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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企业 非营利组织 第三部门
一、社会企业的中国化
2004年,“社会企业”传入中国,随之相关研究与实践层出不穷。然而,相较英美良好的发展状况以及孟加拉成功的“国民—达能”案例(2009),“社会企业”对中国来说仍是一个新鲜词,不仅从理论上没有明确的定义,从实践上大多尝试也都“胎死腹中”。
社会企业兼具社会性与企业性。英国政府对其定义为“一个社会企业是一个商业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目标,而它的利润应主要用于对社会目标的支持性投资或直接投资到社区当中,而不是为了股东和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投资。”官应廉(2008)认为社会企业是使用商业模式和机制解决社会问题,介于公司和传统非营利组织之间。社会使命、目的是社会企业的关键因素,但在中国它到底是偏公司还是偏非营利组织,争议颇深。
一部分人认为应当把社会企业作为公司看待,社会企业必须通过生产或是服务赚钱,并拿出大部分钱用于再投资,以维持社会企业商业上的可持续性。而另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企业作为第三部门,更偏重于非营利组织。如果组织善于采用商业模式,并能整合一切资源,包括政府资助、捐赠或是自身的商业运作发展下去,就可以视为社会企业。
笔者认为,这两种定义都是描述的社会企业,但却是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二种看法中的“社会企业”可能存在与非营利组织(NPO)转型初期,此时的资金来源还包括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但为了可持续发展以及解决资金缺口因而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商业运作,从而补充社会公益活动的资金缺口,维持组织运营。而第一种看法中的“社会企业”可能是为达到一定社会目标而设立的公司,例如解决就业问题等。这种“社会企业”还可能存在于NPO转型后的稳定发展期,此时其资金来源全靠商业运作,资金流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社会企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企业的出现更多的是探究意义上的实践,而非必然。因此,“社会企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也许很多尝试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例如有的公司拿出年利润的20%做慈善,这更多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然而,在不断摸索中更替中我们才能找到最“中国化”的社会企业定义。
二、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
1.自主创业还是顺势发展
在探讨社会企业的出现方式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私人自主创业。在国家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下,创建社会企业,运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模式。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公益可以盈利”的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大多创业者对“社会企业”呈观望状态。同时,由于大多的利润被拿来再投资、做公益,因此投资者的回收期不短,积极性不高。二是已有的组织转型,或是企业下设子公司运营“社会企业项目”。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的社会性或企业性会有很好的经验借鉴,但相应的很难在两种性质中做好平衡。例如一家普通企业开始做社会企业项目,在领域新、专业人才少、配合度有限的情况下很容易背离了原有的社会目标,而发展成又一个普通商业项目。而一个专门的NPO转型为社会企业,由于中国人普遍反感在非营利活动中谈商业、谈钱,这在转型初期无疑会面临巨大困难,首先获得投资很难,就算有投资但公众的质疑是难免的、随之公信力会下降。同时,获得的资金是否能支撑到良性循环,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绿色心之光(北京)是通过一个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和一个电子商务公司的运作来支持农民工子女学校、全国农民女工和城市下岗女工的免费职业培训、就业等爱心公益事业。在投入捐款和筹款以及个人启动资金的共350万元,运作了将近三年后,基本做到盈亏平衡,但企业还远没有到良性循环。
2.政府引导还是市场自发
对中国来说,社会企业的兴起,无疑是第三部门改革的重要推力。这就面临一个问题: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灵活、形式多样,是由政府鼓励并引导社会企业的创立,即自上而下影响发展还是民间自发创办,自下而上渗透改革。如果由政府引导,社会企业的发展会比较规范、一定的门槛会减少失败的案例,但政府势必直接或间接成为主要投资人,这样做成本较高,牵扯人力物力较多,要慎重考虑。而如果任由民间社会企业自然发展,灵活性会较高、商业模式的创新会带来惊喜。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无法保证市场的规范性,难免会有不法企业滥竽充数,造成恶劣影响,阻碍“社会企业”中国发展之路。而且,目前缺乏社会企业家的领军人物,“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认知度较低,缺乏领军人物和理念的激励,“社会企业”的发展较难推进。
三、关于社会企业发展路径的建议
对于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企业发展的萌芽阶段,政府的适当引导,是有效、有益的。可以考虑私人企业、公共服务领域、慈善机构三方结合的可行性。设定试点,融合私人企业的资金支持、公共服务的号召力、慈善机构的公益力,采用招标与专家建议的形式选取三方组织,对社会企业进行初探性实践。在探索与修正性的发展中,形成一个成功“社会企业”的品牌,由此扩大“社会企业”的影响力,同时推进我国对“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之后,政府逐渐退出,主要推出合理的扶持政策与监管政策,鼓励民间社会企业自主发展。
参考文献:
不少网友表示对此“喜闻乐见”,但也有声音表示强烈担忧,认为“病毒式低价”将扰乱市场秩序和行业长远发展。
“烧钱”不是OTA(在线旅行社)行业的独特景观。靠高额补贴抢占市场份额的网络约车平台的商业模式也一直受到业内的质疑。“烧钱”能烧出怎样的未来?
“面对老虎,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刘思敏(旅游专家、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
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老虎,其中一个赶紧系鞋带并做准备活动,另一个说:“别忙了,你再快也跑不过老虎啊!”那个人说:“谁说我要跑过老虎?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互联网为旅行社提高集中度、走向规模化提供了技术支撑,而关于入口的竞争很可能决定他们命运。
正如打车软件,不惜血本“烧钱”来奖励用户和出租车司机,就是希望自己的APP占据终端首页,让乘客和司机形成对它的路径依赖。
这也是近几年来线上旅游企业之间持续爆发各种大战的原因之所在。
长期形容国内旅行社行业的词汇都是“散、小、弱、差”。传统旅行社行业集中度不高,甚至乱象丛生,陷入“该死的死不了,该大的大不起来”的尴尬境地。如今,互联网及长尾理论为提升行业集中度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理论基础,龙头企业资本的推动让行业集中变成了现实。
再说,旅游作为一种服务,与其用1亿元在媒体上做营销,何妨换种方式,把这1亿元直接补贴给游客?既做了形象宣传,又抢占了市场份额,何乐而不为呢?
综上所述,在线旅游企业投入价格大战只是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动选择,属于市场行为,尽管会给传统旅行社带来很大的压力,但也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优胜劣汰,能够给景区、交通、酒店及游客个人都带来一定的福利。
作为旅游主管部门,应对此密切关注、加强督导,过早地采取行政措施,既缺乏法律依据,也忽视了市场竞争的多元化现象,应及时加以调整,以便更好地发挥管理与服务职能。
“烧钱”同时需要与供应商获得共赢
郭凡礼(中投顾问董事、研究总监、国家发改委特邀研究员)
过去,OTA(在线旅行社)公司抢着“烧钱”主要是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在“价格战”狼烟四起的情况下,“低价”、“补贴”成为揽货客户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OTA公司很多打的是这样的算盘,发展初期“以利润换市场”,待客户黏性较高、市场规模稳定之后,再提高产品定价。虽然这是公司竞争的常见战术,但是OTA公司价格战的战线太长、时间太久,对公司自身的盈利情况会造成严重损害。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OTA除了在营销方面“烧钱”,还加大了对产品研发的投入,“烧钱”方向有所转变。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烧钱”短时间内还难以停下来。一方面,随着客户要求的提高,以及在线市场环境的变化,OTA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地推团队、线上运营团队的扩张,以及新产品开发等环节;另一方面,新兴在线旅游企业的兴起,也让当前的在线旅游企业备感威胁,需要继续推行低价策略。
当前在线旅游企业外表风光无限,以低价策略招徕大量消费者,但是对其供应商却有较大负面影响。以酒店为例,随着OTA价格战愈演愈烈,酒店在线销售价格被拉至冰点,直接减低了酒店利润空间;同时,线上过低价格扰乱了酒店价格市场、拉低了酒店定位、降低了酒店的客户黏性。这导致一些强势的线下酒店企业开始多方结盟,另谋出路。
OTA“烧钱”的确能够让利消费者,但同时也破坏了行业内正常的价格体系,长期以往对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较大阻碍。在线旅游“烧钱”需要有一定限度,能与供应商形成共赢才是长久之道。
“烧”出消费者的刚需才是王道
王鲲(科技新发现创始人)
“烧钱”之所以受到青睐,关键就在于能够烧得越多就意味着融到的钱也越多。而融资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项目的估值。而估值的高低,又继续影响着投资人的信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让大家对“烧钱”、估值趋之若鹜。
其营利逻辑是,以“烧钱”的方式培育所谓的用户群体和市场以求快速提升估值,进而融到更多的钱。但绝大部分消费者参与和使用的目的很简单:高额补贴。不得不承认的是,“烧钱”补贴是快速渗入大众生活的撒手锏。但这个撒手锏,如今却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但在投资环境和政策双重压力之下,补贴减少乃至停止是必然的。面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用户群,这些项目必须寻找真正能够变现、营利的策略和手段。简单来说就是必须将因补贴而产生的需求转化为大众生活必不可少的刚需。
也就是说,现在的分享经济项目想变现、营利就必须细水长流,真正将其变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于其他目前看似靠谱的变现、盈利手段,都在残酷的竞争下显得脆弱至极。活下来,让大众习惯自己,再去谈变现、营利,才是王道。
只会将投资人的钱烧到无止境的补贴中,画好的大饼和描绘的美好未来极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单纯依靠补贴去占领市场,只会令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降低。一旦融来的钱烧完,就会丧失前进动力,此前轰轰烈烈的投入也都打了水漂,成为一个笑话。
就怕“烧”不出商业模式,
只是“薅羊毛”
齐俊杰(银库金融副总裁)
这两年接触很多创业者,一提公司战略,就是要“烧钱”,“烧市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然后突然不小心地问一句话,怎么赚钱?顿时气氛凝重,四目凝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烧钱”这个模式绝对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伟大创新,而且在京东的发展道路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一家成立不到10年的公司,因此跻身世界前列。
大家都觉得京东是在“烧钱”卖东西,事实上是它把钱都烧在了自己身上,比如最大的物流中心,最强大的快递网络,最好的订单系统,这些都是其所谓烧掉的钱。
这些钱烧下去,让其成为一个不可被模仿的对象,而且还提高了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你现在即使烧同样多的钱,也绝对追不上他了。而且凭借物流的强大优势,京东变成了巨大的互联网电商和O2O渠道,建立了垄断优势。这时候他只要想,就可以压榨供应商,然后挤压利润出来。
“网红经济”四大变现模式
广义的网红是指在互联网上拥有大量粉丝的草根公众人物,狭义的网红特指那些年轻貌美,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粉丝女装网店的创始人。招商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网红经济市场规模过千亿。
实现从“网红”至“网红经济”的跨越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高质量的社交资产,粉丝群体可持续、活跃、转化率高,靠迎合猎奇心理或低级趣味而爆红的网红;二是恰当的商业模式,社交媒体是网红诞生的主要场所,也是网红与粉丝互动的主阵地,常见的网红活跃平台可分为综合类社交平台、视频网站、社区论坛、社区电商四类。新浪微博由于其庞大的用户规模、平台的媒体属性与用户的消费属性,成为网红的主要聚集地,目前已汇集分布在各垂直领域的达人2000万。
报告显示,现阶段我国网红的主要变现模式可分为四类:通过平台类电商变现,最典型的是淘宝;通过社交电商变现,包括新浪达人通、微卖、微盟萌店、京东拍拍小店等;通过广告、打赏、付费服务等方式直接在社交平台营利,例如YY直播、斗鱼TV等直播平台;部分网红拥有线下主业,他们在线上培养粉丝群体,为线下业务导入客户。
随着网红经济的崛起,网红孵化器的价值凸显。网红孵化器定位于网红的经纪人与服务商,既为现有网红提供店铺运营服务与供应链支持,也打造新晋网红,提供从粉丝营销、网店管理到对接供应链的一站式服务。
“现象级”产业不能成为主流
随着网红经济的发展以及盈利能力的凸显,大量资本涌入这一领域。上周,网红沈梦瑶参加公募基金路演,被网络大V爆料,在市场上引起热议,说明资本对网红经济的关注度大幅上升。
“网红经济是互联网行业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现象级产物,但未来不能成为主流,能否持续还很难说。”长盛基金基金经理赵宏宇表示,此前的眼球经济、她经济等都是现象级事物,短期稍纵即逝或者面临转型。
赵宏宇表示,网红经济的介入门槛低,属于没有价值观或者文化传承的内容传播,这种没有技术门槛的领域一定是红海。网红消费的目标定在屌丝宅男,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审美疲劳或者更新换代,它很难拓展到主流消费群体,成不了大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是强者恒强的行业。赵宏宇称,直播网站有很多,但倘若想形成真正的网红经济,需要重点观察行业巨头腾讯未来会如何介入和整合这个行业。
上海某基金经理告诉记者,网红在微博上网店的推广是靠谱的商业模式,但由于监管方面的原因,视频直播网红的前景很难预测。
牛市品种不适合震荡市
北京某不愿具名的基金经理表示,网红经济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但这个产业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与A股投资标的的关联度很低。
近期有部分券商的研报中推荐了相关网红经济概念股,这类股票的主营业务多是和服装相关。
有基金经理表示,部分涉及到网红经济的上市公司在网红领域的投资规模也较小,对于主营业务来讲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多是为了找个由头炒作股价,所以对这类公司我们不会参与投资。”
关键词:今日动画;商业模式;动画产业;政府
我国动画产量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动画产量第一位,《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系列电影、《熊出没》《赛尔号大电影》等国产原创动画焕发出蓬勃生命力,衍生品市场如火如荼,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动画企业的探索和突破、市场的机制的调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府产业政策的推动和扶持。但是在大大小小的动画企业中,能够盈利的动画企业只在少数,上海今日动画则是其中之一。在国内动画产业发展不成熟、动画产业政策限制、国外优秀动画冲击和衍生品市场渗透、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今日动画的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对今日动画商业模式的成功之路进行研究,不难发现隐藏其后的政府动画产业政策、政府扶持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市场发展的某些矛盾。
1 关于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近年来愈发受到关注,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界定。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Osterwalder认为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是“一个包含大量商业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并能够描述特定公司的盈利模式。它能显示出一个公司在客户、公司结构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价值所在,显示出以营利和可持续性盈利为目的生产、销售、传递价值及关系资本的客户网。”[1]Clayton M.Christensen将商业模式看作是创造和传递客户价值与公司价值的系统,认为商业模式“由四个紧密相关的元素构成,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时能够创造并传递价值。”[2]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任何一个要素发生重大变化都会对其他要素及这个系统产生影响。Clayton M.Christensen对四个要素进行了阐述,分别是:客户价值主张(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CVP)、盈利模式(Profit formula)、关键资源(Key resources)、关键流程(Key processes)。客户价值主张主要指的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方法。盈利模式是商业模式的一部分,是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能为企业自身创造价值。关键资源是区别于公司一般资源的能够为客户和公司同时创造价值的关键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互相作用的方式。关键流程是确保公司价值传递方式重复性和扩展性的运营流程、管理流程和公司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Clayton M.Christensen认为在这些要素中“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价值”。[3]
2 今日动画的商业模式
上海今日动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第一家拥有动画片出品资质的民营动画公司,公司业务早期以单一的动画片加工为主,之后逐步发展成为以动画片合作拍摄、制作、发行,版权授权经营与开发,图书、音像制品、玩具、文具礼品的出品、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动画影视公司。2010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称号,并被认定为全国18家重点动漫企业之一。今日动画目前员工200多名,参与制作和拍摄的动画作品《马丁的早晨》《中华小子》在国内外大赛中屡获专业奖项,目前公司正在进行《美人鱼》的制作中。今日动画依靠国际化视野的中国文化元素的内容生产,创造出能够吸引消费者目光的动画产品,以国际主流的样片预售方式,通过海外发行播映、国内发行播映,以及国内外衍生品的开发销售获利。这一商业模式在《中华小子》这部作品的制作、发行、播映中尤为突出。按照Clayton M.Christensen的商业模式四要素结合以《中华小子》为例对今日动画商业模式进行分析。
(1)客户价值主张。对于动画公司来说,客户价值主张意味着动画公司制作的动画作品能够受观众的青睐,观众能够通过动画作品能够体验到娱乐性、教育性、艺术性等他多期望的体验,也能够通过作品创造顾客的情感价值。一部动画作品能够被市场接受,其内容创作尤为重要,需要对目标市场和受众的偏好有充足的认识。今日动画的《中华小子》可谓典型,其定位就是国际市场,但是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个故事未必能被国外市场接受,国内动画片的一个窘境就是中国人自己讲不好中国故事,国内市场无法接受,国际市场也是天方夜谭。面对这种情况今日动画采取与法国动画公司合作拍摄的方式,外国人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讲中国故事,外国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华小子》突出中国功夫的元素,今日动画制作团队对中国功夫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元素能更好地把握,国内观众能够接受,也减少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误区。《中华小子》是功夫片,创作人员用写实的画风来表现功夫片的气氛和效果。《中华小子》在营销过程中选择了样片预先销售,3分钟样片获得4000万投资,今日动画在样片的制作中也下足了功夫,浓缩的是精华,《中华小在》在3分钟的样片中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向投资者介绍故事梗概,彰显写实功夫动画的艺术风格,展现中国浓厚的文化元素。中国人自己借助外国人更易接受的语言思维方式介绍中国功夫,让中国元素国际化,同时兼顾国内外观众的消费偏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分羹,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中华小子》在法国电视三台播放,在青少年类节目中夺得收视率排名第一,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紧接着在江苏少儿频道黄金时段重播,其收视率不断攀升,成为该时段收视率冠军。
(2)盈利模式。动画产业具有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制作周期长、回收投资慢的特点,动画公司需要有明确的投资计划和盈利模式才有可能获利。今日动画以合作拍摄的形式降低投资风险,在筹备制作《马丁的早晨》时,今日动画就投资了600万,在动画进行全球第一轮播出之后,就收回了投资,动画相关图书仅在国内的发行销售就有450多万。今日动画在制作《中华小子》时国内制作动画片的成本平均在10000元/分钟左右,收回成本在3000元/分钟左右,《中华小子》制作成本是国内动画制作平均水平的6~7倍。今日动画一方面通过合作拍摄降低风险;另一方面是获取投资降低制作投入成本,今日动画向全球出售《中华小子》的电视播映权,借此收回了4000万元的成本。德国国家广播公司(ZDF)用1000多万元抢先购得《中华小子》的全球大部分地区前几年的独家发行权,用500万元获得德国数年的电视播映权。《中华小子》已经销售到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仅1年多凤凰集团出版的《中华小子》漫画图书就达到了12万册的销售业绩。可以看出,今日动画的盈利模式是以合作拍摄制作和出售电视播映权的方式减少投资成本并回收投资成本,在全球市场的播映获得国际市场认可,以图书音像制品等衍生产品的授权和销售获利。
(3)关键资源。今日动画成功的一个关键资源是与国外公司的长期合作基础。今日动画主打合作拍摄,其重要合作伙伴是法国的动画公司,今日动画的董事长张天晓在法国学习工作十余年,回国后开创今日动画,并以动画加工制作的为主要业务,当时今日动画接收的就是法国动画公司的动画加工业务,为Les Cartooneurs,Ellipse Animation,Marathon,Antefilms共计7部作品,与Futurikon,Les Cartooneurs合作拍摄并拥有版权的作品包括《中华小子》《马丁的早晨》在内共计7部。在《马丁的早晨》制作时,张天晓就兼任Les Cartooneurs美术总监。与法国公司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是今日动画主打中外合作拍摄动画的基础。主创人员的中西合璧,使得整部作品国际化又不失中国元素,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核心。张天晓通过在法国安纳西动画节的经验,带领今日动画抓住时机通过戛纳电影节等国际平台寻找投资者。由于与法国公司合作,《中华小子》打开法国市场,并借助国际会展节平台经验打开国际市场。与国外公司的长期合作基础、主创人员的中西结合、样片预售的经验、国际平台的机遇等是今日动画成功的基础和契机。
(4)关键流程。“中国团队国际视野,中国原创国际市场”[3]是今日动画的理念,在《中华小子》创作中得到诠释,以全球视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考虑到国内动画制作播映政策的限制,今日动画进行国际合作,并选择样片预售获取《中华小子的》投资收回成本,先在国外播放,成功之后,今日动画将“shaolin Kids”译为《中华小子》,并对动画语言进行修改以通过国内监管部门审核,取得在国内的播放许可。今日动画专注于产品的制作,在剧本创作中充分考虑受众的思维方式,中外联合创作,着重于持续性的观众情感价值创造,建立稳定、持续的客户关系,而由专业机构进行动画产品的播放、衍生品开发和其他商业操作,凭借授权获取利润。
可以看出,在今日动画的商业模式中,客户价值主张、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关键流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四个要素相互作用,环环相扣使今日动画《中华小子》得以成功。
3 我国动画产业的思考
今日动画的商业模式有其特殊性,不可照搬与复制,但从中仍能发现对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启示。一下将从剧本创作、动画制作、动画播映、衍生品开发授权进行分析。
(1)剧本创作。剧本是动画的基础和关键,直接关系到动画能否被市场接受,关系到后续的衍生品销售,关系到动画企业能否盈利,关系到动画作品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剧本涉及的其实是客户价值主张,剧本的成功与否是由动画受众、动画市场决定的。动画剧本就是用动画语言讲故事,需要确定故事的受众,之后作者要考虑以受众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对故事进行创作,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映射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观点和看法也通过动画人物的语言表述出来。因此,剧本中的人物对白是作者思想的核心,是作者着重修饰的部分。就目前我国动画剧本创作而言,并不缺少创意,缺少的是能将创意通过动画语言表述并获得认可的剧本,即使是一些被市场接受的国产原创动画,过于苍白的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是作品精神内涵的缺失。一部动画能够经久不衰,剧本才是硬道理。
(2)动画制作。动画的制作成本较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诸多动画企业会陷入资金困境。即使现在的动画制作有国家补贴,也有针对动画企业的减免税、低息贷款等扶持政策,但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多方融资是动画企业的选择,日本的动画制作一般是制作委员会制,动画制作公司、广告商、投资者、电视台、影院等出资方共同出资制作动画,分享利益,分担风险。在国际上,筹资流行样片出售,利用样片吸引投资,主要是将播放权出售给电视台获得动画制作的资金。样片出售不适合我国的电视播映体系。选择制作委员会或是国际合作较为合适,许多国内的动画企业也在尝试这种制作方式,这种方式的需要平衡多方的利益分配,重要的是动画企业要拥有动画的所有权。在技术上,二维动画或是三维动画各有千秋,《喜洋洋与灰太狼》到《熊出没》,二维到三维的转变,三维动画是趋势,但二维动画仍有市场,实际上国内的动画制作水平在逐步提高,剧本上有待提升。
(3)动画播映。动画是动画公司的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的是在动画的市场推广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是动画的播映环节,无论是电视动画还是动画电影,都要在播映后才能将动画的内容呈现在受众的面前,在播映之后能够得出动画是否获得市场认可的结论,继而才能在衍生品环节获利更多。在国内动画播映的现实情况看来,电视动画很难在电视台的播放中收回动画成本,获利也不太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播出之后能在市场上受欢迎,在图书音像制品的销售,衍生品的授权中回收制作成本并获利,成功的动画、成功的企业不多。有些动画在国内动画播映现状前会选择制作动画电影,一方面动画电影播映周期短,回收成本快;另一方面也是绕开电视动画的播映限制,动画电影市场化程度更高。电视动画、动画电影除在电视台播放、影院播放等传统平台播映外,也可选在新媒体上播放,网络视频、手机视频的兴起为动画的播放平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十万个冷笑话》《尸兄》是较为受欢迎的网络动画。播出平台的多元化,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带来契机,平台的优化是动画产业发展的助力,要在泛滥、良莠不齐的国产原创电视动画播映垄断中,在受国外动画电影冲击的各种当其中,在免费的、应有尽有的在网络上播映的动画中脱颖而出,既有商业价值、艺术价值、精神内涵又能创造受众情感价值,动画本身、动画剧本是根源。
(4)衍生品开发授权。企业除依靠动画图书、音像制品获利外,也依靠衍生品授权获利。一般的动画公司以著作动画为主,不一定具备管理衍生品授权的条件,可以交由专业的公司操作。在衍生品授权中,避免授权泛滥,红极一时的蓝猫止步于管理不善的众多授权。重要的是版权保护,大红大紫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就因盗版泛滥横行在衍生品市场上获利很少。动画衍生品开发深度与广度归根结底还是由动画本身决定的,也就回到了源头剧本的问题,一般剧本制作成动画之后,动画播映环节对动画进行市场的检验,也是对动画的宣传和市场拓展的关键一环,动画受市场认可后是衍生品的营销,剧本的重要性突显。因此,在前期创作时也要考虑到衍生品开发的问题。
创造价值是关键,在动画产业中的体现就是动画剧本的创作,动画本身价值的创造,建立起与动画受众之间持续长久的价值关系。在稍显浮躁的中国动画产业中,要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重中之重的是中国动画的剧本创作问题。
4 结语
今日动画的成功得益于其商业模式四要素间的紧密衔接和相互作用,更得益于能被国际市场接受的剧本和国际主流的动画作品样片预售营销方式。炫目的技术、商业炒作是吸引眼球的利器,但好的剧本、有生命力的故事才是杀手锏。未来国内动画作品营销方式中,样片预售是大势,也是“走出去”和国际接轨的需要,多方联合制作电视动画的成效愈发显现,这一方式会日渐成为国内电视动画制作的主流。对国内动画企业而言,拥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才能在未来激烈的动画市场竞争中生存。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Osterwalder.The Business Model Ontology A Proposition In A Design Science Approach[D].Université de Lausanne,2004.
[2] Mark W.Johnson,Clayton M.Christensen,Henning Kagermann.Rei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8(10).
[3] 朱丽.今日动画:剑走偏锋卖创意[J].中外管理,2013(1).
1.1企业管理现代化以实现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均衡发展为目标正如管理学家巴纳德所指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协作系统,是由物质、社会、人以及组织这些子系统构成的,在变化的环境中,承担最优化其他子系统,维持协作系统均衡这一有意识的管理职能的,就是以企业为代表的正式组织。这一职能角色的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得以彰显,现代企业经营者在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开始持续改进和平衡各方利益,并与政府、公众与非营利性机构一起努力构筑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实现组织与社会、个人均衡发展的目标,既是由企业自身性质所决定,也是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的一种自觉选择。
1.2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突破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企业间竞争也相应加剧,如果继续采用价格竞争和规模竞争手段,则会使个体企业的市场空间逐渐逼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而新技术带来的经济租金和高附加值使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企业得以突破这一困局成为可能,而且企业普遍的技术创新会推动整体产业逐渐向高层次、高技术的产业价值链的升级,从而创造更加广阔的产业价值增值空间。要特别指出的是,企业技术创新必须要以企业现在拥有的要素为基础,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并不意味着就要完全以机器和设备来替代人力资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与现代化企业追逐社会、组织和人的共同均衡发展的目标相悖。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核心。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创造价值,但是知识经济体系已经改变了价值创造的方式。企业只有开辟新的收入渠道、重构价值网络、重塑商业模式才能实现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目标的双重实现。新型商业模式更强调企业之间的合作,过于关注价值在焦点企业、供应商、竞争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只会导致企业竞争行为的加剧,从而丧失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而对价值的共同创造的动机则使企业主动选择和其他主体的合作,这种基于竞争和合作的逻辑使企业更加关注价值的创造。
商业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多个方面,它既可能包括多个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变化,如调整或引入新的网络组织参与者,引入新的用户,设计新产品、改善产品性能等等。也可能包括要素间关系的变化,如重新设计和优化网络组织之间关系,改变参与者在网络组织中的角色和功能等等。管理创新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关键。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方法和组织架构的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或管理要素组合)引入企业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管理创新可以体现在战略管理决策上,如战略联盟、战略平衡计分卡等创新性的战略管理思想和方法。也可以体现在各个业务层面的管理中,如在生产管理中,为了及时、迅捷、合意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企业可以采用准时生产、资源制造计划、最优生产技术、柔性制造系统、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新型生产管理技术和手段。而组织架构的创新是指现代企业根据其战略目标和任务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企业组织结构的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构建和创新。
1.3企业管理现代化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日本管理学者野中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创造新知识,并在企业内和企业间迅速扩散新知识。以上提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创新其本质都是企业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企业知识能否进行有效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创新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而知识管理的有效性又很大程度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因为只有在信息共享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产生新的知识并扩散知识。但是知识管理并不等同于信息管理,因为一般所说的信息管理主要侧重于信息的收集、检索、分类、存贮和传输等,信息要转换为知识,还要和人类认识能力的结合。所以,企业要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以信息为依托,通过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实现信息共享,为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特征
动态性。所谓管理现代化只不过是学者从研究目的出发而做的一种人为的划分,假如说企业管理现代化始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开启,但是这个进程却没有终点,因为对于当下来说,任何时点都是“现代”。所以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经济的、社会的、技术、文明的深刻变化而动态地演化。
系统性。虽然创新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本质和主要活动,但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外在特征并不表现为某个企业局部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的革新,甚至也并不体现为单个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和投资效益的提高,而是最终体现在给整个系统增加的价值和收益。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和社会系统、人的系统、物质系统之间的交换达到平衡。
开放性。企业管理现代化具备开放性的特征,一是体现在对内开放,企业打破内部的等级间的藩篱和职能部门间的区隔,实现知识和信息在企业内的无阻碍流动。二是体现在对外开放,企业通过建立和供应商、经销商的战略联盟,拓宽和消费者沟通渠道和沟通界面,实现知识和信息在企业间的低成本交换。
一、企业假设变化引起履责动力更加强调内生性和价值理性动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人们对传统的人性假设、企业本质、企业与社会关系认知的重新反思。在经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秉持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在于经济诱因,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自然地,企业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承担唯一经济功能的纯粹经济组织,强调企业在社会中提供或交易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功能,并默认弗里德曼的“公司只是股东的公司”的现代公司观,这意味着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被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总是尽可能想方设法地逃避承担社会责任,即使承担社会责任,也几乎是在外部施予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而为之或者是在精心计算收益成本之后的理性选择,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出自外源性动力,并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对此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互联网和新型通信技术使人们进入全球性的社交空间和新的时间领域之中,在互联网上分散的、合作性社交网络中,人们乐于用自己的时间和才智(大部分是不索取任何报酬)来为他人谋福利,即人们行为的驱动力来自“对社会性的需要和集体性的寻求”,这意味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推崇的“道德人”假设更多地得到倡导。相应地,企业本质上被认为是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社会生产属性和社会交往属性相融合的组织,是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有效管理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这隐含着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耦合与共生关系。在这些新的假设认知下,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社会价值,因此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基因,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地来自内源性动力,具有显著的价值理性特征。
二、生产方式变化引起履责主体更加强调中小企业和个体能动性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直接影响是引发生产方式变革。一方面,以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和无线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正在全球加速得到应用,引起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用机器生产机器的生产方式被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所替代,更适应单一产品生产的刚性生产系统被适合于生产小批量、多品种产品的可重构制造系统所替代,制造模式则从削减式制造转变为叠加式制造。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分布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因此分散式生产是其显著特征。特别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和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传统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生产方式加速被“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生产特征。
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不同类型企业的地位变化。相比于以往而言,中小企业由于更符合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强调的个体化和碎片化生产形态以及大规模定制、分散式和社会化生产方式,因此其在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加突出,而大型企业的地位和影响力则相对弱化。按照戴维斯的“责任铁律”理论,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与其社会权力相匹配,中小企业在未来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应更大,也理应更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目前以大型企业社会责任为重点甚至中心的推动模式将会被更加强调和重视中小企业与个体社会责任的推动模式所取代。
三、商业模式变化引起履责方式更加强调建设合作性责任生态圈
第三次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互联网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享协作机制。从企业与消费者关系来看,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新型交易平台使得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被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共赢合作”关系所取代,利己主义被利益共享所取代。与此同时,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由此改变了制造、营销、运输、物流和服务。消费者拥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更强的影响力、更高的价值感,因此传统以厂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必然被C2B合作型商业模式所取代。从企业与企业关系来看,交易成本的极大程度下降、消费者对响应速度要求的极大程度提高、网络的价值增值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极大程度发挥等,不仅使传统以竞争为主导的关系被以合作为主导的关系所取代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同业企业、合作伙伴都具有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共同形成以价值共享为基础的商业生态圈。
商业模式的改变引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式的转变。一方面,目前更加强调企业个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将会被更加重视企业合作网络或生态圈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所取代,即认为推动企业所在的整个商业生态圈负责任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企业个体履行社会责任方式将从“授人予鱼”、“授人予渔”到搭建“渔场”转变,即更加强调创建更多企业合作参与的履行社会责任平台,适应集体性行动的需要,打造形成社会责任生态圈。
四、资源配置变化引起履责议题更加强调动态发挥比较协同优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企业对资源认知和配置的新变化。一方面,全新的合作性商业生态圈实际上造就了复杂的资源配置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企业、消费者和社会机构都拥有各自独特的、异质性的资源。不仅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是企业开展运营和健康发展必不可缺的要素,而且系统中的消费者、其他企业和社会机构拥有的资源数量与质量也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着眼于整个商业生态圈所拥有的资源进行考量,资源配置重点由传统的聚焦企业内部资源转向统筹企业内外部资源。另一方面,不同形态的资源在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将发生明显变化。土地、资金、机器等传统有形要素资源的重要性将会相对弱化,而专有知识、信息、社会关系等无形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而且,知识、信息、社会关系都具有动态性特征,新的知识、信息、社会关系可能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企业的“资源池”会不断变化,企业所拥有资源的优势也会动态变化。
资源认知和配置方式的改变将引起企业社会责任重点议题选择模式的转变。目前,企业往往采取不考虑自身优势而选择普遍性或一般性社会责任议题的模式,或者仅仅考虑自身优势而实施战略性社会责任议题选择的模式;而在将来,企业对社会责任重点议题的选择将从整个商业生态圈的价值创造出发,不仅要考虑自身与商业生态圈中其他组织或个体的相对优势,而且要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与其他组织或个体优势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并随着企业相对优势的动态变化而及时调整,形成基于优势互补与多元协同的动态性社会责任议题选择模式。
五、组织形态变化引起履责管理更加强调价值观与开放参与管理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将推动组织形态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人们对内在价值的追求和基于互联网的社会交往,将推动以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导的公民社会迅猛发展,并持续不断催生出各种形态的新型社会性组织。相对于市场和政府,公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企业所构建的社会责任生态圈的重要组成要素。另一方面,“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方式、合作式的商业模式,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促使企业组织模式实现从集权化层级式到扁平化网络格式的变革,“层级组织”被“节点网状组织”所替代。
组织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变革。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地位提升要求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更加重视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参与,网络组织的盛行意味着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必须对所有网络成员开放,并且更加重视位于网络节点上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同时,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责任边界的动态性使得集权被分权所取代,控制被自主所替代,传统的指令管理(MBI)模式和目标管理(MBO)模式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领域变得不适应,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价值观管理(MBV)模式,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全体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自主性。
六、沟通方式变化引起履责沟通更加强调即时精准和网络互动性
关键词:冬奥会;电视转播;商业模式;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3)05-0017-05
1922年法国夏蒙尼第1届冬季奥林匹克周,冬奥会正式加入现代奥林匹克体系,与夏季奥运会一起成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柏林奥运会第一次进行电视转播。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首次通过通讯卫星实现奥运会全世界直播。1968年第墨西哥夏奥会和第10届法国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共同采用了彩色电视信号转播赛况,电视传播对体育运动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力。电视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为奥运会,包括冬奥会的电视视传播创新提供的了巨大的机遇。
电视传播在现代奥运会的发展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电视传播技术不断改造,营销的商业化和规范化途径,电视传播展现出自身传播优势,为国际奥委会贯彻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教育理想,促进相关国际体育运动组织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电视传播发展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式、技术革新等多因素的影响,组织制度、商业化模式和传播理念始终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之中。而冬奥会的电视传播,作为奥委会与商业机构、媒介组织、奥运会组委会等进行多元博弈和战略角逐的试验平台,其创新发展路径备受关注。对应夏季奥运会,冬奥会的电视传播发展历史与动态变化,因其特殊性和复杂博奕特征,成为体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对冬奥会电视传播发展从技术、制度和传播理念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技术层面主要从实践层面着手,探索冬奥会的电视传播方式和技巧、技术的发展。在制度层面主要关注冬奥会电视转播权发展情况。从理论层面对冬奥会的奥林匹克精神内核进行探索。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论文对历届冬奥会电视传播电视转播权出售与竞争谈判相关资料、电视持权转播商营销模式的收集、整理,获取基础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论证。查阅和收集电视传播、新闻传播理论相关文献资料,为课题研究奠定基础。
1.2.2专家访谈法 访问国内外体育学、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专家学者,对本文涉及的奥运会尤其是冬奥会电视传播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访谈,从而获得本文研究目标中的基本素材与权威性意见,为确定研究方向,把握研究框架提供参考。
1.2.3逻辑分析法 在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上,采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冬奥会电视传播进行研究,从而获得结论。
2.结果与分析
2.1冬奥会电视传播机制的现状
2.1.1商业营销层面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 近年来全球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影响了博弈各方在电视转播权中的商业谈判筹码。一方面是转播商在进行战略安排过程中,不得不重新审视水涨船高的转播权费用能否真正回收效益,或者在夏冬奥运会的各周期转播权购买战略中,实现收支平衡。而另一方面,对转播权尤其是电视转播权冀以重望的奥委会必须不断组织新型营销策略,以保证转播权继续攀升态势。电视转播不可低估的商业价值,促使国际奥委会保持对电视媒介国际巨头的偏爱,将其做为商业化操作重要对象加以研究,并在商业谈判中把电视转播商的要求置于重要地位维持博弈双方利益平衡。全球经济波动后,双方相对平衡的利益不免受到震动,二者在电视传播实践层面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境。
上个世纪,奥委会通过对奥林匹克的多次修定,不断确定电视转播权的所有权。并通过同电视转播机构的商业谈判等途径来深化奥委会对奥运会赛事转播权的垄断,有效确保了奥运会电视转播费持续增长。然而,近年来奥运会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尤其是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所连带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随后进行的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大受牵连,电视传播面临产业链难以持续的困境。电视转播商亏损报告迫使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转播权销售小心谨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只升不降的转播权分销途径,曾经稀缺的电视内容资源,一度面临价高难售局面。电视转播商业只能通过冬夏奥运会捆绑购买,以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盈余平衡2010年冬奥会电视转播的亏损。
2.1.2电视传播传统影响力被削弱 随着手机,网络等新的电子信息终端接收技术日益成熟,奥委会不得不重视新媒体转播,开始逐步放开对新媒体的限制,这一转变,直接冲击电视传播的霸主地位。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1997年,国际奥委会在出售转播权时,尚未将新兴的媒介形式纳入商业化操作层面,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介采取限制,以保护电视转播商的经济效益。但到临近奥运举办年,即2007年12月18日,奥委会已经由最初限制网络等媒体转播奥运会转而正式出售新媒体的转播权。
新媒体因其互动、即时、灵活多样的传播优势,深得年青的受众群体喜爱,迅速成为转播权购买新生力量。加之新媒体技术革命,在奥运会的转播中可操作性不断提高,并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成为国际奥委会不能忽视的销售对象。由于其特殊的受众对象,新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处于不容动摇的垄断地位的电视转播,面临着新的竞争对手,不得不寻求应对措施。
2.1.3电视传播权谈判的过度商业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国际奥委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不断开拓新的营销模式,在转播权销售中对竞争策略淋漓尽致的发挥,迫使各转播商加大转播权购买投入力度,各届转播费手笔令人叹为观止,可说是超忽估量(见表1)。
电视转播权的竞争,只局限于媒介组织中的超级巨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小型媒介组织根本无法涉足。奥运会的赛事资源成为垄断在少数巨型媒介组织中的稀缺产品。电视视转播过度商业化操作运行,广受诟病,国际上不乏反对声音。奥委会被指责为“像个商业机构”,有违奥林匹克精神的广泛传播,实际上商业化的过度开发,极大限制了这一人类文化财富核心精神的传播,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反观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历史,冬奥会奉行奥林匹克思想基础,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关心年青一代,尊重大自然和对人类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关注才是其精神核心,一味商业化,有违这一宗旨,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误导人们对奥运会主体精神的判断。
2.2冬奥会电视传播发展的对策
2.2.1商业营销层面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需要奥委会运行模式革新 奥运会电视传播是基于电视传播技术创新,奥运会职业化与商业化进程及跨国商业组织与传播机构共同发展基础上广泛、深入开展起来的。自1984年奥委会对奥运会实行商业化运作后,一直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以前,无论是北美地区,还是新兴的亚洲国家,都在与国际奥委会合作过程中,通过奥运会实现了双赢的商业博弈格局。电视转播的加入解决了国际奥委会组织奥运会的资金困境和财政难题(见表2)。
电视转播一直是实现奥运会商业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国际奥委会的官方数据显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仅电视转播权一项,在奥委会的收入中占据比例达50%以上,是其各赞助机构、门票销售、特许权和纪念币、邮票等诸多单项营销模式所得资金之和。事实上,奥委会用于奥运会持续发展、资助单项运动协会和各国奥委会等多项资金,大部分要依赖于少数几个国际传媒巨擎。从全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以前,欧洲和亚洲加在一起不到40%的转播权收入,比较北美地区高达56%的转播费贡献率,使得北美的电视转播商成为国际奥委会最重要的“客户”。做为转播权出售的重头,奥委会对电视转播权的营销确实煞费苦心,深谋远虑。然而,全球经济在本世纪遭遇了巨大挫折,由北美地区开始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奥运电视转播权最大的买家,无论是NBC还是ESPN,无论是欧洲广播联盟还是亚洲广播联盟,无不受到震荡。媒介巨擎也要考量自身实力。很多媒介公司的母体,因为承担了巨额电视转播费而拖累总体收益,尤其是温哥华冬奥会,转播商更是承受巨大亏空。向来收益看好的电视转播权的营销,成了烫手山芋,迫使买方寻求新的收益方式。这也直接影响到国际奥委会在转播权销售过程中的决策和战略。实际上,温哥华冬奥会之后,国际奥委会迟迟未能实施新一轮转播权销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本次冬奥会电视转播商的反馈影响,在寻求稳健的营销方案,以确保转播商、国际奥委之间的博弈平衡。
2.2.2新技术革命在电子平台的广泛开展,成为影响电视传播的双刃剑 纵观电视传播发展历史,技术革新是促进冬奥会影响力持续扩大的主要动因。与夏季奥运会相比,冬奥会发展步伐要远逊于前者,受众影响力也不及夏季。加之冬奥会对环境与技术条件的独特要求,更影响到其电视传播的覆盖面。国际奥委会因此加强了冬奥会电视传播的技术更新。值提一提的是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BS),为了实现奥运会电视转播客观性,保证传播信号的高水准,国际奥委会成立了OBS。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OBS确保赛事信号全球覆盖,并用了高清电视信号和5.1声道的音频传送,极大的满足了电视转播质量的要求,也为扩大本届冬奥会最大电视覆盖奠定技术基础。但是,受益于技术革命的不仅是电视转播,新媒体也得益于新技术发展而跻身于奥运传播盛宴,在转播权利益中分一杯羹(见图1)。
一部分电视转播商通过自身转播渠道的拓宽,开发网络、手机模式来促进本身传播多元化,冲消竞争压力。但独立的新媒介经销商对奥运转播权的觊觎,其自身商业操作的需求,都成为新媒介加入转播权竞争不可阻挡的动力。新技术革新,将电视媒介技术整合和资源整合的进行提到日程,任何电视转播商都不能忽视新媒介平台的建设,都需要在自身的多元化建设中进行切实可靠的操作。电视传媒和新媒体的资源整合已提上电视转播商组织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日程,只有占据这一新平台的电视组织,才能占据新的产业高地。转播商面临的变革,也给奥委会制定转播权营销战略提出了一项新的课题。
2.2.3冬奥会的电视传播现状,迫使国际奥委会探寻新型商业模式 冬奥会的电视传播商业模式主要是基于确定了冬奥会电视传播活动的文化、商业价值基础上,并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及衍生产品,联结、整合了受众、传媒组织、跨国商业公司等利益相关者,创造、获取经营利润并因而所确立的经营活动范式及其制度保障系统。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基于体育赛事传播内容基础上的产业链条。
冬奥会的冬奥会赛事电视传播内容产业链构成包括的关键性因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赛事资源、电视转播信号制作、资源交易、赛事播出及衍生品开发等。冬奥会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发展潜力,应根据商业模式系统、变化、可操作和独特性特征,进行综合、客观的评价。冬奥会电视传播的商业模式只有符合了系统、动态、可执行与独特性的特征,才可以称之为好的商业模式。国际奥委会也直致力于此:1960年初,美国CBS广播电视公司还需要同冬奥会的组委会谈判,以购买冬奥会转播权。1994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分开举办夏、冬奥运会,为冬奥会单独出售电视转播权奠定基础。国际奥委会在遵循夏季奥运会传播基本模式基础上,不断在冬奥会电视传播的实践操作层面创新与突破营销模式。冬奥会的电视转播营销的低成本优势,使冬奥会电视传播具有新的发展空间。1998年,第18届长野冬奥会,通过日本政府的巨额投资,第一次实现电视转播扭亏为盈,使奥运会的电视营销增加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996年开始,奥运会的夏冬电视转播权由“零售”方式转向打包销售、捆绑销售。媒介产业的并购与资本运作,巨型传媒帝国的全球发展,也拓展冬奥会在全球市场售出途径。奥委会通过分摊利润弥补奥运会的亏空风险促成了北美地区一揽子电视转播权协议这一新的销售模式,也使商业营销产业链条各方共同获益。
对各地区的电视转播采取竞争方式,进行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是奥运会的转播权谈判重要手段。2013年8月12日国际奥委会(IOC)宣布,日本电通公司获得俄罗斯索契第22届冬奥会(2014)、巴西里约热内卢第31届奥运会(2016)和中国南京第2届夏季青奥会(2014)在亚洲17个国家和地区的转播权。加之早前获得的中亚五国的转播权,日本电通总计获得22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的全权转播权。届时日本电通将垄断这几大奥运会的全部转播权的分销利润。相比之下,国际奥委会在电视转播权商业运作中,更加强调对赛事的最大化传播原则,合作媒介组织的国际化规模和实力,以及为深挖经济收益而制定的单一国家转播权出售意向,开启了索契冬奥会之后,奥委会在赛事转播权商业销售模式上的巨大变革,必将给全球体育新闻电视转播的革新带来新的风暴。
2014年冬奥会电视转播权销售,国际奥委会不沿用前几届奥运会的营销模式,在主办城市确定之前进行竞标。2009年以来,冬奥会过去形成的商业模式遭遇挑战,无论是电视转播权法律救济机制,还是各种媒介形式之间的有效融合,都需要不断完善。
3.结论
(1)经济的发展,奥林匹克文化全球传播,使得奥运会的电视转播市场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收益预期、持续发展潜力和全球传播效果诱人的商业目标。这种商业模式是包括国际奥委会、转播设备提供商、电视转播商业和奥运赞助企业等在内的电视传播产业链共同愿望。无论冬奥会电视转播链条中的哪一部分,都期待它的传播体系保持创新和改革。
(2)通过强调升华奥林匹克精神和对奥运会电视传播布局的规划,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转播权全球战略来消弥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确立转播国际救济机制,通过对奥林匹克等传播法律依据的修订,强化转播对各类媒介组织和传播活动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在冬奥会电视内容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强调奥林匹克精神核心的建设,才能促进冬奥会电视传播这一体育文化产品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同发展,才会实现商业模式的进一步成熟,保障现代奥运会自重新确立以来一脉相承的奥林匹克精神,继承和发展人类从古代奥运会开始的更快、更高与更强的理想追求。
(3)客观定位参与到冬奥会电视传播产业链条各个组成部分,有针对性地对指标进行利益分销调整与取舍,积极发展电视传播新技术的转化和应用,提高电视传播受众吸引力,突破电视传播线性传播不足。发展多元传播体系,建设多媒体传播平台,实现以电视转播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加深冬奥会传播影响力。通过节目创新,加强冬奥会电视传播的新闻深度和节目互动吸引力,强化电视传播所具有的拟态真实优点。
总之,冬奥会的电视传播发展,需要通过对多种影响因素长期跟踪研究,在广泛调查,深入探索基础上,不断强化加深奥林匹克内涵建设、扩大和巩固受众群体,以深化冬奥会电视传播发展在国际体育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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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企业;盈利模式;社会责任
社会企业是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来看,社会企业首先具有一般企业的特征,有明确的营利动机、风险意识、竞争取向、创新精神和不断扩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冲动。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社会企业有明确的公益目标和宗旨,非营利的利润分配机制,富于参与互动的治理结构,以及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群或弱势群体的广泛的受益面,社会企业更加关注的是持久的创造就业机会,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非盈利本身。
1 社会企业与传统商业企业的市场营销的比较分析
从影响因素上来看,相比较商业企业,社会企业从根本上是受社会利益驱动的。因为社会企业在提供合理价格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之余,更重要的是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所以对于社会企业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利润却不完全追求利润”。社会企业盈利主要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某些股东或企业所有人。对社会企业而言,盈利只作为手段,而非终极目的。
在运营基础方面,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往往是商业企业所忽视的或不愿从事的业务。这些业务根本上是为社会上亟待满足的某些需求,而政府却无暇顾及这些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长时间不能很好解决的需求。所以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资本来源、人力资源、物质来源、运营方式、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2 社会企业的盈利途径分析
2.1 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最佳结合
形象的说,社会企业是“以一种聪明的、赚钱的方式做好事”。正如陈七妹--新社会网的创始人所说,我国最早的社会企业的雏形就是政府开办的残疾人福利工厂,满足工人们最低的生活保障和福利的同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予企业以政府政策上的照顾和扶持。社会企业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以商业模式服务于特殊的弱势群体等来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责任。在国外,对社会企业的投资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更为关注社会价值,而非普通企业以利润回报率为导向,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回报率也不高。
2.2 通过社会认可带来可持续盈利
以伦敦的一家名叫fifteen的餐厅为例,该餐厅每年接收18名没有学历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失业青年当学徒,这些青年甚至有的刚刚才从劳教所走出来,这些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企业极少愿意雇佣的,而在fifteen餐厅却能够得到专业的厨师培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问题青年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Fifteen餐厅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企业。
从企业的经营角度来看,解决青年就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可以成为在一个对公益事业广泛认可的健康社会环境里的推动企业发展的双赢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这家餐厅的菜价处于较高水平,却依然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所以,取得社会认可,才是社会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源。
3 社会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
社会企业作为既有公益面又有盈利面的企业类型,其盈利面与传统企业有一些不同点。其盈利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3.1 以服务为基础的赢利模式
以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图书馆--深圳市青番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代表,社会企业的一种盈利方式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分工日益明细的现代商业社会建立自己的经营市场和服务范围,并依托这些能力形成一种交换商品,向需求方进行服务而产生赢利。
3.2 以产品为基础的赢利模式
以国际上唯一一家全部由残疾人软件技术精英所组成的高科技软件企业--深证市残友软件有限公司为代表,该企业的经营模式以最终产品作为生产和产出的载体,通过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领先的技术以及不断降低产品所需成本,争取到产品的交易而获得赢利。
3.3 以知识附加值为基础的赢利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以知识和网络为标志的新经济形式开始出现,企业赢利的模式也由传统的终端产品及生产加工的赢利模式转向高知识附加值的赢利模式,以苹果手机的利润链为例,处于最低端的产品制造者--富士康企业(以产品为基础的赢利模式),处于利润链的最底层,靠依赖廉价劳动力来赚取利润;其次是中端的手机销售企业(以服务为基础的赢利模式),利润有所提高;但苹果公司,并不生产手机也不销售手机,其核心业务是研发,靠品牌和核心技术,赚取了较高的利润,还有以苹果手机为平台的各种衍生产品--手机配件、以苹果手机为平台的各种软件等都利润丰厚,这就是以知识附加值为基础的赢利模式,这种盈利模式也可以使社会型企业循环提升赢利并扩大经营规模。
在未来,对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的企业来说将会获得社会的更大认同,这类企业也会得到社会的更大的支持,社会型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和支持,并作为一种形式来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孙明华.意大利社会性企业研究[J].前沿,2008(7).
[2]张琳悦,陶然,陈祖祺,徐晟南.社会型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12(12).
从2012年便出现的中国百货业关店潮依然在持续。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大型连锁百货样本2014年以来已经和明确将要关店的数量达到38家,其中,关店数量最多的百货品牌为百盛百货、马莎百货,各为5家;其次为伊藤洋华堂,关店数量为4家,而王府井百货、中都百货、NOVO百货、宝莱百货,尚泰百货等百货品牌,在二三线城市均有关店现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关店现象最严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杭州、常州和青岛。
外资百货在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
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研究中心发现,在近一年多百货业态关闭的门店中,外资百货企业占比57.89%,内资百货企业占比42.11%。比如,早期进入中国的百盛、伊藤洋华堂等百货企业,在国内商业发展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都被逼着通过关店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外资百货在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国内百货业在电商的巨大冲击和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整体发展不佳,外资百货更容易因为不能很好把握国内消费者心理、产品定位、商业模式等面临失败结果。RET睿意德董事索珊认为,这跟中国百货业的竞争焦点发生变化有关系,“如果说在早期,百货业态的竞争焦点在于货品的丰富度,现在,竞争焦点已经转变为谁更懂市场和消费者。”
索珊近一步指出,中国内资百货公司多以联营为主,而外资百货更习惯采用自营模式。自营产品为主的百货经营利润来源于去库存的交易效率,所以对目标客群喜好的精准把握、货品调整的灵活性以及维护客户至关重要。在电商冲击下,货品丰富不再占有优势,在快经济、快文化下占主流的快时尚竞争下,若无法及时调整,即会影响到品牌的总体经营。但可惜的是,大多数外资百货的决策层面在海外,其经营策略的调整很难应对区域市场及时调整,这也使它们在消费者更敏感、更善变时代遭遇到重要挑战。
百货关店潮流中,沿海比内地严
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分析员赵瑞华指出,在这一轮关店潮流中,关店数量较多的城市多是沿海或外资百货进入较早的城市。根据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其中,北京和杭州分别关店5家,并列第一位;青岛和常州分别关店4家,并列第二位;天津和广州分别关店3家,排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