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美与丑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美丽的大国家里住着一位并不漂亮的公主.但她有着世上最美.最善良的心.....而在另一个国家里也有着一位公主,她长得很美,为此她很骄傲,心地也很坏.直到有一天两位公主相遇了......
两位公主一起走在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议论美公主比丑公主漂亮.当美公主听见后便骄傲的抬起头来,对丑公主说:"你听见了吗?别人都说我比你漂亮,为此你不配和我走在一起,你应当走在我后面."丑公主一言不发的走在后面,直到快走到王宫时, 丑公主看见了一位可怜人,便上前问她怎么了,那人说她又渴又饿,走不动了!丑公主叫来人把她扶回王宫.而就在这时美公主走过来说:"这么个脏人,你还要帮助她,真是有病啊!要是我早走的远远的...."可谁知一向不爱说话的丑公主反问美公主:"如果我们不爱这些老百姓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还算强大吗?"话音一落,可怜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美丽的仙女对两位公主说:"我觉得丑公主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也因拥有美丽的外表."说罢就吧丑公主变成世上最美丽得人了!而美公主对仙女说她要一个白马王子,仙女却认为美公主心灵不美不配拥有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又把美公主变世上最丑的人便走了!
后来"丑"公主嫁给了一个王子在一起快乐的生活,他们一生都不忘帮助别人..而那个美公主却在流浪可她还是改不掉那骄傲的个性..
快乐的寒假终于来了,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自己寒假快乐。寒假来了,我等待已久的寒假终于来了,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旅游”计划,现在,向着我的第一站出发!
第一站是家家悦超市,我首先要补充我的行囊。走进超市,走向地下副食区,我先买了一些食物,上楼,看见了卖糖葫芦的,我要买一串,走到柜台前服务员的谈话声引起我的注意:“你一定要把好食品质量关,让群众吃得放心”这是一位看着像领导的人说的,旁边一位女服务员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死板呀,现在多少饭店食品质量不够呀,大鼻掉里面照样吃。”我不敢再买了,灰溜溜的跑了。没办法,只好到下一站去了。
第二站是篮球场,平常有很多人在这里打球,我也喜欢跟着他们玩。可是今天到了篮球场后,我发现这里杀气腾腾,场上两帮篮球仔僵持着。我问了旁边的人,才知道原来甲队今天配合默契,连赢乙队好几局,乙队不服气,打伤了甲队一个人。甲队本来不想打架,和和气气的多好,可乙队纠缠不放,于是大战开始了。我不敢再呆一会儿,马上逃跑了。
第三站是海边,我沉醉在海风带来的海腥气中不能自拔。可是我终究是被石头撞击海水的声音拉了出来。一群小孩子比在刚捞完石头的小海里扔石头谁扔的远;游客将纸屑、饮料瓶、塑料兜......随手乱丢。只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捡这些东西,很多小孩在嘲笑她,可她对这些嘲笑不理不睬。
看完了这篇文章,很多人会说你的家乡也太丑了吧,可是如果你自己仔细看,你会发现,家家悦超市的领导是好人,篮球场的甲队是好人,小女孩也是好人,这趟旅行,我看见了海滨城市的美与丑。
放假了,妈妈带我坐车到爷爷家。在车上,我问妈妈:“妈妈,你说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啊?”妈妈说:“你说呢?”我说:“美就是长得很漂亮,丑就是长得不好看呗。”妈妈说:“你认为是那样的吗?”
这时,车到站了,上来一位老奶奶,在她旁边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阿姨,那位阿姨看到老奶奶赶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假装没看到。她的身后坐着一位并不好看的阿姨,赶紧站起身来,对老奶奶说:“大娘,您坐这吧,我马上下车。”妈妈悄悄地对我说:“宝贝,你说她俩谁美?”我说:“那个让座的阿姨不是要下车了吗?”可是,车一站站的停,那位让座的阿姨一点也没有要下车的意思。我想,我错了,那位阿姨并不是因为要下车才让座的。
终于到终点站了,我和妈妈下了车,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美和丑是不能只看外表的,要看她的内在,就像那位长得并不好看的阿姨,我认为她才是最美的。”妈妈赞许的点了点头,对我说:“儿子,你真的长大了。”
坐在皇椅上,觉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腮部肌肉因他的咬牙切齿而变得鼓鼓的。双眼瞪大,目光有些呆滞的盯在地上。头发因愤怒而竖起,皇冠也歪了。
哎,那皇上的鼻子此刻是不是也该给气歪了?呀,皇上的鼻子哪儿去了?“叭……咚----咕噜噜……”糟了,皇上的的鼻子被气掉了!
众大臣心里一惊,暗暗惊呼。
皇上觉罗看着滚到地上的鼻子,大惊失色:“哎呀呀,朕的鼻子掉了!众爱卿速想办法,按上鼻子者大大有赏!”
大臣们顿时慌了,因为他们知道若是想不出办法是要被砍头的。
“且慢----”镇定自若的声音从正在低声交头接耳的人群中传来。一看,这不是夏侯么?“皇上,臣有个办法,不知皇上……”
此时的皇上哪还有心思听这些恭敬的话?心一急,左手用力一拍龙椅扶手:“有什么办法快说!”
夏侯微微一笑:“既然皇上的鼻子彻底掉了,不如请个风水大师为皇上重新画一个,再施法术使它变成真的!”
皇上一听,顿时眉开眼笑:“好!好!夏侯,你快去为朕找个高级画师和风水先生,朕重重赏你!”
半个时辰后
夏侯带着一个白衣少年和一位年已花甲的大师归来。
“巫马见过皇上!”白衣少年单漆跪下。
“无钩见过皇上!”大师撩开袍子跪下。
“快起来吧!想必你们都知道来的目的了,开工吧!”
无钩缕缕银发丝,回头对白衣少年道:“你必须蒙上眼睛,且只有一次机会。这样法术才会有效。”
巫马点头,举起右手,左手拢着袖口,沾上墨,把笔放在一边,抬手抓起一块黑布,系在头上。拾起毛笔,慢悠悠走向皇上。
皇上早已心急地坐不住了。
他先在皇上的脸上乱摸了一阵,时不时还捏一下。别看他表现的淡定,其实内心一直在放《忐忑》。画不好可要被砍头。
巫马终于在一炷香时间过后,判断好“四官”的位置,颤抖着举起右手。刚落笔,手猛一抖??歪了!可笔尖已落下,一个鼻子被画在脸侧。
巫马暗叫不好,他知道画歪了,可也没办法了,弱弱开口:“回皇上,画完了。”
“哦,是么?无钩快快为朕施法!”皇上激动。
底下的大臣们此时是想笑却不敢笑,只好用力咬住下唇。
无钩刚要开口,却什么也没说。闭上眼睛对皇上脸侧的鼻子念道:“般若波罗蜜!”
顿时一个帅气的鹰钩鼻长在皇上脸侧。“哎,快给朕拿镜子照一下!”
皇上望着铜镜中的自己,脸色一下变难看了。
巫马悲愤了。
“巫马!”皇上大吼。
巫马一惊,忙跪下:“小的该死,小的......"
皇上打断他的话:“你为朕画上如此帅气的鼻子,若是有人想找朕要签名照怎么办?“
皇宫一下安静了。众大臣当场石化。巫马的下巴也因惊讶而像脱臼似的合不上。
皇上赏了夏侯、巫马、无钩各一百万两纹银,独自回屋了。
番外
关键词:审美范畴;语文;审美教育
审美范畴,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感受形式,具有一定的范式性。人类的审美范畴在漫长的演变经历中,形成了优美、崇高、悲剧、喜剧、丑、荒诞这六种基本的审美价值形态。在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中,“通过六种审美范畴的欣赏、把握,有利于丰富情感体验,开阔审美趣味,增强审美能力。”
一、优美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优美是人类古典时代就认识到的一种审美价值形态,也是人的一生中接触最多的美的显现形式。如微风燕斜,花鸟缠绵,雪月空明,弦泉幽咽,都会给人沉静、和谐的审美享受。这种单纯、静穆、和谐的美,就是优美。陶渊明《归田园居(其一)》的美是恬静、和谐之美。作者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山川田园,自由成了他审美的天国。诗人笔下的风光是一幅具有田园牧歌气息的画面,诗人笔下的生活有一种悠然闲适的美。在这种安详宁静、物我合一的优美意境中,诗人处浊流不与世争,守拙归园田的人生态度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不以诗中优美感的体验为切入点,学生就很难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再如,《雨巷》将情感的真挚,意象的朦胧、语言的声韵和谐融为一体,形成了优美的艺术境界。优美感以情感上的平静、愉悦和心理感受上的宁静、和谐为基本特点,使人获得全身心的松弛与舒畅。高中语文的优美教育内容最广泛,《再别康桥》、《荷塘月色》、《囚绿记》、《兰亭集序》、《锦瑟》、《声声慢》、《归去来兮辞》等都属于优美教育的范畴。优美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感知、理解、想象、情感的和谐统一,对缓解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抚慰心灵的浮躁大有裨益。
二、崇高(壮美)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与优美追求主客体和谐统一的静态美相对立,崇高“是一种客体在对立冲突中趋向统一的动态美”,常以粗犷博大的感性特质,雄伟的魄力,强劲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带给人心灵的震撼,使人产生一种心潮澎湃、惊心动魄的,继而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和激越。高中生经过一定阶段的身心发展和理性丰富之后,不仅仅满足于优美所带来的感性直观愉悦。崇高价值的审美教育满足了学生审美心理上的需求,以冲突、神秘、粗砺、宏大等特征来激励他们的精神,振奋他们的心灵,从而意识到人的伟大和生命的力量。可见,在高中阶段进行崇高教育是有必要的。从课程内容看,严格意义上从属于西方美学的“崇高”是不存在的;但与之相对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壮美”却多有体现。如《沁园春•长沙》、《短歌行》、《我有一个梦想》、《老人与海》、《蜀道难》、《登高》、《念奴娇•赤壁怀古》、《逍遥游》等选文都可以成为高中语文壮美教育的资源,值得语文教师挖掘。
三、悲剧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悲剧被认为是艺术的“最高阶段和冠冕”,也是语文教学关注较多的一类审美价值形态。高中教材选篇对悲剧有明显偏向,如课文《哈姆莱特》、《雷雨》、《窦娥冤》、《孔雀东南飞》、《祝福》、《荆轲刺秦王》,如名著导读《堂吉诃德》、《高老头》、《红楼梦》、《家》等。高中语文的悲剧教育内容是丰富全面的,范围涵盖西方悲剧和中国传统悲剧,类型包括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现行语文教学对悲剧的教育是重视的,但在内容开发和利用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忽略中国传统悲剧和西方悲剧的不同。中国传统悲剧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窦娥冤》、《孔雀东南飞》等,常把斗争的艰巨和大团圆结局结合起来;如《红楼梦》的悲剧性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悲剧,又不同于西方悲剧。在悲剧教育中,除过《雷雨》一课,中西方的悲剧教学应有所区别。二是忽略了悲剧范畴的重合形态。高中语文教材所选的悲剧典型,往往都是“圆型人物”,聚合着多种审美范畴,如《装在套子里的人》悲剧里重合着丑、滑稽,如《堂吉诃德》充满荒诞的喜剧感和能催人“含泪的笑”的悲剧感。因此,悲剧教育在内容开发上,要多种审美范畴并举,展示“圆型人物”深刻多元的艺术魅力。同其他五种审美范畴相比较,悲剧的审美教育价值最为重要。从悲剧审美看,它不像优美,只是感性的愉悦,而是体现着深邃的理性意蕴。这种理性意蕴能够引导个体去思索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可以帮助人们把握真理,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激发人们反观自身;可以通过人们对善与恶的价值评判,升华伦理道德意识。优秀的悲剧人物,一定是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坚韧的反抗意志与崇高的超越激情。他们看到了自身生存发展的诸多必然局限,知道受挫与死亡的必然性;但仍不断地在矛盾中抗争,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屈的斗争意志,不惜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悲剧的这种意蕴以及悲剧人物命运的领会,对个体心灵有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借引起怜悯和悲剧来时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具有净化灵魂的教育意义。宗白华认为:悲剧“使我们从平凡安逸的生活形式中重新识察到生活内部的深沉冲突,人生的真实内容是永远的奋斗,是为了超个人生命的价值而挣扎,毁灭了生命以殉这种超生命的价值,觉得是痛快,觉得是超脱解放”。对于成长期的高中生而言,悲剧可以唤醒他们自觉的人生意识,教他们认识到人在旅途的各种矛盾,调节情绪上的盲目乐观与消极悲观。同时,悲剧教育可以培养他们不懈斗争的勇气和精神,使灵魂更加坚强,心灵更富有韧性。
四、喜剧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喜剧在近些年的中国文化生产和传播中占主导地位,喜剧类型的影视剧、娱乐节目等受到中学生的喜爱。审美价值形态的喜剧,如滑稽、讽刺、幽默,通常是“以本质与现象、内容与现式、现实与理想、目的与手段等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唤起欣赏者笑的审美反应。”亚理士多德把这种笑定义为“对旁人无伤的可笑”,认为喜剧是在模仿比一般人低级的人物。鲁迅讲“喜剧将那无价值撕破给人看。”例如,必修⑤选了契诃夫的名作《装在套子里的人》,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一个奴性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外形、打扮、房间是“套子”式的,他的语言是充满程式化的、教条主义的“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他的为人处事是机械死板的,甚至在未婚妻面前都不够通融。教条主义的死板、僵硬让别里科夫的性格极为不协调,也让他的种种行动与表现拙劣于审美欣赏者。所以,学生读别里科夫的时候会觉得滑稽、会无伤大雅地笑。在这种笑声中,反观自身,获取一种优越感,增强对待生活的信心。这,就是喜剧带来的审美心理体验。总之,喜剧教育是关乎学生自信的教育,一方面在欣赏喜剧的过程中,使人的精神、心情得到精神的放松和平衡;另一方面,在欣赏那些比一般人低级的人物时,学生自我肯定的优越感会得到空前满足。此外,喜剧还可以培养学生清醒机敏的审美顿悟能力和乐观旷达的幽默态度。
五、丑、荒诞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丑和荒诞是近代以来颇受关注的两种审美范畴,也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表现最多的两种审美价值形态。现代社会生活的空虚、个体存在的无意义,出现了反和谐的丑、非理性的荒诞。雨果认为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德国学者凯塞尔认为,荒诞是一个被疏离了的世界,荒诞感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体验到的不安全感和不可信任感,从而产生一种生存的恐惧。”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作为一个推销员不可能按照理性的、逻辑的状态去生活,无法作为人的存在去生存,只能变成一只“大甲虫”。这种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存在方式,表现在文学中就是荒诞。格里高尔所处的荒诞的世界就是一个冷漠的、不可捉摸的、异化了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丑、荒诞常常与悲剧有关,又借助喜剧的表现手段,复合了多种审美范畴。如《等待戈多》:两个流浪汉在无望地等待“戈多”,等待着解救人生苦难的希望,明知希望是不会到来的,还要苦苦地等下去。这是一个悲惨绝望的故事,也是一个可以“领悟到人与希望乃至人与自身的严重分离”的荒诞的故事;但却由喜剧形式表现出来,充满粗俗的玩笑、小丑的动作等等。可见,《等待戈多》混合了荒诞、丑、喜剧、悲剧四种审美范畴,给人们突出的审美震撼。高中生个体已趋于成熟,理性意识也逐步完善,初步接受丑和荒诞是必要的。丑和荒诞也正是通过丑陋、荒诞、骚乱、惶恐等带来多重审美感受,从而实现学生更高层次的审美超越。不仅如此,丑和荒诞教育,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自审意识也是大有益处的。但普高课标语文必修教材在选文上没有涉及到典型的丑、荒诞,尤其是荒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教科书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丑和荒诞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形态之一,应该在必修教材中有所展示。必修课程删去了传统篇目《变形记》、《等待戈多》,导致选文上出现文学流派的缺失与空白,也使得高中语文课程在审美范畴上具有不完整性,这些都有碍于语文审美教育的展开。简言之,高中语文课程在审美范畴上存在优美、崇高(壮美)、悲剧、喜剧这四种审美价值形态,但丑和荒诞在必修教材中没有得到体现。不同的审美范畴,会带给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从审美范畴角度探讨高中语文审美教育,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语文审美教育。
作者:闵秋洁 单位: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杜卫.美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等.美学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人们的爱美热情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美貌的不可动摇的重要性,已如泰山的稳固,实在用不着再用十年前惯常说的"爱美是人的天性"来证明。在一些杂志连篇累牍地看到类似的陈述"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情感多情感的社会,高情感来自高审美,多情感来自多审美,于是我们要谈美,谈容,谈色……""美是永远不想明白道理却可倾倒所有心理的现象。美有伟大的神秘力量,……如触电如饮酒如中毒如着火……美是无敌的……"对于诸如此类的并不十分夸张的文字,既让人感觉像是郑重其事地向世人宣告"秃头上有虱子"一样滑稽好笑,又让人感觉像是身不由己地为化妆品厂家做义务广告一样吃力不讨好。就永恒的意义上说,美貌不可能是永远的。没有美貌 人,有的求之不得是痛苦的,有的人得到了又失去,抑或并不认为再得到是更痛苦的。特别是当一个社会,把对美貌要求的胃口,提高到像在现代中国追求汽车、别墅等幻想性的高消费的水平时,这种痛苦便不可避免地像雨天里向山顶背干草,越背越重。其实,重复这样的事实,就像重复"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一样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对于这样一个"秃子头上的虱子"的事实和"真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无论如何,在一片歌颂美、赞赏美、崇拜美的喧哗中,有另外一种声音是必然的。
美从来就是悲剧多于喜剧,美貌更是如此。人们越是明明白白地了解美貌的重要性,越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可望不可及的美貌,就越难摆脱美的幻灭的苦痛。美的幻想越多,丑的幻想随之也繁生。于是,有了一种关于美丽的"丑陋幻想症"。以及相伴随的形形的病症,如丑陋妄想、丑陋恐怖、畸形恐惧、疑丑症、丑陋抑郁症等等。当然,还要包括以苗条为美,唯恐长胖,有意控制饮食,宁愿挨饿的神经性厌食。一味求索外表的美,就像烟鬼吸食大麻,不可避免地终有一日要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丑陋的人因为丑而痛苦,并不丑的人也为丑而恐惧。"畸形恐惧"(dysmorphophobia)就是一种对自己形体容貌想象的丑陋或担心变得丑陋的一种病态的心理。"Dysmorphophobia"来源于希腊语"dysmorfia",意思是"丑陋"(ugliness),尤其指人的面部的丑陋。该词首先出现在Histories of Herodotus里边的"斯巴达城最丑的女孩"这一神话故事。这个可怜的女孩每天精心照料神龛,以期将丑陋的容貌变得美丽。丑人怕丑可以理解,一个漂亮的人也怕丑难免令人费解。英国曾发生过一宗离奇的自杀案,死者为青年女性,生前一切称心如意,死因是"无法面对镜子中自己的容貌"。其实,根据遗照来看,死者生前面容秀丽,所以法医只得将她判定为因"丑陋恐惧症"而自杀。
关于该病症的名称很多,如1930年。Jahrreiss将该病命名为"美丽怀疑症";美国医学家菲里普斯称其为"想象丑陋的苦恼"。1987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将其与因容貌丑陋幻想而痛苦"一类相关的心理疾病,以"体象畸形障碍"为名,列入精神心理疾病的分类,并定义该病症是对身体外表的想象缺陷的一种偏见。最早在欧洲有许多流传,在本世纪中的许多文献里,都有丰富多彩的描述,我们在这里将其简称为"BDD"。BDD病人对自己的外表某些部位持有想象的或严重夸大缺陷的偏见,表现为对这些缺陷厌恶、反感、羞辱,甚至深受这种观念的折磨,而不能思考任何事情。首先,大多数BDD病人抱怨面部的瑕疵,如皱纹、斑点、疤痕、血管印、痤疮、肤色白或红、肿胀、面形不对称或比例失调、面部毛发生长过度、头发稀薄而担心秃头等;其次,常见的偏见是鼻子的形态、大小及其它方面,还有眼睛、眼睑、眉毛、耳朵、口、嘴唇、牙齿、下颌、脸颊及头颅等。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能成为BDD病人的关注点,如生殖器、、臀部、腹部、臂、手、足、腿、髋、肩、脊柱、皮肤等。总之,再完美的人体,要搜索出个把缺陷还是容易的,更何况人们已有了越发犀利的鉴赏美与丑的眼力。美是很难有标准的,这为幻想丑陋的人提供了想象的余地。
收稿日期1999-05-25
痛苦产生美,崇高来源於痛苦,柏克正是这样为崇高下定义的:“任何东西只要以任何一种方式引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the idea of pain and danger),那它就是崇高的来源”。正因为柏克首先将崇高确定为痛苦与恐惧的升华,才使得崇高与优美划清了界线,使崇高真正成为一个美学范畴从美之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创了崇高理论的新纪元。康德从而和之,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痛苦与恐惧引起的“消极的”。为什么痛苦与恐惧会变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消极呢?康德的解释是:因为崇高的感觉与美的感觉不一样,欣赏优美的花卉图案时,它给人一种直接的愉快,具有一种促进生命力的感觉。而产生崇高情绪时,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直接的愉快,而是恐惧、痛苦,面对危险异常、令人惊心动魄的大自然时,人们在痛苦与恐惧之中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从痛苦恐惧之中发出惊叹与崇敬,心情在自然界的崇高形象中受到激动与震撼,这就是由痛苦之中迸发出来的震撼人心的崇高!叔本华认为,崇高源於那无法摆脱的痛苦,客观世界的可怕现象以战胜一切的优势威胁着意志,痛苦的意志被那无限大的对象压缩至於零。但是,人们以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与利欲的关,对那些可怕的对象作宁静地观赏之时,这痛苦就升华为一种崇高之美。对於由痛苦产生崇高,现代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指出:“如果我们企图了解痛苦的表现为什么有时候能使人愉快的话,这种就恰好提供我们所寻找的价值的先验因素。”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什么是这“先验因素”呢?桑塔耶纳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大灾大难的鲜明意象与产生崇高感的心灵的倔强自负,这两者之间的关是这么自然,所以崇高往往被视为有赖这些想象的不幸所感发的恐怖。当然,那种恐怖必须予以制止和克服。这种克服了的和客观化的恐怖,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崇高的本质。甚至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似乎赞成这样的定义。然而,在这里,崇高的惯常原因和崇高本身却被混为一谈了。桑塔耶纳认为,所谓“先验因素”或崇高的本质应当是:“恐怖提示使我们退而自守,於是随着并发的安全感或不动心,精神为之抖擞,我们便获得超尘脱俗和自我解放的感想,崇高的本质就在於此。”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第163页。
无论西方学者如何解释崇高的本质,无论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但其内核——痛苦——却始终是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西方的崇高理论,似乎有着一种对痛苦的热爱,尤其是在审美和艺术上,强烈偏爱於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美和令人恐惧的崇高感。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范畴的形成,是与西方文化、宗教与文学艺术传统密切相关的。
桑塔耶纳认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认为恐惧是崇高的本质。其实,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到过崇高,不过,这种由恐惧、由痛感转化为等基本观点,的确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来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就发现,悲剧会引起人们的一种乐此不疲的嗜好——“哀怜癖”,这种哀怜癖,喜欢欣赏不幸的、痛苦的事物,例如:“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5页。对这种从别人痛苦中获取的哀怜癖,柏拉图极为反感,他由此得出结论:诗人“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因此他主张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从柏拉图这一相反意见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整个古希腊社会当时流行着“哀怜癖”,发现人们对於表现痛苦与恐惧的艺术作品的嗜好。不难想象,古希腊悲剧中那残酷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令人恐惧的神怪,痛苦的煎熬……是怎样地激起了整个剧场观众的怜悯和哀思!亚里士多德正是顺应了这一审美倾向,提出了着名的宣泄说(katharsis)。公开为人们的“哀怜癖”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喜欢欣赏悲剧,并非是“拿别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柏拉图语),更不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欣赏悲剧,乃人的本性的自然要求。对人的本性,不应当压抑,而应当给予满足。这种对人性的满足,非但无害,而且还有益处。因为从痛苦的悲剧之中,能激起人们的哀怜和恐惧之情,并将之宣泄出来,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由此对观众产生心理的健康影响。这就是katharsis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正是建立在由痛苦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并将其导向净化这一理论基石上的。亚氏认为,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不同。现实中给人痛感的事物,恰恰是艺术中给人的东西。他说,“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维妙维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1页。基於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一定要描写能引起人们恐惧和怜悯的事物。他指出,“有的诗人借形象使观众只是吃惊,而不发生恐惧之情,这种诗人完全不明白悲剧的目的所在。”那么悲剧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即“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亚里士多德:《诗学》,第43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氏便规定,悲剧一定要写比一般人好的人,要写他遭到不应遭受的厄运,写好人受苦受难,悲剧的结局应当是悲惨的毁灭,而不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从痛苦之中激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於宣泄情感之中获得。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内核,经朗吉弩斯、中世纪神学家以及柏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至现当代的桑塔耶纳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和深化,终於在“崇高”这一美学范畴之中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和归宿。实际上,“热爱痛苦”,不仅仅是崇高范畴的内核,也是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的突出特色。尼采《悲剧的诞生》正是对这一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在这部名着之中,尼采用诗一般的语言,道出了由古希腊人奠定的这一传统——将现实的痛苦转变为审美的快乐。他认为:希腊人很敏锐地觉知存在之恐惧,他们对於自然之巨大的力量的不信任,被表现在那些令人痛苦的悲剧之中,贪婪的兀鹰在啄食那伟大的普罗米修斯,聪明的伊底帕斯的悲惨命运,奥得莱斯特变成了谋杀自己母亲的凶手……所有这一切令人恐怖的情节,“使得奥林匹斯从原本的巨大恐怖群,而慢慢地、一点点儿地改变成为快乐群,就如同玫瑰花在多刺的薮聚中扬葩吐艳一般。除此而外,生命还有什么可能会从这如此神经过敏的、如此强烈情绪的、如此乐於受折磨的民族中诞生下来呢?也是由於这同样的驱策力,使得艺术成为可能。”照尼采看来,即便是由痛苦变成了,其深沉的痛苦仍掩藏其中,“当痛苦的打击以一种愉快的形式被经验时,当一种绝对的胜利感从心中引起了悲痛的呼号的时候。现在,在每一个丰盛的愉快中,我们听到了恐怖之低吟与一种无可恢复之失落感的悲切之哀叹。”尼采:《悲剧的诞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4页。
总而言之,痛苦是文学艺术审美的真正来源,更是崇高范畴的真正来源,由痛苦升华为快乐,由痛苦升华为崇高,这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悲剧精神、西方宗教美学精神,也是西方崇高理论的核心论点。叔本华正是从悲剧的痛苦论证中走向了推崇宗教的涅?。崇拜康德与叔本华学说的王国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文学艺术的。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而文学艺术,就是要描写生活中之痛苦,求其解脱,升华为审美静观,“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红楼梦评论》)。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艺术观,正是叔本华本人观点的翻版。王国维的崇高(壮美)观点亦如此:“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王国维认为,引起壮美的事物皆为极痛苦恐惧之物,如“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象,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红楼梦评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 。除了王国维这种从西方贩运来的崇高论以外,中国有无与西方相类似的,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观念呢?应当说,中国并非没有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艺术作品、升华为崇高境界之论。
司马迁的发愤着书说,即为一例。司马迁认为,文学乃是人们心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痛苦情感的喷发。当人们在逆境之中,在痛苦之际,在不得志之时,往往会发愤着书。他以屈原为例,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传》)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作品之论,其实也正是司马迁自己的深切体会。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以后,痛苦万分,他认为祸莫大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诟莫大於宫刑。因此,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的确,在中国古代,主张痛苦出诗人之论,代不乏人。钟嵘《诗品》评李陵曰:“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这种歌哭之思与怀,不正是痛苦使然么。陆游则深有感触地说:“盖人之情,悲愤积於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
痛苦产生美,崇高来源於痛苦,柏克正是这样为崇高下定义的:“任何东西只要以任何一种方式引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the idea of pain and danger),那它就是崇高的来源”。正因为柏克首先将崇高确定为痛苦与恐惧的升华,才使得崇高与优美划清了界线,使崇高真正成为一个美学范畴从美之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创了崇高理论的新纪元。康德从而和之,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痛苦与恐惧引起的“消极的”。为什么痛苦与恐惧会变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消极呢?康德的解释是:因为崇高的感觉与美的感觉不一样,欣赏优美的花卉图案时,它给人一种直接的愉快,具有一种促进生命力的感觉。而产生崇高情绪时,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直接的愉快,而是恐惧、痛苦,面对危险异常、令人惊心动魄的大自然时,人们在痛苦与恐惧之中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从痛苦恐惧之中发出惊叹与崇敬,心情在自然界的崇高形象中受到激动与震撼,这就是由痛苦之中迸发出来的震撼人心的崇高!叔本华认为,崇高源於那无法摆脱的痛苦,客观世界的可怕现象以战胜一切的优势威胁着意志,痛苦的意志被那无限大的对象压缩至於零。但是,人们以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与利欲的关,对那些可怕的对象作宁静地观赏之时,这痛苦就升华为一种崇高之美。对於由痛苦产生崇高,现代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指出:“如果我们企图了解痛苦的表现为什么有时候能使人愉快的话,这种就恰好提供我们所寻找的价值的先验因素。”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什么是这“先验因素”呢?桑塔耶纳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大灾大难的鲜明意象与产生崇高感的心灵的倔强自负,这两者之间的关是这么自然,所以崇高往往被视为有赖这些想象的不幸所感发的恐怖。当然,那种恐怖必须予以制止和克服。这种克服了的和客观化的恐怖,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崇高的本质。甚至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似乎赞成这样的定义。然而,在这里,崇高的惯常原因和崇高本身却被混为一谈了。桑塔耶纳认为,所谓“先验因素”或崇高的本质应当是:“恐怖提示使我们退而自守,於是随着并发的安全感或不动心,精神为之抖擞,我们便获得超尘脱俗和自我解放的感想,崇高的本质就在於此。”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第163页。
无论西方学者如何解释崇高的本质,无论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但其内核——痛苦——却始终是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西方的崇高理论,似乎有着一种对痛苦的热爱,尤其是在审美和艺术上,强烈偏爱於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美和令人恐惧的崇高感。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范畴的形成,是与西方文化、宗教与文学艺术传统密切相关的。
桑塔耶纳认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认为恐惧是崇高的本质。其实,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到过崇高,不过,这种由恐惧、由痛感转化为等基本观点,的确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来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就发现,悲剧会引起人们的一种乐此不疲的嗜好——“哀怜癖”,这种哀怜癖,喜欢欣赏不幸的、痛苦的事物,例如:“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5页。对这种从别人痛苦中获取的哀怜癖,柏拉图极为反感,他由此得出结论:诗人“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因此他主张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从柏拉图这一相反意见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整个古希腊社会当时流行着“哀怜癖”,发现人们对於表现痛苦与恐惧的艺术作品的嗜好。不难想象,古希腊悲剧中那残酷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令人恐惧的神怪,痛苦的煎熬……是怎样地激起了整个剧场观众的怜悯和哀思!亚里士多德正是顺应了这一审美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宣泄说(katharsis)。公开为人们的“哀怜癖”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喜欢欣赏悲剧,并非是“拿别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柏拉图语),更不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欣赏悲剧,乃人的本性的自然要求。对人的本性,不应当压抑,而应当给予满足。这种对人性的满足,非但无害,而且还有益处。因为从痛苦的悲剧之中,能激起人们的哀怜和恐惧之情,并将之宣泄出来,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由此对观众产生心理的健康影响。这就是katharsis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正是建立在由痛苦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并将其导向净化这一理论基石上的。亚氏认为,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不同。现实中给人痛感的事物,恰恰是艺术中给人的东西。他说,“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维妙维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1页。基於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一定要描写能引起人们恐惧和怜悯的事物。他指出,“有的诗人借形象使观众只是吃惊,而不发生恐惧之情,这种诗人完全不明白悲剧的目的所在。”那么悲剧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即“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亚里士多德:《诗学》,第43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氏便规定,悲剧一定要写比一般人好的人,要写他遭到不应遭受的厄运,写好人受苦受难,悲剧的结局应当是悲惨的毁灭,而不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从痛苦之中激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於宣泄情感之中获得。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内核,经朗吉弩斯、中世纪神学家以及柏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至现当代的桑塔耶纳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和深化,终於在“崇高”这一美学范畴之中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和归宿。实际上,“热爱痛苦”,不仅仅是崇高范畴的内核,也是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的突出特色。尼采《悲剧的诞生》正是对这一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在这部名著之中,尼采用诗一般的语言,道出了由古希腊人奠定的这一传统——将现实的痛苦转变为审美的快乐。他认为:希腊人很敏锐地觉知存在之恐惧,他们对於自然之巨大的力量的不信任,被表现在那些令人痛苦的悲剧之中,贪婪的兀鹰在啄食那伟大的普罗米修斯,聪明的伊底帕斯的悲惨命运,奥得莱斯特变成了谋杀自己母亲的凶手……所有这一切令人恐怖的情节,“使得奥林匹斯从原本的巨大恐怖群,而慢慢地、一点点儿地改变成为快乐群,就如同玫瑰花在多刺的薮聚中扬葩吐艳一般。除此而外,生命还有什么可能会从这如此神经过敏的、如此强烈情绪的、如此乐於受折磨的民族中诞生下来呢?也是由於这同样的驱策力,使得艺术成为可能。”照尼采看来,即便是由痛苦变成了,其深沉的痛苦仍掩藏其中,“当痛苦的打击以一种愉快的形式被经验时,当一种绝对的胜利感从心中引起了悲痛的呼号的时候。现在,在每一个丰盛的愉快中,我们听到了恐怖之低吟与一种无可恢复之失落感的悲切之哀叹。”尼采:《悲剧的诞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4页。
总而言之,痛苦是文学艺术审美的真正来源,更是崇高范畴的真正来源,由痛苦升华为快乐,由痛苦升华为崇高,这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悲剧精神、西方宗教美学精神,也是西方崇高理论的核心论点。叔本华正是从悲剧的痛苦论证中走向了推崇宗教的涅?。崇拜康德与叔本华学说的王国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文学艺术的。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而文学艺术,就是要描写生活中之痛苦,求其解脱,升华为审美静观,“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红楼梦评论》)。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艺术观,正是叔本华本人观点的翻版。王国维的崇高(壮美)观点亦如此:“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王国维认为,引起壮美的事物皆为极痛苦恐惧之物,如“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象,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红楼梦评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 。除了王国维这种从西方贩运来的崇高论以外,中国有无与西方相类似的,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观念呢?应当说,中国并非没有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艺术作品、升华为崇高境界之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即为一例。司马迁认为,文学乃是人们心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痛苦情感的喷发。当人们在逆境之中,在痛苦之际,在不得志之时,往往会发愤著书。他以屈原为例,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传》)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作品之论,其实也正是司马迁自己的深切体会。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以后,痛苦万分,他认为祸莫大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诟莫大於宫刑。因此,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的确,在中国古代,主张痛苦出诗人之论,代不乏人。钟嵘《诗品》评李陵曰:“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这种歌哭之思与怀,不正是痛苦使然么。陆游则深有感触地说:“盖人之情,悲愤积於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
痛苦出诗人,发愤则著书,在这一点上,中西确有相通之处,即由痛苦升华为悲壮崇高之境界。
黄宗羲十分赞同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说法。认为那些传世之作,皆是逐臣、弃妇、孽子、劳人、发言哀断,痛苦之极的产物。而那雄浑之作,正是这极痛惨怛、哀怨激愤之中的迸发。他在《缩斋文集序》中评其弟泽望说,泽望“其以孤愤绝人,彷徨痛哭於山巅水遖之际”。痛苦郁於心中,其作品遂升华为雄浑之境界:如铁壁鬼谷,似瀑布乱礁,如狐鸣鸱啸,似鹳鹤縕笑。黄宗羲认为,这种文章好比天地之阳气,壮美刚劲。“今泽望之文,亦阳气也,无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不仅个人的痛苦如此,整个时代的痛苦也能酿成雄浑之美,“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无所见奇。而在痛苦的时代,就会喷薄而出,升华为雄浑之阳刚大美:“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同上书,第264页。这段话,也完全适合於动乱的建安时代所产生的建安风骨。主张这种美来自痛怨激愤的观点,并不止黄宗羲一人,中国不少文论家对此都有所认识。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迹遇之於时势也。”(《文心雕龙·才略》)刘琨时逢永嘉丧乱,国破家亡,心怀郁结,欲展其匡世济俗之志而不可得,一种壮志难酬之气,激荡心胸,发为诗歌,则必然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其诗雄浑壮美,雅壮多风。李贽等人所主张的,更是忿愤激昂,欲杀欲割,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的发泄。转贴于
尽管中西方都有痛苦出诗人之说,痛苦产生崇高美之论,但我们仍然不难感到,中西方对痛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对文学艺术中的痛苦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认为,激烈的痛苦,令人惊心动魄的痛感,正是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正是崇高的真正来源。西方的宗教思想正与此一致。中国则与西方不完全一样,尽管中国也有“发愤著书”之说,“穷而后工”之论,“发狂大叫”之言,但这些并非正统理论。平和中正,“乐而不,哀而不伤”之论,才是正统的理论,什么激烈的痛苦,惊心动魄,忿愤激讦,这些都是过分的东西,都是“伤”、“”之属。因此,大凡哀过於伤,痛楚激讦之作,差不多都是被正统文人攻击的对象。屈原及其作品,即为突出的一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说是最富於悲剧性的大诗人。其作品充满了精采绝艳的崇高美。因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者,唯屈原一人。鲁迅认为,屈赋虽然终篇缺乏“反抗挑战”之言,但其“抽写哀思,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这位抽写哀思、放言无惮的悲剧性诗人,遭到了后世正统文人的激烈攻击。扬雄认为,屈原内心痛苦。投江自杀是极不明智之举。他认为君子应当听天安命,不应当愤世疾俗,“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班固则更激烈地抨击屈原为过激,而主张安命自守,不应露才扬己,愁神苦思,“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志,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暨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班固认为不应当有痛苦,更不应当表现出来,甚至无论受到什么不公平遭遇也应当安之若命,不痛苦不悲伤。屈原恰恰不符合这种“无闷”、“不伤”的要求,他内心极为痛苦,作品极为放肆敢言,情感极为浓烈怨愤,於是乎班固激烈攻击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若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薭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宓妃冥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班固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对待痛苦的态度是,不应当有在过分的痛苦,因为过分的痛苦就会产生激愤怨怒之作,就会过、太伤,这不仅对统治不利,对“教化”不利,并且对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乐记》说:“ 声乱色,不留聪明;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於身体。”中国人推崇的是抑制欲望,反情和志;不是表现极为痛苦悲惨的场面令观众惊心动魄,而是表现乎和中正,不哀不怨的内容让人心平气和,安分守己,“故曰:乐者,乐也”。所谓乐(指一种音乐、舞蹈、诗歌三合一的上古乐舞),就是让人快乐的,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是节制欲望的,而不是宣泄欲望的。所以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反情”,孔颖达疏:“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己欲之情以谐和德义之志也。”即节制情感使其不过过伤,就能保持平和安分的状态,这样便国治家宁,身体健康了。“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
这种“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正统观念,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国文人奉为金科玉律,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中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也遏制了中国崇高观念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令人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悲剧,还是令人恐惧痛苦的文学作品以及叫噪怒张,发狂大叫,反抗挑战的崇高,都被这抑制情感的“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抹去了棱角,被拘囿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无形囹圄之中,而丧失了其生命的活力,最终在“温柔敦厚”的训条之中失去了力量。难怪梁启超说,中国文艺“於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在“温柔敦厚”的正统观念的统治和压抑下,所有反叛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李贽之死就是一大明证。我们甚至还发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不少具有崇高色彩的作家作品,都是与异端密切相关。例如:屈原的放言无惮,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建安诗人的酒笔酣歌,李白不肯摧眉折腰,李贽的发狂大叫,龚自珍的疾声高呼……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及作品的伟大,但是在正统文人看来,这些人大多是些狂狷景行之士,所以屈原受责骂,司马迁被说成是作“谤书”,曹操为“ 雄”,李白是狂生,李贽等人,更是令正统观念所不容。至於主张痛感的崇高理论,也不被正统所容,如韩愈及其弟子的怪奇奇之论,李贽等人的流涕痛哭,欲杀欲割之说等等。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宗教不如西方及印度发达,中国究竟有无悲剧?如有,为什么与西方的悲剧不一样?如没有,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范畴之争。笔者认为,不少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都忘记了追寻它们的最终根源——中西方对,尤其是对痛苦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给人以毁灭感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形成的这种抑制情感的“温柔敦厚”说在起作用。西方人宁愿在艺术中描写痛苦,欣赏毁灭的痛感,而中国人却尽量避免痛苦,反对哀过於伤,更不愿看到惨不忍睹的毁灭性结局,宁愿在虚幻的美好结局之中获得平和中正的心理平衡,而不愿在激烈痛苦的宣泄之中获得由痛感带来的。这种不同的文学艺术传统及不同的审美心态,正是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温柔敦厚诗教产生的不同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艺术传统里具有一种偏爱痛苦的特征,因此,西方宗教特别盛行,西方将悲剧尊为文学类型之冠,将崇高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们都是激烈痛苦的最高升华。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学艺术往往具有一种尽量避免激烈的痛苦,尽量逃避悲剧的倾向。因此,即便是悲剧,也要加进插科打诨,即便结局不幸,也要被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冲淡过於哀伤的气氛,以获得平和的心理效果。中国人也尽量讲浩然之气,阳刚之美,而不看重由痛感激起的惊惧恐怖、雄奇伟大。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这种克制、回避痛苦、逃避悲剧的倾向,并非仅仅受儒家“乐而不,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道家归真返朴,柔弱处世,乐天安命观念的影响。
当然,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讲,道家思想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老、庄都极睿智地认识到:人生即为痛苦,人生便是悲剧。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因为有身就有欲,有欲就有痛苦。有身就有死,有死就有悲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己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这个看法与叔本华等人的观点十分近似,完全具有生命的悲剧意识了。不过面对欲望与死亡的悲剧,老、庄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想方设法回避它。对於欲望,老子主张克制它,只要克制了欲望,知足安分,即可去悲为乐,“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庄子说:“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只要安时处顺,知足长乐,欲望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就顿时化解了。对於死亡之悲剧,老子主张“归根复命”,这样便能长久(《老子》十六章)。庄子则主张回到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化(物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就可以获得长生,而逃避死亡的悲剧。
老庄之种消极退避的哲学,极大地化解了中国文人的悲剧意识。因为它不像西方悲剧意识那样,积极地与可怕的大自然斗争,与可怕的命运相抗,而是回避
、退让。“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这种乐天安命思想,是逃避人生悲剧的最好防空洞。数千年来,多少失意文人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归宿,得到释平矜,逃避痛苦的慰藉。在这里,不需要将血淋淋的痛苦表现出来,而是在安之若命的训条之中淡化人生的痛苦,免去人生的悲剧。中国古代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山水诗、田园诗、水墨画,就有不少属於那些逃避悲剧者的杰作。青山绿水,花香鸟语,苦杀刹清钟,白云闲鹤,在这清幽淡远的意境之中,安时处顺,与天地同乐,消尽了人间的烦恼,化解了生活之痛苦,解除了抗争之意志。这是逃避悲剧的多么美好的一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