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国说余佳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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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提到90后创业者，很多人都会想到马佳佳和余佳文。前者以店创始人身份登上了TED讲台，后者则在《青年中国说》中以狂放言辞而成为焦点。

他们是90后创业者的代表人物――在信息高度发达、创业氛围浓厚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成名趁早”，他们敢想敢做，不墨守成规。

他们是90后，但更是创业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默默打拼，踏实耕作。

在深圳市南山区智恒产业园19栋4楼，邱秋正在与他的创业伙伴正在颠覆足球订场，在绿茵场上开疆辟土。这个90后青年和他的国内首款订场约球工具“乐奇足球”在圈里已经小有名气，在获得千万元A轮融资后，公司估值达2.5亿元。

而在上海市宝山区川北路988号B198室里，1993年出生、大二辍学的杨震凯，正带领着“新媒体管家”团队为超过50万用户打造手机端公众号管理工具。他创立的上海政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获得了IDG百万美元的投资。

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提出，要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新态势；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2015年4月，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鼓励年轻的创业者。

美好时代开始

“深圳一位投资人曾经跟我感慨地说，90后小鲜肉们确实遇到了一个好时代，鼓励政策多，市场上资本充足，创业门槛比80后和70后降低了。”邱秋告诉《t望东方周刊》。

当下，创业似乎成了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自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新增登记企业485.4万户，平均每天1.06万户。其中，创新创意能力强的青年群体成为主体。

在2015年刚毕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一真看来，青年群体有着巨大的创业热情。

“但凡鼓励大学生创业的高校，都不乏创业者。朋友圈里充斥着获得百万元投资的创业明星，身边的朋友都在忙着创业，生怕落后一步。”他告诉《t望东方周刊》。

所以，王一真也被裹挟进了这股创业浪潮中。他正在挖掘法学院资源做公益法律援助、小微及初创企业定制化法律服务项目，线上承接业务，线下则对接律师事务所，“既提高效率，又实现了资源整合”。

他并不为钱发愁，因为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创业者基本都“不差钱”，只要项目够诱人，投资人自然会主动寻上门。

科技网站36氪曾联合百度对90后移动互联网创业者进行了线上调研，发现一线城市最受90后创业者青睐。根据参与线上调查的600多名90后创业者投票显示，深圳、北京吸引的90后创业者最多，分别为33.87%、30.65%。

创业须趁早

在邱秋公司附近的咖啡馆，人们开口闭口谈论的都是“商业模式”“估值”“免费”以及“粉丝经济”。2013年，邱秋就在这里拿下了关乎公司命运的百万元级天使投资。

但是，在此前的两年时间里，他还曾有过一次不那么成功的创业经历。

2011年，为了“赚外快改善生活”，在深圳大学学新闻的邱秋聚集了一大帮计算机系的同学第一次创业，开始为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国内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做App外包项目。

奋斗10个月，他们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100万元，一下子就过上了“租三层复式楼、月入三五千元工资的生活”。这之后，遭遇创业瓶颈的团队决定进入智能WIFI领域，接着，“开发失利、团队分崩离析”令邱秋第一次听到理想破碎的声音。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于2013年再次创业，开始了今天的事业。

同样是在2013年，还在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读大二的杨震凯也着了魔似的非要创业，为此不惜为自己盖上了“肄业”的戳儿。

大学期间，他组织开发了校园信息的O2O类App，因获取用户成本极高而放弃，他吸取了教训，转而创立微信公众号“外卖小王子”，主打校园O2O订餐平台，但终因不敌“饿了么”补贴政策败下阵来。

然而，创业理想不灭的杨震凯最终没有让机会溜走，他看准了微信自媒体蜂拥而至的时机，在2014年初开发了媒体管理类App“自媒体管家”。

也是2013年，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王锐旭还在为生活费发愁，他做保安、摆地摊，甚至做起模特经纪人。在经历了无数次兼职中介骗局后，他在广州大学城组建了创业团队，开始从事校园推广服务。

王锐旭是非常幸运的，他成了校园创业明星：注册了科技公司，并作为青年创客代表受到了的接见。

这些90后创业者，过着同龄人不可能有的充实生活：

邱秋几乎每日一城，早晨从深圳匆忙赶往某个城市，开完会后入住酒店已接近凌晨；杨震凯代表90后创业嘉宾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电视访谈，下了节目之后仍要处理公司事务；王锐旭经常顾不上喝一口水，助理就已经开始提醒他下一个日程到时间了。

“政策来了，抓住便是”

“中关村有一条创业大街，创业氛围极其浓厚，人才、资金、技术、市场、圈子一应俱全，定期会有诸如李彦宏、周鸿t这样的互联网大佬出席讲座。只要你的创业项目计划书打动了他，一切皆有可能。”王一真说。

在他看来，北京处处“占得先机”：高校科研机构众多、兼具地缘优势、资本活跃，又依托中关村，创业者需要的资源在这里都能找到。

而地处珠三角的广州自改革开放起就成为了创业基地，遍地机遇。

2014年7月，“口袋兼职”创始人张议云决定在广州大学城租房子创业，那一年他19岁。产品上线不久，公司获得了比亚迪联合创始人、蓝魔数码董事长夏佐全200万元的天使投资，其后更是受到互联网大佬雷军力挺，赞其具有“老鹰”般敏锐的判断力。

其实，1995年出生的张议云13岁便实现了财务自由。

初二时，他靠设计木马程序挣了30万元的人生第一桶金；高一时，又联合网友创立了线上黑客培训平台，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元。自开始创业到2014年创办广州极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年时间中，他经历了5次创业，期间积累了超过200万元收入。

和其他人比起来，张议云的创业可谓一路坦途，目前还是大三学生的张议云，已经带着他的“口袋兼职”获得了2000万元的投资。

投资人徐睿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90后创业繁荣景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政策倾斜。“全国高校都热衷于创建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为创业实践提供场所，减免收费，甚至扶持90后创业的基金动辄百万元。创业者只需做一件事，政策来了，抓住便是。”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广东省141所高校几乎都有创业基地。广东佛山2012年有527位大学生创业，占总创业人数比例不到8%，而201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9.35%。

张议云、余佳文所在的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成立了广东省内首家创新创业学院，在校生选修创新创业课程修完规定学时，可获相应学分，并在城市近郊租赁整栋大型物业，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和孵化支持。

在与父辈的较量中胜出

许多人更愿意把这些创业者的年少成功归因为“基因”。

“余佳文也好，张议云或王锐旭也好，这些广东地区的大部分90后创业者都成长在潮汕地区，家里本身就经商，一是骨子里透着重商、崇商基因，二是这部分创业者的家庭环境都较为宽松，不会给予他们过重的就业压力。”徐睿分析说。

王锐旭告诉《t望东方周刊》，“父母原本希望我读研深造，最不希望我经商创业。”

他的父母在家乡经营一家羊毛厂，生意忙时，年仅7岁的王锐旭便会担起“账房先生”的重任，为100多工人发工资。在破产之后，父母不想他继续走自己的老路。直到拿到创业大赛100万元天使投资后，王锐旭才鼓起勇气说服父母。

在别人看来，是“从商基因”成就了王锐旭，但这远远不够。至少，张议云并不这样认为。

“互联网创业一定要和有传统行业背景的人合作，这是我坚信的成功必备要素。”他告诉《t望东方周刊》，“我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就是一位拥有兼职中介经验丰富的行业内人士。”

在与父兄辈的较量中，90后创业者丝毫不畏惧，甚至信心“爆棚”。

“未来是我们的。”张议云根本不担忧70后、80后竞争者，“与90后创业者相比，他们并没有优势，因为我们都是从初中开始做互联网，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年的行业经验了，不会比他们少。”

第2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60年”

围绕60周年,梳理反思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为促进繁荣新世纪儿童文学提供借鉴,这是2009年中国儿童文学关注的焦点,其相关活动与出版成果主要是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牵头组织召开的相关研讨会及选编出版的五套图书。这五套图书,一是《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4卷6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荟萃了60年间五代儿童文学作家260余人的290余篇代表性单篇作品。二是《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30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入了包括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小布头奇遇记》、曹文轩《青铜葵花》、黄蓓佳《亲亲我的妈妈》等30部名著,多为长篇。三是《六十年中国儿童文学精粹・感动共和国儿童文学书系》(少年儿童出版社),分为“成长小说卷”、“校园小说卷”、“真情美文卷”、“经典童话卷”、“童心故事卷”、“纪实报告卷”等6卷。四是《幼儿文学60年经典》30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者跨越老中青三代,包括严文井、叶永烈、高洪波、白冰、周锐、杨红樱、王一梅等。第五种是一套理论书籍,即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年(1949―2009)》。书前有80幅珍贵历史照片,全书精选了上百位作家、评论家的300余篇论文,另有3种长篇文献,合计350余万字。该书分为发展思潮、理论观念、作家原创、文体建设、系统工程、历史纪程、图书辑目、国家大奖等八个板块,力图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讨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艺术成就与研究成果。

回望是为了前瞻,梳理是为了借鉴,总结过去是为了重新出发。以上五套丛书总计将近一千万字,从创作到理论、从图片到文献、从长篇到短制、从少年文学到幼儿读物,全方位、多维度地综括了60年儿童文学的巨大成就与斑斓景观,具有十分积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双轨并进”

在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年代,文学生产包括儿童文学必须将文学品位与读者口味铆在自己的行动哲学上,坚持文学的多样化与艺术性。2009年的原创儿童文学在双轨并进方面做足了文章。所谓“双轨”,一轨是面向小学生的类型化作品,另一轨是面向中学生的典型化作品。类型化作品紧贴现实儿童的校园生活与心灵世界,注重时代性、艺术性与可读性,重在“感动当下”的文学效应。类型化创作在2009年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外研社于年初同步推出了郁雨君的《辫子姐姐男孩专列》、葛冰的《异能小子乐小天》、王勇英的《捣蛋双胞胎》、赵静的《闹的都是小别扭》等小说作品,每种都是好几本的套书,引起业界充分关注。河北少儿出版社的《郝月梅幽默儿童小说系列》、福建少儿社的商晓娜《拇指班长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杨筱艳《绿绿的小蚂蚱系列》、海豚出版社的张菱儿《糗事一箩筐:卜卜丫丫》系列小说等,也属于类型化文学范畴。

在构建类型化文学方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中国原创冒险文学书系”,目标是“汇聚原创冒险、魔幻、侦探、推理、探险、悬疑、科幻等多种类型文学作品,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增强推断力,提升阅读兴趣,砥砺胆识勇气”。从已出版的《李志伟冒险小说系列》(4种)、《萧袤魔幻小说系列》(4种)、《牧铃惊险小说系列》(2种)的内容与读者反响看,应该说初步实现了出版者的愿景。这一类作品在国外的创作已有很长历史,并已成为类型化文学的主体,但在我国儿童文学领域则不多见。如何在注重原创冒险文学可读性、剌激性的同时,加强艺术性与思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典型化儿童文学所追求的依然是文学的典型性、精致性路数,这以湖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为代表,已推出第一批6种,包括高洪波、王宜振的儿童诗集《会写字的梧桐叶》《21世纪校园先锋诗》、张秋生的童话《有肉汁味儿的雨点》、董宏猷的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将目标锁定在一流作家的原创新作,计划每年推出十种。中国少儿出版社以《儿童文学》杂志为阵地,在用心培养青年作家的同时,用力打磨精品佳作,2009年出版了牧铃的动物小说《艰难的归程》三部曲,“90后”新秀张牧笛的《走走停停》等4种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广东银行职员陈柳环的处女作《萝铃的魔力》意外畅销,更激励了中少社发现、培养新秀的信心。2009年,女作家秦文君、程玮、谢倩霓、汪王月含、毛芦芦的长篇小说《云裳》(春风文艺出版社)、《少女的红衬衣》(江苏少儿出版社)、《家有谢天谢地》(少年儿童出版社)、《假装我已离开》(明天出版社)、《柳哑子》战争三部曲(天天出版社),商泽军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抒情长诗《飞翔的中国》(安徽少儿社),薛涛、萧萍、王立春的儿童诗集《四季小猪》《狂欢节,女王一岁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明天出版社)等,也属于追求典型化、精致性儿童文学的艺术范畴,读者对象以中学生为主体。

“定位下移”

这是200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幼儿文学60年研讨会”上一些论者提出的观点,认为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的创作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突出成就集中在为中学生年龄段服务的“少年文学”,涌现了一大批少年小说、少年报告文学佳作;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异军突起,以杨红樱的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童话《笑猫日记》最为引人瞩目;与此同时,为幼儿园小朋友服务的“幼年文学”也有提升之势。服务对象年龄段“定位下移”的走向,或许正是儿童文学回归常态、回归本位的艺术选择。有意味的是,当年一批擅长少年文学创作的实力派作家,2009年也纷纷 “定位下移”,而且出手不凡:曹文轩一口气推出了4册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从一个名叫“皮卡”孩子的出生写起,力图演绎当代儿童的生活史、成长史、精神史,计划写作16册;张之路的小说《弯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描绘了小女生徐弯弯快乐、幽默、好玩的故事,使人一读难忘;董宏猷的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湖北少儿出版社),对幼儿心理、语言、思维的娴熟把握为长篇幼儿小说创作着实增加了底气。2009年,有一部写得很有意味、很有诗意的幼儿文学长篇散文《丘奥德》(华夏出版社),作者是重庆的李姗姗。“丘奥德”是英语CHILD(孩子)的音译,作品以孩子的眼睛观察着整个世界,用孩子的口吻描述世界,探索着生命的种种奇迹,清澈、透明、温馨而又满含哲思,是新世纪幼儿文学的一个可喜收获。

“农民工子弟文学”

直面现实生存困境中艰难成长的进城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众生相,是近年来儿童文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从他们的求学、求生到求助,从他们的自强、自尊到自信,从他们希望拥有与城里孩子的平等待遇到希望成为“城里人”,从打工子弟校长的无私奉献到社会各界的援助之手,“农民工子弟文学”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依然是儿童文学坚守的精神,儿童文学与人生、与社会、与思想依然如此生动深刻地交织在一起。2009年,在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28部文艺作品中,儿童文学有七部,而其中“农民工子弟文学”就有两部,即安徽作家伍美珍、刘君早的长篇报告文学《蓝天下的课桌》(福建少儿出版社)、江苏徐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徐玲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希望出版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生存现状和成长问题,已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视野,出现了一批思想性、时代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佳构。广东作家曾小春的长篇小说《手掌阳光》(明天出版社)、四川作家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诗人刘泽安的儿童诗集《守望乡村的孩子》,都引起了文坛关注。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技术、体制、文化领域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与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儿童文学作为服务未来一代的特殊文学,自然而然将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的创作持续升温,说明儿童文学作家坚执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抵达灵魂的探寻。2009年年初,“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暨‘大自然在召唤’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年末,刘先平的生态文学新作《走进帕米尔高原》(安徽少儿出版社)获第11届“五个一工程奖”。这是刘先平同类题材的作品再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对刘先平是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象征:生态文学将是新世纪文学与儿童文学的重头戏之一。

有意味的是,“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作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仿佛一夜之间又火了起来,中国少儿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几乎同步推出了沈石溪的两套动物小说旧作系列,其中的《狼王梦》国内已有多个版本,依然供不应求;上少社也即将推出沈石溪系列作品。有人戏称这是沈石溪的“第二春”。2009年,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新作《雪豹也有后爸》由湖北少儿社出版,金曾豪、牧铃也有动物小说新作《义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艰难的归程》(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义犬》还是国内第一部图书、网络、手机同步发行上线的“全媒体动物小说”,由此可见动物小说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沈石溪的“第二春”与刘先平的二度折桂,何尝不是生态文明正在逐渐深入人心的一种象征?

第3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在黄山尽情观赏了奇峰怪石，云海苍松。返沪后，我就约杨君在一个深秋午后走访陆氏。当我们走进一个石库门的房子，向一个厢房走去，看见陆氏正坐在一张陈旧的藤椅上看书。室内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写字台，一张卧床，两只凳子，还有一只放在写字台前的藤椅，是作画时坐的。隔壁是一间小屋，作餐室，堆积着杂物。一个大画家，被划为后的生活如此寒酸，始未料及。经杨君介绍后，我面对陆氏，看他衣着陈旧，脚上的布鞋前头已穿孔。因当时在时期，避谈政治和时事。随即转身观赏墙壁上挂着的陆氏杰作《深山采药图》和其他作品：构图都非常奇险，古朴幽深，雅趣横生，迥异时流。他听说我是四川人，就谈起抗战八年，他逃难四川，畅游了青城、峨眉、乐山，他认为蜀中山水甲天下。抗战胜利，返沪时，因为穷，无法坐轮船，只好冒险乘木筏，沿江渡过险滩，惊涛骇浪，顺流而下。经过三峡时，他饱览了夔门的雄伟，瞿塘的潇森，巫山神女的烟云神异。不禁朗吟起杜甫的诗篇，顿忘了旅途的艰辛。他之所以喜画三峡风光，基因于此。并说时人画三峡，喜画水中倒影，是缺乏实际经验。因为峡中两岸高峰对峙，阴深暗淡，没有倒影。他的学生宋文治画峡水中倒影，是受西画影响，他曾劝其改正。当晚我即邀陆氏到八仙桥小酌，席间他谈了他学画的历程，他师从冯超然，最初学四王、吴恽（即清初画家：王时敏、王监、王石谷、王原祁、吴历、恽南田），后学董其昌、石涛，中年以后直追宋元，兼以旅行写生为辅。他每天作画，除了有事，从不停息，数十年如一日。可见陆氏的成就，来之不易。

从此以后，我和杨君差不多每周必到陆氏家访谈，并观其作画，有两年半之久，耳闻目睹，获益不少。现就记忆所及将陆氏谈书论画的议论，分述如下：

1、观其作画

我们在观看他作画的时候，他总是一边作画，一边谈论用笔、用墨和构图写生之法。他说宋元人作画都是根据自己饱览祖国山川，通过自己的心灵重新组织加以创作的。而明清画家则以摹仿前人作品为主，缺乏游历和写生的经验，遂逐渐程式化，没有真山水情趣。往往在这种时候，他停笔休息，开橱拿出他的佳作给我们观赏。并谈其创作过程和意图。我们一共观赏过的作品有：《峡江险水》、《杜甫诗意》、《李白诗意》、《永州八记》、《井岗山》、《仿石涛画册》、《诗词》。其中以《峡江险水》和《永光八记》给我的印象最深。前者无论是构图、用笔、用墨，都兼采宋、元和石涛的笔法融为一体而加以创作。既富于山川灵气，并具个人风格。后者不仅突出了原作的诗情画意，使人如身历其境。设色之古雅，用笔之豪迈，构图之新颖，都是寓创新于传统之中。

2、两个文敏

对中国历代画家，陆氏最佩服两个文敏。就是赵文敏孟，董文敏其昌。他说中国画在隋唐以前以人物为主，多画帝王将相，宗教故事。山水画在隋唐是草创时期，直到五代才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先有荆浩、关同，后有董源、巨然，到北宋蔚为大观，出现李成、范宽、许道宁、郭熙等大家。到南宋继有刘、李、马、夏，衣钵未坠。这时南北两宋，相互渗透，各有所长。北派重风骨，南宗尚气韵。但到宋末、元初，又趋向于程式化，尤以院画功力有余，风雅不足。故李唐早有“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叹。为了纠正这种媚俗倾向，赵孟应时起而加以革新，从文人画的立场，变宋人的刻划，为元人的变化，打破程式，变单一而为多样化，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发展个性，任情挥洒。赵氏的《鹊花秋色图》，即以写生为主，自创新风。他的鞍马、人物、竹石画都能跳出宋人窠臼，而强调书画同源：“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分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影响所及，产生了倪云林、黄子久、吴镇、王叔明四大家。到了明末，又趋于僵化，院体流行。董其昌又起而倡导复古，实际上是革新，进一步推动诗、书、画三位一体化。董氏既学董巨，又尚李唐，融会南北两宋，创制笔墨含蕴，古朴清雅的新风，影响有清一代，四王吴恽继承了他的拟古精神。同时启发了石涛、革新的勇气，别开生面，成为扬州八怪的先导，形成了中国近、现代自由开放型画风。

3、传统和创新

传统和创新在当代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争论不休。老画家安于守旧，中青年画家激昂冲动，坚决否定传统，说得一钱不值。关于这个问题，陆氏见怪不惊。认为传统否定不了，传统是前人工作和经验的积累，未来发展的根基，其中有精华，也含糟粕。我们所谓继承传统，是继承精华。通过实践，保存了精华，糟粕自然会随时间自然淘汰，从两个文敏的作品，就能够发现其变化发展的踪迹。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既是历史的，也是辩证的。既有起伏，也有进退，情况复杂，不能简单化。从中国绘画史来看，并非直线发展，如宋元胜过隋唐，而明清则倒退停滞。但是石涛、却能在停滞期，冲破前人樊篱，独标新意；而龚贤、任伯年也能够吸收外来影响，自创新体。不能以偏概全，以多胜少。传统和创新的关系，犹如父子之血统，子从父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但绘画如此，任何学科和技艺，都是血统相连，无法割断。譬如中国画的传统以笔墨为核心，只有色彩，没有笔墨就不是中国画，而是西洋画。简言之，中国画的特色，就在笔墨融洽，浑然天成，气韵充足，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并不玄虚，而形神俱在。

4、对当代画坛的评论

陆氏遭祸后，被视为异类。故其为人处世，格外小心谨慎。言谈间不随便臧否人物。尤其对于置身其中的画坛，决不轻加议论。有一次闲谈时，我说有人说他死抱住传统，不随潮流。他就兴奋起来，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不保守，对于一切新事物，他都从优而加以取舍。即使对西方绘画，他也能够欣赏。对毕加索、达利早年的写实主义作品和素描的功力，他是称赞的。他们后期的抽象派作品，他看不懂，并不妄加评论。他认为绘画美应以具体形象为主，抽象也是由具象而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追新求异的产物，也算艺术中的一枝新花。有一次我请他在家便饭，拿出梵高画册给他看，他非常钦佩梵高一生不计名利而追求艺术的精神。对梵高油画粗犷的笔触和鲜艳的色彩，也能欣赏，尤其对于梵高的芦笔画线条挺劲有力，笔法变化无穷，虽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但自出机杼，颇具个人风范，非常喜爱。谈到中国当代画家时，他说张大千学石涛，重装饰性，稍嫌相似，不够苍老。不过晚年的泼彩画，取法印象派，而能融会贯通，中西合一，不露痕迹，为国画创新，开辟了一条新路。但仿效者多属皮毛。对于黄宾虹和李可染，他虽也赞赏，但可惜黄氏有笔无墨，李氏有墨无笔。声言只是个人看法，不足为外人道也。

5、关于画家的修养

谈到画家的修养，陆氏特别重视画家的人品和学识。因为书画同源，画家首先必须练字，不会书法，线条就缺少腕力。既然诗书画三位一体，画家也应当具有文学修养，不读书的画家是画匠。院画多匠气，就因为宫廷画师，多以技术见长，缺乏文学修养。宋、元以后文人画成为主流，因为赵孟、倪云林，沈石田、唐寅、文徵明、徐渭、董其昌、恽南田、石涛、、郑板桥等，都有深厚的文学基础，故他们的绘画，风流倜傥，充满诗意，使祖国的锦绣河山，别有一番风韵。所以一个画家，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是不可能的。最令我难忘的，有一次，谈到诗、书、画结合问题时，他举故宫藏画《洞天山堂》作为例子，说这幅画既不是董源的作品，也不是高克恭画的（徐邦达的鉴定）。陆氏特别精神振奋地说：你看画中那几株松树，画得极好，不仅线条刚劲有力，而且风姿挺秀，突出了整个画面的精神，加以山峦巍峨，烟云缭绕，溪流潺，洞天高悬，令人仰慕。真是一个可观、可游、可居的神仙境界。高克恭不但构不成这种境界，也没有这样雄伟阔大的气魄。它融会院体和文人画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创新，是一幅宋末元初无名高手的杰作，弥足珍贵。是赵孟的前驱，开有元一代山水画的新风，虽是一幅假董源的作品，但比较真品更具艺术价值。陆氏风趣地说，对中国古书画，虽首先要鉴定其真伪，但更应当识别其艺术的高低。如石涛的假画，往往有的比真迹更优秀。这已为上海大收藏家头痛的事情。

相关联接：

第4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他，就是苏州遂苑园主杨贵生。

偶然结缘，深深迷恋

1981年下半年，杨贵生的爱人因工伤住院。在医院陪护期间，他偶然得到一个苏州农村苗圃病友赠送的几棵盆栽小苗。看着那几株含翠欲滴、生机盎然的嫩苗，杨贵生心中燃起无限热望，他拿回家小心种上，希望爱人也能像这几株新苗，早日驱走病魔，重新焕发奕奕神采。日复一日，杨责生对它们倾注大量的心血，悉心加以照料和呵护。在这个过程中，杨贵生深深地喜欢上了盆景这门艺术。

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杨贵生是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又顶有江苏省劳动模范的桂冠，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捉襟见肘。他发现盆景不仅能够美化家庭环境，还能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帮助。于是，杨贵生便开始摸索着小规模种植。“1984年，我第一次卖掉16盆盆景，换回550元钱，给爱人买了第一条金项链。”至今，杨贵生记忆犹新。

这种摸索种植盆景的经历，杨贵生一直持续到1990年苏州老城区大拆迁的时候。其间，虽然他从1985年开始下海创业，但是种盆景却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和爱好。由于老屋拆迁，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杨贵生的盆景艺术生涯几近中断。2000年，杨贵生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他在苏州城南购买了平生第一块地――16亩地建造厂房。厂房建成后，他利用厂房周边的两、三亩空地，又开始种起了盆景，重新陶醉在一花一木的世界里。2001年冬，杨贵生通过苏州盆景行家金立勇结识了安徽合肥的青年盆景艺术家樊顺利，通过与他们深入的交流，他对盆景艺术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也更加炽烈。

从2002年开始，杨贵生花费大量精力对比研究曾在中国盆景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派盆景和当下苏州盆景的状况，并得出了几个结论：一是苏州盆景在树种的选择上，还是以杂木类为主，已经跟不上全国盆景发展的形势了：二是造型技法太过于传统，比较呆板，没有创新；三是创作理念上固步自封，骄傲自满。针对这些现象，他确立了自己的盆景收藏风格――在树种的选择上，以长效性的松柏类为主，而杂木类则依据苏州当地的地域特色适当加以收藏，用以丰富树木品种；在造型技法上，依树种而异，只要能将素材的美发挥到极致就行，而不能拘泥于何门何派：在创作理念上，要因势利导、因材制宜，让作品符合自然规律，符合美学标准，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舒服。

自那以后，杨贵生开始深入全国各地，大举收购优秀盆景桩材和盆景作品。只要是能令他眼前一亮的盆景，他都会不惜重金收入囊中。难怪业界有评论称，杨贵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盆景的价格，为中国盆景市场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造园遣兴，顺遂心愿

在苏州土生土长的杨贵生，怎么看也不像他祖居地的绍兴人，而是个道地的苏州人。或许是受苏州历代文人的影响，从小家贫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造一座供自己遣兴的园林，一如苏舜钦之干沧浪亭，王献臣之于拙政园，周瘦鹃之于紫兰小筑。

“我一直有个梦想，想有个种盆景的园子。”杨贵生说，他最初的想法是――“希望能有个五、六亩地，种上几百棵盆景，里面再造一个能够喝喝茶的房子，就很满足了。”2003年底，他又在城南买下了一块40亩的地，其中的15亩用来建造盆景园。2004年底，盆景园竣工，杨贵生夙愿终偿，志得意满。有书法家朋友知道这件事后，送了“遂愿知足”四个字给他。他灵机一动，当即取其谐音为园子命名“遂苑”。

遂苑是一个带有浓郁传统苏州园林风格的盆景园。推开遂苑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平板曲桥，三折浮水而架，观之顿生遂苑水面阔大之感。曲桥的对岸，叠石成山，青竹葱翠。过曲桥往右行，顿觉视野开阔。右边是抄手游廊，左边是品茗闲聊的楼台，而正前方就是遂苑的主景――摆放了千余件盆景佳作与优质桩材的盆景展示区和桩材养护区。

步入盆景展示区，各式盆景潇洒婀娜，摇曳生姿。园内盆景以苍松古柏居多，作品风格丰富多彩，有的傲岸孤高，直耸青云；有的盘根曲折，豪雄奇伟；还有的则清幽飘逸，含蓄婉约。

漫步桩材养护区时，笔者在一棵优质黑松桩材旁发现了一盆精美的日本黑松盆景作品。杨贵生解释说，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作对比。杨贵生认为，相对于中国盆景来说，日本盆景有三个方面的优点：一个是盆龄长，一个是养护技术先进，再一个就是他们制作盆景的敬业精神比我们好。“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强项――我们的桩材比他们好，我们的造型艺术比他们强，我们的文化内涵比他们深厚。”杨贵生坚信：“我们的盆景，再过10年，肯定比日本的漂亮!”

初次参展，硕果累累

自从2002年正式致力于盆景艺术以来，杨贵生一直都将盆景作为一项纯粹的爱好。除了亲手创作盆景，为了丰富遂苑作品的艺术风格，汲取到更多的艺术养料，他还特意邀请樊顺利每月来遂苑创作或改作盆景，并且多次邀请徐吴、任晓明、李仲鸿、郑诚恭等盆景艺术家前来遂苑品鉴创作。杨贵生就这样独自忘情地徜徉在盆景艺术带给他的陶冶和欢愉中，对加入盆景协会或是气氛热烈的盆景展览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

直到去年9、10月间，他经不起朋友的一再“怂恿”，一时技痒，终于忍不住想向世人展示自己多年苦心孤诣的成果，不想竟出人意料地斩获了2008中国常州海峡两岸盆景业峰会暨盆景精品展的2个金奖、1个银奖和1个铜奖；之后，又荣获首届中国唐风盆景展1个特等金奖、1个一等金奖和1个三等金奖，仅3枚用24K纯金铸造的奖牌就重达700克，令人惊羡；同时，还获得了第七届中国盆景展金奖1枚。

个人第一次拿出作品参加三个大型展览，就赢得大满贯，可以说杨贵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对于这些意外收获的荣誉和惊喜，杨贵生总在人们提及时，谦逊地一笑置之，说之所以获奖，是因为评委们对他这个“初学者”的奖励和鼓励。

最近，杨贵生又被苏州盆景界的朋友们盛情推举为苏州市职工盆景协会的会长。面对这样的荣誉，他表示，这是圈内朋友们对他的厚爱，同时他也深感责任重大，希望能够通过尽自己的一份 绵薄之力，与广大同道中人一起，提升苏州盆景的人气，夺回苏州盆景在全国盆景界应有的地位。

收购古盆，精品回国

据杨贵生的好友胡瑞华介绍，杨贵生虽然幼年家贫，但是兴趣爱好却十分广泛：捉蛐蛐、养鸟、钓鱼…有时为了贴补家用，他还四处捉蟋蟀卖钱。事业有成后，他又迷上了红木家具。因为喜欢盆景，他还喜欢上了赏石，曾经深入安徽、内蒙和新疆等赏石资源大省，寻访佳石。还是因为热爱盆景，近年来，他又爱上了古盆，并在国内外大量收购。

“收藏古盆是为盆景服务的。”这是杨贵生收藏古盆的初衷。景、盆、几是盆景的三个基本要素，一件好的盆景作品要用好的盆器来衬托，才能更好地显出它高雅的美感。尤其是日本的盆景，素来以配衬中国古盆来显示其名贵。日本人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即已开始收藏中国的古盆，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杨贵生早在从事古盆收藏之初就不无遗憾地听说，我国的大量精品古盆流失在日本。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日渐萧条，加之几位古盆收藏大家相继过世，导致日本国内的古盆交易市场低迷，很多藏家意欲抛售手中的精品古盆。杨贵生获悉这些讯息后，立即飞赴日本大力收购。“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日本人几百年中国古盆收购的过程，几乎将流落东瀛的古盆悉数购回。”谈及其中的传奇经历，他走入遂苑的古盆收藏室，指着一只梨皮红泥蒲包口云足长方盆，感慨万千：“这是由清朝雍乾年间(1723--1795)的制盆名手陈文居制作的。根据日本的文献记载，明治中期(1879--1889)这个盆子就已经在日本了，并被视为铭品。1947年日本出版的《盆栽钵和水盘》一书，将它评为‘盆中杰作中的杰作’。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古盆收藏大家高木曾出价1000万日元求购此盆，但最后没能如愿。今年日本《近代盆栽》杂志第4期刊出了这个古盆的出售信息，标价600万日元。我看到这个信息后，高兴得不得了，当即与卖家联系，终于将它买了回来，结束了它两百多年漂泊海外的历程!”

算上在国内收藏古盆的时间，杨贵生一共用了20个月，花费了巨资购买古盆。谈到自己在国内收藏古盆的辗转艰辛，他开了个玩笑：“为了1个古盆，我追了福建漳州的一位古盆收藏者整整8个月，才从他手中买来!”

第5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湘剧，顾名思义，是湖南一个代表性的剧种。她以长沙、湘潭为中心，向湘东、湘北、湘南、湘中辐射，建国前亦曾南下广州，北上武汉，西去桂林演出。从南北曲在长沙舞台上出现的文字记载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她相继融汇了高、低、昆、乱及安庆、南罗等多种声腔。这些声腔各自拥有的剧目，一方面在湘剧这个大厦里和谐演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这种和谐相处又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换代，审美情趣的变化，各种声腔的剧目，进行着艺术上的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下面就昆腔进入湘剧的历史及其影响、发展，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低牌子是否就是昆腔

在研究昆腔何时进入湘剧时，首先必须弄清楚低牌子是否就是昆腔？对此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戏曲史家黄芝岗说：“长沙湘剧有许多昆曲、高腔相间演出的戏：如《百花记》的《赠剑》一折用高腔，《斩巴》一折用昆腔；如《鱼蓝记》的《双包案》、《闹天师府》、《中途分别》等折用高腔，《追鱼》一折用昆腔。因此长沙湘剧艺人称这类昆腔戏做低腔，称这类昆曲牌子做低牌子，跟相间演出的高腔戏和高腔牌子区别开来，到后来，对一般的昆腔戏也都叫它们做低牌子戏了”（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64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另一戏曲史家周贻白十分肯定：“‘低牌子’实际上也是‘昆曲’，不是什么‘长沙湘剧中一种独立声腔’”（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讲座》第六章13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这两种说法都肯定湘剧的低牌子就是昆腔，这代表着相当多业内人士的观点。

持另一种看法的主要是省垣的戏曲音乐家和研究者，比较著名的有张九、黎建明、周俊克、石生潮、陈飞虹（张九、周俊克、陈飞虹为湖南省湘剧院一级作曲。黎建明、石生潮为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均有戏曲音乐专著问世）等等。他们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明嘉靖年间，魏良辅创作昆腔之前，低牌子早已在湘剧高腔连台大本戏《目连》、《封神》、《岳传》、《西游》中存在着。以《岳传》为例，全剧七本，共一百九十三出，其中除纯系念白的四出外，其余九十五出唱高腔，九十四出唱低牌子。第二，认为低牌子与昆腔唱法上有明显的差异。革新后的昆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 转引自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第46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4月第2版）。这些特点，恰恰是湘剧低牌子所不具备的。低牌子唱得比较粗犷平直，它的一些剧目，如吉庆戏《蟠桃会》、《八仙庆寿》、《普天同庆》、《三星赐福》等，生、净戏多，热闹场面多，以唢呐伴奏的多，合（齐）唱多于独唱，剧本中“集曲”甚少，“佛曲”、“道曲”较多。兄弟剧种辰河戏亦有低牌子（他们称“低腔”）和昆腔，却无此分岐。吴宗泽在《湖南戏曲音乐集成・怀化卷》中，指出辰河戏的“低腔、昆腔，均属曲牌体结构……演唱时，低腔较为奔放、热烈、有气势，用唢呐伴奏；昆腔较为典雅、文静、清新、优美，用竹笛伴奏。即使是同一曲牌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时，用唢呐伴奏叫低腔，用竹笛伴奏叫昆腔。”印证了湘剧低牌子和昆腔是两种不同的声腔。至于低牌子和昆腔有某些近似，他们认为魏良辅等人，“愤南曲之讹陋”，才在南曲的基础上，吸取北曲的艺术成就，革新而成，其源头也是南北曲。因之他们的结论是：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

这一学术岐异，尽管至今尚未统一，但笔者比较倾向后者的观点。第一，高腔进入湘剧早于昆腔，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最古老的高腔连台本大戏《岳传》与《西游》的演唱曲牌，低牌子几乎占了一半。其二，所说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的论断，我认为是有依据的。元代自南北统一，从元大都至湖南的驿道、水道畅通后，不仅有帘前秀、般般丑、刘婆惜、蛮婆儿之女关关诸多杂剧名演员“驰名湖湘间”、“湖南等处多敬爱之”（ 见元夏庭芝《青楼集》，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卷第1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还留下了《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诛熊虎》、《尉迟北饯》、《回回指路》、《抱妆盒》、《儿女团圆》等一批北杂剧剧目，数百年来一直传唱至今。有其剧目必有其声腔，这是自然之理。在北杂剧流行期间，不久南曲也进入湖南。明代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的湖南茶陵人李东阳，在成化八年（1472）陪同其父李淳回湘省墓，端午节前，长沙钱知府和长沙提军先后设宴、观剧，李东阳即席赋《燕长沙府席上作》七律二首，其中有“西阳影坠仍浮水，南曲声低屡变腔”（见张九、凌翼云编注《湘剧诗联选》第1页，内部印行）之句。这里李东阳明确说的是“南曲”，而南戏重要剧目《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金印记》已是湘剧的上演剧目，可以与李东阳的诗句两相印证。据此可知，元末至明前期，南北曲已成为湘剧的声腔。后来，弋阳腔、青阳腔相继流入湖南，进入湘剧，与地方语言、民间音乐融合，发展成为高腔，受到观众的喜爱，后来居上了。上述北杂剧和南戏如《单刀会》、《抱妆盒》、《琵琶记》等纷纷“改调歌之”唱高腔。尽管如此，我想南北曲声腔，决不会在湘剧中顿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总有一个去处。因为有了高腔，这种南北曲遗音“在与高腔并行的情况下，对应地称为低牌子”（见张九《低牌子探源与湖南早期戏曲》，载《湘剧》第1期120页，湖南省湘剧院编印）。湘剧声腔“高、低、昆、乱”的说法，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而低牌子还摆在昆腔之前。如果低牌子就是昆腔，就不可能出现“高、低、昆、乱”这种一贯的称谓。因此，我认为“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是否可以这样说：低牌子与昆曲同源异流，但是两种不同的声腔。

昆腔何时进入湘剧

探讨昆腔何时传入湘剧，不能离开湖南全省的大环境。现在我们看到最早可信的文字记载，是明万历年间，武陵（今湖南常德）致仕官员龙膺在家乡写的七律《诗谑》：“清斋隐几坐厌厌，语碎屏间搅黑甜。腔按昆山磨嗓管，传批水浒秃毫尖。瓜皮炉辨周时款，花果凋藏宋代奁。欢笑不知春夜冷，内呼半臂使人添。”（见《纶隐文集》卷22《杂著》第23页）这是昆腔进入湖南明确无误的重要史料。这诗写作时间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还著有《蓝桥记》、《金门记》等传奇，由家班用昆曲演唱。袁宏道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邀到龙膺的九芝堂（今常德大西门内）看堂会戏，留有“打叠歌环与舞裙，九芝堂上气如云。无缘得见金门叟，齿落唇枯嬲细君”诗句，并自注“时君御演出《金门记》”。称赞龙膺“闲吹玉笛翻新曲。”（袁宏道《袁中郎集》卷21，第8页）龙膺不仅蓄有家班，且能排演自创的剧本，从袁宏道的赞诗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湖南的昆曲班子，已是颇具规模了。

与龙膺同时代的湘潭人李腾芳，万历三十七年（1609）贬官归里。在他的《山居杂著》里记有“演传奇者，美冯商归妾、还金二事”（ 李腾芳《李文庄全集》卷9，《山居杂著》第1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所提传奇即《冯京三元记》，演冯商积阴德，其子冯京连中三元事。此剧在徐渭《南词叙录》和吕天成《曲品》均著录。万历时的昆腔已在向各地广泛传播，当时戏曲作家所创作的传奇剧本，大多用昆山腔演唱，李腾芳在湘潭观看的《冯京三元记》，应是昆曲似无疑义。

明初，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将第八个儿子朱梓封为潭王，洪武十八年就藩长沙，按明代通律，“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赐之”（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其中自然有大量散曲，但从朱元璋那样赞赏《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 明・徐渭《南词叙录》，载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卷第24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的话来看，赐亲王的词曲千七百种中，戏曲剧本想亦不在少数。郑振铎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序里，肯定朱元璋赐词曲“有推动中国戏剧发展的积极因素”。到成化十三年（1477）长沙是吉简王见浚的封地，吉王府占据了大半个长沙城。“王府中有戏班，同时也常传唤民间戏班进府演出……明末，张献忠领兵攻入长沙，焚烧吉王府，王府戏班星散，据传王府乐工、艺伎多数散落民间，搭班觅食”（ 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从成化十三年到明末的一百五、六十年间，长沙吉王府戏班的演出，应是少不了昆腔戏的。

从上述常德、湘潭、长沙等地史料说明，昆腔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后就传播到了湖南，进入了湘剧。其入湘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随着在职或致仕官员传到湖南，早期如常德的龙膺。清初康熙年代，地跨两湖的容美土司宣慰使田舜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召名流习文史”（见中华书局出版《清史稿》第四本2635页）。孔尚任的挚友顾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访问了容美，“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桃花扇》第6-7页，1959年4月第1版）。顾彩在他的《容美纪游》中，说田舜年宣慰使府里“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伎艺来。”这几则史料说明，极其封闭的容美，地处万山丛中，之所以能演出昆腔《桃花扇》，只能有一个解释，即是田舜年这位具有相当文化的宣慰使，“奉檄从征有劳绩”，在他凯旋之后，带回来的昆班，然后又延聘、吸纳江浙昆腔艺人自科家班。

其次，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省际之间的商业交流昌盛。属长沙府辖相距仅45公里的湘潭，是湘剧基地之一。经明末战乱之后，到清康熙年代，已恢复发展成为湘东北的商业中心，赣商的药材、苏商的绸布、淮商的皮货、闽商的烟草、晋商的票号云集湘潭（见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弋腔、昆腔戏班，随着苏、皖、赣商帮进入长沙地区，并兴建各自的会馆，如江苏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等等。所有的会馆都有戏台，经常演出昆腔和弋腔，有时这两种声腔剧目，还激烈地竞争观众。

再次，是成建制的昆班从北京南下湖南。据湘剧老艺人介绍：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是乾隆年间从北京南下长沙的。他们住城内洪家井（现长沙市步行街西），官店（“官店”：长沙称戏曲艺人群居之地曰“官店”）前挂乌梢鞭、红黑帽，气派和官衙相似，以后定居长沙，再未北归。她曾以湖南普庆班名义去广州演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广州的《梨园会馆上会碑记》记载了湖南戏班十七个，其中就有普庆班，可以印证湘剧老艺人的说法。此外，封藩的诸王府，如长沙吉王、常德荣王、衡阳桂王等王府戏曲兴盛，亦是昆腔进入湖南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于昆腔的进入，使湘剧成为拥有高腔、低牌子、昆腔的多声腔剧种。

清代湘剧昆腔的演变

昆腔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湘剧以后，它的基本演出样式是“高昆兼唱”。“清康熙六年（1667）长沙的福秀班和老仁和班相继成立，为高、昆兼唱的班子”（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以后，相继出现了大庆、泰益、太和三个湘剧班，步福秀班、老仁和班的后尘高、昆兼唱。这和当时北京的“昆弋班”相似。据说老仁和班名小生喜保擅演烂布戏《赶斋》、《泼粥》，武小生杜三以《打猎》、《回书》著名。这是高、昆共有的剧目，这两种声腔剧目同台演出，艺术上的相互影响，必然会取长补短，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两个班发展到五个班，同在长沙城里兼唱昆腔，说明外来的昆腔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且有所发展。

到乾隆年间，大普庆班由京南下，从此，长沙有了专唱昆曲的班子。我想，北京的大普庆班之所以成建制南下，说明长沙地区戏剧市场的需要，它已形成了以官绅和文人为主体的观众群，这又跨进了一步。尽管这时花部开始兴起，但安徽的徽腔，湖北的汉调进入湖南湘剧，还需要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使昆腔在此时得以发展。

乾隆末年（1795），长沙兴办了专学昆腔的科班――九麟科班。稍后大普庆班又主办了以昆腔为主，兼习高腔的普庆科班。这两个班办科情况不明，仅知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九麟科班出身的艺人王碧麟、叶金麟、麟、唐桂麟、熊庆麟等，都成为大普庆班的名角。普庆科班出科后另组小普庆班，花脸夏庆菊、夏庆成、张庆友，老生胡庆喜，旦角李庆兰等均为名角。同光年间，长沙出现大普庆、小普庆并存的局面，另外尚有老同庆堂昆班（亦兼唱高腔）。黄芝岗先生认为：“清同光前，长沙有小普庆班、老同庆堂并驾齐驱，仍可称是昆曲全盛时代”（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57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以为这“同光前”，可以推算到道光年间，就是说道光、咸丰两朝的四十年（1821-1861），除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短暂围城两月之外，是湘剧昆腔的全盛时代。这是因为：

1、在这一时期，凡昆腔的代表作，几乎都在长沙舞台上亮相登场。有文字记载的计有：

整本戏《和戎记》、《浣纱记》、《彩毫记》、《千金记》、《破窑记》、《烂柯山》、《琵琶记》、《未央宫》、《桃花扇》、《青衫泪》、《题桥记》、《白蛇传》、《金印记》、《蓝关记》、《翠屏山》、《十五贯》、《邯鄣记》、《长生殿》、《牡丹亭》（见湘阴诗人徐受在长沙观剧诗十八首，诗作于道光乙未（1835）年前后。载张九、凌翼云编注《湘剧诗联选》第15-19页，内部印行）、《三多记》、《红梨记》及折子戏《昭关》、《山门》、《藏舟》、《相梁》、《剌梁》、《思凡》、《盗草》、《水漫》、《剌虎》、《扫花》、《打番》、《拾金》、《仙圆》、《别母乱箭》等。湘潭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的遗作《六如亭》，由他的从孙张家蛘怕蓿亦在此时“付梨园子弟演之”。此为新创传奇，取坡与王朝云轶事谱写而成。另有早在乾隆时期，就在湘潭上演的《芝龛记》，演秦良玉、沈云英女将事。还有上述之《冯京三元记》等等，如此丰富的上演剧目，足可说明湘剧昆腔之昌盛。

2、通过“九麟”和“普庆”两个科班的举办，培养了一批昆曲人才。除上述“麟字辈”和“庆字辈”演员之外，尚有在老五云班脱颖而出的彩云、雪儿、意云、眉云、艺云、红云、红鸾等等。其中曾超可说名震三湘。曾超字猗兰，号瓣香。清道光年间大普庆班名角。“长沙普庆部佳伶曾超，学南北曲最多，长沙诸郎中殆无其偶”（见杨懋建《梦华琐薄》第33页）。就是说曾猗兰所会的昆曲极多，同部昆曲艺人都不能及他。据史料记载，他是从洪江到长沙来的。洪江是川、湘桐油出口的集中地点，为湘西一大商埠，当地流行辰河戏，祁剧亦常在那里演出。辰河戏、祁剧均有昆曲。道光十八年（1838），他曾到常德元秀班演戏，同年中秋节后，又回到长沙。曾猗兰能在洪江、长沙、常德等地演出昆腔，还有文人名士如杨懋建者，跟踪他的行迹，要为他立传，可见他在湖湘观众中声誉之高。另一著名昆腔演员熊庆麟，九麟科班出身，长于“大冠生”戏，如《长生殿》之唐明皇，《彩毫记》之李白等。他还热衷培养后人，清末民初的著名湘剧小生周文湘，文武兼备，高、昆、弹不挡，其中《絮阁》、《闻铃》、《藏舟》、《赶斋》、《泼粥》等昆腔折子戏，就是熊庆麟所教。周文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尚保留着熊庆麟送给他的昆腔剧本。正是以上这批在湖南本土培养出来的昆曲演员，成为实现昆曲地方化、延续昆曲艺术生命的脊梁。

3、这段时期，由于庙会、堂会收入颇丰，大、小普庆班筹出一笔为数不菲的经费，“在长沙南门外林子冲置有田产、义葬公山、墓屋”（ 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6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为去世艺人安排落土之所，清明节日进行祭扫。裕余的经济基础，是昆腔班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

湘剧昆腔这种兴旺势头，到同治时开始下落。一方面，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等打开了南京，“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尚以为奢糜”（ 参见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军兴以来，湖湘子弟，帕首荷戈，富贵而归故乡，挥金如土……”而他们“力模淮扬风气”（ 陶兰荪《梨花片片》，载《湖南戏考》第一集），赖以维持一定的堂会演出，《牡丹亭》之《闹学》、《游园》、《惊梦》，《长生殿》之《絮阁》、《埋玉》、《闻铃》及《山门》、《思凡》、《藏舟》等折子戏，仍流行于红毹毡上。但另一方面，长沙城里十数处庙台戏（当时没有戏院），上演的昆腔剧目则越来越少。杨恩寿《坦园日记》所记，从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九年（1870）在长沙共看戏256次，除官绅堂会戏44次外，看庙戏212次，他日记中记戏名较少，从记述了的剧目看，绝大多数为弹腔、高腔剧目。仅在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记有“闻玉泉山有普庆，因《水漫》戏不佳，遂往岳家小坐”；同治九年（1870）四月二十四日“观普庆于祝融宫，今年始听昆曲也”（分别见杨恩寿《坦园日记》第256页、353页，上海古籍社1983年5月第1版）。可见湘剧昆腔在市民大众中演出已大为减少。

湘剧昆腔是逐渐衰落的，其过程较长，如果从同治初期算起，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最后一折昆腔《别母乱箭》演出为止，延绵了七十多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为了生计，开始高、昆、弹兼唱。小普庆班和同庆堂早已拥有一批高、弹剧目，他们实行三种声腔兼唱，比大普庆班来得快。此时大普庆班还专门延师教唱高腔。从此，没有专唱昆腔的班子，昆腔只是湘剧中的一种声腔了。第二阶段是在较长的“兼唱”过程中，上演的昆腔剧目的比例不断减少，有些昆腔戏，通过“改调歌之”成为高腔或弹腔剧目。到清末，长沙勋家、绅家大半日趋没落，堂会冷清。叶德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的《跋桧门观剧诗》中说：“绝妙元人北九宫，魏梁一出变宗风。昆山近又无人会，哪解寻源白石翁”（见叶德辉《桧门观剧诗》，载《湖南地方戏曲史料》第一集第134页）道出了湘剧昆腔的衰落。第三阶段是余韵，叶诗所说“无人会”，实质是“无人看”了。当时湘戏班里如名小生周文湘、张红云、名正旦漆全姣、名丑何文清、名老生朱仲儒、名净柳红鸾、王春泉对昆腔均有根底，他们只能去民间曲会传唱昆腔。普庆科班出身的笛师邱义林，原籍是安徽人，在小普庆班解体后，他留在湘戏班继续司笛，更主要的活动是为曲友和后来兴起的坤伶教授昆腔。不少成名的女演员如老生甘神申、郭福杏，花旦王福保、程福纯、唐福莲、彭福娥等，都曾向邱义林师傅学过昆曲。民国二十年（1931）夏，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殃及50余县，湘剧全体坤伶举行为期三天的赈灾义演，其中昆腔折子戏《春香闹学》、《剑阁闻铃》两剧，就是邱师所教（见笔者收藏之节目单）。这次为赈灾演出的两折昆腔，组织者担心观众听不懂，特意将《闻铃》和《闹学》的剧本，印在节目单背后，这一细节颇能说明昆腔与观众的审美障碍。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率班来长沙献演，湘剧界组织联欢，精心安排了高、昆、弹三种声腔的剧目，由著名大靠老生朱仲儒、著名老旦田华明，在新舞台演出昆腔《别母乱箭》。程先生看后说：“没料想洞庭湖之南，还存有如此古音，诚非易事”（黄增甫《春泥馆随笔・湘剧忆旧话昆腔》，载1990年12月《长沙文史》增刊152页）。这是湘剧昆腔在省垣舞台上最后一次演出。

湘剧昆腔的衰落，我以为主要原因是观众的流失。流失到看高腔、弹腔戏去了。正如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期，戏曲的观众被多元文化所争夺，使戏曲从艺坛霸主地位，跌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从观众本身来说，有一个换代的问题，上一代观众喜爱昆腔，下一代观众就不一定喜爱。光绪末期，“大普庆班在长沙乾元宫演唱昆曲，民谣讽之为‘大普庆，肚里痛’，嫌其曲调缠绵，如同”（ 见《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二）第3页，湖南戏曲工作室编印）。为什么道光、咸丰时没有此类民谚出现？这就是“观众换代”之故。从昆腔本身来说，虽然她舞台语言地方化了，但剧目题材、文词音韵正如焦循《花部农谭》所说“吴音繁褥，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卷225页）。她和高腔同是“曲牌连缀体”，但在追求通俗化、平民化，争取观众方面则不如高腔。新兴的乱弹（湘剧称“南北路”）进入湘剧之后，因其剧目“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卷225页），争取了大量的市民观众，发展到同治、光绪年间已是十分昌盛了，而昆腔则逐渐衰落。足见任何时期，戏曲拥有观众是一个生命线的严重问题。观众流失还与戏曲商业化有关。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长沙相继兴建不少茶园、戏院，观众需买票看戏，过去堂会戏由官绅出资，庙会由“会首”筹款，无需观众掏钱，演出剧目尚有昆曲点缀其间。茶园、戏院追求经济效益，也就自然排斥昆曲剧目了。

任何一个剧种离开本土，到外地进行传播，生根开花，她必然要受当地语言、民间音乐乃至风土人情的影响，逐渐嬗变而地方化。昆腔自不例外（唯京剧传播到全国各省，如在湖南就有一百多年历史，却没有地方化，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湘剧昆腔地方化问题，这方面史料极少，《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65页，说普庆班是“以长沙方言提炼为舞台语言的昆剧班。”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用中州韵的“长沙官话”，来规范昆腔的舞台语言。这显然是戏曲史家结论性的话语。乾隆年间大普庆班由京南下或“新到吴伶”，进入长沙唱戏，不可能很快就会运用“长沙官话”，开始必然如袁中道所说“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Q，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见袁中道《游居柿录》）。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出，在舞台实践中相互影响、融化、以逐步实现地方化。另一方面，本土艺人学习、演出昆腔，其过程正如刘献廷在衡阳看昆曲后说的“楚人强作吴Q”（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第147页。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7月第一版）。虽含贬意，却是这一事物自身的必然过程。长沙昆腔自然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到光绪十一年（1885），上面提到的九麟科班出身的名小生熊庆麟，“仍在大普庆班唱戏，他唱昆腔剧目用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5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湘剧著名琴师彭菊生（1898-1970），曾师从昆曲笛师邱义林学笛，而邱与熊庆麟是小普庆班的同事。彭菊生生前告我，他看到的昆腔戏，道白完全是长沙官话了。我提问唱腔旋律怎么化？彭老说：“字正腔圆，腔随字转嘛！”彭老艺人的口述和上引《湘剧志》的史料是吻合的。可以说明昆腔至迟在同、光年间就实现了地方化。但其丑角，如《活捉三郎》之张文远、《五才子》之佛印等，还保留着“苏白”，一直到现在的弹腔戏里仍然如此。

昆腔虽不存，“水磨精神”犹在

昆腔虽然退出了湘剧舞台，但她艺术上的“水磨精神”，却渗透在湘剧血液中。周贻白先生说昆腔“今日许多的地方戏剧，仍不免受其影响，声腔和词句，固不必仍皆依其范畴，但排场、伴奏、服装、科介，实犹存其余绪。”他举出了汉剧、湘剧、川剧、滇剧，乃至桂剧、粤剧等等（《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第108-2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黄芝岗先生则具体指出湘剧《金印》、《白兔》、《投笔》、《琵琶》四大高腔戏，“因早年城市戏班昆弋合演，受昆曲影响极大，显著的例证是这一类的高腔戏用小锣、小鼓随腔演唱文戏，不重武功表演，却和昆曲一样重优美细腻的做工、舞蹈”（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63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这里不妨再举几个实例。如《打猎》、《回书》是高腔整本戏《白兔记》之二折，由娃娃生扮演的咬脐郎，在井边会母，询问李三娘的苦情，至愿意为其捎书带信，表演全是载歌载舞，要求头、颈、手、脚、翎子、打带，有机旋动，配合和谐，功技十分繁重。《回书》见父，诉说“出猎”遇李三娘之经过，可说“无动不舞”。弹腔折子戏《兄弟酒楼》，系整本《翠屏山》之一折。写石秀在酒楼向杨雄述说其妻潘巧云不轨之事时，石秀与杨雄两人的对称表演，贯穿全剧，“对唱时两人头上所戴黑色软罗帽的它它和身上的打带，以及杨雄的髯口都要配合唱词，做有节奏的舞蹈动作，要一正一反、互相对称、一模一样。吴绍芝与欧元霞演出此戏时，每一动作的幅度和速度，都能达到毫厘不差”（ 王申和《湘剧近百年史料琐谈》，载《湖南戏剧》月刊。所提吴绍芝为湘剧小生泰斗，欧元霞为著名大靠老生）。此外如《抢伞》、《不老夸才》、《水漫》、《断桥》、《桂枝写状》、《赶斋泼粥》等戏，唱腔之婉转，表演之细腻，都是昆腔戏“水磨功夫”，长时间影响所致。她丰富了湘剧的上演剧目，提高了表演技艺，因此，说昆曲是“百戏之师”，并非过誉，湘剧艺人是承认的。

第6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关键词：航天科普 发展困境 破解之道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242-03

21世纪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科学的力量。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

航天科技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载人航天工程、月球探测工程等重大航天工程的顺利实施，航天科技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关注，并由此催生出一股航天科普热，使航天科技逐渐揭开神秘面纱，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国内出版界近年来也积极加入到普及航天科技知识的热潮中，编辑出版了一大批种类丰富的航天科普图书。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以来，出版界出版的集中讲解航天科技知识的在销科普图书达到近300种，涉足航天科普图书出版的出版社数量超过200家。此外，还有很多百科知识类科普图书设有宇宙太空、航天飞行的分册，或有专门章节讲解航天科技知识。如果算上这些图书，航天科普图书的出版数量是非常大的。这对培养社会公众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和爱好，激发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航天、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这股热潮的席卷之下，我国航天科普图书的质量与传统科普图书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的成绩应该予以肯定。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航天科普图书出版在科普理念、选题定位、内容质量、作者队伍、原创力量、编辑水平、市场份额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成就让人欣慰，但存在的问题也应引发我们的理性思考。

1 发展现状分析

1.1 内容形式极大丰富，但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2003年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航天科技还带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众多的航天知识并不被大家所熟知，此前仅有与航天科技相关的少数科技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航天科普图书。这时期的航天科普书，大多是概略性地介绍航天科普知识，科普讲解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图片为辅。因图书出版资金投入所限，图书大多为黑白印刷，只有少量航天科普图书配有彩色图片或彩色印刷。这些图书虽然具备知识的权威性和讲解的系统性，但是出版内容不够丰富，图书表现形式相对单调，趣味性和可读性明显不足。有人戏称那时的航天科普图书“恨不得一本书把读者培养成航天专家”。“科而不普”，是传统航天科普图书被广泛诟病的一个缺点。

2003年以来，随着“航天热”的不断升温，航天科普图书出版的品种不但越来越丰富，而且各出版社借鉴国内外科普图书创作出版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所创新突破，开始大量使用图片、绘画和故事来普及航天科技知识，文字讲解更通俗易懂，配发的图片越来越丰富，装帧设计和印刷越来越精美，对读者的吸引也越来越强。从布满文字、黑白印刷的传统航天科普读物，到配有精美图片的彩色航天科普图书，再到加入手绘图、故事元素和趣味性强的航天科普绘本，航天科普图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图书的可读性越来越强。

比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蓝猫淘气3000问――杨利伟航天科普系列》绘本图书，借鉴国外少儿科普图书绘本理念，把丰富的航天知识融入到富有趣味的绘画和故事之中，受到了少年儿童的普遍喜爱。该系列图书一套6本，每本开卷监测累计销量都在1万册以上，在少儿类航天科普图书销量排行榜上居于首位，也是比较成功的一套少儿航天科普丛书。

虽然进步是明显的，但是不得不说，像这类质量优秀的航天科普图书，在国内仍可算是凤毛麟角。同国外优秀的航天科普图书相比，不论是文字内容的可读性、趣味性，还是书中图片的丰富性、图片信息的内涵、图书装帧设计的精美程度，以及图书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气质，国内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2 屡屡获奖，却“叫好不叫座”

在“科教兴国”方针的指引下，国家十分重视科普事业的发展。科普图书的出版经常得到一些科普出版基金的支持，也频频捧得国内诸多图书奖项。航天事业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航天科普图书更是屡屡获奖。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是促进航天科普图书不断发展进步的一大动力。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航天科普图书大都销售得不温不火，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畅销图书。现在的航天科普图书首印量一般只在3000～5000册，首印上万册的几乎难觅踪影。还有一些图书做出来就是单纯地为了迎合政府部门的喜好，这大大降低了航天科普图书的社会效益，出版社也难以在出版中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 困境解读及对策思考

从现状分析来看，航天科普图书出版似乎走入了一个瓶颈期。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编辑等人才资源的匮乏，也有图书自身选题定位及内容形式上的不足，而社会大环境的限制更是不容忽视。如何突破困境，找到破解的对策，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2.1 应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冲击，加速数字化出版进程

目前我国社会正朝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大步迈进，传播知识信息的媒介和渠道越来越多，新的传播媒介都能快速有效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知识，这使航天科普纸质图书出版面临巨大的挑战。

不得不承认，诸如电视、多媒体光盘、网络，乃至电影、科学馆等，在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这些高科技传媒手段是科学普及的最佳传播方式。它们能使抽象枯燥的科学原理变得形象具体，趣味横生。相形之下，靠文字描述和图片静态展示科学知识的纸质出版物未免显得苍白无力。

尤其近年来，每到重大航天活动实施的前后一段时间，各大网站、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会推出或制作相关专题，开辟专门栏目介绍相关活动，其中大量内容都是与航天科普知识相关的航天活动背景知识。这些节目或栏目大都具有跟进速度快、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直观等特点，在很多方面具有航天科普图书无法比拟的优势。特别是互联网上推出的航天科普专题和栏目，对图书销售的冲击尤其严重，这是导致航天科普图书销售不佳的原因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航天科普图书出版应加速向数字出版转型，以便利用网络多媒体手段，借助重大航天活动的契机，快速有效地推出融合多媒体技术和多种表现能力的数字化航天科普图书。

2.2 挖掘优秀的作者资源

没有好的作者就没有好的作品，高水平的科普作者是科普图书出版的必要条件。科普图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需要同时具备科学性和通俗性两大特点，优秀的科普图书更是需要浓厚的趣味性来吸引读者，其特殊性便在客观上提高了对作者的要求。优秀的航天科普作者不仅要对航天科技知识非常精通，还必须具备较为深厚的写作功底和人文素养，但投身于航天科学领域又文笔出众并爱好写作的人是少之又少，这自然加大了挖掘优秀作者的难度。

目前，航天科普图书的作者多为高校或航天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当下正是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时期，航天技术专家往往奋斗在科研一线，攻关任务艰巨，很难挤出宝贵的时间从事科普图书的创作。加之目前国内现行的评价奖励机制，并不鼓励科学家们投身科普创作，晋级晋升只看有多少学术成果，不会看写了几本科普读物。这些都成为寻找优秀航天科普图书作者的阻碍。

面对这些难题，一方面，我们应把目光投向年轻的航天科普图书创作队伍中，注重培养专业的航天科普创作人才，这样也有助于改善我国优秀科普作者青黄不接、出现断层的现状。可以在高校中发现和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从事航天科普创作，也可采取科学家与青年作家合作的形式，以老带新，在完成科普创作的同时，锻炼新人，使其快速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应向西方国家学习，调动科学家投身科普事业的积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做科普已经蔚然成风，这被看成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我国尚未能形成这种环境和机制，科技界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拿不到课题的做科普，退休的老者做科普，爱出风头的做科普”。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或者认为搞不出像样科技成果的才搞科普。科学家在青少年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理应承担起科普职责，因为如果没有科学家群体的参与，任何科普都是无源之水。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明确科普著作是科技成果的一部分，提升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的社会地位和职称待遇，从观念上扭转学术界对科普创作的态度，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的积极性。

同样，由于航天科普图书的特殊性，对从事这类图书出版工作的编辑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编校技能，同时还要懂得基本的航天科技知识。但目前，国内出版社编辑的素质还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

对于航天科普编辑自身而言，应明确工作要求，不断学习，注重自我提高。首先，要更新科普观念及出版观念，勇于创新。其次，要适时学习和补充航天科技知识，关注航天科技发展的热点和前沿，保持职业敏感性。最后，要树立市场意识，拓展工作职能。

2.4 找准选题的读者定位

图书出版应以读者受众为中心，在选题的策划上，应准确定位读者群并明确读者需求。但现今国内的航天科普图书在选题内容的设定与读者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

航天科普的主要对象应是青少年，特别是小学高年级以及初高中学生。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是最需要普及和了解航天科技知识的，而这一阶段也正是他们掌握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树立科学精神的关键期、黄金期。通过科普阅读强化青少年学生这方面的科学素养，无疑是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目前国内出版社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在选题策划时，大多也是针对这一阅读群体的。

事实上，航天科普图书的主流购买和阅读人群却是孩子家长和学龄前幼儿、小学低年级学生。

初高中学生升学压力大，作业多，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实现升学目标，他们无暇阅读科普图书。即使有一些阅读时间，也大多被文学阅读和网络阅读占据。很多老师和家长认为科普教育与升学关系不大，不鼓励甚至不支持青少年学生阅读科普图书，导致针对该读者群的科普图书销售不景气。反过来，受科普图书出版经济效益不佳的影响，出版社在出版针对该年龄段读者群的科普图书上表现得越来越审慎，导致适合该年龄段学生阅读的优秀图书品种越来越少。除少量引进品种之外，基本上没有适合或受到中高年级学生普遍喜爱的航天科普图书，更不用说经典和畅销的航天科普图书。

相反，由于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该群体反而有大量时间阅读科普图书，年轻父母也很重视该年龄段儿童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因此是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学生成为了航天科普图书的主要阅读对象。

然而出版社在做航天科普图书的选题策划时，很少将这一群体定位为目标读者群，因此，市场上针对低幼群体的航天科普类图书品种较少，这也是导致航天科普图书销量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内容广受家长好评的《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和《当代中国科普精品书系・航天卷》，很多家长购买后普遍反映：“内容介绍的很深很全面，但是更适合大一些的孩子阅读。”

出现这样的错位现象，说明出版社编辑在选题策划环节没有将市场调研做深做透，没有对读者群的需求和认知能力做准确深入的了解。鉴于此，航天科普图书的编辑在工作中一定不能闭门造车，要培养自己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多做调研，实地了解读者需求，在此基础上做好选题的读者群定位。

另外，航天科普图书的作者和编辑对图书阅读对象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细致。

不同年龄的航天科普图书读者，对科学认知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航天科普图书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要更新科普观念，加强对航天科普图书读者群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是要研究青少年群体的科学认知水平、理解能力、心理特点和阅读喜好，根据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阅读喜好来创作、开发出适合不同年龄特征，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科普读物。

科学普及出版社从美国引进出版的《科学素养的导航图》一书，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将其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三所有年龄段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对每一年龄段适合于接受哪些科技知识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分类，最后用图表的形式进行完整的展示。这本书对于推动青少年科学教育的研究以及相关资源的开发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从事航天科普创作的专家和科普图书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创作和开发出有针对性的航天科普图书是极有意义的。只有使航天科普图书充分体现科普的贴近性，让青少年读后爱不释手，航天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2.5 内容形式亟待改进

目前我国航天科普图书在内容上的一大弊病是厚重有余，趣味性不足。

华罗庚曾说过：“深入固然不易，浅出更是困难。”我国的航天科普图书就是在“浅出”上做得还不够。很多航天科普图书在叙述和表达方式上刻板、生硬，失去了科普读物应有的通俗性、趣味性和文学性，有的图书甚至写得像科学论文，专业术语大量堆积，语言晦涩难懂。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符合科普创作的要求，达不到科学普及的目的，更不会受到读者受众的喜爱。长此下去，将直接影响航天科普市场的培育和开拓。

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播者传播的信息只有被受传者接受并满足了预期的心理期待，传播的效果才能得以实现。如果图书的内容、形式、叙述等方面给人感觉太厚重，不能引人入胜，那将很难为读者所接受，科学传播的目的就更无从实现了。这就要求航天科普图书在内容形式的创作上要在科学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一，可注重通过绘画、故事等内容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的科普书能够激发读者兴致盎然地去探索和理解各种科技知识，而不仅仅是堆砌难懂的名词、枯燥的数字和干巴巴的定理。

比如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出版的《世界航天科普丛书》，就做到了把航天知识融入故事之中，用简洁的文字、生动的情节、有趣的插图来传播航天科技知识，减轻青少年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疲劳感”，从而激发出青少年的阅读兴趣，极大地提高了该系列丛书的阅读效率。

一位青少年读者在当当网评论中说：“整套图书内容都挺不错，个人最喜欢宇宙飞船这一本，该书汇总了各个航天大国的全部宇宙飞船，讲述了人类在太空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惊险故事和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看得我热血沸腾，为探索中失去生命的勇士惋惜，为探索中取得的一次次突破感到无比的高兴。他们的努力付出，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位妈妈从网上订购该系列图书后说：“本来图书是买给孩子看的，但我先生翻看后同样爱不释手。他说里面的故事很多，不是那种枯燥的航天科技知识授课。”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如果能将面向青少年的航天科普图书当作绘画书、故事书、文学书甚至游戏书来做，那么航天科普图书就不再是一幅冷冰冰的生硬面孔，在好读好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普及了航天科技知识，培养读者的科学精神，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的航天科普图书还有其他几种，如《中国少年儿童科学阅读》《当代中国科普精品书系 航天卷》等，但这种出版潜力还远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其二，应从简单地传授航天科普知识，向弘扬航天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发展。

一般说来，科普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科学知识的普及；第二个层次为科学方法的普及；最高层次为科学精神的普及。科普，除了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传递给受众。也就是说，科普图书内容的重点应从介绍客体向解剖主体迈进。

在这一方面，中国宇航出版社作为一家航天科技集图公司所属的出版社，表现出了航天专业出版社的深厚底蕴、探索和追求。《天魂：航天精神纪事》是2011年中国宇航出版社为纪念中国航天事业成立55周年而编写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该书运用纪实文学手法，讲述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再现了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集中展现了中国航天人不怕困难、敢于牺牲的精神追求，揭示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孕育形成的曲折过程。该书主题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情节跌宕起伏，文字真挚感人，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堪称为“一部揭秘航天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英雄史诗，一首航天人不懈求索开拓天疆的嘹亮赞歌，一本记述航天人自主创新为国争光的生动教材”。

该社引进出版的《登陆火星》一书，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火星探险车”项目首席科学家史蒂夫・斯奎尔斯（Steve Squyres）博士创作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该书作者作为一名参与火星探测项目的科学家，在“精神号”和“机遇号”成功登陆火星并顺利完成探测任务后，详细回顾和记录了参与该项目的整个过程。美国航空航天局“火星探险车”项目团队华裔科学家王阿莲评价该书时说：“该书讲述了从科学目标的确定、科学团队的组建，到成功登陆火星的大量台前幕后、惊心动魄和感人至深的故事，真实记录了本项目中那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血脉激荡的分分秒秒，为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经验，是中国航天科学家、工程师、科研计划的组织者、领导者、管理人员，以及航天爱好者、青少年和大中学生的最佳参考书。”

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这些航天主题的文学性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航天科技知识，而且让读者能够从阅读中体会到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尊重科学、重视技术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严谨态度，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这正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真正内涵。中国宇航出版社的努力与尝试，也极大地丰富了航天科普出版的深度、广度和精神内涵。

其三，航天科普图书还需解决图片和绘图缺乏的难题。

图片以其直观、形象的特点，在科普图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欢迎的知识类航天科普图书，大都具有图片丰富、清晰、拍摄角度好、图片构图和创意佳等优点。目前国内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中，大多采用的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航天活动的图片，其中很多图片是从国内外网站、杂志上借用过来的，图片清晰度不够，分辨率不高，色彩失真，是这类图片存在的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航天科普图书的表现力。国内航天活动的照片大多分散保存在不同航天科技岗位和细分领域的技术专家手中，这些图片流传不广，再加上受制于保密审查问题，很多难得的镜头和画面，在国内出版物中很难见到。

另外，航天领域的科普专家，大多缺乏自己动手制图绘图的能力，使展示航天科技原理的示意图奇缺，而这些图片对于提高航天科普图书的品位和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专门介绍载人航天的科普读物中，几乎没有哪一本书能够以画面的形式直观逼真地展示载人飞船的内部景象，更难得一见载人航天器生命支持系统的原理图和结构图，也没有哪一本图书能够展示舱内航天服和舱外航天服的结构示意图。对于以介绍载人航天为主要内容的科普读物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建议航天科普作家培养和掌握手工绘图能力，以提高航天科普图书的内容丰富性和品位。航天科普网站也要大力收集并展示航天科技人员制作的相关原理图、结构图和手绘示意图，由国内外航天科普专家以及航天科普图书出版社自由下载使用。

此外，对于国内民用航天科技项目，也要尽可能放松航天科普图书内容和图片的审查，以便相关的科普图书内容有相应的展示载体。建议由相关部门建立定期解密航天器原理图和实物结构图的规则和标准，适时以图片形式向国内外公众展示航天科技成果。这样国内出版的航天科普图书就可以尽量避免使用国外几十年前的老旧图片，不再因为缺乏图片或文图不匹配，而降低航天科普图书的内容表现力和吸引力。

3 结语

第7篇：青年中国说余佳文范文

朴实而不落俗,技高而不矜持,重医德从点滴做起,对患者不辞辛苦,这是杨峰医师给人的第一印象。出身于杏林世家的他今年53岁,现任安徽省阜阳市自然医学研究会会长和阜阳市杨氏扶元堂医院院长。他从事医务工作35年来,牢牢树立“济世为怀,心系百姓”这一神圣信念和追求,用一片赤诚之心倾情为广大患者服务,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换来了成千上万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赢得了“好医生”、“名医师”的称谓和赞誉。他怀抱着为振兴祖国的医疗事业奉献青春的远大理想,拼搏攻关,开拓奋进,在行医的征途中获取非几业绩,闯出一片新天地。现今的他,系中国中医药学学会会员,受聘为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理事会员,成为全球执照中医师联合会会员,人录在世界名中医之册。他撰写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并获奖,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患者广为传颂,他敢为人先勇破的精神和做法以及他求奋进创辉煌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广受推崇广为传扬。

立志从医苦攻关

杨峰医师13岁开始学医。他立志从医,其决心和志向是在逆境中确立的。他学医行医期间,正值的“”时期。在那个紧抓阶级斗争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当时在老家利辛县胡集公社卫生院当医生的祖父和父亲,就想叫他承继祖业也学中医,干医生这一行。自幼受祖父和父辈的熏陶,耳闻目染,使他从心眼里喜爱干行医这个行业。当祖父和父亲把这一决定告诉他时,他欣喜万分,一蹦三跳。为了表明志向和信心,他把宋代文学家、医生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名言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好好从事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的职业。

多年来,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殷切教诲和面传指导下,坚持边学习边工作边实践,先后精读了《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本草纲日》、《医林改错》和《医宗金鉴》等一大批中医理论经典书籍,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下了大量的典型或常见的病案病例记录和读书笔记。杨峰的祖父杨敬典,是享誉安徽省的现代著名老中医之一,父亲杨月琴在安徽省皖北的阜阳市和亳州市一带也是一位享有崇高声誉和威望的高级中医师。他们对杨峰学医真传实教,严格要求。比如头天晚上讲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汤头歌诀》及《王叔和脉学》,第二天早上就叫杨峰背诵给他们听,或述说出相关内容。杨峰丝毫不敢懈怠偷懒,学习攻关竟达到了如痴如醉废寝忘食的境界。家中没有暖瓶,背医学书籍背渴了,他就去喝凉水。有时上厕所,他也带着火柴和煤油灯,到了厕所里擦着火柴点亮煤油灯抽空继续背中医学和中医药书籍。早上一早就到野外背,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生产劳动在休息时跑到一边背。在挖河工地上,爬坡使劲拉车,返回有歇息的时间小声背。他还把中医药、中医学歌诀记在墙上,趁在打席编筐时的空隙时间抓紧背。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他走着坐着都背。他还悄悄地用当时流行传唱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的曲谱,将中医学、中医药知识填词来咏唱,以加深记忆便于背诵。

通过多年的背诵,结合自己医疗实践加以揣摩,医林先贤的论著烂熟于胸,先人的智慧已融入他的头脑之中。如今杨峰医生在诊病治病时,中医典籍中的相关论述往往脱口而出,无论是各种疑难杂症,还是令人闻之变色的癌症,他都能从容应对,得心应手。杨峰曾随父亲学大内科病3年。在这3年中深得父亲的行医经验和心得的真传。但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氏家传中医渊源深厚,但父亲并不故步自封;中医虽然博大精深,但他没有门户之见。在此期间,他先后让杨峰拜了8位老师,其中有中医也有西医,有化验师和针灸师。杨峰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提出并实践用中西医和自然疗法三结合的方法攻克疑难杂症和绝症的胸怀,都折射出父亲对他的影响。

为方便自学,他每年都坚持自费订阅《健康报》、《中国医药报》和《中华医学杂志》等10余种医学报刊。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函授教育并赴外地医学院校脱产学习了三年。他系统地学习了有关中医和西医基础理论知识方面的21门课程,学习了医学专业大学本科教材。由于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加之他医疗作风严谨,临床实践经验丰富,医疗技术精湛,成就了他在医疗领域的影响力和地位。他自1966年开始学医、1971年开始行医以来,不断取得喜人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1989年,他参加全省中医系统自学成才考试考出了优秀成绩,达到了中医师水平。1990年,他被聘任为中医师。1991年,利辛县中医院任命他为该院中医科主任。他通过函授和脱产学习,获取了安徽省中医学院颁发的医疗专业本科文凭。1992年,他被安徽省卫生厅聘为中医副主任医师。35年来,他精读古典医籍多达30余部,参加国标中医药研讨交流会五次,他的科研成果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他撰写了《传统医学疗法》和《医学养生保健》两部医学书籍,在国内外医学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6篇学术论文,有3篇学术论文荣获卓越医生学术奖。他被香港《中华医药报》聘为高级撰稿人,还曾多次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行政区医界泰斗人物及一些医学、医药大学博士共同探讨世界医学难题,使他在全国乃至世界医学领域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更大的影响。

业精于勤克顽症

杨峰在从事医疗工作后不久,就对防治各种疑难杂症问题加以关注和思考。他心想:为什么现代快速发展的医学对此束手无策?难道就不能寻求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此后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使他对防治各种疑难杂症有了信心和激励。1976年9月15日,利辛县胡集公社李赵大队第三生产队48岁的女社员司某某到外地一家大医院查出患了肺癌,其丈夫李某某打听到杨峰医生会治一些怪病杂症,去请杨峰给其妻治病。杨峰依据祖传治肺痨、肺痈的秘方,结合西医疗法,试着给司某某治肺癌病。哪料想,这事受到时任胡集公社干部司某某弟弟的阻拦。司某某的儿媳妇也是一位医生,她将这事告诉了这位公社干部,这位公社干部说:“癌症是不治之症,姐姐现在病入膏盲,常吐血沫子,谁都讲治不好,他杨峰有啥本事能治好这种病?”他想阻拦杨峰给他的姐姐治病,于是,他就找上门去,警告杨峰说:“你不要枉费心机啦。你要能治好俺姐姐的病,我叫太阳从西边出来。”此时,杨峰曾一度想中止给司某某治病。由于司某某的丈夫苦苦请求,杨峰就坚持着给司某某治肺癌。治了半年时间,司某某的病情竟有好转。又经巩固治疗,司某某的癌症竟被治愈了。再到先前那家大医院复检,司某某体检的各项指标都正常。杨峰医生把一个患绝症的病人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他在家乡声名鹊起。一时间,四乡八邻的群众都来请他看病。神奇的医术使杨峰医生的名气广传远

播,人们惊喜地说:“咱这乡旮旯子里出名医了。”为此,司某某夫妻俩千恩万谢,他的弟弟还特意登门向杨峰医生赔礼道歉,诚恳而又带着夸赞的口吻对杨峰医生说:“太阳是不能从西边出来,可是你却有本事把俺姐姐的不治之症治好。照这样,你以后准会成为医疗专家。”

经历过这件事,杨峰医生更加认识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一深刻道理,更加明白了身怀绝技和精湛医术的重要性和重大作用。他坚持继承不泥古,做到创新不离宗,广采民间大量的中医药方精选应用,把祖传医术与自己所学的科学的病理、药理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其技高一筹的独特治疗方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为广大患者解除了痛苦和带来了生活的新希望。家住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化圩子行政村化圩子村的青年农民季晓东,患了一种由肾虚受寒引起的只要生殖器痛头部立刻就痛的器质性怪症。1983年7月他求杨峰医生为他诊治此病。杨峰告诉他这种怪病叫奔豚症,给他开了两副中药。他服了杨峰医生给他开的两副中医药方剂奔豚汤后,身上就不疼了。1977年3月,时任阜阳县口孜公社化圩子大队的王会计4周岁的儿子王二健因为阴囊下面擦破了皮,生了穴位疔疮,患病部位呈通红的颜色,面积达0.3厘米,黄黏水一分钟滴30多滴。没有别的好办法防护,家里只好用破棉套子给他擦垫。受疾病折磨,小二健骨瘦如柴。杨峰医生告诉王会计,这种病是种怪病,属漏症。他使用让小二健内服防风通胜散、外用丹剂黄龙丹的方法给小二健治疗,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治愈了王二健的这种怪病。1995年6月,蒙城县某局级单位一位干部的爱人武某某,患了一种产后子宫不能收缩的怪病,浑身疼痛难忍,抽风抽搐,阵发性发作,就像得了感冒一样,心里特别难受。请杨峰医生诊治,杨峰医生给她诊断为是产后血虚感冒,即中医书中所讲的瘀冒,只有产妇才可得这种阳旦症。这种病如若治疗不及时,可危及生命。结果,是杨峰医生开的中药治好了武某某的棘手怪病。阜阳市太和县李兴镇李兴集行政村有位9岁的男孩名叫亚雷,得了一种下肢疼痛难忍,人不能站立的怪病。1995年5月18日,亚雷的母亲带着亚雷,从老家乘客车来到利辛县中医院,含着泪向杨峰诉说了小亚雷得这种病的前后情况及来这里求治的原因。原来,在一年之前,小亚雷下午放学回来,睡到半夜浑身发热,叫喊着两条腿痛的很。第二天找医生诊治,医生给小亚雷打了针,又让他每天服解热止痛药。10天后未愈,亚雷的母亲赶紧带着小亚雷到外地一家医院去看门诊。经化验,确认是风湿性关节炎。经对症治疗,此后时好时坏。亚雷母亲又带着小亚雷去外地到几家别的医院诊治,结果都没有治好小亚雷的风湿病。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小亚雷的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症状加重,不能下床走路,严重时不能站立。在绝望之余忧愁之际,听了当地的一位曾被杨峰医生治好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的推介后,小亚雷的母亲带着他来到利辛县中医院找到了杨峰医生。看着亚雷母子俩期待求助的目光,杨峰医生安慰她母子俩说:“请放心,我有信心有把握治好小亚雷的病。”经过杨峰医生的精心治疗,又服用了杨峰医生配制的特效中药蠲痹壮督冲剂后,小亚雷的怪病就被治愈。治疗后经随访,小亚雷康复后此病再没有复发。在给患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诊治时,杨峰医生强调中医理论的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因人用药,治疗得心应手。他共收治108例类风湿病人,全部治愈。患者称杨峰医生治这种病医术高明,有一手绝活。

对于攻克治疗癌症这道世界医学难题,杨峰医生坚持不断地探索、学习、研究和总结,以追求获取更佳的治疗效果。在平时的诊断中,他留意观察患者在不同时期的癌症的表现,总结理论,寻找患者发生癌变的原因,结合临床及中医学理论,试用了几百种中草药药剂治疗,并借鉴祖传医技,利用现代科学手段,终于任治疗癌症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现今,他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摸索出一套治疗癌症的方法,成为在其行医地区有影响且屈指可数的一名治疗癌症的专家。

杨峰曾立下宏愿,要为攻克各种危害人类健康的疑难杂症和疑难绝症做一生努力,要积极参与防治,为众多患者带来重生的希望,给广大的患者及家人带来全新生活的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基于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防治各种疑难杂症和疑难绝症的医疗实践和学术研究。参与防治被称为“当代瘟疫”和“超级癌症”的艾滋病,他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探讨和调查研究。他对现代艾滋病发生’的病因、治疗方法和治疗动态广泛地涉猎、掌握、分析,为防治这种疾病积累知识和经验,获取信息和方法。他从1997年开始,赴外地到一些已经发现有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村庄,深入艾滋病患者的家中,与他们交谈,调查他们得病的原因,以及治疗所用的方法和经过。在此基础上,他熬过了多年的风雨寒窗,度过了许多个不限之夜,探索并提出了以中医,西医和自然医学疗法三结合为原则的治疗艾滋病的最佳医疗方法。他所提出的上述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经临床实践和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防治艾滋病的效果,任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杨峰医生在攻克疑难杂症和疑难绝症的征途上又攀上一个新高峰。2001年8月26日到27日,由泰国卫生部泰中医学交流中心、中国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国际医药大学、中国海内外中医药学术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大城市医药团体首脑协会、南非南部非洲中医药学会、香港国际中医药联合学会及香港国际中医风湿和骨病研究学会任香港联合主办世界疑难杂症会议及香港艾滋病会议,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此次艾滋病会议的赞助人董建华先生的夫人亲自主持开幕典礼,有尼日利亚、南非和韩国等国家负责卫生、医疗、教育的官员以及来自香港、澳门、中国内地的医务界人上百余人出会。在这次人会上,杨峰医师交流了他撰写的天于防治疑难杂症和疑难绝症的三篇学术论文《中西医结合按摩治疗股骨头坏死疗法简介》、《中医药结合推拿按摩治疗类风湿性关关炎146例,综合外治的疗法疗效推介》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疗法并浅谈艾滋病的具体施法》,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一致好评,其理论水平和学术造诣令与会的同行称道和仰慕。

探索奥秘制良药

良医用良药,这是医家和患者的共识。为此,杨峰像一个探宝人一样,在祖国传统中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着。为了配制出一些质量比较理想疗效比较好的妙方良药,来解除众多疑难杂症和重症绝症患者的痛苦,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消耗了大量精力,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研制治疗艾滋病疗效比较好的药物,他数十次到艾滋病病人家中,跟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交谈,询问他们的病情、用药和治疗情况,并根据询问调查获知的情况和资料来进行研制药方和配制药剂。为了研制治疗疗疮梅毒和癌症的良药,他去泰国毒蛇研究所取眼镜蛇的毒液,他远赴新疆南山验蝎子的毒性,到天…研究雪莲和贝母的生

长繁育及药性特点,到沙漠腹地阜北沙窝查间肉花苁蓉、锁阳、四角蛇这些中药材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特殊效用,并获知了小麇鹿与小公鹿在期的青春鹿茸这种药材其补肾壮阳的效用是平常时期鹿茸的40倍。他去泰国毒蛇研究所,研究五步蛇的妙用,获知用毒蛇液和带倒刺又可补肾壮阳的毒蛇鞭,辅之以穿山甲、上元、地龙这些中药材,可以以毒攻毒,对治疗无名肿毒、疗疮、类风湿性炎节炎,诸如关节僵肿、变形、脊柱炎,效果良好,能搜风人剔,穿透经络。他跋山涉水远赴缅甸、泰国与我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区,通过洲在学习,获知用蜜蜂在金三角罂粟种植地区所采集到的化粉酿成的蜂蜜,治疗无名肿毒和疗疮效果加倍的好。由于他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吸取,他不仅掌握和改进了配制中成药的技能和方法,而且所研制的中成约还有突破和创新。他炮制约物,能将大蒜变小毒,能将有毒变无毒。大毒变小毒,如炮制蟾蜍,用酒精提取蟾蜍的精华,必须与牛奶一起熬制;如炮制砒霜,必须用红枣烧炼。用安宫个黄丸,与方剂一粒珠和上、下五虎方化裁,对治疗因高热、炎症、瘟病及病毒引起的48种病症有妙用。有毒变无毒,关键是配方。麻黄不过钱,过钱有麻烦。若让麻黄碱没有毒性,必须用石膏。生半夏,生南星,必须有榨取的姜汁来克制,方可去掉毒素,提高药效。用五月端五的韭菜加石灰,砸成泥以后,晒干,称韭衣散,治刀砍斧剁的金刃外伤,疗效最好。砒霜与枣肉,加五种抗毒药物,通过五次加工炮制,名为走马牙疳散,可治疗舌癌、鼻咽癌和牙龈癌。通过实践和探讨,他总结出了冷药治怪症、怪药治绝症的炮制中药制剂的经验。用含有毒性的中草药,含有毒蛋白类的毒虫,如蚂蚁、蟾蜍、蝎子、毒蛇,矿石类的,如白砒、红砒,通过炮制,同气相求,以毒攻毒,按照古代祖传秘方进行炮制,经试验,配成的药可以防治癌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时期。那时,杨峰先是在胡集公社医院跟着祖父和父亲学徒行医搞化验。因为家庭出身成分不好,后被辞退回家在杨湾大队当赤脚医生。当时广大农民缺医少药,上级就推行合作医疗政策,搞一根针一把草。也正是在那时,杨峰采集到很多中草药,并用传统中医疗法,给患病的社员们针灸,用中草药配制各种药剂为农民治病。好多次用的都灵验有效。从此,杨峰医生认识到并留心观察中草药的奥秘,开始自己动手用中草药配制各种药品和药剂。他以中医古籍《济阴纲目》中的提法和理论为依据,取祖传秘方之精华,另辟蹊径,选用纯天然中药材,研制出一种可以直接送到病者患处且吸收快、疗效佳而且又无毒副作用专门根治妇科杂症的特效药物“妇宝乐”。他用这种药物治疗妇科病上万例,有效率分别为83.33%、100%,治愈率分别为88.75%、96.8%。

近几年来,他在祖传秘方西瓜炭这一专治“水肿病”的方药基础上,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筛选了同功效的纯天然中草药一百多种,又经过精选浓缩、改进创新,研制成一种新药,并将其命名为“封髓新西瓜炭”。这种药增加了有特效成分的中药,补充了“西瓜炭”的原有不足之处。通过上千次的临床试验和多年的临床观察,这种中药制剂对治疗急慢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有奇特功效。利辛县第二人民医院对使用“封髓新西瓜炭”治疗患者的情况进行了临床实验和统计。自2001年至2005年,该院收治肾病综合征患者共712例,使用封髓新西瓜炭进行临床治疗,治愈率达82.12%,有效率达96%,共收治肾小球肾炎病人933例,使用封髓新西瓜炭进行临床治疗,治愈率达94%,有效率达100%。经多年的临床观察和他用验证,封髓新西瓜炭治疗肾病见效快,治愈率高,不易复发,能使肾病患者较快康复。其奇特功效是:治实不忘虚,排毒而扶正。其显著特点是:系纯天然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

他以传统医学理论为指导,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使用纯天然中药材,运用“冷药治怪症,怪药治绝症”的原理,研制出一种治疗“当代瘟疫”、“世纪绝症”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奇效中药“复合扶正抗毒冲剂”。这种药剂,祛邪而扶正,清毒而增元气,有杀原虫,抗病毒,抑制艾滋病病毒的复制,排除残留病毒,恢复免疫系统损伤,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的效用。他使用这种药剂分三期分别对19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期患者、33例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期患者和17例艾滋病病期患者进行诊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患者,治疗结果总有效率分别为94.7%、87.88%和76.47%。

他发明研制的上述几种特效药物及其炮制方法,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有关专利机构经审核评定,已确定受理其申请,并向他颁发了专利申请号。

他以传统医学倡行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和“治病必求于本”的基础理论为指导,选用纯天然且又是高效低分子、易于透入骨质原膜的名贵动物及植物类中药材,研制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多发性骨质增生的特效药物“千禧蠲痹壮督冲剂”。经临床使用验证,用这种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379例,治愈率达63.12%,有效率达96.58%,治疗多生性骨质增生患者785例,治愈率达93%,有效率达98.85%。使用这种中药制剂治病,治愈率高,不易复发,患者康复较快,远期疗效好,比较经济安全,没有毒副作用,为国内其他治疗方法,特别是激素类西药所不能比拟,完全能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

独创科学新疗法

杨峰医师不但精通中医学和中药学,擅长中医医术和医道,而且他还精通气功学,深钻和实践功理功法。他自幼就在其祖父的点拨指教下开始修炼玉蝉吞津功和内丹术等功法。作为其家族祖传医学气功功法的第九代传人,杨峰医师坚持学医与修炼医学气功已有40余年。40余年来,他坚持学习和研究历代名医应用医学气功的论述和经验,并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持之以恒地进行学习修炼、交流探讨和创新发展。1993年1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和北京中国传统医学培训中心,经过严格的验证、考核,联合授予他为业界“医学气功师”的光荣称号。1995年到1998年,他曾参加过四届国际医学气功学术交流会和专业技法研究会,多次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交流,作了自我养生保健功的现场教功表演,并发表了《“631”乙肝冲剂结合医学气功治疗乙型肝炎270例分析》、《以中医、西医和医学气功三结合疗法治疗癌症的实例和探讨》和《用中医、西医与医学气功三结合之法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病的效用分析》等数篇学术论文并获奖。

为了扩大其利用祖传医术秘方和三结合气功新疗法诊治疾病的区域和范围,让这一科学新疗法有益于社会造福于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峰趁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的大好机遇,劝其大学刚毕业不久才参加工作的两个儿子杨雷和杨士东辞去公职干起以家族成员为主体的民营医疗实业,并立下“以德为本,普济众生”的鸿愿,走出家门,冲

出国门,融入市场,辛勤打拼。杨峰带着两个儿子,入学会,搞科研,建机构,办医院,意欲大显身手,力求大展宏图。他们先后在安徽省阜阳市和亳州市的利辛县、广州市、青岛市、大连市和北京市等地的一些医疗机构受聘坐诊行医或自家设点行医,并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先后设立了安徽省阜阳市自然医学研究会、安徽省阜阳市’肾病专科医院、阜阳市杨氏扶元堂医院、阜阳市颍泉区惠泉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和中国(北京)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共五家医疗门诊和医疗研究机构。杨峰创研的用医学气功配合推拿专治各类颈椎病治一个好一个的独特疗法,以及用医学气功疗法防治各种神经病、慢性病和各种疑难病症的医疗方法正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发明专利,有的项目已经批准获取专利权,有的项目已被初步认可正待审批授权。他还将自创的初、中级荷花功和荷花站桩功用于医疗实践并向外界传授,将自己独创的、已取得十分理想疗效的用中西医和医学气功原理和功法治疗癫痫、瘫痪、颈椎病和精神病等疑难病症的科学新疗法和治疗经验向外传授推介。

说起杨峰独创科学新疗法这事,他不是盲目干的,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经过多次实践才着手的,他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获知,如今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众多的人因工作和生活都有压力,身心健康受到一定影响和损害。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寻求益心强身之法,对防病治病,既重视又讲求使用多种途径多种方法。他认为,在现今,党和国家倡导依靠科技兴国,倡导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和健康水平,搞科学新疗法,符合政策,与时代和社会合拍。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革命老前辈谢觉哉曾肯定过:“气功疗法人人可行,不花钱,不费事,可以去病,可以强身,可以养生,可以延年。”科学新疗法中所使用的气功疗法,是一种利用人体的自身内部条件来健身益寿防治疾病的养生方法,主要是练功人通过自我调整身心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一科学新疗法,所采用的气功点穴推拿、气功经络导引等传统医学手法,有其科学的道理。多年来,杨峰医师多次进行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他继承古老医学气功的精华,吸收现代医学气功各种功法和流派的长处,博采众家之长,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研究、医法改进和治疗应用等方面加以改革创新。他应用这一科学新疗法,治愈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他的这一创举,震动了医学界。当他带着被他治愈的乙型肝炎患者、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第一中学教师高其连和被他治愈的精神病患者、阜阳市颖东区老庙供销合作社会计夏某,到香港出席国际性的防治疑难杂症及艾滋病大会在会上作现身发言介绍时,与会者齐赞这一疗法OK、OK。中医、西医、气功三结合医学气功新疗法的开创和应用,是杨峰医生多年从事医疗工作和进行医学气功研究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是其全方位、多方面研究东方神秘文化与传统养生文化的心血结晶,是其用汗水和智慧在科研和攻关征途上浇灌和铸造的新的里程碑。

妙手丹心传佳话

杨峰从事医疗工作,在大队当过搞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在公社卫生院当过学徒医生和临时医生,在县中医院当过科室主任。及至此后,在安徽省阜阳市办医院、入学会,在广州市、大连市和青岛市受聘或设点行医;他都以高超精湛的医技认真负责地为广大患者诊治疾病,以满腔热情的服务当好百姓大众的健康使者,以高尚的医德医风受到人们的赞誉和敬佩。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在他行医设诊的地区的民众和患者中,他的口碑极好,传出许许多多佳话。他有着高超的医术。作为一代名医,杨峰精通中医、西医、自然医学疗法,坚持科学诊治,善用祖传秘方,身怀医治绝技,推行特色诊断。他对类风湿疾病、骨质增生、偏瘫、精神病与心脑血管以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治疗很有特色。以中医、西医和自然医学疗法三结合之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和疑难绝症,是他创立的一种科学新疗法。他对肝胆胃肠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肿瘤的治疗有新突破,治愈率可达超常水平。他研究出治疗艾滋病的新方法,明确指出:艾滋病分为六大类型,治疗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掌握三个原则,运用四个大法与禁戒。“治病要讲效果,效果就是科学”,这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注重效果,讲求科学,就是他治病的准则和宗旨,就是他高超医技的体现和基础。他正是凭着依靠科学,凭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凭着精湛的医术才赢得了广人患者的信赖。他在阜阳市设点的医院,求医者风靡周边省、市、县。本省六安、淮南、淮北、蚌埠、宿州、亳州以及河南省商丘市、周口市、信阳市和江苏省南京市、徐州市等地患者前来求医就诊的络绎不绝。每一星期,他除在阜阳杨氏扶元堂医院坐诊三天外,还要乘火车到北京、广州、大连等地在一些受聘的医院专家门诊部给病人看病。行医35年来,他成功地医治了20多万名患者,其中还包括来自10多个国家的华裔华侨和一些外国友人,这是他的骄傲和荣誉。他保存的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一块块匾牌,就是他高超医术和声誉的证明。

他有着高尚的医德。杨峰常说:“救人义为士,医者德为先。当一名医生,只有树立了高尚的医德,才能受到患者的尊重和拥戴”。为此,他把医德当做自己生命的灵魂,当做自己从医的最高准则和最高要求。平时看病,对病人无论职务高低贵贱,他总是医到情到倾注满腔的爱。30多年来,他以救死扶伤治病牧人为已任,辨证诊治,严谨认真。处方用药,皆以简便灵验为准绳。对贫困患者,对下岗失业工人和城乡生活困难的居民,哪怕是付不起诊疗费的病人,他也给他们看病。对有些购不起药的患者,他就推介和使用单方、验方给他们治病,使他们既治好了病,又不花钱或很少花钱。利辛县西潘楼镇马寨行政村崔冲村民组年已41岁的闫敬立,因腿部患恶性肿瘤,到外地大医院去治疗需交3万元人民币,因交不起治疗和住院费用,原准备放弃治疗,后经他人劝说和介绍,他找到杨峰医生求治,杨峰用自创的科学新疗法冶好,广他的病。闫敬立本应该交3000元钱,知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杨峰医师仅收了他1000元的治疗费。利辛县胡集镇赵庄行政村赵文才的儿子赵连国患肾炎病全身浮肿。知其没有钱治病,杨峰登门询问后及时给他诊治,又送去用祖传方法新配制的特效药,没要分文治好了赵连国的肾炎病。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在行医时,杨峰还注意以德赢人,以德感人,十分注重搞好医患关系。他讲求和谐,不搞纷争。他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维护患者的人身权益。阜阳市颖东区老庙镇王刘行政村46岁的农妇李某某、38岁的老庙镇供销合作社会计夏某、48岁的利辛县胡集镇老尤庄行政村的农妇张某某,她们三人因患精神病请杨峰医生救治。杨峰医师把她们当亲人对待,在治疗时,关怀体贴,格外尊重,不仅治好了她们的病,还免费教她们学练医学健身气功。有次他在上班的途中拾到一个手提包,包内装有50万元的现金和60万元的现金支票和单据,到了单位后立即向陆殿武院长汇报了此事,后由陆院长联系,将杨峰拾到的巨额遗失款交给了失

主李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