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选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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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两难选择范文

考虑到低碳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效益是个长期性的过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会造成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影响就业，甚至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减排压力，而这些情况会对当地官员的升迁和政绩造成影响，导致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税收和就业压力会使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做法，与中央政策常常有偏离甚至背道而驰。

大多数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导致企业节能减排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不足，使环境成本约束作用弱化。有的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扩大排放进一步污染环境。上述情况说明，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政府、企业和个人生产生活行为缺乏有力的硬性约束，如政策不完善和执行不力，相关法律不健全等，往往会弱化低碳经济相关政策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使低碳经济的发展缺乏有力保障，从而妨碍低碳经济的发展。

政策制定及实施受到制约

中国的改革正在不断深化，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相关制度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出各种矛盾。例如，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刺激了地方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同时也造成“碳锁定”效应的形成。

原有的单纯看重GDP增长的经济模式不能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造成了阻碍，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不同层级领导干部职责，制定更加完善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制度，设置各有侧重和低碳化的考核指标，对经济发展可持续、社会和谐进步、民生改善、环境保护、资源消耗和消化产能过剩等方面进行考核。如果不能打破固有的制度模式，地方政府将在经济发展面前，面临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选择，会一如既往地注重短期和局部利益，必然造成经济体制仍然以高能耗、高污染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原有模式发展，导致低碳经济政策战略落空。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特殊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还有待完善，造成低碳经济在邻近区域的发展互相制约，带来不应有的经济损失。由于区域经济受到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性等因素影响，这就必然要求在不同区域制定相关低碳政策必须考虑存在的特殊性，不能实施统一的低碳标准，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

同时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利益存在成本与收益的结构性差异，必然会造成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在行为上产生差异，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地方政绩时，如果没有合理的经济和政策激励，同时缺乏相应的惩戒，则会导致参与的行为主体仍然采取保守的做法，坚持发展传统的地方经济，除非有的地方率先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优先选择，否则大家都不发展低碳经济，造成低碳经济政策很难在地方政府间实现真正的横向实施。

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负外部性问题

低碳经济最终能够改善资源环境和消费方式，带来较高的社会价值，但是，在发展完善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投入和保护无法通过市场化来达成；同时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行为主体均具有外部性，会面临“市场失灵”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的资源环境成本基本处于低价或无价状态，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开采企业缺乏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与压力，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当经济行为主体引起成本和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和成本时，就存在外部性。碳减排问题的实质是碳排放外部性的内部化，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积极强化管理职能，制定完善的政策体系，通过调节政治和经济发展体制，鼓励和推广低碳技术应用，提高能源效率，逐步减少碳排放，打破传统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正外部性低碳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然而，这些都尚未做到，还有很大差距。

在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能源的转型是关键环节，而中国固有的能源模式是以煤炭为主，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煤炭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优势，但是也会造成环境的负外部性，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未来就变成了不利的条件。低碳能源建立在低碳或无碳能源基础上，可以给经济发展和环境和谐带来正外部性，由于低碳能源发展还不成熟，造成其基础设施建构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发展时间；一方面能源的稀缺性以及国内供需紧张的状况并未很好地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些能源的低价使其在利用过程中由于企业缺乏节能降耗的意识而造成浪费，使得企业在技术改进、设备升级上缺乏应有的压力和动力。

考虑中国能源发展的实际，我国传统的能源结构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需要结合低碳节能、减排等技术，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能效，逐步降低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遏制化石能源总能耗的增加。积极调整低碳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目前在利用国际优质能源、引进先进技术开发水电、核电时常遭受误解，影响中国能源未来的国际合作和中国能源低碳转型发展。

资源要素保护无法在价格中体现

我国许多引导、强制、激励政策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与我国目前资源要素保护无法在价格中体现的现实有关。

在经济发展中，各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离不开生产企业，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企业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对公众、地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经济生产离不开能源基础，我国长期以来的高能耗、高排放和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企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问题上，缺乏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意识，给社会和环境带来了大量的外部成本。

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对依赖高碳发展模式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机构调整，必然会造成企业成本和运营风险增加，进而影响企业整体利益，这对企业本身具有负外部性。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碳减排会限制能源需求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且前期发展存在很大的风险，无法准确地评估效益，需要寻找发展与减排这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点、结合点，合理地选择发展路线，认真分析未来低碳市场对低碳转型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技术开发应用的风险和挑战。

第2篇：两难选择范文

[心理专家]肖峰

[心理症状]

我今年23岁了,我现在有一个交往了一年多的男朋友,他很爱我，对我特别照顾和宽容，但我对他始终没有感觉，觉得他这个人比较呆板，不够浪漫。前不久他提出结婚,我不愿意，于是我们就分手了。在与他的交往中我还深深地喜欢上另一个男孩子，他是那种很潇洒很浪漫的人，虽然那个男孩子不喜欢我。我原来一直想有机会就和潇洒的男孩发展，如果没有机会再和爱我的男友结婚，可现在和谁都不可能了。自从和男友分手后，我感觉我很依赖他，常想到他对我很照顾的那些情景，我真的很伤心！可他现在又有了新女友，他不可能再回到我身边，我好痛恨自己！

[心理诊断]

你现在好痛恨自己？痛恨什么呢？是痛恨自己没有珍惜和自己男友的关系，还是痛恨自己没有去追求自己喜爱的男孩？这种痛恨的实质是悔恨，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它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错误发生了，关键是搞清我们犯错的原因，弄清我们背后的思维方式和性格习惯，防止以后重蹈覆辙。否则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将继续习惯性地被绊倒。

现在来分析你产生矛盾情的原因：

喜欢自己的人自己不爱，自己爱的人又不爱自己，这确实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也是让我们伤透脑筋的事。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在择偶的取向上，好像越来越习惯于“仰视”，即容易把择偶眼光盯在自己条件之上的“异性集合”里。因此除了少数魅力无比的俊男美女、“才子佳人”以外，大多数普普通通的男女之间若想一下子就能产生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恐怕是不大容易的事了。于是你爱我我不爱你，你不爱我我却爱你的事反而会不少。在这种情形下，那些爱的发生者若想让“我爱你”换来“你爱我”，则非得有点追求的韧性和手段不可。在这点上，不少男子由于爱的主动精神强，常常无怨无悔地“爱我所爱”，凭着一股执著而打动女方的心，而屡次不成功者也会调整目光从而使自己的选择更趋于现实。可一些女性则不然，社会的习俗看法和生活上一贯的被动，使她们对于所喜爱的人不敢追求，而对于她们不喜爱的人的爱又不愿接受，于是在那儿感叹、犹豫、迷茫和痛苦。

[心理处方]

对于这类“两难问题”，我们该如何作答呢？我认为基本的出路有下述三种中的一种。

第―，对所爱的对象发起攻击。既然自己喜欢人家，那就得设法让人家也喜欢你啊。首先，你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追求他的勇气和韧劲？其次，你问问自己，他转变态度而接受你的爱的可能性有多大？再次，你要有合适的进攻方式。

第二，继续等待时机。保持找到“我既喜爱他，他也喜爱我”的对象的希望，最终获得两全其美的结果。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选择需要的是要“等”，要“碰”，有着较大的风险性。很多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人选择得成功与否，智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尊重客观实际。

第三，接受爱自己的人。选择永远是一种两难的过程，需要的是慎重考虑。不过慎重考虑后，需要的就是一种坚定，就要勇于承担选择所带来的所有结果。学会自己给自己鼓掌，把坚守的事情做好。

第3篇：两难选择范文

矛盾中的GGL

2006年4月，GGL中国总部落户成都，这是因为成都市的发展战略和GGL的运营目标有很多切合点。

“GGL作为国际知名企业，在全球都有数字娱乐的资源，尤其在电子竞技方面，GGL在美国和欧洲都会是众多国际性电子竞技比赛的合作方，提过视频直播和平台，尤其是在数字娱乐方面的理念，应该说和政府的信息产业发展路径结合的比较紧，所以当政府看到这些并给予我们一系列支持后，当时GGL的亚洲总裁Frank就选择了落户成都。”GGL中国公司总经理刘敏予说。

落户成都的GGL的主要一些项目都是承办或者主办比赛，包括2006年的CPL和WSVG，以及2007年IGT和DL，而他们也是今年CCESG的主要承办方。

一个企业，看中的不仅仅是政府的支持，更多的应该看中的是这个市场。刘敏予说，“成都的电竞市场并不发达，或者说开发的还不够，相比较北京来讲，这里的产业链不够完整，比如缺乏当地的网络视频直播公司，这无形中增加了办比赛的成本，而且也不利于当地的宣传。而和上海比起来，尽管上海的电子竞技也不如北京，但是那里的商业环境更好，这为企业办比赛寻求赞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而成都，这里的商业环境并不理想，很多了解电子竞技的知名大企业在这里没有分公司，而那些当地的企业却因为不了解电子竞技而不愿意更多的支持。所以在成都，电子竞技的认可程度并不高，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都对电子竞技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我们不否认的是，这里的关注人群非常多，热情也非常高，凡是办比赛都会获得成果。”

其实这是一种矛盾，“社会冷”和电竞人群热的矛盾在中国并不少见，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这让他们更加的矛盾，因为社会冷而缺乏资金的注入，这让一个企业开发电竞市场变得举步维艰，而面对如此有潜力的市场，一个企业却又很难放弃。如何选择，成了GGL在中国遇到的考验。

开发与等待

现在，GGL的业务范围将有所调整，那就是从赛事主办方或者承办方的角色中退出来，一方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础环境也就是玩家群体的开放上，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挥GGL本身媒体的作用。

谈到后一点，刘敏予说，“其实GGL是以媒体起家，尤其在美国的媒体地位是让人羡慕的，而更多的国外分公司也把精力放在了媒体工作上，和电竞比赛的合作也是以媒体的身份介入。因此，我们可能以后会把精力放在媒体这一块。”

尽管GGL仍然会承办很多比赛，比如CCESG，但显然他们的精力更多的是偏向了另一个业务领域，那就是游戏平台。

GGL中国站主编王强介绍说，这个游戏平台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的，强调是自由。它首先是个人的展示平台，其次是大家可以在上面自由的约战，并能通过完善的系统组织自己的比赛，最后，这里是一个交友平台，大家可以因为兴趣而在这个大的社区里成为好朋友。

其实，这是一个企业的自然选择，面对并不怎么理想的市场环境，GGL将精力放在了用户上，就是那些数量可观的电子竞技爱好者身上，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开发市场，为未来做着准备。

第4篇：两难选择范文

是救人？是抓拍？几乎所有新闻从业者都接触过这种争论。实际上这也是社会伦理和职业精神之争。社会伦理要求要救死扶伤为先，而职业精神则要求如实报道是第一位的。在这里，职业精神之所以敢跟社会伦理叫板，在于它首先是为了行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私利。一个记者遇到这种情况，在想到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机会之前，恐怕本能地就会举起手里的照相机。这时，他首先是一个职业，其次才是他自己。一个处于职业状态下的人，在良心上的自责就会少一些：因为我在工作，工作是可以不受指责的。

在十几年如一日地对颠妃的“关照”中，英国的几份小报始终活跃非常。市场就是这样，既然有肯出高价的买主，就会有趋之若鹜的逐臭之辈。他们扛着最先进的“大炮筒子”，王室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干成一票差不多就够吃一辈子的。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记者，而是一批职业摄影师。戴安娜悲剧中的肇事者就是这样，他们败坏了新闻记者的名声，而真正的新闻业则为他们承担了骂名。

但在同时，大多数新闻记者的良知也越来越受到生存竞争压力的挤压，会对同行的极端做法抱着羡慕的态度，至

少也会在心里表示理解。这实际上就是风气下降的开始。新闻市场化的起初，会在服务性上做文章，目前我们这里的许多小报已经这样做了。但仅凭服务性是不可能完全站住脚的，于是开始追求所谓“独家新闻”。政策、会议属于常规报道，不容易做出花样，还可能招来麻烦，而一般百姓也不愿意看，所以必然流于窥探名人私生活甚至凶杀黄色等题材；而这种消息依靠常规渠道一般是不可能搞到的，于是开始鼓励使用各种手段甚至是非法手段，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这样，一种所谓小报风格就真正形成了，那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风格。由于新闻纪律和职业自律，目前我们这里的小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随着新闻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有必要防止出现这种局面。

第5篇：两难选择范文

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占有率是指本品牌产品一定时间在产业总体市场销售量的百分比率；销售利润率是指企业实现的营销额利润减去销售成本的比率。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利润率是相互联系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率也随之提高。在传统产业里，市场占有率的领先者采用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战略来提高其利润率。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有学者就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的关系做过调查，发现在食品行业，某世界级的品牌其市场占有率增加1个百分点，其销售利润就增加6000万美元，另外一份对制造业数百个企业的调查中，企业经营价值链中和利润率有关的最重要因素中，市场占有率和技术含量均在其列，当市场占有率超过40%，投资回报率可达30%左右，其投资利润率是市场占有率在10%以下企业的三倍。很长时期，国际大公司的市场战略都定位在市场占有率，希冀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获更大利润。

但在市场的实际竞争中，由于过度的竞争，市场扩张难度增大，营销费用增加超过了营销规模的经济性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甚至为追市场占有率而牺牲利润，导致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利润率并不成正比。二者的关系平衡难倒不少营销大员，成为营销总监常见的“两难选择”。

作者任营销总监多年，一度深信市场占有率，注重营销规模效益，并以强力不断的品牌价值整合造势驱动市场，为此三年把销量做到全行业第1。这个数字和业绩令人羡慕，但仔细盘点却发现销售费用也高昂，广告促销费占销售额的9%，而年初的合理预算是5%，超支的4%意味增加公司销售成本800万元，当然从销售额的角度看，增加800万的市场推广费用获得行业第一，创造了近1300万元的利润也是不错的。但作者多次深思，如果将推广费控制原定5%而又达到年营销额，岂不多创造800万的净利。作者认为：

一、营销总监要有强烈的成本和利润当观念：深谙“利润是公司的生命”，在营销总监的战略实施和监控中，要突出“利润为王”的观念，形成为整个团队的营销理念。、

二、谨慎精确的成本与利润控制艺术：但很多公司只是在营销方案的制定时提及成本与利润控制。作者认为，营销总监应在每一个目标实施周期中，具有谨慎精确的成本与利润控制的艺术。具体做法为：

1、营销本部设立营销成本会计，对每一个客户建立专项营销成本指标控制档案，对其每次贸易的贸易额、贸易成本与利润都能通过营销成本指标控制表及时体现出来。很多公司以人员繁冗而没有意识到这一岗位的重要，而改用公司财务中心的会计兼任，但公司财务中心会计事务繁多和非行政直属关系，对每个客户的单次贸易额、成本与利润都不能及时体现出来，导致信息滞后。

2、营销总监要将客户的每一次贸易营销成本与利润指标控制表，定期发给区域经理，让营销总部和营销区域有一个营销成本与利润指标控制的对接，形成在公司内部营销运营链对营销成本与利润指标有清晰的控制。

3、营销成本与利润指标控制表必须全面，及时，真实，是结合该目标市场的年度贸易额及各项营销成本制定，应设立营销成本与利润指标的“最低指数报警线”栏目，一旦发现越过“最低指数报警线”，就要坚决调整该目标市场方案。并随着营销方案的变化而及时修正之。

4、通过营销成本与利润指标控制表，营销总监和区域经理可清晰了解自全面的客户的真实状况，便于区分重点客户，次重点客户，非重点客户。有效地制定相应的客户服务制度。

三、利润为主的市场博弈：在营销实践中，作者崇尚的是利润为主的市场博弈，这可体现营销总监真正的大智慧：运筹帷幄，洞察千里，四两搏千斤；你用一元钱就能实现别人花十元钱才能实现的目标，该是何等的洒脱和聪慧。那么如何运筹帷幄，洞察千里，四两搏千斤呢？

1、年度营销方案的科学设定： 营销总监制定营销战略方案应有四个指标：

一是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增长指标，二是营销任务额，三是销售利润指标，四是营销网络建设指标。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增长有利于营销任务的完成和营销网络开发，实现利润指标。而即定营销网络开发指标和营销任务的完成，而又不超过即定的营销成本，有助于销售利润的提高和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增长。营销总监应系统，辨证看待四项指标，科学平衡处理之。据作者了解，不少企业的营销战略方案仅有粗泛的营销任务额和销售利润两项指标，而对这两项指标的完成，也只限于计划的分解，但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在实际营销过程中，因营销环境的变化导致二者关系变化缺乏补救措施。例如，营销方案即定该年度每月1000万的销售额，实现70万的净利润，但真正运作时销售额只700万，净利润40万，应对的补救措施是什么？

是加大市场促销力保证销售额？

是注重净利润，而不必过多注重销售额？

如何提升净利润？

是减营销成本？改变产品组合？

是给予相应投入，通过市场占有率提高的规模经济实现销售利润率的同步提高？

是根据公司现状前市场变化调整各项指标？

这些都必须要在年度营销方案制定时充分考虑制定下来，并要有准确的量化指标。否则一旦发生变化将会手足无措，做出急功近利的选择。作者的观点是：当营销任务额和销售利润两项指因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应注重净利润而不必过多注重销售额？因为营销任务额制定的目的是实现利润，如果提升净利润完成利润指标，营销任务达不到也不足惜。

2、产品与市场的组合营销：产品是公司完成营销任务和实现利润指标的武器，营销总监如何艺术地运用产品的组合营销呢？在于巧妙了解每个产品的成本、利润并以此为组合开展营销。可借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产品结构组合分析法（PPM）：

明星产品（新增长盈利的产品）

问题产品（属衰退的产品）

现金母牛(资金流量大，保证公司运转产品)　瘦狗产品（己过成熟期的产品）

按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产品结构组合分析法（PPM）分析：最佳产品组合是：1.迅速淘汰“问题产品”，2.让“明星产品”转化成“现金母牛”，保证“现金母牛”不受冲击，3.适当保留“瘦狗产品”，作为打价格战攻击对手的武器和成为“现金母牛”的挡火墙。

本公司如果只有单系产品的，应根据本公司和市场实际情况，以单系产品的各型号产品的成本与利润关系进行组合，或根据市场前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现金母牛和明星。本公司如果有多项产品，应根据市场情况按“明星产品”“问题产品”“现金母牛”“瘦狗产品”“进行产品组合。

其次、根据市场实际实行大区域市场组合营销，在多年的营销实践中，作者总结出“三三合一”的市场博弈战略。

“一”是从一个系统整合的角度把各分散的市场归作为一个市场。从宏观战略角度看，全国无数的市场可以整合为公司的一个市场，一个大区市场可以由无数的小区域的市场整合而成。“三”是为了取“一”市场在资源配置，兵力布署、攻防角度、进退速度、克敌主次等方式选择上，均围绕一分为三的比例来展开，通过“一分为三”、“三三合一”的运作，最终实现夺取“一”个市场的目的。如何选择三个目标市场，应根据其市场潜力？我方品牌在目标市场的优劣？对手的优劣势分析？网络的合理布局？进入市场的大小阻力与实现目标的关系来综合考虑。作者把全局市场“一分为三”：

第一板块是“利润板块”，它给公司回报大，我方在本板块占竞争优势，是本公司重点市场，应给予的市场投入占总量的40%，回报效益占总量50%以上。

第二板块是“竞争板块”，有巨大利润和发展潜力，敌我双方在这板块势均力敌，市场最后归属不明确，公司投入资源是总量的50%，目的使其从“第二板块”过渡“第一板块”。

第三板块是“侧击板块”，这是竞争对手的高利润板块，本公司在这个市场处非优势，公司在这个板块投入资源是总量的10%，起到牵制、消耗对手有生力量的作用。（全文详见《销售与市场》杂志2000年12期）

3、市场价格战的博弈：采用一高一低组合战术，以一低端价格和一高端价格产品组合挑战对手。公司实行全面低成本战略（不是降低某项运营费用）后的低端产品，以更有优势的低端价格入市，直接抵消对方产品价格优势；同步大力度切入高端产品，通过高端产品的利润弥补低端产品的让利。

这个产品组合方案在博弈理论上是可行的。能否成功须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有一个全面低成本的产品，单在营销链中硬性降价打价格战是得不偿失，因为你降价的产品并不是全面低成本，所以你的利润己流失了；二是有一个相当卖点的产品（独具一格的产品），能通过独具一格产生溢值，而这个溢值的宽幅必须将低端产品的降幅利润弥补回来。当这两个因素都具备了，才可以实施这种策略。

在实施中，企业营销力的重点要放在高端产品上，只有高端产品上量，才能完成组合产品的利润。而高端产品销量上扬，企业获得新的制高点，可封杀对手下一轮价格战。

第6篇：两难选择范文

去年年底，我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浙江男人，他有车，而且如果愿意，他随时可以买房。他很喜欢我，一直在向我求婚，一定要我带他去见我父母，然后尽快订婚。他收入最低的时候是每个月8000多元，在物质上，他满足了我很大的虚荣心，给我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可是，我不爱他。当然，他不知道我在深圳已经有男朋友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也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了，家人也开始催我了，深圳的男友目前不想买房，说压力太大。而北京的男友已经在看房子，准备买了。我能感觉到两个人都是爱我的，只是目前得尽快下定决心跟哪个男人结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很苦恼。

蒙蒙

蒙蒙：

第7篇：两难选择范文

【关键词】小学品德课堂 “道德两难”情境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23.1

提起“道德两难”，我们最先涌现的便是那几个经典的“道德两难故事”，从科尔伯格的“海因兹偷药”，到近几年比较热点的“扶不扶老”。道德两难总伴随着情境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道德两难”：一种引发人们产生道德观冲突的情境，使人无法确定其行为选择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并同时为自己的道德判断提出充足理由。

科尔伯格认为每个阶段的孩子针对“海因兹偷药”这一案例，都提出相应的“应该偷药”和“不应该偷药”的理由，通过分析这些理由，科尔伯格发现人的道德判断发展与人的道德思维发展呈正比关系。科尔伯格真正关心的不是人们做出哪一种回答，而是人们证明其回答时提出的理由。因此道德判断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归根Y底在于思维发展的不同水平。

一、小学品德课堂中设置“道德两难”情境的意义与价值

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道德两难”作为一种德育法存在于高等学校教育和中等学校教育中，而在小学教育中，却未能引起重视。实际上，在当前的小学品德与社会的教材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小辩论的情境，一些涉及道德选择的主题也常常涉及两难情境，例如“很疲惫时该不该在公交车上让座？”“好朋友作弊，到底是否该告诉老师”等。

在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程中，“道德两难”情境的设计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学生对于“道德两难”的回答，有助于德育者以此判断学生的道德思维水平处于何种阶段。在品德课堂中，当学生针对于某种“道德两难”问题，说出自己的选择，并提出自己的理由时，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水平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该学生的道德发展处于哪一阶段，从而成为德育者因材施教的依据。

第二，德育者组织开展的“道德两难”辩论赛，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深度思维力。在课堂中设置“道德两难”情境，必然会开展两难辩论赛，正反方就自己的观点展开理由陈述。学生在辩论情境中，处于高度的思维状态，不断地思索出新的理由来做自己观点的支撑，有助于思辨能力的提高。同时，同学之间论点的碰撞也有助于彼此互相学习，提高各自的思维力和表达力。

第三，课堂中两难道德情境的出现，有助于学生在生活情境再现时进行理性地选择。德育的最终目标是道德行为。品德课堂中所设置的“道德两难”情境多源于学生的真实生活，也可能在学生的生活中再次出现。课堂上的思辨为学生在生活中的道德行为选择已然做好铺垫。

二、有效的两难情境设计所遵循的几个思路

小学品德课堂中，“道德两难”情境已然出现，越来越多的品德与社会课堂中选择“辩论赛”的组织形式，但是否都是有效的辩论情境呢？我们发现有些课堂，即使老师鼓励学生进行反方的思辨，但依然响应不多，正反方从数量和思维上出现一边倒的态势，难以激发学生更加深入地进行反方思考，这种“道德两难”的情境设计便是无效的。学生尚未能开始思辨，便被道德舆论所约束。

真正有效的“道德两难”情境设计，是真正触及学生深度思维的，是从自我到人际关系再到社会法律秩序几个层级纬度，全方位解读道德情境，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陈述自己理由的。有效的情境辩论能让学生真正在课堂中展开热火朝天的观点碰撞，彼此有理有据，这才是“道德两难”情境在品德课堂中真正的魅力所在。

1.情境设计要选择真正的两难问题。

在苏教版的教材中，出现了不少“小辩论”，但有些辩论问题的指向具有明显的结论性。例如“塑料会产生白色污染，是否应该使用？”或者“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是否该上网？”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并无可辨性，塑料和网络都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应注意的是合理使用，因此无论正方与反方如何辩论，最后总是会倾向于这样一个折中的结果。

真正的两难情境，是选择一方有理由，选择另一方也有充足的理由，例如“自己疲惫时看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老年人上车，是否该让座？”要么选择让，要么选择不让。这种情境设计只能让学生两难中择其一，并不产生第三种折中选择，这样的问题情境才是真正的两难情境。

2.为反方的选择铺设道德前境

在品德课堂中设置“道德两难”情境，最为难的问题便是学生受道德舆论的约束，而一边倒向正方。例如“老人摔跤了，该不该扶起来？”这一情境，如果学生都选择扶老，理由便是“尊老爱幼”的话，那这样的两难辩论便无法进行。我们要适当地为学生选择反方作一些道德前境的铺垫，例如出示一些社会新闻，如“扶老却遭讹诈”等，让学生感受到此时不存在道德约束，仅仅只有为各自的观点而寻找理由，才能真正帮助学生从道德选择转向思维辩论上来。

3.帮助学生预设多个纬度的辩论理由

学生的思维能力总停留在其年段水平，要帮助学生提高其道德思维水平，必须先行预设多个纬度的辩论理由，当学生的辩论在同一个层面上不断强调观点而无法拓展新的理由路径时，可以适时地予以点拨。例如“考试考得不好，该不该对父母说？”这一情境，德育者适时地为反方点拨，善意的谎言不仅仅是希望父母快乐，更是加强了自我的意志力，立志用下一次的成功向父母证明能力，则为学生拓展了新的思考纬度。

4.关注思维路径，弱化辩论结果

在“道德两难”情境中，教师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认为，教师应对学生的思辨过程予以鼓励和表扬，教师的评价也应着重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思维路径，而不应盲目地追求辩论的输赢结果。

道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难？难在有许多不得已的为难理由，因此，突破这些限制道德行为的理由，正视它们并想通它们，从而超越它们，才是帮助学生从道德认知走向道德实践的真正途径。

参考文献

第8篇：两难选择范文

学生的生活经历与成人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他们思想活跃，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特征，善与恶、良与劣、美与丑等的交错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在生活中往往感到迷茫与困惑。例如，老人摔倒本应去搀扶，可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因搀扶老人而被讹的现象，学生普遍出现一种矛盾的心理：当自己遇到摔倒的老人到底是该扶还是不该扶？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当赔偿金额远远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时，又该做何选择呢？类似这样的两难情境，时不时地出现在生活中，真实地演绎着人们的内心彷徨与道德挣扎，直接或间接地拷问着学生的良知与正义。这些宝贵而又真实的教学资源，最能引发学生的心理碰撞。

在进行思想品德教学时，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实际生活，洞悉学生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立足学生的真实心理需要设置两难问题，引发学生的深刻思考，使学生在认知冲突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在进行有关“自强不息”内容的教学时，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置两难问题情境：周日晚上有精彩的电视节目，可作业还没做完，这时该怎么办呢？初中生心智还未完全成熟，自我约束能力欠缺，此类问题情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所以能激发他们急于获知结果的欲望，从而促使他们进行分析和推理，最终获得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二、以认知冲突为基点创设两难情境

初中思想品德法律部分的内容涉及了受教育权，让学生认识到“受教育”既是受法律保护的一项权利，也是自己的一项社会义务。这部分内容看似简单，却在实际中容易让人陷入两难境地。例如，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常出现类似消息：李晓家住山区，母亲身患重病，父亲外出打丁时不幸辞世，整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母亲不得不让李晓从初二退学，让他一边打工赚钱，一边照顾家庭。李晓该做何选择呢？有学生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李晓的受教育权，可立即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李晓的家庭困境又如何解决呢？此问题情境不仅让学生陷入“情”与“法”的两难之中，还引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深思考。

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情境能打动学生的内心，引起他们的认知冲突。在讨论和艰难取舍中，学生提升了理性和感性认识，思想得到了深化，情感得到了发展和丰富。

三、代“我”进入问题，吐露真实想法

要想使两难问题隋境产生最佳的教育效果，最好代“我”进人问题，让学生感觉到棘手问题正是自己所面对并不得不解决的事情，从而经过理性思考，最终做出正确的决断。例如，在进行有关“诚信”的教学时，笔者故意设置了两难问题情境：如果你在上学途中骑单车时不小心蹭了一辆宝马车，跑还是不跑呢？这时好多学生沉默不语了，他们心里都知道“高额的赔款”对于自己的父母意味着什么，这才是真课堂应有的一种常态。教师要善于采用代“我”入题的方式，让学生吐露真实想法，使学生在对比中掂量轻重，最后在化解道德冲突中自我教育、自我抉择。

四、进行现实教育，培养学生本真之心

第9篇：两难选择范文

[关键词]政治伦理　公共管理　政治“脏手”　道德两难

[中图分类号]B82；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20－04

在政治生活中，管理者可能遇到这样的困境：为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或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权益，他不得不侵犯或损害另一些个体或群体的正当权益。这典型地表现为政治“脏手”现象。面对类似情境时，大部分管理者不同程度地感到为难，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在两种或多种均能说明自身合理性、但却相互排斥且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利益诉求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种抉择是优先性选择。亦即说，选择促成某种利益诉求，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利益诉求是不正当的或者错误的。然而，优先性选择不仅仅带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它极有可能导致错待(wronging someone)认同另一种利益的个体或群体，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甚至对他们造成致命性伤害。

一、消除道德两难的进路

道德两难的处境直接影响决策方向和行政效率。它既可能使管理者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错失良机，又可能使其为避免运用邪恶手段而放弃推进公共善的目的，甚至作出否定性的自我评价，对自身的志业产生怀疑。故而，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试图以不同方式消解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两难。为了让管理者减轻良心负担，以马基雅维里为首的辩护者强化了政治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国家理由”等角度为“脏手”行为开脱。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应植根于“真实”(reality)，而非“真理”或“真知”(truth)。由于政治主体在本性上是恶的，因此，政治不是一个让人展现高风亮节的恰当场域，更确切地说，它随时会把置身其中的人逼向邪恶的境地，玷污、腐蚀甚或磨灭他的灵魂。诚如萨特所言：“纯洁是托钵僧或和尚的理想。我的双手是肮脏的，它们浸满了鲜血和泥泞。可那又怎样?你认为你在维护统治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灵魂的干净么?”正是通过强调政治主体的局限性和政治环境的阴暗面，辩护者赋予政治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辩护者立足于政治的实效性，着力于论证管理者作恶的必要性(necessiffa)，并由此否证道德两难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好的”和“善的”、“有用的”和“道德的”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而“好的”、“有用的”应取代“道德的”，成为判断政治行为正当与否的重要依据。如科迪认为，道德两难形容的是这样的困境：不管做X还是不做x，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与此不同的是，当管理者用邪恶的手段(X)促成公共利益时，尽管X是不道德的，但这样做是对的，因此，为了行善而作恶并不构成道德两难。可见，行为方式的实效性屏蔽了道德合理性。鉴于目的的全局性和实效性为手段的正当性提供了说明，管理者无需因采用了不道德的行为方式而备受良心谴责。“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那么，他没有必要因人们责备恶行而感到不安。”对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尼尔森深表赞同。依他之见，最紧急关头(supreme emergency)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间作出的抉择，而是在此种邪恶与彼种邪恶、此种错误与彼种错误之间进行选择，采取不道德行为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邪恶的程度，而不是为了避免邪恶。当罪恶无法避免时，管理者为何要为自己采取有助于消除更大罪恶的小恶而感到内疚呢?倘若与日常道德背道而驰的行为可以抑制或减少更大的恶，那么，他有所什么理由拒绝行动呢?既然他无法拒绝小恶――它是抑止更大的危害的惟一办法，那么，公众为什么还要惩罚那些为维护或增进公共利益而不得不作恶的人呢?由此推断，所谓的道德两难纯属无稽之谈。

显然，从疏离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角度消解道德两难的研究取径排斥“道德利己主义”的政治倾向，反对“道德上的自我沉溺”。它正视了政治诉求与道德诉求之间的冲突，强化了公共利益的主导性和优先性，主张管理者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用不道德的手段来促成公共目的。与之不同的是，另一些政治家和哲学家致力于从道德体系内部之分殊的角度论证，不同生活领域有相异的道德标准，这些相异的道德标准之间有可能相互协调与融贯，也有可能相互矛盾、不可公度；其结果是，在私人领域让人厌恶和谴责的“脏手”行为，在政治领域中被看作是干净的、可接纳的、甚至是道德的。人们应以适用于政治生活的特殊道德标准评价政治行为，即政治道德可包容一般意义上的“脏”，从而消解两难问题。

现代公共生活的结构性转型影响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随着公私领域的关联日益弱化、公共意识日渐增强，韦伯所提出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别逐渐被放大，并由麦考莱、伯林和翰普歇尔等人重新加以诠释。在翰普歇尔看来，与私人事务相比，公共事务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公共政策合理与否应主要取决于其结果及它能否给更大多数人带来更多利益。相应地，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应更看重行为效果，而非行为过程的合理性，以私人领域的道德来规导管理者的行为无异于吹毛求疵。从职业的角度来看，政治道德是一种角色伦理，是同社会分工相对应的道德分工的产物。政治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分殊体现了道德多元化。在多元道德的框架内，“好人”和“好的政治家”之间的内在关联被割裂，公共管理者似乎只需遵守政治职能所附带的道德要求而无需顾及其他。政治家与哲学家为消解道德两难所作出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道德相对于政治的主导性和道德内部的连贯性――的质疑，揭橥了政治诉求和道德诉求、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间的张力，体现了功利主义和后果论在政治决策与行为中的深远影响。正是通过彰显政治诉求的优先性、权力的公共性及政治道德的实效性，他们力图证明政治“脏手”行为是正当合理的，进而排除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两难。

二、道德两难与权力约束

尽管辩护者从不同的角度消解道德两难，但在现实生活中，当面对政治“脏手”情境时，许多管理者依然感到为难、厌恶，甚或是想逃避了事，而事后又感到若有所失、愧疚不安或意欲给予补救。这不仅表明了上述理论辩护缺乏足够说服力，而且说明了两难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澄清自身的“脏手”行为时，管理者或许辩解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似乎他的政治行为和决断完全是公民意愿的结果，与自身意志没有任何关联。既然管理者的决策和行为代表了公共意愿与利益，那么公众怎能把政治“脏手”的罪责完全归咎于他呢?由于行为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因此，假如管理者采用恶的手段是出于满足公益的迫不得已，那么他似乎无需对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后果负责，也无需为行为带来的恶果感到为难。乍一看来，权力的公共性是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有效办法。当管理者以违背日常道德的手段来增进公共利益时，我们似乎没理由斥责他是邪恶的，而 只能说他不走运，但这种观点有可能使管理者摆脱道德的约束，陷入去道德化的险境。实质上，试图从公职的非个人化而推断出“对管理者的责罚可以因其权力的公共性而得到豁免”的结论――它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不应以私人道德的标准来要求管理者，因为它不能准确地反映他的道德状况――掩盖了一个事实：权力的行使是个人表达的最私人化的形式，是纯粹个人愉悦感的丰富源泉。可见，在判断是否行使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时，管理者并非完全受外部环境和公众意愿的支配。

权力运用的非完全公共性说明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官员在决策时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渗入个人的价值评价和决断，他应当对决策和行为的后果负责。公共管理者是社会公众的代表，而不是人。一旦管理者以人的身份自居，过度强化主导性目标的非个人化，他会把行为产生的后果看作与己无关的外部责任，并认为公众才是真正的责任者；也容易导致管理者忽视了对行为方式之合理性的必要考量。殊不知，即便管理者被赋予特殊的公共职能，也不意味着他可以不受一般道德或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义务的约束。因此，从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之分殊为“脏手”辩护的做法并非无可置疑。就此而言，道德两难体现了管理者是一个有责任心和道德感的公职者。他不仅意识到公共权力需要接受道德的检审，而且自觉地承担行为产生的道德责任，并能更真切地代表公众利益和反映公共意志。进一步地，在面对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时深感两难，能使管理者更慎重地审视各种可行性方案，尽可能找出合理的方式加以协调和兼顾，而不是作出武断的判断。两难的心理体验也可减少权力运用时产生的道德风险。政治领域是一个道德高风险场域，对此，韦伯曾用“权力的虚荣感”的说法提醒世人，权力容易使意志力薄弱的人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或许有人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制度或政治程序足以监督管理者及其行为。诚然，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但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完全依赖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从制度的生成与完善来看，它离不开具有专业技能和政治实践智慧的管理者。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更清楚整个制度系统运作的复杂过程，并且更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因而也较之公众更懂得如何钻制度的空子。行业的专业性或行业秘密使行业制度本身容易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在此意义上，制度形成的外部约束力或多或少是有限的。通过外在的机制防范和监督假公济私的行为，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着晦暗不明的地方。如前所述，管理者运用权力时产生的具有特殊的非透明性，它既影响了政治决断与行动意向，也妨碍了公众对管理者行为目的的判断。也就是说，社会大众难以判断管理者采用“脏手”行为是否真正迫于无奈，其作恶主要是基于推进公共善的考量，抑或出于增进个人私利的考虑。故而，在权力意识最为隐秘的内心深处，两难所蕴含的道德维度是监督和约束过度的权力欲望的必要且重要资源。

显然，道德两难并非如韦伯等人所说的那样毫无价值。虽然政治领域存在着道德有时无法单独发挥作用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可以免受道德的约束。即便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公共的，但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难以监督的灰色地带。作为一种心理体验，道德两难不仅对公共权力构成必要的约束，而且能弥补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好的管理者与道德的管理者

政治“脏手”折射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价值冲突，把管理者置于尴尬的境地：道德的管理者似乎无法成为好的管理者，好的管理者也似乎注定要做离经叛道的事情。价值的错位容易导致管理者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而借助道德两难这种情感体验方式，管理者可兼顾相互矛盾的价值诉求，其人格也能实现较弱意义上的统一。政治生活中的管理者同时也要在私人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他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具有虐待倾向且常常无缘无故地对妻儿施行家庭暴力的管理者能真正包容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伙伴。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心智与人格健全的权力者会毫无顾忌地借助邪恶的手段达到目的，并在事后依然毫无羞耻之心。换言之，个体的判断是相异的价值观念相互平衡、协调与综合的共同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价值判断可达致融贯和统一。

在面对“脏手”情境时，管理者之所以犹豫不决和深感两难，是因为他不仅考虑了目的的高尚性，也考虑了手段的合道德性；不仅预料到行为会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预料到它也将损害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正当利益。此时，即便是“国家理由”观念也难以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卸除管理者的良心负担。支持“国家理由”立场的辩护者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多数人的利益能否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少数人的利益之上这一问题。如果说，最大限度地维护或增益多数人的利益是侮辱少数人的尊严、对他们施以残忍的极刑、甚至剥夺他们生命之理所当然的缘由，这显然违背了公共道德的初衷。单纯以政治结果的全局性和优先性来界定政治伦理，将导致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消失，使道德被挤压成没有广延的点。可见，“国家理由”观念的辩护力并非没有限度。当维护或增进公共善的行为将对无辜者造成严重伤害时――它可以被预见、且没有征得受害者的允诺，这是一种主动的伤害，是故意作“恶”。可见，即便管理者是为实现更高的利益或者增进更多数人的福利而侵犯他人的正当权利，这仍旧是有意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