紧迫感，提高其责任意识，从而充分调动其的积极性，激励其利用毕生所学指导国企发展方向，同时也有助于肃清国企经营层的不正之风，永葆经营层清正廉洁。

参考文献：

[1]陈佳贵.现代管理综合专题[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改革与管理创新[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3]田志龙.经营者监督与激励[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王洛林.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5]黄群慧：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5.

[6]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与改革[J].体制改革，2003（9）.

[7]董俊，陈瑞华.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监督与激励机制的思考[J].企业经济，2003（01）：89-90.

第3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报告强调，发展更加关注实践和应用性学习的技术和职业教育路径，更有利于适应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提供更灵活的教育选择。因此，报告基于英国本国的教训和国外的经验，提出了发展高质量、更强大技术和职业教育路径的改革建议，建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在技术和职业教育的供给方面，目前英国雇主参与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内都是不协调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机构都能有效提供这一类型的教育。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是：确保提供高质量的、适应劳动力市场和雇主需求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并使雇主参与到所有技术和职业教育机构课程的开发中；未达到最低质量标准的机构不能作为技术和职业教育的提供者；建立有效的学生咨询和指导机制，确保学生能够客观地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作为有价值、可行的教育选择；为未满16岁的学生保留一些核心学科共通的课程，使其能够根据爱好作出灵活选择；对于那些选择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学生，相关机构应为其提供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教育，同时注意满足雇主的需求。

二是在技术和职业教育学生的升学方面，目前针对16岁以上学生的升学政策，特别注重传统的学术成绩，不利于学生进入继续教育学院或学徒制培训体系学习。具体建议是：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升学目标，应该激励雇主提供此种类型的培训，并对学徒制进行重新定义，把其作为一个精深的三年制培训项目，而且要提出明确的教育和工作场所学习要求；重新引进根据结果付费的政策，确保所有的培训提供者都能帮助学习者作出正确选择，并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三是在竞争方面，引进新的绩效评估信息系统，激励合适的TVET机构提供综合性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取消对一些特定机构不公平的优势待遇；加强对学校和继续教育评估的协调性，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使学习者作出恰当选择。

第4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近年来，全球化的趋势逐渐增加，国际贸易与英语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而当下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能够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可靠的参数依据，从而更好的培养复合型人才。

 

一、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问题

 

一是基础不够扎实。针对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基础一定要扎实。扎实的基础知识才能够对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培养。如果基础不扎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盲目的强调专门的英语学习，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结果。使得复合型学生还不如公共英语学习者，在交流中比公共英语专业的学生还要糟糕。这就使得教学价值发挥不出。因此，要想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必须要强调基础，让其具备扎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接下来的教学[1]。

 

二是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不协调。据研究显示，某种语言的群体中大部分的人都会对该种语言进行使用，该结论也被称之为“语言共核”[2]。这也就表明了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环境，即使相同的语言也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出现差异。因此高校在培养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学会和运用行业语言。但在当下高校英语教学中，大多都对英语设置专门的等级考试，例如英语四级等。这些都是一个基础，对学生的行业相关知识掌握没有较高效果。换言之也就是当下的教学模式中，并没有将行业知识和基础知识进行协调的统一。

 

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途径

 

一是改善课程设置。当下的高校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都是将专业和英语进行分开讲授，专业知识大多都是中文教学，这就会给学生的专业语言实践能力带来巨大的阻碍，影响教学效果。因此，为了更好地改善这个问题，就需要对课程进行改善，将国际贸易课程与英语课程进行紧密的结合。因此，我对其进行简要的规划，首先，在新生开始，要对其进行基础英语和基础专业知识的教学，所开设的课程也要以基础为主。其次在入学第二年要让其接触较为全面的专业课程。最后，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将国际贸易知识与英语进行有机的结合。并在课堂上开设贸易情景对话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增加学生语言实践，同时培养学生在实践应用中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是改善教学模式。当下，高校在教学模式的选取上仍然以灌输模式为主。而这种教学模式就无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带来阻碍。所以，针对该问题就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其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就是先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网络时代的来临，也使得教学手段变得多样化，据研究显示，通过视频和图像进行教学，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程度，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进而提高教学质量。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视频播放或者有关贸易的电影，尽可能的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其次，充分的将学生主体地位表现出来。在教学中，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教学的主体所在。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然后针对性的提出教学内容。另外，教师还要通过咨询交流的方式了解学生知识巩固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解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效率。最后，让实践与理论结合教学。学校定期可以举办贸易英语辩论或者与企业联合，让学生切身的到企业中进行实践。要知道环境是最好的老师，必须要让学生在良好的实践环境中，才能锻炼其贸易英语的运用能力[3]。

 

三是改善激励政策。完善的激励措施是提高学生积极性的主要渠道。贸易英语最主要的就是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要相应的设置实践考核，学生表现优秀就给予其适当的奖励。如果考核成绩较差教师就需要与学生进行沟通，找出原因，通过引导鼓励来让其实践能力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而制定更合理的措施来让其掌握英语实践运用的能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当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高校要合理的改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同时还要完善激励政策，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生积极性，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另外，在学生培养时，要将理论基础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够综合的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第5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关键词]右美托咪定；子宫肌瘤切除术；腰硬联合麻醉；应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 R73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10（c）-0106-03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in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 in myomectomy in sedative effect.Methods 62 cases of uterine fibroids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4 to September 2015，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1 cases in each group，according to the odd and even number of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bined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 assisted with Dexmedetomidine，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mbined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 assisted midazolam，the vital signs，sedativ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Before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HR， BIS， Ramsay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two groups of 30 min，Rams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anesthesia and control group，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Key words]Dexmedetomidine；Myomectomy；Combined spinal epidural anesthesia；Application effect

子宫肌瘤属于女性生殖器官比较多发的病症，为良性肿瘤的范畴。这类病症主要的发病人群为30～50岁的女性，≤20岁的女性非常少见[1]。临床治疗子宫肌瘤的主要方式为：保守药物治疗、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切除术，药物治疗效果较慢，而手术效果相对来讲立竿见影，但是实行手术治疗，患者对手术方式的不了解，容易产生不良的心理，如烦躁、担忧、紧张等。所以，为保证手术的效果，应确保患者的镇静效果，以此使得手术顺利实施。本研究选取近年来我院收治的实行子宫肌瘤切除术患者，探讨其实行右美托咪定腰硬麻醉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9月～2015年9月我院近年来收治的子宫肌瘤切除术患者62例，所有患者均通过妇产科学的诊断标准[2]，无麻醉过敏史。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1例。观察组年龄32～44岁，平均（38.54±3.21）岁；子宫肌瘤直径6～18 cm，平均（12.25±1.34）cm。对照组年龄30～44岁，平均（37.67±3.15）岁；子宫肌瘤直径6～16 cm，平均（11.33±1.28）cm。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的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针对两组患者采取麻醉前的常规检测，主要测量指标包括血压、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体温、脑电双频指数（BIS）等。建立静脉通道，于患者手术麻醉前30 min给予患者静脉滴注羟乙基淀粉注射液（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64368）250 ml，并给予患者复方氟酸林格液250 ml，在患者腰椎椎间隙第2～3间隙出进行穿刺，完成穿刺后利用导管注入2%利多卡因3 ml，进行麻醉试验。密切关注患者的血样氧饱和度、HR变化等情况，若并未出现呼吸抑制，则可进行持续注入利多卡因15 ml，注入速度维持在1 ml/s，使感觉平面达到患者第8胸椎水平位置。

对照组患者腰硬麻醉中辅助静脉注入咪达唑仑（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980025），具体的用药剂量为0.1 mg/kg。

观察组给予4 μg/h的速度辅助注射右美托咪定，完成腹部的缝合前停止用药。两组麻醉维持均通过0.75%的罗哌卡因（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90271）6 ml治疗。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麻醉手术前、术中30 min、术后的HR、BIS、镇静（Ramsay）评分、不良反应情况进行观察和比较。

1.4疗效评判

通过Ramsay评分对两组镇静的效果实行评判，1分：烦躁、无不适；2分：安静配合；3分：正常入睡，听从治疗；4分：轻度睡眠，且能够唤醒；5分：重度睡眠，存在反应迟缓的症状；6分：深度睡眠，刺激没有任何反应。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麻醉前、术中30 min及术后HR、BIS、Ramsay评分的比较

麻醉前，两组HR、BIS、Ramsay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30 min时，观察组HR与BIS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低于麻醉前，而Ramsay评分则高于麻醉前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与麻醉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术中、术后，躁动和呕吐各2例，恶心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6.13%（5/31）；对照组术中、术后，躁动、呕吐、恶心分别为3例、2例、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35%（6/31）；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08，P=0.743）。

3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一种生殖器官良性肿瘤疾病，目前医学界对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尚未提出明确的论断。多数研究者认为，该疾病与性激素、肌层细胞以及局部生长因子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所导致。临床观察显示，肌瘤的生长与排卵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子宫肌瘤属于良性肿瘤的一种，通常采取保守药物治疗。而对于肿瘤直径在>5 cm的患者，则需要实施手术切除治疗[3-5]。子宫肌瘤切除术虽然在临床应用效果较为显著，但仍然有患者对手术结果存在担心，害怕手术后影响自身生育能力，也有患者对手术本身存在恐惧，容易造成术前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容易对手术顺利进行带来不利影响[6-7]。良好的麻醉与镇静效果，对于保证患者行子宫肌瘤切除术时手术顺利的进行存在重要意义。

在给予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瘤切除术时，采用腰硬联合麻醉，对照组采取咪达唑仑辅助麻醉，而观察组给予右美托咪定辅助麻醉。咪达唑仑作为强效中枢镇静药的一种，它主要是对γ-氨基丁酸（GABA）调节起到抑制作用，以起到抗焦虑、催眠、镇静的作用[8-9]。有研究指出[10]，硬腰联合麻醉辅助咪达唑仑，可缓解患者术中的恐惧、紧张，还可避免皮质醇上升。也有研究指出，在咪达唑仑用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深镇静深度，增加血压、心率下降效率，造成患者出现明显的呼吸抑制。右美托咪定属于选择性α2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为α1肾上腺受体激动剂活性1000倍左右，可达到较好的镇痛、镇静效果。相关研究显示[11]，右美托咪定可使得患者的呼吸中枢保持兴奋，受到麻醉的功效下，防止患者产生呼吸停滞情况。与此同时，右美托咪定作用下，自然睡觉的状态血流无显著改变，由此能够判断右美托咪定镇静的效果，可达到人体正常睡眠的状态，且易于被唤醒，自然呼吸运动受到干扰的发生率较低。这种药物为针对肾上腺素受体较强的选择性激动药物，能将患者的痉挛和失眠、疼痛症状有效改善[12-13]。与其他镇静剂进行比较，右美托咪定一般多作用于蓝斑区域，给药后不会对患者的呼吸状况构成影响，并且能起到调节觉醒与休眠的作用，通过刺激脑干的蓝斑，使觉醒敏感度降低，产生睡眠效果同时维持类似生理休眠特性，发挥出镇静与催眠的效果。而咪达唑仑主要对苯二氮类受体存在效果，但该受体主要分布在脑组织与脊髓上，特别是大脑分布较为密集，虽然咪达唑仑在镇静、安眠以及抗焦虑等方面作用较强，对患者的心血管功能以及呼吸系统功能几乎不产生影响，且还具有抗惊厥与抗肌肉松弛的作用，但采用此种方法镇静、抗焦虑的同时，可能会造成患者头晕、嗜睡、乏力等不良反应[14]，因此，右美托咪定的应用效果更加突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但观察组有5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对照组有6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可见硬腰联合麻醉辅助右美托咪啶能够减少术中及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另外，麻醉前、术后HR、BIS及Ramsay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术中30 min，两组HR、BIS及Ramsay评分均优于麻醉前和术后，且观察组的镇静效果更加明显，同时优于对照组，与鲁建花等[15]报道基本一致。由此能够看出，子宫肌瘤切除术中，实行右美托咪定腰硬麻醉，镇静效果较好，同时不会对患者的脑部构成较大的抑制作用，且不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情况，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腰硬麻醉，应用于子宫肌瘤切除术中，可达到较好的镇静效果，且能减少物实际使用的剂量，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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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关键词] 私营经济； 发展； 发展困境； 发展对策；

一、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的经济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由于某些历史原因，私有制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并未受到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私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政府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政策来保障并规范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获得了发展的长足动力。私有制经济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很快便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目前私营经济已经不单单是公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阎金明，2010）。一般来说，私营经济是作为国营经济的对应名词来说的，私营不仅指企业所有权属于私人所有，而且指市场经营主体也多为私人、个体。私营经济主体一般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个体工商户、私人所有制企业（这里所指的私人所有制企业也包括原先的国营企业改制所组建的私人所有制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私有成分。总体来说，目前私营经济主体并未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主体类型。

二、我国私营经济发展新趋势

新世纪以来，市场形式瞬息万变，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变革每天都在发生。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也与时俱进，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市场大环境下，私营经济也展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私营经济的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这种可喜成绩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一方面，我国加入了WTO，必须加入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大舞台。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制定的一些战略性的经济政策，急需要私营资本的加入。所以，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某些国营公司对私营企业开放，并且大大降低了某些原来主要由国营经济控制的市场的准入条件。

第二，私营经济的发展质量日益优化。在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高质量高标准的私营企业。而且我国一直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注重科技和人才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制定了许多优惠条件，吸引众多高科技人才加入私营经济的行列。另外，国家鼓励外贸业的发展，许多私营企业涉足外贸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的出口业务。目前民营经济已广泛分布于第一、二、三产业，布局合理，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局面。

三、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在竞争白热化的市场大环境下，私营经济要想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必须对自身环境有最为基本的认识。只有认识清楚自身的发展环境，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发展经济措施。一般来说，企业发展的环境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首先是内部环境。相对于公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具有几个天然的发展优势。一是私营经济形势灵活多变。与国营企业相比，私营企业的整体规模较小，虽然在市场中可能抗风险能力不强，却因此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可进可退。二是私营经济涉足的行业面较广。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行业，如餐饮，服装等，一般都由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涉足。投入成本低，资金流转快，成本回收速度相当之快。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次是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来看，私营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我国的经济、政治环境都相对稳定。稳定的大环境有利于私营经济的稳定发展。二是我国缺乏对私营经济专业人才的专业培养，对私营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困境

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机会与威胁并存，主要表现为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地位不平等。

一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某些垄断企业，规模远远大于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常常能操纵整个市场的发展。而且虽然我国允许私营力量进入某些国有企业或者是垄断企业，但是私营力量仍然受到了很多约束，束缚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我国的私营经济不能有效利用公有资源。以我国的财政支出为例。每年国家都拨付大量资金用来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而私有经济却很少获得国家资金的支持。

三是制度层面的门槛仍然较难跨越。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来保障并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某些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不高，执行力不强，制度层面的约束仍然存在。因此私营企业必须依靠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来发展。而且一般情况下，若私营企业的权益遭受侵犯，维权渠道仍不如国有企业通畅。

五、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对策

私营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才能促进其长远发展。

首先是要摆正私营经济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私营经济曾经作为公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在现阶段，私营经济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不动摇，并努力发展私营经济，保证两者互为促进，协调发展（倪凤琴，2010）。

其次要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本质上来讲，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只是经济的两种表现形式，并不存在竞争关系。我国的国有经济实力雄厚，应当依托自身优势，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结合私营经济的发展优势，从而既促进了自身发展，也间接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再次，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经济的发展需要“看不见的手”调节，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来调节。所以，既不能单纯的依靠市场，也不能由政府过多干预。政府要适度的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掌握市场整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私营经济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规范，将扶持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实好。

参考文献：

第7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关键词：历史起点；银行主导型；未来趋势；市场主导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9―0018―03 中图分类号：P832．2 文献标识码：A

根据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金融体系大体可分为中介(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近年来，两种金融体系的优劣比较及中国应选择何种金融体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在简要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国家这一变量，从另一视角揭示我国金融体系的演进逻辑：中介(银行)主导型必然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也正是小介(银行)主导型的历史起点才使得市场主导型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未来选择。

一、既有文献的简要概述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土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劣。Dcmirgic―KunI& Levine(1999)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较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更为活跃和有效率，金融体系也更可能以市场为导向；Tadessc(2001)的研究表明，在经济金融发达国家，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比银行体系占优，但在经济金融不发达国家，银行上导体系可能更好；Ergungor(2003)也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两种金融体系表现出不同的优劣，在不灵活的法律体系下，银行比较重要，而当法律灵活性增强时，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而―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考察的结果是两种金融体系并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别，如Bcck&Lcvine(2000)的实证研究不能得出银行主导体系和市场主导体系在促进新企业设立和原有企业扩张上哪个更有作用的结论。转轨中的中国选择何种金融体系也是我国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05年1月15日《中国证券报》15版“推动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融合”论坛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北京入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纽约证交所国际董事兼中国首席代表张磊等倾向于建立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把中国未来金融体系建立在资本市场上。对于这些研究和争论，汪办兴等(2006)做了一个综述，并且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是有效的，强行将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政策可能是误导的。

二、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只能是银行主导型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国家也是一个有自身效用的组织，笔者认为，在国家的效用函数中，政权的存续应该占有极大的权重，只有在满足社会稳定、从而政权存续这一偏好的前提下，国家才可能考虑税收增加、经济增长等其他效用。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改革，国有经济的低效造成的经济低迷、人民闲顿，在外部竞争对于(尤具足周边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激发下，很有可能滋生不稳定因素；改革，由于在改革之初，我国经济是“―大二公”的国有国营经济，当时的国营企业(后为国有企业)不但提供了国家的主要税收，而且承担了就业、医疗、教育(一般的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或医疗所，有幼儿园，子弟学校等)等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责任，国有经济存量对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对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都有重要的意义。贸然改苹国有经济存量和旧的经济体制，也有可能产生不稳定因素。国家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追求税收增加与经济增长的效用。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极端重要的国有经济必须得以维持并保持增长，不能急剧地衰退，因此，须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价格双轨制等)将稀缺资源(尤其是资金)向国有经济倾斜。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非国有部门(包括居民以及民营企业等)成为主要的储蓄者，国家所支配的份额相对较少，国家虽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为国有经济筹资，如增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债等，但这些手段只能筹措到十分有限的资金(张杰，2003)，可资利用的一笔巨额资金就是分散在非国有部门的储蓄资源，因此，为了动员和集中国有部门外的储蓄，使之配置于国有经济，必须自上而下地没置银行上导、确切地说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收益的弱化和成本的凸显

显而易见，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是巨大的，不但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变，而前的转变却与政权的更迭、经济的衰退相伴。但同时这种金融体系也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国有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向国有经济提供信贷，是以国家提供隐性担保为前提条件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最终要由国家承担责任。既然这样，作为人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采取风险偏好的策略，收益归自己所有，而把损失(不良资产)转嫁给国家，因为国家无法甄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中哪些部分是由国有经济低效这一客观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由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因此，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的膨胀会更迅猛，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成本会以更快的速度递增。

正如前文所论述，在改革初期，由于国有经济存量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只能在一定的边界内对国有经济进行变革和调整，如政企分开；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等，而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国有经济，也不能容忍非国有经济过分地与国有经济争资源、争市场，因为在非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较小份额的前提下，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必将造成不可预期的冲击。但当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已占相当大的份额，国有经济的收缩或变革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冲击较小时，由于非国有经济更富有效率和活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因此，在社会稳定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政策倾斜，这时，国家就会尽量收缩已有的国有经济存量边界，直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上。随着国有经济对就业、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非国有经济贡献的相应上升(如下图所示)，国家对非国有经济的政策也逐渐转变，从“―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到“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直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允许的非国有经济的范围从“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一直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范围越来越广；对非国有经济的态度从公有经济的“补充”地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态度也越来越肯定。

既然在改革之初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补贴庞大、重要的国有经济，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则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壮大、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份额的下降，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已经不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时，对国家来讲，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就呈现递减趋势，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会加速递减，而由于国有银行的道德风险，其成本(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规模)则会迅猛扩张。当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到临界点以下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给国家造成的成本大于其益，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以上分析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既然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使得国家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其差额是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函数，国家理应追求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这与国家近年来主动收缩国有经济边界构成悖论。

应该看到，国家之所以自上而下强制性地推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是由于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极其缓慢：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国家面临其他国家和国内利益集团的竞争压力，不但周边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如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五小虎”)对国家构筑了强大的竞争攻势，而且，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刺激下，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方面，国家设置国有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信贷资金配置于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满足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偏好。因此，银行主导型余融体系的收益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稳定上，足以暂时牺牲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由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有更高的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NarjessBoubakri and Jean-Claud Cosset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至1992年民营化的79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营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经营绩效、资本投资支出、产出和就业水平都显著上升。Juliet D’Souza and William L Megginson考察了28个国家1990-1996年民营化后的85家公司的经营绩效，发现民营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出和效率都显著上升了。因此，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必然呈现下降趋势，相应地，非国有经济对就业、国家税收、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这时，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已经不再构成社会稳定的威胁。在社会稳定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显然应该努力谋求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用最大化，显而易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非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国家就有激励主动收缩国有经济边界。

四、银行主导型的衰弱和市场主导型的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未来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以其声誉这一无形资产为国有银行提供隐性担保，从而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已经大大降低，而其成本(不良资产)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急剧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成本几乎是无穷大的。为国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虽然也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和无穷的成本比较起来，显然是占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声誉的不可分割性，国家以其声誉作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不可能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国家承担的风险，而真实资本却是可以分割的，在为国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的同时，国家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国外等其他资本人股，一则可以减轻国家现实的财政压力，二则可以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国家承担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目前积极推进国有银行上市，将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从5％提高到25％，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不仅国家主观上存在以真实资本的注入来替换其声誉资本，从而退出银行的偏好，而且制度环境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的声誉资本失去了意义。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必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必然影响其国内外的业务开展与竞争，而国际评级机构在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是不会将国家声誉资本纳入其视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测量的真实资本。因此，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下，国家的声誉注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意义，与其付出提供声誉资本的巨大成本，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收益，还不如用真实资本的注入替换声誉资本。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看，在金融相对封闭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的声誉资本使得国有银行不仅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凭借国家声誉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而且，还可以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因此，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虽然国家声誉注资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使国有银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贷自，但其收益仍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更进一步，不管国家注入的真实资本规模多么大，总有一定的量的限制，况且，窘困的国家财政也不可能使注入真实资本的规模远远高于8％的资本充足率，随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资本充足率必然向原来的低水平回归，而国家的声誉资本几乎是一个无穷大的量，只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有银行就不可能发生流动性危机而倒闭。因此，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国有银行也愿意国家以其声誉资本的注入来维持一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国家声誉与国有银行市场信誉的同质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为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外资银行竞争，国有银行必须付出成本，重建其市场信誉，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正是市场信誉高低的重要标志，国有银行的上市需求，也正是出于重建其市场信誉的需要，因此，国家以真实资本置换声誉资本也符合国有银行的效用函数。

综上所述，国家将会通过真实资本的注入和声誉资本的退出、股份制改造等方式逐步市场化国有银行，不再维持一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因此，强有力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将会逐步弱化，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会有所增强。

五、结论

第8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第9篇：国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关键词】民营经济；国民经济；工商联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104-1.5

一、民营经济的相关概念

民营就是民间经营，是通过经营方式来界定的。而当前我们所说的民营经济，和建国初期的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它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民营经济的具体组织形式。关于民营和民营经济，首先要明白民营的主体是谁。民营就是民间经营，是以经营方式来界定的，这里的民泛指公民，可以是企业法人，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可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包括国有民营、集体经营、个人经营、合作经营、股份经营、股份合作经营等。因此，民营经济不是一个所有制概念，而是一个经营性概念；民营经济就是采取民间经营方式的经济形态，是与国营经济相对应的经济范畴，不涉及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它是指由民间人士、民间机构、民间力量经营的经济。它既突出了以民为本的含义，又淡化了所有制成份。民营经济共同的特征就是由社会公众来经营，而不是由国家来经营。民营经济包括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以外的所有企业。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或经济，只要采取民营的方式，都可归到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中来。有人把民营经济的概念归纳：社会主义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或公民集体自主经营自有资产或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混合所有制资产，并自负盈亏的经济形式。简而言之，除国有经济以外的均可称为民营经济，采取民营方式经营的国有经济也属于民营经济。从本质上讲，民营经济是以民为本的经济，它突出了经营主体，由民来办，一切为民，民生为本，民富国强。

二、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民营经济促进和推动我国国民的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民营经济自身规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动力。

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民营经济为稳定社会、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基础。民营经济的成长发展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民营经济是中国技术创新的源动力，为构建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民营经济已成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源泉。

三、中国民营经济的现状

近年来，民营经济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民营经济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目前，除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广义民营经济己经占GDP总量的65%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己经占4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部分，70%一90%来源于民营经济。根据全国工商联52007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6统计，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为7058.6万人，增长9.8%；投资者人数为1362.1万人，增长7.1%；城镇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67万亿元，同比增长36.3%；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5%；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3134亿美元，同比增长43.7%，其中出口总额为2236.3亿美元，同比增长46.5%，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民营经济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

管理模式与现代管理方式相违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产权明晰，在初始阶段通常是采取家庭管理的做法。因为在早期，主要依靠家庭的凝聚力，同舟共济，战胜困难，依托自身优势，使企业迅速发展。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关系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发生了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人利益可能与企业的长期目标不一致；家庭式管理模式，很难对企业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容易导致决策失误。

融资渠道不畅制约民营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做出了重要贡献，优质民营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但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缺口。目前，融资渠道狭窄，现有的融资渠道在中国民营企业融资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相抵触。根据2007年的研究分析，城乡居民储蓄的92%以上进入国有银行账户，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5%，而国有商业银行投向中小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只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大量投融资行为只能依赖自有资金和高息运作的地下金融；从融资渠道来看，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还没有完全对民营企业开放。中国股票市场近十年的发展，主要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早期推出的是针对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上市融资门槛的金融服务，而在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中，高成本、高利息的方式，尤其是小型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上市融资；风险投资对民营经济支持较少。风险投资是一种特殊融资机制，其资金来源较为广泛，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均有可能构成风险投资资本，但由于目前我国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资金来源的社会化程度低，所投入的高科技项目资金来源狭窄，至今还未形成完整有效的风险投资体系；非国有金融部门缺乏。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渠道阻塞，同时社会一直没有一个与民营经济相对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没有发展起一批与民营企业业务需要相适应的非国有中小银行。另外，融资租赁、典当贷款、融通等新型的融资方式也比较缺乏，政府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贷款援助等对民营经济的资金援助还不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尚待完善。

能源资源紧缺导致民营企业承受压力。能源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重化工业所带动的高能耗产业快速发展，以居住、汽车、家电等高能耗消费需求的快速升级，能源瓶颈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供需形势十分严峻。能源消费总量的迅速扩张，使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

制度与政策环境影响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平等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拥有平等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呈现国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三者所享受的待遇却有很大的差异。国有企业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享受着行业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

因此，进一步发挥工商联在民营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才能使得我国的民营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也才能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尹贤淑.浅析我国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12）.

[2]杨春媛：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对策[J].经济师，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