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2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字] 产业集聚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衰退 产业升级

一、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1.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产业集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代表理论有: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钻石理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

2.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企业群、产业区等概念的纷争

目前围绕着集群内企业间是否形成网络，企业在地域上是否集中，集聚形成是自发的还是政策性的，有学者认为产业集群、企业群与产业区等概念应区别对待；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指的是同一事物。

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产生产业集聚的原因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当我们对微观主体企业进行研究时，则这些概念都可以作为外部环境，并且可以不予区分。

二、关于产业聚集划分阶段和产业衰退理论的研究

Tichy G借鉴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Tichy G，1998)。

在集群从产生、成长、成熟到衰亡的过程中，面临着结构风险和周期风险，对集群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针对不同阶段集群特征进行相关政策引导，可以使集群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并在集群衰退期实现产业升级，并进而避免对地方经济产生冲击，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结合产业升级理论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认为集群的良性发展应该如下图所示:

三、由已有研究得到的启示

1.集群建模中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分析较少

传统的对企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强调了地区环境的力量，忽视了经济个体战略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企业在企业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与地区的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府政策相互作用后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仅促进集群形成也决定了集群的质量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在不同集聚环境下所做出的战略选择。

2.对产业集群阶段划分应增加定量分析

产业聚集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产业聚集阶段的划分，只有产业聚集生命周期理论有所提及,并且只有定性分析,所以产业聚集的四个阶段如何从量变积累成质变进而形成一个阶段的转折,仍没有清晰的指标可供参考。

清华大学的黄涛博士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从企业微观主体主观的角度对四个阶段进行了聚类分析，但其由于衰退阶段样本数量不足没有涉及产业衰退阶段，样本不足可能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样本涵盖范围有限,二是企业对产业衰退的主观辨别力有限,企业虽然处于衰退阶段,但由于有限理性，还不清楚客观情况,所以仍留在集群中。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意进入一个衰退阶段的集群，或者去留下拼争一个衰退阶段的集群所拥有的资源。所以这种根据主观问卷判断集群阶段的方法显然不够准确。

参考文献:

[1]杨 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85

[2]史忠良:产业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李 怡:中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

第3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为什么要组织读书会？

麦小麦：几年前我们有一帮文化界、媒体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觉得大家应该有偏精神一点的聚会方式。于是读书会成立了。

我们的活动两周一次，每期会有一个主题，后来又引入了嘉宾制，请嘉宾来谈某本书或某个话题。活动基本不产生任何费用，因为有很多商业机构会过来邀约。

阅读态度

麦小麦：如果让我选一本书带上荒岛，那肯定是 《红楼梦》。它的内容太庞杂了，以至你可以无穷无尽地读下去。这也造成我对新见面的人有一个判断，喜欢《红楼梦》的就是我这一国的，不喜欢的就是另一国的（笑）。

架构

创始人―麦小麦、姚远东方、黄佟佟、曾敏儿

会员―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更多是来自出版社、文化公司和媒体行业。后来30～40岁的女性商业精英不断加入，人数上有渐渐超过文化人的势头。

参与方式：朋友带朋友的方式。

阅读邻居读书会

为什么要组织读书会？

绿茶：北京是一个阅读氛围很浓的城市，我一直从事阅读推广，刚好我居住的小区有一个书店，有一些我熟悉的爱阅读的朋友，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了。我们的读书会很纯粹，抽离一个下午，在一起读书、聊书、谈书。目前没有其他的附加内容。我们提供给会员的就是一次美好的阅读时光，一场有意义的下午时光。

阅读态度

绿茶：对于畅销书，我的态度是：不阅读，不推荐，不批评。很多时候，我们主题先行，然后找相关的读物。我不爱在枕边放书，通常被我放枕边的书，放很久都不看。我喜欢把书放在厕所里，一翻再翻的都是如厕书。

架构

创始人―绿茶、杨早、邱小石

理事长―3少奶奶、出版人周筠、沉醉寒冬会员―主要是出版、媒体人和学生。

参与方式：通过微博报名。

星期天读书会

为什么要组织读书会？

何家炜：缘起其实很简单，就是发现身边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来带动读书的风气，让读书成为都市青年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读书会固定在每个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进行活动，除了读书，我们还有星期天观影会、诗歌沙龙和人文沙龙。每期的地点都不同，旨在带领大家领略上海各处有书香有风景的阅读场所。

阅读态度

何家炜：我把读书分作有用与无用两种，我们读书会提倡阅读“无用”这一种。读书如果具有功用性，那会变得无趣乏味，而且只有“无用”的读书，也就是完全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满足自己对知识和思想的好奇，对文字美感的享受，才是真正的阅读行为。

架构

创始人―何家炜 安小羽

会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年龄层主要集中在20多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和退休教师来参加。

参与方式：通过豆瓣和微博报名。

《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

裴谕新 著

一本同时适合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阅读的学术著作，是前段时间因为搜集话题而在网上爆红的社会学博士裴谕新的博士论文。

《中国故事》

蒋一谈 著

短篇小说对蒋一谈老师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把它作为事业，作为自己与世界连接的通道，正如作家李洱所说：“他的短篇小说，就生活容量和艺术难度而言，堪比长篇小说。”

《越弱越暗越美丽》

李淼 著

李淼是一位热爱文学与艺术的理论物理学家，本书最可贵之处在于有一种身处俗世、心怀宇宙的情怀，这对我这种热爱科幻的文科生具有致命吸引力。

荐书

《老人与书》

李辉 著

李辉兄说，编选这本《老人与书》，是一次温暖的记忆打捞，作为读者，阅读这样的温暖记忆，感受这样的隐痛，内心也为之动容。老人们纷纷故去，而这些书成为永恒。

《寻找・苏慧廉》

沈迦 著

温州学人沈迦通过各种史料，沿着苏慧廉的足迹，详实地再现一位传教士给近代中国留下的浓浓文化脚印。

绿茶

《无声无光集》

第4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积极收(征)集反映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档案史料

以阿昌族、布朗族、独龙族等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档案的征集工作为试点，逐步开展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特别是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档案征集工作。对于反映这些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民间艺术、民间传说等方面的档案进行抢救性收集和征集，将各个民族的天文地理、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婚姻习俗、音乐歌舞、传统医药、手工技艺等档案征集进馆，建立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档案资料数据库，实现打造云南民族档案品牌的新目标。

民族档案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云南省近年来已抢救少数民族古籍档案3万余册，出版民族古籍档案3000余种近6000册。至2006年年底，全省收集抢救各民族口传文化遗产约25000种，省民族古籍资料库以平均每年征集入库1000余卷(册)古籍文书珍本和善本的速度发展，位居全国之首。省古籍办通过走访调查民间艺人和听众，经过历时6年的编纂(2002―2008年)，成功抢救记录了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26个民族无文字的口承文化，并陆续整理成册。这套超过1000万字的宏篇巨著名为《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被誉为云南少数民族的“四库全书”。全书分为《神话传说卷》、《民间故事卷》、《史诗歌谣卷》三部六册，共收录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2.3万余种。如此完整地收录云南民族通过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传说、神话等“无字文化”，在全国尚属首创，其种类和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截至2008年，云南省档案馆已保存汉、彝、傣、藏，白、纳西、拉祜、基诺、哈尼、傈傈、瑶等民族的各种载体的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贝叶经、棉纸经、东巴经等一大批极具保存价值、富有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料被征集进馆。省馆已着手与省文化厅、文物局联合开展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工作，各州市、县级档案馆也将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逐步推进实施。迪庆藏学研究院收集保存有《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和刻本30余部，各寺院均珍藏有金汁、银汁、朱砂书写的藏文《大藏经》及其他木刻、手抄典籍。还有文书档案1400余件，以“格子石碑”为最早的石碑铭文等，现已抢救藏文文书1000余种。

全省各地州市县的民族档案工作各具特色

如大理州突出南诏大理文化与白族档案史料，近年又致力于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影像资料库的开发利用；楚雄州突出毕摩文化与彝族档案文献-丽江市突出东巴文化与纳西族东巴经档案，尤其是东巴艺术档案的开发利用-迪庆州突出藏文历史档案；西双版纳州突出贝叶文化与傣文贝叶经档案；红河州突出哈尼族谱牒档案；文山州突出壮族口述档案；曲靖市突出爨文化与爨碑档案；石林县突出阿诗玛文化与阿诗玛原始资料等，均取得相应的社会效益。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已正式启动

根据2009年10月中新双方签署的《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档案局口述历史合作项目》备忘录，2010年7月20日，中国国家档案局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合作项目之一――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在昆明举办，新加坡国家档案馆馆长毕观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部主任赖素春分别对云南全省200余名档案工作者、学者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口述历史方法学的培训。抢救保存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口述历史计划正式启动，云南将分享新加坡在保存少数族群和民间歌谣方面的经验，并于2010―2011年联合开展阿昌族、布朗族、独龙族、拉祜族4个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试点工作，通过对这4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者、文化传承人、民间能工巧匠的访谈，记录与这4个民族相关的语言文化、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生产方式、技术技艺、社会习俗、节庆风俗、社会组织、文学艺术、民间传说、天文历法、民族医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饮食文化、交通工具、民族工艺等方面的口述历史档案。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建立以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为重点，涵盖云南25个少数民族，充分体现民族性、时代性、群众性、文化性和富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体系，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的方法和途径，培养一批抢救保护口述历史档案的人才，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与维护，推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和谐共存，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与繁荣发展，维护边疆稳定。目前，阿昌族的历史档案抢救工作进展顺利，已走访采集了5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档案资料，征集到阿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刀王”项老赛煅制户撒刀过程录像资料及阿昌族银器制作过程影视资料；征集到保存50多年的阿昌族女性服饰1套、部分反映阿昌族生产、生活、民居和民族标志等的照片、文献资料，其中还有一本珍贵的祖传手抄宣纸线装阿昌族文字古书(未翻译)。

云南少数民族声像档案资源的整合利用独树一帜

云南被誉为“纪录片资源的王国”，在这片以自然和人文多样性著称的土地上，少数民族原生态影像文化丰富多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经典“民社片”中，有9部是在云南拍摄的。从1987年至今20多年来，云南省许多影视机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记录、创作、摄制、保存和积累了大量反映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像信息资料，内容涉及云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丧习俗、宗教礼仪等各个方面，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资产。云南音像资料馆现已收藏各类型的声像档案4000余本。云南音像出版社已先后出版700多个盒号的原声带，200多个片号的录像节目及400多个版号的CD、VCD、DVD碟片，发行总量超过6000万盒(盘)；发行有线电视节目近15万本、30万集。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地方民族文化影像资源一枝独秀，不仅有多年积淀的影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馆藏资源，而且建立了云南首个以影像收藏为主的博物馆――云南大理国际影像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藏有大理地方民族及旅游声像资料160余种，大理学院图书馆藏有大理地方民族及旅游声像资料110余种，大理广播、电视、新闻、文化艺术社团等单位的资料室，也藏有部分大理民族及旅游声像资料，以及自制的大理民族录音、录

像、光盘资料百余种。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影像文化信息资源具有鲜活的历史档案价值，有些是濒危和亟待抢救的、稀少的地域性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影像资源，多数尚未公开出版发行，其资源建设与开发的前景十分看好。

充分挖掘优势资源，编辑出版各种民族档案编研成果

2001年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翻译整理出版了长达5000多万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百卷千册本，被称为“旷古一绝，世纪丰碑”，政府为此投入了500万元，其规模之大堪称全国第一。2003年9月以它为基础申报的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02年又启动了史无前例的贝叶经整理出版工程，由西双版纳州政府投资800多万元，打造傣族文化的“万有文库”和“百科全书”，并于2010年4月出齐多达100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2005年，投资1000万元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工程启动，目前已交稿70卷，审定52卷，其中前40卷已编译出版。此书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毕摩文化遗产巨著，被誉为“彝族四库全书”。《大理丛书》编委会拟将自上古以来的大理地区历史文化之精粹，分编为《金石篇》、《佛经篇》、《艺术篇》、《方志篇》、《建筑篇》、《考古文物篇》、《本主篇》、《族谱篇》、《史籍篇》、《民俗篇》十大专辑约100册，大理州档案馆参与编辑出版了《金石篇》，《族谱篇》等，这是一项整理大理地方文献的系统工程，被誉为“白族的永乐大典”。迪庆州藏学研究院先后翻译出版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存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格萨尔-加岭传奇》等数十部藏文图书。

第5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1年，其时她正带着西班牙经济学教授Inaki满中国跑，在北大、中大、香港理工大学演讲，“推销”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第二年，又闻说她在北京折腾社会经济论坛。

似乎不易理解，这个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学者，却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并批评“没有经济民主作为基础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不彻底的民主”。

她还有个“怪僻”，对跟随她读硕士、博士的学生有个不成文“规矩”—不允许他们毕业后呆在高校的学术殿堂里，把他们通通“赶”下去，回内地当基层干部、办NGO。

事实上，她自己呆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田野”。闻知我要约访她，一位记者咋呼着说，“她一定不简单”—这位记者曾听她学生说，去年他们去做尘肺病调研，贫穷乡村土房子条件太差，为了凉快点，晚上她直接躺倒在泥土地上睡，由是生出惊叹，“什么教授能睡土地板啊！”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

她是潘毅，一个接地气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不走寻常路

你要是问潘毅，“在香港学术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会兴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种荣耀。

她当然有在学术主流中扬名立万的资本。在极其崇尚精英主义的香港，她的学术道路顺遂得连自己都感叹：1998年于伦敦大学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位即进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5年因《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下称《中国女工》）一书获得被誉为“社会学界奥斯卡奖”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刚刚40岁出头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学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轻有为。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于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不会走一条主流的学术道路。

与那些安安稳稳呆在学术殿堂里的学者不一样，潘毅个子虽小，却特能折腾。你要是突然给她打个电话，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听故事，要么在尘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东北煤矿把自己闹得灰头土脸。“我相信‘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大于理论’，理论是由复杂的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她反对很多学者“理论先行，然后套入现实社会”的方式。

《中国女工》是她因关注中国工人问题崭露头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内地建筑行业，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在建筑工地调研，在媒体撰文、大量调研报告，质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她的调研报告均成系列：新鲜出炉，先到处联络媒体和网络，向公众；然后她会关注问题有没有改善，于是再去调研、报告。甚至同时发起社会行动、成立NGO，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

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她非常喜欢媒体，喜欢到一个记者跟她说话时完全嗅不到学者式的矜持。听到特别有价值的问题时，她还会兴奋地拍桌子，笑得牙齿露出来，眼睛看不见了，说，“对对对，这个你写，这个你写。”

她有一股韧劲，一旦盯上了某个认为不对劲的问题，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她与内地、台湾学者联合，成立学者调研团队，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滥用学生工、生产体制充满规训与惩罚、工人生活空间被多重挤压、缺乏劳动保护且瞒报工伤、陌生冰冷的朋辈关系、工会形同虚设。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们又针对“富士康是否在内迁厂区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条件”进行第二次调研，这次潘毅要求部分学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亲身体验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两个月后，第二份调研报告出炉。

转眼间3年过去，社会关于富士康的讨论虽然尚未停止，但各方关注无疑已经渐渐冷淡下来。唯在潘毅这里并非如此，她和学生们仍默默地活跃在富士康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培训。还有一些零散的调研结果出来，以致有媒体编辑说，“现在最怕听潘老师提富士康”—新闻热度确实过去了，但又知她的满腔义愤，不忍泼她冷水。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作为一个民间学者，她的犬齿不算太锋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只要问题一天不解决，她会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业和政府部门如芒在背，不得安宁。这种主动与媒体交好和“死缠烂打”的风格，也与香港学术界的精英主义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风格更像NGO。”另一位媒体人说。 反精英

在潘毅看来，她之所以变得“另类”，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我在内地出生，小学4年级才移民香港，把很多早期社会主义的记忆带到了香港。”因为新移民身份，她既看到香港繁荣的一面，也看到了社会的分化。“在这里出身很重要，中产家庭的下一代会一直保持相应的生活水准，没钱的人则再过几代都不可能买到房子，有钱人和穷人生活的社区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

“香港也不是所谓福利的天堂。财富被垄断在少部分人手里。当一个公务员、一个大学老师，你可以过中产以上生活，买楼，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但普通人呢，没有失业金，没有养老金，最低工资也是近两年才出现的。”

潘毅并不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本是个不大不小的“既得利益者”：虽是新移民，家庭条件却相对富裕，自己又是被视为精英阶层的高校教授。但她厌恶从这样的社会分化中获益。

“我是一个非常反精英的人。”她说，在香港和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结果，内心非常失望，因此对曾经生活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想象。然而，当她真正踏足中国内地，袭来的是别样的感受。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大批港台企业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正在念大学的她跟着师兄师姐到珠三角早期工厂调研，发现“一件衣服在香港卖5000元，工人每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工人被要求住在工厂，窗户装上密密的铁栏，防止他们偷了东西往外扔；“工厂经常发生火灾，他们无法逃生，一次就烧死七八十人”。

她震惊了，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市场经济）付出这样的代价，这种付出是否必要？”后来，她撰写博士论文，自然而然选择了“中国女工”为课题，且在珠三角的工厂呆了七八个月，与“打工妹”们同吃同住，跟着她们探亲访友、回乡过年，同时，看着她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工伤、怀孕、堕胎、自杀……

这次刻骨铭心的田野调查，奠定了她后来“剑走偏锋”的学术方向。

“我不能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允许自己的工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周末，一间集体宿舍住着几十名工人，一把火就把他们烧死。”总是笑眯眯的她罕有地露出交织着悲伤和愤怒的表情。

“我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早看到工人所面临的处境，或者说阶级矛盾的问题。”当她这么说的时候，非关炫耀，有的怕是孤独与忧伤。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她一再找其他学者探讨，渐渐明白彼此分歧所在。“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大学教授在这里享有地位和资源优势，大部分人都不会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有所质疑。内地学者则往往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如‘美国梦’怀有向往。他们认为，当时的种种问题只是‘阵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监管不力，如果继续开放市场，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香港够成熟了吧？现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矛盾，就是当年香港的矛盾。” “我无法站在高处看别人的痛苦”

“怎么办？社会主义！”潘毅说。但她绝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左派人士寄希望于上层人士的改革”，她恰恰相反，对官僚架构和公知群体均不抱希望。

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四五个版本的《中国女工》，书的原版是英文，2005年出版后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中文出版发行。然而鲜少有人知道，这本书1997年就写完了，被她搁在一旁，一直到需要参评科大终身聘用制资格时，才不得已发表。

原因是，她“不知道这本书写给谁看”。“写书的时候，用了在当时很前卫的后现论”，完稿，她即反思：这样的书，学术圈看了有用吗？女工们呢，根本看不懂。“成名作”的写作在她看来是极不成功的。

酝酿这本书的1996年，潘毅和同学完成中国女工调研项目后，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务中心”，即现在“女工关怀”的前身，这是中国内地早期劳工NGO的雏形。此后，潘毅每做一个工人群体的调研，都会成立相关的NGO，为该群体服务、培训，力求提升其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等基本素质。而服务于这些NGO的，多为她的学生。

“做完学术调研，我会感到很内疚，接受不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了别人的痛苦，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离开。”她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这样做，“我要求他们毕业后全部去基层工作，有这个共识，才来跟我。”

博士生梁自存来自中国内地，原来在清华大学读硕士，随潘毅做过一些调研，就铁了心要跟她。我们见面的时候，摄影师正在替潘毅拍照，他“扑哧”一声笑，“还以为谁在拍婚纱照呢。”潘毅指着他嚷嚷：“这个学生很坏！”

大男生眼里的潘毅亦师亦友，“她待人完全平等，生活中你不会把她看成老师”，但内心的尊重并不稍减分毫。潘毅跑过来反驳，“哪里平等，他经常欺负我。”我们赶她走，她又“蹬蹬蹬”跑开了。

读研时，梁自存曾想到高校任教，现在完全改变了主意，打算毕业后回内地成立劳工NGO。这条路已有很多师兄师姐走过—近四五年，潘毅没有招过一个香港学生，追随她的都是来自中国内地，愿意在社会底层服务的青年。

第6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相关分析

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是用来测量旅游行为主体对旅游发展支持与否、满意与否的问题所持有的某种持久倾向性。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和谐状态，从而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矛盾所在。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主要是测量农业旅游社区居民与农业旅游发展的一种和谐程度，本文以长沙县黄兴镇的四个村为例，通过对农业旅游区农村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的调查，对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及时地发现农业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村居民与旅游发展的矛盾，更好地为开发农业旅游和构建和谐旅游社区服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一、 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本文把黄兴镇的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和鹿芝岭村共四个村作为研究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每村各200份问卷，共800份问卷。问卷中设计3个变量(题项)，分别是：①没有从中受益，经营旅游企业(个人)受益多；②对本村旅游开发总体感到满意；③总的来说，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对我们是有利的。每个变量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来度量，1分到5分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数据分析

为了使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对调查地居民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法来测量和考察农业旅游社区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的关系。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四村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发现：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鹿芝岭村对题项1的感知均值分别为3.07、3.05、2.45、3.43，对题项2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48、4.26、3.77、3.56，对题项3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20、4.10、3.55、3.19。从题项1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受益少的感知不强烈，基本持中立的态度；荣河新村的居民对此项的感知比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稍强烈，说明三个村的居民基本都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而鹿芝岭村居民对此项的感知较强烈，倾向于同意，说明鹿芝岭村的居民还未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这些都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从题项2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四村居民对旅游发展都表示支持，并且基本上呈现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也越高。从题项3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除了鹿芝岭村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感知不强外，其他三个已经进行旅游开发的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的感知强度根据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增强。

总的说来，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只适合于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阶段的旅游社区。根据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知道，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地的发展而逐渐变得消极。阿克斯和瑞安等人研究发现：处于初级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比旅游成熟地居民的态度更为积极。本文的结论和以上学者的结论基本相似：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旅游社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越高。

三、居民对旅游影响及发展的感知与态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密切程度的一种常用统计方法。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当一个或几个相互联系的变量取一定的值时，与之相应的另一变量的值虽然不确定，但它仍然按某种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本文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下表是“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中的相关系数来看，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正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9、0.474、0.479，与旅游发展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65、0.301、0.528，这表明：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就越高。相比较而言，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关系程度三者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旅游生态正面影响的感知比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的感知与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关系更强。

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满意度成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对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越高。说明社区居民为了支持本社区旅游发展，往往故意忽略或回避旅游经济负面影响。这个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皮杜1995年的研究结论：居民对经济的正负面影响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和国内研究者卢小丽的研究结果类似；而且还发现，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和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旅游经济负面影响并不是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对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不支持；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和一般的逻辑不相符，但是能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社区居民，其对旅游发展关注的方面、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对旅游感知是动态变化的。现阶段，黄兴镇的休闲农业旅游发展尚处于探索期，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持有较高的支持意愿，对旅游开发中的负面影响的心理容量还很大，所以，往往只关注旅游的正面影响而有意忽略旅游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104.

[2]朱建平,殷瑞飞.SPSS在统计分析中的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5-156.

第7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村落；风水；古村落保护；安义古村；江西

【 abstract 】 due to the lack of 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theory, the existing protection planning too much concentration on the scope of the residential gathered, and neglected the ancient villag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eng shui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y the ancient village construction, it contains the ancients wisdom,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 guiding idea and work methods in now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Yi ancient village, for example, from the theory of feng shui, the ancient village put forward protec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ancient village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 key words 】 the ancient village; Feng shui; 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AnYi ancient village; jiangxi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前言

古村落又称名村。一般是指“至今保留古朴民风、传统生活方式与历史建筑的自然村落”；从村落保护角度看，古村落是指“历史年代久远，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且需要保护或已经受到保护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

至今，江西省内1293个乡、镇的15303个村中还保存着众多原生态的古村落。（黄浩，《江西民居》）。

2我国古村落研究现状

2.1研究历程

我国古村落的研究最早发起于社会学领域。1980年代后的研究由建筑研究学者主导，重点是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特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古村落的个案研究。进入199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保护好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历史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也进入新的时期。

2.2现状古村落保护研究的不足

关于古村落的研究发展相对于中国现阶段快速城市化进程而言较为滞后。已有保护规划均较少涉及古村落周边环境的保护或者周边环境如何保护才更有效的问题。在这种由点及面的保护思路下，既便制定了保护规划，仍有许多古村落个性语境逐渐消失，陷入到光华不再的尴尬境地。这其中有管理上的问题，也与规划理念的缺失有关。

3风水理论在古村落保护中的借鉴

自唐宋以来，江西古村落建设主要受形势派风水的影响。形势派风水着重于村落选址与村落外部环境的护佑。分析传统形势派风水理论，结合目前古村保护规划思路，提出江西古村落保护的几点借鉴：

3.1江西古村落保护原则——“天人合一”

江西古村落基本处于偏远地区，村镇聚落一般都能保持传统的旧貌，并与自然环境共处于统一和谐的关系之中，景观也多富有变化。这种情况体现了人们传统的意识和观念——即尊重自然，不违“天命”——即“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风水）思想。

3.2江西古村落保护思路——由宏观到微观、整体到局部

纵观中国风水理论形势派发展，就相地而言，其注重用地的整体性把握，“基本形成了一套从区域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的选择程序，这是一个以寻找生气为目标多方面综合的过程”。“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与现今单体建筑定位类似)，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论”—— 王祎《青岩丛录》。因此，可以判断“定位向”即定向是目的，而“寻龙、察砂、理水、定穴”均是分析过程与操作措施。

3.3江西古村落保护标准——传统自然美学标准

风水理论中古村落风水格局的选址布局除了“寻龙、察砂、理水、定穴、立向”的技术手段外，还需满足审美体系的要求。简而言之，技术手段只是单个考核指标，这些单个指标能否组合成一个“聚集生气”的整体环境，还需以审美的眼光评价山水形势的吉凶，将吉凶与景观的美丑联系起来，是风水评价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即体现生命之美、人伦之美、灵活变通的和谐之美、意境之美。

4江西安义古村落保护策略

安义古村落保护范围应选取最有利于古村“藏风聚气”、生态系统较为完善的区域。此区域北至毛岗北端，南至赤岗南端，东至梅岭罗汉峰，西至南潦河与九岭山余脉，总用地面积约10k㎡。

最早在安义古村保护的目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又是为古村落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方向。其保护可以总结为“内外并举，软硬兼优”八个字。“内外有别”是指两个层面：一是古村外部环境的整治，二是古村内环境的整治；“软硬兼优”是指营造两种环境：一是硬件营造即对古村空间进行重塑，二是软件营造即对古村文化进行修复。

根据风水格局理论，古村落选址建设设包括：龙、砂、水、穴、向五个方面；其中，外部环境主要包括：龙、砂、水三个方面，真正涉及古村内部环境的主要为穴、向两个方面。这里要强调的是，古村保护规划既要讲求现代语境，但同时又要与传统文化契合，因此，除了古村落环境外，必须强调 “人”的活动的引导。笔者将古村的管理政策与居民素质的提升放在内部环境（也是软环境）整治中进行表述，以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4.1古村落外部环境的保护策略

（1）“龙”的保护

将梅岭的保护纳入《梅岭——滕王阁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中，明确禁止乱砍乱伐，采石取土等行为，古村的龙脉将得到有效保护。

（2）“砂”的修复

必须通过划定绿线的方式将山体控制起来，然后采取退耕还林政策，还原赤岗蜿转腾挪的气势以及毛岗墩实厚重的山形。

（3）“水”的治理与改造

在京台村以西100m左右规划一人工湖，一则聚集潦河地气，二则汇聚罗田水库及周边丘陵地表水，由此营造“交锁织结”的水势，形成良好的景观水面，三则可打造古村落较佳观赏点。为有效控制水道、水质，必要时可在潦河沿线划定蓝线进行开发控制。

4.2古村落内部环境的保护策略

（1）“穴”的调整

①为了确保古村环境、展现古村风貌，需对古村建设范围进行划定，参考风水中“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尺度标准，对古村规模进行限制。

②为展现安义古村景区风貌，在条件成熟的情形下，对现代居民住宅进行拆除，统一在村外另辟区域进行安置，村内建设须与古村现存建筑风貌统一，并颁布古村规划建设标准。

③为了恢复生态、限制村内用地开发，为体现古村风貌，还需在风水格局范围内划定限制建设区。

（2）“向”的重塑

在现有布局的基础上，结合旧有建筑改造与公共空间建设的契机，重点打造“天心十道”两条轴线：一是罗田岗至九岭山青溪垄的横向轴线，二是赤岗至毛岗的纵向轴线。

（3）“人”的提升

根据“天人合一”的风水思想，人是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行为必须与生活环境和谐、统一。培养古村落居民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技能，逐步转变其生活观念与生产方式。

5结论

本文以安义古村为例，提出古村保护策略：首先遵循“天人合一”的古村落保护原则，解决古村落三个主要矛盾：村民与古宅之间、村民与旅游公司之间、村民生产与古村落周边环境之间的矛盾，提出将村民生产与部分生活功能迁出古村，将村民传统的生产劳作转化为提供旅游服务，将古宅作为旅游资产入股旅游公司的策略，较好地化解上述矛盾。其次，针对现状古村格局面临的问题，笔者按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古村落保护思路，分析和梳理古村落格局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解决的策略。第三，在古村格局修复过程中，笔者采用风水理论的美学标准与“喝形”方法，提出植被修复、在村口修建景观汇水池等策略，从而恢复古村“生气”，展现古村原有生活风貌与生态特色。上述可知，风水理论有效拓展了古村落保护的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鄢泽兵，万艳华.浅议“风水”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实践.华中科技大学.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2版）

黄浩.《江西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第8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奥尔波特在克利夫兰接受了中学教育，虽然在同年级的100个学生中排名第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具有卓越创造力。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和经济学，选修心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后者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9年，奥尔波特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大学教授英语和社会学。1920年回到哈佛，192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是《适用于社会诊断问题的人格特质实验研究》。从选题看，奥尔波特远离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而是讨论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特质理论，这也许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他也注定将成为一名拓荒者。从1924年起，奥尔波特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开设了美国最早的人格心理学课程。此后，除了1926年到1930年在达特茅斯大学作为助理教授外，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哈佛大学度过的，其学术资历发展脉络为：1930—1936年任助理教授，1936—1942年任副教授，1942—1967年任教授。 

奥尔波特一生都致力于改进关于“人是什么”的概念。他于1937年出版的《人格：一种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成为人格心理学独立的标志；1961年出版了关于人格最重要的著作《人格的类型和成长》（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其他论著还包括《个人与信仰》、《偏见的本质》和《谣言心理学》等。 

奥尔波特在有生之年曾获得过许多荣誉。1939年，他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3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金质奖；1964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7年10月9日，奥尔波特因肺癌去世，这一天距他70岁的生日还差1个月。 

一、奥尔波特建构人格理论的背景 

奥尔波特反对精神分析过于强调无意识，他认为一个健康人具有理性观念和意识功能，他们活动的力量完全是能意识到的、可以控制的，而潜意识只有对偏态、变态的人才会发生作用。奥尔波特也反对精神分析以病态人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做法，在他眼里正常与不正常并非是连续的序列，而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因此，奥尔波特选择健康成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很少涉及精神病人，他的人格理论体系是面向健康人的。奥尔波特还反对精神分析对童年经验的夸大，他强调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刻的影响。尽管他同意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对幼年期的行为动机有相当的解释力，但他不相信本能论可以解释变化的、即时性的大多数成人的动机。这是奥尔波特建构健康人格理论的认知基础。 

奥尔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论得以形成，还源于他对早期行为主义的批判。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刺激—反应心理学，将人格视为一切动作的总和，是各种习惯的最后产物，这点为奥尔波特极力反对。他拒绝将人看作一个纯粹的“反应”机器，相反，他认为人类可以更为积极，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主动的，是受到自己的意图和价值观所驱使的。虽身处行为主义关于机械、被动和回归驱力的观点盛行的年代，奥尔波特仍坚持认为意识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特质是人格的元素。行为主义认为个体行为仅产生于很少几种基本的内驱力或需求，而奥尔波特提出的动机的“机能自主”则打破了这样的信念，他重视自我的功能，并提出自我发展的阶段理论。这是奥尔波特建构健康人格理论的行为基础。 

此外，奥尔波特深受“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他从詹姆斯那里继承了人文主义和折衷主义，不但关注自我，关注意识，在解释不同层面的心理状态时，还应用各种心理学理论，博采众长，甚至能应用哲学和文学的材料。奥尔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论还得益于早期形成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强调人的潜能发展，人的独特性、尊严与价值，强调此时此地对人的影响；强调整体和意识经验，关注现象场，重视对现象场的直接描述，反对任何将整体拆分成部分的还原主义研究趋向。毫无疑问，奥尔波特从中汲取了理论建构所需的各种养料。 

二、奥尔波特的健康人格心理学 

（一）对人格的界定 

奥尔波特在追溯人格术语历史后，又诠释了在神学、哲学、心理学、法律、社会学等领域的49个人格定义，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第50个定义。他在1937年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一书中，给出了后来得到多数心理学家推崇的定义，“人格是个体内部决定个人独特的顺应环境的心身系统中的动力结构”。后来在其1961年的《人格的类型与成长》一书中，又把上述定义中的“决定个人独特的顺应环境”改为“决定具有个人特质的行为和思想”，进一步说明了人的行为不仅仅是适应环境，而且影响环境，使之适应人们的需要。奥尔波特的这个定义，强调了人格的独特性，世界上绝不会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了解某个特殊个体的唯一途径就是研究这个特殊的人；同时也强调了人格的整合性，人格是一个心身系统，并具有推动和引领个体行为的动力作用。于是，注重研究个体而不注重研究制约人类的规律，成为贯穿于奥尔波特研究活动始终的主题。 

（二）人格的发展阶段 

奥尔波特的人格发展阶段观点就是他所提出的关于自我统一体的形成过程。他把人格定义为一种“动力组织”，并把它命名为“自我统一体”，即人们认为生活中那些温暖的、核心的和重要的行为和特征。自我统一体是人格统一的根源，是人格特质的统帅，包括个体认为对自我认同和自我提高至关重要的那些生活组成部分，也包括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与个人信念一致的、属于个人所有的良知。他认为，完善的自我统一体机能即人格，从出生到成年，需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发展才能实现：躯体自我感（1岁）；自我认同（2岁）；自我增强（3岁）；自我延伸（4岁）；自我映像（4-6岁）；理性运用者（6-12岁）；追求自我统一体（12岁至青春期）；理解者自我（成年）。　（三）健康人格的基本观点 

奥尔波特对人本主义和心理健康个体的关注先于马斯洛。他强烈主张健康成人的人格原则，不能由动物园、儿童、过去或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引申而来，所以他研究了大量机能成熟的健康成年人，提出了健康人格的六个标准，其观点与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的观点十分相似。事实上，奥尔波特也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1.自我扩展的能力。健康的成人有很多朋友和爱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范围极广。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积极参与解决一些与自己无关的问题和活动。他们对工作、游戏与交往有非自我中心的兴趣，并且家庭、社会和精神生活对他们很重要。 

2.与他人关系融洽。健康的成人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富有同情心和友爱，没有占有欲和嫉妒心，能宽容自己与别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尊重别人，有健康的性态度，不会为了自己的满足而侵犯他人的权利。他们能够对他人表现出温暖、理解和亲近，可以容忍别人的不足与缺陷。 

3.情绪上有安全感或自我认可。健康的成人能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挫折，经得起各种不幸的遭遇。能耐受恐惧和不安全的情绪冲击。并且，健康的成年人具有一个积极的自我映像，可以接纳自己的各个方面，不受消极情绪的支配，能保持乐观的态度。 

4.具有现实的知觉。健康的成人能够准确、客观地理解现实、接受现实，并不是根据自己的期望去看待事物。 

5.良好的自我意识。健康的成人对自己的优缺点十分清楚，能准确把握自己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知道自己有什么、缺什么，能调整其相互关系。他们无须将自己的过失或弱点归咎于他人，知道自己心中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自己之间的差异。并且，健康的人还有幽默感，能自嘲，很少靠攻击或性方面的话题引人发笑。他们能觉察生活中不和谐的事情，无须伪装或者故作姿态。 

6.统一的人生哲学。健康的成人有明确的人生目的。他们着眼于未来，对工作有使命感，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三、奥尔波特健康人格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奥尔波特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自我是个体人格一致性、动机、记忆连续性的基础，这种自我心理学与弗洛伊德以患者和病人为研究对象，以探索潜意识为主的观点完全不同；他强调以健康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意识、动机，重视生活目标和意义的追求，强调促进个人价值观的建立。反对美国主流心理学中非人化和生物主义的情绪，为构建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能发展成为脱离精神分析传统、与行为主义对立的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奥尔波特功不可没。 

奥尔波特奠定了人格心理学在心理学大家庭中的地位。在奥尔波特之前，很少有心理学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格定义的表述字斟句酌，对以前人格定义的分类进行深入研究，竭尽全力地全面透视人格理论。他认为人格是心理学理所应当的研究主题。奥尔波特是美国第一个开设人格心理学课程的心理学家，也是美国第一部人格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清晰的思维、精炼的语言，成为未来理论家效仿的典范。特别是在1929年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他发表了论文《什么是人格特质》，提出将特质作为人格的基本单位。他的理论观点对于后来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如卡特尔的16PF、大五人格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必须承认，奥尔波特的理论没有将许多已知的有关人格的知识整合进来，也没有对无意识动机驱动的行为、次级驱力所激发的行为做出足够的解释；他对人格的理解只是一个狭窄的角度，即仅仅对几种动机做出了解释。虽然他充分描述了心理健康成人的机能自主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对儿童的动机、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动机做出解释，也没有对普通成年人的动机做出分析。他没有分析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动机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讨论什么会妨碍一个人成为心理健康的人，没有提出如何能够成为机能自主的人。虽然他勇敢地反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观点确实过于偏颇。 

（1）把人和动物、常态和变态、儿童和成人完全对立起来，对于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则缺乏研究。可以说，他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2）过于强调人格的独特性，忽视了人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有人批评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因为科学家通常会用共同规律的研究方法去发现普遍的规律，而奥尔波特过于强调个案法，过于强调探寻特殊性。 

（3）过于强调意识和人格健康，忽视了潜意识和病理性人格，过分强调内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忽视外在环境对行为的作用，忽视了人格的社会根源。 

第9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学习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内的表现，其对学习有重要影响，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学习目标的确立及坚持性、归因方式等方面而影响个体学业任务的完成。可以通过帮助个体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树立榜样、正确归因等方式锻炼提高个体的学习自我效能感。

一、自我效能感与学习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自我效能：关于行为变化的综合理论》中最早提出的一种动机理论，是其社会学习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本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念，是人们对自己能否有效地进行某一行为的判断（Bandura，1977），它能够将影响行为的结果因素转化为先行因素，从而对行为发生作用。

自我效能感涉及的不是工作和行为技能本身，而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工作或行为的自信程度。换言之，自我效能与你实际具有多少技能无关，而与你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某一目标有关。个体如果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某一目标，那么他就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反之就是具有较低的自我效能感。

近年来，自我效能感越来越受关注。诸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学习及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的高低，直接决定个体进行某种活动时的动机水平［1］。

学习自我效能感正是源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内的表现，指个体在学习情景中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和进行具体学习活动的能力的自信程度［2］。是学习者对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的评价，是个体对控制自己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能力的一种主观判断［3］。简言之，就是个体能否利用所拥有的学习策略去完成学习行为的自信程度。

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习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有关学习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显示，学习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学习成就的重要变量，它和学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Jinks和Morgan（1996）曾对城市、郊区、农村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有显著相关［4］。我国的杨心德、徐钟庚和陈朝阳［5］、王凯荣、辛涛和李琼［6］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影响。

二、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习的影响机制

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学习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学习效果密切相关，在个体的学习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是多方面的［7］。

1.通过影响学习目标的确立及对目标的坚持性进而影响学习。

一般情况下，具有较高学习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并且稍作努力便可以达成的任务，即使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退缩，而会努力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所以个体的坚持性较强，会主动解决困难，因而最终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相比之下，具有较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所选择的学习任务往往太难或者太易，都会使他们缺乏学习兴趣，使学习成绩不理想。

2.通过影响个体的归因方式进而影响学习。

学习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到个体对学习结果的归因。具有较高学习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会把成功解释为自己能力比较强，而把失败解释为自己的努力不足，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做出足够的努力是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因此，面临困难时，能够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从而获得成功［9］。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则将失败归为缺乏能力，对成功也缺乏信心。

3.通过对学习行为的控制和调节进而影响学习。

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能比较好地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来完成某项任务，并且能够做到随机应变，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实际的学习方法和策略，遇到困难时采取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是，具有较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学习行为，注意力不够集中，学习过程中若遇到困难往往会选择退缩甚至放弃，因而往往感觉到学习的结果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4.通过影响个体对学习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个体随时随地都需要做出关于学习的决定和选择，例如在不同的学习任务面前应运用何种学习方法和策略，如何合理地安排时间等。在具体的学习过程当中，个体一般倾向于选择那些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任务，而不去选择那些超过他们自身能力范围的学习任务。因此，个人的学习和成长会受到任何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可以帮助个体积极的学习行为的养成，从而使个体学习能力不断提高。

三、启示

1.帮助个体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

所谓目标是指行为活动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合理的学习目标，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个体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提高自身的学习自我效能感。个体学习目标的确立应该遵守具体性、挑战性和近期性三个原则。具体性为：应该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学习目标。挑战性为：所确定的目标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和能力出发，切忌盲目、好高骛远。近期性为：应该首先确定长期努力的目标，之后将长期目标分成几个短期的目标，使个体在每实现一个近期目标时都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使个体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得到有效的提高。

2.帮助个体对学习的成败作正确的归因。

个体的归因方式是影响个体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个体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内部的、不可控因素，如能力，则可以使自己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增强。但是，如果个体倾向于把所获得的学习上的成功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制因素，如运气的好坏、任务的难易程度等，自己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就得不到增强。另外，如果把学习上的失败归因于内部的可控因素，如努力等，就会有利于自我效能感的增强。积极的归因方式有助于个体形成较高的学习自我效能感，而消极的归因方式容易形成较低的学习自我效能感。

为了帮助个体对成功和失败进行积极归因，可以对他们进行归因方式的训练。归因训练首先应该帮助个体认识自己的归因方式，使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归因倾向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次应该帮助个体了解不同的归因方式对自己产生的不同影响。最后可以通过强化和示范，帮助个体形成正确的归因方式。当个体进行积极归因时，对其进行表扬或鼓励，以增加其正确归因行为出现的次数；当个体出现消极归因时，向其指出并提供正确归因的示范，帮助其纠正不良的归因方式。

3.为个体树立学习的榜样。

个体的经验可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直接经验就是个体所亲身经历的成功或失败，它是影响个体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最重要因素。间接经验是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的经验。当个体看到与自己在各方面比较类似的人在学习上遭到了失败，个体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则往往会降低；当个体看到与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较类似的人在学习中取得了成功，认为自己也有能力完成同样的任务，所以学习自我效能感就会增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若能为个体树立或引导个体自己树立一个学习榜样，就能大大激发个体成功的勇气。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可以分别为学生设立老师的榜样和同学的榜样。老师的榜样就是让个体从老师的言行举止中感受到老师对学习的正确的理念和方法，从而以老师的学习自我效能感激发个体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学生的榜样就是选择能力相近的学生，让不同能力的学生都有代表参与到课堂活动和竞赛活动中来，让各个能力层次的学生都有机会取得成功，使不同能力层次的个体可以从观察与自己条件相似的个体的成功行为中提高自信心，从而增强自身的学习自我效能感。

4.让个体体会更多的成功，从而帮助其树立自信心。

个体自身的成功经验是影响个体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让个体获得成功的体验是培养个体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有效方法。对于一个班级里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采用分层次教学的方法让所有的学生都获得成功的体验。例如，教师可以分层布置作业，为学习能力较强的个体布置一些拔尖提高题；为学习能力中等的个体布置教材后面的巩固练习题；为学习能力较差的个体布置一些难度较低的题目。通过这样的分层次教学，不同层次的学生经过努力都能够完成老师布置的对自己有一定挑战性的作业，因此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从而增强自信心，提高学习自我效能感。

参考文献：

［1］班杜拉.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M］.缪小春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003.6.

［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边玉芳.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与应用［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4］边玉芳.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与应用［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1-2.

［5］杨心德，徐钟庚，陈朝阳.初中生的自我有效感及其对学习目标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3（3）：11-17.

［6］王凯荣，辛涛，李琼.中个体自我效能感、归因与学习成绩关系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4）：22.

［7］张敏，雷开春，张巧明.中个体学习效能感的特点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5）：1148-1151.

［8］答会明.英语自我效能感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6）：569-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