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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古代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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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古代文化

第1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不同地区的文明在起源于水边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而不同民族对“水”的认识却可能存在差异。水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像水从高处顺流而下之形。而古埃及文字中的“水”则写作,像水面波纹之形。这两种古老的文字在造“水”字时,同样地直接取象于水的形态,然而却一为竖,一为横。甲骨文之“水”是顺势而流,描绘的是水的流动之貌;古埃及之“水”是平面的水纹,描绘的是静止的水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地貌来寻求原因。我们知道,中国与埃及的地势是不同的,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发源于西部的高原和山区,顺着地势向东而流,先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于是取水的流动之态而造“水”字。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部,流入埃及后已经是下游,所以埃及地势开阔平坦,支流呈发射状,而非朝一个方向流淌,水面也相对平静,于是以微波荡漾的水面来造“水”字。由于地貌的差异,形成了同样是象形的“水”字,一为竖的流动状,一为横的静止状。另一方面,汉字字形在某种程度上受汉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在古人观念中,水沿着河道流淌才是常态,而水横流则是水灾。

水顺着河道而流,可以灌溉天地,为民谋利,故为“水利”。《说文》中有(即“畎”字)、(即“浍”字)、川三字,小篆分别作,,,皆像水顺流之貌,是上古时期的农田水利设施。从形体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是水流大小不同。《说文・部》:“,水小流也。”小篆像一弯小小的水流的样子,表示田间小的排水沟或引水渠。《说文・部》:“,水流浍浍也。”“浍”从水会声,“会”同时也表义,表示会合水流之义,所以“”就是由小水流汇合而成的较大的排灌渠。“川”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等形,其构意均像两岸间有流水,故指流通的水。农业文明兴起后,引河水灌溉农田,“川”便成了农田水利设施。《说文・川部》释“川”曰:“川,贯穿通流水也。《虞书》曰:距川。言深之水会为川也。”大意是说,把和等水流深挖疏通,使它们汇集在一起,就成了“川”。《周礼・考工记・匠人》把田间的灌溉渠, 按其大小和所在位置的不同,分为、遂、沟、洫、,最后由汇集成川。可见,在整个排灌系统中,“”最小,“川”最大,中间依次有遂、沟、洫、,一共六级,水利设施非常完善。这说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很早就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目前已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原始水田遗址及其排溉设施,如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邱城遗址中发现了大小不同的排水沟和引水渠。《诗经》中也有引水灌田的诗句,《小雅・白华》载:“池北流,浸彼稻田”,讲的就是用池的水来灌溉稻田。

水横流则为水害。汉字古文字中也有像古埃及“水”字类似的形体,但却是用来表示大水泛滥成灾。甲骨文中有、等形,皆是大水横流之形,表示水不顺河道流淌,是水灾之“灾”的本字,体现了古人“不顺”即为“逆”,“逆”即成“灾”的观念。“灾”字在甲骨文中还可以写作,在“川”中加一横,意为河流中间被堵塞。大水横流,河道被壅塞,水便不能顺流入海,势必造成大水漫溢,淹没农田,摧毁村庄,影响人类的生存,可见古人对水患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在世界各大洲的古老民族中几乎都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传说。在中国,相传在远古时期,上天发大洪水惩罚人类,地面上一片,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人躲在大葫芦里才幸免于难,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在西方,则有诺亚带着家人登上方舟躲避洪水的故事。在苏美尔、印第安等许多古老民族中都有这样的神话传说,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始于大洪水传说。

在洪水侵袭时,古人并不是束手待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与洪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流传着很多治水的故事。在中国,最为广泛传颂的治水英雄就是大禹。上古尧帝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尧先派鲧去治水,鲧花了九年时间,采用“堵”的方法,没有把洪水制服,被处死了。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洪水,禹吸取父亲的教训,采用开通淤积、疏浚河流的方法,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洪水。“疏浚”的“浚”又写作“”,其古文字字形正反映了古人疏导河流的治水方法。“”,甲骨文写作、、,从从或,像剔去筋肉后的残骨,旁边的小点是剔下来的肉屑,或是坎。小篆写作,“”省去了旁边的小点并整齐化,坎变成了“谷”字,《说文》释为:“深通川也。从谷。,残也;谷,坎意也。”其中的 由残骨而表示残穿、凿穿,“深通川”就是要用凿穿山谷、深挖隧道的方式疏通水流。这正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方法:“禹别九州,随山川。”意思是说禹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并顺着山势开凿水道,疏通水流。

虽然古文字的“水”取象于水流动形,但古人对静止的水也有细致的观察。静止的水面可以照出人影,所以在青铜镜产生之前,古人就用一盆水来充当镜子。甲骨文中有几个形体:、、,构意均是一个人俯身对着一盆水照自己的脸。这几个形体就是后来的“监”字,本义为以水照容貌。后来发明了铜镜,便在“监”旁加一义符“金”,写作“”字,现在又简化为“鉴”。《庄子・德充符》所说的“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正是用的“鉴”的本义,意思是说没有人用流动的水来照影,而是用静止的水来照。水能忠实地反映人的美丑,这个特点被应用到政治上,就有了《尚书・酒诰》中的名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是以用水照影打比方,说明一条抽象的政治哲理:黎民百姓就像水一样能照出统治者的形象,统治者应该以黎民百姓为镜子来照出自己的政德。

第2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在本刊2007年第7期《汉字构形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我们曾分析过表示怀孕的“身”“孕”和表示生育的“毓”等汉字的形体,汉字构形形象再现了妇女生育的过程。经过十月怀胎,母亲期待着胎儿能平安出生,健康成长。但是,由于古代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孩子出生后常常有夭折的危险。夭折的“夭”在古文字中是个象形字,甲骨文作,小篆作,像一个人歪着头的样子,表示小孩已死,头直不起来了。夭折的“折”甲骨文作,右边的部件像一把斧头,也就是后来表示斧头的“斤”字;左边表示被砍断的草。从字形可以看出,“折”的本义就是折断的意思。用草木的折断表示小孩的夭折,是一种比喻的引申。甲骨文“折”字还有一种写法作,在左边草的中间加上了一个小方框,这是一个指示性符号,目的是为了强调左边是一棵草被砍断了,而不是并生的两棵草。这种写法在后来的西周金文和《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籀文(即《说文》所保留的战国秦文字,因与《史籀篇》中的字形相似而得名)中也得以继承,分别写作和,其中的小方块改成了两短横,其构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说文》在解释籀文的字形时,却对其中的两短横的作用产生了误解。《说文》说:“,籀文折,从在中。寒,故折。”其中“”即古“草”字,“”即古冰字。许慎将断草之间的两横误解为冰,于是把籀文“折”的构意解释成“草在寒冷的冰中,必然会被冻折”,这样的解释显然不符合古文字的构造意图。

那么,夭折的“折”又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提手旁了呢?《说文》除了收录“折”的籀文字形外,还收录了两个小篆字形和,前者是作为正字字头收录的,后者是作为小篆的异体字收录的。《说文》:“,断也。从斤断草……,篆文折从手。”作为正字头的的左部件,仍然可以看出是断草的形象,所以《说文》把“折”收在部。但这时候的断草几乎已经连在一起了,与小篆“手”的写法非常接近,又由于折断的意义确实与手的动作有关,于是人们便逐渐把断草旁写成了手字旁。

婴儿夭折,由于尚未成年,所以不能按照成年人的葬礼那样埋葬。在距今5000年到70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夭折的幼儿往往被贮以瓦罐,用盆、钵覆盖罐口,埋葬在住房附近,盆、钵中央留出小孔,以备灵魂出入,这种埋葬方式叫“瓦罐葬”。但是古代婴儿夭折最普遍的埋葬方式是“弃葬”,也就是直接用草裹着弃之于荒野。这一点可以由“弃”的字形结构得到证明。“弃”甲骨文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解释说道:“字象纳子箕中弃之之形,古代传说中常有弃婴之记载,故制弃字象之。”甲骨文另外有个字,像双手拿着扫帚和簸箕清扫垃圾的样子,这就是现在的“粪”字。《说文》:“粪,弃除也。”“弃除”也就是把清扫的垃圾丢掉。“粪”字甲骨文还可省去扫帚形,写作。将甲骨文的“粪”与“弃”相对比就可以发现,原来,甲骨文的(“弃”)字正是在(“粪”)字的基础上添加了部件“子”,这样,其构意也就从丢掉垃圾转而指丢掉夭折的婴儿了。“弃”字金文或作,双手没有变化,像簸箕的部分变得复杂了,而像子的部分则变成了头朝下的“子”,从而更强调了簸箕里的子是死去的婴儿。此字到秦简中演变成,与“弃”繁体字“”十分接近。《说文》古文作,省去了中间的簸箕,这就是现在简体字“弃”的直接来源。

古代除了婴儿夭折而被弃之外,有时也会因为迷信而把没有夭折的婴儿抛弃掉。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周的始祖后稷也有过生下来就被抛弃的经历。据说,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所生。姜祭祀时不小心踩到上帝的脚印,心中有所动而怀了孕。帝喾认为,这样生的孩子必定不祥,于是命人将他从母亲怀里夺下来,抛弃在狭窄的小路上,想让过路的牛羊把他踏死,可是过路的牛羊看见这孩子都绕着走过去了。帝喾又命人把他丢弃在寒冰上,想把他冻死,可是马上就从天上飞来两只彩鸟,用羽翼保护着他。姜听说后,觉得很神奇,便又命人把小孩抱回来抚养,因为他几经抛弃,所以取名为“弃”。《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就是关于后稷神话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记录。

也有一些民俗学者认为,“弃”的汉字构形可能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民俗――试子风俗。所谓试子,就是在婴儿出生后,用某种方式检验其健康程度,或者推测其命运、前途的吉凶,好则养育,不好则弃之。古代文献中常有此类记载,如晋张华《博物志》卷二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我国的苗、瑶等少数民族,过去也有把新生儿放在林子里冻饿曝晒或让蚊蚁叮吮,折腾不死才抱回来养大的习俗。在这些早期习俗中,似乎透露出一丝优生优育的观念。

婴儿如能幸存,就会得到母亲的哺育喂养。古人喂养婴儿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母乳喂养,这种情景在“乳”的古文字字形中得到了形象的描绘。“乳”字甲骨文中作,其结构形象如画:母亲怀抱婴儿,婴儿张口对着母亲的,哺乳之情惟妙惟肖。到了小篆,“乳”的字形发生了较大变化,写成了,“子”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了张开的嘴;母亲怀抱的双臂变成了“爪”;母亲整个身体变成了,这其实就是喂奶的“奶”的早期象形字。“奶”字本作“乃”,甲骨文作 或,正像之形。后来“乃”字被借去用作副词,其本义才加上女字旁作“奶”。小篆中的,就是甲骨文的变形。《说文》作者许慎由于没见过甲骨文字形,把部件错误地讲成像玄鸟之形了。

与“乳”相关的还有一个“孔”字。“孔”金文作,像婴儿靠近母亲吮吸的样子。有孔故能吮吸,因此可以用来表示孔、眼儿之义。《说文》:“孔,通也。”马叙伦认为“孔”为“乳”的异文,或是省文。小篆“孔”字作,与“乳”的小篆字形也只是一“爪”之别。也许正如马叙伦所说,“乳”“孔”本来就是一个字,后来才分化成两个字。

子女能够在母亲的哺育下健康成长,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仅仅喂养子女是不够的,还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字甲骨文作,小篆作。《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其右部件是“攴”,像以手执杖之形。《说文》:“攴,小击也。”左部件为“孝”,由“爻”和“子”组合而成。“教”表示在施教的意思是明显的,但“爻”在这里代表什么,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看法。一说爻是易卦中的布爻,即教小孩从小学习摆卦布爻;一说爻就像交错的道道,即教小孩画某种符号;一说爻是古代的筹,即教小孩学习算数。如此等等,难有定说。跟“教”相对的是“学”。“学”甲骨文作,小篆作,其字形也包含了“爻”和“子”,说明“教”“学”二字关系之密切。林义光等人甚至认为,古代“教”“学”本来就是同一个字,后来才逐渐发生分化的。

哺育子女由母亲承担,教育子女则主要是父亲的职责了,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就反映了古代的这种观念。“父”字小篆作,《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意思是说:父亲就是规矩,他手举着杖,对子女实行教诫,从中可以看到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所体现出的威严。《白虎通》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不乏严父的形象。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对他的儿子高澄稍有不满,便在宫内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红楼梦》中的贾政,也曾一顿板子将儿子宝玉打得皮开肉绽。这种棍棒式教育在今天看来是绝对错误的。

当然,母亲在家庭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母亲教育子女的成功典范。而母亲的过分慈爱,也会导致对子女的失教。如《左传》“段于鄢”的故事中,郑庄公的母亲无原则地溺爱庄公的弟弟段,助长了段的恶行,最终使他自取灭亡。

第3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对音;音韵;对比;朝鲜汉字音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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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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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第4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教师应当在充分掌控古代汉语课程特点和重点的基础上理清层次,列出纲目,将繁散的知识点提炼出来,并通过多媒体技术手段,以更加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同时在整个讲授的过程中求全而不求细,系统地呈现课程的教学重点,使学生不仅看清“树木”,更要对整个“森林”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和学习。如在讲授《汉字的构造》这一通论时,为了让学生对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构造、汉字的发展演变等系列知识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教师可以通过对《说文解字叙》的初步学习将“小学”的相关知识点关联起来进行提纲挈领式法的串讲。“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即为汉字的起源;“《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即为汉字的构造;“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即为汉字的发展演变和古文字的重要价值。

二、做好学情调查分析,针对学习难点,注重因材施教,课堂教学体现针对性。

为了增强教学实效,教师应该在课前对学生的学情做调查分析,同时在教学中多与学生交流,有意识地对他们的从业情况、学业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在教学中更加因材施教。防止出现基础较好的学生浅尝辄止,基础薄弱者“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学习。如针对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在教学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联系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的重难点,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教学。在讲授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时,教师可以把各种象形字的甲骨文或者金文形体以演示文稿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教师书写古汉字的时间,提升课堂容量,而且这样的展示保留了古文字的本来面目,确保了象形文字的“原汁原味”,为学生呈现出一个个的鲜活的“”、“”、“”、“”(“龟”、“鱼”、“象”、“果”),一个个生动的“”、“”、“”、“”、“”、“”(“齿”、“眉”、“鼎”、“壶”、“车”、“册”)。三、语言与文化相联系,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提升教学效果。“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含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因此,在词义教学中,可以从古文字形出发,结合古代文化知识,梳理词义引申脉络,说明现今汉字组词造句的所以然,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每一个汉字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和文化的缩影,把古字字形构意和古代文化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可以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理解。例如:“即”、“既”字形相似,用法和意义容易混淆,若能从古文字字形入手分析两个字的构意,区分两个字的用法和意义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为坐的人面对食器“豆”,本义为走近去吃东西;而“既”的左边是食器的形状,右边像一人吃罢而掉转身体将要离开的样子,本义为吃罢,吃过。理解了两个字的本义,他们的其他义项自然会迎刃而解。

三、精要点拨,授之以渔,拓展教学内容。

第5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书于竹帛》是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代表作品,倾注了钱存训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演变历程的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钱存训先生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历史研究学的工作,钱存训先生还献身美国图书馆事业50多年,建立了美国第一流的芝加哥远东图书馆。而对整个美国远东图书馆界作出了贡献。

《书于竹帛》一书并不像一般的专业历史读物一样艰涩难懂,平淡无味,让普通不研究历史学的学者望而却步,钱存训先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娓娓道来的语气向读者完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和书写工具的演变历程。所以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古籍史的娱乐性书籍,也能作为一般学者学习图书目录和图书史的参考文献。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确保了书中结论的正确性。书中的一些论断,例如文字书写的传统顺序,甲骨文字汇等,都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新鲜的观念。加之作者不断在增补新的考古资料,使这本书一直处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同时这本书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方面的知识,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十分推崇《书于竹帛》这本书,他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狱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一个日本人都能如此重视汉字的意义,而作为中国人,有太多的人忘记了我们应重视和引以为傲的汉字文化,《书于竹帛》这本书对汉字的研究可以重新燃起我们心中对汉字的热爱之火,而不是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忘记了提笔书写的。

墨子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我们应该心存敬畏。对《书于竹帛》这本书。对钱存训先生。对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明心存敬畏。

第6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课前激趣:前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世界上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优美的诗歌。”她就是我们中国文字。

一、整体观照,明确目标

1.游戏导入:先来看看古代的小朋友他们在读什么书?

PPT: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声律启蒙》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笠翁对韵》

设计解说:《声律启蒙》《笠翁对韵》都是中国古代儿童蒙学教材,是训练对对子用的。课前热身以玩对子游戏来吸引学生,与课文紧密结合在一起。

2.教读课文:第一遍读有拼音的课文,第二遍读去掉拼音的课文,第三遍加上分隔号读出停顿(诚实|赢得|千家|赞,虚伪|招来|万户|嫌),第四遍用红笔圈出生字,提醒自己读的时候要留心这些生字,再读读课文。

设计解说:有研究表明,儿童识记往往呈现出先整体输入后逐步细化的特点,这是由小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决定的。识字教学必须利用儿童形象记忆的特点,教孩子们把课文读得滚瓜烂熟,当孩子们对字形的感知已有了五六成时再分词组句,单个指认。这种文、句、词、字的学习顺序显然是从整体走向分散,符合儿童的形象思维特点。现代教学中字、词、句、篇的学习顺序是从分散走向整体,只适合于抽象思维强的成人。

二、追根溯源,析形索义

(一)理解汉字的结构

“短”字是左右结构,“矢”(shǐ)就是箭,甲骨文、金文的“矢”字,正像一支弓箭,有箭头、箭杆、箭尾。箭是武器,用来射伤敌人或野兽。在古代,矢和箭的含义稍有区别:木箭为矢,竹箭为箭;现在基本通称为箭。“矢”字是个部首字。在汉字中凡由“矢”所组成的字,大都与“箭”有关。

“豆”(dòu)是个整体象形字,古代的“豆”像一个高脚杯,中间一横是指示符号,表示里面装有东西。“豆”是古代贵族用来盛肉盛粮食的器具。后来从秦汉开始,“豆”字又借用来表示豆类作物,如“豌豆、豇豆”。“豆”字也是个部首字。在汉字中凡由“豆”字组成的字,大都与“食器、礼器、器皿、用具”有关。

“矢”(箭,表义)和“豆”(一种食器,表声)组合成了“短”duǎn字。为什么“短”要用这两个字来表示?在古代一张弓长六尺,就像我这么高;一支箭短一半,长三尺,于是,衡量长的东西用弓去量,衡量短的东西就用矢箭来量了。在横着用的工具中“矢”是最短的,竖着用的器具“豆”最短。所以要表示“短”(不长)这个意思,当然就用“矢”和“豆”两个字组成。

指导学生书写:播放“短”字的笔顺演示,大家边看边讨论“短”字是个左右结构的字,整个字形要写得左窄右宽。先写左边“矢”,短撇;短横;第三笔横略长,写在横中线上;第四笔近似竖撇;第五笔点不要拖长。右边,“口”小,靠近竖中线,封口横在横中线上,最后一横长,延伸到“矢”的下面。在习字本上练习写两遍“短”字。用投影仪展示学生练的字。

设计解说:“短”字有12个笔画,用笔画教学法一笔一画去数,不利于学生理解,更不利于记忆。研究发现低年级的儿童无法完成对八个笔画的复杂部件的准确编码。教师应通过对整字的分解示范,帮助儿童进行以部件为单位的视觉组块记忆。随着学生对独体字认识数量的增加,就要尽可能地用部件分析代替笔画分析。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运用已经掌握的字形来识记生字,分散难点;二是字形分析单位的数量越少,分析综合过程缩短,简化了识字的心理过程,提高了识记的效率;三是有助于儿童发现汉字声旁与读音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字形与语音之间的有效联接,大大提高记忆效率。部件意识的培养,不仅能有效促进儿童对当下所学汉字字形的记忆,并且对儿童今后的写书技能的发展也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彰显汉字的生命

看图猜字:

老师引导:“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只手,手掌下面一寸的地方加上一小横作为指事符号,表示这个地方叫“寸口”,中医号脉的地方。“寸(cùn)”字是部首字。凡由“寸”组成的字大都与手或手的动作有关。

一只手拿着丵(zhuó小樹苗)就像点燃的蜡烛,下面有烛座,表示“对着、面对、应对”的意思。应对必讲分寸,所以篆文把“又”字写成了“寸”。“對”(duì)是繁体字。简化字右边的“寸”不变,左边的“丵”换成了一个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符号“又”,就像简化的“鸡(雞)”字、“观(觀)”字一样,这种简化的方法叫“符号代替”。“对”的意思是我们俩面对面、对着,两个相对。

设计解说: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或者设计一些教学辅助卡片,再现古人造字时的原生语境,对汉字进行文化溯源,从原始图画开始,到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到楷书的发展演变,对汉字字形进行追根溯源,帮助学生建立起直观的感知:“实物图片—甲骨文金文—现代汉字”,以字义教学为核心,充分挖掘汉字以形表义的内在特点和汉字的规律,通过对形义联系中的文化蕴涵的分析去理解字义,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反过来再去巩固字形。让学生知道汉字怎么写,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消除了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预防错别字的产生,从而提高识字质量。

(三)品味汉字的韵味

“冷”字是一个容易写错的字。把“冷”字拆分成“冫”和“令”,先强调容易少写一点的“令”字。教“令”字,利用字源图片,一个人坐在屋内发号施令;展示字形的演变过程,金文跪坐的“人”画得惟妙惟肖,小篆下面的“人”已伪变了,楷书下面跪着的人变成了“マ”,千万不要忘记那一点,像跪着的“脚”。“令”(lìng)就是命令,发令,号令。“令”字比“今天”的“今”字多了一点,记住要多写一点,这只跪着的脚哦。

水冻结成了冰块,这两点水“冫”(bīng)就像冰块,就是冰冻的意思。“冫”是个部首字。有“冫”旁的字大都跟冷冻、冰、寒冷或者凝固有关系。

“冫”加上一个表示读音的“令”字,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形声会意“冷”,“冷”就是“寒冷,冰冷;冷淡,不热情”的意思,跟热相对。“冷热”是一组反义词

组词:冷战 冷静 寒冷 冷门 冷暖 冷落 冷清 冷漠 冷淡 冰冷 冷峻 冷水 冰冷 冷汗 冷冻

成语:不冷不热 残羹冷饭 炒冷饭 打入冷宫 放冷箭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忽冷忽热 冷板凳 冷嘲热讽 冷嘲热骂 冷冷淡淡 冷冷清清 冷眼旁观 冷言热语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闲言冷语 心灰意冷 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坐冷板凳

设计解说:汉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体现了我们的祖先观察大千世界的独特思维方式;折射了先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昭示了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构形,向人们诉说着一个生动的故事。教师力图从汉字源流演变的角度生动地为学生解析汉字,形象具体地再现汉字的构型与发展过程,使学生真正地了解汉字、热爱汉字。

比较“氵”和“冫”:“氵”是水流,是液态的水;“冫”是冰块,是固态的水,凝固了的冰,表示冰冷。“水”是个象形字。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流,旁边的几个点儿表示水滴或浪花。“水”作部首出现在字的左边,由三个水点儿组成,叫做“三点水”。

“氵”加上表示读音的“炎”字,就是“冷淡”的“淡”。为什么“淡”有“氵”呢?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只要遇到水,味儿就淡了。“淡”就是味道淡薄,味儿不浓,跟浓相对。“浓淡”是一组反义词。

设计解说:当我们站在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一个字,让汉字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激起学生对古老文明的敬畏,孩子们记住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字,同时还有对汉字的审美和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感受,这开启儿童的多元智能。这也许才是教育的价值理性。教汉字更要教文化,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汉字则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剖析,让汉字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激起学生对古老文明的敬畏。

瞧,熊熊的大火烧起来了。“火”(huǒ)在字的下边时多写成四点“灬”(部首变体),叫做“四点底”。天冷的时候,古代人怎样取暖呢?古代人们烧火取暖。你瞧,火烧起来了,好暖和,好热哦。古代人拿什么来烧火呢?树枝、柴火、树木。烧火取暖做饭也要烧掉很多木柴,木柴烧掉了就没有了。怎么办呢?

瞧这个“热”(rè)字,甲骨文和金文还没有发现“热”字。最早的热字出现在篆书里。

瞧这个篆文“热”字,火上面是一个“埶(yì)”字,“埶”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弯着腰在种一棵树,这就是“埶”字。

瞧这幅字源图片,“火”字上面还有一幅画,咱们用彩色线条画一画:蓝色的线条是那个弯着腰的人;金黄色的是他的手,有五个手指头呢;绿色的是一棵树苗;棕色的是泥土。这个人弯着腰拿着一棵树苗栽进土里。“热”字描绘的就是人们一边烧火,一边栽种树苗。瞧我们的祖先环保意识多强啊。我们的祖先创造“热”字在告诫后人燃烧木柴取暖做饭,千万不要忘记植树造林。

设计解说:教师的娓娓诉说,引导学生直接触摸汉字,理解字义,领悟汉字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此时“热”字在学生眼中绝不是枯燥符号,而是一个生动的情景、一个有趣的故事。如此学生在浑然不觉中沐浴着中国璀璨的文化,感受了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学生能不对汉字产生浓厚的兴趣吗?

下面这是个象形字,画的就是一颗心脏。古人误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所以用它代表思想、意念、感情。

“心”(xīn)旁在字的左边时写成竖心旁。有“忄”旁的字大都跟心理活动有关系。

“忄”加上表示读音的“青”字,就是“感情”的“情”(qíng)。你能用“热情”说一句话吗?

设计解说:儿童的思考方式与成人不同,他们是先整体后部分,先记忆后理解,所以,不要进行繁琐的字形分析,特别是不要对汉字中不认识的部分、字形复杂的部分做详细的分析,而应通过各种形式,在整体感知中把握字形。过度的穷尽字理的解释也会挫伤学生的识字兴趣。

三、把握规律,形成能力

(一)课内巩固

6个生字学完了,再来读读课文,体会一下。

今天学习了的6个生字,给生字“搬了个家”,看看你还认识吗?

设计解说:随文识字能赋予生字新词以具体的语言背景,有利于学生对生字词的理解和识记,但由于分散,容易让一些学生特别是学困生淡忘了识字学词的学习任务。因此,分散识字后还得来个集中复习或回归语境,让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识记生字词上。分散与集中优势互补,识字学词的效果才会更佳。

(二)拓展形声字

氵:江河沙浅酒

我们做个游戏吧,来认识几个带有“氵”的字。想一想:这几个有“氵”的字你认识了几个?

有“氵”的字大都跟水有关系:

在古代,“江”特指“长江”,现在的“江”指大江大河。

古代,“河”专指黄河,现在“河”就是河流的通称。

水边、水里散落着许多细碎的物体,这就是“沙子”。

这是“浅”字,水不深。

“氵”指用泉水、稻谷、曲(酒饼)酿造而成的酒水;“酉”指八月是农事完毕、谷类丰收、天气转凉、酿酒的最佳时间。

学习形声字有个巧妙的方法:你瞧,我们认识了“氵”,就可以举一反三很容易地认识“氵”家族里的成员。

第7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一、舶来品上作为装饰功能的汉字――铸币上的汉字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伴随着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和随贡贸易,日本的贡品纳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物品也大量流入日本。这些中国物品上或多或少带有中国的文字,符号或图腾,以及其他典型的中国元素印记。中国古代货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

《日本书纪》记载, 天武天皇十二年(683)颁布诏书, 要求“自今以后,必用铜钱”。在此之前,社会上应该已开始使用钱币,只是大部分人仍习惯于物物交易,钱币还未被日本人普遍接受,故这个政策对钱币使用和认知有强制性要求。“日本福冈出土的文物中有刻有小篆‘半两’字样的铜钱,在山口县及长崎县又发现了大量分别刻有‘五铢’、‘货泉’字样的铜钱”。[1]这些刻在钱币上的“半两”、“五铢”和“货泉”等字样应该是出现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最早的汉字。当时古代的日本人具有汉学修养者甚少,只有官僚贵族才具有汉语认读的能力。这段特定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因此激发出学习汉字的动力,只是认为中国汉字是一种异文化符号。之后随着中日贸易日益频繁,特别是日宋朝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宋代钱币开始大量流入日本。宋钱上刻有的中国汉字和书体都很丰富,书体有隶、行、草、楷,包括徽宗御书瘦金钱文“大观通报”,“崇宁通宝”,还有篆体“皇宋通宝”等。这些汉字和书体除了少数有汉学修养的文人之外,也只是一种官方强制性符号而已。

其次,除了钱币之外,由中国而至的带有汉字的物品如铜镜,中药材,以及丝绸等物品,这些物品上带有的汉字也被视为一种装饰性的中国图画而已。正如文字起源就是由图画乃至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一样。汉字原本具有各自的读音和含义,这些刻在中华物品上的汉字的读音和含义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看来毫无释义的必要,只是具有中国舶来品的特征而已。

二、朝贡体系下传达的取信功能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

在“汉字文化圈”或者“中华文化圈”中,当然是以中国为中心,就对其周边国家实施册封和朝贡制度。即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被中国册封为王,这些被称为“王”的国家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而周边的被册封国家则通过获得中国皇帝的认可来维护和扩大本国的疆域和政治的安稳,同时以向中国朝贡的形式履行自己作为藩属国的义务。中国通过颁布诏书和“印绶”的形式来向周边国家实施册封体制,而被册封国也会使用所赐予的印章。

1784年2月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出土了一枚金制蛇钮,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一方金印。此印的发现,与《后汉书?东夷传》中“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委”是“倭”的通假字,后来证实“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后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金印。

“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多出来一个“火”字。 “汉”字右下角刻划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 [2]

一般来说,印章在观念上能提供强有力的影响,是实用性加上权威性的取信的产物。这枚印章的出现的汉字采用了篆书的“汉”字,此时的篆书汉字有着独特的结构,不同于日常篆书的“汉”字,右下角多出来一个小小的“火”字。当时的日本只是被动接受这枚金印,无需解读为何“汉”字的篆书写法应该有“火”字出现。这枚金印的独特性显然不是篆刻方面的文化艺术需求,而是政治上和国家构造上的需要。因此,在这枚金印上的篆书线条只是表达朝贡国的威严和权力,此后,篆文就成了“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作为官印的权威性符号,它是持有国的特权和地位的象征。

三、非正式场合的艺术签名“花押”

花押也作画押、花字,是古代人用来签署姓名的一种样式,通常会取姓名中的一至二字,有时还会加入一些符号,带有艺术性,常用於书法作品上。经考证花押起源于中国的北齐时代。《北齐书?后主纪》有记载:“连判文书,各作花字是也。花字亦谓花押。”唐中宗时韦陟常用五彩笺做尺牍书札,但是自己不动手写,叫侍妾记录自己口述,最后署一个花式的签名,类似五朵下垂的云,世称“韦陟五朵云”,[3]相传这是花押风靡的开始。

日本最早的花押是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845年)纪氏的花押手记。战国时代日本花押的形式开始多样化,9世纪中期以后,花押风靡日本整个平安朝,如织田信长使用“麟”字花押,丰臣秀吉使用“悉”字花押,伊达政宗使用?n?_形状的花押等等。花押款式自由,形状随意,只追求典型的装饰意趣。花押的华丽多变恰好迎合了庶民阶层的审美,对于取信功能而言虽不像官玺那样严苛死板,但也能应付庶民生活中的一般取信要求。同时无需印章篆刻技巧条件,也能满足庶民阶级自身的创造欲,花押风靡整个文化届,甚至把私人刻印风气排挤殆尽。平安时代后期已经完全代替私印,甚至出现篆刻的断层。

因此虽然花押是为了方便签名而发明的签署方法,但极正式的签署场合仍为签名,而不会用花押。花押的存在更接近“画”而非“字”,因此虽然是文字签名但不视为为正式的文字存在。

四、小结

综上所述,汉字融入日本社会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无论是官玺或是货币等舶来品上的中国元素,还是渗透民间的个性签名花押,虽然最初不是当做文字被认知识读,但是都代表着汉字文化圈中的汉字的权威性,促进了日本文明的进展,他们的存在展现了日本汉字文化的丰富多样。本文在归纳汉字存在于日本的几种特殊现象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汉字本身的另一种存在价值。

【注 释】

[1] 王勇华, 余桂珍. 庞艳玲.论汉字对日本古代文明所产生的影响[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4.

第8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二维 信息的视觉传达 创意 汉字

中图分类号:J29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从古至今,汉字及其各种艺术形式,对中国古代平面设计艺术的影响和对现代平面设计领域的启迪,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而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正是一种文明成长的重要的标志。

一、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

汉字的创造来自远古,它作为汉语中最基本的文字符号,一直是炎黄文明忠实的记录者和中国文化坚实的载体,即便忽略了它作为文字的性质,汉字单体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仍然是博大精深的。汉字及其各种艺术形式,对中国古代平面设计艺术的影响和对现代平面设计领域的启迪,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这种文字对中国文化的记录和表现的独一性、准确性和稳定性,是无可争议的。

二、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分析

第一,汉字的创造和象思维,甲骨文之前时代的发现,汉字字形的大量陶文的考古发现,是丰富而模糊的审美感知和创造性的形象概括能力的一种外化。我们从中很容易看出绘画向符号演变的轨迹。对已有符号的总结和改进,并与新的符号创造相结合之中,文字的概念慢慢系统的建立起来,最终出现了汉字。

第二,文字出现之前是先民们记录、传达信息的手段,即便在汉字被创造之前,华夏先民也逐渐的意识到,在器物表面或平面上同时刻划符号和描绘图形,不仅可以丰富装饰效果,更可以使表达思维和传递信息的手段丰富起来,并使得被纪录的内容更适于作为备忘,进一步激发在二维空间中对事物形象创造性的概括与表现能力。

第三,伟大的设计工程,汉字字体的设计,从汉字出现就一刻未停的进行着。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那是一种不自觉地对字体造型的设计,动机不是怎样将现有的文字写得更好看,而是怎样建立一种不同于含混的图案符号或文字画的符号系统来准确的传递信息,记录思维。

第四,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载体,从“人言为信”,到今天“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等等,汉字对中国人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字符号,而且还是文字来源的理据中包含着的一种真理标准。

纵观史前中国至商周,中国人在二维空间中的视觉传达手段,始终体现着以具象描绘,向图案、纹样元素结合符号、文字元素表现变化的特点。

三、二维空间中的视觉传达活动

在二维中,将文字与字体的设计,插图或图形的创意,文字与插图的编排这三种设计元素或手段综合运用,通过人的视觉感官来传达信息的设计活动,是现代人对平面设计这一名词作的基本定义。平面设计也就是二维空间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工业时代的到来,大规模机器印刷方式的开始,展开了现代平面设计的序幕。

在甲骨文出现之前,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追求也作为文明的一部分,伴随着审美观念的成熟被继承和发展着。从彩陶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艺术家们已经渐渐对器物表面上的纹样与符号的排列组合讲究起来了。从对中国三大古文字遗存(甲骨文、简帛和封泥)和青铜器、陶文的发现和研究中,可以看到基于对这种经验继承而表现出的应用风格。

无论这种编排带有何种神秘意味,我认为都具备了平面设计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即字体的设计和文字的编排,时而在个别卜骨上还有线条绘画与甲骨文同时被编排在一个版面内使用的情况。甲骨上的书写与刻划,已经开启了中国平面设计的序幕,是中国古代平面设计意识外化形式的初期表现。虽然可以说已经有了平面设计意识,但并不成熟。

四、汉字与图象设计的关系

第一,造型。汉字字体的设计,从汉字出现就一刻未停的进行着。这种设计是汉字创造过程的一部分,是用符号形式表现思维中已经形成的文字方案的设计行为。

第二,排版。在汉字的排版方面,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应用的极为广泛。中国人对文字的设计、图形的创意和图文在二维空间中的综合编排,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也是中国人最先将这一艺术形式确定下来,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受之先生说,平面设计与印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印刷技术产生的国家--中国,是奠定平面设计基础的国度。从《金刚经》到《本草纲目》等线装书籍,是中国古代平面设计与印刷术结合的典型代表。

第三,字体。汉字书法创作已经在自觉的汉字字体设计和版面编排中发生着。中国书法是中华文明最有特色和最值得骄傲的艺术。

它从汉字开始被书写的那一刻产生萌芽,随着汉字的成熟,汉字书写也从实用向艺术的追求发展,并逐渐完备了自己的目的。

五、中国现代平面设计与汉字的不解情缘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汉字与中国平面设计要做的还很多,将汉字和中国平面艺术携带和体现的中国人的创意和创形思维融入当代平面视觉传达设计语言中,从而产生一种崭新的创造力,在平面设计领域中去展现中国文明不衰的艺术神韵,是中国设计师的理想与责任。

参考文献:

[1]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第9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摘 要: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产生发展,绵延五千年中华文化之脉搏。从其来源上说,是一个“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的过程。图画即比类取象,由此可见汉字自起源之时便具有了理据性。而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汉字的使用者又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理据性;重构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汉字“六书”,前四种是造字法,“象形”许慎《说文解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重在像原物之形,如“车”“舟”等像事物的整体轮廓,“牛”像牛角上弯,“羊”像羊角下弯。“指事”即“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用三条线表示“三”,“本”原义为树根,在“木”下部加一点,表示树根的所在,等。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如“武”,止戈为武也,三木为“森”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想成”,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莫”字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由此可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蕴含着深刻的理据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繁体字往往蕴含着人们对字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繁体字“”更是形象的展示出“学”字本来的意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休”,一个人靠着树当然就是休息的意思了,“恕”,人之初,性本善,如心则是听从自己本心的善良则为“恕”。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具有理据性。“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两个词的理据。这些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

发展到现代汉语,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被迫走上了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道路,其本身含义及文化底蕴被忽视,但是由理据性而生发的强大的认知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词语的引申义越来越多,概括能力和模糊性不断加强。汉字的理据性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直观”了。

三、汉字理据性的重构

文字的理据就是字理,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成熟的文字,采用的构字方式主要是表意和表音。社会不断发展,汉语使用者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大量融合和变化,新词的产生、流行语层出不穷,致使一些汉字最初的音、意可能已被替代或泛化、转移,而引申义则成为了中心义,如“兵”本意为“士兵”,现在的中心义则为“兵器”,还有一些词由原来的褒义色彩变成了贬义色彩,如“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而现在在大众口语中完全成了贬义,《红楼梦》中有“阆苑仙葩”一语,极尽赞美女子之才华、美貌,而流行语中这些词语已不再那么神圣纯洁。这些词语含义的变化体现了汉字理据性的转移与缺失。但是汉字“音形义”一体的架构使得使用者不得不探究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理据性也在不断重构。如“而”原指男人的胡须,后被假借用作连词,其最初的理据性已经消失了,“亦”本义为腋下,现在表示“也”,此外“其”、“之”、“我”、“它”等都是这种情况。“乃”古汉语中亦有“你”的意思,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但现在“乃”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用了。后来发展到以形声为主要造字法的阶段,也是在以假借方法得到的字形基础上添加义符或音符而形成。《说文》中关于“台”的记载有“台――――――”四个,“楼台”中的“台”,古时写作“”。而“”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以来俗称“桌子”为“”。“”的本义是飓风。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都简化为“台”,“台”承载着四个不同的意象,其理据性自然不是本来的原意。对于这些字,其理据本来就在不断改变。

汉字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认知功能。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随着发展与深化,汉字自身强大的包容性融入了抽象性,汉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认知功能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的接受与理解,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与转移、重构,实际上主要是主体意识与认知的转移,致使汉字产生新的意义抑或形成分化。

四、结语:

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汉字具有理据性并随时展而不断翻新重构。汉字的使用者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由哲学中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没有毫无根据的汉字,汉字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体,二者并不对立,对汉字的研究既要追根溯源又要容纳新生义。(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 朱媛媛,吴敬敬,从汉字的工具性和理据性来谈简化字,大众文艺(理论),2009(14)

[3] 王骏,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07)

[4] 吴敬敬,形声字、会意字的理据性在汉字识记中的作用,文学界(理论版),2010(05)

[5] 张武英,汉字的理据性,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5)

注解:

① 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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