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内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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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辩证关系

一、绪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中国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应该立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能力提升。在履行政府对人民负有的各项职责的过程中，国家审计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它代表国家行使审计监督职能，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免疫系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政府改进管理和决策、加强监督和增强责任心。

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关键在于深化国家审计职能，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本文从国家审计及国家治理的内涵上入手，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辩证关系，将深化国家审计职能与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期得到一些有意义的

启示。

二、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内涵

（一）关于国家治理的定义及其内涵

国家治理是以国家执政机关为主体、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通过一系列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的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多元化多向度的协同治理。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是属于政治学领域的概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统治的必然选择和转型升级；

二是既体现国家统治的阶级性，也体现公共治理的社会性；

三是既体现国家执政机关治理的强制性，更体现国家执政机关与公民社会治理的协同性；

四是注重引进现代企业治理的相互牵制与相互制衡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模式，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二）关于国家审计的定义以及在国家治理框架内新的内涵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应当体现国家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全新内涵。一要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审计工作创新发展。二要体现国家审计的社会性，提高审计工作的开放度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三要加强国家审计的柔性监督和行政指导。四是加快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免疫系统”功能。

根据国家治理赋予国家审计的全新内涵，国家审计可以理解为审计机关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下，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立性经济监督和服务活动。

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其角色定位

只有弄清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界定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框架内的角色定位，从而科学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应有的治理作用。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具有独立性的更高层次的综合监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国家治理内生的、不可或缺的组织细胞。

（二）国家治理的发展决定着国家审计的发展

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因此说，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审计的发展进程，始终对国家审计起主导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必定要在国家治理的框架内开展工作，必须要服从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大局。当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的需求发生变化后，国家审计必须主动调整跟进。

（三）国家审计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审计通过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进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审计是强化公共受托责任的监督机制；二是国家审计为国家治理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客观、可靠的信息；三是国家审计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调控杠杆；四是国家审计是提高经济效率效益的重要工具；五是国家审计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

四、创新审计管理和审计发展，使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加强审计监督功能，建立健全审计结果问责制度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1.完善审计问责制度，一是从“问责无序”向“问责规范”转变。

2.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促进审计成果转化利用。

（二） 完善审计职能，积极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推动作用

1.积极开展效益审计，考察政府绩效和责任。

2.搞好与宏观管理有关的专项审计调查，评估宏观经济政策。

（三）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增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宏观

意识

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审计机关必须建立一支知识全面、结构合理的审计人才队伍。随着审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审计事业的发展，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它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审计专业技能，还应该是各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宏观思维的能力，能够结合审计工作为决策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建议。

当前，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安全运行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惟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和理解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审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审计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并寻求国家审计自身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随学深.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哲学关系辨析.审计月刊，2012年第8期.

[2]别必爱.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审计月刊，2011年第11期.

[3]刘家义.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讲话，2011：7.

第2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的界定

实践教学的内涵决定着实践教学的目的和路径，廓清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是有效开展实践教学的认识前提。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等同于一般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认为实践教学是一个教学环节意义上的范畴，认为大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的活动才是实践活动。很显然，这种认识在理论上外延过窄，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束缚了实践教学的发展。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指的是一种实施教学的理念和原则，是把教学内容中内含“社会实践大课堂”的理论问题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形式来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引导学生将深刻的理论思维与鲜活的感性体验相结合，将理论内容逐步转化为自己的内心需要和行为动机，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稳定的心理品质的一种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把握和判定是否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范畴，主要不是教学场所是否在社会，而是教学内容是否在社会，即是否富含“社会实践性内涵”。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该是解析“教学内容中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教学，它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和方法，既可以体现在课堂教学之中，也可以体现在课堂教学之外，是一种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理论知识应用和优化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的界定，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实践观的本质体现

实践观点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就广义的实践观来说，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是实践活动。的理论来源是实践，的理论指向也是实践，其根本的价值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理论，其实践教学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就是在解析“教学内容中的社会实践问题”中，揭示课程体系所反映和提炼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激发和调动大学生的参与意识，使他们通过实践感受和切身体验，对社会现实产生理性认识，进一步印证和理解理论，进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自觉性。

2.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认识论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特殊的课程性质，它既是理论课又是思想政治课，是理论性和政治性、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由此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除了要求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理论的深刻性外，还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任务，也就是要解决好大学生“理想信念”、“精神思想”的问题，实现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问题。因此，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认知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认识、深化认识的过程，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外部输入—内部生成—外部践行”一体化内涵的过程。实践教学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础环节。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虽然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教育。

3.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的

在当今时代，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而人才素质的构成中，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最为核心的要素，高校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对此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以理论知识为依托，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寓教于行的教学活动，实践教学传递给大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性的因素，更多的是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形成和发展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学会利用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分析鉴别和创造的能力。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种教学活动，实践是这一教学活动的根本特性，大学生是实践的主体，社会是实践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性是实践的目的所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的理解与把握，决定了实践内容与实践形式的选择性。思想理论课实践教学作为解析“教学内容中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教学，开展什么内容的社会实践、以什么形式开展社会实践，判断的标准就是它是否以广阔的实践生活为背景，是否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因此，一切大学生可以广泛参与的、有助于提高教学实效性的教学形式都应当纳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去。依据实践教学开展的空间地点、采取的形式和手段等不同，我们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区分为“课堂实践、校内课外实践和校外社会实践”三个层次。

1.课堂实践

从本质上说，课堂实践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适合的实践教学形式。它以课堂教学的时间、空间为基础，时空选择上具有灵活性；实践教学内容又能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把内含“社会实践大课堂”的教学内容通过各种大学生主动参与的方式，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教员又可以及时跟踪指导，引导大学生将深刻的理论思维与鲜活的感性体验相结合，实现理论内容向精神信仰与追求的转化。

2.校内课外实践

这是实践教学的第二个层次。校内课外实践应该是与课程教学内容相联系，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开展的，否则就不能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的范围。[3]它主要是借助于校园环境这一优化载体，充分利用大学生日常生活本身存在的形式，比如校园文化、组织管理、人格影响等，通过特定的人文活动的熏陶、渗透和升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培育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校内课外实践相对于课堂实践，它的实践范围更广一些，可选择利用的实践资源也更丰富一些，大学生实践的手段也可以有更大的选择。这也是适应社会变化、满足大学生多方面发展需要的现实要求。

3.校外社会实践

这是最基本的实践教学形式，也是最为大家所认同的实践教学形式。参加实践学习的大学生离开课堂，走出校门，直接面对社会，充分调动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开展各种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的活动，用以体验或感悟社会生活，印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科学性、正确性。按大学生自身的参与度，校外社会实践可以分为类似参观访问的认知感受型实践教学、协助其他部门组织的主题活动等参与体验型实践教学、社会服务和公益劳动等性质的实际运用型实践教学，各类实践教学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直接性、生动性、参与性，因而能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从类型结构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由“课堂实践、校内课外实践和校外社会实践”三个各具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其中，课堂实践方便大学生参与，校内课外实践使大学生浸润成长，校外社会实践贴近社会生活，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系统运行的合力，共同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大系统，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教学效果。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实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具有明确教育目的和目标的教学活动，为了保证教学目标的圆满实现，必须从多环节入手来组织和开展实践教学。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科学设置实践教学的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种教学活动，它有着自身的教学目的和目标要求，作为教学活动，实践教学内容的科学设置是核心。实践教学内容的考虑和设计，要求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大学生的实际，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两大类：一是紧紧围绕课程理论教学内容来确定的实践教学内容，通过实践环节来充分剖析理论内容、加深内容理解，提高运用理论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实践教学内容的主体。二是对课程内容加以拓展和深化的实践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是的理论品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等都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实践教学就必须在保持原有的基本内容基础上，拓展新的空间，增添新的内容，用以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两类实践教学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其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

2.创造丰富多彩的课堂实践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课堂实践教学一直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忽视，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不能提供给大学生一种直观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有课堂理论教学之嫌。其实，根据对操作难易程度、大学生参与度大小、实效性强弱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课堂实践教学形式是最为便捷和适宜的，只要我们能模拟或创造一种直观的、再现真实场景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同样能极大地提升课堂教学活动的实效性。这种课堂实践教学方法，包括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最基本、最常用的也是必须坚持完善的一些形式，也包括一些探索与创新的形式，比如问题解析式、调查研究型等教学方式。

3.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精神、传统和作风的综合体现，是一种育人的环境和氛围，也是拓展大学生素质的实践平台。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一是要积极打造校园文化，发挥校园文化隐性的育人功能。校园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在学校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广大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以及承载着这些精神财富的物化的文化财富。[4]我们要充分挖掘大学精神、大学的历史文化传承，要善于结合传统节假日、重大事件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使大学生总是身处丰富文化内涵的氛围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二是要积极开展读书活动、社团活动等寓教于乐的教学形式，发挥大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校园实践活动是课堂教育教学的延伸，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使大学生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激发学习兴趣。

4.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

实践基地的建设是实践教学的硬件条件，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以实践教学基地作为依托，才能从机制上保证实践教学的持久性和规范性。因此，各高校应从本地本校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学校所在地大社区的作用，争取党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和校外综合实践教学基地，遵循“慎重选择、重在建设”的原则，积极开展互利共赢的活动，从而保证基地的稳定性和实践教学的持久性。

5.合理构建实践教学的综合评价体系

为了不断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就必须注意总结考核，以完善这种教学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考核评定有其特殊性，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升不能用简单的数量指标予以认定，在构建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时，必须注意整体性和方向性。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参加时数、出勤状况等硬性指标来量化，另一方面又要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性质，通过对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观察社会的视角、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倾向等方面，进行长时间的综合考察，以鉴定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认识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1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第3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关键词】治理理论；高职英语教学；途径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它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治理理论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一化的角色，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针对当前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这种教学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引入治理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

治理（governance）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steering）这一词，它本来的意思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主要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威。在这个内涵里面它隐含着这样一个政治进程，即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球对政府良性治理的研究和关注，全球对治理这一概念的关注变得更为广泛和日益重要，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直到现在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治理”被解释为许多种，比如说“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权力的行使方式”；“确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给予公民话语权，以及如何公共利益上作出决策的惯例、制度和程序等”，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清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

治理理论的兴起，绝非人为地制造出一套新口号，则是各国政府对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回应。在此背景下，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具体地说，单中心意味着政府作为唯一的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排他性管理，多中心则意味着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而是存在着包括中央政府单位、地方政府单位、政府派生实体、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在内的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力。这种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就是多中心体制。

多中心的治理结构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结成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形成一个上下互动，至少是双向度的，也可能是多维度的管理过程。就其体现的改革和创新而言，这是适应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在国家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政府部门内部事务的管理上，借助于多方力量共同承担责任，其中既有对事务的管理，也有对人和组织的管理；既有对眼前事务的管理，也有对长远事务的管理。其特别之处在于用一种新的眼光思考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可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应对治理理论的失效问题上，有许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这一概念。所谓“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

二、治理理论视角下高职英语教学的有效途径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它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一化的角色，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针对当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引入治理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可以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

（一）多元主体参与高职英语教材的选择

众所周知，当前高职院校中英语教材的选择常常是由任课的英语教师独立完成的，在整个的教材选择过程中，没有征求学生、专业课教师以及其它英语教师的意见，现存的这种完全由任课教师来选择的教材的做法是不完全科学的。一方面是因为有的任课英语教师力求课程好上，他们会选择一些编写内容比较简单的一些教材；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教材的选择方式完全脱离了学生们的专业背景，没能够结合学生们的相关专业背景来选择。同时，在教材选择上没能够征求学生们的意见，学生们可能对教师选择的教材不感兴趣，进而会影响到课堂教学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针对传统教材选择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教材选择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代表、专业课教师以及其它英语教师参与其中，共同来研究那套英语教材适合学生们的实际需求，以便使最终所选择的英语教材既能贴近学生们的实际，又能紧随专业背景。最终使整个的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运用多元化的教学策略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笔者认为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引入治理理论，通过英语教师创设的多种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们参与其中，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基本还是沿用传统的“一言堂”式的教学方法，即单纯由教师讲授，学生们只是被动的听。治理理论的引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首先，多元导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先导，没有兴趣的学习是失败的学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英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们的身心特点，结合教材实际，多设置一些能够导入的教学情境，能够使教学内容可以快速构起学生们的多种智能，引发他们的思考。其次，参与任务驱动的教学方式，整合学生们的多种智能。众所周知，学生们是有着多种智能的，如果能够把他们的多种智能汇集到一起，就可以发挥最大功效。因此，课堂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应该善于运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对于任何一项任务都是由多种要素、多种环节以及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要想完成教师分配的任务，就必须整个他们的多种智能，任何一项任务的完成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策略。这样的教学方式就可以挖潜学生们的各种潜能，培养他们全面发展的能力。最后，教师需要采取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采取差异组合的方式把学生们组成不同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小组。合作学习就是指所分成的这些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小组按照一定的任务和目标，通过小组合作和讨论的方式来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三）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检验策略

当前，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学检验的方法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单一理论考试，这种检验方法既不能真正检验出学生们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也不能培养学生们日后的实际工作能力。治理理论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高职英语教学检验过程中，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检验策略，通过理论考试检验和实训技能相结合、英语课程不同学习阶段的检验和综合检验相结合以及笔试和口语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来对学生们的学习效果进行检验。英语教学检测不能单纯只采取理论考试的方式，因为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们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和专业工作能力。学习英语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中学阶段对词汇、语法的学习观念上，高职院校更应该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高职英语教学效果的检验应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检验策略，以便可以提升高职英语教学的效果。

三、结语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它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一化的角色，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笔者认为高职英语教学中可以引入治理理论，通过多元主体参与高职英语教材的选择、多元化的教学策略的运用以及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检验策略等方式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可以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

作者简介：李明霞（1985.5-），女，助教，籍贯：四川广安，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方涛.“治理”内涵解析[J].重庆社会科学.2015（3）.

[2]朱民杰.建构主义视角下英语演讲课程的改革与实践[J].教学研究.2014（02）.

[3]刘凯东.建构主义学习观与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3）.

[4]姜雪.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高校英语教学的全新内涵和更新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第4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关键词〕后工业化；公共行政；公共性；伦理精神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9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资本研究”（10BSH049）

〔作者简介〕张雅勤，武汉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2。

20世纪，公共行政更多的是在技术路径中得以建构的。但是，公共性的问题也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是它的价值灵魂，失去了对公共性问题的观照，我们就很难判断一个行政体系或一个行政过程的性质与归属，因而，对公共行政的技术与操作层面的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对于公共性这一问题，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张康之教授在社会治理总体性解释框架中对公共性的产生、发展和衰微的轨迹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提出通过一次启蒙运动去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的设想。而且他认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是伦理精神的实现。《论伦理精神》这部著作，作者所描绘的是一条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之路，它激发起了人们对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重建的热情，特别是在技术主义主宰了当代话语权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

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张康之教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他诸多著述中都曾对公共性的起源、内涵与外延、表现形式等方面作出过深入的探讨。鉴于学者们大都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出发去界定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张康之教授提出了需要在与某些实体性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中去把握公共性的想法，即从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公共性的起源与增强的状况，这无疑开拓了公共性问题研究的视界。

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张康之教授进一步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认为，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是广泛地向私人领域和一切社会成员开放的领域，只有当公共领域拥有充分的开放性，公共性才不仅是一个理论追求，而且也是体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通过历史考察，他认为现实中的公共领域存在着开放性不足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则是伦理关系的缺位，一旦社会治理模式中拥有了健全的伦理关系，也就会获得实质上的开放性。(1)张康之教授是在他所提出的一个社会治理历史解释框架中探讨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历史发展的。也就是说，张康之教授认为，人类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而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正在成长起来的将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正是由于人类追求公共性的不懈努力所推动的，因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2)。尽管张康之教授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没有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作为主线来加以探讨，但是，在他对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的总体性把握和描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公共性”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从潜在的存在形态到显性化、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过程，而这正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化和治理关系日益开放的体现。

尽管在农业社会很早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就已经开始谈论“公”“私”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时期的人们所谈及的“公”是与现代人理解的“公共性”不同的。在农业社会，显然没有出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化，君主及其统治型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就是一种覆盖了全社会的权力，并由于这种权力的作用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体化的状况。在这里，公与私所意味着的只是人群集合规模的大小。所以，虽然统治型政府也有行政的问题，但是，却不是公共行政，更不拥有公共性。因此，张康之教授不主张在农业社会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的一体化条件下去谈论公共性的问题，也不认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具有公共性。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以及地域界限被打破的同时也出现了领域分离的历史运动，从而造就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应地，也出现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化。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这一社会分化的历史运动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型社会治理的基础，使纯粹基于权力关系的社会治理失去了合理性，特别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性质不再是统治，而是朝着管理的方向演变。管理型政府必须在所有具体的利益要求之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它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虽然不是每一位社会成员利益要求的满足，却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状态。可是，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管理型政府做到这一点呢，显然，那就是公共性。只有管理型政府及其行政拥有了公共性，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差异万千的社会构成要素之间主持正义和提供公平、公正。

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正是公共性的增进推动了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而管理行政在发展到其典型形态的时候，也正是以公共行政的形式出现的。大致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用社会管理职能取代了政治统治职能。这就是公共行政生成的秘密，因为，出于阶级统治需要的政府只是统治阶级的政府，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而对其统治对象的压制和压迫。但是，从事社会管理的政府则必须考虑到全社会共有的要求，必须根据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中的那些普遍性的因素去开展行政活动。这样一来，政府的行政也就具有了公共性的内涵，从而成为公共行政。

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张康之教授正是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去描述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的。张康之教授还准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管理型行政的深层次弊病：管理行政虽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但只是一种工具性意义上的，而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公共性则是比较稀薄的。在张康之教授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社会体系建构中放弃了伦理关系，而是在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去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张康之教授认为，虽然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时刻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服务期望所造成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是可以促进伦理关系的生成并要求把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的，但实际情况则是，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追求却排斥了伦理关系，以致伦理关系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3)丧失了伦理关系这块基石，公共行政也就仅仅具有了形式上的公共性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公共性，在实践上，也就无法承载起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责任。

二、后工业化对公共性的再呼唤

后工业化把整个人类置于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发展环境之中，它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去面对高度复杂性的现实。从社会治理关系的视角中，张康之教授发现了社会治理结构演进的必然进程：在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为基础；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二元统合为基础；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互动为基础。张教授将之称为“人类社会治理结构运动的必然规律”(4)。的确，社会治理的常识显而易见地证实了张康之教授的论述，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活动主要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的，治理工具或者维护权力关系的工具选择，主要是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力，这无疑将公共性排除在了行政体系之外。对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在权力关系之外生成了法律关系，但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命令与服从才是最为经常的行为，体现出的仍然是权力关系的主导作用。因而，管理行政只能具备形式上的公共性。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人们在服务的原则下结成了伦理关系，或者说，行政系统在对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历史承袭中生成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了由这三种治理关系构成的稳定结构。伦理关系在社会治理关系结构体系中的出现，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风貌，一方面，它将祛除以往集体行动的虚假形式，用真实的集体行动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赋予个体行动以充分自由的同时，消除了个体行动的分散性，从而在个体行动中整合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集体行动。(5)可见，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伦理关系提升了公共管理的社会动员能力，增进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因而促使公共行政更加贴近公众的利益要求，更加接近“公共性”的标准。

张康之教授是运用“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来指代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他认为：“公共管理所意味着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它的初期发展阶段中是以政府这一治理主体为核心的，但是，由于产生于社会自身的新的治理主体的出现，开始向人们展示社会自治的曙光”(6)。从治理结构来看，服务型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体系，而合作治理的顺利展开不是单纯依靠任何技术因素而能够获得合作的有机性的，唯有在公共性价值的指引下，合作才能转化成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每一治理主体主动的和自觉的行动，才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从政府目标上看，服务型政府需要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在显著位置上，这本身无疑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彰显。政府目标决定了政府在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在农业社会，统治型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和促进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富增长以及权威的巩固，社会公平自然无从谈起。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财富的积累，因而管理型政府重视的也同样是对财富积累的促进。面对这种形势，后工业社会的政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承载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政府目标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包含公平的元素。可以预见，在很大程度上，后工业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全面致力于财富增长的社会，尽管财富会以比工业社会更大的速度增长，但这个社会却把关注点放置到公众需求的满足方面。在政府目标的选择上，服务型政府将在“公正”的视点上去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不是在二者非此即彼的抉择困境上纠结，在政策制定中将体现出更强的普惠性，使每一社会成员、每一社会群体的尊严和利益都得到有效的维护。

三、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路径

综观《论伦理精神》全书，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把主题确立为追寻公共性回归路径方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张康之教授对公共性的思考其实是蕴涵在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之中的。当他提出在伦理的路径中去重建政府的时候，当他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理论追求的实践目标时，其实已经赋予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内涵了。这是因为，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已经完整地包含了公共性的内涵，是实现了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的政府形态，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内涵是通过其公共行政去加以体现和付诸实践的。在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中，处处都会展现公共性的魅力，并通过这种公共性的张扬而造就一个公平正义不再缺失的社会。所以，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路径，它是与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一致的进程。具体而言，伦理精神究竟如何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得以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将怎样变成现实？张康之教授所给予的期许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的伦理路径中，伦理精神将会成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设计、道德制度的建立、道德化治理方式的建构、政府合作整合机制的完善等等，都只有在伦理精神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理解。在伦理路径中，政府不会满足于它对社会的“良好治理”，而是要把整个社会的健全与和谐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7)同样地，我们在新的历史转型中追寻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也不能只在政府对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愿望中对既有框架下的一切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应该在伦理精神的“普照之光”之下，对治理关系与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审视，需要对治理制度和治理机制进行优化安排与合理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全不同于管理型政府的服务型政府，才能保证公共行政真正拥有公共性。

治理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反映，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制度设计者往往是基于对治理关系特性的认识而去对社会治理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在运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三类基本的治理关系：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公共管理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之所以能获得实质公共性，是因为其服务导向的理念成为政府建构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公共管理活动基于伦理关系而展开，能够实现伦理关系对权力关系、法律关系的统合，并形成了由这三种关系而构成的稳定结构。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认识到伦理关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无疑是公共行政重拾其公共性的起点。

对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认识还只是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第一步，还需要把这种认识落实到现实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张康之教授基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治理特征而对公共管理制度的建构作出了“德制”畅想。根据张康之教授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总体性解释框架来考察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可以发现，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制度形态是“权制”，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是“法制”，后工业社会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德制”。所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通过权力来进行治理的（权治），德治和法治仅仅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为依靠法律的治理（法治）。但是，在法制规范之下，也包含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则受到了排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会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真正统一。一旦法治和德治实现了统一，“德治”的内涵就将变得更加丰富，从而实现对权治和法治的全面整合，即使在需要权力和法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将实现道德化，让权力和法律都从属于道德并以道德的实现为目的。

显然，在张康之教授看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建设的落脚点是公共管理者德性的完善。其实早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公共管理伦理学》等著作中，他就提出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来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制度模式，即德制”的设想，在《论伦理精神》中，他再一次通过对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解析，确认了“德制的实现要求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去寻找建构的方案”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管理主体而言，公共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而“公共性”也就需要在这一职业活动中去加以体现了。因此，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职业领域，必然要求公共管理者的理念与精神必须建立在“公共”的道德基础之上。可见，只有当公共行政精神被深深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才能保证既与组织目标之间保持协调，又能与后工业社会中的公众需求之间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正是依赖于这样的行政人员而得以实现的。

《论伦理精神》是一本在笔墨间处处洋溢着启蒙情愫的著作。张康之教授在关于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去思考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问题，无疑是对人类命运有着深度关切的理论探索。确如张康之教授所说，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一场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在西方的18世纪出现过一场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当前，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正热切地期待我们投身于其中。张康之教授对人类的三次启蒙运动的特征也作了定位，他认为，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属于一场“哲学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属于一场“法学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也就是一场“伦理的启蒙”，必将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虽然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判断，但是，对于我们将要投身于其中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而言，无疑是一个指明方向的重大理论判断。科学研究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对具体问题的高度理论提升之中，“行政改革”和“政府重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持续研究热点，但是，就这一问题本身而进行的探讨都可以说达到了无所遗漏的地步了，而在付诸于实践的时候，不仅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却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样是从思考行政改革和政府重塑出发，张康之教授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幅宏观的社会建构图景，给予了我们启迪，放飞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畅想。

〔参考文献〕

第5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关键词】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超级秘书网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2]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计研究，2005，（10）.

[3]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第6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政治素养的内涵：

政治素质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对他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发生长期稳定的内在作用的基本品质，是社会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人的心理中形成的，并通过言行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政治素质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核心，人的政治素质的高低是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准确把握政治素质的内涵和特征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质的前提，政治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政治能力等。

政治素养的特征：

政治素质具有阶级性、内在性、综合性、相对稳定性、层次性等特征。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一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的辨析

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理论源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也是辨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学应当走在实践教学的前面，理论教学主要传授基本原理的“知识”，实践教学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把基本原理的“知识”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开展的教学环节。

1理论教学应当走在实践教学的前面，为实践教学服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主要传授基本原理的“知识”，是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社会发展和变革实践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要避免空洞无物的、脱离历史环境和现实生活的“理论阐述”，不能出现“学而不用”而使学生觉得“学而无用”的状况。认为，“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理论要应用于实践，才具有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也是这样，理论教学走在实践教学的前面，目的在于应用于实践，为实践教学服务。我们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理论在实践教学环节运用的“情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大学生。

2实践教学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在理论指导下进行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人类的科学理论知识对于实践过程的引导作用，在于使人们的实践具有目的性。我国开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授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分析、看待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过程。在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等方面，这与专业课和其他公共课具有不同的特色，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应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在理论的指导下来进行。只有这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才不会出现盲目性、无序性的误区，才能实现通过实践教学使大学生学会运用的理论思维辨证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目的，减少他们社会实践的盲目性。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本质要求。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环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从课堂教学的角度看，课堂的理论教学必须是一种带有丰富“社会实践性内涵”的教学活动才会变得生动活泼；从实践教学的角度看，实践教学的过程也必须渗透着课堂教学的理论成果才会使学生的实践活动目的明确和有的放矢。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要与课堂的理论教学结合起来，才能增强实践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

1实践教学内容要明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基本理论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与大学生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热点明确地结合起来，在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教学中选准题目，设计出有思想、有意义的实践方案，指导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使大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中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有目标，内容明确，“对学生要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此次实践教学对哪些基本理论加强理解，或提出若干问题，使学生带着问题目的明确地进行社会实践”。在这些专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比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更具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可以使学生少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

2实践教学形式要关联

作为具有“社会实践性内涵”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学工部举行的“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对实践教学的认识和对实践教学过程的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事实上，实践教学环节本身就是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需要设计出与理论运用具有紧密关联性的教学形式。在校内，实践教学是可以组织学生举办讲演会、辩论会、理论学习小组等活动来开展，使实践教学形式具有多样性，激发大学生强烈的参与感、积极性与主动性；在校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有教学计划，运用社会力量建立一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进行社会调研与社会考察，写出有价值、有见解的调查报告。

3实践教学教材要体现连贯性

为了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我们务必编写出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与实践教学相一致的具有实践性的教材，才能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现出连贯性。在理论教学上，我们坚持以“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为原则，以应用为中心进行理论与实际的渗透；在实践教学中，我们要重研究性内容，启发学生的辩证思维过程，使学生摆脱传统的重结论轻结论产生过程的倾向。在这个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课堂教学过程看作是学生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部分，立足现实生活，发掘优质的教学资源，对现有的教材进行创造性地开发，实现“教材”向“学材”转换，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成为社会理论的探索者和政治思想的思考者，从而深化对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

4深化教学改革，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教高司函〔2004〕259号）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基础课程，也要主动顺应这一教改潮流，深化教学改革，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与各专业课的实践教学相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一实践教学体系也有着自己的内容，一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服务；二是多方筹集资金，探索合作教育的新形式；三是改变职称评定政策，吸引高水平教师从事实践教学工作。

三结语

第8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摘 要]在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这些基本理念是通过市场、社会去行政化的路径，通过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赋权和促进其能力建设，通过用私营机构的管理方式和市场机制引领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产，通过政府建立与市场和非营利域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实现的。

[关键词]政府；治道变革；统合主义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6-0031-02

作为国际性趋势的政府治道变革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达至社会善治的一种努力、在我国，经济域、志愿域摆脱行政权力的“纠缠”，用法律明确政府的“边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忭作用以及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并促进多元权力互动和相互赋权，把私营机构和市场机制所体现的商业精神气质引人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产中，将是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现实选择。

一、国际视野中的政府治道变革及其基本理念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府治道变革横扫整个西方世界，这与二战以来表现为政府财政吃紧、公共服务绩效较差的西方福利国家的失灵密切相关。先是在英国，保守党首先推行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把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转交给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去完成，开始了以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道变革。在德国、法闲、西班牙、丹麦、意大利、瑞典等国家也都开始了以培育非营利组织为基础、以委托和契约形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治道变革。综合各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理念在于：

(一)政府的职能是掌舵、导航(steering)而不是划船(rowing)。基本假定是，政府官僚是合格的掌舵者和不合格的划桨者，把政府职能和权力界限界定为掌舵而不是划桨，这是政府治道变革的核心。其基本目标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政府作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和唯一责任中心的状态，变单中心管理为多中心治理以激发基层活力。基本的路径选择是通过政府权力下放和分权，通过政府职能的转移，缩小政府的边界，拓展社会自治空间，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调动和激发基层在社会治理和提供与生产公共服务、承担公共责任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促进和达到以良好秩序为目标导向的社会善治。

(二)通过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的方式向公民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务。政府治道变革首先强调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的管理主义，强调结果导向和消费者意识，强调明确的绩效评估；其次，政府治道变革也强凋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生产中去，通过投标(compeU-rive bidding)选择公共服务的生产者，通过承包、委托、契约等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生产的更有效地竞争以增强消费者可选择性，它强调的是问责制、质量、反应速度、成本效益及顾客主义，以经济理性化(EconoIYilC rationalism)为本，这也叫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三)主张参与式互动治理和伙伴关系。政府治道变革不仅重视公共服务生产中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导向，而且重视分权治理和权力下放，它不是单一中心秩序的管理，而是主张多中心权力的互动治理和伙伴关系。治理是有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无论这些治理主体是公共的、私人的，还是非营利组织，它主张为了解决社会中、社群中的问题各治理主体达成目标意志，共同采取行动。这就形成了合作的治理秩序，这种秩序不是自上而下制定的等级秩序，而是相关利益主体相互妥协的产物，相互妥协的基础则是利益各方的相互依存

二、我国的政府治道变革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行政干预的程度尽管有所减弱，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市场和社会行政化、以公权求私益的现象说明政企、政事、政社的分离并没有完成，“官本位”的管理主义理念、缺乏效率和效能的政府体制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治道变革理念则是通过界定政府的行动边界，强调政府掌舵而非划桨的角色，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赋权和缩减行政层次，通过把私营机构的管理原则和市场中竞争机制、效率原则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产中实现的。

(一)构建“授能型政府”(the en－abling state，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NeffCllbcrt教授提出)。其基本内涵是：通过政府“赋权”“授能”(enabling：授予权力，赋权的)，创造一系列外部条件，释放一定政府资源，促进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使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的组织载体。

1．促进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授能型政府”的建设是通过促进承接政府职QB转移和权力下放的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达到的：第一，在发展所需的外部法制环境方面；第二，改革所导致的职能的转移和权力下放方面；第三，在确定准入门槛和资格认证方面；第四，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的分离、在公共服务的购买、委托合同、契约签订、服务数量和质量标准的控制及服务消费的可选择性方面，在资金支持上由人头费、事业费向项目经费转变方面；第五，在用税收(减免税、退税等)、补贴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导非营利组织从事某些公共服务的生产方面；第六，在消费者消费金、代币券的发放、服务消费的可选择性、政治管理、监督甚至大众媒体的宜传等方面；第七，在政府对NPO管理方式的转变方面：对NPO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变计划管理为市场管理，变管理―服从关系为管理―互动伙伴关系，变单一行政管理为依法综合治理，变指挥命令为协调服务。

2．促进市场组织的能力建设。政府促进市场组织能力建设不仅表现为市场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且还表现在引导企业成为“企业公民”和公共责任主体，鼓励他们设立基金会、慈善捐款、组建志愿者队伍回报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社会资源的重要占有者，它们承担公共治理责任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影响力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二)建立“有限政府”。其基本内涵是：把政府的权力边界严格限定在市场和民间组织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缩减政府机构和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通过法律界定政府边界，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非营利组织承接政府职能、促进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把财政经费更多用于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中去。

1．促进政企分开，把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权力还给市场，把投资主体的权力还给企业和个人，多一些备案制和核准制，少一些审批制，政府充当的是保证市场主体有秩序牟利的“守夜人”角色，而不是以公权谋利。

2．推动政事、政社分开，把社会的事情交给社会。尊重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建立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政府要在尊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重塑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确立自己的行动边界，不要干预属于非营利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3．裁减政府层次和机构，把财政更多用于公共物品和服务。按照“有限政府”的原则，必须以法律形式实现官员总体数量控制，把五级甚至七级的行政层次直接缩减为两级或三级，中间层次撤销地市和副省级城市，改为由中央直管市或省直管县，基层撤销乡镇或街道。

(三)塑造“服务型政府”。其基本内涵是，发挥市场机制在改造政府中的引领作用，贯彻消费者导向；重目标而不是重程序；责任意识；竞争机制；把消费者选择、监督原则等市场原则引入政府治道变革中，推动政府由划桨变为掌舵，由官僚制的缺乏回应性的政府变为高效率的负责任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就是回应型政府。像生产者经营者对消费者的需求回应一样，增强自己对公民需求偏好的及时反映，要求自己的管理及服务迅速快捷。

服务型政府就是责任型政府。责任意识要求政府在依法行使自己的管理和服务责任时，必须清楚地划分职权范围从而使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要兑现在选举时对选民或选民代表所作出的庄严承诺，既要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又要对自己的行政过错敢于承担责任。

(四)构建“统合主义政府”。其基本内涵是，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导者的角色，在促进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能力建设的同时，开放政府管理边界，吸纳NPO和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协作生产”公共服务，通过建立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关系达至社会善治。

第9篇：社会治理内涵范文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危机； 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104-01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ゴ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发展研究的是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目前学术界认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公共危机合作治理

(一)公共危机的定义

ス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机的首要特征。②所谓公共性，即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求政府转变单一的治理模式，形成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合作治理的体系，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必然趋势。

(二)合作治理的内涵

ス赜诤献髦卫淼哪诤，我国知名学者张康之教授认为， 合作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合作治理的体系。在这个合作治理体系中，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合作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③合作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合作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体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合作与信任是互动的， 信任促进合作， 反过来合作又增强了信任； 其二， 合作治理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其三， 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三)公共危机合作治理

ツ壳傲餍械闹卫砝砺矍康髟诠家公共事业管理上建立一种通过多方参与、协调解决的方式去维护现有社会基本秩序的管理体制。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的速度也变的越来越快。这种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导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来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机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变性、突发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自治力量达成共识，通过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共同构建基于合作、信任、平等和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体系。

三、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理念的耦合

ピ诠共危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与社会资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实行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主要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与人的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合作意识；个人对政府对组织的信任，可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套主动参与的意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实现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其次是规范。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⑤第三，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强大的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四、建构社会资本，促进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实现

ド缁嶙时镜牡某浞址⒂是公共危机合作治理实现的基础。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有利于提升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水平。

1．社会资本的集聚，是再造公共危机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础

ッ拦著名管理学家诺曼R奥古斯丁所说的“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含着成功的种子；发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征。”⑥公共危机必然会导致很大的损失，但它同样也是机会和转机，如果能成功的应对公共危机，一方面会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另一方面会赢得公众对政府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集聚更多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

2.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强化社会资本作用的重要保障

ネ晟乒共危机合作治理的立法，确认公民和社会组织公平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地位，明确其参与危机治理的权力和义务，促进危机治理中多元主体依法、高效、有序参与。在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更为重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

3.建立畅通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社会网络，是培育合作治理社会资本的前提

ヅ嘤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公民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有效参与公共危机合作治理提供基本支持，政府和社会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也依赖于公民精神的健全、社会交往网络的发达，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为公共危机合作治理提供健全的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民间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发挥社会组织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和灾后恢复过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有序化拓展。

结束语

ト死嘣诙院推胶头⒄沟奈尴奁谂沃薪入了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公共危机，过去那种传统的单一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有效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需要多元化的参与和合作，需要发挥基于信任、规范、网络、合作和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おげ慰嘉南祝

[1]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2]Jame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 ociology , 1988:94.

[3]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J]．行政论坛，2008:6.

[4]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和视野》[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