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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时】夜半,又名子夜、中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北京时间23时至01时)。
【丑时】鸡鸣,又名荒鸡: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北京时间01时至03时)。
【寅时】平旦,又称黎明、早晨、日旦等:时是夜与日的交替之际。(北京时间03时至05时)。
【卯时】日出,又名日始、破晓、旭日等:指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初升的那段时间。(北京时间05时至07时)。
【辰时】食时,又名早食等:古人“朝食”之时也就是吃早饭时间,(北京时间07时至09时)。
【巳时】隅中,又名日禺等:临近中午的时候称为隅中。(北京时间09 时至11时)。
【午时】日中,又名日正、中午等:(北京时间11时至13时)。
【未时】日昳,又名日跌、日央等:太阳偏西为日跌。(北京时间13时至15时)。
【申时】哺时,又名日铺、夕食等:(北京时间15食至17时)。
【酉时】日入,又名日落、日沉、傍晚: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北京时间17是至19时)。
【戌时】黄昏,又名日夕、日暮、日晚等: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将黑未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故称黄昏。(北京时间19时至21时)。
【亥时】人定,又名定昏等:此时夜色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人定也就是人静。(北京时间21时至23时)。
古代时辰制
1、十二时辰制。
西周时就已使用。汉代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又用十二地支来表示,以夜半二十三点至一点为子时,一至三点为丑时,三至五点为寅时,依次递推。 2、二十四时辰制。
宋以后把二十时辰中每个时辰平分为初、正两部分,这样,子初、子正、丑初、丑正......依次下去,恰为二十四时辰,同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一致。
3、十时辰制。
出现于先秦。昼夜各五分。据《隋书.天文志》,昼为朝、禺、中、晡、夕,夜为甲、乙、丙、丁、戊(后用五更来表示)。
4、五时辰制。
其名称为晨明、朏明、旦明、蚤(早)食、宴(晚)食、隅中、正中、少还、铺时、大还、高舂、下舂、县(悬)东、黄昏、定昏。参阅《淮南子.天文训》。
5、百刻制。
即把昼夜分成均衡的一百刻。其产生与漏刻的使用有关。可能起源于商代。汉时曾把它改造为百二十刻,南朝梁改为九十六刻、一百零八刻,几经反复,直至明末欧洲天文学知识传入才又提出九十六刻制的改革,清初定为正式的制度。 6、古代不一定具备严格的时间意义,而又常见常用的有关名称亦颇不少。
一般地说,日出时可称旦、早、朝、晨,日入时称夕、暮、晚。太阳正中时叫日中、正午、亭午,将近日中时叫隅中,偏西时叫昃、日昳。日入后是黄昏,黄昏后是人定,人定后是夜半(或叫夜分),夜半后是鸡鸣,鸡鸣后是昧旦、平明——这是天已亮的时间。古人一天两餐,上餐在日出后隅中前,这段时间就叫食时或早食;晚餐在日昃后日入前,这段时间叫晡时。 7、更点
古代把晚上戌时作为一更,亥时作为二更,子时作为三,丑时为四,寅时为五更。
把一夜分为五更,按更击鼓报时,又把每更分为五点。每更就是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即120分钟,所以每更里的每点只占24分钟。由此可见“四更造饭,五更开船”相当于现在的“后半夜1时至3时做饭,3时至5时开船”。“五更三点”相当于现在的早晨5时又72分钟,即6时12分,“三更四点”相当于现在的午夜1时又96分钟,即2时36分。 9、漏壶计时
漏壶分播水壶和受水壶两部。播水壶分二至四层,均有小孔,可滴水,最后流入受水壶,受水壶里有立箭,箭上刻分100刻,箭随蓄水逐渐上升,露出刻数,以显示时间。而一昼夜24小时为100刻,即相当于现在的1440分钟。可见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4.4分钟。所以“午时三刻”相当于现在的中午1时43.2分
昼夜的划分方法
中国传统以十二个时辰来计算昼夜,以子,丑,寅,卯,辰,巳,午,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表示,每时辰分为八刻,又区分为上四刻,下四刻。这样,每个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如巳时相当于9时到11时。那时候,白天靠测量太阳的影子,夜晚用漏壶(计时工具)滴水测时。但这不是最早的测时法。在这以前,如下表的俗称所反映的情况。表内的俗称,是指十二时辰在古代的一种通俗叫法。这种俗称,就是中国古人借助一些自然特征和生物特征来计时的。“鸡鸣”“人定”,借助于半夜鸡叫和人入夜睡觉的特征。“食时”“晡时”,借助吃饭时刻表示时间。古人一日两餐,早饭在日出以后,隅中以前,所以称这段时间为“食时”;晚饭在“日昳(太阳偏西)以后,日入以前,所以称这段时间为“晡时”。其余八个时间以太阳位置为主要特征来命名的。
关键词:中职语文 诗词教学 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6C-0037-01
随着普通高中一年年扩招,供中职院校选择的生源愈来愈差,以性格调皮捣蛋、知识基础薄弱的学生为主。如何引导他们在古诗词的涓涓溪流中汲取知识营养、成长的力量,是每位中职语文教师所必须面对的课题。教学中,笔者巧妙地把信息技术和古诗词教学结合了起来,出了一条信息化古诗词教学的新路子。下面就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课为例,阐述一下自己于信息化古诗词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做法。
一、创设情境,铺就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
心理学家罗杰斯曾说,创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是保证有效地进行教学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对于中职学生来说,那些大浪淘沙之后的诗词精品在教师嘴里晶莹闪烁,于他们却充耳不闻,这有学生知识底蕴的问题,更有教师教法不当的问题。为此,笔者在教学中积极地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置身其中、恣意徜徉,有效地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效果,也铺就了一幅古色古香的诗词画卷。
记得给高一机电专业的学生上课,内容是苏轼先生的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班里90%都是男生,他们思维活跃,主动学习的意愿很淡薄;动手能力较强,在知人论世、鉴赏诗歌方面却严重欠缺。课堂伊始,笔者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的经典场面,有效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将他们的思维视角引向了赤壁之战当中的指挥官――周瑜。当然,也有学生会说到诸葛亮,这时笔者早有准备,从资料库中调出了与小说不同的历史资料,引发了学生们对周瑜的赞叹与钦佩。话锋一转,我告诉同学们,英姿飒爽、年少有成的周瑜不仅是我们当代中职生倾慕的偶像,也是谪居黄州时四十七岁苏轼的偶像,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苏轼缅怀周瑜时会发出怎样的慨叹,是不是也与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段短短的视频,一些看似极不起眼的史实资料,这些信息化的产物却在中职语文课堂中生发了积极的化学反应,将学生们带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年代,带进了一个高效、快乐的学习课堂中来。
二、拓展视野,挖掘一条幽深神秘的隧道
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材无疑只是一个“例子”,其更广阔的天地应该在教材之外。如何以课堂为基点,引导学生积极地拓展视野,这是中职语文课堂教学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毕竟,三年过后,学生们就会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课堂拓展出去的是终生学习的学习态度,是语文的学习理念,是一条幽深神秘的隧道。这方面,信息技术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诚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中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句话,运用网络,学生们可以从中搜索更丰富、详实、精彩的关于“赤壁”的美景,什么悬崖峭壁、奇峰屹立,什么大江东去、滚滚滔滔,一切都尽收眼底;除了周瑜、诸葛亮,更有庞统、魏延、曹植等“豪杰”人物。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小组学习活动,他们对苏轼的生平,当时的写作背景会了解得更多,对这首词作的主题也就了解得更深刻。
三、读写结合,打开一扇拥抱阳光的门窗
阅读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时不时地会引用一两句经典的古诗词,让文章散发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显得深邃、厚重。受此影响,笔者在教学古诗词的时候,常组织学生开展读写结合教学活动,并积极地应用信息化设备辅助评价,打开了一扇中职生拥抱阳光的门窗。
以《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为例,课堂上,笔者曾组织学生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开展了读写结合教学活动:
1.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句展开丰富的想象,上网查询资料,用笔写下自己对赤壁景色的憧憬。
2.“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句,将苏轼复杂的情感世界流露得淋漓尽致,根据你的了解与想象,写下苏轼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
3.结合余秋雨的《坡突围》,林语堂的《坡传》,根据你对苏轼的了解,为其写传,要写出自己独有的内容特色。
经过整理,笔者将学生们极具代表性的作业上传到了相关论坛、微博群、QQ群当中,供广大网民品鉴、评论。别说,无论是学生的作业,还是网民的留言不少都有着独到的地方,为今后中职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为引导他们健康、阳光地成长注入一支强心剂。
总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它给我们语文课堂带来了极大的改变,给古诗词教学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选择。巧妙地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引导中职学生沉浸在古色古香、诗情画意的语文学习当中,给课程改革做出积极、时尚的注解。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方舆胜览 》 价值
方舆胜览是现存两部南宋地理总志中的一部,其所蕴含的价值和对后代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今天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其中经典的有谭其骧先生对宋本舆胜览做了前言——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还有就是施和金教授对《方舆胜览》进行点校,其他对《方舆胜览》一书的研究就微乎其微了。这就是我所选择《方舆胜览》进行研读的原因,希望能从中探析出有价值的问题和材料。
一、《方舆胜览》的介绍
《方舆胜览》的作者是祝穆编,祝洙增补重订,共七十卷。祝穆字和父,建宁府崇安县人。其先世为新安人1,曾祖祝确是朱熹的外祖父。至父康国,始移家人入闽,从朱熹居崇安。穆少名丙,曾受业余朱熹。其所著除方舆胜览外,还有事文类聚、四六实苑等书。祝洙字安到,宝祐四年进士,尝读朱熹四书集注,见书中有引而不发者,便采诸家语录附于逐章之下,名之曰四书集注附录。宰执取其书进呈,景定中除迪功郎,任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咸淳初转从政郎,监行在文思院。2
宋朝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宋朝无论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在科技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地理总志、地方志的编写在宋代时非常繁盛的,这就为我们今天探寻古代的历史地理留下珍贵的文献,方舆胜览就是在这个时期书写成的。
现存的唐宋总志共有六种,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 《方舆胜览》的体裁与同时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却极为相近,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谭其骧先生在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于评价问题一文中讲的清晰明了。现在就《方舆胜览》的体裁进行介绍:有建置沿革、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堂楼(堂院、楼阁、楼观)、苑圃、馆驿、桥梁、学校、井泉、(池井、园池)、亭榭(圆亭、轩榭)、名臣、人物、名贤、祠庙(祠墓、宗庙)、坛壝、寺观(寺庙、佛寺、宫观、道观)、宅舍、古迹、题咏、外邑、四六等目。在内容上,着重介绍风土名胜、名人事迹及题咏四六,政区沿革简述,注重地方文化的记载3。
二、《方舆胜览》的研究价值
方国瑜先生在治学上有这样一句治学经典名言——“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学术不断的前行。方国瑜先生用这句话自勉,这也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论述方舆胜览的价值,谭其骧先生的论述到:
《方舆胜览》在风俗、题咏和四六这些门类里,从研究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这个角度来看,其价值远在其它地志之上;
《方舆胜览》在建置沿革方面的价值,保存了一份完整的南宋晚年的监司军帅治所的资料,这是很值得珍视的,此书尽管只是在府州沿革下注上一笔设治于该州的司名,不叙沿革,却是传世的唯一一份包括制置、经略、安抚、总领、转运、提刑、提举、茶马、坑治以及市舶、宗正各司全部住所的资料4;另外就州县而言,本书所提供的一份南宋末年的建制名目及其从隶属关系,也有一定的用处;
《方舆胜览》兼具类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保存数量很可观的宋代及宋代以前地志和诗文集中的资料;二是可用来校正传世宋以前各家诗文集中的讹脱。5
从谭其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其提供的线索去把问题做深做细,这对研究南宋时期的历史地理学是大有裨益的。
陆韧教授在课堂上讲授唐宋历史地理总志时,对《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做了精彩的点评,陆老师从景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析,讲述了其在历史旅游地理学上的价值,对景观名胜的记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这无疑是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进一步的做好对南宋两部地理总志的解读。
《方舆胜览》也有少部分关于云南地区的记载,这对研究此时的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献流传下来是非常少的,我们可以从《方舆胜览》中提取部分有价值的资料。在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有相关的论述:
祝穆撰《方舆胜览》七十卷,成书于嘉熙已亥(公元一二三九年),刻于咸淳二年(公元一二六六),后来重刊,故较难得,北京图书馆藏两部,虫蛀已甚也。此书以卷三十九邕州,卷五十六黎州,卷六十二泸州,卷六十五叙州,并因西南而有论述,可供参考6。
这对研究西南地区乃至云南部分地区的历史是有帮助的。按照这个线索找下去,可以找出其中对云南部分地区的记载,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材料。
在《方舆胜览》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诗文,在这大量的诗文中,有的是某位官员或是诗人在某地留下的诗词文章,这对研究当时的某位历史人物提供了线索,可以看出他在某地或是迁移游览其他的地方,为什么迁到这里,当时的心态怎样的,都可以在这些诗文中找到一些线索,这对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有帮助的。比如对苏轼的研究,《方舆胜览》中对其诗词的记载,及其所记载出处地点,可以看出苏轼的迁徙路线,苏轼在其地所做的贡献,苏轼在各个时期的心态。可以进一步还原真实的关于苏轼历史史实及其相关的问题。这对研究历史人物具有巨大价值。
在《方舆胜览》的风俗、形胜、山川、名臣、题咏、四六栏目中也记载了关于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如对瘴气的记载等,这为研究当时的环境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方舆胜览》是南宋末年的地理总志,他所包含的思想,所记载的门类,所体现的价值,对今天我们研究南宋的历史地理是一部宝书。为我们解读历史打开了一座宝库。
注释:
[1]谭其骧先生在方宋本舆胜览做的前言——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于评价问题一文中讲述到,祝穆的先世是徽州歙县人。
[2](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前言》,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
[3]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期。
[4]关于南宋监司军帅治所的问题在周振鹤主编,李昌宪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这部书中有相关论述。
[5](宋)祝穆编;祝洙增订:《宋本方舆胜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9页
[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6页
参考文献:
[1](宋)祝穆编;祝洙增订.宋本方舆胜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夏县,传说是大禹儿子启建立的夏朝都城,拥有“华夏第一城”的殊荣。在山西省运城市水头镇通往县城方向约2公里处小晁村南,坐落着一处规模宏大的陵园,这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的祖茔所在。园内树木蔚然,古冢耸立,石刻遍布,气象肃穆雄浑。然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镶嵌于壁间的极不寻常的《杏花碑》。
关于《杏花碑》,曾有一段动人之传说。《杏花碑》,即《司马温公墓神道碑》。为什么此碑又被叫做“杏花碑”?约在1 088年,也就是司马光逝世后的第二年,为彰显其功德,宋哲宗皇帝亲临葬礼,追封他为温国公,亲自题写了“忠清粹德之碑”六字碑额,钦令大学士苏轼撰文并书丹碑文,玉册官臣王蟠奉旨摹刻,随后又建造了这座墓地。然而,政治的风云变幻让九泉之下的司马光难逃厄运。他死后不久,由于政敌进谗构陷,哲宗皇帝听信其言,命令将他所定、所题,苏轼撰文并书丹的神道碑碎为四段,追回封赠,其碑文尽被砸毁深埋,唯御额和龟趺幸存。而后其墓地也变为一片废墟。直到金皇统二年,新任县令王庭直拜谒公祠,见院内废墟处长一杏树,高丈余,树冠如伞,枝繁叶茂,有杏花盛开之异象,实为奇观。故命人掘挖,得断碑4段于泥土中。随后他请石匠整理断碑重刻碑文,连同额、跋共6石立之,因重立的碑得于杏树下,遂起名为“杏花碑”。从此,此碑又重见天日。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其作品历来被尊为“有宋第一”。其楷书,尤以棉中裹铁的特点、丰腴跌宕的神姿和天真烂漫的意趣被称为“苏体”。他的书法,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
《杏花碑》,乃苏轼51岁所作之楷书,碑文两千余字之多。雕刻技术娴熟,其碑文书法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神品”。细观其碑文,用笔圆润肥厚、自由奔放,结体扁平、真率自然,为其中年时期的成熟作品。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领军者,他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师其意而不师其形。故其楷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点画造型均不死守楷书法则,往往“率意而成”,楷中有行。然而,通观《杏花碑》全文却发现:其字体短长肥瘦有度,结构严谨,端庄规整,颇有别于苏轼平日书风。比如相比其著名楷书《罗池庙诗碑》,《杏花碑》中字体更显稳重、细心。究其原因,或乃《杏花碑》为皇帝亲自下令书丹,为彰显功德之碑,故苏轼书写此碑极为认真与重视。观其整体,碑中又能体现出颜真卿书法中所表现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体中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大气充盈的章法,苏轼都能用心采撷。但他又能博采众家之长而自出新意。这也是《杏花碑》的珍贵之处。此碑楷书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苏轼反对对前贤法书的死板临习,而主张功夫在字外,主张体悟前贤书法内在的精神,并加以继承发扬。他曾经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若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苏轼崇尚书法的自然、不造作、不拘束。故《杏花碑》整篇看似平实、朴素,但却有一股浩荡之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碑中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的艺术美感,亦体现出其气势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他又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即书法要无意于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黄庭坚在其《山谷题跋》中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故从苏轼的书法渊源中可以看出,这些前代的书法大家都对苏轼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影响颇深,由此也形成了苏轼楷书深厚朴茂的风格。
[关键词]赣南文化;贬谪士人;影响
贬谪赣南地域士人以他们的学识和人品以及为官的清正廉明深深地影响着赣南人民,使赣南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他们在影响推动赣南发展的时候也受到了赣南文化的影响。王水照在其自选集中说“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也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进行创作,必然接受社会环境、时代思潮的深刻影响。”[1]其实不单是文学,其他方面也是这样,贬谪士人置身赣南,赣南文化便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们,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理学思想的影响
自周敦颐在赣南创立理学,二程在赣南从师周敦颐以来,许多理学家都纷纷来到了赣南,传播理学,使赣南的理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贬谪士人也因为身遭贬谪之难流落在此,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周敦颐理学思想的熏陶,“近世推本周程,以为授受之源在此。乃若名贤自比而南,往返去留,士皆得亲其謦咳。”[2]周程的理学思想经理学家和贬谪士人的努力而逐步地发展。
张九成,字子韶,是理学家杨时的学生,曾谪居南安十四年,“在南安十四年,每执书就明,倚立庭砖,岁久双趺隐然。”在南安的这十四年里,他著书立说,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这一时期完成。南安古称横浦,所以张九成自号横浦居士,并把他在南安所作的集子取名为《横浦集》。张九成在赣南学习、传播理学思想,并且在二程“格物穷理”的基础上,提出“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说,将心与理结合起来,充分融合了儒学和佛学的思想,援“佛”入“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开辟了自己在理学思想的新领域,将“心”提升到了本体的高度,从而开启了心学。张九成心学思想的形成,与周程、与赣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周程的理学思想是其思想的形成基础,而赣南则是萌发地。
刘黻,字声伯,乐清人。南宋末年,因得罪权臣丁大全,刘黻被贬至南安军。刘黻来到南安也深受理学思想的熏陶,“黻至南安,尽取濂洛之书,摘其精切之语,辑成书十卷,名曰《濂洛论语》。”并在此留下了大量的作品,除了《濂洛论语》,还有许多的诗文。他熟读周程之著作,并摘录成集。在他贬谪赣南的作品中,也在许多首中多次提到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影响:“千派万流同一水,来从濂洛洗人心。“(《道源》),“此邦风物多淳古,曾识濂溪与二程。”(《横浦有感》),“儿童游里巷,犹喜说周程。”(《周程三先生书院》)刘黻一再地提及周敦颐理学思想,周敦颐理学思想在赣南已经深入人心,老幼皆知,对刘黻自己也从思想上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二、当地士人的影响
赣南人好客重礼并不因为贬谪士人们是被贬之身而冷遇他们,相反地,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感情。赣南“为先贤过化之邦,有中原清淑之气”,素有不少“抗节笃志”之士。
苏轼贬谪流寓赣南期间即与这类人士交往频繁,阳孝本是其中之一。阳孝本字行先,赣县人,他学博行高,理学家杨时曾向朝廷举荐他。他隐居于通天岩二十年,苏轼初到赣南即慕名拜访,两人言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相邀同游八境台、郁孤台、祥符宫等,苏轼对阳孝本的高风洁行非常推崇,为其作《玉岩隐居阳行先真赞》,称赞他“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3]并且苏轼还赠诗于他:“空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诘原无病,须洹不入流。苦嫌寻直枉,坐待寸田秋。未入麒麟阁,已逃鹦鹉洲。酒醒风动竹,梦断月窥楼。众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拔葵终相鲁,辟谷会封留。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赠玉岩翁阳孝本》)诗中高度赞扬了阳孝本远俗养志、一心向学的品格,也流露出苏轼对其能够“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表示钦慕。
王原是在赣南士人中最令苏轼感动的人。王原字子直,号鹤田居士,他对苏轼的才学人品倾慕不已,苏轼流寓虔州时他“从之游”,后来还不远千里专程探望苏轼于岭南儋耳,并与苏轼相依七十余日。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绍圣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寺松风亭,……明年……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王子直的行为充分表现了赣南人正直、重义的精神风貌,苏轼对他心存感激,作了两首诗送给他:“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桔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赠王子直秀才》),“米尽无人典破裘,送行万里一邹游。解舟又欲携君去,归舍聊须与妇谋。闻道年来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头。剩买山田添鹤口,庙堂新拜富民侯。”(《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第一首诗表现了苏轼对王子直的感激之情及对他的美好祝福,而透过第二首诗又传递出一个信息,即王子直不但远至惠州探望过苏轼,而且还“往返百舍”送其弟苏辙北归,王子直对苏轼兄弟真是仁至义尽。
张九成贬谪南安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闭门苦读、著书立说,他觉得南安是不可久留之地,不但因为它是“瘴疠之地”,而且他还感觉这个地方的人粗俗,没有文化修养,与之难以沟通,这让他在精神上十分苦闷。翻阅张九成《横浦集》,其中一首《有客》是其少有的写与赣南士人交往之作:“春雨止复作,闭门无与居。童奴告予言,有客叩吾庐。束带出见之,颀然一丈夫。手携一尊酒,辞气何晏如。谓言久闻名,曾未瞻簪裾。天寒宜饮酒,一聊以娱。盘飧亦草草,蔬果间溪鱼。颜色温胜玉,言谈贯如珠。岂期有道者,而来警我愚。酒酣意两适,心闲乐有余。四海元有人,君勿轻荒区。”张九成在诗中没有说明来客的姓名,我们今天已无从追究他是何人。但是诗作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他们言语投机,客人的到访让张九成精神愉悦,也改变了张九成对赣南人的成见:“岂期有道者,而来警我愚……四海元有人,君勿轻荒区。”让他对赣南人的看法有了改变,认识到偏僻荒远之地,也许正是卧虎藏龙之地,有世外高人隐逸于此。
三、佛教的影响
唐、宋时期,赣南“佛”、“道”二教渐为盛行,修建了不少寺院宫观,而晚年的苏轼对佛老的兴趣也日趋浓厚,在赣南期间,游览寺观、拜访高僧成了他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与佛教在赣南发展的盛况相应,长期以来,在赣南客家人中有着浓郁的佛教气氛,史称其‘好佛信鬼’,殊为事实。坡被贬途经赣州,也颇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他出没于诸寺院,访僧问道,流连忘返。”[4]
苏轼在赣南所游历过的寺观,有确切资料记载的有光孝寺、天竺寺、景德寺、传法寺、慈云寺、南塔寺、常乐院、崇庆禅院、显圣院、祥符宫等等。其中不少的寺观都留有他的诗作,如景德寺、慈云寺、显圣院、崇庆禅院、天竺寺。他对当时号为“江南壮丽为第一,其费二千余万”的崇庆禅院藏经楼赞叹不已,并作《虔州崇庆禅院经藏记》。而且他与寺观里的僧人频繁往来,如崇庆禅院的僧惟长老、景德寺的荣师长老、慈云寺的明鉴长老,并与他们相互作诗唱和。其中苏轼与僧惟长老的交情最深,僧惟号南禅,居于崇庆院,苏轼过虔州时数与之唱和,对南禅长老十分推崇和敬重,作了多首诗赠予南禅,其中有两首诗《乞数珠赠南禅老》和《再用〈数珠〉韵赠老》苏轼用戏谑的语气表示了对南禅长老的敬重,禅味十足,并作《长老真赞》:“道与之貌,天与之形。虽同乎人,而实无情。彼真清隐,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动风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画清隐,可谒雨晴。”苏轼以此禅味极深的赞表示了对南禅修行境界的推崇,也可看出苏轼非常羡慕南禅这样的得道高僧,同时在其内心对佛教充满了渴望和景仰。如果我们审视坡宗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赣南是其中重要的心灵驿站。
四、其他方面的影响
贬谪士人对赣南的风光景物的秀美十分赞叹,“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这是苏轼《江西一首》中的诗句。苏轼在赣南虽然寓居赣南时间不长,但他才情横溢,所到之处必挥毫作诗,其描绘赣南景物、山川古迹的诗作非常多。其他贬谪士人如赵、张九成、刘黻等均有描绘赣南的诗作传世,如赵登郁孤台、章贡台及与周敦颐唱和之作,张九成数次春日出城游历之作,刘黻游历前辈贬谪士人留下的陈迹而有感之作。他们找到了排遣贬谪苦闷心理的方式,自然山水的慷慨赐予转移了他们的视线,使其得到身心的舒泰和解脱,赣南的山川景物令贬谪士人们感触很多,关于这类作品论文前几章已有相关文字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除了山川景物之外,赣南的风俗人情对贬谪士人影响较大。兹举两例作为佐证。赣南有数地产茶,赣南产茶开始于唐代,经过宋代的发展,明清两代更盛,赣县、南康、大庾等均是赣南的产茶区。宋末以来,赣南先后涌现出一批优秀名茶,其中就有南康的焦溪茶。焦溪在南康县西三十五里,源出锅坑,流至浮石,并汇入章水。在贬谪士人当中,不少人提到了赣南南康的焦溪茶,其中就有宋代的苏轼、张九成和刘黻,他们三人并有诗作谈及焦溪茶:“渺渺疏林集晚鸦,村村烟火梵王家。幽人自种千头桔,远客来寻百结花。浮石已干霜后水,蕉溪闲试雨前茶。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苏轼《留题显圣寺》),“上有石天下无,霏霏吐出焦溪腴。龟泉二湛康庐如,瓦鼎才跳鱼眼珠。顾我常苦书肠枯,一汲河润九里余。山精木怪不作魔,浇过秦论风生裾。几回唤醒眉山苏,诗句零落樵与渔。向非朔洛
角植党,焦溪安得声价俱。似闻东观罗遗逸,烦君纪上图经书。(刘黻《焦溪茶》),“我谪庾岭下,年年饷焦坑。味虽轻且嫩,越宿苦还生”(张九成《勾漕送建茶》)
他们都在赣南品尝过焦溪茶,对焦溪茶评价很高,刘黻更是认为苏轼的到来提高了焦溪茶的知名度,使他身价倍增,“几回唤醒眉山苏,诗句零落樵与渔。向非朔洛角植党,焦溪安得声价俱。”从另一方面来看即苏轼他们非常喜欢赣南焦溪茶。苏轼《留题显圣寺》诗中“幽人自种千头桔,远客来寻百结花”说到的是南康的另一种物产--南康甜柚,苏轼游历南康时,品尝了南康甜柚后留下了诗句。如今的南康甜柚已经蜚声海内外了,南康也在1995年被国家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命名为“中国甜柚之乡”。
参考文献:
[1]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第2页。
[2]同治版《南安府志》卷20,艺文三,欧阳守道《重修南安军学记》,第502页。
笔者以为,对于高中生,用比较的思维方式来鉴赏诗歌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引导学生对诗歌进行比较鉴赏,往往可以从对诗歌题材、立意、风格等方面的比较入手。
首先,从题材和立意方面比较,将学生领进诗歌鉴赏的大门。
例如,“月”是我国古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其意蕴历来无比丰富:思念、团圆、幽美、纯洁、美好、永恒、凄凉、悲欢离合等等。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描绘出一幅幽雅、明净、恬美的山夜画卷,月色中那抹自在悠然、清新活泼的光辉,洋溢着诗人多少寄情山水、悠然独隐的飘逸情怀?李白《静夜思》中那轮皎洁的月亮又曾照见过多少游子对故乡的刻骨思念?杜甫《月夜》、张九龄《望月怀远》、苏轼《水调歌头》中的月亮又曾照进多少两地相思的梦境?李白《月下独酌》和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月亮或为主或为客,曾经见证过多少落拓者的失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那轮年年岁岁只相似的月亮又曾见证过多少世迁、多少沧海桑田?……同一轮月亮,在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心理中,幻化出如许纷繁的情思。若是只读其中一首,未必会减去佳作借月抒怀之妙,但若不做这番比较,不对不同立意的写月名篇来个比较观照,如何能品味到同一月亮会有如此多变的情感寄托?又如何能领会,在这些多变的情感寄托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不变的审美道理——“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有了这番鉴赏上的比较,学生才能多一次多方参照、思维碰撞的审美洗礼,那一轮看似亘古不变的无情之月,在他们心里,也变得多情起来。
再如,写项羽乌江自刎的史事,历来以杜牧、王安石、李清照三人的诗作最为著名。杜牧《题乌江亭》诗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他认为,项羽当年如不自己走上绝路,回到人杰地灵的江东,再招兵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也未必就不可能。杜牧此诗本就是首翻案诗,而王安石则对杜牧此诗再来翻案:“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乌江亭诗》)直接说项羽当年败局已定,即使再回江东,恐怕他的子弟兵也未必愿意再为他征战天下了。杜牧和王安石对项羽,一个为他惋惜,一个认为失败乃势所必然,而李清照则一改两人对项羽的评价,大声歌颂项羽宁死也不苟且偷生的英雄气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实际上,她这是在借歌颂项羽来鞭挞南宋朝廷畏敌如虎、苟且偷生的行径。这三首诗,取的是同一材料,所立之意却各呈异彩,绝不相同。若非放在一起比较而观,又如何能看见它们各自的情思与创造之妙?
在题材和立意两方面进行比较鉴赏,一方面能让学生对意象、主旨、立意的把握与领悟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让他们认识到:虽然题材一样,但是由于作者各有遭际,他们笔下的意象和情感会在同一株题材之树上开出姿彩各异的花朵。这些认识又将帮助他们丰富鉴赏经验,避免鉴赏的浅表化和单一化,使得他们的鉴赏体验丰富多彩起来。
其次,从诗歌风格方面进行比较,引领学生进入更高的鉴赏层次。
诗歌风格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整体风貌,与诗人的思想精神、个性气质密切相关。对于鉴赏而言,这是鉴赏的高级层次,也是学生鉴赏的难点。找到合适的比较角度便成为一种必要。对于有了一定鉴赏经验的学生来讲,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
1.从风格相反、相异的作者、篇什入手,能够使彼此相反、相异的风格特点更为突出。
南宋俞文豹《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样一比,柳词娇婉细腻与苏词豪情万丈、睥睨天下的特点,两相映照,分外鲜明。
2.从风格相近、相似乃至相同的作者、篇什入手,可以增进对某种风格的深层把握。
若拿高适的《燕歌行》与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比较而读,那边地荒凉苍老的奇景,紧张艰苦的边塞生活和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战士们豪迈的情怀与深广的忧愤……在我们眼前一一铺开的同时,他们诗歌中所共有的意境阔大、气韵沉雄、悲壮激越的风格也就被感悟得更为深切了。
3.从同一作者不同风格的篇什入手,可以使我们对该作者的认识更为全面。
读《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江城子·密州出猎》,我们知道了苏轼睥睨天下的豪情,也知道他潇洒豁达的情怀,还了解他笔下力敌千钧、气象万千的壮阔景象,更钦佩他开创豪放一派的气概。但是,如果仅仅只有这些,苏轼的形象就被定格在“豪放”的标签上。正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让我们看到了豪放之外的苏轼,那个一片深情、柔肠百转的苏轼。只有看到豪放和婉约的两面,才能全面把握苏轼、领悟苏词。
当比较成为学生的一个鉴赏习惯之后,拿到一首诗,他们就能很快地联想到与之或者相似、或者相同、或者相反的其他诗歌,将它们放在比较的思维坐标上玩味欣赏,从而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渐渐培养起纯正的艺术趣味。而为了更好、更方便的进行比较,鉴赏的渴望则会驱动学生大量阅读,掌握更为丰富的比较素材,进行更为精微细腻的鉴赏。学生的鉴赏兴趣和艺术趣味将在一个良性循环中不断攀升。
参考文献:
[1]丁帆,杨九俊.唐诗宋词选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丁帆,杨九俊.史记选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孟子 “知人论世”
孟子,名轲,字子舆,一字子车、子居,鲁国邹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地位仅次于孔子,有“亚圣”之称。在文论史上,他提出的“知人论世”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很大。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
“知人论世”语出《孟子·万章下》,是孟子对他的学生万章谈论交友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尚”同“上”,“尚友”就是“上友”。“上友”是与古人作朋友,孟子所说并非专为论诗,而是关于修身的问题,即学习古人,不仅要读古人的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这就涉及到作品(诗、书)、作者(人)和时代(世)之间的关系,即密切联系作者的思想和生平,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理解具体作品。
二.何为“知人”?何为“论世”?
“知人”与“论世”是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概念,“知人”是指了解作者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生活轨迹,并非仅仅了解作者的传记资料,“论世”指了解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对作者各方面造成的影响,不是孤立地去查阅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资料。实际上,作者的创作往往与个人遭迹有关,而这种人生遭迹,既有自身性格的因素,更与社会环境的作用相联系。“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白居易遭贬谪,有感于琵琶女潦倒身世,顿生同病相怜之慨;“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则是意志消沉,年老贪乐的白居易的艳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一定的处境、心境之下创作的,蕴蓄着作者当时的情感态度。读者只有把握这种感情动向,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思想底蕴。
三.为何要“知人”?为何要“论世”?
“知人”是了解作者创作的前提,作者的性格特征直接决定他们的创作风格。北宋的苏轼,生性豪迈,他的词非红脸大汉,高唱“大江东去”不可,同样生活在宋朝的柳永,细腻委婉浪迹于青楼歌妓之间,他的作品只能是十七八岁女孩,手持竹板,低声吟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论世”不仅可以了解社会生活对作者思想的影响,还可以由此了解作者创作风格的变化。“江郎才尽”的江淹和“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同样经历了南北朝政权的变迁。江淹历仕宋、齐、梁三代,几易其主;而庾信早年仕梁,后奉命出使西魏,羁绊长安,屈仕夷狄,最后就职北周,亦是仕宦三朝。江淹因耽乐于宫庭,自闭耳目,失去了创作之源,以至才思枯竭,诗情不再。相反,庾信仕周后虽官高位显,但常怀仕夷之辱和故国之思,从而以其“凌云健笔”写出了对大唐诗坛影响最力的诗篇。可见,时代风云对不同作者的影响,有天壤之别。作者对社会状况不同的感受,往往会使他们在艺术道路上进行完全相反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作家作品放入一定的时代氛围去考察,才能真正了解作家与作品的全貌,从而获得高质量的阅读与欣赏效果。
四.作者的写作处境也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
有些时候,文学作品的主旨并不像说明文那样明了单纯,尤其是诗歌一类的作品,其主旨更是幽隐含蓄,不易索求。如果不深入了解作者处境,往往会曲解作者意思。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破阵子》词,最后几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本来是李煜的悔恨之辞:昔日亲信都离我而去,只有素日所贱之宫娥,尚从容镇定为我奏一曲辞庙哀乐,亡国之君真是凄惨!苏轼读后却这样感慨:“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意思是亡国受降之际李煜还与宫娥难分难舍,怎能不亡国?苏轼是北宋奇才,阅读这首词尚会发不确文论,更何况一般读者了。由此可见,阅读文学作品,揣摩作者创作动机和创作时的处境与心境,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狮吼记》;本事;溯源;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159-05
《狮吼记》明代汪廷讷(1573―1619)所作,是我国第一部以惧内为题材的喜剧戏曲作品,其幽默诙谐的喜剧风格使其成为传奇中的奇葩,古代著名的滑稽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狮吼记》主要叙写了宋人陈V畏惧悍妻柳氏“河东狮吼”之事。该剧自问世起,广为传演,其后昆曲、越剧、京剧、粤剧、弹词皆有相应剧目,特别是《跪池》、《梳妆》几折还成为昆曲的保留剧目。但这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剧情,并非汪廷讷原创,其本事源于苏轼的诗歌《寄仁兼简陈季常》,洪迈《容斋随笔・陈季常》将苏轼纳入故事,扩充了“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方山子传》为人物塑造和部分情节提供依据。自《狮吼记》创作伊始,其本事出处就众说纷纭。本文对其本事进行考辩,并发掘此类故事的原型及发展脉络,以期了解“河东狮吼”故事形成发展的时代因素。
一、本事考辨
《狮吼记》以陈季常被妻子河东狮吼的故事为基础,汪廷讷先编杂剧七出,后在杂剧的基础上又创作了传奇三十出。故事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好参禅悟道、宴客狭游的陈V,有一悍妻柳氏,常于丈夫宴客时“狮吼”于陈V,让其茫然不知所措,并在陈V归家后对其施以严厉惩罚。明万历环翠堂自刻本中的小引和又叙中可以明确了解到本剧创作的根据。
乃采狮吼故事,编为杂剧七出,欲使天下之强妇悍婢尽归顺于所天。
往余编《狮吼》杂剧,刻布宇内,人人喜诵而乐歌之。盖因时之病,对症之剂也。秣陵焦太史,当今博洽君子,以为不足尽苏、陈事迹。余复广搜远罗,就丘、眉山当日之事,庶无添漏矣,乃取杂剧而更编之[1]。
由此可见《狮吼记》故事确是取自坡所记友人陈V被妻子“河东狮吼”之事。但汪氏仅说“广搜远罗,就丘、眉山当日之事”(陈V乃眉山人,隐居在黄州的龙丘),未明确此故事究竟出于哪部文献,是坡的作品、传记方志、还是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或是其他后世演绎的故事,戏曲评论家们也有不同见解。关于本事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苏轼诗歌《寄仁兼简陈季常》、散文《方山子传》和《容斋随笔・陈季常》几部作品中。本文通过比对各种文献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和内涵,以求考证《狮吼记》故事的真正出处。
(一)苏轼诗歌《寄仁兼简陈季常》
姚燮《今乐考证》中叙其本事时首先提到了《寄仁兼简陈季常》[2]。这首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当时苏轼刚从被贬谪的黄州离开。黄州离蕲春很近,仁是蕲春人,为同一时代的名士。苏轼曾到蕲春兰溪游玩,终未能与仁晤面,引为遗憾。在诗中,苏轼表达了对仁悠闲生活的向往,不管是自己的学道,还是陈季常的念佛,都不及吴洒脱,饮酒食肉,“寓物不留物”。全诗最有名的两句就是叙写友人陈季常惧妻之状: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3]。
龙丘居士是苏轼的好友陈V,字季常,隐居在湖北龙丘,因此自称龙丘先生。陈V好参禅悟道,时常彻夜谈禅,但却以惧妻闻名。“河东”是柳姓的郡望,陈V妻姓柳,故以“河东”指代。陈V好佛,而佛家以“狮子吼则百兽惊”比喻佛教神威,故苏轼借用佛教用语道出柳氏之悍与陈V之惧。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故事发生时间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也就是公元1080―1084年间,同时明确了两位主人公,以及陈V好参禅悟道的爱好和柳氏强悍的性格特征。可以说这首诗为“河东狮吼”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时间、人物和事件都可初窥端倪。但若仅以此为本事,断不可信,因为“河东狮”妒忌这个基本特征并未体现,更无故事情节可言。我们仅可将此诗作为“河东狮吼”故事最初的原型与发端。
(二)《方山子传》
吴梅在《顾曲麈谈》中认为“《狮吼记》以东坡《方山子传》为主”[4]。但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认为《方山子传》记录了陈V其人其事,与“河东狮吼”故事无关。
《方山子传》记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偶遇故友方山子的经历。“方山子”是陈V隐居光州、黄州一带时的别称。全文通过介绍方山子的人生经历,表达出作者对方山子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自然洒脱的生活态度的赞赏,也侧面反映出苏轼贬谪后复杂的心理。李泽厚认为,苏轼所塑造的方山子的形象“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总之,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5]。文中方山子是一位淡泊名利、自在洒脱的隐者形象,毫不见“河东狮吼”故事中的窘态。《方山子传》全篇只有一句涉及到柳氏,“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6]。苏轼所见,陈V的妻子和奴婢都甘于贫穷的隐居生活,悠然自得,并与陈V的生活状态保持一致,却与《狮吼记》中的柳氏有天壤之别。吴梅认为《方山子传》“不过极言妻子偕隐之乐,非陈季常之真惧内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贸然道之”[7]。以为汪廷讷误解了《方山子传》的文意,导致《狮吼记》的故事内容与本事内涵相左。但纵观《方山子传》全文,除了陈V这个人物与《狮吼记》一样外,鲜少有相关之处,人物生活习性也有很大差别。《方山子传》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8]的陈V,与《狮吼记》故事中喜宴游、好蓄妓、懦弱胆小的陈V判若两人,更无柳氏悍妒的记载,全文完全没有提及“狮吼”之事。由此可见吴梅的相关论述是有误的,青木正儿的观点更可信。《方山子传》的故事并非《狮吼记》故事的本事,但传奇中仍有部分内容出自本篇,如第二十六出《祖席》中就叙述了苏轼为陈V写传的前因后果。
《黄冈县志》载:陈季常豪侠、好酒、狂放傲世,所以怀才不遇,愤然“毁衣冠、弃车马、遁迹山林”。《宋史》记载的陈V事迹,则放在其父陈公弼传记的附录中:
V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与世相闻,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遣像乎?”因谓之“方山子。”及苏轼谪黄,过岐亭,识之,人始知为V云[9]。
对比《方山子传》,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记载和苏轼笔下的陈V如此一致。由此可见,汪氏也没有依据真实的陈V塑造形象、演绎事件。《狮吼记》中的人物个性及宴游蓄妓的内容都与以上两篇苏轼的诗文有较大出入。因此传奇的本事应与《方山子传》关系不大,相关内容只可能是汪廷讷创作时的参考。
(三)《容斋随笔・陈季常》
《容斋随笔》由宋人洪迈历经三十年方才著成,涉及内容广泛,《四库全书总目》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陈季常》一则出自《容斋三笔》卷三,内容如下:
陈V,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W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墓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贴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10]。
姚燮的《今乐考证》在考其本事时,引用了《陈季常》一则中的大半内容。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认为“柳氏嫉妒事,则见宋人随笔”[11],指出《狮吼记》的本事应是出自宋人所编《容斋随笔》。此则小说记载了陈V的生平、喜好,介绍坡“龙丘居士”诗句的来源,以坡与黄鲁直的书简佐证,表明河东夫人柳氏不但凶还很妒,并因妒成疾,而且凶妒之名远播,明确了“狮吼”的前因后果。文中还提及小妾秀英及陈V的老年生活,都与《狮吼记》的情节有较高的吻合度。结合《寄仁兼简陈季常》、《方山子传》与《容斋随笔・陈季常》的内容,与《狮吼记》内容对照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容斋随笔・陈季常》无论从人物、主旨,还是主人公的喜好表现都与《狮吼记》内容的吻合度最高,而《方山子传》则与《狮吼记》关系最远。可见汪廷讷创作时虽参考了众多资料,如《寄仁兼简陈季常》中陈V参禅悟道的爱好、《方山子传》中陈V夫妇晚年生活的片段,但《狮吼记》的本事应出自《容斋随笔・陈季常》这个由洪迈编撰出的小说故事。
二、本事溯源
《狮吼记》的本事为《容斋随笔・陈季常》记载的“河东狮吼”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并非陈V独有,但凡家有悍妻就难免会遭遇此类事情,陈V之前就有很多类似记录,如荀介子和蜀功臣的故事都是如此。因此“河东狮吼”的故事应是古已有之,《狮吼记》的本事也应有更为久远的原型。陌生化的故事造成观众和读者欣赏时的共鸣,成就了“河东狮吼”故事家喻户晓的影响力。
妒悍妇的记载古已有之,最早有春秋时期《左传》所载叔向之母妒忌叔虎之母美而不使的记载。战国时期有“掩鼻之谗”的故事,记载了楚王夫人郑袖嫉妒美人,先诱楚王和美人信任自己,再骗美人遮鼻掩丑,让楚王误会,以达到离间的作用。还有著名的悍妒妇吕后,“人彘”的暴行让人们记住了她的妒名。以上这些妒妇或阴险、或狡诈、或残暴,但当着宾客之面就直接挑战丈夫权威的事还较为少见。宴客时妻子呵斥宾客或丈夫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宋)虞通之撰的《妒记》(《太平御览》卷七百一所辑),其中荀介子妻子的行为与“河东狮吼”故事极为相似。
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为中兵参军,来诣荀咨事,论事己讫,为复作馀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昨人不?论事己讫,何以不去?桓狼狈便走[12]。
晋及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中国妒风较盛的时代,南朝宋人虞通之撰写《妒记》就是由于当时妒风盛行,“宋世诸主莫不严,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妻以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妇记。”[13]荀妇即是当时妒妇的代表,她总在丈夫的房中,即使有人请教荀介子政事时,也只用屏风相隔,并不回避。一旦政事完毕闲聊几句,荀妇就隔着屏风,训斥宾客,使其离开。荀妇故事主体与“河东狮吼”故事是一致的,都是于丈夫宴客时呵斥,以达到结束宴会,隔绝丈夫与被嫉妒对象的目的。虽然荀妇并未大声“狮吼”,但其简单一语就让“桓狼狈便走”,实在有“狮吼”之威力。这一则故事也是“狮吼”故事最早的记载。
妻子以“狮吼”的威力震慑丈夫的故事还有不少。这些故事虽然与“河东狮吼”故事没有必然联系,但对研究这一故事原型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乃至时代背景的研究有利于“河东狮吼”故事的溯源。《太平广记》在卷二百七十二中专门辑录了古代著名妒妇共计12名,其中《李廷璧妻》、《蜀功臣》所录故事都可视为“狮吼”故事。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浃辰晦迹……[14]。
李廷璧因连续参加宴会三日未归,妻子威胁:回家就杀了你,李廷璧不敢回家,躲到寺庙中。可见其妻子积威日久,一句话就吓得李廷璧不敢相见。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圹,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寝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15]。
蜀功臣妻子好妒,男主人在妻子死后日夜笙歌,却因妻子余威,被一声霹雳活活吓死,可谓“狮吼”之极。
另有《朝野佥载》中阮嵩妻的故事: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16]。
阮嵩妻阎氏虽未“狮吼”,但在丈夫宴饮时,毫无顾忌拔刀相向,实为“狮吼”行为的另一种极致。
《李廷璧妻》辑自唐代卢的诗话《杼情集》;《蜀功臣》辑自五代时期王仁裕所作的笔记小说《王氏见闻录》;《朝野佥载》为唐代张|所作笔记小说,多记载武则天时期的故事。这三则故事产生时间相近,都写于唐及之后的五代时期,结合上文所述《荀介子》故事,都发生于礼教较为松弛的朝代。特别是唐代妒妇有着“宁死而妒”的决绝勇气,房玄龄夫人卢氏、管国公任环夫人柳氏都曾因妒被唐太宗赐予毒酒(醋),两人皆一饮而尽。这种正大光明表现嫉妒的故事,至注重理学的宋朝已极难见到,女性被儒家节烈观约束,即使有妒心也不敢公开表现出来。“河东狮吼”故事出于北宋年间,柳氏的行为在当时倍受诟病,陈V也因此常被友人耻笑,从陈V晚年生活可以看出柳氏已改变为温良贤淑的女性,失去了唐代妒妇的坚持与坦然,并被后人引以为戒。
三、“狮吼”故事演变的时代因素
“狮吼”故事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至明末汪廷讷笔下完善,其演变的历史也呼应了中国妒妇故事发展的历史。中国从奴隶制社会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本位为中心的伦理系统,自汉代董仲舒倡言儒学为官方哲学,“三纲五常”的核心思想,让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地位在整个社会确定下来。《仪礼》曰:“夫者妻之天也!”,告诫女性要“既嫁从夫”[17],也规定了“七出”的条款,严格约束妇女的言行,凡有“无子、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18]的女性可被丈夫和家族逐出。“狮吼”故事中的女性,都犯有妒忌和口舌之恶,同时也常伴有无子、恶疾、不事舅姑等行为,因此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封建道德标准下的异类,更是反面形象。儒家文化以家庭和谐为核心,男性作为家庭的中心,拥有至高的权力,“狮吼”打破了男性家主的权威,与之相对应的君臣、家国关系都随之破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19]女性处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最低层,受到的束缚也最为沉重。她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大都丧失了自我,顺从丈夫的意志而生活。被树为楷模的“贤妇”、“节妇”被广为传颂,“悍妇”、“妒妇”则存在于各种笔记小说中,当做逸闻趣事被流传、批判,“狮吼”故事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绎丰富。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妒妇大量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最早的“狮吼”故事就出于南朝《妒记》。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人的自觉时期,又由于门阀制度,促使贵族女性地位提升,妒妇大量产生,妒风盛行。北朝出现了“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20]的局面,官僚贵族之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南朝甚至有公主公然纳面首的行为,“宋文帝姊山阴公主,适何戢,谓帝曰:‘陛下六宫数百,妾唯驸马一人,太不均!’帝笑为置面首三十人。”[21]“三从四德”的礼教约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女性主体意思被唤醒,特别是贵族女性们不再只知顺从丈夫,开始关注自身的需求,甚至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性。此时“悍妒”就成为她们追求爱情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表现。悍妒现象之普遍,妒妇之多,让同一时代的男性和统治阶层大为头疼。虞通之所作《妒记》就是应宋明帝所请,将妒妇故事收集编纂,以求维护儒家伦理,鞭挞悍妒行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狮吼”故事已具雏形,故事表现为:妻子厌恶丈夫宴客时与异性或年轻男往,发出“狮吼”终止宴会。
其他的“狮吼”故事大都出自于唐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各族及许多国家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思想活跃,相对开放的社会形态。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登基,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在行动上受到的约束减少,可以走出闺房,思想方面也更加开放,这样的社会风气也造就了部分女子雄健强悍的性格。因此唐代女性比两晋南北朝时期更为开放,悍妒行为更显强悍。李廷璧妻与阮嵩妻不满丈夫宴客,夜不归宿,爆出“狮吼”外,还挥刀相向。蜀功臣妻更是在自己死后,都要约束丈夫的行为,一有放纵,则“狮吼”至死。这些极为凶悍的“狮吼”行为,反映了当时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女性妒忌心理毫不掩饰,甚至表现的极为强烈、凶悍。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在《妒妇、“悍妻”以及“惧内”――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一文中指出:“所谓‘妒妇’的现象,自古以来即被指出是两晋到隋唐五代历史的特征。”[22]唐代女性在家庭地位提升的同时,却不可能挣脱封建伦理的约束,一夫多妻、狎妓娈童等社会道德允许的男性权利,都会引起妻子心中强烈的妒火。悍妒妇们采取各种手段,发泄对姬妾、丈夫甚至是对社会的仇恨,造成唐代悍妒现象的盛行。唐代“狮吼”故事中的悍妒妇表现更为凶悍,“狮吼”对象除所宴宾客外,更集中针对丈夫,终止宴会的同时予以丈夫严厉惩罚。
“狮吼”本事的源头出自于北宋苏轼笔下,但仅从苏轼的记载研究,柳氏悍妒并无实据。宋代的妒妇记载也比两晋南北朝和唐代要少得多,“狮吼”记载除《容斋随笔》外,鲜有类似故事出现。宋代对女性的约束也较为严苛,特别是陈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得到充分发展,对人们行为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女性的行为、品德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南宋时期,女性地位更显低下。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名言让宋代乃至元明时期,“节妇”、“烈女”的记载逐渐多。《宋史・烈女传》记载55位烈女事迹,董家遵又从《古今图书集成》中统计了宋代节烈妇女有274人[23],这一数字已大大超过之前各代。宋代女性受到严格的节烈观影响,她们为维持婚姻、家庭及名声,很少将悍妒心理曝露于外。宋代“狮吼”故事仅有陈V畏妻之事,也正因为发生在这样一个悍妒妇稀少的年代,借了苏轼的名气,这个本不特别的故事才得以流传深远。
明代《狮吼记》的创作使“狮吼”故事真正成熟,柳氏也成为中国悍妒女性的代表,这是有其时代原因的。明代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市民文化高度发展,对社会结构及心理结构都产生一定影响,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及人格模式都提出挑战。虽然男性依然恪守男权本位的传统,女性却有冲破附属地位的需求,于是悍妒妇形象于明代中后期大量产生,惧内现象也较为普遍。时人叹息:“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24]悍妒与惧内成为明代,乃至清代悍妒故事的主要内容。明人为重展男性权威,纷纷研究各种疗妒手段,汪氏以戏“疗妒”便是其中之一。明代小说《醋葫芦》中的都氏作为当时悍妒形象的代表,对待丈夫和妒忌对象的手段非常凶残,且步步升级,最后受到冥界惩罚,放弃妒心。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故事完整。明代“狮吼”故事大率内容完整,悍妒行为花样繁多,并常以疗妒为目的进行展现。“狮吼”故事的发展历程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社会开放程度越高、思想越活跃,出现悍妒妇的几率也就越大,相应的“狮吼”故事内涵就越丰富。
“狮吼”故事从本事《容斋随笔・陈季常》,甚至更早的“狮吼”故事原型一步步发展至传奇《狮吼记》,汇集了各个时代的特征,内容由简到繁,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明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促成“河东狮吼”一词的流行,也促使汪氏选择陈V畏妻作为惧内传奇的主题,演绎出一个全新的“狮吼”故事,被世人接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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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诱发问题,创设情境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人们的思维是源于生活,从实际入手,让学生进入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的情境,通过学生的所见所闻作为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创设情境导入,导入时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把学生带入情境中,使学生产生求知的需要,进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使之成为学生在课堂之中自主参与探求知识的源头。
如:一、激趣导入,整体把握
1、师:同学们,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美丽的春姑娘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们看到了吗?快说说,姑娘在哪里?
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畅谈自己对春天的感受。
2、出示《春江晚景》图:这是北宋有名的和尚惠崇画的一幅画,你能说说它是怎样表现春天的吗?
生:自由说,相互进行评价
3、生生互动:交流搜集到的资料,了解惠崇和苏轼。
生交流预习时老师安排的任务后汇报:惠崇是北宋时有名的和尚,著名的画家,善于画鹅、鸭等小动物。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天的四川眉山县)人。他在诗、词、散文的创作上都有很深造诣。《惠崇春江晚景》这首诗就是苏轼为好友惠崇的这幅画题写的。
这是在开篇中创设情境,由学生的生活实际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前让学生搜集资料,为学习古诗打下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会学习、利用各种媒体收集资料的良好习惯。
二、在自读中感悟体味文本
语文课堂教学首先让学生通读全文、理解文本深刻内涵,意在引起学生探究文本的兴趣,让学生自读成为学生求知欲的“催化剂”,促使学生去探究、去思考,从而引起学生在自读中求得对文本的初步理解。这样的阅读成果,由学生自主完成,其作用是教师灌输所无法企及的。
如:二、自读诗句,感知文本
1、回顾以前学过的学习古诗的方法。
生:如查字典、看注释、看插图、读资料等
2、引导学生自主选用以上方法,与同桌共同学习本文。
通过回顾学过的方法,总结和积累在学语文的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新课标中也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
三、在研读中品味感悟理解文本
通过研读语言文字走向作者,与作者对话交流,进行心灵碰撞的过程,是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项语言基本训练。研读中,课文的丰富内涵对课出多元反应。因而,它既是理解语言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增强语感,发展语感。学生学习书面语言,其主要途径是范文语言的内化。教学时,让学生直接去感受语言、积累语言。让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动参与角色意识,激发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感受作者的心理变化,从而产生真切的情感体验,读好文本。
如:三、深入研读,理解体味
1、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2、边读边想象诗中的意境。
(1)通过图画和幻灯片认识萎蒿(长在洼地的一种野草。)、芦芽(芦苇的嫩芽。)、河豚(味道鲜美但肝脏等部位有剧毒的鱼。生活在近海,每年春天逆江而上,在淡水中产卵。),降低想象难度。
(2)请学生用自己的话描绘画的内容。
生:……
3、诗人从哪些景物感受到春天就要来了?
师生互动: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4、请学生找最后一句诗在图中是怎么画的。
生:32个学生有31个学生找不到,其中一个即使找到也是模糊的。
师与学生一起探究:“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作者通过观察岸上、水面之物所进行的联想,它告诉人们:桃花开放、春江水暖、萎蒿满地、芦苇冒尖,也就是河豚上游产卵繁殖的季节。
除了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之外,还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成的独特感受,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发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同时,有意创设师生平等、轻松的课堂气氛,这是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必要条件。
四、回读文本,阅读感悟
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的个得以彰显。
如:四、感情朗读,品尝感悟
1、以四人小组为单位,朗读自己最喜欢的诗句,并说说原因。
2、读了这首诗,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生:作者抓住画面上几支桃花、嬉戏的鸭子、满地的萎蒿、短短的芦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江南水乡春景图。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春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课堂之上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对诗的理解,同时鼓励学生说出独立的见解和感受,促使学生从多种角度理解诗的人文内涵。
五、课内向课外延伸
将课内外阅读结合起来,是“大语文观”的体现,也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和“读思结合”的好习惯。课后的拓展延伸,让学生练习,注重语文基本素养提高的同时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如:五、拓展延伸,积累运用
1、开一个《春天交响曲》的诗歌朗诵会,师生共同回味品读关于春天的诗句。
师:推荐:《村居》、《春思》、《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