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经济学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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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二、经济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激励研究方法的数学化

 

经济学早期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主要以历史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甚至《国富论》被很多学者视为政治学著作(克罗普西，2005)。但它后来却开始一个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进程，至今一直延续着。经济学研究目标就是要精确地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而且社会发展使得经济问题不仅成为个体活动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很多经济问题可能演变成政治与社会，甚至国际问题的特性使得准确地分析与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必然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来进行，对社会各界来说，重要经济问题模棱两可的阐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就变得相当现实且紧迫。显然，经济学提供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就必须精确，否则会造成个体经济行为失败，甚至引起国家经济混乱。数学化不仅能够帮助经济学实现精确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够为经济行为决策提供_个精准的蓝图(至少经济学家主观愿望是这样)。30年代的大萧条使古典经济学缺陷与不足凸现，引起凯恩斯革命，很多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产生怀疑而让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但是这不仅没有使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的进程受阻，而是继续着这一进程。大萧条加剧了社会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同时强化了经济学精确分析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诉求。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解释必须尽可能地定量和精确化以便制定相应的经济对策，而且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分析、论证要尽可能地通过精细化来满足政策操作性要求，这促使经济学不断数学化。很多经济问题就要求经济学准确说明经济变量之间关系以及相应对策，迫使经济学研究走向数学化定量分析之路，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既是经济问题影响重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对经济问题的应对紧迫性反应。

 

每一门社会学科都是在不同思想流派相互批判中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但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用的学科，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的特征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个人、社会生活影响非常重要。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对经济活动正常周期性调整都难以接受，这使得经济学不能完全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在没有统_的概念和各派可接受的标准情况下无休止地争论。当一个人或者政策决策者应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时，他就需要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选择，比较各派理论优劣。经济学各派理论在被应用选择中竞争着，为了在明确概念以及各派可接受的标准下进行理论竞争，经济学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数学化道路。

 

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使经济学成为_门独立的学科，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的相关论述要详细得多，但是斯密并没有将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经过严密数学化的论证。这就使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理论难以分出优劣而导致了经济学领域的无穷纷争，从而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实践。尽管市场经济的实践早于‘‘看不见的手”理论出现，但是无论市场经济实践与否，支持和反对‘‘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经济理论者都面临用双方可接受的方法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正确与否。因为市场经济实践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经过杰文斯、门格尔、马歇尔、瓦尔拉等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形成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体系，从而使得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较好地得到证明。尽管后来的理论证明，马歇尔理论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证明存在缺陷，前者可以参见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m,后者则是阿罗一德布鲁一般均衡的证明。但是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体系让其他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理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发表“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完整数学形式化体系建立完成。

 

当然，20世纪证伪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推动了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在以卡尔波普尔为首的科学哲学家们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后掀起的证伪主义思潮对各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济学数学化倾向恰好迎合这种思潮，并促进了数学化进程。

 

前面叙述了经济学数学化的原因。但要知道，这些原因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发展之中。这些社会科学为什么没有达到像经济学那样的数学化程度，建立较为完整的数学形式化体系呢?也就是说，经济学为什么能够数学化?

 

所谓数学化就是指在公理假设的基础上以明确的概念、统一的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得到明确的结论。只要演绎推理的逻辑是严密的，那么假设与结论之间就有相同的真伪性。换言之，数学化的理论使得检验其结论的正确与否和判断其假设是否合理之间具有‘‘替代性”进而可以对此理论进行判别。下面阐述经济学能够数学化的理由：

 

(1)经济学在实证主义下，以统_理性经济人的逻辑研究经济行为规律具有较好的客观性。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分析就基本遵循理性经济人这一分析逻辑“公理”假设。尽管对此争议颇多，但是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假设依然有其合理性和一般性。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经济利益是它们重要的关注目标，当然，不排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关注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人往往要直接承担经济行为后果以及很多非经济行为后果可以用经济方式解决(如赔偿、保释和雇佣律师等)，这样_来，经济利益对每个经济行为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影响甚为重要，因此_般意义上讲，经济行为人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自身利益作为主要的关注目标。这就使得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毋庸置疑，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强，这是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这种行为选择可能受非经济利益目标的影响而使其客观规律性不如自然科学。因此，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逻辑来分析经济问题、现象所得到的理论，相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有较弱的客观性，而相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则比较强。这可能是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接近之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经济学清晰、明确的基本概念的形成是经济学能够数学化的基础条件。在经济学学术史上，关于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现在，以效用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在争论中被广为接受，这是_个事实。毋庸置疑，效用价值论的确立对于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效用函数及其相关数学工具的引进使得消费者选择可以简化为效用函数的最优化问题。同样，成本、收益和利润等概念以及物理学中均衡、弹性等使经济学数学化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很显然，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框架形成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对经济行为的“理性经济人”单_化假设才使得这些数学化的概念得以引进，数学推理成为可能。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数学化程度较低受制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即人的行为是追求多元目标，这就使得这些学科很难运用数学推理的分析方法，因为数学推理需要逻辑上的一致性，行为选择在多元目标下就难以保证选择依据始终如一的逻辑。这也是经济学数学化遭受置疑的地方。但是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行为，经济行为以理性经济人的逻辑进行选择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来说，在经济行为的选择中除经济以外的其他目标不是首要的。

 

经济问题现实性和紧迫性激励经济研究方法的数学化。但是经济学数学化过程中使得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人至少部分丧失了生物性与社会性，经济行为人变成_个信息充分且有计算能力的机器。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经济决策与行为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为逻辑推进的数学化进程也使得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单_化倾向，经济行为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特征丧失。斯密的分工理论受到重视，而将合作视为顺理成章而被忽视，实际上伴随分工的合作涉及很多心理和社会因素。

 

即便这样，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初期遇到的问题并不明显。在现代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情况相对简单，经济决策与行为所需信息与计算能力要求不高，经济个体的决策与行为尚没有遭遇信息与计算能力瓶颈。另外，脱离传统社会的贫困，初期现代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掩盖了经济活动中个体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因此，以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为逻辑推进了主流经济学数学化，并且没有引起太多的质疑。

 

三、信息与计算能力瓶颈促使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回归与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经济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对信息与计算能力的依赖已经变得超越经济个体的生理承受能力。数学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效果受到质疑变得日益明显。实际上，经济复杂性使得经济行为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决策面临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瓶颈，但是现实经济活动不会因此停止，现实中的经济个体在信息与计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决策与行为呢?显然在此种情况下，理性人的最优化行为的数学化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就降低了，经济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_些传统经济学方法在逐渐回归中不断发展。

 

—方面经济问题的现实性推动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还原。制度经济学等发展就是要将经济行为人置于社会性的情景中加以研究，制度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的复兴与发展，并且与数学计量分析相融合。前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假设逻辑而建立起经济学的数学结构体系，同时使得经济行为丧失社会性。作为_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活动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因此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不可能只有经济利益单一维度，还有“行为“意义”和“情感”维度等(汪丁丁语)。这样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需正视经济行为的多维涵义，这可能破坏经济学的数学结构体系。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经济学批评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不是_般的社会行为。而且行为和意义维度的引入并不必然地否定经济学数学化，因为有时行为和意义维度与经济利益维度可以统_起来。当然，对经济行为的多维度关切将使经济学家面临保持和发展经济学数学结构体系的严峻挑战。经济行为的单维度假设和多维度关切使经济学家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经济行为遵守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假设与否将是影响经济学数学化的重要因素。面对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瓶颈，经济行为人依赖于_些制度与历史惯例进行着经济决策与行为，制度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等的发展背景就是经济学研究对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还原。

 

另一方面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日益受到重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促进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关注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为了将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加以还原，使他们的生理特征与计算、信息处理能力特征得以再现，经济学创造性地将实验技术方法与生物学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必然受到其生理限制，并以其生理为基础。随着对人的脑科学的研究深入，探索行为背后的生理基础成为可能，也是让经济学返璞归真的必然。人体，特别是大脑扫描技术(如核磁共振技术)进步使分析人的行为生理机制不再遥不可及。更为重要的是，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为行为经济学奠定生理基础，加快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学数学化。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等开创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特别强调行为的心理因素。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以及有成本性将使经济行为人决策受到心理因素以及引起心理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经济行为人不可能进行理性经济人的精确计算或者精确计算变得不经济，取而代之，行为决策的简易化势在必行。行为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提高经济学解释力，同时，也让经济学的数学化面临挑战，决策与选择行为受到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会让经济学数学化而进行演绎推理的逻辑_贯性受到破坏，影响经济学数学化进程。神经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人的神经系统研究，关注他们神经活动状态。实验经济学使得经济学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对经济决策与行为展开研究，分析一定条件下经济决策与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从而进_步探索其中的各种心理与社会机制，不再局限于主流经济学最优化行为机制，显然，经济学逐渐还原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努力促进了制度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方法等传统社会科学分析法方的复兴，同时，对经济行为人的生理与心理关注使得实验技术方法、心理分析法和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等新的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被运用。

第2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风险变动；保险需求；随机占优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Markowitz发展了另外一种分析工具，他把不确定情形下个人的决策归结为对不确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两个变量的选择，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等金融活动的决策分析之中。但是这种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仅仅归纳为两个特征数字，很可能丢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第3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1）填鸭式教学收效甚微。目前，大部分院校在教授西方经济学时仍然遵循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大多是教师讲学生听，教材内容也多是理论介绍，忽视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师如果照本宣科，即使把相关理论解释得再详细，也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学习兴趣不高，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重理论，轻实践。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由于课时的限制，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大量的理论知识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就已经耗费了教师和学生很多精力，忽视了经济学的实践性；同时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实践环节很少，这就大大影响了学习的有效性。导致了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说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释当前的热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了。

（3）传统的板书教学具有局限性。同时，大部分院校的本专科西方经济学课程都是采用黑板式教学，但是由于该课程包含很多经济模型和图示，单一的黑板式教学给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同学们也很难做到过目不忘，一堂课下来，黑板擦了很多遍，但是学生对模型的推导或作图仍然是云里雾里，不能对模型的整体有一个宏观把握，有时甚至是黑板一擦，脑子里一片空白，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独立学院本身的特点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虽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但独立学院不同于一般的二级学院，带有公办民助的性质。因此，在办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学院师资问题

独立学院在初创时期，其办学条件是由母体高校提供的。尤其是在独立学院的创办初期，基本上教师结构属于“三三制”，由母体高校在职教师兼任、聘用母体高校在内的退休教师和独立学院自己的教师三部分构成，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并且由于独立学院本身的性质，许多教师都把自己定位为打工者或者合同制员工，缺乏对独立学院的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

另外，随着独立学院大量扩招，师资不断趋于紧张，但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独立学院必须有自己的教师队伍，各个独立学院都加紧“招兵买马”，引进新教师，这部分教师绝大部分是刚刚走出校门的硕士研究生，他们的优势是知识结构比较系统，同时在教学风格上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普遍没有受过系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训练，缺乏教学经验，同时在教学过程也存在着一些劣势，比如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不够准确、教学方法不够合理、不会合理运用教学技巧等。这些都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2独立学院教学条件的局限

由于近年独立学院大量扩招，其教学设备，硬件设施（如多媒体教室的安排等）不够完善，不能充分满足在校生的自由使用。本课程经常采用合班上课的方式，对于一个有近百人的班级来说进行教学互动是较困难的，既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又影响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了解，最终影响教学效果。

独立学院学生自身的特点

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偏于感性认识，数学基础薄弱。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思维方式偏重感性认识，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对逻辑推导、图、表和公式等比较不敏感。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但对定量分析方法和步骤不感兴趣。然而，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知识点需要运用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加以理解和分析，这使许多学生感觉比较困难。例如，在学习“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时，多数同学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需求和供给知识非常感兴趣；但对于学习到“需求弹性”分析的概念，涉及数学公式比较多，大部分学生就感到枯燥难学，学习效果不太理想。

（2）学习积极性不够。学生出于考好成绩或找工作的原因，最初对西方经济学学习兴趣较浓，但随着课程的深入，听不懂时学习积极性就减弱了。同时由于教学安排比较紧凑，学生往往在当堂课程学完后，对所学的知识点印象非常模糊，不能系统地归纳总结所学知识。还有很多学生认为理论知识没有用，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对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就更差了。

（3）学生对企业和社会关注不够。西方经济学涉及的内容覆盖面广，有较强的实践性，但经管类专业学生对企业和社会普遍缺乏深入了解。学生刚开始接触该课程会感到比较新鲜，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由于受到自身生活阅历、观察与思考能力的限制，就会感觉难度较大。就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而言，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与教师的期望更是相去甚远。

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1选择合适教材，针对专业特点合理组织教学

独立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该选择有较多的实例运用和通俗易懂的教材，比如臧良运出版的《西方经济学》，里面有一些较新鲜的案例，与生活挂钩紧密，可以选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国内外有特点的经济案例，辅以习题，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特点的教材。与此同时，为更新教学内容，教师要不断地结合当前热点，收集相关资料带到课堂上，让学生直接透过这些实例来理解所学的内容。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要做到结合其专业特点安排教学内容。比如针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侧重于宏观部分，如：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如何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如何衡量一国通胀水平等。这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其日后工作也有积极作用。

2加强案例教学，理论联系实际

西方经济学与实际经济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案例教学的本质是让学生从客观理论的角度来深入讨论经济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发现问题并找到对策，加深学生对基础专业理论的理解及应用，培养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如用“谷贱伤农”来加强对弹性理论的学习；用公共健身设施的例子分析市场失灵的问题等。另外，除了讲授过程中老师列出的现实案例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在某一问题或某章讲授后，教师提出一个小案例让学生分析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如在讲完均衡价格理论后，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苹果在旺季价格下降，而海景房在旅游旺季价格却上涨呢？”等案例。因学生还不具备运用各种综合理论知识的能力，这时所选的案例要紧扣所讲理论问题，不宜过分复杂。

3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

实践证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决定了多媒体教学是一种理想而实用的教学方式。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在电子课件中把经济学中大量复杂的公式的推导过程，各种图表及其变化规律清楚地体现在屏幕上，既可以节约课堂教学的板书时间，又可以通过直观的演示使学生清楚各类图表曲线的变动情况，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对于学生仍然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重点辅助板书，两者结合效果更佳。同时，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辅助教学，如将课件、习题和案例分析等放在公共邮箱，供学生课后复习，并通过该邮箱可以反馈课程的学习效果；另外可以开设课程微博或者博客，作为师生的交流平台，推荐一些与经济学有关的时事和经典案例，教师还可以在邮箱和博客中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实现教学相长。

4利用独立学院优势，采取产学相结合的模式

独立学院可以采取产学相结合的模式，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并与一些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关系。通过实习，增加学生走出去的机会，锻炼学生的社会能力，通过真正地融入社会来了解社会，去自发地感受经济的发展，关注经济发展的最新情况，既巩固了所学，又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在这种双赢的机制下，学校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我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实施，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目前，已经和多个世界五百强企业达成了一致协议，如富士康、索尼和纬创等，利用每年的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特别是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到这些企业中实践和体验，让学生们在实际工作中了解社会和经济。

第4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发展广告学；广告产业；

2011年，发展广告学在大陆悄然兴起。一群学者以学术沙龙的方式，多次聚集作专题研讨。参与讨论的学者，已涉及大陆的近10所高校。从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来看，意见尚见仁见智。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究竟是什么？应建构起何种科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应采取何种科学的研究路径？概言之，发展广告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又应如何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一、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在既往关于发展广告学的讨论中，学者多以为发展广告学是建立在“发展”概念的基础之上的，重点是研究广告与广告学发展的问题。而笔者常为此疑惑。“发展”是一个包容性极广的概念，如此理解发展广告学似乎过于抽象。广告与广告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本就是广告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何以再提出发展广告学这一问题。因此，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确定显得十分重要。

(一)发展经济学及其他“发展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这时，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和落后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发展”这一词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在诸种“发展××学”中，发展经济学创立在先。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使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分支学科”(1)。它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诞生的，“是一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问”(2)。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旨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后，“发展”理论范式和更多的具体学科发生了结合，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学科领域内部形成如发展社会学、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等学科，都是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学术概念而尝试建立的。如：发展社会学就是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给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3)；发展传媒学关注了传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4)，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媒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发展新闻学则关注于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间的问题。

它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置而勿论。但就发展广告学而言，毫无疑问，所借鉴的依然是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里的“发展”不是抽象的、无边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一种关照(5)。我们有必要明确，当某一概念作为学术概念来使用，并上升为学术术语时，必然有其特定学术范畴与学术内涵的规范。

当我们使用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在当今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发展广告学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指认：发展广告学的特定学术内涵，就是讨论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力图解决的也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对发展广告学及其研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我们依然可以回到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上来。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从20世纪40年代起至今，发展经济学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关注资源与资源配置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初始阶段，经济学家们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归于资源问题。资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假设和基本研究结论。资金、基础设备、人力资源等资源的占用不足，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研究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驱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要占有充分的资源，经济就会快速发展。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发现资源的占有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在取得资源的占有后，资源配置问题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通过研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致命的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稳定均衡发展。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是理性经济行为，其资源要素是流动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而制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将资源没有优化配置的原因，归结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多结构”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计划去干预经济，应加大制定发展计划，提倡由政府进行社会资源配置，以避免市场失效。他们认为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场机制的均衡力量不会自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是政府制定的“计划”，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未受到学者注意。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场不完善、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规模报酬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等现象”(6)，市场失灵的范围超出了之前认为市场可自动调节或通过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这一基本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于是，发展经济学进而关注制度问题，力图从制度层面来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关注制度问题

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目前正经历着的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政治体制、土地制度、金融机制等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等模式推进，就能实现充分的市场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们成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发展经济学从中得到借鉴。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以制度要素、知识要素为核心，借用各种技术性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虽然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等资源因素仍应得到关注，但研究发现，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运营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7)。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一个有效的、稳定连贯的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制度创新、设计来满足它们相当大的制度需求弹性。

资源与制度，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两个核心基点。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分析框架可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鉴。

1.资源问题的分析

同为资源问题，但经济发展资源与广告发展资源的资源要素却是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问题，重在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土地、人力、资本等重要的生产资源要素。然而就广告发展而言，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却是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即经济总量与经济潜量，市场总量与市场潜量。其他还有企业资源、媒介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资源要素占有的差异，造成世界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的不平衡。

其实，世界范围的广告研究，早已开始关注类似的问题，诸如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核心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诸多资源占有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资源问题的分析，毫无疑问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2.制度问题的分析

正如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经历的一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占有优势，并不必然形成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这里有一个资源创新与资源优势转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制度。广告发展同样如此。西方发达国家，除美、德、法等国外，以英国为代表的广告业的发展，日、韩包括台湾广告业的发展，印度、巴西、俄罗斯广告业的发展，都值得我们从制度层面去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广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广告产业发展现状。制度经济学以为，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坏，同样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同样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维度。

资源与制度，同样是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发展广告学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应置于此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之中。

三、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时我们发现，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

(一)发展经济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当我们在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涉及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的解释。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外部环境条件都有所区别，因此很难把全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模型结构中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家就开始注重所谓“类型学”分析，即：“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8)。发展经济学家试图在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整理和理论抽象，以此来修正过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这样的研究就是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实证的案例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这种描述性与阐释性的研究，都是宏观层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学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时，经济学依然遵循和谨守其实证研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国家案例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实现着传统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延续。

(二)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发展广告学重点研究的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静的问题。假如这一前提成立，世界广告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似乎也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研究路径。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规避如此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实现宏观问题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话。

在中国内地发展广告学问题正式提出之前，诸多内地学者就已开始着手于世界广告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譬如：美国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日、韩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港、台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等(9)。这些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广告学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基础。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内地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却是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四、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自然是发展广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只应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一个学科的建立，自应有世界普适意义。如果发展广告学只专注于本国问题研究，那就失却其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学术价值。

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发展广告学典型的国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国学者都重视本国经验的研究，才可能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资源与实证经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广告研究，较少有学者展开本国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学者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欧美的广告研究，引领着世界广告研究，但在研究内容上，仅局限于“广告本体”，对广告进行“产业”层面的研究，至今阙如。中国学者近年的广告研究，从“广告本体”推进到“广告产业”，并在全球视域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着重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的研究，此应视为中国广告学者对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贡献。中国广告产业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过对广告产业相关研究论文整理后发现，至2011年底，中国广告学者就此问题在广告学、传播学的重要期刊上达413篇。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广告学者对此关注最盛(10)。学者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在广告产业发展升级、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产业竞争力以及广告市场研究这几方面(11)。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

1979年，大陆广告市场重开，3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大陆广告市场已居世界广告市场第三位。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营业额同比增长了30%以上，突破4000亿元(12)。然而大陆广告产业却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资化倾向等严重问题。大陆广告产业的现状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广告公司面对着强势的外资广告公司的竞争。经计算，大陆2010年广告业行业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113，这些数值都表明大陆广告市场是低集中度的竞争型市场。

这样的产业现状为学者们多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来检讨问题，并着力探求大陆如何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大陆学者此一领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称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第5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财务经济分析；基本目标

1 财务经济分析目标

1.1 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目标 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目标是所有财务经济分析主体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目标可以表述为“决策信息支持系统”，即财务经济分析主体通过对会计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进行再加工，从而为财务经济分析主体的经济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1.2 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契约角度出发，将企业理解成“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的组合”(Freeman，1990)，这组多边契约的参与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财务经济分析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取向的差异性决定了其财务经济分析具体目标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企业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者(投资者)、债权人和经营管理者，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财务经济分析最主要的分析主体。一是所有者(投资者)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投资者对经济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进行分析，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主体的盈利能力以及处理经济主体和投资者之间的财务关系能力。因此，投资者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可以表述为：投资者通过对经济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分析经济主体的盈利能力和处理财务关系能力，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二是债权人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债权人对经济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进行分析，其关注的侧重点是经济主体的偿债能力以及偿债声誉。因此，债权人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可以表述为：债权人通过对经济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分析经济主体的偿债能力和偿债声誉，从而做出正确的债权配置决策。三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投资者和债权人财务经济分析侧重于财务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企业经营管理者财务经济分析不但要关注企业财务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而且要关注企业财务经济活动的过程。因此，企业经营管理者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除了分析财务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以外，更为关键的是要分析财务经济活动过程中诸要素对财务经济活动最终成果的影响，从而有利于 生产经营管理者发现财务经济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企业财务经济活动。

2 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

2.1 信息真实性假设从本质上分析，财务经济分析是对财务报表和表外的初级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和研究评价，使初级信息成为对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决策有用的高级信息的过程。由于财务经济分析以财务报表及表外初级信息为加工的“原材料”，要使加工出来的高级信息对财务经济分析主体的决策有用，必须保证初级信息的真实性。信息真实性假设对财务经济分析所依赖的会计信息和统计信息这两个方面的初级信息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会计信息必须与《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规范完全吻合，即会计信息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一贯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等质量特征。只有初级会计信息符合上述质量特征，加工出来的高级信息才有可能对财务经济分析主体的经济决策产生积极作用。反之，如果初级会计信息不真实，则加工产生的高级信息就失去意义，财务经济分析主体以此作为决策支持信息，难免做出错误的经济决策。二是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客观性原则，即企业在统计过程中必须以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信息真实性假设还隐含了信息对称性假设，即财务经济分析主体掌握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只有信息对称，财务经济分析主体才能做出利益均衡的经济决策。而事实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不对称信息的价值很高，原因是按照供求关系，如果需要的信息越稀缺，信息的价格越高，信息需求者的需求欲望就会降低；反之，信息的价格越便宜，信息需求者的需求就越高。在现代企业中，尽管人所拥有的私有信息对人来讲，所花费的成本很低，但对委托人来讲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作为财务经济分析的主要

分析主体――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三者对信息掌握的完全程度和所花费的成本是完全不同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掌握信息比较完全，其成本较低；而投资者和债权人掌握信息的完全程度大为降低，要提高其信息的完全程度，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2.2有限理性假设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1978)将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建立了有关过程理性假说的各种模型。其认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即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同时，还明确区分了结果理性和程序理性：结果理性指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定范围之内行为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程序理性指行为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结果理性和程序理性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立足于经济人的行为结果而忽视行为过程是否符合规范的标准；而后者立足于经济人行为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但并不忽视经济人的行为结果。其立论依据在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经济人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因而无法按照结果理性的方式来采取行动，只能依靠某一理性的程序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在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经济人行为选择标准不再以结果的最优化作为行为选择的唯一依据，而是应该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经济人行为过程的考核和控制。因为只要程序合理，行为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其行为结果的理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有限理性的分析框架内，将理性抉择者描述成“行为经济人”，认为“行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有一个实现程度问题，根据现实状况将有限理性划分为潜在有限理性、即时有限理性、实际有限理性三种状态，并针对影响人的理性发挥因素，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从而得出了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依次为潜在有限理性、实际有限理性、即时有限理性的结论。在有限理性假设下，作为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的行为人一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其利用初级信息进行加工时，不再以初级信息的结果作为其信息加工源，必须对初级信息产生程序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因为仅以初级信息的结果无法判断其合理性。财务经济分析主体侧重初级信息生成程序的合理性，必须加强对信息提供主体信息生成过程的评价。因为信息生成的程序和方法合理，则信息生成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其信息结果的合理性程度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证。同样，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利用加工后的高级信息做出决策时，其选择标准也不再以财务经济分析结果的最优化作为决策的唯一依据，而应该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财务经济分析主体财务经济分析过程的考核和评价。因为财务经济分析程序和方法合理，则财务经济分析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其财务经济分析结果的理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后，必须根据财务经济分析主体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高低来利用加工后的高级信息，从而做出合理决策。

3 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原则

3.1 成本效益原则成本效益原则要求行为人采用某一行为所发生的成本必须小于采用该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如果将财务经济分析主体进行财务经济分析看成是经济行为的话，那么财务经济分析主体进行财务经济分析所发生的成本必须小于相应的收益。财务经济分析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是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因此进行财务经济分析的成本是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对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加工成本，而财务经济分析所产生的收益是利用再加T信息进行决策所产生的超额收益。此处的超额收益是指在进行财务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所产生的收益与不进行财务经济分析做出决策所产生收益之间的差额。财务经济分析的成本效益原则对财务经济分析主体进行财务经济分析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是如信息加工成本和超额收益仅在一个会计期间相关，只要信息加工成本小于超额收益，则经济分析主体进行财务经济分析就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二是如信息加工成本和超额收益与若干个会计期间相关，只要信息加工成本现值小于超额收益现值，则经济分析主体进行财务经济分析就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

3.2 弹性原则弹性原则要求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在进行财务经济分析过程中必须考虑财务经济分析外部环境变动的可能性，留有合理的伸缩余地，以便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可以随时、自动地做出调整。弹性原则对财务经济分析主体进行财务经济分析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是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其分析目的；二是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合理的财务经济分析程序和方法；三是当涉及与行业内其它企业进行比较时，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选择合理的对比基础；四是在财务经济分析内容的确定方面，财务经济分析主体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确定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在财务经济专题分析内容的确定方面更是如此。

4 财务经济分析的研究对象

4.1财务经济分析方法财务经济分析方法是财务经济分析的又一研究对象，财务经济分析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观念方法；第二层次为基本方法；第三层次为具体方法。观念方法包括全面与重点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和全过程分析方法；基本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具体方法则包括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连环替代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指数分析法、本量利分析法、图表法、回归分析法、线性规划分析法等。财务经济分析方法长期局限于具体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的更新非常缓慢，分析方法的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务经济分析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未来财务经济分析从方法论角度来分析，应合理吸收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将这些学科中的方法引入财务经济分析领域，从而不断完善财务经济分析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第6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1•1对规模经济的考察

厂商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出增加保持不变、上升或下降[1]。因此规模经济与规模报酬递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通常是伴随大规模生产、高度专业化、资源集约利用和不可分性而来。规模经济因不同的厂商和不同行业而有差异。规模经济的来源:规模经济主要与成本不可分性、规模因素扩大、专业化、大规模资源、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学习效应相关。成本的不可分性是指有些成本与规模关系不大,甚至是独立于规模之外的,即这些成本相对于产出规模而言,是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不可分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就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成本往往与产品的产量部分的或者完全的不可分。比如新车型的研究成本与汽车的产量。因此当产量增加时,不可分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使得单位成本降低。规模因素扩大往往带来经济。对于资本性设备而言,初始成本和营运成本的增长速度一般低于设备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比如写字楼电梯的初始成本和营运成本一般变化不大,而电梯的效益则随写字楼的使用率增加而增加。专业化带来经济效益。工厂或企业的产量越高,劳动力和资本性设备的专业化机会越多,相关的收益就增加。

产量增加可以使企业招聘具有专门技术的员工,也为采用专用设备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为相关的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机会,由此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大规模资源带来的经济效应。大规模资源可以带来经济上的相对效益。比如企业只用一台机器生产,每月需要储备一个零部件以防意外故障,当有十台机器生产时,每月储存的零部件不必要为十个,而是少于十个。与此类似,对于原材料供应、产品、半成品订销等也存在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此外引进新技术与学习效应(经验)也能产生规模经济。一些成本函数展示了规模经济,而另一些则没有。一个典型的制造过程至少在最初展示了规模经济。而这一典型厂商的其它功能,如管理、监督、营销和运送会引起成本,并用尽规模经济[3]。

所以规模到达一定程度,会产生规模不经济,主要原因:管理成本上升。管理的有效性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从而限制了规模扩大的程度。随着规模扩大,管理链条延伸,管理有效性可能下降,表现为决策过程的延迟,最终决策者不能把握会影响决策的事件。决策者收到的信息被限制、改变。规模还可能影响到管理人员的动机,比如扩大权利,增加管理者福利等目标追求的影响减弱了正常的工作管理效率。劳工关系障碍产生。一方面,随着规模扩大,专业化和重复性的工作增加,员工产生厌倦感与缺乏追求企业目标的成就感,而导致员工绩效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或工厂规模扩大,等级链条越长,员工远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就越不理解管理者的意图。销售成本的增加。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大,销售和分销成本也能成为规模不经济的来源。规模增大,市场范围更广,平均运距和平均运输成本上升,如果增加的销售来自新的客户分布更加广泛的分散市场,平均销售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此外,随着规模的扩大,生产要素成本随需求上升而升高,这也是导致规模不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要素充分流动情况下,并且研究规模经济一般假定企业要素供给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因而在规模经济分析中这类因素不作为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1•2对范围经济的考察

当两种产品一起生产(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便宜时,就产生范围经济[2,3]。用成本函数来表示,考虑Q1单位产品1和Q2单位产品2的生产,单独生产每一种产品的成本是C(Q1,0)+C(0,Q2),一起生产的成本是C(Q1,Q2),那么范围经济(SC)的衡量:SC=[C(Q1,0)+C(0,Q2)-C(Q1,Q2)]/C(Q1,Q2)如果SC总是正的,就存在范围经济。国外有关研究指出,在1968年,200家最大的制造业厂商中的146家在11个或更多的行业中经营[3]。而多恩、罗伯茨和萨缪尔森研究了在数量上是有非常小的厂商占统治地位的制造厂商,发现在1982年厂商平均生产1到2种单独产品,多工厂厂商平均生产2到3种单独产品[2]。还有的关于范围经济实证研究指出,对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将大汽车与小汽车、卡车组合在一起生产有足够大的好处。令人吃惊的是,将卡车与大、小汽车一起生产就没有产生范围经济[3]。以上说明,范围经济也是普遍存在的。范围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多种(两种)产品应该由单个厂商生产。大型企业比较容易实现企业内部的范围经济(建设多工厂,进行多样化经营);小型企业集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生产与销售联系,也能产生范围经济。范围经济与企业以及产业的特征等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事物总存在辨证的两个方面,既然存在范围经济,也必然存在范围不经济。并非所有的集聚都能产生范围经济,有时就存在范围不经济,这是由产品的生产函数决定的。比如多样化经营或联合生产导致的成本上升。许多可能因素有利于范围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是共同投入的使用[1]。可以用知识(信息)来说明,知识是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的最重要的共同投入之一。一种产品的信息很可能与另一种紧密相关的产品有关。比如知道肯德基的营销方式,可能有助于麦当劳的营销。了解了电风扇的营销状况,可能有助于空调的销售(共同的市场)。否则象信息这样的资源,会因重复建设而浪费。并且信息难以购买和销售,所以单个厂商经常生产相关的产品。

1•3对外部经济的考察

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消费活动受到其它经济主体活动的直接影响,使其生产函数或消费函数之值发生了改变。因此生产或消费之决定受到其它经济主体活动的影响,甚至其它主体经济活动成为其决策函数之变数。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外部性又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有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externality)与货币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y)。技术外部性是指纯粹由技术或其它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由市场机能所产生的外部性,比如邻居家花园为四周邻居提供了宜人的景色。货币外部性是指生产者彼此之间透过市场所产生的外部性,例如某一工厂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产量增加,该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受益,同时以此产品或相关产品为原料的生产也因降低生产成本而受益。无论货币性的还是技术的外部性都有两种类型: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一般人们把货币性的外部性又分为(货币性)外部经济和(货币性)外部不经济,即按照马歇尔的分析,外部经济是指整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而使个别厂商得到好处。包括修理、服务、运输、人才供给、科技情报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从而使个别厂商减低平均生产成本,得到外部经济。外部不经济是指整个行业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使个别厂商成本增加,收益减少。引起外部不经济的因素。包括由整个行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招工困难、原材料和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以及地价上涨等。技术外部性①也可以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技术-外部性不经济,这是福利经济学中常用的解释,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体对外部影响而言,而不是外部因素对一经济主体的影响。将一经济主体有利的外部影响称作技术—外部经济,而将不利的外部影响称为技术—外部不经济(加“技术”是便于与货币外部性相区分)。

2经济集聚的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理论上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企业,首先是由于规模经济的效果,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集聚体规模增大,达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一经产生,单位产品的成本停止下降,规模再扩大失去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各种生产要素仍然集聚,这种集聚是范围经济作用的结果。范围经济并不排斥规模经济,它本身就含有规模经济的要求(体现在成本的次加性,即追加新产品和服务进行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成本要低)。理论上不存在先产生范围经济后产生范围不经济的过程,它与生产函数、企业管理与营销等相关(比如前文通用汽车公司卡车、小汽车、大汽车的生产)。如果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不存在,那么生产要素是否还集聚?生产要素还具有集聚的趋势,这是由于外部经济作用的结果。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直接相关,货币外部性与整个产业规模相关,技术外部性与企业间关系、企业环境相关。对于货币外部性而言,由于外部经济的动力,生产要素产生了集聚的趋势;当集聚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外部不经济,单位产品成本开始上升,就出现了经济要素扩散的趋向。对于技术外部性而言,吸引与技术—外部经济相关的经济要素(主体),而排斥与技术-外部不经济相关的经济要素(主体)。总之存在外部经济产生集聚引力,产生了外部不经济导致经济要素的扩散。此外,经济要素由集聚向扩散转变,还是集聚体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区域分工的要求。当集聚体由一种经济功能向另一种经济功能升级转变时,往往扩散旧功能相关的经济要素,而集聚新功能相关的经济要素。所以,当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三者存在一个(不超过两个)时,并发生的经济集聚效果可以称作一般集聚经济;当三者都存在并发挥作用形成经济集聚,称作纯粹集聚经济;当三者都已经成为不经济时称作纯粹集聚不经济。

3经济集聚的空间类型和特点

经济地理学与产业经济学从空间形态的角度对经济扩散进行了分类[6,7]。主要将经济扩散划分为墨汁似(就近)扩散、等级扩散、跳跃似扩散、发展极似扩散、串珠扩散和随机扩散等六种表现形式。区域经济学将集聚分为偶然性集聚(由于区域因素导致的)和纯粹集聚(集聚经济产生的);纯粹集聚又分为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8]。外部经济包含有地方化经济(货币性外部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货币性外部经济与技术—外部经济),因此,可以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和区别集聚。

3•1经济集聚类型划分依据

本质上,经济集聚与经济扩散是并存的,是经济要素流动的两种表现方式,并且经济集聚与扩散具有共同的作用过程。所谓存在集聚与扩散之分,不过是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而言,即集聚是对于一个地方,有不同的要素流的汇集;扩散是对于一个地方,要素流的向外部流出。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可以说集聚是绝对的,扩散是相对的。因为要素流动,必然集聚(不同要素集聚才能产生经济活动);并且要素流的扩散是在形成新的集聚点。因而研究集聚更具有一般意义。在任何科学中,现象的研究肯定包括其关联性在内。地理学现象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有两类:在一个地方不同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地方诸现象的关系或联系。后者必然包括地区间运动在内[9]。对要素流动直接相关的经济集聚进行分类,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规律,一是便于分析判断集聚体发展,二是便于分析判断集聚体对区域发展作用和意义。而以往对集聚与扩散的分类,如等级扩散、跳跃扩散、串珠扩散等,很难分清哪一种有利于地方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集聚中心。依据集聚分类的两个基本目的,可以制定集聚分类的两个依据:①经济集聚过程中的经济联系;②经济集聚过程中或集聚体形成的与地方之间的关联程度(经济的和社会的关联)。根据①可以将集聚分为关联性经济集聚和非关联性经济集聚,前者是指集聚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具有产业上的水平或垂直的联系,或者具有管理上的从属关系。后者是指不存在这样的联系或关系。根据②可以将集聚分为根植性经济集聚和非根植性经济集聚。前者是指经济集聚过程中经济活动与地方已经存在的经济活动或者社会活动形成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包括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指没有发生类似的经济联系或社会关系。

3•2经济集聚的类型

同样,对经济扩散也可以根据以上两种依据,对经济扩散进行分类:关联性经济扩散和非关联性经济扩散,根植性经济扩散和非根植性经济扩散。只不过集聚是相对于要素流的“汇”而言,扩散是相对于要素流的“源”而言。概念上具有相应的含义。由分析得出经济集聚与扩散的一般类型和特点如表2。根据以上的论述,规模经济首先引起经济集聚,并且不断强化集聚的程度,直至产生规模不经济,形成的是以企业构成为主体的集聚产业点,是经济集聚区域的基本组成单元,一般地域范围不超过几平方公里,集聚了少数几个规模不大的企业,结构较简单,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往往依托于周围的小城镇或接近交通干道。集聚产业点形成后,由于范围经济的作用,经济进一步集聚,吸引更多的外来要素,企业间关系更加复杂,形成了多样化经营与联合化生产,不同的企业(原有企业间或与新产生的企业间)间产生了水平或垂直的经济联系。形成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企业群体,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共同推动下,企业群体的发展为集聚产业区。一般集聚产业区在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不等。集聚产业区内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动力等),大大节约了企业外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加强了与地方社会经济联系的程度,以利于产业区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整体发展。集聚产业区与周围大城市或口岸城市经济关系逐渐密切。当集聚产业区不能够为集聚提供范围经济时,外部经济作用继续使得产业区继续扩大,逐渐形成集聚产业核心区(或枢纽区),乃至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大的城市。集聚产业核心区一般在几十平方公里以上,成为区域一个或多个行业的增长中心,核心区内部经济联系紧密,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更加广泛,成为大量生产要素(人口、资本、技术等)的集聚体,不仅吸引生产性行业,而且也诱导生产者服务业[10](信息业、咨询业、金融产业等)的集聚,使集聚核心区的功能得到健全和发展。形成了经济集聚的过程中的集聚产业点、集聚产业区、集聚产业核心区的三种基本经济景观。

3•3几点说明

(1)尽管在经济景观形成分析中,先从规模经济开始,然后是范围经济、最后是外部经济。实际中不一定如此,只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有可能后两者同时进行,或外部经济在范围经济之前起作用。这与企业规模、行业特点等相关。

(2)在经济集聚景观形成中,规模经济是最基本的,没有规模经济就无从谈起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规模经济是集聚体形成发展的基础。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三重效应叠加作用下,推动了经济集聚体从集聚产业点向集聚产业区、集聚产业核心区演变发展。

第7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091-02

引言

审计收费（Audit Fee）是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供求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并日益成为事务所之间进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比较多，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复杂程度、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审计任期、审计风险等。在资本市场与会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关于盈余管理，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一种欺诈性（fraud）行为（Goel and Thakor,2003），是一种不道德（immoral）行为（Brown,1999）；但也有人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盈余管理则是企业灵活运用法规准则所赋予的会计选择权利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是不会在会计法禁止行为之列（宁亚平，2005）。那么，国内外学者究竟对盈余管理持怎样的态度，其与审计收费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辨析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仍处于进一步探索中，但总体上来说，国外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 R Scott（1992）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把盈余管理定义为，“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该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弹性地运用会计准则来操纵会计数据，本身并没有公然违反会计准则，其中隐含之意，盈余管理是正当的。该定义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企业管理者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便自然产生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即忽略了“人的非理性”。

（二）Healy and Wah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该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三）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该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而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此定义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实质上是对所披露信息的操纵。

国内学者围绕这三个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给出过盈余管理的定义。孙铮（1999）指出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只要是生成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都叫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他认为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同属一个概念。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两个内容，两者既为互斥关系，又是盈余操纵的全部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盈余管理利用合法手段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盈余造假属于违法并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学者们对盈余管理的认识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均体现出了：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目的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手段是选择，即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且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盈余管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只要诸如分红、上市、配股、融资等与会计信息有关，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就会存在。

二、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关系分析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市场活动，其收费标准必然受到审计市场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用于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自发调节决定，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除了受市场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管制等的影响。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制度背景，目前，中国的会计、审计市场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阶段，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往往会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1998年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中介机构，其承接业务时不得不考虑成本效益问题。但是，过于降低审计收费，减少审计成本的投入，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一旦被资本市场和理性投资获取了相关信息，不仅妨碍事务所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因此，为了防止会计师事务所的过于压低价格招揽客户，降低审计质量，财政、物价部门对审计收费制定最低标准，实行价格管制制度。而且，为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就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有关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内容进行了规定，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审计的收费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

在资本市场中，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尤其是其中的会计盈余信息及其质量正受到投资者的空前关注，因为会计盈余是企业制定各种契约的重要参数。如果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低于投资者的预期，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下跌；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盈余业绩挂钩时，还可能影响公司管理人员的报酬。基于此，公司管理层会不会与审计师合谋人为地修改会计盈余，即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呢？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参与市场竞争，虽然其收费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但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征决定了事务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必然受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不禁要问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密切相关呢？下面分别站在上市公司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分析两者的关系，为此，本文从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审计风险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基于盈余管理概念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关系时，倾向认同上面谈到的有关盈余管理的第二种定义，即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与审计师进行合谋，报告虚假或者不真实信息，以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过程。这种契约过程，双方各有目的，比如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以高额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意见，获得财务信息，或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为了获取配股资格、或为了保牌、或为了再融资，当然还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等，在我国特有的监管制度下，保牌、配股等契约使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有着强烈的动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审计收费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因此，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收入等目的，通常难以抵制以低质量审计获取高额报酬的诱惑，于是违心认可，与之合谋。这种审计合谋是社会审计独立性丧失的表现，此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必然受到较大干扰，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审计独立性。正常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的收费应当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所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价值，过高或过低的收费都可能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的质量，这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降低往往正是审计师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因此，反过来可以推测，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很可能给予会计师事务所更高的审计收费。

（二）基于审计风险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盈余管理受到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容易被人为地操纵，在财务报表中盈余管理比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对该项目较难审计。通常在国外，盈余管理被视为高固有风险。固有风险包括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行业所处环境、业务性质、容易产生错报的会计报表项目、容易受到损失或被挪用的资产等导致的风险，在中国，盈余管理也被视为固有风险；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普遍存在，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会过高地评估固有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在某一风险水平下，注册会计师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就必须增加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时间，以降低检查风险，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耗费更多的资源，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来识别公司管理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增加，从而就要求其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所花费的审计成本。

另外，国内外学者已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收费之间具有相关性。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discretionary items)，结果发现，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为此会相应增加审计收费。王振林（2002）、李爽和吴溪（2004）从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角度计量盈余管理，发现客户盈余管理迹象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孟焰（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亏损年度有多报非经常性亏损以“透支亏损”现象，注册会计师面临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意图，必然会在非经常性损益的审计上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

参考文献：

[1]张祥建.大股东控制下的配股融资与盈余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第8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许多国家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流行的结果之一就是政府支出不断攀升和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这促成了学者们对政府支出是否影响和如何影响居民消费问题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我国学者则是自21世纪以来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形成了三派观点：（1）挤出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或者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2）挤入说。与前一种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或者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3）不相关或不确定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变化与居民消费变化之间没有相关性或具有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在某些条件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互补的；但是在另一些条件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则是替代的。

1．国外学者的研究。贝利（M．J．Bailey）在其《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一书中最先研究了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他通过对三部门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经验检验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会部分挤出居民消费支出。［1］巴罗（R．J．Barro，1981）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将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条渠道挤出私人消费，并且，暂时性的政府支出比持久性的政府支出产生更大的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2］科孟迪（R．C．Kormendi，1983）根据美国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消费的系数约为0．2。［3］阿乔（AlanAschauer，1985）以霍尔（Ro－Hall，1978）的最优化消费模型和由此推导出的欧拉方程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带有辅助方程的消费方程，并用美国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替代程度的区间为［0．23，0．42］。［4］埃姆德（S．Ahmed，1986）用跨期替代模型证明英国的政府支出挤出了居民消费。［5］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7）估计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和期内替代弹性，发现美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替代关系，且期内替代弹性为0．9。［6］霍（T．W．Ho，2001）通过对24个OECD国家1981—1997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替代系数为0．5387。［7］埃斯惕威和桑切斯－劳皮斯（V．Esteve＆J．Sanchis－Llopis，2005）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和1960—2003年的西班牙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西班牙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Edgeworth－Pareto意义上的替代关系。［8］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不是挤出而是挤入私人消费。卡拉斯（G．Karras，1994）将政府支出函数直接引入了消费者的目标效用函数，应用30个国家1950—1987年的数据对消费的欧拉方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说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一种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可以挤入私人消费，并且这种互补关系与政府规模呈反比关系。［9］奈伊和霍（C．C．Nieh＆T．W．Ho，2006）运用面板协整方法和1981—2000年的数据估计了23个OECD国家和地区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的期内替代弹性和跨期替代弹性，其结论是，从总体上看，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是互补的。布朗和韦尔斯（A．Brown＆G．Wells，2008）将面板协整方法运用于分析澳大利亚6个州的经验数据，其结论是澳大利亚的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呈现互补关系。［1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使用标准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者往往得出政府支出①冲击会挤出私人消费的判断，而一些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政府支出冲击通常会挤入私人消费。但是，有些学者又认为，政府支出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可能是由于VAR技术本身的原因引起的。还有一些学者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不相关的。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4）沿着霍尔（Rob－ertE．Hall）模型最优化的思路分析了1953—1993年加拿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但在对欧拉方程进行计量分析时考虑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和非协整两种情况，结果发现，在协整的假设下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互补的，但是在非协整的假设下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则是替代的。［12］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8）依据持久收入假说构建了一个嵌入了替代弹性不变函数的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其结论是：当跨期替代弹性（对于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来说）大于、小于、等于期内替代弹性（对于替代弹性不变的效用函数来说）时，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呈现Edge－worth－Pareto意义上的互补、替代、不相关的关系。他们还进一步使用1953—1994年美国的季度数据估计出这两个替代弹性系数都约等于1．56，这意味着美国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在Edgeworth－Pareto意义上是不相关的。［13］克旺（Y．K．Kwan，2006）将协整方法用来分析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其他7个国家或地区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不过替代程度大小不同。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后。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也是莫衷一是。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认为，关于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替代关系，这需要具体分析。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某些种类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诸如交通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其他许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15］胡东书（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从整体上看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是挤入的而不是挤出的。［16］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17］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实际的经济周期（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18］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导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然后对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样本进行估计，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19］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在大多数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申琳和马丹（2007）对1978—2005年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消费倾斜渠道和资源撤销渠道）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我国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消费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费上升，通过资源撤销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费下降；综合来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两种渠道最终导致人均居民消费下降，即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楚尔鸣和鲁旭（2008）通过构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较弱的互补关系。杨子晖等人（2009）通过面板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消费支出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陈创练（2010）所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比如，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将减少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的公共服务（如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学校午餐等）的供给。［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由上我们看到，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总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或把政府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再分别研究这两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石柱鲜等人（2005）等少数几篇文章尝试从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或财政支出分类上分别考察这些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还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正相关；也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财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费。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对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径可能是要改变模型方法选择。

二、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初步分析

笔者认为，从总量上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过于综合，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真实效应。因为我国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资支出，还包括转移支出和民生支出，这些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支出的不同分类上来考察它们分别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0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财政支出项目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5类27个项目调整为22个项目，不再按功能性质分类。1978年到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质划分为5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图2显示的是1978—2006年我国政府的5大类支出分别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国防费占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经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企业和个人承担，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这就导致了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上升较快反映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较快，公部门控制和消费的资源过多。这5大类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经济建设费支出。这类支出是国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它们主要形成物资资本和公共物品，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环境保护等。这类支出在短期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但是在长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经济建设费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税收，并且这类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资源的规模，因此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

在长期，这类支出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交通便捷会促进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费，电力供给有了保障会促进居民购买和消费家用电器。从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通过经济建设费支出来配置资源的规模必须适度，不宜过大，否则会挤占市场和居民消费。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这是国家用于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出版、广电、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这类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资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会及其成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类支出应当会促进居民消费。显而易见，政府投资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设施，必然会促进居民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国防费。这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各种经费支出。国防是一个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业和个人遭受外来侵略和掠夺的保障。因此，国防费支出虽然可能会挤占居民收入和消费，但是一个强大和稳固的国防会大大降低国民生存、发展、生产、消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行政管理费。这是一种社会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开支，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性经费支出。在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员开支的费用约占50％上下。近几年受诟病较多的“三公”经费就是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费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纯粹性消费，这部分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公务员使用公款消费得越多越好，不意味着他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其他支出。这包括政府财政年初预留的预备费，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赠支出，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等等。这类支出很可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或影响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经验研究

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过，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不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本文尝试改变这种经验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来进行研究。1．可加模型简介。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s）是非参数统计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线性模型的推广。与线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未知；函数关系根据数据本身而得到。相比线性模型这更符合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要求。（2）对于因变量的分布没有限制，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与线性模型要求因变量服从某个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为合理。因为因变量是否服从某种分布实际上很难验证。虽然计量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检验服从分布的方法，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往往是检验其不服从某种分布，很难检验出服从某种分布。因为它们的原假设是服从某种分布。不拒绝原假设不等于接受原假设，这是两个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可加模型具有先天优势。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说随着政府支出的变化，它们对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也是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计量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但是这些线性关系是在很强的假设下得到的，而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变量之间关系呈线性关系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是非线性的。因为影响变量的因素很多，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制约，或为了研究的简化和方便，不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很强的假设易于构建模型和得出结论，但是很难符合实际和刻画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2．可加模型应用。（1）数据来源与选取。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数据不可比，所以本文选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1979—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五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们将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①。为了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另外，为了方便，我们作如下记号：x1为经济建设费，x2为社会文教费，x3为国防费，x4为行政管理费，y1为农村居民消费，y2为城镇居民消费。（2）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根据（1．1），政府支出结构与农村消费需求的可加模型为。从图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即这两类支出挤占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③和图④显示这两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减少。从图4可以看出：（1）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但超出这一范围其影响变小。（4）行政管理费支出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④显示这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4）比较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综合起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但国防费支出的影响不同。国防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城镇居民在一定范围内有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符合实际，许多军用设施和军民两用设施位于城镇，农村则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当然，这个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对国防保障带来的安全性的认知程度不同，这种认知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中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评价。为了评价模型，我们引入MSE（均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和MAPE（平均绝对百分误差）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个误差指标都比较小。在应用可加模型时，如果MAPE＜10，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就较高，而我们现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见我们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从两个拟合图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9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

摘要:本文从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名称考辨入手,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特点(优点和缺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得出了两者需要互补的必要性;然后探讨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随后作出笔者的六点小结;接着对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进行比较并指出其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应用;最后笔者对在我国进行多样化的会计理论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告初步形成。第二,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会计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tts/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只在于解释和预测,而并没有提及实证会计理论具有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3、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总的评价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证明和构建会计理论时具有优势;实证会计研究则具有获得新知识、新理论的优势作用。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3)单纯依靠规范会计研究或实证会计研究都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如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概率或然性质,规范会计研究大前提的来源及正确与否的问题。

(4)规范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认识本来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是渐进性和飞跃性,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5)实证会计研究往往适合于对具体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如若涉及到对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则无能为力,而此时便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本文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以下将两者的结合简称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

三、试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

1、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会计理论发展模式的启迪〔9〕

会计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保持会计基本理论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导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理论研究起到规范的作用。同时,它一般经受得住某些“反常”的冲击、诘难,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通过对理论的局部调整或修改辅前提、假说,把反对转化为支持,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任何会计理论总并非尽善尽美,总有其赖以存在的会计环境,一旦其在强大的“反常”面前一筹莫展并不能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时,就势必将会被新的会计理论代替,这时就需重新调整会计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显著变动状态,就强烈需求质变。但是,新的会计理论并非对旧的会计理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新旧会计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包含或对应关系,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整个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前进的上升运动,是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稳定显著变动相对稳定…”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这样,在会计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相应的主要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也应有区别:在会计理论体系相对稳定的阶段,会计理论表现出对会计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具备应付反常冲击的弹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论和思路指导下,主要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收敛性思维)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辅命题克服理论的困难,使理论作为规范较好地发挥作用。当会计理论发展进入显著变动阶段后,原有的会计理论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产生阻碍作用了,因而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发散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从会计实践、现象的经验分析中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总而言之,只有在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会计理论的发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会计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对会计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事实上,会计理论体系中不同会计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统一。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SFAC)”便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共同配合、协作成功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会计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须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作为会计理论研究起点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自于会计实践,也可以来自过去会计实践的产物——已有会计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会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已有会计理论,同时不断从会计实践中吸收“营养”,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绝不允许忽略会计实践。但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会计知识由于其归纳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须从会计理论高度运用规范会计研究进行演绎推理,以发现其有无逻辑矛盾,得出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为会计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可归纳为“会计理论会计实践新的会计理论…”这一不断往复、逐渐完善的过程。相应的,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归纳为“规范实证规范…”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概括来讲,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会计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并通过对假说的实践检验、修正,逐渐使假说演变为新的会计理论。

2、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

如果详细比较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会计文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方面,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需要互补:

（1）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少数几个基本会计概念(会计基本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主要运用演绎法来推出一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而大凡实证会计研究,一般总是先根据大量的会计现象归纳出一个或多个命题,然后利用来源于会计信息市场的若干会计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或者对规范会计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言以蔽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

（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来进行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来讲,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实际上,Trueblood报告就曾指出,会计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的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因此其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3）规范会计研究的较高层次性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实证会计研究则由于侧重于在较低会计目标层次上进行研究,则涉及到事实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何呢?两者的关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实存在人类经验认知或判断事实判断主观需求与客观环境制约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价值判断。此外,按照哲学观点,“是什么”(事实判断)先于“应该是什么”(价值判断),所以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是什么”总有些捉摸不准的味道(如会计基本假设来自于客观会计环境,具有客观性——“是什么”,而会计目标代表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观需求即“应该是什么”,但是会计界却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两者并重,这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所以需要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3、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之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种会计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四、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比较及应用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区别大致有二: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但“有用”并无一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逆向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统一,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蒸发、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认识能力以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传统思维的来源。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证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准则是按规范(演绎)方法制定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主观规定,它代表了规范会计实务的理想准则。但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环境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因而对准则的实际效用及预期目的之间关系的检验就变得尤其重要。准则制定者必须了解,现有准则的执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否强化、规范了企业的财务行为,是否增强了外部利益集团及企业内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而要获得以上各项认识,既不能依赖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又不能从原有理论中演绎推理而知,而必须展开广泛的会计实践,通过调查、征集意见,获得有关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才能不断修改原有准则,使会计准则不断地发展完善。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吸取了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不仅弥补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触会计实践,按科学的程序,从会计实践中获得对会计准则更深刻的认识。

五、关于进行多样化会计研究的建议

诚如本文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就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见,因此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议:

（1）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应该尽量学习美国和台湾目前应用较好的实验会计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过建立会计实验室,模拟与所要研究的会计准则相似的会计环境,对搜集的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行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前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见。

(3)在会计研究之中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也许有的同志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质疑,因而提倡在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应该谨慎,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笔者认为这些同志混淆了会计研究中数学模型的两种类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前者是用数学符号对会计理论研究过程进行的表述,无须使用来自于会计信息市场的具体会计数据;而后者则必须带入会计数据,并要设定某些参数。笔者此处主要提倡会计研究的理论模型,因为数学语言表达最为简洁明了、无歧义,可以加强对会计理论问题的论证力度,逻辑严密并且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因而更符合科学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此外,笔者也赞成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进行会计研究(实际上,与国外的会计数据相比,我国的会计数据来源也许更加可靠),关键在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大型数据库,为日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大量的会计研究奠定条件。

注释:（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关于市场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原载于《财会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马克·图恩:《自决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79页。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刘峰:“实证会计的方法论基础及批判”,《会计研究》,1997.7。

〔7〕樊刚:“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参考了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玻普尔和拉卡托斯的观点,如“范式理论”、“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会计理论研究之中并结合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10〕陈秉漳:《价值社会学》,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8第314页。

主要参考文献:〔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三期。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载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

〔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关士续等编:《自然辨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5/13。

〔13〕刘元亮等编著:《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参见俞洪绍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报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