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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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一、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
行政诉讼是一种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和解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同时，这种协调制度建立在法院依法核准的基础上，能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所以，在当前城市拆迁、征地补偿等行政案件大量增加，群众性事件和涉诉上访案件不断，行政纠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降低成本，节约资源。行政审判判决耗时耗力，并且容易引起上访、申诉等现象，浪费各种资源。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协调好“官民”纠纷，更易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使“官民”握手言和，彻底平息纠纷，节约了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做到案结事了，双方满意。这一点在原告人数较多的共同诉讼方面更为典型。
2、缓解对抗，自纠不足。行政主体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其对行政机关的抵触情绪，增进人民群众和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瑕疵的情况下，行政和解可以使行政机关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完善，为行政机关提供了一个自查自纠的平台。
二、行政和解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合法原则，增强解决纠纷的公正性。每一起行政案件，法院都应查明案件事实，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在分清各方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即不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也不放纵被告的违法行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能审查，而不能协调。
二是要坚持自愿原则，增强当事人地位平等意识。行政诉讼协调应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力或权利能互谅互让，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无论是管理方或被管理方，在法律地位上均是平等的。因此，当事人之间协调处理纠纷必须出于自愿，协调意见必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能强制任何一方当事人协调处理案件。:
第2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争议顺序冲突处理
自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后，法院须依不同的诉讼法，分别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对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如何处理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审理顺序，即优先审理何者，是理论和实践均必须予以规范与明确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为了更有效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合理配置资源，行政权的进一步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行政权时刻影响着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相互渗透、交叉；同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行政诉讼意识的增强，唯权、唯上思想的摈弃，一旦行政行为侵犯其民事权益时，已不再听之任之，而是充分行使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案件将有增无减。因此，从理论上，对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审理顺序进行探讨，为以后立法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规范、统一目前司法操作方式，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概念、特征与表现形式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指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时存在均需解决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二争议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处理结果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条件的一种争议形式。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具有如下特征：1、法院已立案受理至少一争议，但未审理终结。当二争议均被诉至法院，法院就必须解决二诉讼的审理顺序；法院在审理一诉讼的过程中，出现另一须适用其它的诉讼程序审理的争议时，不能置之不理，也要处理优先解决何者。争议均未被诉至法院和一争议或二争议均已被审理终结，不存在审理顺序的冲突。2、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必须是紧密型的，具有关联性。关联性是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本质特征。本文所指的关联性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普遍联系性，其条件有二方面：一是内容上具有关联性，行政争议因民事争议产生或民事争议因行政争议产生；二是处理结果上具有因果性或前提条件性，一争议判决本身依赖于另一争议的解决，后一争议虽不构成前一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决定前一争议的判决结果。3、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基本具有吻合性，民事争议的原、被告是行政争议的原告、第三人，反之亦然。虽然行政争议必然有行政主体的参与，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当被告的角色，但行政争议的其他当事人基本是民事争议的原、被告。任一争议的当事人不是另一争议的当事人，该二争议就不具有关联性。4、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均已向法院提出主张。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当事人未向法院主张的关联的另一争议，依照“不诉不理”的民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法院无职权审理未被当事人主张的另一争议，故无需解决优先审理何争议的问题。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表现形式有二种：一是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即理论上的本诉与他诉。依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的先后可分为行政诉讼受理在先和民事诉讼受理在先，但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的先后，不能决定何者应优先审理。二是关联的诉讼与争议。在诉讼的过程中，出现关联的、当事人已向法院主张的另一须依其它诉讼程序审理但未成诉的争议。若后争议已被诉至法院且法院已立案受理，即转化为第一种形式，本文所指的第二种形式是未将争议转化为诉讼的情形。
二、本诉与他诉的优先关系的处理原则
本诉与他诉的优先问题，学者倾向性的观点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其理由是：1、从行政法理论上讲，是行政权优先原则在诉讼领域的体现①。行政优先权原则要求行政权与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权利在同一范围内相遇时，行政权具有优先行使与实现的效力。2、从二诉讼保护的社会利益价值大小看，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既有行政利益，又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保护的主要是公民和组织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②。3、从二诉讼的审理结果看，行政诉讼的审理结果可能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行政赔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是民事权益得以实现，民事义务得到履行，主要体现了各方在财产利益上的增加或减少，一般不涉及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等基本人权③。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优先关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各自独立式。法院不同的审判庭对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独自审理，他诉的是否存在和审理结果，不理不睬，仅对本诉的所有证据材料效力予以审核认定并直接据此作出裁判。2、行政诉讼优先式。行政诉讼具有优先性，民事诉讼让位于行政诉讼；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待行政诉讼审理终结后，并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继续审理民事诉讼。该式是行政诉讼先于民事诉讼观点的典型的司法操作模式。3、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式。当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存时，在立案审查阶段，把民事诉讼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予以立案，移交行政审判庭审理；在审理阶段，由民事审判庭把民事诉讼移送到行政审判庭作为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形式一并予以审理。
上述三种方式，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如第一种方式能及时、快捷审结案件，第二种方式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第三种方式体现诉讼的效益原则。但是，如果继续探究上述三种方式的利弊，似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嫌疑，其缺点或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根据行政法的理论，行政行为一经行政主体作出和被行政相对人知晓，即具有公定力。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使行政行为失效的机关只能是行为机关、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行政审判庭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评价的唯一合法主体；民事审判庭无权对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更无权对行政行为进行评价。独自审理民事诉讼，违背行政行为的效力原则。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查证属实的行政主体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已丧失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的权利等为由对行政行为作出评价并据此作出裁判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可对作为证据的行政行为的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核认定并据此对诉讼直接作出裁判，如法院对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行政”行为系伪造，不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的“行政”行为，因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效力原则的约束；也因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可能以行政诉讼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因此法院可直接予以审核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无权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样因为被争议的行政行为可能属于可撤销的行为，也无权肯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据此作出裁判结果，否则，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裁判时，将由于法院的过错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各自独立式无视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联性的客观存在，违背了客观决定主观的认识规律，其裁判结果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各自独立式的处理方式不仅违背法学和哲学的基本理论，实践证明极易破坏司法统一原则，损害国家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度。
从诉讼法律关系角度而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效力大小、谁先谁后的问题。优先审理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优先权的内容，优先审理行政诉讼不符合主体是行政主体、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所必需的、必须有法律依据等行政优先权的成立条件。行政优先权与优先审理行政诉讼无必然的联系，行政优先权的理论并不能推理出优先审理行政诉讼的理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最终保护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也保护全民所有制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很难说行政权益大于经济利益，实际上，保护行政权益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能也算不清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所保护的社会利益的大小。虽然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但民事诉讼的审理对象中包括人格权、身体健康权、名誉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而言，孰轻孰重，实难辨清。在司法实践中，多数的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案件的审理顺序，确应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但是，在审理行政机关以申请与事实、主体不符或法律规定为由的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案件时，就不应优先审理行政诉讼④。
为了方便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避免“官了民不了”⑤的现象，彻底解决纠纷，提高行政审判效果，理顺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理顺序，合理利用司法资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式是极其科学的方式。民事诉讼法第6条第1款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如同刑事审判庭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理论上，法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当事人无权选择案件的审理程序与审判庭。遗憾的是，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规定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惜的是该条款规定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过于狭窄，且规定了必须由当事人要求一并解决的前提条件与法院可以（并不是必须）一并审理；同时，内容简单、缺乏操作性，所以该规定形似建立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实质上是基本采纳了行政不能附带民事诉讼的观点的产物⑥。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能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是极为少数的。笔者认为，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如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编一样，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专章或编，规定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原则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立案、证据规则、审理程序等作出司法解释。如在短期内不能修改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应立即修改与完善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尤其是立案范围，制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的规定》，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必要的、迫切的。建议将行政主体颁发权证的行政行为引起的民事诉讼纳入必要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将行政处罚引起的民事诉讼纳入普通（可以）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应有作用。
笔者认为，目前，除可以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与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3条规定，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审理的案件外，正确处理关联的本诉与他诉的审理顺序的原则，应是优先审理决定另一诉讼裁判结果（内容）的诉讼，即优先审理属于原因、前提条件的诉讼。该方式既不违反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又是对上述三种方式扬长避短的结晶。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规定，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与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第（6）项规定，案件的审判必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是笔者主张的方式的法律依据。虽然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规定中的“另一案”仅指另一民事案件，但笔者认为应包括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否则，该法律应明文规定是另一民事案件。
三、审理关联的诉讼与争议的处理原则
业已进行的诉讼与在诉讼中出现的须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的关联的争议，虽不存在诉讼优先的问题，但如何处理该争议和如何中止诉讼，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种：1、直接认定和裁判式。法院在诉讼中对关联的争议直接予以审核认定并据此对诉讼直接作出裁判。2、建议式。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出现关联的行政争议时，建议行政机关复查纠正并提供复查结果或建议当事人另行行政机关，同时，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3、内部移送式。法院在诉讼中出现关联的争议时，将关联的争议以内部移送方式移送至相关审判庭进行审理，同时，中止诉讼的审理。
直接认定与裁判式，虽然可以减少繁琐的诉讼程序，但其不合理的原因与上述的各自独立式基本相同，不再赘述，因此是不可取的。
建议式，是建立在理想化的法制环境上，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且极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程序公正。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法院向行政机关或当事人提出建议时，可中止诉讼的审理。行政机关对于法院要求复查行政行为的建议，因无法定复查和答复的义务，而不作任何回应，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事人有权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权决定是否将关联的争议提交法院依不同的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因此法院的建议可能无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反极易延长甚至超过法定审理期限和结案不能。
行政诉讼法第56条规定，只有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政纪的和有犯罪行为的，才能将有关材料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但未规定将关联的争议移送相关审判庭进行审理；民事诉讼法亦未规定有关内部移送的内容，可见，内部移送式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内部移送式违反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属于公权不当干涉私权。法院在审理被移送的其他争议时，若原告不提出诉讼请求、不出庭、不举证等，将使该争议的审理无法进行与终结。
笔者认为，正确处理关联的诉讼与争议的办法是已审理诉讼的审判庭代表法院履行告知义务，告知提出争议方应对关联的争议另行提讼；提出争议方收到告知书后，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1款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均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包括主张和反驳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均规定，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举证范围、举证时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关联的争议实质是决定诉讼结果的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属于当事人提供主张或反驳证据的范畴，据此法院应履行告知提出争议方以另行方式完成举证责任的义务。告知书向提出争议方送达后，即可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在告知的期限内未行使诉权，法院可以对作为诉讼的证据的争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并对诉讼作出裁判。该方式克服了拖延诉讼时间、无法律依据等弊端。该方式在司法实际操作中，还须解决以下问题：1、告知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向当事人送达，告知书的内容为当事人应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就关联的争议另行提讼，否则，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2、告知另行提讼的时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5项规定，以一个月为宜。因为参照上述规定，该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3、法院履行告知后，因无法律依据，不能立即中止诉讼的审理，当事人另行并被法院立案受理后，才能中止诉讼。4、若当事人未在告知的期限内另行，但在法院对诉讼作出裁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关联的争议另行的，法院对关联的争议的，仍应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判。因关联的争议的裁判结果致使前一诉讼被改判或再审的，应依照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前一诉讼的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且由被告知方承担因此增加的有关诉讼的合理费用以及因此而扩大的一当事人的直接损失，以惩罚被告知方怠于行使权利。
注释：
①黄江：《行政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的《行政、民事关联诉讼的法律思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20页。
②张步洪、王万华：《行政诉讼法律解释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第555页。
③同②。
④同①，第422页。
⑤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96页。
⑥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解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4页。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3、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4、甘文：《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5、张步洪、王万华：《行政诉讼法律解释与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
6、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3版重排版。
7、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
8、方世荣主编：《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第3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一、案例引出问题：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案情简介某公安局公安人员到某小区调查偷税情况时与小区经警李某发生争执，公安局即派出干警到场拘传李某，在拘传过程中，公安人员与经警发生纠缠，后把李某带到公安局办公室讯问一直到下午，李某由于感觉不适被公安人员带到骨科医院检查为颈椎骨质增生及C6，椎体隐裂，该医院给李某出的疾病证明为“颈部挫伤”。第二天，李某到省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1.颈椎间盘突出并脊髓不完全性损伤；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李某当即住院一个月后以被公安人员殴打致伤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公安局赔偿。诉讼过程中，公安局认为其公安人员未殴打李某，李某的颈椎间盘突出是慢性病，并非殴打所致，并出示当时在场的公安人员证词，认为李某无证据证明是公安人员殴打李某。李某认为行政诉讼应由被告举证，其只要出示伤情即可。法院曾委托鉴定，鉴定部门无法作出颈椎间盘突出是或不是外伤所致的肯定性结论。
法官的推理和处置法官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安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由如下：
1.公安机关违法行政致伤李某的可能性推定。李某是在被公安人员带去讯问的当天下午即感觉不适，脖子不能动，且医院有“颈部挫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的证明，这些情况都表明存在公安机关违法行政致伤李某的可能性；
2.不排除李某伤（病）并非由公安机关违法行政所致的可能性。由于李某住院治疗是因颈椎间盘突出，但颈椎间盘突出一般是一种慢性病，它有可能是李某本身就有这种病，碰巧此时发作。由于原告未对此举证，被告又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所以无法查清。
3.公安机关负举证责任，未很好履行即败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在行政执法中，公民和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李某为何颈部挫伤、颈椎间盘突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只能靠被告举证。而被告举不出李某不是因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政行为致伤的证据，故应承担败诉责任。
举证责任由谁负鉴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事件的终极性争议点在于，公安机关应否承担赔偿义务。可是，这个法律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一个事实认定，即李某是否系公安机关的违法公务行为致伤。为澄清此事实上的疑问，法官需要围绕两个方面的若干证据：其一，公安机关有没有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违法行为；其二，若答案是肯定的，违法行为是否导致李某颈椎间盘突出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法院无法查清。于是问题转化为，诉讼两方当事人究竟哪一方必须提出充足的证据以说服法官支持其主张，否则，该方当事人就要承担最终败诉的后果。这亦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法官在本案中的选择是把举证责任配置到行政机关一方，主要理由有两个：其一，《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其二，行政机关与公民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不平等，李某的伤情只有被告才能提供。暂且不论《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就第二个理由而言，行政机关与公民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不平等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如果由此推论被告负举证责任，这一配置原则岂不成为绝对的？针对行政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不少人认为原告应负担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由被告违法公务引起、损害的程度等。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作出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的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1999年11月2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27条第3项规定，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就是说，根据学理和最高权威的司法解释，本案的原告应对法院所需要的上述两方面证据负担举证责任。如何说学理、司法解释与本案审判实践的这一矛盾？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学理、司法解释和本案的审判实践是否都有值得检讨之处呢？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
任何法制社会所追求的最高价值都是社会秩序的良性稳定。社会秩序的良性稳定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自由地工作、生活并以此享受自己的那份快乐，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冲突和争执。在正常状态下，每个人都应当被推定为是自由的，即不存在对他人特定的责任或义务，谁对这种推定提出挑战，谁就应当提供充分的根据，即负举证责任。通常，对被推定的自由状态提出挑战者所提出的事实是一种积极的事实，即认为他人应对他承担特别义务或责任的一个事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挑战者提出的一个事实存在的主张称为积极性事实主张，把否定这个积极主张的事实存在的主张称作消极性事实主张。那么，最初提出积极性事实主张的人在法律程序中就应承担举证责任，就法律所推定的事实进行争执者，对其主张事实负举证责任，积极性事实如果无特别的推进情形，应认为消极性事实受推定而存在，主张消极性事实主张的人免除举证责任，其举证责任由主张积极性事实的人承担。
提出积极性事实主张的人应当就其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积极性事实持否定意见者就没有任何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如果一个积极性事实主张被充分的证据所证实，如果对积极性事实持否定意见的当事人只能提出简单的否定意见而不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那么败诉的后果将由对积极性事实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从提供反驳证据的必要性及其与诉讼结果的内在联系上看，对积极性事实持否定意见的当事人也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比如说，公安局提出了当事人王五殴打他人、应受拘留处罚的积极性事实，并向法庭提供受害人的陈述、旁观群众的证词及医院诊断证明等充分的证据，这时公安局的举证责任已初步履行，只在王五不能以有力的证据否定公安局提供的证据，王五就要承担败诉后果，王五的这种如不提供证据就要承担败诉后果的责任与公安局的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就要承担败诉后果的责任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也是一种举证责任。
但是，在上述情况下，即使同样为举证责任，提出积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与提出消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不同。提出“王五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这一积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必须提供“充分的”即足以说服人的证据，实际上是一个证明体系，类似于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全称判断，只要他的证据不能达到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构成足以使人信服的证明体系，他的举证责任就没有完成，其积极性事实主张就不能成立，因而应当承担败诉后果而无需对方当事人再承担什么举证责任。但是，如果提出积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形成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明体系，持消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就相应产生了。只是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不同罢了。既然持积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应达到的证明标准是证据充分、令人信服；那么持相反意见的当事人只要打破对方的证明体系，使对方的证据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他的否定积极性事实主张的证明标准就达到了，这个证明标准类似于只要能够证明有一只天鹅是黑的或黄的不是白的，驳倒“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全称判断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说，上述两种举证责任的不同在于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不同，在诉讼中控诉方的证明标准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辩护方的证明标准则只要对控方的指控提出合理的怀疑，起到说明控方的指控没有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的功效，从而使指控不能成立，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由于对积极性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应达到使人信服的证明标准，所以在西方证据法学上把这种举证责任叫“说服责任”；而持消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只限于能够使对方“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不能达到，并以此逼迫持积极性事实主张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推动对事实的证明向深层次发展，所以这种举证责任在西方证据法学上叫“推进责任”。说服责任是对于裁判结论的要求而言的，既是初步的，也是根本的，同时也是推进责任的基础；推进责任对裁判结论而言是关键性的，只要这种责任不再“推进”，裁判结论将根据说服责任的履行情况产生，同时，推进责任也是逼迫对于进一步履行说服责任的内在动力。当然，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均不限于一次或两次完成，而是按照“说服责任-推进责任-说服责任-推进责任……”的循环方式不断向前推进的。可以说，在法律程序中，没有哪一方当事人可以不负举证责任的，除非他愿意接受不利诉讼后果。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被告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的举证责任，就是说服责任。说服责任是推进责任的基础。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关于推进责任的规定，而推进责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实践中根本无法回避的。立法不完善的问题给实践中的法官正确把握千变万化的举证责任带来了很大困难。
三、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谁主张，谁举证”
当前，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之间关系的讨论颇多，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主导观点，即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只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其他问题仍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第三种观点则认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一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体现。下面对三种观点作评价，以阐明笔者观点。
首先，批评“行政诉讼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观点是片面的，其理由如下：1.《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行政机关应对其不作为负举证责任；2.被告为其具体行政行为举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原告还是要负举证责任，否则只能是败诉，诉讼中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移不容否定；3.行政案件立案之前，行政相对人必须负证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之举证责任，否则，原告必然被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4.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如不举证，只能是败诉。
那么，是否可以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解释为：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负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倒置，而其他问题仍遵循这一原则呢？第三种观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案件中，起诉虽然由行政相对人提起，但法院要审查的却不是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具体行政行为是由被告作出的，是被告“主张”的外在表现形式，由被告为之举证正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的体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不同。民事争议中，主张实体请求的一方若被对方拒绝，只能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中，举证责任最初应由实体请求的主张方承担，被主张方提出的是对主张方实体请求的抗辩，此时不承担举证责任。行政争议中，若实体请求由行政相对人提起（包括申请行政机关作为和要求行政赔偿），则情况同于民事诉讼；若实体请求由行政机关提起，行政机关可自行实现其实体主张。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实质上是对被告在行政争议中提出的实体请求的抗辩，被告应首先为其实体请求举证，具体行政行为本来就是行政机关的主张。以上理论借鉴及假设的适用已经表明，“行政诉讼中被告负证责任”的观点是片面的，但与第三种观点的论证过程不同，笔者更倾向于针对具体争议点的具体分析，即深入其个性化的具体情境。例如，第三种观点以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负举证责任为由，批评单一的被告负举证责任模式。可是，正如前文具体分析所示，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和被告都可能负担说服责任。第三种观点把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诉讼过程联系起来，作为分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基础，的确有独到之处。不过，以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是行政机关主张并自行实现其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负责举证，因而在行政诉讼中的主张方和举证方就是行政机关这样的论证是否过于简单？首先，在行政程序中，并非除了申请行政机关作为和要求行政赔偿之外的情形都是由行政机关负担说服责任。这可以参考一下美国法院的判例：“在一个牵涉内陆矿场运营申诉委员会的案件中，该行政机关负责提供表面上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以不安全运营为由下令一家煤矿停业是合理的，但是，证明煤矿运营是安全的责任则由业主承担。在此案中，法院的部分推理是：该煤矿业主最熟悉煤矿的运营情况，在象这样的案件中，对事实有特殊了解的人负担举证责任是适当的。”其次，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诉讼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经历行政程序之后，行政诉讼程序完全是由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所引起的。原告在提起诉讼请求时要求法官认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难道不是一种主张？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反驳行政行为的理由，提出自己的证据要求行政机关考虑，此时他处于抗辩方的境地；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他已经转而处于请求方的地位，行政机关则成为抗辩方。不能否认行政诉讼原告是请求方，其也是在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假如再简单套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几乎是绝对的。但是，由此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我们岂非也可以得出原告要承担举证责任的结论？最后，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为了获得胜诉，都会在诉讼过程中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都必须就此负举证责任。只是在不同的特定争议点上，基于政策和公正的考量，两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轻重不同。
任何一方当事人，只要提出一种事实主张，都至少必须承担推进责任（提证责任），否则其主张被法官或任何有理性人承认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而且总有一方当事人要为其主张承担说服责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于理论发展和法律实务都没有什么重要价值而言，因为我们还是无法弄清：在某个特定争议点上，哪一方当事人只需为其主张的事实承担推进责任，而哪一方当事人必须为其主张的事实承担说服责任？
第4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行政程序理性原则正当性
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学术界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争议。依法行政不仅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受实体法规范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应当根据公正、公平、公开的行政程序行使其权力。从这一意义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乃是目前法治国家建设所面临的一项迫切要求。在实践中，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已经逐步展开，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我国行政程序的改革中，程序理性不论作为一项原则还是相应的程序制度，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不仅仅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而且更主要的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换言之，程序在结构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作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作出决定。因此可以认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
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包括程序原则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K.C.戴维斯曾经指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法律规范的理解，都存在不同程度自由裁量的空间（注：戴维斯教授在他的《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对行政过程中存在自由裁量的语境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的法律途径。参见K.C.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APreliminaryInquiry，UniversityofllinoisPress1969，chpter1.）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行使，就有产生恣意的可能性。（注：SeeRobertE.Goodin，ReasonsforWelfare：ThePoliticalTheoryofWelfareStat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p.p.193～204.）正因为如此，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总是伴随着权力应当理性行使的要求。“福利国家”和积极行政的兴起，使现代国家的行政权，包括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强。自由裁量权的中心是选择，而选择的基础总是与判断相联系，选择与判断又总是以一定的程序进行的。因此通过法律程序的机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性化，对于程序公正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依其“自由裁量”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自由裁量权概括地分为三种。根据罗纳德。德沃金教授的分析：（1）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在作出决定时必须先要对某一事实或状态作出判断的话，（注：See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p.31～32.）这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笔者称之为“判断型自由裁量权”。例如，当某人被要求从一棵果树上摘下“最熟的一个苹果”时，他必须先判断哪一个苹果是最熟的。（2）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可以在某个被准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的话，（注：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32.SeealsoK.C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1972，P.91.）笔者将这种自由裁量权称为“弱选择型自由裁量权”，因为这是一种受特定标准限制的选择。例如，如果某人被要求从树上摘下一个熟苹果，那么他可以在若干个苹果之间进行选择。（3）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选择或判断，（注：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32.）这种自由裁量权可以被称为“强选择型自由裁量权”，因为它没有给出对选择进行限制的任何具体标准。例如，如果某人仅仅被要求从树上摘一个苹果，他实际上可以选择摘任何一个苹果。
以上对自由裁量权种类的简要分析表明，随着对自由裁量中判断和选择之标准的具体化和细致化，我们可以从实体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自由裁量权设定的本来目的就是容许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如果标准越具体，判断与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当标准具体到一定程度时，从逻辑上讲，选择实际上是唯一的。因此，从实体方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尽管是必要和可行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两难。法律程序的控制可以消解这种两难困境。程序允许选择，同时又限制恣意。法律程序可以满足选择理性化的基本要求。（注：从法律程序的结构上看，程序所要限制的是选择的恣意，而非选择本身。法律程序要求程序主持者和程序的参与者通过理性对话、说服和论证而为他们的选择与判断提供证明，从而可以使选择或决定更加合理。在这一过程中，恣意和专横可以得到抑制。关于法律程序促进选择过程理性化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5页。）其最主要的机制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出所作决定的理由；第二，程序在结构上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以下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作扼要探讨。
二、说明理由
当裁判者通过一个程序活动而作出决定时，他应当说明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说明理由的必要性首先可以从决定的实体合理性角度来进行阐释；当某个决定是由一系列的理由而可以从逻辑上得到证明时，决定的实体合理性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说明理由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实体合理性的要求。从法律程序的运作过程看，理性的人们在作出决定之前必然将考虑一系列的事实和法律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决定的理由，如果裁判者在作出决定的程序中没有说明这些理由，人们就可能认为已作出的决定没有理由，缺乏客观和理性的考量，甚至只是权力恣意行使的结果-不论该决定在实体上是否合理。可以想象，假如一个法律程序不要求决定者说明所作决定的理由，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该程序的合理性并进而对公正性丧失信心。
（一）说明理由的意义
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来说，说明理由的核心意义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促使人们建立起对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的信心。具体说，说明理由有以下意义：（1）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因为至少在形式上它表明决定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恣意。人们对这样的程序有理由予以信任。（2）对于那些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来说，说明理由可以使他们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特别是在决定非由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少数人的不同或反对意见更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关于决定形成的必要信息，可以使决定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暴露出来；对主持复审的主体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3）让将要受到决定影响的当事人了解作出该决定的理由，体现了程序公开这一价值，也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尊重。一个针对当事人的、拒绝说明理由的决定等于把人当做客体，而不是可以理性思考的平等的主体。（4）对于裁判者来说，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说明理由，意味着他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必须排斥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理由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机制。（5）对于一个决定来说，说明理由不仅使人们知其然，而且可以使人们知其所以然。人们可以因此而进一步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行为会得到肯定或否定，因而他们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以后的行为。
由此，对于一个程序过程来说，说明理由是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程序体现正义的必要条件之一。英国行政法学者韦德强调，无论如何，如果某个行政决定没有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将很难使这样的决定正当化。（注：H.W.R.Wade，AdministrativeLaw，5thedition，Oxford：ClarendonPress1982，p.p.373～374.）提供了理由的决定固然未必是准确或体现了正义的，但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支持的决定仅仅从形式上看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换言之，由于这样的决定总是更容易与恣意和专断相联系，其正当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二）作为程序公正基本要求的说明理由制度
与程序中立和程序公正等要求不同的是，尽管说明理由的要求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非常重要，当代主要的人权法典以及关于公民权的一系列宪法性规定中，都未直接对此要求加以规定。（注：SeeUntiedNations1966；andEuropeanConventiononTheProtectionofHumanRightsandFundamentalFreedulms，1950.）虽在刑事诉讼中，一系列主要的人权公约都规定被告人必须享有了解权，这意味着作出决定之前，他们有权了解有关的事实和被指控的罪名，他们有权了解针对他们的判决或决定，但知道有关的事实或决定是一回事，知道这些事实和决定是如何被确认和如何产生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只是告知有关的事实和决定；后者则进一步要求告知为何会有这样的事实和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的对抗制审判程序中，特别是在由陪审团作出裁决的刑事诉讼中，并不需要对所作的裁决说明理由；在行政法领域，普通法院也曾经主张：就普通法的要求看，如同法院一样，行政机关并不具有为自己的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一些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为司法或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且自然正义原则也没有说明理由的要求。（注：S.A.deSmith，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Action，4thedition，London：StvensandSons1980，pp.148～149.）在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法院在Rv.GamingBoardforGreatBritain一案中（1970年）仍然认为，该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而作出拒绝向当事人颁发证书的决定时，无需说明理由。（注：SeeR.v.GamingBoardforGreatBritain；ExparteBenaim（1970）2QBat417.）在其后的Breenv.AmalgamatedEngineeringUnion一案中，丹宁爵士坚持：无论何时，只要公平原则要求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就必须对其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他进一步认为，当某项特权被否认时，行政机关无需说明理由；但是如果被影响的客体不是特权而是一项人身、财产或自由权，行政机关必须在作出相关的决定时说明理由。（注：SeeBreenv.AmalgamatedEngineeringUnion，（1971）1QBat175.）在1975年的Pepysv.LondonTransportExecutive一案中，审理该案的上诉法院开始在裁决中声称：“说明理由乃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素之一。”（注：SeePepysv.LondonTransportExecutive，（1971）2QBat191.）在1983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甚至认为：“任何没有说明理由的行政决定都意味着违背了正义的要求，而且构成一项记录中的法律错误。”（注：SeeRv.ImmigrationAppealTrbunal；ExparteKham（1983）2ALLER420AT423.）在美国，学者将制作决定的基础分为两个方面：事实和理由。前者涉及到决定的事实依据，后者主要与法律的适用、对政策的理解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相联系。（注：K.C.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rry1982，p.236.）关于事实，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认为，在制作决定时必须指出该决定所依据的有关事实，乃是一项宪法性要求。（注：PanamaRefiningCo.v.Ryan，293U.S.388，431～432，55S.Ct.241，253（1995）。）但是由于法院自身在作出决定时往往也未能开示有关的事实，因此，对事实的开示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要求。（注：1930年以前，即美国衡平法院规则（FederalEquityRules）修改之前，衡平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并不需要说明有关的事实依据。即使根据现行的规则，法院在对某些案件作出裁决时，也无需说明有关的事实。参见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ny1982，p.319.）尽管如此，不论是法院还是国会的立法都要求行政机关在制作将要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不仅要说明有关的事实依据，而且必须说明理由。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c）项的规定，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必须附有关于“事实、理由、结论以及相应的依据”的说明，除非“某些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注：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ny1982，p.320，326.）但经过修改的标准州行政程序法（MSA）以及大多数州的行政程序法都没有规定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尽管这些法律都要求必须阐明有关的事实。从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系列案件的裁决的态度看，说明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普通法上的程序要求，只要制定法没有与其相反的规定，说明理由的要求就是应当得到满足的。“行政机关对于其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基础应当能够提供清楚的说明和足够的理由支持。这是行政法一项简单的，但却是基本的规则”。（注：SECv.CheneryCorp.，318U.S.80，94，63S.Ct.454，462，（1943）。）
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必须为其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从一定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对行政机关的活动提出了比对法院更高的程序要求。（注：SeeGeoffreyAFlick，NaturalJustice：PrincltplesandPracticalApplication，2ndedltion，Buterworths1984，p.115.）在我看来，之所以对行政程序强调这一要求，乃是因为与法院以及诉讼程序消极的特征不同，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地对相对人行使权力，行政程序因而具有主动性；同时，与法院相比，行政机关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量的大小应当与其所应当受到的制约强度成正比。因此，笔者赞成一些学者的主张：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应当暗示了第三条关于程序正义的自然法原则-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注：SeeD.J.Hewitt，NaturalJustice，Sydney：Butterworths1972，p.10；SeealsoPaulR.Verkuil，Crosscurrent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WilliamandMaryLawReview27，p.p.685～715.）从程序性权利的角度看，这一要求实际上验证了当事人在程序中有了解“充分信息”的权利。很少有哪些程序语境能够有足够的依据对当事人的这种权利予以剥夺或限制，因为，当事人要求对影响到他们利益的决定说明理由的权利，可被认为是体现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注：SeeR.A.Macdonald，JudiclalReviewandProceduralFatrnessinAdministrativeLaw，McGillLawJournal25，p.p.520～564.）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践方面看，行政决定必须说明事实和理由的要求主要是在正式的行政程序中发展起来的。在没有正式听证的非正式程序中，这一要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注：Davis，Administrav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ny1982，p.318.）但事实表明：在非正式程序中，阐明事实和理由的要求往往显得益发重要，因为在非正式程序中更需要对自由载量权的恣意和专断进行制约。假如行政机关对于某个当事人的申请仅仅告知“申请被拒绝了”，但却不需要说明为什么，那么恣意和专断的空间至少在形式上就令人难以接受。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成了一个“黑箱”。因此笔者主张，即使在非正式程序或简易程序中，阐明事实、标准与理由的要求都是不能被“简化”的。
行政机关必须阐明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这是一项程序性要求。至于其所阐明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正确、合理，则主要是实体性问题。因此，对于说明理由的要求来说，是否说明了理由是程序合法性问题；而理由是否合理是实体合理性问题。对于后者，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有权就理由的“合理性”予以审查。这也表明，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不是正义实现的“充要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
三、形式理性
说明理由的程序制度侧重于从实体的标准和依据方面来制约自由裁量权，形式理性则侧重于从形式上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要求通过法律程序而作出的决定至少应当在形式上或逻辑上符合理性的要求。
在法律程序的运作过程中，一些程序制度并不直接要求针对给定的条件应作出何种内容的决定，但它们要求在作出这些决定时在步骤或形式上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例如，在正式程序中，作出决定之前应该进行听证；如果听证不是在作出决定之前而是在其后进行，则不论该决定实体上是否合理，就其形式上看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的程序步骤违背了形式理性的要求。同样，如果对于两个实质上相同的情况作出了不同的处理决定，人们也有理由对产生这些决定的处理过程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实际上，法律程序的结构和步骤安排对于决定的实体内容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往往被称为“形式理性的要素”。（注：DavidLyons，FormalJustice，MoralCommitment，andJudicialPrecedent，1984JuourmalofPhilosophy81，p.582.）这些要素可以被认为是保证法律程序获得“工具理性”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法律程序“理性”价值的基础。为了获得程序理性，笔者以为，程序的操作或设计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1）程序的步骤在运行过程上符合合理的顺序。（2）程序应当能够保证在给定同样的条件时产生相同的结果。在英美对抗制程序中，这一要求包括决定的一致性、遵守先例以及与法律规则的一致。（3）程序的操作应当遵循职业主义原则，主持或操作法律程序的主体应当是合格的。
（一）程序步骤的合理性
程序展开过程在时间上应当遵循合理的顺序，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足以表明，一个理性决定的产生步骤在时间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先后顺序。合理的步骤一方面可以促进结果在实体方面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它们还是对决定产生过程公正合理的形式上的要求。例如，从作出决定的过程看，收集和阐述事实、证据及理由的程序步骤应当在制作决定的步骤之前进行；如果先有决定，再阐述事实和理由，不论这一决定多么正确，也不论所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多么客观全面，这一作出决定之过程的公正性仍然应当受到挑战，因为按照这样的方式所作出的决定就给人一种恣意和专断的印象。
（二）一致性
在给定的条件或前提相同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程序而产生的结果应当是相同的。为了保证一致性，英美法系的传统中产生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遵守先例等原则。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决定，从形式上看就是违背理性的。遵守先例的要求也可以类似地得到说明。但遵守一致性原则只是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符合了这些要求的决定或结果实体上就是合理的。有时候，所遵循的先例可能是错误的，遵守先例则意味着重复错误；有时候作出决定的机关对具备同样情况的当事人作出相同的处理，但可能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一致性的要求与程序正义的其它要求一样，只是法律程序获得理性的必要条件。
从法律角度讲，一致性的要求主要是通过一种类似“作茧自缚”的效应而防止权力行使中的恣意。从个体的道德权利角度讲，有些学者认为，一致性原则是个体应当享有的“平等对待权”的要求，因为对同样情况下的不同处理将会导致对个体的区别和歧视，导致不平等和不公平。（注：RichardPierce，SidneySharpiro，andPaulVerkuil，AdministrativeLawandProcess，NewYork：FoundationPress1979，p.127.）美国学者戴维斯在其《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也指出，假如X和Y的情况是相同的，而行政机关要求X交税，Y却不用交税，那么与Y相比较而言，X显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虽然行政机关要求X和Y都必须交税，但要求X比Y交得更多，X同样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注：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APreliminaryInquiry，UniversityofminoisPress1969，p.p.167～168.）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公正与否似乎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而被感受到。有的学者由此而提出了“比较的正义”这一概念，认为其基本要求就是对同样情况应当给予平等对待。（注；SeeM.D.Balyes，ProceduralJustice：AllocatingtoIndividuals，KluwerAcademicPublichers，pp.92～94.但是应当注意，对“比较的正义”这一概念，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一个被指控的刑事被告人可以以他的同犯逍遥法外为理由而认为对他的指控不符合正义吗？一个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X可以以与他情况相同的Y没有纳税而指责对其征税的行为不符合正义吗？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道德上看，强调“比较的正义”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将鼓励人性中“贪婪和妒嫉”等弱点，SeeJohnE.Coon，Consistency，1987CaliforniaLawReview75，p.p.59～133.）
在行政法领域，遵循一致性的要求尽管是制约自由裁量权的一项原则，但由于行政活动不能没有必要的灵活性，因此对这一原则不能作僵化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法对一致性、遵守先例等原则一般都有比较灵活的规定。从美国的情况看，对于复数以上的明显相同的情况，行政机关要么予以同样的对待，要么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别。（注：SeeContractorsTransportationCorporationv.UnitedStates，537F2d1160（4thCir.1976）。）如果行政机关对同样情况没有进行同样的对待，或对不同情况同样对待，但却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一个决定可能会被认为“滥用自由裁量权”而被法院撤销。（注：SeeDelMundov.Rosenberg，341F.Supp345（C.D.Cal，1972）。）遵守先例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紧密相关，因为遵守先例实际上意味着一致性原则在时间上的体现-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相同的情况同样对待。美国标准州行政程序法规定，除非行政机关能够给出“事实和理由”表明不遵守先例是“公平与理性的”，否则应当遵守先例。（注：MSA5-116（c）（8）（Ⅲ）。从理论上讲，遵守先例原则也将可能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如果被遵守的先例是错误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例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要求等，在这些情况下，一味地遵守先例可能意味着法律的保守和僵化。但是，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然认为遵守先例还是有其不可否认的意义。他们争辩道：（1）遵守先例可以保证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predictablity）；（2）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经验来处理当下的事情；（3）遵守先例符合效率的要求；（4）遵守先例可以促使法律的一致性（coherenceorconsistency）。参见DavidLyons，Formal，JusticeandJudicialPrecedent，1985VanderbiltLawReview38，p.p.495～512.）
（三）职业主义原则
程序理性的另一个要求是程序应当体现职业主义原则。虽然职业主义原则与控制自由裁量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程序理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并非毫无关系。首先，职业主义意味着专业化，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言，专业化的程序操作者比外行更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如此。无论是税率的确定还是对交通事故中责任的区分，专家的意见都更为中肯。其次，职业主义原则有助于保证决定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对于相同情况的判断以及丰富的职业经验都是非职业的程序操作者无法比拟的。
四、结论与建议
第5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财税政策的支持重点
已实施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如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0个国债项目中，辽宁省的52个项目都是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基地两个主题，总投资442亿元；2003年国家还启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60个项目，总投资56亿元，截至2004年底，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贴息资金8亿元，安排东北高新技术项目118项。毫无疑问，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拉动东北经济的增长点，东北经济的腾飞要靠这些优势项目来带动。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从长期着眼，还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瓶颈问题，以便从根本上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具体来说，新一轮的财税扶持项目应更加侧重以下领域：1.减轻企业与地方的历史包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由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高，形成时间长，这种调整需要非常高的体制转型成本，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以帮助企业减轻或甩掉历史包袱。为此，建议国家设立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基金，专项用于东北地区衰退产业的退出、接续产业的培育，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渠道。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与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紧密相关，且形势依然严峻。以吉林省为例，到2002年末，全省下岗失业人员累计超过100万人，全省离退休人员105万人，每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自然缺口近30亿元，全省城镇纳入动态管理的“低保”对象149.7万人。未来5年城镇约有230万下岗失业人员和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约有200万富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另外，东北地区的失业保险金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对东北地区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解决社会保障支出缺口巨大的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为振兴东北创造良好的环境。
3.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化工业的基地，过去一直没有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产粗放、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大平原的黑土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2／3的耕地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黑土层已由原来的60厘米～70厘米厚减到30厘米左右；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辽宁中部城市群地区，钢铁、冶金、采矿、石油化工等产业集中，长期以来“三废”治理的欠账较大，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城市和工业废水大量流入农业地区，使一些农业土地受到严重污染；而在约占东北大平原面积1／3的西部，与科尔沁沙地相邻接，生态环境脆弱，分布有总面积达200万公顷的风沙土，320万公顷草场已有80％以上的面积严重退化；还有，因大规模农业开垦，使东北大平原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湿地的生物种类已减少了25％。因此在财税政策上，除了扩大国家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规模，还可在东北开征生态税收，以配合财政政策，调整产业布局。
三、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策略
我国实施了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和潜在风险。在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需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考虑的问题
1.国债资金的投资效率。由于国债资金配置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需防止预算软约束在国债资金的安排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如由于国债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按时开工和竣工而造成国债资金闲置；或者由于国债项目设计、施工出现严重失误，致使工程量大增，拖延工期或形成半拉子工程等失误浪费现象。
2.对民间资本的挤压效应。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缺乏市场活力。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大体上占企业总数的70％左右。前期振兴东北的国债项目主要是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扶持，这就有可能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压效应，而民营经济比重过低，会导致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3.经济结构矛盾。东北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主要有二：其一，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性失衡。不同行业、地区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在拉大。1998年以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没有实质性增长，农村和林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其二，地区经济发展仍不均衡。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国债项目的安排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使得区域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
4.国际成功经验的借鉴。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础（辽宁起始于1894年的京沈铁路时期；黑龙江起始于抗美援朝辽宁省北迁项目及“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吉林起始于“一五”时期国家的9个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是以资源为依托形成的重工业格局，其特点与德国的煤炭主产区鲁尔区和法国的铁矿主产区洛林区有相似之处，都是依托自然资源兴起的老工业区。鲁尔与洛林的振兴均借助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如法国政府对洛林地区实行3万法郎以上的生产性新设备投资给予30％的补贴、服务性设备给予20％的补贴等，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二）有效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的策略
为了能够避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我们总结了两条策略性主张，以求能够更有效地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1.建立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均在中央和省一级进行，对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东北地区不但整体上较东南沿海地区落后，而且在一个省内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在这种客观现实条件下，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分税制的不断完善，建立完整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就显得非常迫切。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在考虑本省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财政管理体制目标范围内，尽量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相协调。
2.政府投资引导民间资本。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政府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先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落后地区。落后地区的多数基础设施投资只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属于纯公共物品。对此，政府投资虽是必要的，但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不但可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还可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3.试行区域性生态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计税依据的确定上，均以价值决定理论为基础，没有将资源品开采过程中的生态价值折损纳入计税依据。资源品尤其是初级资源品的销售价格在进入市场时，其价格决定均取决于供需状况。导致资源主产区一方面产品低价外销；另一方面生态状况急剧恶化，又得不到及时弥补。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支持，可考虑配合税收制度改革，调整税收管理体制，在资源品主产区进行生态型税收制度的试点，以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为基础，按照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将生态价值折损量量化计入计税依据，税收收入定向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治理。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杨君昌《对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启示》，《当代财经》2002年第1期。
（3）安体富、王海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政策取向》，《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第6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重庆市将行政失信要给补偿等问题纳入政府信用建设，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正当期待原则。正当期待原则是禁止突兀地改变已经生效的法律规则，要求在撤销或者变更行政决定之前进行恰当的利益衡量，并给予必要的补偿。
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剂，决定了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这被奉为民法学中的“帝王条款”，也为一切市场经济的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的道德标准。当政府在市场经济之中出现，建设其信用体制，那么它也是民法主体-法人，也需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
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中，引入信任机制的作用，也同样十分必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相对于势单力薄的一个个散落于岛屿上的、缺乏足够集体行动和交涉能力的公民而言，政府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技术和信息，富有相对充裕的资源，相对低廉的成本。因此公民会对政府的行为存在某种信赖，正因如此，政府失信，则会破坏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与协作关系，动摇法治政府的根基。因此，强调政府守信，打造诚信政府，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第7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最基本要求，行政许可行为也不例外。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责任分为两种：一是撤销的责任，二是补救的责任。所谓撤销的责任是指行政机关有义务撤销违法的许可，恢复到许可以前的状态。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违法发放、变更许可行为而言的。当行政机关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给予许可后，申请人取得了不应当取得的许可，就可能会给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和威胁，如果不及时纠正，必定会违背许可的目的。所以，行政机关一旦发现行政许可行为违法，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应当撤销该项违法的许可行为。当行政机关违法变更了一项合法的许可，导致他人利益遭受损失时，行政机关也有义务加以及时纠正。撤销责任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依法行政原则。根据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原则，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必须承担纠正的责任，使之恢复到许可之前的状态。例如，行政机关对于不符合生产条件的申请人发放了药品生产许可证，如果不加以纠正，许可证持有人就会根据许可的权利生产不符合条件的药品，必然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所以，只要行政许可行为是违法实施的，不管是程序违法还是实体违法，不管是相对人违法还是行政机关违法导致的许可结果，许可机关都必须撤销。如果许可机关不撤销其违法行为，上级机关有权撤销。作为许可行为利害关系人的第三人也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撤销违法的许可行为。如果在违法的行政许可行为没有特定的受害人，那么，代表公益的其他国家机关，如检察院也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撤销其违法的许可行为。撤销的途径可以是行政机关的自行撤销，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予以撤销，还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途径予以撤销。撤销的具体方式可以是：撤销、许可证照，撤销违法的变更、废止、核准、备案、登记等行为，确认某项许可行为无效或者违法，收回已经发放的许可文件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行政许可行为都可以直接予以撤销。因为撤销的责任不仅受依法行政原则支配，同时也受信赖保护原则支配。特别是当撤销涉及违法授益行为时，必然会给受益人造成一定财产损失，所以要求行政机关在“不违反信赖保护时，行政机关始得向后撤销之。如果行政行为的受益人因信赖该行为已就其生活关系作成持续二无法更改之转变时，向后之撤销亦非所许。”因此，违法的许可行为是否必须全部撤销要在权衡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以及不撤销行政行为会给公共利益造成何种影响两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许可的另外一项责任是补救责任，可以理解为补偿受害者责任。该项责任受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支配。如果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导致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决定是否撤销该行为，如果撤销，必须对受益人由于信赖该行为的合法存在而产生的利益加以补偿。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行政许可的补救责任呢？又如何承担这种责任呢？通常情况下，谁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就应当由谁承担违法许可行为造成的损害。如果是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实施的违法许可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益遭受不当损失的，当然应当由城建部门给予补偿。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的标准则应根据违法的种类和过错的程度以及相对人是否存在故意等具体情形判断。为了进一步阐明行政机关违法许可的责任问题有必要对下列问题加以认真研究。
二、行政许可违法的形态
（一）行政机关无权限许可的责任
行政机关享有的许可权与其他权力一样都必须来自法律的授予，未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得实施任何许可。但是，当行政机关对自身权限的认识发生偏差而实施了法律并未授权的许可行为时，行政机关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呢？首先，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纠正责任，即撤销违法的许可行为或者确认该项许可为无权限的无效许可。其次，许可机关还应当承担善后责任，即补偿无过错的申请人由于获得许可或者失去无效许可遭受的损失。例如，城市市容监察大队并无临时建筑搭建的许可权，但是，当相对人对市容监察大队提起申请后，监察大队作出许可决定，允许申请人搭建临时建筑。很显然，按照职权法定原则，这是一项无效的许可行为，对政府机关并不应该产生任何约束力。但是，作为许可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并不一定十分了解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工，申请人本身并无过错获得许可而产生的利益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对自己实施的无权限许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如果申请人对于许可权限有了解的情形下，即明知行政机关无许可权故意提出许可申请的，因此获得许可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例如，申请人明知开办餐馆应向食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但故意向当地基层政府如乡政府提出，此种情形下获得的许可属于申请人有过错的无权限许可，行政机关不承担责任。
（二）行政机关越权许可的责任
行政机关实施许可行为还必须遵守职权法定原则和不得越权原则。任何行政许可机关都必须在自己的许可权限范围内实施许可行为，对于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许可事项，不得实施许可行为。如果行政机关超越权限实施许可行为，那么，该越权行为当然属于违法行为，应予撤销或者宣告无效，这也是纠正违法越权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作为许可行为相对人的被许可人，在获得许可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利益，如果行政机关纠正其违法的许可行为必然给受益人造成损失。例如，受益人已经开始修建被许可的设施，已经从事受到许可的某种活动并且收取利益。当许可被撤销后，受益人的这些利益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未来的某种利益也将受到影响。所以，行政机关的越权许可虽然违法，但是否能够就此承担纠正责任，撤销已经实施的许可，还必须考虑相对人的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和撤销带来的公共利益熟轻熟重，当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大于撤销的公益时，许可不得撤销。当信赖利益小于撤销行政行为获得的公益时，可以撤销许可但应对收益人给予补偿。如果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不值得保护时，行政机关可以撤销许可，不必补偿。
（三）行政机关违反程序实施许可的责任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许可的行为有多种，除了以上涉及的无权限和越权许可之外，还存在一种程序违法的许可。程序违法的许可是指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要件，如违反法定时限实施的许可、省略、颠倒行政步骤的许可、形式要件不足的许可、缺少程序要求的许可等等。由于程序违法的许可对行政行为的实体结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行政机关对此类违法许可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如果程序违法对实体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也就是程序可以补正和治愈的，那么，并不发生行政机关纠正的责任。收益人获得的许可也并不因此撤销，故也不存在善后补偿的责任。“补正和治愈内容上限于特定的程序违法，即申请手续、说明行政行为的理由、参加人听证、委员会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参与等”。如果程序严重违法足以导致实体违法的，行政机关必须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纠正违法实施的许可行为，即撤销违法的许可行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所有的许可决定都必须撤销，许可的受益人是否能够对许可被撤销后产生的损害要求补偿，仍然要视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许可后的公共利益的轻重而定。
（四）违法许可行为的撤销期限
对于违法的许可行为，行政机关有权随时予以撤销。但是，考虑到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即刻产生行政法效力，对相对人和其他人都有约束力，为了避免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安状况，作出许可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行为。按照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4项的规定，行政机关知道有构成撤销的理由的事实后，应在1年内撤销之。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也应于行政机关告知后1年内提出。如果违法行政行为是由于当事人的诈欺、胁迫或者贿赂作出的，行政机关的撤销不受1年期限的限制。
三、撤销许可情形下的补偿请求权
（一）被许可人的补偿请求权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撤销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后，因此遭受损害的行政许可的受领人即被许可人是否有权获得补偿呢？按照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收益人当然享有补偿请求权。但是，如果受益人在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作成负有责任的话，即行政许可的违法性，在客观上可归责于受益人，或受益人知道且预见到该项许可将被撤销的话，他将丧失补偿请求权。如果被许可人以诈欺、胁迫或者贿赂的方法使得行政机关实施许可行为的，该许可被撤销后，遭受损害的被许可人无权请求行政机关给予补偿。如果被许可人对重要事项提供不正确资料或者进行了不完全陈述，致使行政机关依照该资料或者陈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被许可人也没有补偿请求权。但是，如果被许可人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促成的，例如申请表格有错误，对问题有错误的诱导，致使被许可人作出错误说明的，被申请人仍然享有补偿请求权。如果被许可人明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的，也不享有补偿请求权。例如，房产证持有人在申请办理房产证时弄虚作假，伪造了有关文件，致使房产管理机关向其颁发了房产证，房产管理机关发现后撤销了该房产证，此时，作为行政许可行为的受益人虽然遭受了损害，但由于许可行为的违法性归责于被许可人本人，所以他不享有补偿请求权。
（二）第三人的补偿请求权
许可行为中，存在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即“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此种行为的“规制内容，不仅对相对人产生授益或加负担之效果，并且同时对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产生影响”。此类行为涉及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三极”的法律关系，故行政机关实施此类许可行为时，不仅要对被许可人负责，而且还要对第三人负责。例如，行政机关核法建筑许可时，建设许可证的申请人是相对人，相邻人就是该许可行为的第三人。如果行政机关应相对人的申请核发变更该许可，虽然相对人因此收益，但第三人的的合法利益可能受损，此种情形下，第三人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救济撤销该许可。但是，如果因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相对人的个人利益，该许可未能被撤销，那么就应当由行政机关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对第三人遭受的损失给予补偿。又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车辆交易行为负责审批和登记，如果车辆交易的卖方通过伪造相关文件的方式取得汽车交易的核准文件并把其盗窃来的脏车卖给另外一方，那么，作为买主的一方虽然不是汽车交易过户登记的申请人，但应当享有撤销登记后损失的补偿请求权。依据担保法规定，债务人以土地使用权、厂房、林木、运输工具及企业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必须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是登记行为的申请人，登记机关是实施登记行为的行政机关，如果登记机关撤销其违法登记行为，有可能损害第三人即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也应当赋予登记行为的第三人即抵押权人以补偿请求权。在抵押登记行为中，登记部门的违法过错类型通常有以下几种：强行为抵押合同的当事人设定抵押期限；登记内容出现差错；抵押人与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互相串通，进行欺诈或者虚假登记等。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对于违法和错误的登记行为必须予以撤销，但是，撤销或者变更该登记行为只能纠正该违法行为，并不能弥补第三人（抵押权人）的损失。所以，应当给予抵押权人一定的补偿。有人认为，如果错误或者违法的抵押登记行为归责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即抵押人，那么，抵押权人的损失应当由抵押人承担，而非登记部门承担。事实上，登记部门与抵押人、抵押权人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不同的。许可登记部门实施许可登记行为时负有注意的义务，如果未尽到该义务而许可了不该许可的事项，当然要对因此遭受损害的受益人或者第三人承担责任。特别对没有过错的第三人而言，撤销登记的行为必然使其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抵押人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抵押权人因为相信了登记部门行为的合法性造成的，所以，应当由登记部门承担抵押权人的损失。当然，抵押人并不需要直接就登记的合法性向抵押权人承担责任，但应当就其在抵押中的诈欺、伪造行为向登记部门承担责任，并且因此丧失信赖保护请求权。
（三）补偿的标准
行政机关撤销或者不撤销违法的许可行为，都有可能造成相关人的财产损失。对于这类损失，行政机关应当按照信赖保护利益的原则决定是否给予补偿。至于按照何种标准给予补偿则取决于损害的程度和法定的标准。按照台湾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撤销给付裁决以外的其他授益行政行为时，所应给予的补偿，是用于填补当事人因信任该行政行为的存在，而发生的财产上的不利益损失。对当事人的补偿，不得超过因行政行为的存续所能有的利益。因此，只补偿所谓的“消极利益”或“信赖利益”，至于“积极利益”或“履行利益”，则构成补偿的最高限额。例如，城建部门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核法了建筑许可证，后因该证违法而予以撤销。如果稀客证持有人对该行为具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应当给予补偿。补偿的范围，则应视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否已经开始建设或者已经完工，以及支付的规划费、与客户解约的费用和建设费用而定。但开发公司不得要求补偿该项目完成后可得的利益。又如，抵押人以500万元的自有设备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并通过抵押登记部门登记，如果抵押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与抵押人恶意串通，将他人的财产作为抵押物登记在抵押人名下，后登记部门撤销登记，最终导致银行无法收回贷款又难以实现抵押权时，登记部门应当承担何种损失？我们认为，抵押登记部门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即抵押人应当与登记部门共同对抵押权人的损失予以补偿。如果登记部门的错误登记行为完全是由登记部门自己的过错造成的，那么，登记部门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如果错误登记完全归责于抵押人，那么，登记部门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8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价值的追求的。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规时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适用规则。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对社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了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果，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同利益客体的特别法都对该行为竞相适用，而同时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的现象。笔者称之为法律法规适用的竞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明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次以上处罚（此处亦可表现为几份处罚，但处罚之间肯定会出现时间上的先后、客观上的表现也是次序不同）”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三、《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都有处罚权、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由谁处罚、是否排斥相同的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呢？例如司机王某运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车辆超载并处以罚金。后途经B省又被当地路政管理部门以超载为由处以罚金。最后进入C省境内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理部门的相同理由依据的第三次处罚。王某若以《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抗辩之，达到的答辩可能是“他主体的处罚并不代表本主体的处罚。本主体只要不对你进行第二次处罚便不违犯该原则。”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门与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均以行政主体身份进行行政规制、行政管理。其主体资格是法定的。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本主体”的理由进行抗辩似乎有其逻辑、法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广泛的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先且不论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但单凭“一事不再罚”似乎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够细致等客观因素，也有争夺部门利益方面的主观因素，笔者在此试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提出解决办法。
一、对于前述第一项“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处罚主体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引起重视，进而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一权多授”、“多部门授权”，从而在立法设计上防止、杜绝此种不符合立法科学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以依照以下三个原则来解决。
1、专职部门优于一般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现代行政的复杂性、专门性、技术性特点。由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处罚更有利于行为性质的认定、违法行为后果的确认与处罚幅度的统一性与科学性。
2、层级低的部门优于层级高的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布面较广，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便利于当事人依事后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管辖、处理与裁判。
3、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几个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情形都整理规范归结到由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几个机关组成的联合执法机构以共同名义做出处罚决定。此方法可以作为上述两个原则的补充。适用解决几个专门职能部门之间、几个一般职能部门之间、几个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确定的问题。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现实中较难操作，要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此种冲突的情形一一整理规范、再由法律规定授权联合执法机构处理，实践中将会导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负担与行政人员编制膨胀等弊端，所以只仅仅应局限作为上述1、2两个原则的补充。
行政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一事不再罚”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提出的定义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但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在处罚主体的唯一性确定上还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认理解为“同一行政主体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体‘依法’同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则是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这就成了规避这一原则的“合法”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表述也不是十分严密的。
二、对于前述第二项“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律法规过程中的法律法规适用竞合冲突未能提供合适的冲突规则的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之所以会有两个以上法规、规章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这一行为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法规、规章的日益增加、规定日益细密，这一行为被处罚的次数将不断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引用1)。”这种几个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罚”的要求，但行政处罚所体现的是行政相对人在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后所应依法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责任，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不同于有的刑事犯罪中还需负担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既然只是一种责任形式，那就必须只能承担一种责任后果。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可以同时处以几个不同的行政处罚，这无疑就给相对人设定了过重的不合理的法律责任负担；与此同时，法律的行为规范指引性与责任后果的唯一确定性将被牺牲，稳定性的存亡也会取决于执法主体的意念之间。这就明显是有悖于行政法治的行为规范、可预见性、稳定性等基本价值要求的。所以这个法律法规适用竞合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此，笔者试给出几个冲突规则：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则。这是法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这一原则的原因与意义笔者在此不加累述。
2、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管理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新法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把握、定性、调整的立法意图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理念。从而实现行政管理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与积极性，也有利于相对人对处罚理由、处罚依据、处罚方式与责任形式的接受与认识，避免出现使用过时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导致相对人的逆反心理，导致降低行政效率与增加行政成本负担。
3、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轻的形式优于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重的形式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只是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惩戒两重性的手段，处罚不是目的，令相对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是目的。站在受处罚的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受到行政处罚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种不利的后果，责任形式、法律后果的轻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会影响、关系到相对人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与接受程度。所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负担并不见得是绝对必要的。而站在行政处罚主体的角度而言，对相对人有意识、有选择地适用制裁后果较轻的行政处罚形式，将无疑更能体现行政执法、行政法治中“寓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将会更容易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管理--反馈与意见的传达与接受，有利于相对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有助行政管理的顺畅运行与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
4、绝对禁止同时对一行为适用多法、多种处罚的原则。同时适用多法、给予多种行政处罚的不利后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论述。必须在行政处罚制度中强调这一原则，以免因为行政主体故意或过失导致此种情形的出现。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适用上述三项冲突规则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后，行政主体应有义务对相对人进行告知教育，使相对人了解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关系造成的多种危害与在法律上的多种不利后果。从而在今后的行为中能提起应有的注意，不致再违反他法而再受他种处罚。
三、对于《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个法理问题需要明晰。举上述王某运输西瓜的案例。对其进行处罚的A、B、C三省路政管理部门都是合法、有权的、互无隶属关系的三个独立行政主体。他们三者的处罚行为似乎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主体名义做出了“合法”的“一次”处罚，虽然理由依据是一样的。然而这样真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吗？笔者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三个互不隶属的不同行政主体他们行政权均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均源属于一个根本的主体--国家，而他们都只是国家设立在不同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代表机构。因此，这三个形似独立的主体其实质是一体的。
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适用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规，而正是这套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他们“一事不再罚”。也就是说，相对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适用这套法律法规承担了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他们从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均应予以确认与保护，而不能无视其他行政主体据此做出的处罚决定而冒违反“一事不再罚”之大不韪再次进行处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与背离行政法制统一性要求的。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考察，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法规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有绝对义务接受的，因为这种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要求与调整，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与体现，是由处罚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做出的规制性的国家行为。而如果允许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对同一行为进行多次处罚，就会使相对人产生“究竟哪一个处罚机关才代表国家？是不是一个处罚机关代表一个‘国家’？各个处罚机关是否各自代表‘各自’的‘国家’？”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问是对国家（对外最高代表权、对内最高统治权）、行政权统一的疑问，其政治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会造成相对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代表的唯一性等问题的认识混乱，甚至会让相对人产生国家对内表现形式之一的统一行政权被行政执法机关故意割裂的认识，这对国家的统一、行政法制的统一、行政法制建设的破坏性无疑是致命的。
行政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因为地方利益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种获利机制，我们更不能认同“雁过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理是一个国家对公共秩序的要求、调整、规范，而不是某些人、某些机关牟利的机制。处理这个《行政处罚法》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的问题，不是应该设计出什么解决原则、方法机制的问题，基于上述这个问题的重大危害性，应该在《行政处罚法》中予以明令禁止，只一律承认肯定首次处罚的唯一合法性并赋予相对人对二次处罚的积极抗辩权，以维护法制的整体统一性，制止滥用权力、争夺利益乱法的不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必要与科学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追求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还须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以期尽识其真义，从而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引用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5-206页
主要参考书目：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第一版
2、《行政法学》王连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第9篇：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将民诉中的证明责任概念引入刑诉，以从证明责任角度来加深司法工作人员对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理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孕育保障人权理念。为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把握疑罪从无原则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上的概念，是指当双方当事人穷尽一切手段都无法说明某一个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从而使得法官无法基于现有证据对该案件事实作出内心确信时，得判决主张对己有利事实之当事人承担该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之证明责任，即承担不利后果之责任，或说败诉责任。也就是说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超出法官自由心证范围时，就进入了证明责任的领域内。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有各自作用的范围。正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存在，民事诉讼才得以获得民众普遍认可的公正，尽管这种公正也许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但是程序公正为当事人提供了公平的对抗平台，提供了有效的救济手段，而败诉是当事人自己未能有效攻击防御的结果，在情感上败诉当事人虽有不甘，但也是能够接受的。从而平复了业已破坏的社会秩序。
在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又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则称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又包含主张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法院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根据法律预设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裁判的法律规范，对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判决具有实质意义。它是由法律预先分配的，是不可转移的，具有指导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为法院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提供裁判依据的作用。英美法系证据法又称之为“说服责任”，即任何主张争议事实的当事人，不能以充分的证据说服陪审团和法官，或者争执的结果真伪不明，便承担败诉的风险。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都必须用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可信性和诉讼行为的正当性。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根据诉讼进行的情况动态分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动态转换。它具有引导案件事实的证明不断深入的功能。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又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或“推进责任”。
现在我们把证明责任的分配引入刑事诉讼中来讨论：我们都知道刑事诉讼是一个追究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其中有一项现代各国基本都已确立的原则被告人不得自证无罪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被告人判处刑罚，那么控诉机关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对被告人之指控是真实可信的，否则就应当对被告人作无罪判决。而不得要求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的罪行，更不能为获得被告人之口供而刑讯逼供。基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之分配是绝对的不一样的。民事诉讼行为意义上证明责任之分配是动态的在当事人之间转换的，而刑事诉讼中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则完全由控诉机关来承担。具体到案件中就是对于被告人的各项犯罪指控都是由控诉机关提出并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证明。所以从推进诉讼进程，引导案件事实证明不断深入这点上，其责任几乎都在控诉机关身上。所以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不存在民事诉讼中所谓的动态的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控诉机关承担的是绝对的诉讼程序推进责任。我们知道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包含主张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两部分的，在刑事诉讼具体案件中主张责任就是控诉机关对被告人之犯罪指控或说指控罪名的提出。而后控诉机关必须围绕其所指控之罪名提出充分证据来证实被告人确实犯该罪。那么控诉机关必须提出哪些事实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民事诉讼的情况。在民事诉讼中将各种实体法律规范划分为请求权规范和对立规范。对立规范又分为权利妨碍规范、权利受制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是阻止权利的生效，比如合同双方其中一方无行为能力，后又未被监护人追认。此时主张无行为能力就是主张一个妨碍规范。权利受制规范是指阻止权利的行使，比如同时履行抗辩、不安履行抗辩等。权利消灭规范是指权利被消灭已经不存在。比如债务履行而消灭债权。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主张权利的人必须证明权利形成规范要件事实的存在，即对此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针对此权利进行抗辩提出妨碍规范、受制规范和消灭规范之当事人则必须对其提出的以上三种规范承担证明责任，也即当以上规范要件事实无法证明时其要承担败诉的责任。那么在刑法中是否存在法律规范的如此划分呢？我认为是存在的。具体罪名之犯罪构成要件即可看作是刑罚权规范（类似权利形成规范）；而刑法规定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行为违法性之规范则为权利妨碍规范；刑事追诉时效则为权利消灭规范，即一旦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就不再予以追究，刑罚权消灭。但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之根本不同，在于后者对基本规范要件事实（权利形成规范）与对立规范之证明责任分配给双方当事人分别承担，而前者无论是基本规范还是对立规范都由控诉方承担。也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不仅要证明被告人行为符合具体罪名之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而且还要证明其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权利妨碍规范）和未过追诉时效（权利消灭规范）。这一点恰是与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一致的。因此我们得出的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结论是：对于基本规范和对立规范之案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均分配给控诉机关，当这些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则由控诉机关承担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